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爱你的肉体。
——摘自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
前年国庆之后去过一趟位处湘西边城的凤凰，在那个小县城里我一个人晃荡了三天，留连于这个宁静小城的青石板街和山间水边的每个角落，仿佛游离于世界之外。在听涛山沈从文墓地附近的一个书店，我一口气买了五六本沈从文和关于沈从文的书籍。回来一读再读，深陷其中，今天想说的就是围绕在沈从文情书周围的一些故事。
读别人的书信，可以深入其内心，体会其精神。读过的名人书简，一般很少，记忆之中除了傅雷写给傅聪的家书，就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读人家的情书，特别是读七十多年前的情书，感概良千，叹为观止。
（一）
沈从文，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乡下人”，一个不小心闯荡到了大城市。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不得不凭藉手中的笔与城里的教授、博士们分享一杯生活的羹，其艰难可想而知。那时的他不舍昼夜地奋笔疾书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其情态使人深深体味到人生的艰难与悲凉。后经徐志摩等人的推荐，年近三十的他才来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讲授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此举“破天荒”，“从此把他提升到中产阶级”，算是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
第一次登台授课，沈从文兴奋又紧张，课前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足够讲一小时有余，就未带教案和教材。那天听课的学生也多，不少人读过他的小说，听了些关于他的出身传闻，想象他十分阳刚，未料这人低着头，急匆匆上了讲台，身躯瘦小，罩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目清秀，眼睛有神。
沈从文抬眼一望，底下黑压压一大片，全是人头，心里便一惊，想好的话一下什么都忘光了。1分钟过去，他没有发出声来。5分钟过去，他仍不知从何处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然呆站了10分钟，教室里鸦雀无声。
慢慢平静下来，沈从文恢复了状态，这才开了口，急促地讲着，在黑板上抄写授课的提纲。预定1小时的内容，只10多分钟就说完了，他再次陷入尴尬。终于，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课后，学生教师纷纷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然而，又何曾想到，在这所上海滩的私立学府，沈从文会卷入一场令他一生不得安宁的师生恋，而且这个学生正是目睹沈从文第一次授课时情景的刚从预科升上来的学生——张兆和。其父张吉友，热心投资教育，深交蔡元培，生得4个才貌双全的千金。
（二）
在中国公学，张兆和不一定是“校花”，但至少是个“回头率”极高的美丽女孩。在书中有一幅摄于1935年夏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张兆和的确是经典美女：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
张兆和的美丽和高雅气质大概让沈从文一见钟情，使这个潦倒的书生开始了漫长的求爱历程。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只是沉默。在肯定沈从文是个好人的同时，张兆和对他竟是毫无感觉。尽管对沈从文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还是个孩子的张兆和却找不到适当的办法拒绝沈老师的热情。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因而对沈从文的求爱信照例不复。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勤快地写他的情书，寄情于信，每天一封，甚至一日几封。
沈从文曾与张兆和的同室好友王华莲谈过一次，试图从王处探问一下张兆和对这件事的态度，并希望王能够玉成其事。但王华莲的话很让沈从文失望：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在追求张兆和，她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照例都不回信；如果都要回信，她就没时间念书了；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
在王华莲面前，每讲到动情或失望处，沈从文都会像孩子般地伤心痛哭。然而，这些非但没能打动张兆和，甚至连王华莲这位信使亦未生恻隐之心。也许，在王华莲看来，沈从文这个动不动哭鼻子的“乡下人”实在没法与清丽脱俗的的张兆和相匹配，所以，她不但不帮助沈从文，相反，还说了一些不利于沈从文的话。
当沈从文将此事告诉胡适时，这位出色的“爱情大使”慨然表示要帮助沈从文解决难题，并认为如果自己出面，事情应该不会太难。然而，胡校长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量。
1930年7月的一个下午，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出现在胡校长的客厅。刚见面时，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待得知了张兆和的态度后，胡适才“不再唠叨”了，只是“为沈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言外之意，乃是怪责张兆和不积极帮助沈从文这位天才。在随后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胡适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看来，胡校长的爱情观真是大大落后于形势了——张兆和不接受沈从文的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又何曾有“拒人自喜”的心理？再说，你胡校长眼里的天才，难道她张兆和也非得看上？这是什么逻辑呢？
沈从文的信并不是一味铺张浓烈感情，他只是娓娓道来，像是与张兆和讲道理。但从平淡的文字中，读者分明感觉到那种“舍你其谁”的韧劲。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隶为已任。他说，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他只愿做张兆和的奴隶：“'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貌似平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沈从文对张兆和那种已浓烈到无法稀释的爱情。按照张兆和的说法，当时的沈从文软硬兼施，非逼迫她就范不可。硬的时候，沈从文甚至恐吓她，比如扬言自杀；软的时候，沈从文表示，即使遭到拒绝，也没有什么关系，自己会重新站立起来，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然而，语气中对张兆和没有丝毫的放松。
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张兆和有所不知，大凡热恋中的男人都是小孩子，更何况是痴情汉子沈从文呢？
在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之下，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开始动摇起来：“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
看得出来，她的“动摇”几乎完全出自同情。然而，同情也是爱情。沈从文这个“顽固”的年轻作家，硬是凭着一股韧劲，经过近四年的努力，艰难的爱情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前往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编英文书目。其时，编中文书目的便是那位后来改名江青的年轻女人，那时她最喜欢的教授便是沈从文，正选修着他的课程呢。
有关沈、张的爱情，还有一个故事被传为佳话：1932年，张兆和毕业，回到苏州家中，沈从文想到究竟有个了断，便决定放了假就去苏州，求得一个明确的答复。乘火车到得苏州，张兆和却不在，沈从文便请张兆和的妹妹张允和成人之美，征求一下父亲张吉友的意见。然后，独自回到了青岛。并致信张兆和：“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好在张吉友开明，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不过分干涉，只要儿女中意，告诉他，他总是笑嘻嘻接受，也不追问对方家世如何。
得到父亲的许可后，张兆和、张允和同去邮局，各给沈从文拍了个电报。张允和的电报，只从自己的名字里取了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奇怪，问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三）
从《湘行书简》可以看出，在婚后几年的时间里，小夫妻感情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幸福甜蜜，写信以“三三”、“二哥”等亲昵的称呼，让人称羡不已。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这期间，沈、张二人忘情地啜饮着爱情的甜酒。然而，曾几何时，这杯甜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得有一点点苦涩。人都是感情的动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几年中，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诸多考验。
北京失陷后，沈从文与几位知识分子化装南逃，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北京。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为什么张兆和不随沈从文离开北京？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沈从文带家属一块逃走吗？还是因为张兆和压根儿就不愿意跟沈从文一起走？张兆和在信中一再申述自己留在北京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不方便；沈从文书信、稿件太多，需要清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的。在《飘零书简》中看得出，二人已经在感情上出现了某些裂痕。
沈从文平素不善理财，又在收藏古董、文物上花了不少钱，因而没什么积蓄，一旦战争爆发，生活便紧张起来。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京，生活很困难；沈从文在西南一样拮拘，经常向朋友借钱。于是，类似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就成了张兆和写信的主题之一。她总在信中指责沈从文，说他过去生活太奢侈，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弄得现在的生活十分紧张。
沈从文则不同。他对现实生活的困难似乎不怎么关心，仍旧沉迷在感情之中——对张兆和的思念、怀疑、惶恐、焦虑，各种感情交织一起。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
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爱她，就不应该让她受委屈。
看来，虽然张兆和为沈从文的真情所感动，嫁给了他，但并不是特别爱他，或者说，感情中较少有爱的激情，主要是相处日久而产生的亲情，而沈从文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平淡的亲情。在潜意识中，沈从文也许有某种自卑心理：从外表、气质以及出身来看，张兆和无疑都要远远强于他这个“乡下人”，而这种自卑心理又导致他在感情上的惶惑、疑虑。
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前，两人感情的不和谐音符想必已经出现。在名动一时的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沈从文也是常客之一。当与张兆和在感情上发生纠纷时，沈从文爱向林徽因倾诉他心中的苦恼。
沈从文在感情上孩子式的天真表现，也许令张兆和感到失望，年轻的她不得不像大姐姐一样来应对这个大男人大作家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凭目前掌握的资料，我难以肯定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怀疑是否有一定的根据。不管如何，两人在感情上的投入不成比例却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轻轻把书合上，陷入沉思。
爱情是甜美的，爱情可以超越时空距离蝶化为婚姻，但婚姻需要经营，需要接受现实的考验，毕竟物质和精神是相互影响，没有物质基础的感情，难免出现裂缝。显然，沈从文与张兆和之间绝非天衣无缝，但人不能苛求完美，合适的便是最好的。男女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最要紧的是相互之间坦诚和信任，理解和宽容。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爱你的肉体。
——摘自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
前年国庆之后去过一趟位处湘西边城的凤凰，在那个小县城里我一个人晃荡了三天，留连于这个宁静小城的青石板街和山间水边的每个角落，仿佛游离于世界之外。在听涛山沈从文墓地附近的一个书店，我一口气买了五六本沈从文和关于沈从文的书籍。回来一读再读，深陷其中，今天想说的就是围绕在沈从文情书周围的一些故事。
读别人的书信，可以深入其内心，体会其精神。读过的名人书简，一般很少，记忆之中除了傅雷写给傅聪的家书，就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读人家的情书，特别是读七十多年前的情书，感概良千，叹为观止。
（一）
沈从文，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乡下人”，一个不小心闯荡到了大城市。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不得不凭藉手中的笔与城里的教授、博士们分享一杯生活的羹，其艰难可想而知。那时的他不舍昼夜地奋笔疾书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其情态使人深深体味到人生的艰难与悲凉。后经徐志摩等人的推荐，年近三十的他才来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讲授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此举“破天荒”，“从此把他提升到中产阶级”，算是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
第一次登台授课，沈从文兴奋又紧张，课前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足够讲一小时有余，就未带教案和教材。那天听课的学生也多，不少人读过他的小说，听了些关于他的出身传闻，想象他十分阳刚，未料这人低着头，急匆匆上了讲台，身躯瘦小，罩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目清秀，眼睛有神。
沈从文抬眼一望，底下黑压压一大片，全是人头，心里便一惊，想好的话一下什么都忘光了。1分钟过去，他没有发出声来。5分钟过去，他仍不知从何处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然呆站了10分钟，教室里鸦雀无声。
慢慢平静下来，沈从文恢复了状态，这才开了口，急促地讲着，在黑板上抄写授课的提纲。预定1小时的内容，只10多分钟就说完了，他再次陷入尴尬。终于，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课后，学生教师纷纷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然而，又何曾想到，在这所上海滩的私立学府，沈从文会卷入一场令他一生不得安宁的师生恋，而且这个学生正是目睹沈从文第一次授课时情景的刚从预科升上来的学生——张兆和。其父张吉友，热心投资教育，深交蔡元培，生得4个才貌双全的千金。
（二）
在中国公学，张兆和不一定是“校花”，但至少是个“回头率”极高的美丽女孩。在书中有一幅摄于1935年夏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张兆和的确是经典美女：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
张兆和的美丽和高雅气质大概让沈从文一见钟情，使这个潦倒的书生开始了漫长的求爱历程。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只是沉默。在肯定沈从文是个好人的同时，张兆和对他竟是毫无感觉。尽管对沈从文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还是个孩子的张兆和却找不到适当的办法拒绝沈老师的热情。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因而对沈从文的求爱信照例不复。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勤快地写他的情书，寄情于信，每天一封，甚至一日几封。
沈从文曾与张兆和的同室好友王华莲谈过一次，试图从王处探问一下张兆和对这件事的态度，并希望王能够玉成其事。但王华莲的话很让沈从文失望：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在追求张兆和，她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照例都不回信；如果都要回信，她就没时间念书了；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
在王华莲面前，每讲到动情或失望处，沈从文都会像孩子般地伤心痛哭。然而，这些非但没能打动张兆和，甚至连王华莲这位信使亦未生恻隐之心。也许，在王华莲看来，沈从文这个动不动哭鼻子的“乡下人”实在没法与清丽脱俗的的张兆和相匹配，所以，她不但不帮助沈从文，相反，还说了一些不利于沈从文的话。
当沈从文将此事告诉胡适时，这位出色的“爱情大使”慨然表示要帮助沈从文解决难题，并认为如果自己出面，事情应该不会太难。然而，胡校长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量。
1930年7月的一个下午，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出现在胡校长的客厅。刚见面时，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待得知了张兆和的态度后，胡适才“不再唠叨”了，只是“为沈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言外之意，乃是怪责张兆和不积极帮助沈从文这位天才。在随后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胡适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看来，胡校长的爱情观真是大大落后于形势了——张兆和不接受沈从文的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又何曾有“拒人自喜”的心理？再说，你胡校长眼里的天才，难道她张兆和也非得看上？这是什么逻辑呢？
沈从文的信并不是一味铺张浓烈感情，他只是娓娓道来，像是与张兆和讲道理。但从平淡的文字中，读者分明感觉到那种“舍你其谁”的韧劲。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隶为已任。他说，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他只愿做张兆和的奴隶：“'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貌似平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沈从文对张兆和那种已浓烈到无法稀释的爱情。按照张兆和的说法，当时的沈从文软硬兼施，非逼迫她就范不可。硬的时候，沈从文甚至恐吓她，比如扬言自杀；软的时候，沈从文表示，即使遭到拒绝，也没有什么关系，自己会重新站立起来，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然而，语气中对张兆和没有丝毫的放松。
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张兆和有所不知，大凡热恋中的男人都是小孩子，更何况是痴情汉子沈从文呢？
在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之下，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开始动摇起来：“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
看得出来，她的“动摇”几乎完全出自同情。然而，同情也是爱情。沈从文这个“顽固”的年轻作家，硬是凭着一股韧劲，经过近四年的努力，艰难的爱情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前往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编英文书目。其时，编中文书目的便是那位后来改名江青的年轻女人，那时她最喜欢的教授便是沈从文，正选修着他的课程呢。
有关沈、张的爱情，还有一个故事被传为佳话：1932年，张兆和毕业，回到苏州家中，沈从文想到究竟有个了断，便决定放了假就去苏州，求得一个明确的答复。乘火车到得苏州，张兆和却不在，沈从文便请张兆和的妹妹张允和成人之美，征求一下父亲张吉友的意见。然后，独自回到了青岛。并致信张兆和：“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好在张吉友开明，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不过分干涉，只要儿女中意，告诉他，他总是笑嘻嘻接受，也不追问对方家世如何。
得到父亲的许可后，张兆和、张允和同去邮局，各给沈从文拍了个电报。张允和的电报，只从自己的名字里取了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奇怪，问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三）
从《湘行书简》可以看出，在婚后几年的时间里，小夫妻感情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幸福甜蜜，写信以“三三”、“二哥”等亲昵的称呼，让人称羡不已。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这期间，沈、张二人忘情地啜饮着爱情的甜酒。然而，曾几何时，这杯甜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得有一点点苦涩。人都是感情的动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几年中，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诸多考验。
北京失陷后，沈从文与几位知识分子化装南逃，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北京。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为什么张兆和不随沈从文离开北京？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沈从文带家属一块逃走吗？还是因为张兆和压根儿就不愿意跟沈从文一起走？张兆和在信中一再申述自己留在北京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不方便；沈从文书信、稿件太多，需要清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的。在《飘零书简》中看得出，二人已经在感情上出现了某些裂痕。
沈从文平素不善理财，又在收藏古董、文物上花了不少钱，因而没什么积蓄，一旦战争爆发，生活便紧张起来。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京，生活很困难；沈从文在西南一样拮拘，经常向朋友借钱。于是，类似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就成了张兆和写信的主题之一。她总在信中指责沈从文，说他过去生活太奢侈，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弄得现在的生活十分紧张。
沈从文则不同。他对现实生活的困难似乎不怎么关心，仍旧沉迷在感情之中——对张兆和的思念、怀疑、惶恐、焦虑，各种感情交织一起。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
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爱她，就不应该让她受委屈。
看来，虽然张兆和为沈从文的真情所感动，嫁给了他，但并不是特别爱他，或者说，感情中较少有爱的激情，主要是相处日久而产生的亲情，而沈从文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平淡的亲情。在潜意识中，沈从文也许有某种自卑心理：从外表、气质以及出身来看，张兆和无疑都要远远强于他这个“乡下人”，而这种自卑心理又导致他在感情上的惶惑、疑虑。
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前，两人感情的不和谐音符想必已经出现。在名动一时的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沈从文也是常客之一。当与张兆和在感情上发生纠纷时，沈从文爱向林徽因倾诉他心中的苦恼。
沈从文在感情上孩子式的天真表现，也许令张兆和感到失望，年轻的她不得不像大姐姐一样来应对这个大男人大作家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凭目前掌握的资料，我难以肯定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怀疑是否有一定的根据。不管如何，两人在感情上的投入不成比例却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轻轻把书合上，陷入沉思。
爱情是甜美的，爱情可以超越时空距离蝶化为婚姻，但婚姻需要经营，需要接受现实的考验，毕竟物质和精神是相互影响，没有物质基础的感情，难免出现裂缝。显然，沈从文与张兆和之间绝非天衣无缝，但人不能苛求完美，合适的便是最好的。男女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最要紧的是相互之间坦诚和信任，理解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