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者记忆”：之前从未被质疑过的“目击证人证词可信度”问题 2011年年底，心理学家加里·威尔斯在美国最高法院里旁听了一场法庭辩论，但他对这场辩论的结果感到很不满意。 威尔斯与隶属于美国心理协会的几位科学家，以及为已被定罪的新罕布什尔州“窃贼”巴里昂·佩里上诉的冤案平反组织“清白专案”的律师们一起，来到了这个法庭辩论会上。这是一起午夜窃车案，两名警察在一个停车场里逮捕了佩里，他当时携带着一对汽车无线电扬声器。一名警察看守着他，另一名警察到楼上询问报警者。这是一位女性，她称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在向她的汽车里面窥视。尽管她只是居高临下地从较远处的三楼阳台上看见了那个黑人，但她指认佩里的证词却足以成功将他定罪。 对于威尔斯和他的科学家同行和律师们来说，这个案件说明了许多以目击者的证词来给嫌疑人定罪的案例的弱点。那位女性在极短的时间里瞥见了嫌疑犯的身影，然后看见了被警察“当场逮住”的佩里，自然认定罪犯就是他。几位心理学家都认同佩里的律师的意见，认为证人的记忆有时是非常不可靠的，法官在审判定罪前应该举行预审听证会，以确定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以采纳。今天的心理学家们想得更远：他们希望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能利用这一案例来审视“目击者记忆”这一法律问题，一个之前从未被质疑过的“目击证人证词可信度”问题。 法庭上，当佩里的律师开始辩护仅仅半分钟，法官就开始打断他，并不断提出问题。威尔斯感觉到，这种形势对被告十分不利。他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教授，擅长于从各个可能的角度发现问题。他在听证会之前做了一些调查，对最高法院辩论会的模式也进行了研究。他知道，法官越是迅速打断律师的辩护，就越有可能否定律师的辩护。 最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绝对多数，对佩里做出了罪名成立的裁决。 对于威尔斯来说，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例，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作为一名已经在目击者心理学这一深奥领域内进行了深入研究的领先科学家，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试图颠覆几个世纪以来法律界的一些传统认知。 目击证词质疑：目击者自认为看到的也许并不是事实。 对此，威尔斯深感任重而道远。从圣经时代以来，目击者证词一直被认为是维护法律正义的支柱。即使是在科学昌盛的今天，在法官和陪审团眼里，它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力量。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J·布伦南在1981年曾这样写道：“当证人站在那里用手指着被告说‘就是他！’时，几乎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了。” 但是，根据过去30年里对成百上千案例的分析研究，威尔斯认为，几乎没有什么是比目击者自认为看到的更不可靠的了。记忆不是录像带，我们认为自己清楚记得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我们的大部分记忆都是我们所认为亲眼所见的东西同我们之后所获得的一些信息的结合。而一些犯罪现场的目击证人的证词则会更糟糕，因为他们的证词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比如精神压力和凶器的存在，都会影响他们所作证词的准确程度。正如刑侦调查领域内的心理学家们所做的那样，将记忆作为一种跟踪调查的证据，那么这种证据也是最脆弱、最易受“污染”的类型。相对于血液涂片或指纹等的严谨的检验分析，警方在收集和保存记忆证据方面，远不如其他方面做得好，多数法院对记忆证据的收集和检索并未投入太多的关注。 在美国近年来根据DNA证据予以平反的297例案例中，70%以上之前都是根据目击者证词予以定罪的。那些作证的证人并非故意撒谎，他们只是完全相信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这些有幸得以平反的案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因为某个证人在茫茫人海中将他指证了出来而被起诉。这意味着，纵观整个法律系统，因虚假不实证词而被冤入狱的人数量惊人。 威尔斯年少时因调皮捣乱打架斗殴而经常与愤怒的警察打交道，那是他最早与执法者的接触。成年后，威尔斯对社会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优异成绩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了学位证书和奖学金。 威尔斯对目击者证词的兴趣可追溯到大学里的一次演讲。一位来自辛辛那提的律师走进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系的演讲厅，向大家展示了一组照片。他说：“我的委托人在这一组人里面被人错误地指认了。你们大家都是研究记忆的，说说看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这件事引起了威尔斯极大的好奇心。当时他想，没错，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确一无所知。几个月后，他和他的同事决定通过模拟犯罪现场来提高对这方面知识的认知。他们招募了一批学生参加一项规模较大的研究。在一次实验中，研究组的一位成员在接待室里招呼一位走进接待室的学生。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中的计算器，去了洗手间。那时，像这样的计算器还很贵，价值好几百美元。研究小组的另一个成员随后走进接待室，将这个计算器“偷”走了。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看有多少学生能够在事后从6个人的照片中找出这个“小偷”来。65次实验的结果表明，尽管当时光线很好，“犯罪嫌疑人”也近在眼前，仍然有将近70%的参试者都指认错了“犯罪嫌疑人”。 记忆偏差：记忆不仅不可靠，还可能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 早在威尔斯的实验之前，许多这方面研究就已经表明，记忆的不可靠令人吃惊。20世纪初，著名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雨果·芒斯特伯格在一次演讲过程中表演了一段“犯罪过程”，然后要求学生们记住细节。事后调查发现，学生们对细节的回忆多种多样，而且极不准确。芒斯特伯格指出，在描述同一事件时，证人的直接证词可以产生大为不同的各种版本。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其他一些心理学实验也都证实了记忆的不可靠。其中最有名的是心理学家罗伯特·巴克霍特的一个实验。他让当地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哑剧，然后让观众从中找出犯罪嫌疑人。结果。在2145名观众中，只有14.1%的人选择正确。 最近，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证明，记忆不仅不可靠，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还可以发生变化。她的实验表明，有时哪怕只是一个单词的变化，就足以改变目击者所认为的“目击事实”。在一系列实验中，洛夫特斯让实验对象观看一段车祸发生的视频，然后要求他们估计撞击时的车速。结果发现，实验对象的答案取决于她在描述两车相撞时使用的词是“碰撞”还是“撞击”。随着实验变得越来越复杂，她发现她的微妙提示语言能够诱导人们“回忆”起童年时代某个完整事件的细节，如在某个购物中心迷路，然后在一位身穿法兰绒衬衣的好心老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家人等。 这些研究和发现令威尔斯对法庭上证人证词的可靠性深感忧虑。尽管目击者证词在庭审中有可能受到质疑，但没有人能够事先阻止错误的发生。为此，威尔斯提出，以记忆为基础的目击者的证词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警方控制范围之外的证词，包括犯罪现场的一些情况，如光线强度、距离等，威尔斯将这些称为“评价者变量”，因为对这类证词的评价只能根据事实；第二类是“系统变量”，主要涉及一些刑侦人员可以控制的因素，如带有诱导性的提问，或决定出示哪些人的照片或有关信息，以及以何种方式出示等。 威尔斯的论文成为正在成长起来的目击者心理学领域的指导性理论，同时也奠定了他今后事业的道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进行了60多个实验，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多达1万多人。 记忆易变：有时仅一个词的微妙暗示就能改变人们认定的目睹事实 威尔斯进行了一个“认可反馈”实验，即在你正确地回答某个问题之后，对你表示肯定。 实验中，一位名叫妮可尔的学生志愿者观看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名男子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前与另一位旅客交换了一个手袋，里面可能装有毒品或炸弹。由一位名叫利兹的学生扮演的“侦探”在电脑上给妮可尔显示了一组6人的照片，然后询问：“嫌疑犯是否在其中？”妮可尔的手指悬在这几张照片上来回移动，她犹豫一会后点击了4号。利兹看了一眼正确答案，然后说：“不错，你找到了犯罪嫌疑人。”接下来，当有人询问妮可尔对自己的选择的确认程度时，她说：“相当确定，约75%。” 事实上，妮可尔认错人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并不在那6人当中。假如这是一个真实世界里的案件，妮可尔的错误指认就会冤枉一个无辜的人，因为她相当肯定的态度，令陪审团很有可能会相信她的证词。 人们的记忆不仅容易出错，而且还是易变的和不稳定的。有时哪怕只是一个词的微妙暗示，也有可能改变人们所认定的目睹的事实。 1985年的一个真实案例中就产生了这样的悲剧性后果。美国乔治亚州一位名叫詹尼弗·汤普森的年轻女子言之凿凿地指证，一个名叫罗纳德·科顿的男子强奸了她。警察让她从一组照片中找出犯罪嫌疑人，然后又让她在一排真人中指认犯罪嫌疑人。她后来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当我走进法庭时，一切都为我安排好了。我当时绝对相信，罗纳德·科顿就是伤害我的人。”科顿蒙受了不白之冤，整整坐了十年牢，最后DNA证据证明罪犯另有其人。 威尔斯发现，证人在做出错误选择之后，如果得到了肯定的反馈信息，通常就会比做出正确选择但未受到鼓励的证人更加确定自己的选择。一个最初做抉择时犹豫不决的证人，在做出选择并得到了警方的肯定或赞扬后，即使在两年之后，他也会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张脸。”这就是记忆的可塑性。 “顺序指认”：改变指认对象的出场顺序或可降低指证出错率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令证人的记忆产生偏差。心理学家罗伊·马尔帕斯发现，传达给目击者的指令可以极大地影响他们的选择。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在一组照片中必须选择一个人，即使他们并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就在这组照片中。在一次实验中，马尔帕斯发现，只要简单地说一句“犯罪嫌疑人可能在这里面，也可能不在这里面”，就能将错误选择降低45%。更多的实验令心理学家相信，警方在让证人通过照片或真人指认犯罪嫌疑人时，应该通过“双盲”的途径，以避免影响证人的选择。例如，让证人进行指认的工作不应由负责案件侦破的警官来执行。 在威尔斯的实验和研究中，最关键和最有争议的是，被出示的指认对象的出场顺序问题。他的模拟实验发现，人们做决定时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性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可能会立即大声叫道：“就是他！”在另一种情况下，辨认过程更为审慎，证人会对人的脸部特征一个一个地仔细进行比较。证人可能会说：“我知道，1号、2号、4号、5号、6号都不是，那就一定是3号了。”威尔斯称这一过程为“相对性判断”，比如相对于其他人的脸来说，这张脸似乎与证人记忆中的脸更像一些。 为了对这两种选择方式进行比较，威尔斯和其他人一起设计了一种新的出示指认对象的方式。例如，不是一次出示6人组照片，而是连续6次，一次出示一个人的照片，以此取代一次性出示一组照片的传统做法。在一次只看一张照片的情况下，证人不得不辨认此人究竟是或不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从一组照片中挑选出一人来（假定犯罪嫌疑人必定是其中之一）。实验结果显示，用一次出示一张照片的方法辨认“犯罪嫌疑人”，其出错率可降低将近一半。之后在美国各地进行的几十项同类研究也都证实了这样的效果。 威尔斯指出，“相对性判断”和“绝对性判断”并不只限于照片指认。警方绘制的犯罪嫌疑人的模拟图像的准确性是无法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相比较的。这和对其他事物的回忆是不同的。例如，我们在回忆房屋的模样时，可能会记得那是一幢两层楼的红砖瓦房、门廊上有一个绿色的雨篷等。但对人脸的识别却不是从脸部的各个“组件”去辨认的，就像婴儿辨认母亲的方式，要么“是妈妈”，要么“不是妈妈”，而不是“长有那样眉毛的人是妈妈”。 为了更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威尔斯在办公室电脑上启动了警察部门用于模拟画像的标准软件程序（如今电脑几乎已经完全取代了警方的模拟画像人员）。然后，他对一位来访者说：“想象一下你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的模样，比如你的父亲。我根据你的描述来描绘出他的画像。”于是，来访者回忆道：父亲人到中年时，卷发，方正的下巴，淡褐色的眼睛。威尔斯点击屏幕，几百个面部画像出现在屏幕上。他让来访者从中选择出一个最像自己父亲的。来访者觉得很为难，因为在他的脑海里，父亲的脸与屏幕上所有人的脸都对应不起来。接下来，威尔斯说：“你只管选就是了，我根据你的描述再作调整。” 来访者选择了一个脸形有些像的图片。威尔斯根据他的描述作修饰。屏幕上显示了几十种眉毛的样式，然后进行选择、修改。脸部的其他组成部分也逐一重复显示、选择、修改过程。包括嘴、发际线、眼睛、鼻子等，电脑程序里存储有3850个面部元素细节可供选择修改。但最终，来访者在连连受挫无法获得满意的画像后选择了放弃。 威尔斯按下打印机按钮，打印出来的人像素描看上去更像猿人，而不像是人类。他笑着说：“你现在应该意识到了，你根本不知道如何来描述。” 威尔斯指出，任何能将我们从绝对判断推向相对判断的东西都会令我们的证词变得不可靠。之后，威尔斯开始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实验：在16种不同的场景下，对近1600名志愿者进行测试。有时，他将犯罪现场的录像经处理后，让图像变得模糊或更暗一些，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模糊不清的面孔，这是为了让证人无法一下子确认嫌疑人，而需要进行一番比对之后才能做出选择。 威尔斯相信，根据记录下的志愿者做决定的时间，以及在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他们做决定时的内心想法，他就可以区分哪些证词可靠，哪些证词不可靠。 反对意见：实验室实验并不能反映现实世界复杂混乱的情况 近年来，威尔斯每年都花大约26周的时间奔波于学者、律师和警察之间，试图说服他们应用新的程序来对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做出判断。他的目标之一是说服刑侦人员以科学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并敦促他们在获取证人证词时严格按照新的标准执行，如以“双盲”的方式让证人进行指证等。 威尔斯的努力已经得到了回报。美国目前已有13个州对证人指证程序制定了更科学的新规定，美国40%以上的警察部门已经部分或全部采取威尔斯的有关建议。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威尔斯的理论，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律师指出，实验室实验并不能反映现实世界复杂混乱的情况，以及证人所承受的压力，威尔斯的技术还不足以被推荐作为法律政策的依据。 无论如何，证人证词的可靠性研究意义深远，不仅仅对于成千上万无辜被定罪的人们来说生死攸关。正如威尔斯所说，每一次错误指认都产生了一个“双向的司法不公”：无辜之人被定罪是对蒙冤者的不公；而真正的罪犯得以逍遥法外，更是对仍处于罪犯威胁下的广大公众的不公。
“目击者记忆”：之前从未被质疑过的“目击证人证词可信度”问题 2011年年底，心理学家加里·威尔斯在美国最高法院里旁听了一场法庭辩论，但他对这场辩论的结果感到很不满意。 威尔斯与隶属于美国心理协会的几位科学家，以及为已被定罪的新罕布什尔州“窃贼”巴里昂·佩里上诉的冤案平反组织“清白专案”的律师们一起，来到了这个法庭辩论会上。这是一起午夜窃车案，两名警察在一个停车场里逮捕了佩里，他当时携带着一对汽车无线电扬声器。一名警察看守着他，另一名警察到楼上询问报警者。这是一位女性，她称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在向她的汽车里面窥视。尽管她只是居高临下地从较远处的三楼阳台上看见了那个黑人，但她指认佩里的证词却足以成功将他定罪。 对于威尔斯和他的科学家同行和律师们来说，这个案件说明了许多以目击者的证词来给嫌疑人定罪的案例的弱点。那位女性在极短的时间里瞥见了嫌疑犯的身影，然后看见了被警察“当场逮住”的佩里，自然认定罪犯就是他。几位心理学家都认同佩里的律师的意见，认为证人的记忆有时是非常不可靠的，法官在审判定罪前应该举行预审听证会，以确定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以采纳。今天的心理学家们想得更远：他们希望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能利用这一案例来审视“目击者记忆”这一法律问题，一个之前从未被质疑过的“目击证人证词可信度”问题。 法庭上，当佩里的律师开始辩护仅仅半分钟，法官就开始打断他，并不断提出问题。威尔斯感觉到，这种形势对被告十分不利。他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教授，擅长于从各个可能的角度发现问题。他在听证会之前做了一些调查，对最高法院辩论会的模式也进行了研究。他知道，法官越是迅速打断律师的辩护，就越有可能否定律师的辩护。 最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绝对多数，对佩里做出了罪名成立的裁决。 对于威尔斯来说，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例，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作为一名已经在目击者心理学这一深奥领域内进行了深入研究的领先科学家，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试图颠覆几个世纪以来法律界的一些传统认知。 目击证词质疑：目击者自认为看到的也许并不是事实。 对此，威尔斯深感任重而道远。从圣经时代以来，目击者证词一直被认为是维护法律正义的支柱。即使是在科学昌盛的今天，在法官和陪审团眼里，它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力量。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J·布伦南在1981年曾这样写道：“当证人站在那里用手指着被告说‘就是他！’时，几乎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了。” 但是，根据过去30年里对成百上千案例的分析研究，威尔斯认为，几乎没有什么是比目击者自认为看到的更不可靠的了。记忆不是录像带，我们认为自己清楚记得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我们的大部分记忆都是我们所认为亲眼所见的东西同我们之后所获得的一些信息的结合。而一些犯罪现场的目击证人的证词则会更糟糕，因为他们的证词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比如精神压力和凶器的存在，都会影响他们所作证词的准确程度。正如刑侦调查领域内的心理学家们所做的那样，将记忆作为一种跟踪调查的证据，那么这种证据也是最脆弱、最易受“污染”的类型。相对于血液涂片或指纹等的严谨的检验分析，警方在收集和保存记忆证据方面，远不如其他方面做得好，多数法院对记忆证据的收集和检索并未投入太多的关注。 在美国近年来根据DNA证据予以平反的297例案例中，70%以上之前都是根据目击者证词予以定罪的。那些作证的证人并非故意撒谎，他们只是完全相信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这些有幸得以平反的案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因为某个证人在茫茫人海中将他指证了出来而被起诉。这意味着，纵观整个法律系统，因虚假不实证词而被冤入狱的人数量惊人。 威尔斯年少时因调皮捣乱打架斗殴而经常与愤怒的警察打交道，那是他最早与执法者的接触。成年后，威尔斯对社会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优异成绩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了学位证书和奖学金。 威尔斯对目击者证词的兴趣可追溯到大学里的一次演讲。一位来自辛辛那提的律师走进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系的演讲厅，向大家展示了一组照片。他说：“我的委托人在这一组人里面被人错误地指认了。你们大家都是研究记忆的，说说看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这件事引起了威尔斯极大的好奇心。当时他想，没错，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确一无所知。几个月后，他和他的同事决定通过模拟犯罪现场来提高对这方面知识的认知。他们招募了一批学生参加一项规模较大的研究。在一次实验中，研究组的一位成员在接待室里招呼一位走进接待室的学生。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中的计算器，去了洗手间。那时，像这样的计算器还很贵，价值好几百美元。研究小组的另一个成员随后走进接待室，将这个计算器“偷”走了。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看有多少学生能够在事后从6个人的照片中找出这个“小偷”来。65次实验的结果表明，尽管当时光线很好，“犯罪嫌疑人”也近在眼前，仍然有将近70%的参试者都指认错了“犯罪嫌疑人”。 记忆偏差：记忆不仅不可靠，还可能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 早在威尔斯的实验之前，许多这方面研究就已经表明，记忆的不可靠令人吃惊。20世纪初，著名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雨果·芒斯特伯格在一次演讲过程中表演了一段“犯罪过程”，然后要求学生们记住细节。事后调查发现，学生们对细节的回忆多种多样，而且极不准确。芒斯特伯格指出，在描述同一事件时，证人的直接证词可以产生大为不同的各种版本。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其他一些心理学实验也都证实了记忆的不可靠。其中最有名的是心理学家罗伯特·巴克霍特的一个实验。他让当地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哑剧，然后让观众从中找出犯罪嫌疑人。结果。在2145名观众中，只有14.1%的人选择正确。 最近，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证明，记忆不仅不可靠，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还可以发生变化。她的实验表明，有时哪怕只是一个单词的变化，就足以改变目击者所认为的“目击事实”。在一系列实验中，洛夫特斯让实验对象观看一段车祸发生的视频，然后要求他们估计撞击时的车速。结果发现，实验对象的答案取决于她在描述两车相撞时使用的词是“碰撞”还是“撞击”。随着实验变得越来越复杂，她发现她的微妙提示语言能够诱导人们“回忆”起童年时代某个完整事件的细节，如在某个购物中心迷路，然后在一位身穿法兰绒衬衣的好心老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家人等。 这些研究和发现令威尔斯对法庭上证人证词的可靠性深感忧虑。尽管目击者证词在庭审中有可能受到质疑，但没有人能够事先阻止错误的发生。为此，威尔斯提出，以记忆为基础的目击者的证词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警方控制范围之外的证词，包括犯罪现场的一些情况，如光线强度、距离等，威尔斯将这些称为“评价者变量”，因为对这类证词的评价只能根据事实；第二类是“系统变量”，主要涉及一些刑侦人员可以控制的因素，如带有诱导性的提问，或决定出示哪些人的照片或有关信息，以及以何种方式出示等。 威尔斯的论文成为正在成长起来的目击者心理学领域的指导性理论，同时也奠定了他今后事业的道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进行了60多个实验，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多达1万多人。 记忆易变：有时仅一个词的微妙暗示就能改变人们认定的目睹事实 威尔斯进行了一个“认可反馈”实验，即在你正确地回答某个问题之后，对你表示肯定。 实验中，一位名叫妮可尔的学生志愿者观看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名男子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前与另一位旅客交换了一个手袋，里面可能装有毒品或炸弹。由一位名叫利兹的学生扮演的“侦探”在电脑上给妮可尔显示了一组6人的照片，然后询问：“嫌疑犯是否在其中？”妮可尔的手指悬在这几张照片上来回移动，她犹豫一会后点击了4号。利兹看了一眼正确答案，然后说：“不错，你找到了犯罪嫌疑人。”接下来，当有人询问妮可尔对自己的选择的确认程度时，她说：“相当确定，约75%。” 事实上，妮可尔认错人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并不在那6人当中。假如这是一个真实世界里的案件，妮可尔的错误指认就会冤枉一个无辜的人，因为她相当肯定的态度，令陪审团很有可能会相信她的证词。 人们的记忆不仅容易出错，而且还是易变的和不稳定的。有时哪怕只是一个词的微妙暗示，也有可能改变人们所认定的目睹的事实。 1985年的一个真实案例中就产生了这样的悲剧性后果。美国乔治亚州一位名叫詹尼弗·汤普森的年轻女子言之凿凿地指证，一个名叫罗纳德·科顿的男子强奸了她。警察让她从一组照片中找出犯罪嫌疑人，然后又让她在一排真人中指认犯罪嫌疑人。她后来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当我走进法庭时，一切都为我安排好了。我当时绝对相信，罗纳德·科顿就是伤害我的人。”科顿蒙受了不白之冤，整整坐了十年牢，最后DNA证据证明罪犯另有其人。 威尔斯发现，证人在做出错误选择之后，如果得到了肯定的反馈信息，通常就会比做出正确选择但未受到鼓励的证人更加确定自己的选择。一个最初做抉择时犹豫不决的证人，在做出选择并得到了警方的肯定或赞扬后，即使在两年之后，他也会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张脸。”这就是记忆的可塑性。 “顺序指认”：改变指认对象的出场顺序或可降低指证出错率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令证人的记忆产生偏差。心理学家罗伊·马尔帕斯发现，传达给目击者的指令可以极大地影响他们的选择。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在一组照片中必须选择一个人，即使他们并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就在这组照片中。在一次实验中，马尔帕斯发现，只要简单地说一句“犯罪嫌疑人可能在这里面，也可能不在这里面”，就能将错误选择降低45%。更多的实验令心理学家相信，警方在让证人通过照片或真人指认犯罪嫌疑人时，应该通过“双盲”的途径，以避免影响证人的选择。例如，让证人进行指认的工作不应由负责案件侦破的警官来执行。 在威尔斯的实验和研究中，最关键和最有争议的是，被出示的指认对象的出场顺序问题。他的模拟实验发现，人们做决定时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性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可能会立即大声叫道：“就是他！”在另一种情况下，辨认过程更为审慎，证人会对人的脸部特征一个一个地仔细进行比较。证人可能会说：“我知道，1号、2号、4号、5号、6号都不是，那就一定是3号了。”威尔斯称这一过程为“相对性判断”，比如相对于其他人的脸来说，这张脸似乎与证人记忆中的脸更像一些。 为了对这两种选择方式进行比较，威尔斯和其他人一起设计了一种新的出示指认对象的方式。例如，不是一次出示6人组照片，而是连续6次，一次出示一个人的照片，以此取代一次性出示一组照片的传统做法。在一次只看一张照片的情况下，证人不得不辨认此人究竟是或不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从一组照片中挑选出一人来（假定犯罪嫌疑人必定是其中之一）。实验结果显示，用一次出示一张照片的方法辨认“犯罪嫌疑人”，其出错率可降低将近一半。之后在美国各地进行的几十项同类研究也都证实了这样的效果。 威尔斯指出，“相对性判断”和“绝对性判断”并不只限于照片指认。警方绘制的犯罪嫌疑人的模拟图像的准确性是无法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相比较的。这和对其他事物的回忆是不同的。例如，我们在回忆房屋的模样时，可能会记得那是一幢两层楼的红砖瓦房、门廊上有一个绿色的雨篷等。但对人脸的识别却不是从脸部的各个“组件”去辨认的，就像婴儿辨认母亲的方式，要么“是妈妈”，要么“不是妈妈”，而不是“长有那样眉毛的人是妈妈”。 为了更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威尔斯在办公室电脑上启动了警察部门用于模拟画像的标准软件程序（如今电脑几乎已经完全取代了警方的模拟画像人员）。然后，他对一位来访者说：“想象一下你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的模样，比如你的父亲。我根据你的描述来描绘出他的画像。”于是，来访者回忆道：父亲人到中年时，卷发，方正的下巴，淡褐色的眼睛。威尔斯点击屏幕，几百个面部画像出现在屏幕上。他让来访者从中选择出一个最像自己父亲的。来访者觉得很为难，因为在他的脑海里，父亲的脸与屏幕上所有人的脸都对应不起来。接下来，威尔斯说：“你只管选就是了，我根据你的描述再作调整。” 来访者选择了一个脸形有些像的图片。威尔斯根据他的描述作修饰。屏幕上显示了几十种眉毛的样式，然后进行选择、修改。脸部的其他组成部分也逐一重复显示、选择、修改过程。包括嘴、发际线、眼睛、鼻子等，电脑程序里存储有3850个面部元素细节可供选择修改。但最终，来访者在连连受挫无法获得满意的画像后选择了放弃。 威尔斯按下打印机按钮，打印出来的人像素描看上去更像猿人，而不像是人类。他笑着说：“你现在应该意识到了，你根本不知道如何来描述。” 威尔斯指出，任何能将我们从绝对判断推向相对判断的东西都会令我们的证词变得不可靠。之后，威尔斯开始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实验：在16种不同的场景下，对近1600名志愿者进行测试。有时，他将犯罪现场的录像经处理后，让图像变得模糊或更暗一些，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模糊不清的面孔，这是为了让证人无法一下子确认嫌疑人，而需要进行一番比对之后才能做出选择。 威尔斯相信，根据记录下的志愿者做决定的时间，以及在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他们做决定时的内心想法，他就可以区分哪些证词可靠，哪些证词不可靠。 反对意见：实验室实验并不能反映现实世界复杂混乱的情况 近年来，威尔斯每年都花大约26周的时间奔波于学者、律师和警察之间，试图说服他们应用新的程序来对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做出判断。他的目标之一是说服刑侦人员以科学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并敦促他们在获取证人证词时严格按照新的标准执行，如以“双盲”的方式让证人进行指证等。 威尔斯的努力已经得到了回报。美国目前已有13个州对证人指证程序制定了更科学的新规定，美国40%以上的警察部门已经部分或全部采取威尔斯的有关建议。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威尔斯的理论，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律师指出，实验室实验并不能反映现实世界复杂混乱的情况，以及证人所承受的压力，威尔斯的技术还不足以被推荐作为法律政策的依据。 无论如何，证人证词的可靠性研究意义深远，不仅仅对于成千上万无辜被定罪的人们来说生死攸关。正如威尔斯所说，每一次错误指认都产生了一个“双向的司法不公”：无辜之人被定罪是对蒙冤者的不公；而真正的罪犯得以逍遥法外，更是对仍处于罪犯威胁下的广大公众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