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 1929-2006），意大利女记者，作家。1929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法拉奇17岁时便投身新闻事业。她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在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的桑塔·基阿拉疗养院逝世，死于乳腺癌，终年７７岁。
法拉奇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弥漫着反抗情绪的家庭，在三姐妹中排老大。父亲是名木匠，也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正义与自由”的成员。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渴望自由的父母注重培养孩子勇敢坚毅的性格。 1943年9月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随父母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14岁的她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走过来，照她脸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还紧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训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法拉奇与眼泪彻底绝缘。
法拉奇的父亲作为意大利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对抗墨索里尼的专政，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代价”之后都在法拉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被作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闪现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为饵钩将采访的政治人物引入战争或自由一类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这种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响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畴中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偏好，使得“战争”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
她在童年时代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终身的印记。“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
让法拉奇闻名于世的是她曾采访过世界各国的政治巨头。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 她会花上数个星期研究采访对象的细节，采访会持续六七个小时。她不喜欢用翻译，除了意大利语之外，她还会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她是二十世纪新闻采访女王，开创了崭新的采访方式，以迂回，挑逗，紧追的形式采访世界政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话语。在新闻史上留下浓重的个人色彩。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法拉奇的每一次采访都提供了一次令人神往的示范：表面上是犀利的提问，本质是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
法兰奇将自己视为舞台中心的主角，在她看来，记者也是一名演员，一名中心者，只有把自己放入报道中时，报道才是好的。在她的采访记中，她提问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使得被采访者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却是主角在采访过程中的种种表现-- “把握谈话节奏、驳斥不同意见、揭示内幕新闻、变换各种语气，并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
法拉奇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她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著称。因此她的人物访问记别具一格。法拉奇习惯用录音设备录下访问的问答，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加以发表，但加上占一定篇幅的前言。这并没妨碍她表达自己的见解，相反，尽管她没有修改被访者的谈话，但她却通过提问，尤其是通过每一篇的前言表达了观点。
法拉奇在采访中常常是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 法拉奇一生成功地采访了基辛格、英迪拉·甘地、布托、侯赛因、阿拉法特、穆吉布·拉赫曼、西哈努克亲王等人，她从来也没有怯场，也从没被对手击退过。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陷于尴尬；令卡扎菲愤怒失言；甚至不顾伊斯兰教的习俗和有关规定,当着霍
梅尼的面撕下面纱,大声说道:“许多人说你是个独裁者! ”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接受了她的采访，他们的交锋的确令整个世界为之一震。“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邓小平对她的提问一一回答。这次采访后来在《华盛顿邮报》全文发表，法拉奇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
在采访基辛格时，法拉奇旁敲侧击，基辛格最后不得不承认越南战争毫无益处。随后，她又大胆地抛出了这样的问题：“权力是诱人的，基辛格博士，权力对您有多大的吸引力？希望您说真话。”“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面对这个问题，傲慢的基辛格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来深深懊悔的回答，他点头同意这个说法，并说道“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这个回答不仅惹怒了总统，还惹恼了普通民众，本来，基辛格在接受她的采访时坦白承认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她已经采访了那么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领袖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现在他才明白“一生中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作为作家,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大遗憾》。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
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就凭这本书，法拉奇确立了她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至今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9·11”事件后,法拉奇打破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以带病之身在《晚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表了《愤怒与自豪》等数篇文章,猛烈攻击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激怒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法拉奇带着人们对她不同的评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她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 1929-2006），意大利女记者，作家。1929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法拉奇17岁时便投身新闻事业。她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在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的桑塔·基阿拉疗养院逝世，死于乳腺癌，终年７７岁。
法拉奇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弥漫着反抗情绪的家庭，在三姐妹中排老大。父亲是名木匠，也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正义与自由”的成员。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渴望自由的父母注重培养孩子勇敢坚毅的性格。 1943年9月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随父母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14岁的她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走过来，照她脸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还紧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训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法拉奇与眼泪彻底绝缘。
法拉奇的父亲作为意大利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对抗墨索里尼的专政，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代价”之后都在法拉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被作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闪现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为饵钩将采访的政治人物引入战争或自由一类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这种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响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畴中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偏好，使得“战争”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
她在童年时代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终身的印记。“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
让法拉奇闻名于世的是她曾采访过世界各国的政治巨头。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 她会花上数个星期研究采访对象的细节，采访会持续六七个小时。她不喜欢用翻译，除了意大利语之外，她还会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她是二十世纪新闻采访女王，开创了崭新的采访方式，以迂回，挑逗，紧追的形式采访世界政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话语。在新闻史上留下浓重的个人色彩。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法拉奇的每一次采访都提供了一次令人神往的示范：表面上是犀利的提问，本质是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
法兰奇将自己视为舞台中心的主角，在她看来，记者也是一名演员，一名中心者，只有把自己放入报道中时，报道才是好的。在她的采访记中，她提问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使得被采访者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却是主角在采访过程中的种种表现-- “把握谈话节奏、驳斥不同意见、揭示内幕新闻、变换各种语气，并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
法拉奇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她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著称。因此她的人物访问记别具一格。法拉奇习惯用录音设备录下访问的问答，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加以发表，但加上占一定篇幅的前言。这并没妨碍她表达自己的见解，相反，尽管她没有修改被访者的谈话，但她却通过提问，尤其是通过每一篇的前言表达了观点。
法拉奇在采访中常常是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 法拉奇一生成功地采访了基辛格、英迪拉·甘地、布托、侯赛因、阿拉法特、穆吉布·拉赫曼、西哈努克亲王等人，她从来也没有怯场，也从没被对手击退过。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陷于尴尬；令卡扎菲愤怒失言；甚至不顾伊斯兰教的习俗和有关规定,当着霍
梅尼的面撕下面纱,大声说道:“许多人说你是个独裁者! ”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接受了她的采访，他们的交锋的确令整个世界为之一震。“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邓小平对她的提问一一回答。这次采访后来在《华盛顿邮报》全文发表，法拉奇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
在采访基辛格时，法拉奇旁敲侧击，基辛格最后不得不承认越南战争毫无益处。随后，她又大胆地抛出了这样的问题：“权力是诱人的，基辛格博士，权力对您有多大的吸引力？希望您说真话。”“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面对这个问题，傲慢的基辛格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来深深懊悔的回答，他点头同意这个说法，并说道“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这个回答不仅惹怒了总统，还惹恼了普通民众，本来，基辛格在接受她的采访时坦白承认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她已经采访了那么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领袖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现在他才明白“一生中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作为作家,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大遗憾》。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
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就凭这本书，法拉奇确立了她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至今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9·11”事件后,法拉奇打破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以带病之身在《晚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表了《愤怒与自豪》等数篇文章,猛烈攻击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激怒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法拉奇带着人们对她不同的评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她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