作者：干天全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03期
中国古代寓言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在世界寓言史上也有显著地位。中国、希腊和印度被世界文坛公认为寓言的三大发祥地。
自先秦到清末，有许多寓言作品问世并产生深刻的影响。但被今人称为“先秦寓言”的一大批作品，在当时既没有独立成篇的作品存在，也没有“寓言”这种专门文体和称谓。“先秦寓言”于先秦“诸子散文”是一种寄生关系，“先秦寓言”仅是诸子散文中进行说理论辩的例证。最早出现在《庄子·寓言》中的“寓言”一词，仅指文章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释文》：“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庄子所说的“寓言”，是假托别人所说的话，即寄托之言。目的是为了取得十言九信的效果。庄子并没有将“寓言”视为一种文章体裁，也没意识到“寓言”是可以发展为一种独立成篇的文章体裁。然而，《庄子》中大量“藉外论之”的“寓言”就其本身的内容及特征来看，已是今人所称谓的寓言，如《鲲鹏与斥》、《庖丁解牛》、《东施效矉》、《埳井之蛙》等等。
纵观两千多年来的文学作品，寓言虽然客观存在，但从先秦到清末，寓言都不是以寓言的称谓出现的。《韩非子》大量的寓言被集中在《说林》和《储说》里，称之为“说”。刘向在《别录》里称“寓言”为“偶言”，认为“偶言者，作人姓名，便相与语”。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把“一鸣惊人”、“海大鱼”等寓言归进“谐隐”一类，将“愚公移山”归于“踳駮”类中，在他看来，“寓言”当为“谲譬以指事”的“隐言”。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将古印度佛教经典中的寓言翻译为“譬喻”，如《百喻经》、《杂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等等。唐宋及以后历代的寓言，也多被作者名之为“说”、“戒”、“言”等等。《伊索寓言》在明末传入中国时，其译本被称为《况义》。历代寓言不仅没有统一的称谓，作为独立的文学品种也为时较晚。唐以前的寓言都夹杂在散文、笔记和其它典籍之中，到柳宗元写出《三戒》，中国寓言史上才第一次出现自标篇名、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而作者及时人仍未将《三戒》称之为寓言。唐代及唐以后历代寓言作品，也依然有不少融合在其他体裁的文章中。中国古代只有一部以寓言称之的书，那就是唐代张太玄的《平台百一寓言》三卷。此书在《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上都有记载，但可惜早已失传，是否为今人所谓的寓言，已无据可考。今天还能见到的最早寓言专集当属《艾子杂说》，此书被前人题为苏轼所撰。此书也未被冠以寓言之名。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古人未曾为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统一定名，并确定其概念，这就自然影响到文人对寓言的归类结集。从先秦到清代竟没有一本断代的或跨代的寓言专集，更没有一部寓言专史或一部寓言专论。直到1917年，才出现中国古代寓言的最早选本《中国寓言（初编）》，此书为茅盾（沈德鸿）先生编辑，内容仅限秦汉时代的寓言。在中国，把历代名称繁多的寓言作品统一名为寓言，其时当不会早于本世纪初。我国第一部研究寓言的专著《中国寓言研究》（胡怀琛著），是在1930年才出版的，第一部寓言专史《中国古代寓言史》（陈蒲清先生著），则出现在本世纪80年代初。
寓言称谓的确立及主体的定位、寓言作品的集成、寓言史的梳理、寓言理论的研究，比起寓言的产生和成熟都大大滞后，这对后世辨识、钩沉和整理古代寓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从本世纪已整理出版的断代寓言专集和历代寓言总集来看，整理者辨识的标准不尽统一。有的认为寓言几乎包括一切文体中有寓意的作品，如把《易经》中的某些带比喻的爻辞，从《诗经》到近代诗歌中的禽言诗，史籍中带有比喻性的传说人物故事，以及带有寓意的一些传记、杂文、志怪小说、笔记小说等，都当作寓言选进专集。有的则选文过窄，将一些属于寓言的作品排斥或遗漏在外。要对历代名副其实的寓言作品进行整理编选，就应对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的概念有一个科学的认定。《辞海》对寓言这一概念的界说是比较科学、准确的：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其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有生物，也可以是无生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较深的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如古希腊《伊索寓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寓言已经盛行，如《庄子》和《韩非子》等著作中都有不少寓言。”这个界说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寓言作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而不是一般褒贬是非善恶的故事；要求有故事，就不仅是一般的、抽象的比喻或格言、警句式的议论。
第二，寓言故事的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人物关系或拟人关系也较单纯，不需要错综复杂的结构形式。
第三，寓言故事的主人公既可是人，又可是有生物和无生物，这反映出寓言虚构性的特点。
第四，寓言的主题（寓意）表现离不开借喻这种形式，需以故事为喻体，以寓意为本体。寓言的故事作为喻体有情节，而一般比喻没有情节。寓言故事和一般故事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有比喻寄托，后者没有。
单独以上面哪一条去作为辨识的标准，都难准确地界定寓言，但从四个方面去衡量，就能比较客观地把握住认定寓言的标准，从而为整理和研究古代寓言提供了依据。
中国古代寓言的遗产十分丰富，寓言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中国寓言的孕育始于何时，因其起源于民间而难以查考。寓言理论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以严北溟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寓言萌芽于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之际。他认为《周易》中的某些爻辞，如“羝羊触藩”、“困石据蒺”、“窒井碎瓶”等等，“将它们看作古代哲学寓言故事的权舆，不算过份。可以说，我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初具雏形的时期，是在三千多年前，较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伊索寓言产生的年代，还要早过五百多年。”（《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另一种是以公木、陈蒲清先生为代表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寓言萌芽于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末期，将《左传》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7年）的“牵牛蹊人是田”、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老人结草”、昭公二二年（公元520年）的“雄鸡自断其尾”等作为中国寓言形成雏形之依据。陈蒲清先生对前一种意见持不赞成态度。他在《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出版社1983年版）中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爻辞还只是一种比喻，没有什么情节。前者以公羊撞在篱笆上，不能进退，比喻人们一时的艰难处境；后者连用三个堡喻，形容人们的困境。这类爻辞在《易》中并不罕妓，把它们作为寓言是不够恰当的。”他认为“老人结草”应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寓言。其理由是，宣公十五年“魏颗嫁父妾”（即“老人结草”）显然不是史实而是传说，具有较强的寓言色彩。
其实，寓言从孕育到产生必经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孕育成长过程是需要吸取营养的。吸取没有文字记载的有寓意（哪怕只有一点）的民间故事、传说的营养，吸取有文字记载的有寓意（哪怕也只有一点）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营养，甚至吸取符合寓言需要的语言及表现手段的营养，加上寓言始作俑者及相继效法者的合力创造，才最终产生战国时期成熟的寓言之果。如此看来，《周易》里的“羝羊触藩”、“履虎尾”等爻辞内容就是寓言成熟过程中所吸取过的营养，至多将它们视为寓言的胚胎，视为雏形则尚早了一些。将《左传》中“牵牛蹊人是田”、“雄鸡自断其尾”等视为寓言的雏形，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们不仅具有比喻劝诫的性质，并有了一定的情节，当然还不具备成熟寓言需要的故事。至于“魏颗嫁父妾”，这应是一篇传说故事，故事的基本内容是魏颗根据父亲生病清醒时而不是病重迷糊时的遗嘱嫁父妾，表现从治命不从乱命的故事主题，其情节只是为了印证魏颗“善有善报”，或者说印证从治命不从乱命才会有好结果。而且这个传说故事的主体是魏颗嫁父妾，而不是老人结草。将这个故事作为中国最早的寓言，是没有说服力的。
按今人的寓言概念，要考证出哪一篇寓言称得上中国最早的寓言是很难的。根据可考的文献，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寓言起源于殷商，成形于春秋，成熟兴盛于战国。寓言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先秦寓言、两汉寓言、魏晋南北朝寓言、唐宋寓言和元明清寓言五个时期。
先秦寓言。今人所谓的先秦寓言，实际上指的主要是战国时代的寓言。先秦这个历史概念包括了上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些历史时代。先秦留传下来的寓言绝大多数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战国时代，七雄纷争，合纵连横之士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纷纷著书立说、游说诸侯。为了增强论辩效果，诸子在宣传自己的学说时，大量引用各种有寓意的历史事实和民间故事，并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论辩需要进行创作，于是寓言便成了诸子阐理论道的普遍手段。先秦诸子著作，除《老子》、《论语》之外，无一不运用寓言。先秦寓言的数量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庄子》寓言有180多篇，《韩非子》寓言有320余篇，《列子》寓言近百篇，《吕氏春秋》寓言280余篇，《战国策》寓言50多篇，加上《晏子春秋》、《孟子》、《墨子》、《管子》、《荀子》、《尹文子》、《慎子》等著作中的寓言，总数在千篇以上。这比起古希腊寓言集大成的总集《伊索》寓言200多篇的数量要大得多。先秦寓言不仅量大，艺术质量也相当高，许多作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当代中外寓言创作难以企及的典范。先秦是我国寓言成熟兴盛、硕果累累的黄金时代，尽管先秦寓言寄生于散文，还未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但对后世影响巨大，在中国寓言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两汉寓言。寓言发展到两汉，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大的收获且质量不高。秦王朝一统天下，施行政治和文化专制，政治上百家争鸣的环境不复存在，这就使依附于说理散文的寓言失去发展的基础。秦末战乱后，平定天下的汉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罴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两汉的散文、理论著作中，已无先秦百家争鸣的气势和普遍使用寓言阐理说道的特点。虽然四百年历史的两汉还留下一些寓言，但数量和质量比起先秦寓言都大为逊色。
两汉寓言总数约600篇左右。主要见于刘向的《说苑》、《新序》，刘安的《淮南子》，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韩婴的《韩诗外传》等书中。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历史著作中也有少量的寓言。总体来看，两汉寓言大都局限于儒家经典和历史故事，缺乏来自民间充满生活气息的各种题材，与先秦寓言的思想性、艺术性相比，差距甚大。当然，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精彩寓言，如《杯弓蛇影》、《未尝知音》、《枭将东徙》、《反裘负刍》、《曲突徙薪》等。
魏晋南北朝寓言。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时期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动荡不安，从汉末开始一直持续到隋文帝统一中国。动乱的社会带来了活跃的思想。随着汉王朝的解体，儒学难再独尊，社会各层人士的思想逐渐得到解放。曹操执政，便尚刑名、讲通脱，主张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物，老庄思想、佛教之学被发展成旷达放荡为特征的玄学，士林风气为之一变。活跃的思想给文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形成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史》）。这个时代不仅产生了以曹氏父子的创作为代表的建安现实主义诗歌，还产生了以《搜神记》、《世说新语》为代表的笔记小说。同时，文艺理论著作得到了大繁荣，产生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影响深远的论著。
然而这个历史时期的寓言并没得到明显的发展，其数量还不及两汉。思想的活跃，文学的长足发展，本应给寓言提供更广阔的天地，但此时的寓言为什么没有大的收获呢，薛贤荣先生认为原因在于：“其一，寓言此时尚未取得文体上的独立地位，而赖以栖身的论辩散文并不发达，四六骈文则不利于叙事。其二，直抒胸臆、悲凉慷慨的诗歌具有极大魅力，吸引了大批文人，曹丕甚至主张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那些赋训勉于诗赋的见解。这就把寓言排除在诗人视野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寓言的发展。”（《寓言学概论》，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魏晋南北朝寓言在《笑林》中保留较多，在刘昼的《刘子》、萧绎的《金楼子》、符朗的《符子》等理论著述中，及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中，也能见到一些。这个时期寓言的成绩虽然不大，但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一是这个时期的笑话丰富了寓言的表现手法。笑话为文学中的一种讽刺幽默小品，其中偏重于借事寓理的讽刺笑话往往就是寓言。魏邯郸淳的《笑林》是我国第一部笑话专集，书中有不少以笑话形式出现的寓言，如《执竿入城》、《一叶自障》、《食笋煮箦》、《宜去葛龚》等。此书具有开创后世笑话寓言先河的意义。隋代的《启颜录》，宋代的《艾子杂说》，明代的《艾子后语》、《笑赞》、《笑府》，清代的《笑得好》、《俏皮话》等等，都明显地受到《笑林》的影响，其中都包含了许多为人熟知的寓言。二是印度佛经寓言的大量传入，从题材、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给中国寓言的创作留下了新的启示。印度佛经寓言虽然属于宗教文化，但它却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其题材的丰富，寓意的深广，表现形式的活泼，文体的自成样式，并形成《百喻经》等寓言专集，这些都是可资借鉴的。在印度佛经寓言的影响下，我国的笔记小说也出现了与印度佛经寓言相似的故事，如刘义庆的《鹦鹉灭火》，明显地源于《旧杂譬喻经》或《阿育王譬喻经》。印度佛经寓言的传入，对魏晋南北朝寓言创作的影响并不大，但它促成了唐宋寓言的复兴。
唐宋寓言。唐宋时代是中国寓言创作开始复兴的时期，寓言的收获是比较大的。隋代的历史很短，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代文章，寓言也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只有侯白《启颜录》中有少量寓言像游丝维系着隋前隋后的寓言史。即使是到了初唐和盛唐，寓言的创作也并无兴旺的迹象，这个时期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建树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内则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官僚党争，外则不断受到吐蕃、回鹘的威胁，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寓言创作随着古文运动兴起，发挥着揭露社会矛盾、讽刺时弊、针砭陈规陋习的作用。唐代之前，寓言寄生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和其它文体之中，而至唐代古文运动时期，则出现了不少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柳宗元是中国寓言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了独立成篇、自标篇名的寓言的作家，他的《三戒》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广泛。后来苏东坡作《河豚》、《乌贼鱼》二说，邓牧作《二戒——学柳河东》等寓言，都是直接模仿他的。晚唐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人也有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他们和柳宗元一样，吸取先秦寓言与印度佛经寓言的长处，用独立的寓言形式深刻地讽刺了官场和社会各种腐朽衰败的时弊。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等人虽然创立了寓言这种独立的文体，但寓言并没有从此就完全摆脱寄生的地位，唐代至清末的许多寓言，依然还是夹杂于其它文体之中。完全摆脱寓言的寄生地位，当是现代之初。
唐代是散文的辉煌时代，更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寓言不仅受到散文的影响，也受到诗歌的影响。唐代开始出现诗体寓言，一些著名诗人都写下了这类作品。如寒山子“狗争骨”（原诗无题），杜甫的《义鹘行》、《朱凤行》，刘禹锡的《有獭吟》、《飞鸢操》，白居易的《燕诗示刘叟》等，还有近代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俗赋《燕子赋》等，它们已不是古典诗歌中含通常比喻的禽言诗，而是叙事性的寓言诗。但遗憾的是这些寓言诗数量太少，也不够成熟，更没有形成规模，对当时及后代形成诗体寓言的促进作用不大。在中国古代寓言作品中，诗体寓言与散文体寓言比起来，真有如晨星与河汉之差。在西欧，情况则迥异，俄国克雷洛夫、法国拉封丹等寓言家的寓言都是诗体。《苏联百科全书》对寓言的定义是：“寓言是用比喻的形式来表现出人类的行为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简短故事，更多的时候是诗体的故事。”而我国的唐代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却并没有使诗体寓言繁荣。陈蒲清先生认为，“这种情况大概跟中国寓言的传统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则长于抒情，短于叙事，即使是叙事诗也以浓郁的抒情为主要线索（如《木兰诗》、《长恨歌》等），很少纯粹的叙事诗。同时，中国诗歌虽然也引用故事（即用典），但只简单点明一下，讲究暗引，不引用完整情节。这一切都使得古典诗歌与寓言的彼此关系疏远了。”这应当是唐代已经出现诗体寓言而得不到长足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寓言的发展史来看，唐代寓言的最大收获就是开始了寓苍体裁的独立和产生了诗体寓言。晚唐的寓言呈复兴之势，颇有佳作传世。
宋代的寓言创作也与唐代的寓言创作相似，是随着北宋中叶的吓四运动而兴起的。欧阳卸、王安石、苏轼这些古文大家及宋代一些有名文人都有寓言传世。宋代寓言以苏东坡的作品最为杰出，其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庄子寓言、佛经寓言和柳宗元寓言的影响，但又具有嬉笑怒骂的诙谐特色，对后代寓言影响颇大。除了他的“二鱼说”、“傍人门户”、“小儿不怕虎”“戴嵩画牛”、“二措言大志”、“螺蚌相语”、“口目相语”等一批寓言外，还有传为他所撰的《艾子杂说》收集了39篇寓言。《艾子杂说》是我国寓言史上的第一本寓言专集。书中以滑稽多智的艾子作为贯穿所有寓言的主人公，多角度多侧面地针砭了时弊，特别是尖锐地讽刺了残酷的封建专制，如《虾蟆夜哭》这一类作品。这部寓言集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刘基的《郁离子》、陆灼的《艾子后语》、张令夷的《迂仙别记》等，都借鉴了它讽喻现实的抗争精神，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和以虚构人物统领全书的手法。
元明清寓言。这个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在元明清时代，伴随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民众的顽强反抗，各种文学思潮也在产生并获得硕果。元明清时代的许多不能入仕的文人和一些官场失意的文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民众的疾苦与需求，他们在创作形式上离开了高雅的诗文，主张通俗文学。元代文学最有成就的是元杂剧和散曲，明代和清代文学最有成就的是长篇章回小说、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传奇（戏剧）。当然，诗、词、曲、散文及短篇文言小说等形式的文学也有不小的收获。从元明清三个朝代寓言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收获也是颇丰的。
元代前期的寓言数量很少，仅有邓牧的《二戒》、王恽的《鱼叹》、白珽的《湛渊静语》中的《囫囵吞枣》、虞韶《铁杵磨针》等作品传世。而在元末以后，却出现了以刘基和宋濂为代表的一批寓言作家和大量的寓言作品。刘基所著的寓言专集《郁离子》，共收寓言故事100多篇。该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和讽刺了元末的社会问题，结构上类似《艾子杂说》，以“郁离子”贯穿全书的所有故事，但规模比《艾子杂说》大得多，无论题材、寓意、风格都别于前人，创新之处比比可见。与刘基的寓言成就相差无几的宋濂，在他的《龙门子凝道记》和《燕书》两本书里，也收集了平生创作的大部分寓言。《龙门子凝道记》是一本杂著，其中有寓言30余则，《燕书》则是一本寓言专集，作品约40则。他的寓言与刘基的风格相似，不仅取材丰富，寓意深刻，讽刺与幽默的特色也十分突出。明代还有不少的文人创作了寓言。方孝孺的《逊志斋集》，耿定向的《权子》，陆灼的《艾子后语》，庄元臣的《叔苴子》，刘元卿的《贤奕编》，江盈科的《雪涛小说》、《雪涛谐史》，赵南星的《笑赞》，浮白主人的《笑林》，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古今谈概》，张令夷的《迂仙别记》等书中，都有数目可观的寓言。清代的寓言作品也不少，大多存于三类书中。一类是清代文人的各种文集，如唐甄的《潜书》，王晫的《杂著十种》，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龚自珍的《龚定仑全集》，刘熙载的《寤崖子》，薛福成的《庸仑全集》等书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寓言；二类是清人小说集里混杂的寓言，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沈起凤的《谐铎》等文言短篇小说中，也可见少量寓言；三类是大量见于各种笑话集中的寓言，如石金成的《笑得好》，方飞鸿的《广助谈》，俞樾的《一笑》，程世爵的《新辑笑林广记》，小石道人的《嘻谈录》，吴趼人的《俏皮话》等等。这些书虽不属寓言专集，但寓言所占的比例是不小的。其中《俏皮话》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书中把清代末期的贪官污吏和各种奸邪小人比作蛇、鼠、臭虫、蛆虫、跳蚤、蚊子等，不仅尖锐无情地讽刺了封建官场的黑暗无道和腐朽没落，在寓言创作形式和手法上也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它一方面继承了明清诙谐寓言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寓言的影响，将两者融为一炉，开拓了新的局面。《俏皮话》中一百多则寓言大多数以动物为主人公，这在中国古代寓言作品是没有先例的；而另一方面，其中的双关、夸张手法和幽默色彩，又有着鲜明的民族气息。”（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
总的看来，元明清时代的寓言创作在中国古代寓言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家、作品较前代更多，作品总量不亚于先秦，作品的体裁更加独立，其形式、手法、风格也更加符合寓言自身的创作要求。尤其是清末的优秀寓言，起到了古代寓言向现代寓言过渡的桥梁作用。
综观中国历代寓言的创作成果，我们不能不为其灿烂夺目的辉煌成就而感到自豪。我们应当继承古代寓言留下的丰富遗产，从中获得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独特认识，吸取历代寓言创作的经验，以利于发扬中国寓言的优良传统，促进和繁荣当代寓言的创作。
作者：干天全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03期
中国古代寓言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在世界寓言史上也有显著地位。中国、希腊和印度被世界文坛公认为寓言的三大发祥地。
自先秦到清末，有许多寓言作品问世并产生深刻的影响。但被今人称为“先秦寓言”的一大批作品，在当时既没有独立成篇的作品存在，也没有“寓言”这种专门文体和称谓。“先秦寓言”于先秦“诸子散文”是一种寄生关系，“先秦寓言”仅是诸子散文中进行说理论辩的例证。最早出现在《庄子·寓言》中的“寓言”一词，仅指文章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释文》：“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庄子所说的“寓言”，是假托别人所说的话，即寄托之言。目的是为了取得十言九信的效果。庄子并没有将“寓言”视为一种文章体裁，也没意识到“寓言”是可以发展为一种独立成篇的文章体裁。然而，《庄子》中大量“藉外论之”的“寓言”就其本身的内容及特征来看，已是今人所称谓的寓言，如《鲲鹏与斥》、《庖丁解牛》、《东施效矉》、《埳井之蛙》等等。
纵观两千多年来的文学作品，寓言虽然客观存在，但从先秦到清末，寓言都不是以寓言的称谓出现的。《韩非子》大量的寓言被集中在《说林》和《储说》里，称之为“说”。刘向在《别录》里称“寓言”为“偶言”，认为“偶言者，作人姓名，便相与语”。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把“一鸣惊人”、“海大鱼”等寓言归进“谐隐”一类，将“愚公移山”归于“踳駮”类中，在他看来，“寓言”当为“谲譬以指事”的“隐言”。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将古印度佛教经典中的寓言翻译为“譬喻”，如《百喻经》、《杂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等等。唐宋及以后历代的寓言，也多被作者名之为“说”、“戒”、“言”等等。《伊索寓言》在明末传入中国时，其译本被称为《况义》。历代寓言不仅没有统一的称谓，作为独立的文学品种也为时较晚。唐以前的寓言都夹杂在散文、笔记和其它典籍之中，到柳宗元写出《三戒》，中国寓言史上才第一次出现自标篇名、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而作者及时人仍未将《三戒》称之为寓言。唐代及唐以后历代寓言作品，也依然有不少融合在其他体裁的文章中。中国古代只有一部以寓言称之的书，那就是唐代张太玄的《平台百一寓言》三卷。此书在《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上都有记载，但可惜早已失传，是否为今人所谓的寓言，已无据可考。今天还能见到的最早寓言专集当属《艾子杂说》，此书被前人题为苏轼所撰。此书也未被冠以寓言之名。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古人未曾为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统一定名，并确定其概念，这就自然影响到文人对寓言的归类结集。从先秦到清代竟没有一本断代的或跨代的寓言专集，更没有一部寓言专史或一部寓言专论。直到1917年，才出现中国古代寓言的最早选本《中国寓言（初编）》，此书为茅盾（沈德鸿）先生编辑，内容仅限秦汉时代的寓言。在中国，把历代名称繁多的寓言作品统一名为寓言，其时当不会早于本世纪初。我国第一部研究寓言的专著《中国寓言研究》（胡怀琛著），是在1930年才出版的，第一部寓言专史《中国古代寓言史》（陈蒲清先生著），则出现在本世纪80年代初。
寓言称谓的确立及主体的定位、寓言作品的集成、寓言史的梳理、寓言理论的研究，比起寓言的产生和成熟都大大滞后，这对后世辨识、钩沉和整理古代寓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从本世纪已整理出版的断代寓言专集和历代寓言总集来看，整理者辨识的标准不尽统一。有的认为寓言几乎包括一切文体中有寓意的作品，如把《易经》中的某些带比喻的爻辞，从《诗经》到近代诗歌中的禽言诗，史籍中带有比喻性的传说人物故事，以及带有寓意的一些传记、杂文、志怪小说、笔记小说等，都当作寓言选进专集。有的则选文过窄，将一些属于寓言的作品排斥或遗漏在外。要对历代名副其实的寓言作品进行整理编选，就应对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的概念有一个科学的认定。《辞海》对寓言这一概念的界说是比较科学、准确的：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其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有生物，也可以是无生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较深的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如古希腊《伊索寓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寓言已经盛行，如《庄子》和《韩非子》等著作中都有不少寓言。”这个界说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寓言作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而不是一般褒贬是非善恶的故事；要求有故事，就不仅是一般的、抽象的比喻或格言、警句式的议论。
第二，寓言故事的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人物关系或拟人关系也较单纯，不需要错综复杂的结构形式。
第三，寓言故事的主人公既可是人，又可是有生物和无生物，这反映出寓言虚构性的特点。
第四，寓言的主题（寓意）表现离不开借喻这种形式，需以故事为喻体，以寓意为本体。寓言的故事作为喻体有情节，而一般比喻没有情节。寓言故事和一般故事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有比喻寄托，后者没有。
单独以上面哪一条去作为辨识的标准，都难准确地界定寓言，但从四个方面去衡量，就能比较客观地把握住认定寓言的标准，从而为整理和研究古代寓言提供了依据。
中国古代寓言的遗产十分丰富，寓言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中国寓言的孕育始于何时，因其起源于民间而难以查考。寓言理论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以严北溟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寓言萌芽于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之际。他认为《周易》中的某些爻辞，如“羝羊触藩”、“困石据蒺”、“窒井碎瓶”等等，“将它们看作古代哲学寓言故事的权舆，不算过份。可以说，我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初具雏形的时期，是在三千多年前，较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伊索寓言产生的年代，还要早过五百多年。”（《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另一种是以公木、陈蒲清先生为代表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寓言萌芽于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末期，将《左传》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7年）的“牵牛蹊人是田”、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老人结草”、昭公二二年（公元520年）的“雄鸡自断其尾”等作为中国寓言形成雏形之依据。陈蒲清先生对前一种意见持不赞成态度。他在《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出版社1983年版）中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爻辞还只是一种比喻，没有什么情节。前者以公羊撞在篱笆上，不能进退，比喻人们一时的艰难处境；后者连用三个堡喻，形容人们的困境。这类爻辞在《易》中并不罕妓，把它们作为寓言是不够恰当的。”他认为“老人结草”应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寓言。其理由是，宣公十五年“魏颗嫁父妾”（即“老人结草”）显然不是史实而是传说，具有较强的寓言色彩。
其实，寓言从孕育到产生必经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孕育成长过程是需要吸取营养的。吸取没有文字记载的有寓意（哪怕只有一点）的民间故事、传说的营养，吸取有文字记载的有寓意（哪怕也只有一点）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营养，甚至吸取符合寓言需要的语言及表现手段的营养，加上寓言始作俑者及相继效法者的合力创造，才最终产生战国时期成熟的寓言之果。如此看来，《周易》里的“羝羊触藩”、“履虎尾”等爻辞内容就是寓言成熟过程中所吸取过的营养，至多将它们视为寓言的胚胎，视为雏形则尚早了一些。将《左传》中“牵牛蹊人是田”、“雄鸡自断其尾”等视为寓言的雏形，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们不仅具有比喻劝诫的性质，并有了一定的情节，当然还不具备成熟寓言需要的故事。至于“魏颗嫁父妾”，这应是一篇传说故事，故事的基本内容是魏颗根据父亲生病清醒时而不是病重迷糊时的遗嘱嫁父妾，表现从治命不从乱命的故事主题，其情节只是为了印证魏颗“善有善报”，或者说印证从治命不从乱命才会有好结果。而且这个传说故事的主体是魏颗嫁父妾，而不是老人结草。将这个故事作为中国最早的寓言，是没有说服力的。
按今人的寓言概念，要考证出哪一篇寓言称得上中国最早的寓言是很难的。根据可考的文献，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寓言起源于殷商，成形于春秋，成熟兴盛于战国。寓言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先秦寓言、两汉寓言、魏晋南北朝寓言、唐宋寓言和元明清寓言五个时期。
先秦寓言。今人所谓的先秦寓言，实际上指的主要是战国时代的寓言。先秦这个历史概念包括了上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些历史时代。先秦留传下来的寓言绝大多数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战国时代，七雄纷争，合纵连横之士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纷纷著书立说、游说诸侯。为了增强论辩效果，诸子在宣传自己的学说时，大量引用各种有寓意的历史事实和民间故事，并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论辩需要进行创作，于是寓言便成了诸子阐理论道的普遍手段。先秦诸子著作，除《老子》、《论语》之外，无一不运用寓言。先秦寓言的数量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庄子》寓言有180多篇，《韩非子》寓言有320余篇，《列子》寓言近百篇，《吕氏春秋》寓言280余篇，《战国策》寓言50多篇，加上《晏子春秋》、《孟子》、《墨子》、《管子》、《荀子》、《尹文子》、《慎子》等著作中的寓言，总数在千篇以上。这比起古希腊寓言集大成的总集《伊索》寓言200多篇的数量要大得多。先秦寓言不仅量大，艺术质量也相当高，许多作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当代中外寓言创作难以企及的典范。先秦是我国寓言成熟兴盛、硕果累累的黄金时代，尽管先秦寓言寄生于散文，还未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但对后世影响巨大，在中国寓言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两汉寓言。寓言发展到两汉，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大的收获且质量不高。秦王朝一统天下，施行政治和文化专制，政治上百家争鸣的环境不复存在，这就使依附于说理散文的寓言失去发展的基础。秦末战乱后，平定天下的汉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罴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两汉的散文、理论著作中，已无先秦百家争鸣的气势和普遍使用寓言阐理说道的特点。虽然四百年历史的两汉还留下一些寓言，但数量和质量比起先秦寓言都大为逊色。
两汉寓言总数约600篇左右。主要见于刘向的《说苑》、《新序》，刘安的《淮南子》，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韩婴的《韩诗外传》等书中。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历史著作中也有少量的寓言。总体来看，两汉寓言大都局限于儒家经典和历史故事，缺乏来自民间充满生活气息的各种题材，与先秦寓言的思想性、艺术性相比，差距甚大。当然，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精彩寓言，如《杯弓蛇影》、《未尝知音》、《枭将东徙》、《反裘负刍》、《曲突徙薪》等。
魏晋南北朝寓言。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时期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动荡不安，从汉末开始一直持续到隋文帝统一中国。动乱的社会带来了活跃的思想。随着汉王朝的解体，儒学难再独尊，社会各层人士的思想逐渐得到解放。曹操执政，便尚刑名、讲通脱，主张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物，老庄思想、佛教之学被发展成旷达放荡为特征的玄学，士林风气为之一变。活跃的思想给文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形成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史》）。这个时代不仅产生了以曹氏父子的创作为代表的建安现实主义诗歌，还产生了以《搜神记》、《世说新语》为代表的笔记小说。同时，文艺理论著作得到了大繁荣，产生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影响深远的论著。
然而这个历史时期的寓言并没得到明显的发展，其数量还不及两汉。思想的活跃，文学的长足发展，本应给寓言提供更广阔的天地，但此时的寓言为什么没有大的收获呢，薛贤荣先生认为原因在于：“其一，寓言此时尚未取得文体上的独立地位，而赖以栖身的论辩散文并不发达，四六骈文则不利于叙事。其二，直抒胸臆、悲凉慷慨的诗歌具有极大魅力，吸引了大批文人，曹丕甚至主张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那些赋训勉于诗赋的见解。这就把寓言排除在诗人视野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寓言的发展。”（《寓言学概论》，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魏晋南北朝寓言在《笑林》中保留较多，在刘昼的《刘子》、萧绎的《金楼子》、符朗的《符子》等理论著述中，及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中，也能见到一些。这个时期寓言的成绩虽然不大，但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一是这个时期的笑话丰富了寓言的表现手法。笑话为文学中的一种讽刺幽默小品，其中偏重于借事寓理的讽刺笑话往往就是寓言。魏邯郸淳的《笑林》是我国第一部笑话专集，书中有不少以笑话形式出现的寓言，如《执竿入城》、《一叶自障》、《食笋煮箦》、《宜去葛龚》等。此书具有开创后世笑话寓言先河的意义。隋代的《启颜录》，宋代的《艾子杂说》，明代的《艾子后语》、《笑赞》、《笑府》，清代的《笑得好》、《俏皮话》等等，都明显地受到《笑林》的影响，其中都包含了许多为人熟知的寓言。二是印度佛经寓言的大量传入，从题材、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给中国寓言的创作留下了新的启示。印度佛经寓言虽然属于宗教文化，但它却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其题材的丰富，寓意的深广，表现形式的活泼，文体的自成样式，并形成《百喻经》等寓言专集，这些都是可资借鉴的。在印度佛经寓言的影响下，我国的笔记小说也出现了与印度佛经寓言相似的故事，如刘义庆的《鹦鹉灭火》，明显地源于《旧杂譬喻经》或《阿育王譬喻经》。印度佛经寓言的传入，对魏晋南北朝寓言创作的影响并不大，但它促成了唐宋寓言的复兴。
唐宋寓言。唐宋时代是中国寓言创作开始复兴的时期，寓言的收获是比较大的。隋代的历史很短，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代文章，寓言也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只有侯白《启颜录》中有少量寓言像游丝维系着隋前隋后的寓言史。即使是到了初唐和盛唐，寓言的创作也并无兴旺的迹象，这个时期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建树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内则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官僚党争，外则不断受到吐蕃、回鹘的威胁，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寓言创作随着古文运动兴起，发挥着揭露社会矛盾、讽刺时弊、针砭陈规陋习的作用。唐代之前，寓言寄生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和其它文体之中，而至唐代古文运动时期，则出现了不少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柳宗元是中国寓言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了独立成篇、自标篇名的寓言的作家，他的《三戒》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广泛。后来苏东坡作《河豚》、《乌贼鱼》二说，邓牧作《二戒——学柳河东》等寓言，都是直接模仿他的。晚唐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人也有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他们和柳宗元一样，吸取先秦寓言与印度佛经寓言的长处，用独立的寓言形式深刻地讽刺了官场和社会各种腐朽衰败的时弊。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等人虽然创立了寓言这种独立的文体，但寓言并没有从此就完全摆脱寄生的地位，唐代至清末的许多寓言，依然还是夹杂于其它文体之中。完全摆脱寓言的寄生地位，当是现代之初。
唐代是散文的辉煌时代，更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寓言不仅受到散文的影响，也受到诗歌的影响。唐代开始出现诗体寓言，一些著名诗人都写下了这类作品。如寒山子“狗争骨”（原诗无题），杜甫的《义鹘行》、《朱凤行》，刘禹锡的《有獭吟》、《飞鸢操》，白居易的《燕诗示刘叟》等，还有近代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俗赋《燕子赋》等，它们已不是古典诗歌中含通常比喻的禽言诗，而是叙事性的寓言诗。但遗憾的是这些寓言诗数量太少，也不够成熟，更没有形成规模，对当时及后代形成诗体寓言的促进作用不大。在中国古代寓言作品中，诗体寓言与散文体寓言比起来，真有如晨星与河汉之差。在西欧，情况则迥异，俄国克雷洛夫、法国拉封丹等寓言家的寓言都是诗体。《苏联百科全书》对寓言的定义是：“寓言是用比喻的形式来表现出人类的行为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简短故事，更多的时候是诗体的故事。”而我国的唐代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却并没有使诗体寓言繁荣。陈蒲清先生认为，“这种情况大概跟中国寓言的传统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则长于抒情，短于叙事，即使是叙事诗也以浓郁的抒情为主要线索（如《木兰诗》、《长恨歌》等），很少纯粹的叙事诗。同时，中国诗歌虽然也引用故事（即用典），但只简单点明一下，讲究暗引，不引用完整情节。这一切都使得古典诗歌与寓言的彼此关系疏远了。”这应当是唐代已经出现诗体寓言而得不到长足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寓言的发展史来看，唐代寓言的最大收获就是开始了寓苍体裁的独立和产生了诗体寓言。晚唐的寓言呈复兴之势，颇有佳作传世。
宋代的寓言创作也与唐代的寓言创作相似，是随着北宋中叶的吓四运动而兴起的。欧阳卸、王安石、苏轼这些古文大家及宋代一些有名文人都有寓言传世。宋代寓言以苏东坡的作品最为杰出，其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庄子寓言、佛经寓言和柳宗元寓言的影响，但又具有嬉笑怒骂的诙谐特色，对后代寓言影响颇大。除了他的“二鱼说”、“傍人门户”、“小儿不怕虎”“戴嵩画牛”、“二措言大志”、“螺蚌相语”、“口目相语”等一批寓言外，还有传为他所撰的《艾子杂说》收集了39篇寓言。《艾子杂说》是我国寓言史上的第一本寓言专集。书中以滑稽多智的艾子作为贯穿所有寓言的主人公，多角度多侧面地针砭了时弊，特别是尖锐地讽刺了残酷的封建专制，如《虾蟆夜哭》这一类作品。这部寓言集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刘基的《郁离子》、陆灼的《艾子后语》、张令夷的《迂仙别记》等，都借鉴了它讽喻现实的抗争精神，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和以虚构人物统领全书的手法。
元明清寓言。这个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在元明清时代，伴随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民众的顽强反抗，各种文学思潮也在产生并获得硕果。元明清时代的许多不能入仕的文人和一些官场失意的文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民众的疾苦与需求，他们在创作形式上离开了高雅的诗文，主张通俗文学。元代文学最有成就的是元杂剧和散曲，明代和清代文学最有成就的是长篇章回小说、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传奇（戏剧）。当然，诗、词、曲、散文及短篇文言小说等形式的文学也有不小的收获。从元明清三个朝代寓言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收获也是颇丰的。
元代前期的寓言数量很少，仅有邓牧的《二戒》、王恽的《鱼叹》、白珽的《湛渊静语》中的《囫囵吞枣》、虞韶《铁杵磨针》等作品传世。而在元末以后，却出现了以刘基和宋濂为代表的一批寓言作家和大量的寓言作品。刘基所著的寓言专集《郁离子》，共收寓言故事100多篇。该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和讽刺了元末的社会问题，结构上类似《艾子杂说》，以“郁离子”贯穿全书的所有故事，但规模比《艾子杂说》大得多，无论题材、寓意、风格都别于前人，创新之处比比可见。与刘基的寓言成就相差无几的宋濂，在他的《龙门子凝道记》和《燕书》两本书里，也收集了平生创作的大部分寓言。《龙门子凝道记》是一本杂著，其中有寓言30余则，《燕书》则是一本寓言专集，作品约40则。他的寓言与刘基的风格相似，不仅取材丰富，寓意深刻，讽刺与幽默的特色也十分突出。明代还有不少的文人创作了寓言。方孝孺的《逊志斋集》，耿定向的《权子》，陆灼的《艾子后语》，庄元臣的《叔苴子》，刘元卿的《贤奕编》，江盈科的《雪涛小说》、《雪涛谐史》，赵南星的《笑赞》，浮白主人的《笑林》，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古今谈概》，张令夷的《迂仙别记》等书中，都有数目可观的寓言。清代的寓言作品也不少，大多存于三类书中。一类是清代文人的各种文集，如唐甄的《潜书》，王晫的《杂著十种》，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龚自珍的《龚定仑全集》，刘熙载的《寤崖子》，薛福成的《庸仑全集》等书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寓言；二类是清人小说集里混杂的寓言，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沈起凤的《谐铎》等文言短篇小说中，也可见少量寓言；三类是大量见于各种笑话集中的寓言，如石金成的《笑得好》，方飞鸿的《广助谈》，俞樾的《一笑》，程世爵的《新辑笑林广记》，小石道人的《嘻谈录》，吴趼人的《俏皮话》等等。这些书虽不属寓言专集，但寓言所占的比例是不小的。其中《俏皮话》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书中把清代末期的贪官污吏和各种奸邪小人比作蛇、鼠、臭虫、蛆虫、跳蚤、蚊子等，不仅尖锐无情地讽刺了封建官场的黑暗无道和腐朽没落，在寓言创作形式和手法上也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它一方面继承了明清诙谐寓言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寓言的影响，将两者融为一炉，开拓了新的局面。《俏皮话》中一百多则寓言大多数以动物为主人公，这在中国古代寓言作品是没有先例的；而另一方面，其中的双关、夸张手法和幽默色彩，又有着鲜明的民族气息。”（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
总的看来，元明清时代的寓言创作在中国古代寓言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家、作品较前代更多，作品总量不亚于先秦，作品的体裁更加独立，其形式、手法、风格也更加符合寓言自身的创作要求。尤其是清末的优秀寓言，起到了古代寓言向现代寓言过渡的桥梁作用。
综观中国历代寓言的创作成果，我们不能不为其灿烂夺目的辉煌成就而感到自豪。我们应当继承古代寓言留下的丰富遗产，从中获得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独特认识，吸取历代寓言创作的经验，以利于发扬中国寓言的优良传统，促进和繁荣当代寓言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