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大致意思是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反之，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这一逻辑恰到好处地运用在教科书的编写中。因为旧中国的工人是彻头彻尾的反抗者，理所当然，工人的生活是相当苦的，那么，历史真是如此吗？ 旧中国工人虽然工作颇为艰辛，生活情况时好时坏，但也远非处教科书中描述那样都是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旧中国工人生活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在战乱频繁、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政府未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教科书中民国工人：一无所有 在中学课本中，我们总能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的工人备受压迫、一无所有。 像“猪一般生活”的包身工 夏衍《包身工》一文描述了旧中国的包身工，她们过的是“猪一般的生活”，像泥土一般地被践踏。即使衰弱到不能走路还被用鞭子抽着去工作，直到累得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包身工们每分钟都有死的可能，“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这样直观的描述揪住了许多人的心，所以一提到旧中国的工人，不由自主的会想到他们的痛苦。 毛泽东：工人一无所有 例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旧中国的工人也有深刻的分析，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尤其是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粪夫清道夫等都市苦力工人，他们除了双手外，是一无所有的。 居无定所的苦力工人 例三：苦力工人的生活就更别提了，他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草棚，二十几个人睡在一起，挤得“像豆腐干那样紧”，疾病很容易传染，当时一起住的四十多个人工人一次就病死了七八个。生存条件的恶劣使他们身体瘦得像根柴，面孔常常带着菜黄色，头发长到二三寸，从破裤的空隙里还可看到污秽堆积的皮屑。（《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第4版）夏衍对工人的住宿条件也有描述，他提到包身工人的工房，“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 民国底层工人忆：有工作的时候够养一家七口 初读起来，旧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的确苦难重重，难以过活，但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教科书在提及这段历史时概念模糊，在旧中国，所有的工人都生活在苦难中吗？但是，透过在民国时期做过苦力的当事人的口述，我们听到了质疑的声音。 “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容易呐” 例一：据民国时期做苦力工人的当事人回忆：“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那么容易呐，要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做担保”，还要一次性交纳“租轮子”钱（2元左右），“下河钱”（2元左右，交纳下河钱之后才能在码头上干活），自己购买简易工具如箩筐、扁担等。一旦成为码头工人，就有了固定下力的权利，也就有了收入的保障，那时候重庆各码头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儿干，所以在码头工作后不久，他就将向亲戚借的7元本钱还上了。 码头工钱能养家 例二：当时他家有七口人，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家人等着我的工钱吃饭”，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都去做，比如帮人抬滑竿、埋死人等。虽然那时候收入时好时坏，但工钱还是够家人温饱。据老人回忆，他给有名的“傻儿师长”范绍增抬过滑竿，一趟五角，一天就赚了2元。因为当时物价低廉，米价才几分钱一斤，2元钱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租房钱，可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情形坏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没有“活路”干时，一家人就只好就着野菜喝粥，饿着肚子直到找到新的活儿干。据调查，重庆市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1937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是23.7元，而1937年码头工人的月薪平均是27.25元，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最底层的苦力工人是能养家的。 “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 例三：在普通人印象中，上学对苦力工人家庭来讲应该是件奢侈的事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老人回忆，他们家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也都去上学了，甚至“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他们家的五个小孩基本上都上过小学。可见教育开支所占比例不大。此外，老人还提到当时重庆各码头上都有善堂，由当地士绅所办，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免费药品，施粥施米、赈济衣物，还为赤贫家庭提供帮助，如资助子女上学、提供死后的安葬费等。（被访者：张国成1908年出生，1928年开始在重庆龙门下浩码头做苦力工人，现居杨家坪正街9号二单元3—3） 民国技术工待遇好30年代包身工生活略有改善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梁实秋这段描述用在民国技术型工人身上颇为贴切，如果不把包身工、苦力工等最底层的工人包括在内，单看当时技术型工人的生活，能算得上是“小康”了。可见，就整个工人阶级而言，情况远非文学作品中所述那样“惨目忍睹”。 20世纪20年代女工工资高过巡长 例一：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的张金保回忆，20世纪20年代她从乡下到汉口第一纱厂做工，1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她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她每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养活家人了。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时她开始有了些积蓄。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1929年，山东各县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也才每月12元而已。 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1929年，山东各县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也才每月12元而已。 技术工匠工资是小工的五倍 例二：京汉铁路工人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有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从局长员司到工匠都有。（《包惠僧回忆录》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铁路工人工匠平均工作时间差不多每日是十一小时左右，待遇以技术和工龄来决定。刚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有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都有四、五十元工资。特级工匠的工资还有到七十元的。小工和临时工，工资也是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 30年代工人收入尚佳包身工能住廉租房 例三：上个世纪30年代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1930年到1936年间，上海16个工业行业中，工人月实际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最高的月实际收入可达40元以上。工人收入如此，那么工人的居住条件呢？有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工人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在所调查的97家纺织企业中，就有62家给所有工人提供住房，有8家给工人提供一部分住房。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比较好，甚至有的公司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舍。宿舍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而最为最底层的包身工的情况则属于第一种，他们基本以租住工房为主。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进行了调查，1935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正好和《包身工》写作是同一年，而《包身工》中提到的每幢房子要住“三十二三个”，整整夸大了两倍。 民国工人生活困难“病灶”：社会保障体系不给力 旧中国工人的生活不仅仅与工资收入有直接联系，也和当时战乱横行，外敌侵略等因素相关，关键在于政府未能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广大工人一旦遭受打击，就陷入困顿之中。 无奈战祸横行可叹生民多艰 例一：近代中国充斥了各种战争，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战乱和兵燹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与频繁的自然灾害也是使工人生存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战乱不仅带来直接的血腥和杀戮，抢、占、扰对工人的生活影响也十分巨大。总之，连年战乱，生活困苦，人民不堪兵燹匪累，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推入苦难的深渊，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工人面临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纸上谈兵”的保障 例二：虽然旧中国各行业工人生活情形不一，但是民国经济基础薄弱，各地的工厂经常停业停产，失业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失业工人一旦断了经济收入，生存就变得困难，如果还遇上灾荒，那就苦不堪言了。虽然民国中国有比较先进的劳动立法，但是一纸空文是不可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的。时人评说：“一遇灾情发生，无不迁徙流离，啼饥号寒，哀鸿嗷嗷，厥状至惨，虽不乏热心慈善之士，办理急赈，实施救治，然事属治标，难于久恃。”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救济体系，更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赈济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四川经济月刊》，第6卷，第4期，四川省银行经济调查室发行，1936年，第63页。） 天灾恶果“路毙”频发 例三：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粮食歉收和饥荒，饿殍遍野导致瘟疫流行。1936年，四川发生大旱灾，粮食歉收，致使粮价飞涨，重庆街头接连发生“路毙”，每天“路毙”街头的工人占了十之八九，大多数是苦力工人，由于灾荒，米价上涨，许多工人哪怕生点小病，因为无钱医治就只能等死了。 （摘自凤凰网）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大致意思是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反之，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这一逻辑恰到好处地运用在教科书的编写中。因为旧中国的工人是彻头彻尾的反抗者，理所当然，工人的生活是相当苦的，那么，历史真是如此吗？ 旧中国工人虽然工作颇为艰辛，生活情况时好时坏，但也远非处教科书中描述那样都是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旧中国工人生活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在战乱频繁、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政府未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教科书中民国工人：一无所有 在中学课本中，我们总能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的工人备受压迫、一无所有。 像“猪一般生活”的包身工 夏衍《包身工》一文描述了旧中国的包身工，她们过的是“猪一般的生活”，像泥土一般地被践踏。即使衰弱到不能走路还被用鞭子抽着去工作，直到累得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包身工们每分钟都有死的可能，“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这样直观的描述揪住了许多人的心，所以一提到旧中国的工人，不由自主的会想到他们的痛苦。 毛泽东：工人一无所有 例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旧中国的工人也有深刻的分析，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尤其是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粪夫清道夫等都市苦力工人，他们除了双手外，是一无所有的。 居无定所的苦力工人 例三：苦力工人的生活就更别提了，他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草棚，二十几个人睡在一起，挤得“像豆腐干那样紧”，疾病很容易传染，当时一起住的四十多个人工人一次就病死了七八个。生存条件的恶劣使他们身体瘦得像根柴，面孔常常带着菜黄色，头发长到二三寸，从破裤的空隙里还可看到污秽堆积的皮屑。（《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第4版）夏衍对工人的住宿条件也有描述，他提到包身工人的工房，“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 民国底层工人忆：有工作的时候够养一家七口 初读起来，旧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的确苦难重重，难以过活，但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教科书在提及这段历史时概念模糊，在旧中国，所有的工人都生活在苦难中吗？但是，透过在民国时期做过苦力的当事人的口述，我们听到了质疑的声音。 “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容易呐” 例一：据民国时期做苦力工人的当事人回忆：“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那么容易呐，要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做担保”，还要一次性交纳“租轮子”钱（2元左右），“下河钱”（2元左右，交纳下河钱之后才能在码头上干活），自己购买简易工具如箩筐、扁担等。一旦成为码头工人，就有了固定下力的权利，也就有了收入的保障，那时候重庆各码头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儿干，所以在码头工作后不久，他就将向亲戚借的7元本钱还上了。 码头工钱能养家 例二：当时他家有七口人，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家人等着我的工钱吃饭”，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都去做，比如帮人抬滑竿、埋死人等。虽然那时候收入时好时坏，但工钱还是够家人温饱。据老人回忆，他给有名的“傻儿师长”范绍增抬过滑竿，一趟五角，一天就赚了2元。因为当时物价低廉，米价才几分钱一斤，2元钱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租房钱，可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情形坏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没有“活路”干时，一家人就只好就着野菜喝粥，饿着肚子直到找到新的活儿干。据调查，重庆市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1937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是23.7元，而1937年码头工人的月薪平均是27.25元，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最底层的苦力工人是能养家的。 “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 例三：在普通人印象中，上学对苦力工人家庭来讲应该是件奢侈的事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老人回忆，他们家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也都去上学了，甚至“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他们家的五个小孩基本上都上过小学。可见教育开支所占比例不大。此外，老人还提到当时重庆各码头上都有善堂，由当地士绅所办，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免费药品，施粥施米、赈济衣物，还为赤贫家庭提供帮助，如资助子女上学、提供死后的安葬费等。（被访者：张国成1908年出生，1928年开始在重庆龙门下浩码头做苦力工人，现居杨家坪正街9号二单元3—3） 民国技术工待遇好30年代包身工生活略有改善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梁实秋这段描述用在民国技术型工人身上颇为贴切，如果不把包身工、苦力工等最底层的工人包括在内，单看当时技术型工人的生活，能算得上是“小康”了。可见，就整个工人阶级而言，情况远非文学作品中所述那样“惨目忍睹”。 20世纪20年代女工工资高过巡长 例一：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的张金保回忆，20世纪20年代她从乡下到汉口第一纱厂做工，1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她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她每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养活家人了。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时她开始有了些积蓄。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1929年，山东各县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也才每月12元而已。 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1929年，山东各县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也才每月12元而已。 技术工匠工资是小工的五倍 例二：京汉铁路工人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有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从局长员司到工匠都有。（《包惠僧回忆录》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铁路工人工匠平均工作时间差不多每日是十一小时左右，待遇以技术和工龄来决定。刚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有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都有四、五十元工资。特级工匠的工资还有到七十元的。小工和临时工，工资也是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 30年代工人收入尚佳包身工能住廉租房 例三：上个世纪30年代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1930年到1936年间，上海16个工业行业中，工人月实际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最高的月实际收入可达40元以上。工人收入如此，那么工人的居住条件呢？有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工人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在所调查的97家纺织企业中，就有62家给所有工人提供住房，有8家给工人提供一部分住房。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比较好，甚至有的公司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舍。宿舍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而最为最底层的包身工的情况则属于第一种，他们基本以租住工房为主。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进行了调查，1935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正好和《包身工》写作是同一年，而《包身工》中提到的每幢房子要住“三十二三个”，整整夸大了两倍。 民国工人生活困难“病灶”：社会保障体系不给力 旧中国工人的生活不仅仅与工资收入有直接联系，也和当时战乱横行，外敌侵略等因素相关，关键在于政府未能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广大工人一旦遭受打击，就陷入困顿之中。 无奈战祸横行可叹生民多艰 例一：近代中国充斥了各种战争，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战乱和兵燹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与频繁的自然灾害也是使工人生存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战乱不仅带来直接的血腥和杀戮，抢、占、扰对工人的生活影响也十分巨大。总之，连年战乱，生活困苦，人民不堪兵燹匪累，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推入苦难的深渊，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工人面临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纸上谈兵”的保障 例二：虽然旧中国各行业工人生活情形不一，但是民国经济基础薄弱，各地的工厂经常停业停产，失业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失业工人一旦断了经济收入，生存就变得困难，如果还遇上灾荒，那就苦不堪言了。虽然民国中国有比较先进的劳动立法，但是一纸空文是不可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的。时人评说：“一遇灾情发生，无不迁徙流离，啼饥号寒，哀鸿嗷嗷，厥状至惨，虽不乏热心慈善之士，办理急赈，实施救治，然事属治标，难于久恃。”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救济体系，更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赈济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四川经济月刊》，第6卷，第4期，四川省银行经济调查室发行，1936年，第63页。） 天灾恶果“路毙”频发 例三：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粮食歉收和饥荒，饿殍遍野导致瘟疫流行。1936年，四川发生大旱灾，粮食歉收，致使粮价飞涨，重庆街头接连发生“路毙”，每天“路毙”街头的工人占了十之八九，大多数是苦力工人，由于灾荒，米价上涨，许多工人哪怕生点小病，因为无钱医治就只能等死了。 （摘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