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农业面临着政府热而农民冷？中国农业为什么仍然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怪圈？中国农业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中国农业面临政府热而农民的冷的局面：中国农业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农民仍是弱势群体。 毋庸置疑，中国农业的地位历来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共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推动中国农业发展。在中国的大小会议上，政府多次强调支持农业。特别是在一些政府官员中，一些人言必称农业，把对农业的重视放在口上。但是在一些基层政府，农业说起来重视，而做起来却放在城镇化、招商引资、大上快上工业项目之后，甚至放在房地产开发工作之后。有的政府甚至不顾中央政策，越过红线，拿农民的土地做交易。高层政府重视，基层政府口头上重视，而实际上甚至牺牲农业换来短时的利益，其背后原因是复杂的。最重要的是，农业是个见效慢，出不了多少政绩的产业。 中国农民是中国农业的主体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赖以土地而生存，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农业。近十多年来，虽说中国农业地位提高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也加强了。但农民们越来越不愿种地了。随着中国农民素质的提升，农民的利益诉求也越来越高，他们知道从事农业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一是土地资源的有限，粮食产量的极限，粮食价格赶不上种地成本的攀升。外出打工从事的职业不仅苦，甚至居无是所，但收入比在家种地一年下来要高出好几倍。现实利益的驱动，促使他们跋山涉水，远走他乡。在家里留守的是干不动活的老年人和尚不会干活的孩子们。甚至连现在在上学的孩子们都随父母来到打工的城市里居住，外面的世界对孩子们仍然是充满诱
惑力。我老家堂弟，在广州打工两年后，把他的媳妇和孩子接到城市，他给人家开货车，他的媳妇在一家宾馆打扫卫生，孩子在一家私人幼儿园，两个人的收入一个月五千多元人民币，除掉生活和租房的必要开支外，每月还能节省两千元。如果他在家种那两亩地，一年下来的收入也就是两千元左右。30多岁的堂弟，已经打算在广州打工一辈子了。叔叔前几年在家给他盖的大房子一直闲在那里。他家的地已经有两年多没人种了，在偏远的小村，也没有人承包土地。在家里听说，有一个村的年轻人承包了几十亩地，今年春季大旱抗旱时，他发动了几乎所有在农村的亲戚帮他抗旱，他还是累倒了，他发誓明年把所有承包的土地再还给人家。他说，在外打工累，也没有在家抗旱累。再说，一年下来靠农业的收益还是个未知数。中国政府鼓励农民有偿土地流转，而对于广大农村来说，真正流转起来却很难。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差，欠账很多，靠天吃饭局面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世纪70年代出现高潮，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几十年来，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够。尽管政府投入了许多资金，但真正落实到田间的却很少。就拿田地里的机井来说，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打的井，大部分井已经破坏。由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块的田地分属于不同的家庭管理，对公用设施无人维护，更无人爱护。一些农民只讲个人小利益，如果公用设施在其田地里，他主动破坏掉。由于涉农资金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分管，这些部门各干各的，建的设施相互不配套，致使许多设施成了摆设。基础设施不足，有了设施也没人去维护，这就是现实。出自：《世界咨询师》 中国
农业的出路在于真正提高农业地位。 要想寻找出路，必须正视现实中的天路。中国农业关系十多亿人吃饭问题，更关系社会稳定大局。既然这么重要，就应该把农业真正当作第一产业，当作第一要务，当作第一责任，维护农业和农民利益，才能巩固和提升农业和农村的地位。一是解决农民不愿种地问题。一方面，政府应鼓励组织农业集团，实行大农场的运作，让有能力的人去经营农业。同时，在不改变现有承包责任制的机制下，强化农民间的合作，让农业产生规模效益。另一方面，提高粮食价格，让农民有利可图。尽管中国粮食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粮食价格不稳定，会造成社会动荡，但一味压粮食价格，实际上是压大多数的利益，压农业基础，只能会导致矛盾的积压。矛盾长期不释放的话，早晚会出问题；二是解决靠天吃饭问题。由农业部门直接管理各类拨向农业的资金，专款专用，把历史欠账还了，大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解决土地收益问题，严守土地红线，加大政府力度，设法提高粮食产量。 农业大于天，这个天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关乎幸福和平安。有智慧的精英们，有权势的大小官员们，有能力的企业家门，用了这个天，也为了自己，该支持支持农业和农民了。因为，精英经营农业，也是未来的出路之一。
中国为了的粮食战争
2007年以来，《货币战争》一书在国内流行。其实中国走向开放的今天，还面临着另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战争，这就是“粮食战争”。最近几年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公司纷纷介入中国生猪养殖业，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生物制品公司虎视眈眈，正在插手中国的
种子业。以益海嘉里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控制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40％的市场份额；投资基金凯雷近期也宣布进军中国饲料业。从今年秋季开始，外资已经在中国的粮食主产区高价收购粮食。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在中国演绎的“粮食战争”，经过几年谋划布局后，正在发起正面的进攻。 面对跨国资本引发的粮食战争，我们在应对战略选择上，已不仅仅是思考如何做大做强中国粮食企业的问题，而是如何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立足中国国情，思考中国的农业经济走什么路、发展什么模式的问题。 首先，围绕目前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农业经济，可否像工业品那样走完全放开与充分竞争的市场之路？围绕这个问题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战略思路。如果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应对粮食战争的战略，就不是在如何设定市场竞争的规则上做文章，而是要在既定的规则下，如何增强我们的竞争力上做文章。这也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的，不管我们是否欢迎，对于中国农业“资本时代”的到来，我们只能以做大做强自己来应对农业资本的战争。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有限竞争市场，那么我们应对粮食战争的着力点，就是要在如何设定竞争规则上做文章。 也许人们会认为，农业经济是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自然属于有限竞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问题。但是无论从目前各级政府对待农业发展的实际做法看，还是从满足跨国资本驰骋于世界农业领域的贸易政策看，都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过度地夸大了市场化、国际化与资本化对农业经济带来的好处，低估和忽视了农业经济市场化与资本化
的风险。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指导下，才使得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因过度相信农业国际化与资本化的好处，而陷入农业经济危机中不能自拔。正是在这种思路的作用下，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将发展农业经济像发展工业经济那样，纳入招商引资的范畴，希望通过农业快速的国际化、市场化与资本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正是这种做法为跨国资本长驱直入中国农业领域提供了便利。 在此，我们不是认为农业经济发展不能市场化，而是农业经济所具有的独特性，对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承受力比我们所预期的要低得多。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中国以占世界6．8％的耕地，养育着占世界21．8％的人口。中国人均耕地面积1．40亩，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7％左右，加拿大的1／18，俄罗斯的1／10，美国的1／8，印度的1／2。中国土地资源稀缺性决定了中国农业对市场化、国际化的承受能力更弱。中国不仅要把农业经济作为有限竞争的市场来对待，而且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创立一种中国特色的有限市场化、生态化、新能源支持的农业发展模式。 第一，中国的农业经济模式，决不能简单模仿美国式放任大资本左右的资本化、市场化模式。美国农业的模式是一个在政府补贴支持下的自由竞争、放任大资本经营的国际化模式。在美国农业中的政府补贴，主要解决的是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获利均衡化问题，其他问题可以不考虑。但鉴于目前中国18万亩土地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生计功能的国情，决不能简单模仿美国的模式。中国的农业市场化应该受到比美国模式更多的约束和制约。如果美国农业的市场化模式是“野外放养模式”，那么中国则
应是“笼养模式”。围绕中国特色鸟笼式市场化模式，在上限上，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设置防线，即不能让盘旋在空中的鹰威胁笼中的鸡；在下限上，不仅需要确保目前已经出台的18万亩耕地红线，还要增加一条新的防线，即要确保中国农产品(16.99,-0.10,-0.59%)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垄断与左右，其前提之一，就是中国应出台专门遏制在农业领域垄断的反垄断法。 第二，通过培育内生发展力，探索中国特色的两元文明的新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农业承担其养育农民、传承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的功能。从工业经济的财富观与纯市场化理念看，中国农业与农村，似乎处在落后、被瓦解和淘汰的地位。但是，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看，当代中国农村与农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仅与当今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相吻合，而且凝聚着中国传统智慧中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所具有的极高的传承与借鉴价值。在中国改革30年中及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形成的一大批中国新农村证明，中国传统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价值。中国许多农村能够作为承载现代经济与现代文明的载体而存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反思目前单一城市文明主导下的城市化模式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需要探索中国城市与乡村两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新城镇化之路。中国两元文明之路，既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之路，也是中国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目前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中国农业只承担着中国粮食需求的功能，城市化才是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按照这种思路，就是要尽快地让资本进村，让农民进城，完成农民的市民化与农业的现代化
的双赢。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目标定位。中国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个底线，就是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经营主体的地位不能动摇。中国农业的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走培育内生增长力的道路，而不是走资本替代农民的外部替代之路。 第三，通过传统农业与新能源、智能技术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生态农业、低碳农业、新能源、智能农业的发展之路。鉴于转基因技术、化学工业给现代世界农业发展带来的风险与危机，我们必须重新定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与模式。在现代新能源、生物技术与智能化技术支撑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实现三个转型：一是从依靠现代工业技术的化学化农业，向挖掘东方智慧价值的传统农业复兴的生态化农业转型。二是从希望于转基因技术的农业革命，向基于新能源技术的新能源农业革命转型。三是从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单一种植业，向满足生态化、多样化需要的多元化农业转型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发展，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农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增长方式的重大突破，不仅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带来了农民收入的阶段性增长。但随着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农业和农业经济与非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业的比较效益开始滑坡，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也开始下降。因此，解决农业发展的瓶颈、寻找新的农业增长点、实现三个方面突破是现阶段农业发展问题中的重大而突出问题。 建立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实现农业经营体制的突破，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行的农业经营体制是建立在农村土地家庭
承包的经营基础之上的小规模经营方式，这种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分户经营模式在改革初期确实起到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体制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一家一户小规模的经营模式不仅从客观上阻断了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连接，使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处于一种封闭的、分散的生产状态，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抑制了农业增收潜力。而且还阻碍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化流转，使目前的农业生产工具仍处于一种人畜犁耕的原始状态，迟缓了农业机械化的研发与推广；使农业生产技术仍停留在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和化学肥料与高残留农药的使用上，阻碍了优质化、无公害化生产技术的使用与研发；使农村土地的价值仍处于一种单一的原始的农产品产出效益上，而无法转化进行交易，用来从事农业扩大再生产并从其中获取更多利润的资
本。因此，建立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不仅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连接，而且也有利于避免生产和投入的盲目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这种规模化经营并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大集体时代，而是在不破坏现有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为前提的一种适度的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它是以农户承包的土地作股份，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规模化经营。这种规模经营既有别于过去的农业互助组，因为它不要求每一个拥有股份的农户都一定要亲自参与具体的农业生产与管理，且利益分配存在差别。而过去的农业
互助组则一般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应参与本组的农业生产与管理，
为什么中国农业面临着政府热而农民冷？中国农业为什么仍然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怪圈？中国农业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中国农业面临政府热而农民的冷的局面：中国农业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农民仍是弱势群体。 毋庸置疑，中国农业的地位历来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共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推动中国农业发展。在中国的大小会议上，政府多次强调支持农业。特别是在一些政府官员中，一些人言必称农业，把对农业的重视放在口上。但是在一些基层政府，农业说起来重视，而做起来却放在城镇化、招商引资、大上快上工业项目之后，甚至放在房地产开发工作之后。有的政府甚至不顾中央政策，越过红线，拿农民的土地做交易。高层政府重视，基层政府口头上重视，而实际上甚至牺牲农业换来短时的利益，其背后原因是复杂的。最重要的是，农业是个见效慢，出不了多少政绩的产业。 中国农民是中国农业的主体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赖以土地而生存，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农业。近十多年来，虽说中国农业地位提高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也加强了。但农民们越来越不愿种地了。随着中国农民素质的提升，农民的利益诉求也越来越高，他们知道从事农业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一是土地资源的有限，粮食产量的极限，粮食价格赶不上种地成本的攀升。外出打工从事的职业不仅苦，甚至居无是所，但收入比在家种地一年下来要高出好几倍。现实利益的驱动，促使他们跋山涉水，远走他乡。在家里留守的是干不动活的老年人和尚不会干活的孩子们。甚至连现在在上学的孩子们都随父母来到打工的城市里居住，外面的世界对孩子们仍然是充满诱
惑力。我老家堂弟，在广州打工两年后，把他的媳妇和孩子接到城市，他给人家开货车，他的媳妇在一家宾馆打扫卫生，孩子在一家私人幼儿园，两个人的收入一个月五千多元人民币，除掉生活和租房的必要开支外，每月还能节省两千元。如果他在家种那两亩地，一年下来的收入也就是两千元左右。30多岁的堂弟，已经打算在广州打工一辈子了。叔叔前几年在家给他盖的大房子一直闲在那里。他家的地已经有两年多没人种了，在偏远的小村，也没有人承包土地。在家里听说，有一个村的年轻人承包了几十亩地，今年春季大旱抗旱时，他发动了几乎所有在农村的亲戚帮他抗旱，他还是累倒了，他发誓明年把所有承包的土地再还给人家。他说，在外打工累，也没有在家抗旱累。再说，一年下来靠农业的收益还是个未知数。中国政府鼓励农民有偿土地流转，而对于广大农村来说，真正流转起来却很难。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差，欠账很多，靠天吃饭局面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世纪70年代出现高潮，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几十年来，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够。尽管政府投入了许多资金，但真正落实到田间的却很少。就拿田地里的机井来说，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打的井，大部分井已经破坏。由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块的田地分属于不同的家庭管理，对公用设施无人维护，更无人爱护。一些农民只讲个人小利益，如果公用设施在其田地里，他主动破坏掉。由于涉农资金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分管，这些部门各干各的，建的设施相互不配套，致使许多设施成了摆设。基础设施不足，有了设施也没人去维护，这就是现实。出自：《世界咨询师》 中国
农业的出路在于真正提高农业地位。 要想寻找出路，必须正视现实中的天路。中国农业关系十多亿人吃饭问题，更关系社会稳定大局。既然这么重要，就应该把农业真正当作第一产业，当作第一要务，当作第一责任，维护农业和农民利益，才能巩固和提升农业和农村的地位。一是解决农民不愿种地问题。一方面，政府应鼓励组织农业集团，实行大农场的运作，让有能力的人去经营农业。同时，在不改变现有承包责任制的机制下，强化农民间的合作，让农业产生规模效益。另一方面，提高粮食价格，让农民有利可图。尽管中国粮食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粮食价格不稳定，会造成社会动荡，但一味压粮食价格，实际上是压大多数的利益，压农业基础，只能会导致矛盾的积压。矛盾长期不释放的话，早晚会出问题；二是解决靠天吃饭问题。由农业部门直接管理各类拨向农业的资金，专款专用，把历史欠账还了，大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解决土地收益问题，严守土地红线，加大政府力度，设法提高粮食产量。 农业大于天，这个天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关乎幸福和平安。有智慧的精英们，有权势的大小官员们，有能力的企业家门，用了这个天，也为了自己，该支持支持农业和农民了。因为，精英经营农业，也是未来的出路之一。
中国为了的粮食战争
2007年以来，《货币战争》一书在国内流行。其实中国走向开放的今天，还面临着另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战争，这就是“粮食战争”。最近几年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公司纷纷介入中国生猪养殖业，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生物制品公司虎视眈眈，正在插手中国的
种子业。以益海嘉里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控制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40％的市场份额；投资基金凯雷近期也宣布进军中国饲料业。从今年秋季开始，外资已经在中国的粮食主产区高价收购粮食。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在中国演绎的“粮食战争”，经过几年谋划布局后，正在发起正面的进攻。 面对跨国资本引发的粮食战争，我们在应对战略选择上，已不仅仅是思考如何做大做强中国粮食企业的问题，而是如何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立足中国国情，思考中国的农业经济走什么路、发展什么模式的问题。 首先，围绕目前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农业经济，可否像工业品那样走完全放开与充分竞争的市场之路？围绕这个问题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战略思路。如果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应对粮食战争的战略，就不是在如何设定市场竞争的规则上做文章，而是要在既定的规则下，如何增强我们的竞争力上做文章。这也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的，不管我们是否欢迎，对于中国农业“资本时代”的到来，我们只能以做大做强自己来应对农业资本的战争。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有限竞争市场，那么我们应对粮食战争的着力点，就是要在如何设定竞争规则上做文章。 也许人们会认为，农业经济是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自然属于有限竞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问题。但是无论从目前各级政府对待农业发展的实际做法看，还是从满足跨国资本驰骋于世界农业领域的贸易政策看，都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过度地夸大了市场化、国际化与资本化对农业经济带来的好处，低估和忽视了农业经济市场化与资本化
的风险。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指导下，才使得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因过度相信农业国际化与资本化的好处，而陷入农业经济危机中不能自拔。正是在这种思路的作用下，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将发展农业经济像发展工业经济那样，纳入招商引资的范畴，希望通过农业快速的国际化、市场化与资本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正是这种做法为跨国资本长驱直入中国农业领域提供了便利。 在此，我们不是认为农业经济发展不能市场化，而是农业经济所具有的独特性，对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承受力比我们所预期的要低得多。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中国以占世界6．8％的耕地，养育着占世界21．8％的人口。中国人均耕地面积1．40亩，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7％左右，加拿大的1／18，俄罗斯的1／10，美国的1／8，印度的1／2。中国土地资源稀缺性决定了中国农业对市场化、国际化的承受能力更弱。中国不仅要把农业经济作为有限竞争的市场来对待，而且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创立一种中国特色的有限市场化、生态化、新能源支持的农业发展模式。 第一，中国的农业经济模式，决不能简单模仿美国式放任大资本左右的资本化、市场化模式。美国农业的模式是一个在政府补贴支持下的自由竞争、放任大资本经营的国际化模式。在美国农业中的政府补贴，主要解决的是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获利均衡化问题，其他问题可以不考虑。但鉴于目前中国18万亩土地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生计功能的国情，决不能简单模仿美国的模式。中国的农业市场化应该受到比美国模式更多的约束和制约。如果美国农业的市场化模式是“野外放养模式”，那么中国则
应是“笼养模式”。围绕中国特色鸟笼式市场化模式，在上限上，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设置防线，即不能让盘旋在空中的鹰威胁笼中的鸡；在下限上，不仅需要确保目前已经出台的18万亩耕地红线，还要增加一条新的防线，即要确保中国农产品(16.99,-0.10,-0.59%)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垄断与左右，其前提之一，就是中国应出台专门遏制在农业领域垄断的反垄断法。 第二，通过培育内生发展力，探索中国特色的两元文明的新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农业承担其养育农民、传承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的功能。从工业经济的财富观与纯市场化理念看，中国农业与农村，似乎处在落后、被瓦解和淘汰的地位。但是，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看，当代中国农村与农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仅与当今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相吻合，而且凝聚着中国传统智慧中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所具有的极高的传承与借鉴价值。在中国改革30年中及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形成的一大批中国新农村证明，中国传统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价值。中国许多农村能够作为承载现代经济与现代文明的载体而存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反思目前单一城市文明主导下的城市化模式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需要探索中国城市与乡村两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新城镇化之路。中国两元文明之路，既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之路，也是中国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目前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中国农业只承担着中国粮食需求的功能，城市化才是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按照这种思路，就是要尽快地让资本进村，让农民进城，完成农民的市民化与农业的现代化
的双赢。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目标定位。中国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个底线，就是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经营主体的地位不能动摇。中国农业的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走培育内生增长力的道路，而不是走资本替代农民的外部替代之路。 第三，通过传统农业与新能源、智能技术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生态农业、低碳农业、新能源、智能农业的发展之路。鉴于转基因技术、化学工业给现代世界农业发展带来的风险与危机，我们必须重新定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与模式。在现代新能源、生物技术与智能化技术支撑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实现三个转型：一是从依靠现代工业技术的化学化农业，向挖掘东方智慧价值的传统农业复兴的生态化农业转型。二是从希望于转基因技术的农业革命，向基于新能源技术的新能源农业革命转型。三是从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单一种植业，向满足生态化、多样化需要的多元化农业转型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发展，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农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增长方式的重大突破，不仅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带来了农民收入的阶段性增长。但随着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农业和农业经济与非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业的比较效益开始滑坡，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也开始下降。因此，解决农业发展的瓶颈、寻找新的农业增长点、实现三个方面突破是现阶段农业发展问题中的重大而突出问题。 建立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实现农业经营体制的突破，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行的农业经营体制是建立在农村土地家庭
承包的经营基础之上的小规模经营方式，这种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分户经营模式在改革初期确实起到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体制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一家一户小规模的经营模式不仅从客观上阻断了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连接，使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处于一种封闭的、分散的生产状态，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抑制了农业增收潜力。而且还阻碍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化流转，使目前的农业生产工具仍处于一种人畜犁耕的原始状态，迟缓了农业机械化的研发与推广；使农业生产技术仍停留在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和化学肥料与高残留农药的使用上，阻碍了优质化、无公害化生产技术的使用与研发；使农村土地的价值仍处于一种单一的原始的农产品产出效益上，而无法转化进行交易，用来从事农业扩大再生产并从其中获取更多利润的资
本。因此，建立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不仅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连接，而且也有利于避免生产和投入的盲目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这种规模化经营并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大集体时代，而是在不破坏现有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为前提的一种适度的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它是以农户承包的土地作股份，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规模化经营。这种规模经营既有别于过去的农业互助组，因为它不要求每一个拥有股份的农户都一定要亲自参与具体的农业生产与管理，且利益分配存在差别。而过去的农业
互助组则一般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应参与本组的农业生产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