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活动地域，北方民族多以“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史记?匈奴列传》）等游牧、狩猎方式为主要生产形态（图一、图二），马在生产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林胡、楼烦，以至秦汉魏晋时期的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到后来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无一不是依靠马驰骋在无边广阔的草原上，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并依靠马支撑起游牧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尤其是蒙元时代，壮健的蒙古马忠诚跟随着蒙古战士在辽阔草原大漠之中驰骋，勇闯欧亚大陆，为蒙古民族的崛起、强大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历代北方民族中，马的拥有量和品种的优劣往往对这个民族的兴衰强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是马驮着北方民族从远古走到了今天，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文明。
绘画作品中的北方民族马文化岩画
北方民族的马文化源远流长，著名的北方岩画中绘有大量有关马题材的作品，从先秦至明清均有大量围猎、骑马、驭马、驯马等题材的作品（图三、图四、图五），图四所示狩猎场景中刻画有骑马放牧和狩猎的骑手，有山羊、盘角羊、鹿等动物。壁画
汉代的和林格尔汉墓中已经发现绘有表现牧马场景的壁画（图六），辽代绘于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墓墓道西壁的鞍马图（图七）已经非常写实，图中一侍从牵马站在廊庑下，面朝墓外方向作行走状。黑色牝马鞍上满绘祥云图案。侍从身穿淡蓝色圆领袍，右手牵马缰，左手执鞭。
绘于敖汉旗宝国吐乡皮匠沟1号墓墓室西南壁的马球图（图八），图中共绘有五位骑马人，均手持月杖，头戴胡帽，身着窄袖圆领长袍，束腰，足登长靴，骑着奔驰腾跃的快马激烈打着马球。纸本绘画
契丹画家耶律倍所绘骑射图（图九），是契丹马文化的真实反映。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自幼聪颖好学，深得耶律阿保机的喜爱和器重，916年被立为皇太子，926年被封为东丹国王，称“人皇王”。 《元人秋猎图》（图十）集中体现了蒙元时代繁荣的马文化，其中绘制了多姿多彩的马及骑马之人的形态、姿势，惟妙惟肖，艺术价值极高。
此外，还有《蒙古射猎图》（图十一）、（《元世祖出猎图》（图十二）等均形象逼真的再现了元代蒙古马文化。与北方民族马文化有关的精品文物
内蒙古地区出土较早的有关马形象的文物是马形金饰牌，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地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作品。据学者推测，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与文献记载的“东胡”“山戎”或更早以前的北方民族有关。
金质文物
图十三是春秋时期的一件马形金饰牌，通长4.6厘米，宽4.5厘米，厚0.1厘米，重28.9克。马形金饰牌中的马呈伏卧形，回首竖耳，圆目成孔。饰牌正面凸起，背凹，有两个桥形穿钮，可系挂佩戴。
2010年9月8日，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在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工业园区白家湾村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窖藏金器，其中有一件虎咬马饰牌（图十四），虎头反向，嘴咬马背。这些金饰品级别很高，时代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具有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推测可能为匈奴贵族所用之重器。从饰品中均雕刻有马的形象看，在匈奴人的生产生活中马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鲜卑源于东胡，同样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其南下的过程中，不断与周边游牧部族融合、交流，创造了灿烂的鲜卑文化，其中马文化占有较大的份量，他们号称“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后汉书?鲜卑传》）。图十五至图十八就是鲜卑人所遗留与马关系密切的文物，图十五瑞兽纹金饰牌长8.1厘米，宽5.4厘米，此件金饰牌为佩戴之物，根据《魏书》记载，鲜卑始祖率领部族南迁，“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引导，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此件应为文献中所提之“神兽”。图十六卧马形带链金挂饰长8厘米，宽5厘米，纯金
铸造，造型中马呈四肢屈曲的卧姿，马首垂至地面，头顶及臀部各突出一小环，上连金链，应为佩饰之物。图十七为双马纹金饰牌。图十八鎏金神兽纹铜带饰长10.4厘米，宽6.5厘米，带饰上浮雕一展着双翼的飞马，鼻端有角。飞马是文献记载中引领拓跋鲜卑南迁的神兽，“飞马纹”带饰在鲜卑族活动过的地区多有出土。
步摇（图十九）是簪钗上饰以金玉的垂挂装饰，可插于妇女发髻的前后左右。这件金步摇冠饰为北朝时期鲜卑贵族妇女所特有的头上装饰。其底部形制为马头形，马头上长有鹿角，上部呈树状分叉枝干，每个枝梢上挂有活动的叶片，当佩戴者走动时，叶片随之颤动，发出悦耳的声音，以显示富贵。鹿角形象反映了鲜卑民族对其远祖所居之地――森林的怀念，而马头形象则是鲜卑人骑马、用马的文化象征。
辽是契丹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一个强大的政权，契丹人将本民族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有机融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契丹文化，其“骑射文化”始终是契丹文化的核心内容。契丹人有一个习俗，就是契丹贵族死后往往杀马殉葬。但马在契丹人的生产生活中实在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大量用来殉葬，势必会影响正常的军事行动和经济问题。为了保护战马，辽圣宗曾下诏禁止。其后契丹贵族逐渐以马具代替杀马习俗。
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驸马墓出土的铜鎏金行龙戏珠纹马笼头、前披挂饰、盘胸、后革?及鞍饰等共5组164件，堪称辽代马饰件中的精品，图二十便是其中的鎏金铜马后?饰。同时，大营子墓还出土有银鎏金鹿衔草纹马饰件，铜、铁、银、玛瑙马饰数百件，均反映辽代马具制作的空前发达。
蒙元时期马文化蔚为大观，考古出土的与马有关的文物有马鞍、马饰件等等。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恩格尔元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金饰件。图二十一、图二十二为三套马具饰件，主图案运用捶揲工艺，饰莲花纹，边缘饰连珠纹，是元代蒙古族马具金饰品中的精品。图二十二金马鞍前鞍鞒通高20.8厘米，前鞍翅2件，长32.7厘米，宽10.6厘米，前鞍鞒主体图案为八曲海棠形框内浮雕卧鹿纹，框内外以牡丹花卉纹装饰。前鞍翅主体图案为缠枝牡丹纹，边饰莲瓣及草叶纹，造型非常精美，体现了蒙元时代高超的造型和雕刻艺术，同时也表明蒙元时期是北方民族马文化的高峰期。只有北方游牧民族才能够对马鞍如此钟情，因为那是马背上最重要的器具，也是最精美的装饰品。图二十三元代龙凤纹金马鞍饰，前桥饰长12.5厘米，宽5.2厘米，后桥饰长9.2～14厘米，宽2.7～7.7厘米，整体由薄金片錾刻而成，由前后鞍桥、前后鞍翅组成，鞍桥图案为镂空錾龙纹，双龙之间有莲花图案。 马具随着骑兵的发展而出现并不断完善，当人与驯马相处时，便会试着去骑马。起初没有马鞍，骑的是光背马，这种骑法称为“驴座”。经历一个时期以后开始在马背上加鞯，后又设鞍。在中国，带有鞍桥的马鞍始见于西汉末年，公元三世纪末至五世纪初已广泛流行。
其他材质文物
图二十四的马面饰当卢长21厘米，马衔长8.8厘米，节约长3.1厘米，马镳其一长39厘米，其二长31.2厘米，铜泡直径4.2厘米。此为完整的东胡民族青铜马面饰，由人面形当卢、马衔、马镳及节约等组成。古人驯马，最先采用的马具是络头，络头最初不包括衔、镳。这套马面饰的出土，说明他们已经能够由马的头部控制和驾驭马匹，并表明此时北方地区的马面饰已经完备并具有装饰性。
马络头即马笼头（图二十五），由项带、额带、颊带、咽带、鼻带组成，长50厘米，宽30厘米，各条带均由薄银片制作。带上缀圆雕马形、狻猊形玉饰。络头的组装方法是：先将每条小带部件做好，然后按部位连接起来，最后钉缀玉饰件。
牵马陶俑（图二十六）高19.5厘米，马长30厘米。陶马俯首直立，背上披甲备鞍，鞍上系有马镫，脖上挂铃，陶俑头戴风帽，身穿窄袖长衣，腰束带，足穿靴，作持缰慢行状。北方民族的牛羊均圈养于居地旁边，入圈后的畜群不宜惊动，所以在接近居地时，无论骑马还是驾车都忌讳快行。奔驰过后的马需要拴系，草原上树木稀少，贵族家庭都有牵马人为系
马之桩，既方便出行，又显示自己的高贵。此陶马装饰华丽，应是贵族家庭使用的坐骑，造型雄健朴拙，为北魏时少见的彩绘陶塑精品。
在漫长的岁月里，北方民族逐水草而居，四处游猎，他们一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为适应马背生活，他们制作了马上器物。
马镫壶最初由北方民族使用的皮囊壶演变而来。契丹民族为适应游猎生活，便于马上携带，创造了次器物。材质有皮革制、木制、陶制、瓷制（图二十七、图二十八）、银制等，尤以瓷制常见。随着瓷器的发展，马镫壶的生产及形式出现多样化，除用于马上携带物品以外，居家也开始使用。
清代内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蒙古诸部在各自分地内生活，依然实行着游牧生产方式。清代长城内外实现一统，内蒙古地区保持了长久的和平稳定的局面，蒙古诸部的社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马文化持续繁荣。自清代以降至近现代，内蒙古地区遗留了丰富的有关马文化的文物资料，进一步展现了繁荣的马文化，体现了马在满、蒙等民族社会生产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图二十九大尾式“达”记镶银马鞍的材质为银、木、皮制成，通高76厘米，长51厘米，宽35厘米。马鞍为大尾式，鞍鞒及鞍翅包皮镶银，前鞍鞒正面镶錾金“达”字银饰。笼头两侧为黄丝带缰绳，系清廷赏赐的紫缰。此为阿拉善和硕特亲王达理札雅遗物。图三十这件大尾式鎏金镶珐琅马鞍的材质为木、银制成，皮马鞍规格为：高80厘米，长43厘米，宽32厘米。这件马鞍的胎体为木胎，鞍鞒及鞍翅均包蓝地牡丹花珐琅银饰，前鞍鞒正面镶鎏金寿字，后鞍鞒上有吉祥纹饰。鞍鞠为团寿纹栽绒。后鞍鞒为较宽而平缓的大尾式，适用于长途跋涉。马笼头皮质，上镶长方形网纹鎏金饰，缰绳部分为黄丝带，为清廷赏赐的“紫缰”。 近现代民俗器物中的马具
图三十一马汗刮子材质为檀木，雕花，其规格为：长33.4厘米，宽4.5厘米。刮子基本形制为条形刮板，其前端及柄部均雕刻有卷云纹，纹饰优美大方，浑然一体。此系给马刮汗梳理鬃毛之工具，看起来既简单实用又不失艺术水准，表现了蒙古民族独具草原游牧特色的审美观。
马印往往为几何图形、自然景物、动植物、生产生活用品及一些简易的民族文字等印纹（图三十二、图三十三），把马印烙在马的臀部，可起到识别马的作用，一旦走失，可通过马印来识别马的主人。
图三十四的马鞭为清代时期蒙古牧民所使用的器具，其材质包括木、皮、银等，手柄为檀木制成的圆棒，柄头两端镶嵌银箍，鞭子为皮质，前端有九股皮条合编的长34厘米的皮鞭。既为驭马工具，亦可反握皮鞭用柄部击打小猎物，此皮鞭整体长62.5厘米。图三十五的马鞭属于近现代民俗文物，柄为木材质，柄头有铜箍，鞭子为皮质，为蒙古牧民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典型马鞭之一种。
骟马是调理马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游牧民往往根据马群中的骒马数量，除留少量优良品种的种马以外，其余公马均要实行阉割。图三十六为一整套骟马器械，其材质为，外套为皮质，器械均为铁质，外套长39厘米，宽6.3厘米，螺纹柄铁钩长10厘米，矛形放血器长10.3厘米，长柄剑形放血器长19.2厘米，长柄叶形切割器长18.8厘米。
战马需要良好的装备，而骑马的士兵同样如此。以下为蒙古、满洲骑兵所穿铠甲，均是与战马相配套的军备设施。图三十七这件骑士锁子甲材质为铁质，甲衣规格为：长70厘米，宽113厘米。
当代传承的祭马、驭马文化
蒙古人中长期流传着把自己心爱的马献给神祗的习俗，“温都根查干”意为溜圆白骏，被视为成吉思汗陵的神马（图三十八）。民间传说成吉思汗五十岁那年，突然身体不适，生了两个多月的病才康复，为了庆祝身体康复，成吉思汗下令下属用九十九匹白马的鲜奶进行祭祀，
同时也对溜圆白骏温都根查干进行专门祭祀。
套马杆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七，有流行歌曲《套马杆》，有白酒“套马杆”。套马杆就是游牧民用来从马群中抓骑乘的马匹时所用的套马工具，由主杆和套索两部分组成。但有了套马杆并不代表能够套住你想要的骏马，还需要骑手具备娴熟技巧，这是一项需要长期训练的技术，展示了游牧人的智慧和勇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爱马、与马心灵相通的感觉。 马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成长、发展和变迁史。无论是马产业发展还是文化事业建设，都秉持着我们追溯历史、传承文化并继往开来的精神。内蒙古地区作为北方草原文化的集成区，拥有儿干年草原文化发展的传统历史，我们要留住北方民族记忆的背影并在此基础上把传承至今的马文化发扬光大，这是今天内蒙古人的使命，更是马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注：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内蒙古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活动地域，北方民族多以“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史记?匈奴列传》）等游牧、狩猎方式为主要生产形态（图一、图二），马在生产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林胡、楼烦，以至秦汉魏晋时期的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到后来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无一不是依靠马驰骋在无边广阔的草原上，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并依靠马支撑起游牧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尤其是蒙元时代，壮健的蒙古马忠诚跟随着蒙古战士在辽阔草原大漠之中驰骋，勇闯欧亚大陆，为蒙古民族的崛起、强大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历代北方民族中，马的拥有量和品种的优劣往往对这个民族的兴衰强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是马驮着北方民族从远古走到了今天，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文明。
绘画作品中的北方民族马文化岩画
北方民族的马文化源远流长，著名的北方岩画中绘有大量有关马题材的作品，从先秦至明清均有大量围猎、骑马、驭马、驯马等题材的作品（图三、图四、图五），图四所示狩猎场景中刻画有骑马放牧和狩猎的骑手，有山羊、盘角羊、鹿等动物。壁画
汉代的和林格尔汉墓中已经发现绘有表现牧马场景的壁画（图六），辽代绘于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墓墓道西壁的鞍马图（图七）已经非常写实，图中一侍从牵马站在廊庑下，面朝墓外方向作行走状。黑色牝马鞍上满绘祥云图案。侍从身穿淡蓝色圆领袍，右手牵马缰，左手执鞭。
绘于敖汉旗宝国吐乡皮匠沟1号墓墓室西南壁的马球图（图八），图中共绘有五位骑马人，均手持月杖，头戴胡帽，身着窄袖圆领长袍，束腰，足登长靴，骑着奔驰腾跃的快马激烈打着马球。纸本绘画
契丹画家耶律倍所绘骑射图（图九），是契丹马文化的真实反映。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自幼聪颖好学，深得耶律阿保机的喜爱和器重，916年被立为皇太子，926年被封为东丹国王，称“人皇王”。 《元人秋猎图》（图十）集中体现了蒙元时代繁荣的马文化，其中绘制了多姿多彩的马及骑马之人的形态、姿势，惟妙惟肖，艺术价值极高。
此外，还有《蒙古射猎图》（图十一）、（《元世祖出猎图》（图十二）等均形象逼真的再现了元代蒙古马文化。与北方民族马文化有关的精品文物
内蒙古地区出土较早的有关马形象的文物是马形金饰牌，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地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作品。据学者推测，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与文献记载的“东胡”“山戎”或更早以前的北方民族有关。
金质文物
图十三是春秋时期的一件马形金饰牌，通长4.6厘米，宽4.5厘米，厚0.1厘米，重28.9克。马形金饰牌中的马呈伏卧形，回首竖耳，圆目成孔。饰牌正面凸起，背凹，有两个桥形穿钮，可系挂佩戴。
2010年9月8日，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在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工业园区白家湾村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窖藏金器，其中有一件虎咬马饰牌（图十四），虎头反向，嘴咬马背。这些金饰品级别很高，时代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具有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推测可能为匈奴贵族所用之重器。从饰品中均雕刻有马的形象看，在匈奴人的生产生活中马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鲜卑源于东胡，同样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其南下的过程中，不断与周边游牧部族融合、交流，创造了灿烂的鲜卑文化，其中马文化占有较大的份量，他们号称“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后汉书?鲜卑传》）。图十五至图十八就是鲜卑人所遗留与马关系密切的文物，图十五瑞兽纹金饰牌长8.1厘米，宽5.4厘米，此件金饰牌为佩戴之物，根据《魏书》记载，鲜卑始祖率领部族南迁，“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引导，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此件应为文献中所提之“神兽”。图十六卧马形带链金挂饰长8厘米，宽5厘米，纯金
铸造，造型中马呈四肢屈曲的卧姿，马首垂至地面，头顶及臀部各突出一小环，上连金链，应为佩饰之物。图十七为双马纹金饰牌。图十八鎏金神兽纹铜带饰长10.4厘米，宽6.5厘米，带饰上浮雕一展着双翼的飞马，鼻端有角。飞马是文献记载中引领拓跋鲜卑南迁的神兽，“飞马纹”带饰在鲜卑族活动过的地区多有出土。
步摇（图十九）是簪钗上饰以金玉的垂挂装饰，可插于妇女发髻的前后左右。这件金步摇冠饰为北朝时期鲜卑贵族妇女所特有的头上装饰。其底部形制为马头形，马头上长有鹿角，上部呈树状分叉枝干，每个枝梢上挂有活动的叶片，当佩戴者走动时，叶片随之颤动，发出悦耳的声音，以显示富贵。鹿角形象反映了鲜卑民族对其远祖所居之地――森林的怀念，而马头形象则是鲜卑人骑马、用马的文化象征。
辽是契丹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一个强大的政权，契丹人将本民族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有机融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契丹文化，其“骑射文化”始终是契丹文化的核心内容。契丹人有一个习俗，就是契丹贵族死后往往杀马殉葬。但马在契丹人的生产生活中实在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大量用来殉葬，势必会影响正常的军事行动和经济问题。为了保护战马，辽圣宗曾下诏禁止。其后契丹贵族逐渐以马具代替杀马习俗。
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驸马墓出土的铜鎏金行龙戏珠纹马笼头、前披挂饰、盘胸、后革?及鞍饰等共5组164件，堪称辽代马饰件中的精品，图二十便是其中的鎏金铜马后?饰。同时，大营子墓还出土有银鎏金鹿衔草纹马饰件，铜、铁、银、玛瑙马饰数百件，均反映辽代马具制作的空前发达。
蒙元时期马文化蔚为大观，考古出土的与马有关的文物有马鞍、马饰件等等。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恩格尔元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金饰件。图二十一、图二十二为三套马具饰件，主图案运用捶揲工艺，饰莲花纹，边缘饰连珠纹，是元代蒙古族马具金饰品中的精品。图二十二金马鞍前鞍鞒通高20.8厘米，前鞍翅2件，长32.7厘米，宽10.6厘米，前鞍鞒主体图案为八曲海棠形框内浮雕卧鹿纹，框内外以牡丹花卉纹装饰。前鞍翅主体图案为缠枝牡丹纹，边饰莲瓣及草叶纹，造型非常精美，体现了蒙元时代高超的造型和雕刻艺术，同时也表明蒙元时期是北方民族马文化的高峰期。只有北方游牧民族才能够对马鞍如此钟情，因为那是马背上最重要的器具，也是最精美的装饰品。图二十三元代龙凤纹金马鞍饰，前桥饰长12.5厘米，宽5.2厘米，后桥饰长9.2～14厘米，宽2.7～7.7厘米，整体由薄金片錾刻而成，由前后鞍桥、前后鞍翅组成，鞍桥图案为镂空錾龙纹，双龙之间有莲花图案。 马具随着骑兵的发展而出现并不断完善，当人与驯马相处时，便会试着去骑马。起初没有马鞍，骑的是光背马，这种骑法称为“驴座”。经历一个时期以后开始在马背上加鞯，后又设鞍。在中国，带有鞍桥的马鞍始见于西汉末年，公元三世纪末至五世纪初已广泛流行。
其他材质文物
图二十四的马面饰当卢长21厘米，马衔长8.8厘米，节约长3.1厘米，马镳其一长39厘米，其二长31.2厘米，铜泡直径4.2厘米。此为完整的东胡民族青铜马面饰，由人面形当卢、马衔、马镳及节约等组成。古人驯马，最先采用的马具是络头，络头最初不包括衔、镳。这套马面饰的出土，说明他们已经能够由马的头部控制和驾驭马匹，并表明此时北方地区的马面饰已经完备并具有装饰性。
马络头即马笼头（图二十五），由项带、额带、颊带、咽带、鼻带组成，长50厘米，宽30厘米，各条带均由薄银片制作。带上缀圆雕马形、狻猊形玉饰。络头的组装方法是：先将每条小带部件做好，然后按部位连接起来，最后钉缀玉饰件。
牵马陶俑（图二十六）高19.5厘米，马长30厘米。陶马俯首直立，背上披甲备鞍，鞍上系有马镫，脖上挂铃，陶俑头戴风帽，身穿窄袖长衣，腰束带，足穿靴，作持缰慢行状。北方民族的牛羊均圈养于居地旁边，入圈后的畜群不宜惊动，所以在接近居地时，无论骑马还是驾车都忌讳快行。奔驰过后的马需要拴系，草原上树木稀少，贵族家庭都有牵马人为系
马之桩，既方便出行，又显示自己的高贵。此陶马装饰华丽，应是贵族家庭使用的坐骑，造型雄健朴拙，为北魏时少见的彩绘陶塑精品。
在漫长的岁月里，北方民族逐水草而居，四处游猎，他们一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为适应马背生活，他们制作了马上器物。
马镫壶最初由北方民族使用的皮囊壶演变而来。契丹民族为适应游猎生活，便于马上携带，创造了次器物。材质有皮革制、木制、陶制、瓷制（图二十七、图二十八）、银制等，尤以瓷制常见。随着瓷器的发展，马镫壶的生产及形式出现多样化，除用于马上携带物品以外，居家也开始使用。
清代内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蒙古诸部在各自分地内生活，依然实行着游牧生产方式。清代长城内外实现一统，内蒙古地区保持了长久的和平稳定的局面，蒙古诸部的社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马文化持续繁荣。自清代以降至近现代，内蒙古地区遗留了丰富的有关马文化的文物资料，进一步展现了繁荣的马文化，体现了马在满、蒙等民族社会生产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图二十九大尾式“达”记镶银马鞍的材质为银、木、皮制成，通高76厘米，长51厘米，宽35厘米。马鞍为大尾式，鞍鞒及鞍翅包皮镶银，前鞍鞒正面镶錾金“达”字银饰。笼头两侧为黄丝带缰绳，系清廷赏赐的紫缰。此为阿拉善和硕特亲王达理札雅遗物。图三十这件大尾式鎏金镶珐琅马鞍的材质为木、银制成，皮马鞍规格为：高80厘米，长43厘米，宽32厘米。这件马鞍的胎体为木胎，鞍鞒及鞍翅均包蓝地牡丹花珐琅银饰，前鞍鞒正面镶鎏金寿字，后鞍鞒上有吉祥纹饰。鞍鞠为团寿纹栽绒。后鞍鞒为较宽而平缓的大尾式，适用于长途跋涉。马笼头皮质，上镶长方形网纹鎏金饰，缰绳部分为黄丝带，为清廷赏赐的“紫缰”。 近现代民俗器物中的马具
图三十一马汗刮子材质为檀木，雕花，其规格为：长33.4厘米，宽4.5厘米。刮子基本形制为条形刮板，其前端及柄部均雕刻有卷云纹，纹饰优美大方，浑然一体。此系给马刮汗梳理鬃毛之工具，看起来既简单实用又不失艺术水准，表现了蒙古民族独具草原游牧特色的审美观。
马印往往为几何图形、自然景物、动植物、生产生活用品及一些简易的民族文字等印纹（图三十二、图三十三），把马印烙在马的臀部，可起到识别马的作用，一旦走失，可通过马印来识别马的主人。
图三十四的马鞭为清代时期蒙古牧民所使用的器具，其材质包括木、皮、银等，手柄为檀木制成的圆棒，柄头两端镶嵌银箍，鞭子为皮质，前端有九股皮条合编的长34厘米的皮鞭。既为驭马工具，亦可反握皮鞭用柄部击打小猎物，此皮鞭整体长62.5厘米。图三十五的马鞭属于近现代民俗文物，柄为木材质，柄头有铜箍，鞭子为皮质，为蒙古牧民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典型马鞭之一种。
骟马是调理马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游牧民往往根据马群中的骒马数量，除留少量优良品种的种马以外，其余公马均要实行阉割。图三十六为一整套骟马器械，其材质为，外套为皮质，器械均为铁质，外套长39厘米，宽6.3厘米，螺纹柄铁钩长10厘米，矛形放血器长10.3厘米，长柄剑形放血器长19.2厘米，长柄叶形切割器长18.8厘米。
战马需要良好的装备，而骑马的士兵同样如此。以下为蒙古、满洲骑兵所穿铠甲，均是与战马相配套的军备设施。图三十七这件骑士锁子甲材质为铁质，甲衣规格为：长70厘米，宽113厘米。
当代传承的祭马、驭马文化
蒙古人中长期流传着把自己心爱的马献给神祗的习俗，“温都根查干”意为溜圆白骏，被视为成吉思汗陵的神马（图三十八）。民间传说成吉思汗五十岁那年，突然身体不适，生了两个多月的病才康复，为了庆祝身体康复，成吉思汗下令下属用九十九匹白马的鲜奶进行祭祀，
同时也对溜圆白骏温都根查干进行专门祭祀。
套马杆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七，有流行歌曲《套马杆》，有白酒“套马杆”。套马杆就是游牧民用来从马群中抓骑乘的马匹时所用的套马工具，由主杆和套索两部分组成。但有了套马杆并不代表能够套住你想要的骏马，还需要骑手具备娴熟技巧，这是一项需要长期训练的技术，展示了游牧人的智慧和勇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爱马、与马心灵相通的感觉。 马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成长、发展和变迁史。无论是马产业发展还是文化事业建设，都秉持着我们追溯历史、传承文化并继往开来的精神。内蒙古地区作为北方草原文化的集成区，拥有儿干年草原文化发展的传统历史，我们要留住北方民族记忆的背影并在此基础上把传承至今的马文化发扬光大，这是今天内蒙古人的使命，更是马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注：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