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主要著作为《史记》，而表露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篇章，为《史记．货殖列传》。兹将《货殖列传》中可表现其经济思想的片断，简摘如下：
第一、人类的本能及经济自由
司马迁说：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之本能，另一种是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致富的本能或自利心，乃是为追求个人财富之积累，或经济情况改善的一种本能。为了此种目的，人们可以劳筋骨、忍嗜欲、冒风险，为求财利而赴汤蹈火。而所谓享乐的欲望或称为奢侈的本能，是人类求精神的或肉体的欲望满足，如权势的夸耀，口腹之欲及耳目之欲的满足，以及一切增加个人安逸快乐的需要。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可以不惜个人财富的牺牲，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又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又说：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这就说明：人类有求利致富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除此之外，司马迁又留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货殖列传》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神农以前，没有典籍可稽，所以当时的人民经济生活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至于虞夏以后，有了尚书诗经等文献，其时人民经济生活之情况，可以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知道。司马迁根据这些记载来观察，于是发现了以下各点：
一、人类有享乐的本能；
二、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在条件限制，它将尽情发挥；
三、这种本能，不可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于人类的两种本能，是人类两种本能之发挥、交织而成。人类求利致富本能的充份发挥，使个人积聚财富；又受享乐欲望的趋使，而作财富的开支。因此，政府经济政策，也应该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则社会才能富裕、和谐。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谓：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在西汉，最好的时期，根据司马迁的理论，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虽在历史上称为好皇帝，但用「教诲」的方法，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好事。
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在司马迁来说，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社会的经济活动，大别可以分为四个行业，即农、虞、工、商。司马迁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又有一段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以上两段，非常明显、强烈地，显示出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的洞察力，而且又显示出他的非常明显有力的见解。即是：社会生产行业的多元化，及彼此的依赖性。农、虞、工、商，为社会生产行业的四个主要部门，单独来说，各有其功能，综合而言，彼此依赖，不可偏废。并且强调：以上四者，为人民衣食（即指整个生活面）之原。又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不论是国家，或是家庭，贫富的关键均在此。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所列举的人物，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范蠡等七人；属于西汉的有蜀卓氏等九人。兹列表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人 名
行 业
简 介
范蠡
商业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
子贡
商业
所至与国君分庭抗礼，使孔子扬名天下。
白圭
商业
乐观时变，天下言治生皆袓白圭。
猗顿
工业
以盐业致富
郭纵
工业
邯郸郭纵、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
畜牧
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以?比封君。
巴寡妇清
矿业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至于西汉的人物，则可见下表：
人 名
行 业
简 介
蜀卓氏
工业
其先赵人，冶铁致富。秦破赵，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
工业
山东迁虏，冶铸，富埒卓氏。
宛孔氏
工业、商业
梁人，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曹邴氏
工业、商业
先以冶铁起，富至巨万。其后贳贷行贾遍郡国。
刁间
商业
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
师史
商业
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
商业
粮食囤积贩卖，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桥姚
牧畜
塞外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无盐氏
子钱家
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出征将领贷子钱，诸子钱家莫敢贷，唯无盐氏贷出，三月吴楚平，无盐氏息什倍。富埒关中。
除以上列举富豪人物之外，司马迁又说：
关中富商大贾，大扺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又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西汉社会，不但有富可敌国的大富豪，而且有倾郡、倾县、倾乡里的大大小小的富豪，可以看出西汉社会，是一个经济蓬勃，百业兴隆的农、工、商业社会。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在《货殖列传》中，有许多商业理论，这些商业理论中，有一些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理论，有些则是由司马迁说出，并没有注明出处的。兹摘要列举如下。
一个人，想求财致富，应该怎样做？司马迁说：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司马迁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就只有靠出卖劳力赚钱，如果有少数本钱，则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钱多了，则要观察货物生产及供应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赚钱。
关于货物供应的周期，《货殖列传》曾经引用计然及白圭的说法。兹引录如下。首先是计然的说法：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根据中国古代的历法，是用干支纪年。譬如：甲、乙是木年；壬、癸是水年；庚、辛是金年；丙、丁是火年。计然的观察心得，是：金年可能丰收，水年可能有灾荒，木年或发生饥馑，火年或有旱灾。年成的好坏，会影响粮食的供应。
计然又说：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
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粮食供应的周期。
除了前引计然的说法之外，司马迁又引录白圭的说法。白圭是战国初年（约公元前400年）的人，较计然迟了大约100年。《货殖列传》说：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
太阴，是一个星宿的名称，白圭是由观察太阴星的位置，而推测农业的丰、歉，也即是粮食供应的多寡。
由推测粮食供应的多寡，推测到粮食价格的升降。又由价格的高低，预测到价格的变动。因为西汉时人，皆相信价格高到极点，就会下跌，价格低到极点，就会反弹。所谓：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又说：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是要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的关键时刻。这是一种非常敏感地预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种工夫叫做「亿」。论语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可以发财，全靠他有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但是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记载，一个成功的商人，除了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外，更要快速把握时机，吸纳（在物价最低点）及拋售（在物价最高点）货物。因为时机一纵即逝。所以商人必须敏锐、决断，切忌犹豫不决。如果行动不快，不能把握时机，令时机失去，则徒唤奈何﹗这种把握时机，迅速反应，及时买卖，在春秋时期，谓之「与时逐」，即是与时间赛跑的意思。《货殖列传》说范蠡在帮越王勾践复仇之后，隐居于陶，「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又形容白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就是形容这一种快速、决断的工夫。司马迁说：物价的升、降变动，人人知道，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准确地预测到；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快速、决断地吸纳或拋售货物。所以他在《货殖列传》中借着白圭的语气说：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又提出「廉贾」与「贪贾」的分别。「廉贾」只赚取正常的利润，而「贪贾」则想赚到正常利润以上。但司马迁说，「廉贾」风险较少，可以长期守业，「贪贾」反而容易失败。他说，在西汉时期，资本的年回报率，在百分之二十。所以「廉贾」也只希望年赚百分之二十，《货殖列传》说：
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在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以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在其中。
贵族受皇帝封为千户之君，他一年的收入为二十万，而他要负担一年之间朝觐聘享的开支。普通老百姓经营农、工、商贾各业，如果他的资本为百万（铜钱），一年的利润也有二十万，但他要负担更徭租赋的开支。照司马迁的说法，在西汉时一般生产行业之间，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也可说是「资本回报率」）的，这个平均利润率是年利百分之二十。而他所谓「廉贾」，则是指以赚取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的人。如果有人不以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而想赚多一些，司马迁称他为「贪贾」。《货殖列传》中说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廉贾年利率五分之一，也即是年利百分之二十。他这个利润相等于平均利润率，所以可以长期守业不坠。贪贾想赚到年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超出平均利润率，反而未必可以长存。
司马迁又用廉吏来作比较。《货殖列传》说：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他是说：清廉的官吏，可以作得长久；虽然只靠有限的俸禄，但时间积久，长期积累下来，也富裕了。以此例之，廉贾以赚取平均利润为满足，但因可以长期守业，长期下来，也就富有了。所以说：「廉贾归富」。
第六、从《史记．货殖列传》看春秋战国及西汉早期商业发展情形
由春秋战国，一直到秦统一天下为止，中国各个区域，商业发展程度非常不平均。秦国一直到商鞅相秦孝公（公元前359）时，经济发展程度尚低。但与此同时，东方的齐国，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当周朝初年，太公望受封于齐国的时候，因为齐国当时的地理环境不适于农业，于是致力于发展工商业，结果非常成功。《货殖列传》记载此事：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上引一段是说明齐国之所以富强以及到齐桓公时可以为五霸之首，都是因齐国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一直到战国末年，齐国商业仍然非常繁盛。至于商业繁盛的程度，吾人可由齐国城市化的程度来说。《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对齐宣王说：
临淄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齐宣王在位时为公元前342年至324年。离开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大约100年。那时齐国首都临淄，就有七万户，如果照苏秦的说法，每一户有三男子的话，临淄最少应有七十万人。
又再根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毅于公元前284年，率领燕国军队，攻入齐国，一口气攻下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市。齐国国君、宗室、臣民，在田单率领之下，固守着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一共守了五年，到公元前279年才反攻，打败燕国军队，收复全国国土。
现在再作讨论，假如说：临淄城中人口有七十万，临淄是当时齐国的首都，是齐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可能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它的城市，人口可能较少。但是，齐国国王、宗室、军民，可以以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为据点，抵抗燕军五年之久，到公元前279年反攻并收复失地，则即墨及莒两个城市的人口，也不可能太少。如果假定莒及即墨两个城市各有人口五万，（这也即是战国后期的人常说的「万家之城」。）七十个城，就有三百多万。再加上临淄一城就有七十万，则齐国的城市居民就有四百万以上。据多数学者估计，齐国当时的人口，应有五百万至七百万。则城市居民已占一半以上。由此亦可想象：战国后期齐国工商业发达繁盛的程度。
除了齐国之外，到战国最后期，其它各国，甚至连商业最不发达的秦国，也追上来了。《史记．秦本纪》说：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十二万户既谓之「富豪」或「豪民」，则十二万户应有人口百万以上。如果说：徙民百万于咸阳，则咸阳城中原有居民亦应有百万以上。
历史上，称秦始皇徙民于咸阳的政策用意为「强干弱枝」。也就是想使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咸阳），变成全国人口最多，财力最雄厚的城市。从这一种观点来推测，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公元前221），咸阳可能不是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原来其它各国的首都，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人口都已经多过咸阳。
由此可见，在战国后期，各国城市发展的程度。同时亦可以看到工商业发展的程度。
西汉统一全国，工商业在战国后期的基础上，更形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西汉全国统一，对工商业发展助益甚大。
兹再根据《货殖列传》记载，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展情形的迹象，列举如下：
第一、社会财富的立体累积：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财富累积，是平面累积。农业社会的有钱人（大地主），若想增加财富，主要方式是买地，也即是土地兼并，所以在农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是平面地，土地面积的大小，代表财富量的多寡。
唯有工商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才是立体的累积。《货殖列传》说：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地区，是西汉首都所在地。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的时间，应为西汉武帝前期（武帝：公元前140-87），是西汉最富裕的时期，其时，关中地区经过西汉由高祖至武帝经营已近七十年，工商事业已相当发达，关中地区之财富遂因工商业之发达而作「立体积累」。所以其地面积，虽只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亦只有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占了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六十。人均财富分配，较其它地区高出将近四倍。由此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达的程度。
第二、「子钱家」众多。「子钱家」即是专业经营借贷业务的人。「子钱家」众多表示：社会资本累积充足，以及社会上对资本的需求（有回报的）广。《货殖列传》说：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列侯封君行从军旅，借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从上引一段故事，可以看到西汉社会贷子钱这一个行业非常普遍、兴旺。「子钱家」非常多。而且利息率可跟风险挂钩，风险大的贷款，息率高。而无盐氏肯冒风险，就发了大财。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即是政治上的有权者，不会借着政治权力而欺压平民。而平民有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商业行为。而这些有政权及兵权在手的长安列侯封君，不会恃着政权及兵权，强令子钱家借钱，他们听任子钱家愿借就借。而在打仗打胜了之后，也不会赖债。照样还钱。这是一件商业行为，政权、兵权、教育权，完全不会干扰这一件商业行为。这一种良好的政治气候及商业气候，西汉之后的中国社会已不存在。
唐德刚教授说西汉本来可以走上资本主义，诚为有据而言。
第三、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今天，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不能用数字计算的社会。这种说法，用在西汉之后，到明朝清朝的中国社会，或有其不可否认的情况。但在西汉社会，则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将关中地区的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与中国全国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有非常清楚的比例外，又能列举多种生产行业如达到一定量度，其年收入则可与千户之封君相等。可见西汉时期，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对「富裕」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西方基督教亦有「富人上天堂，好比骆驼穿过针孔」一样的说法。大凡在一个贫穷的社会，教育家总有一番安慰穷人的说词，希望穷人可以安贫守己，社会可以安定。
关于这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意见非常清楚可见，应该介绍如下：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说过一段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士都「熙来攘往」地追求发财致富之后，就说：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
一个社会之中，人民质素的高低，是受制于该社会富裕与贫穷的程度：富裕的社会，人民讲求礼节，热心公益，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说，富裕社会，人与人间可以以礼相待。贫穷的社会，则谈不到了﹗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恐怕只有少数的「士」才能做得到。多数的「士」，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是难以维持「恒心」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富者得势益彰」的情形。第一个例子是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较受孔子喜欢的一个学生，但他经商，则非孔子所喜。《论语》中记载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能是孔子已经劝过子贡不要做买卖，专心读书，而子贡不听教导。好在子贡发了大财，不然的话，更要给师父骂。子贡因为做生意成功，周游列国都受到达官贵人的礼遇，并因此而令孔子的名声响遍天下，所以司马迁说：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今天的中国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但是有无想到如果没有子贡做生意成功，没有子贡宣扬乃师，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孔子，中国到今天或者仍然是「万古如长夜」呢﹗
司马迁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巴寡妇清。
《货殖列传》记巴寡妇清之故事为：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司马迁以为：巴寡妇清，以一个寡妇，很难抵抗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的压力，而她能够自保名节，完全因为她有财富。所以说，个人努力于发财致富是应该的。
司马迁主要著作为《史记》，而表露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篇章，为《史记．货殖列传》。兹将《货殖列传》中可表现其经济思想的片断，简摘如下：
第一、人类的本能及经济自由
司马迁说：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之本能，另一种是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致富的本能或自利心，乃是为追求个人财富之积累，或经济情况改善的一种本能。为了此种目的，人们可以劳筋骨、忍嗜欲、冒风险，为求财利而赴汤蹈火。而所谓享乐的欲望或称为奢侈的本能，是人类求精神的或肉体的欲望满足，如权势的夸耀，口腹之欲及耳目之欲的满足，以及一切增加个人安逸快乐的需要。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可以不惜个人财富的牺牲，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又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又说：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这就说明：人类有求利致富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除此之外，司马迁又留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货殖列传》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神农以前，没有典籍可稽，所以当时的人民经济生活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至于虞夏以后，有了尚书诗经等文献，其时人民经济生活之情况，可以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知道。司马迁根据这些记载来观察，于是发现了以下各点：
一、人类有享乐的本能；
二、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在条件限制，它将尽情发挥；
三、这种本能，不可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于人类的两种本能，是人类两种本能之发挥、交织而成。人类求利致富本能的充份发挥，使个人积聚财富；又受享乐欲望的趋使，而作财富的开支。因此，政府经济政策，也应该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则社会才能富裕、和谐。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谓：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在西汉，最好的时期，根据司马迁的理论，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虽在历史上称为好皇帝，但用「教诲」的方法，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好事。
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在司马迁来说，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社会的经济活动，大别可以分为四个行业，即农、虞、工、商。司马迁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又有一段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以上两段，非常明显、强烈地，显示出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的洞察力，而且又显示出他的非常明显有力的见解。即是：社会生产行业的多元化，及彼此的依赖性。农、虞、工、商，为社会生产行业的四个主要部门，单独来说，各有其功能，综合而言，彼此依赖，不可偏废。并且强调：以上四者，为人民衣食（即指整个生活面）之原。又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不论是国家，或是家庭，贫富的关键均在此。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所列举的人物，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范蠡等七人；属于西汉的有蜀卓氏等九人。兹列表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人 名
行 业
简 介
范蠡
商业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
子贡
商业
所至与国君分庭抗礼，使孔子扬名天下。
白圭
商业
乐观时变，天下言治生皆袓白圭。
猗顿
工业
以盐业致富
郭纵
工业
邯郸郭纵、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
畜牧
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以?比封君。
巴寡妇清
矿业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至于西汉的人物，则可见下表：
人 名
行 业
简 介
蜀卓氏
工业
其先赵人，冶铁致富。秦破赵，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
工业
山东迁虏，冶铸，富埒卓氏。
宛孔氏
工业、商业
梁人，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曹邴氏
工业、商业
先以冶铁起，富至巨万。其后贳贷行贾遍郡国。
刁间
商业
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
师史
商业
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
商业
粮食囤积贩卖，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桥姚
牧畜
塞外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无盐氏
子钱家
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出征将领贷子钱，诸子钱家莫敢贷，唯无盐氏贷出，三月吴楚平，无盐氏息什倍。富埒关中。
除以上列举富豪人物之外，司马迁又说：
关中富商大贾，大扺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又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西汉社会，不但有富可敌国的大富豪，而且有倾郡、倾县、倾乡里的大大小小的富豪，可以看出西汉社会，是一个经济蓬勃，百业兴隆的农、工、商业社会。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在《货殖列传》中，有许多商业理论，这些商业理论中，有一些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理论，有些则是由司马迁说出，并没有注明出处的。兹摘要列举如下。
一个人，想求财致富，应该怎样做？司马迁说：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司马迁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就只有靠出卖劳力赚钱，如果有少数本钱，则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钱多了，则要观察货物生产及供应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赚钱。
关于货物供应的周期，《货殖列传》曾经引用计然及白圭的说法。兹引录如下。首先是计然的说法：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根据中国古代的历法，是用干支纪年。譬如：甲、乙是木年；壬、癸是水年；庚、辛是金年；丙、丁是火年。计然的观察心得，是：金年可能丰收，水年可能有灾荒，木年或发生饥馑，火年或有旱灾。年成的好坏，会影响粮食的供应。
计然又说：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
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粮食供应的周期。
除了前引计然的说法之外，司马迁又引录白圭的说法。白圭是战国初年（约公元前400年）的人，较计然迟了大约100年。《货殖列传》说：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
太阴，是一个星宿的名称，白圭是由观察太阴星的位置，而推测农业的丰、歉，也即是粮食供应的多寡。
由推测粮食供应的多寡，推测到粮食价格的升降。又由价格的高低，预测到价格的变动。因为西汉时人，皆相信价格高到极点，就会下跌，价格低到极点，就会反弹。所谓：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又说：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是要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的关键时刻。这是一种非常敏感地预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种工夫叫做「亿」。论语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可以发财，全靠他有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但是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记载，一个成功的商人，除了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外，更要快速把握时机，吸纳（在物价最低点）及拋售（在物价最高点）货物。因为时机一纵即逝。所以商人必须敏锐、决断，切忌犹豫不决。如果行动不快，不能把握时机，令时机失去，则徒唤奈何﹗这种把握时机，迅速反应，及时买卖，在春秋时期，谓之「与时逐」，即是与时间赛跑的意思。《货殖列传》说范蠡在帮越王勾践复仇之后，隐居于陶，「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又形容白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就是形容这一种快速、决断的工夫。司马迁说：物价的升、降变动，人人知道，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准确地预测到；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快速、决断地吸纳或拋售货物。所以他在《货殖列传》中借着白圭的语气说：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又提出「廉贾」与「贪贾」的分别。「廉贾」只赚取正常的利润，而「贪贾」则想赚到正常利润以上。但司马迁说，「廉贾」风险较少，可以长期守业，「贪贾」反而容易失败。他说，在西汉时期，资本的年回报率，在百分之二十。所以「廉贾」也只希望年赚百分之二十，《货殖列传》说：
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在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以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在其中。
贵族受皇帝封为千户之君，他一年的收入为二十万，而他要负担一年之间朝觐聘享的开支。普通老百姓经营农、工、商贾各业，如果他的资本为百万（铜钱），一年的利润也有二十万，但他要负担更徭租赋的开支。照司马迁的说法，在西汉时一般生产行业之间，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也可说是「资本回报率」）的，这个平均利润率是年利百分之二十。而他所谓「廉贾」，则是指以赚取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的人。如果有人不以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而想赚多一些，司马迁称他为「贪贾」。《货殖列传》中说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廉贾年利率五分之一，也即是年利百分之二十。他这个利润相等于平均利润率，所以可以长期守业不坠。贪贾想赚到年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超出平均利润率，反而未必可以长存。
司马迁又用廉吏来作比较。《货殖列传》说：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他是说：清廉的官吏，可以作得长久；虽然只靠有限的俸禄，但时间积久，长期积累下来，也富裕了。以此例之，廉贾以赚取平均利润为满足，但因可以长期守业，长期下来，也就富有了。所以说：「廉贾归富」。
第六、从《史记．货殖列传》看春秋战国及西汉早期商业发展情形
由春秋战国，一直到秦统一天下为止，中国各个区域，商业发展程度非常不平均。秦国一直到商鞅相秦孝公（公元前359）时，经济发展程度尚低。但与此同时，东方的齐国，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当周朝初年，太公望受封于齐国的时候，因为齐国当时的地理环境不适于农业，于是致力于发展工商业，结果非常成功。《货殖列传》记载此事：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上引一段是说明齐国之所以富强以及到齐桓公时可以为五霸之首，都是因齐国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一直到战国末年，齐国商业仍然非常繁盛。至于商业繁盛的程度，吾人可由齐国城市化的程度来说。《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对齐宣王说：
临淄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齐宣王在位时为公元前342年至324年。离开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大约100年。那时齐国首都临淄，就有七万户，如果照苏秦的说法，每一户有三男子的话，临淄最少应有七十万人。
又再根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毅于公元前284年，率领燕国军队，攻入齐国，一口气攻下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市。齐国国君、宗室、臣民，在田单率领之下，固守着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一共守了五年，到公元前279年才反攻，打败燕国军队，收复全国国土。
现在再作讨论，假如说：临淄城中人口有七十万，临淄是当时齐国的首都，是齐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可能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它的城市，人口可能较少。但是，齐国国王、宗室、军民，可以以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为据点，抵抗燕军五年之久，到公元前279年反攻并收复失地，则即墨及莒两个城市的人口，也不可能太少。如果假定莒及即墨两个城市各有人口五万，（这也即是战国后期的人常说的「万家之城」。）七十个城，就有三百多万。再加上临淄一城就有七十万，则齐国的城市居民就有四百万以上。据多数学者估计，齐国当时的人口，应有五百万至七百万。则城市居民已占一半以上。由此亦可想象：战国后期齐国工商业发达繁盛的程度。
除了齐国之外，到战国最后期，其它各国，甚至连商业最不发达的秦国，也追上来了。《史记．秦本纪》说：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十二万户既谓之「富豪」或「豪民」，则十二万户应有人口百万以上。如果说：徙民百万于咸阳，则咸阳城中原有居民亦应有百万以上。
历史上，称秦始皇徙民于咸阳的政策用意为「强干弱枝」。也就是想使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咸阳），变成全国人口最多，财力最雄厚的城市。从这一种观点来推测，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公元前221），咸阳可能不是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原来其它各国的首都，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人口都已经多过咸阳。
由此可见，在战国后期，各国城市发展的程度。同时亦可以看到工商业发展的程度。
西汉统一全国，工商业在战国后期的基础上，更形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西汉全国统一，对工商业发展助益甚大。
兹再根据《货殖列传》记载，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展情形的迹象，列举如下：
第一、社会财富的立体累积：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财富累积，是平面累积。农业社会的有钱人（大地主），若想增加财富，主要方式是买地，也即是土地兼并，所以在农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是平面地，土地面积的大小，代表财富量的多寡。
唯有工商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才是立体的累积。《货殖列传》说：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地区，是西汉首都所在地。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的时间，应为西汉武帝前期（武帝：公元前140-87），是西汉最富裕的时期，其时，关中地区经过西汉由高祖至武帝经营已近七十年，工商事业已相当发达，关中地区之财富遂因工商业之发达而作「立体积累」。所以其地面积，虽只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亦只有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占了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六十。人均财富分配，较其它地区高出将近四倍。由此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达的程度。
第二、「子钱家」众多。「子钱家」即是专业经营借贷业务的人。「子钱家」众多表示：社会资本累积充足，以及社会上对资本的需求（有回报的）广。《货殖列传》说：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列侯封君行从军旅，借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从上引一段故事，可以看到西汉社会贷子钱这一个行业非常普遍、兴旺。「子钱家」非常多。而且利息率可跟风险挂钩，风险大的贷款，息率高。而无盐氏肯冒风险，就发了大财。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即是政治上的有权者，不会借着政治权力而欺压平民。而平民有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商业行为。而这些有政权及兵权在手的长安列侯封君，不会恃着政权及兵权，强令子钱家借钱，他们听任子钱家愿借就借。而在打仗打胜了之后，也不会赖债。照样还钱。这是一件商业行为，政权、兵权、教育权，完全不会干扰这一件商业行为。这一种良好的政治气候及商业气候，西汉之后的中国社会已不存在。
唐德刚教授说西汉本来可以走上资本主义，诚为有据而言。
第三、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今天，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不能用数字计算的社会。这种说法，用在西汉之后，到明朝清朝的中国社会，或有其不可否认的情况。但在西汉社会，则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将关中地区的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与中国全国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有非常清楚的比例外，又能列举多种生产行业如达到一定量度，其年收入则可与千户之封君相等。可见西汉时期，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对「富裕」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西方基督教亦有「富人上天堂，好比骆驼穿过针孔」一样的说法。大凡在一个贫穷的社会，教育家总有一番安慰穷人的说词，希望穷人可以安贫守己，社会可以安定。
关于这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意见非常清楚可见，应该介绍如下：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说过一段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士都「熙来攘往」地追求发财致富之后，就说：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
一个社会之中，人民质素的高低，是受制于该社会富裕与贫穷的程度：富裕的社会，人民讲求礼节，热心公益，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说，富裕社会，人与人间可以以礼相待。贫穷的社会，则谈不到了﹗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恐怕只有少数的「士」才能做得到。多数的「士」，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是难以维持「恒心」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富者得势益彰」的情形。第一个例子是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较受孔子喜欢的一个学生，但他经商，则非孔子所喜。《论语》中记载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能是孔子已经劝过子贡不要做买卖，专心读书，而子贡不听教导。好在子贡发了大财，不然的话，更要给师父骂。子贡因为做生意成功，周游列国都受到达官贵人的礼遇，并因此而令孔子的名声响遍天下，所以司马迁说：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今天的中国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但是有无想到如果没有子贡做生意成功，没有子贡宣扬乃师，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孔子，中国到今天或者仍然是「万古如长夜」呢﹗
司马迁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巴寡妇清。
《货殖列传》记巴寡妇清之故事为：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司马迁以为：巴寡妇清，以一个寡妇，很难抵抗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的压力，而她能够自保名节，完全因为她有财富。所以说，个人努力于发财致富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