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战国策-昌国军乐毅]与[史记-乐毅列传]

《《战国策》-昌国君乐毅》与《《史记》-乐毅列传》的对比分析

昌国君乐毅,字永霸.战国时期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著名军事家,魏将乐羊后裔.燕昭王时,拜燕国上将军,受封昌国君.燕昭王死后,受燕惠王猜忌,投奔赵国,被封于观津(河北省武邑县东部的审坡镇),号为望诸君.

讲乐毅,首先应该提一下燕国,而说燕国,又少不了提到燕昭王.燕国是战国时期偏居东北方位的弱小国家,经常受到南面齐国的欺凌.到了燕昭王继承燕国王位,就一心想要匡扶燕国大业,报齐国破燕之辱,雪先王之耻.奈何”燕小力少,不足以报”.于是,燕昭王便听取谋士郭隗的建议,对外招揽天下贤臣义士虚心纳谏,对内悼唁军队死者,慰问生者,与平民百姓同甘共苦.这样一来,燕国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变得逐渐殷实富裕,将士们也不再畏惧战争.终于,公元前284年,燕昭王用乐毅做上将军,联合秦,楚,赵,魏,韩讨伐齐国.此次战役以燕国为首的联军大败齐国,齐国国君齐闵王仓皇逃走,其他国家军队撤离后,燕国的军队又一直追击齐国的败军到齐国国都临淄,并一举攻陷临淄.这样一来,燕昭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宏愿.助燕昭王实现其报国之志的最大功臣就是这次带兵出征攻齐的上将军乐毅.

本节主要讲乐毅带领燕军联合五国军队打败齐国后,又独领燕军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在最后还有两座城未攻下时,燕昭王去世.燕昭王的儿子燕惠王继承王位,受到齐国人的反间蛊惑派人顶替乐毅的将军职位,招乐毅回燕国.乐毅知道燕昭王不会善待自己,于是逃往赵国,受到赵王的礼遇.这时,燕惠王派去顶替乐毅的将军又被齐国打败.于是燕昭王一边后悔错失了乐毅,一边又恐惧乐毅受宠于赵国反过来攻打燕国.最后就有了,本节主要内容:燕惠王致信乐毅一探虚实,乐毅回信明志的情节.这一情节在《战国策》和《史记》中的记载都很详细.现就本节两书的部分差异对比分析如下:

1. 关于乐毅带兵攻齐记载的详略不同.

《战国策》关于燕国进攻齐国的描述前后只有寥寥几句: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余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史记》则以乐毅人物为主线记载乐毅被拜为燕上将军,领赵国相印,带五国军队伐齐,破齐于济西.率燕军独追齐至临淄.燕昭王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回燕,使乐毅复以兵加齐.乐毅留齐五年,攻齐七十余城归属燕国,独剩莒、即墨两城不能攻下.赶上燕昭王死,燕惠王立.从记载的异同可以看出,《战国策》尽最大可能简略人物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以主要人物言论为叙事主题的宗旨;而《史记》则注重详述主人公经历的每个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以突显主人公乐毅带兵有方,功成名就.

2. 关于燕惠王因为反间疑乐毅,乐毅逃至赵的记载详略差异.

《史记》将燕惠王怀疑乐毅,进而听信齐国反间(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使骑劫代替乐毅为将军的过程进行详述.又写到: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这里对乐毅的心理描写没有见于《战国策》,畏诛二字将人们对乐毅的认识由骁勇善战的将军回归至一个平常人都害怕被杀的状态,很贴近生活中人的现实.另外,《史记》中的

“遂西降赵”和《战国策》中“乐毅奔赵”的记载也有不同.下文中,乐毅回复燕惠王时《史记》记载“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由此可以推断”降”应是误笔,改为”奔”字可能更好.

3. 《史记》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

遁逃走赵。”与《战国策》“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的不同.两句大致相同,只是《战国策》

多了一句“恐抵斧质之罪”值得揣摩.《战国策》加上乐毅这句“恐抵斧质之罪”后,将燕惠王如果诛杀乐毅将有伤先王之明,损害燕惠王大义的双重厉害关系直接点名.表现乐毅机智过人之处.《史记》少了这句可能是为了文句对仗工整,删烦从简,故意去掉的.而且,根据上下意思,没有此句的话可以把全句解释为:臣没有才干,不能奉承先王的旨意,顺应左右群臣的心思,恐怕伤及先王的圣明,损害了惠王的大义.这样一来,有失说服力和逻辑.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乐毅本来为了隐晦的表明自己的意思就是这样说的.

4. 《史记》记载: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

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战国策》记载: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两书这样分配顺序各有各的妙处.《史记》的齐器和大吕都是齐国的物件,放在一起有强调燕国尽收齐国宝物,燕昭王英明,乐毅有功的意味. 故鼎和蓟丘在一起又将燕国雪耻表现的更鲜明.而《战国策》把大吕和故鼎放在一起,齐器和蓟丘放在一起,叙述双方物件的转移极具今非昔比的讽刺意味.所谓经典,文章位置不同而又不曲从于另一方,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

乐毅的一番向后主燕惠王的陈书,是历史上的佳话,真挚而不失分寸,为后人称颂.太史公曰: “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

最后引乐毅名言与大家共勉: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此句虽含古代有关君臣的名言,但是也适应于现今社会生活:君子绝交不相恶,去旧迎新不恃功.

崇实大学

中文学科

硕士过程

王长江

《《战国策》-昌国君乐毅》与《《史记》-乐毅列传》的对比分析

昌国君乐毅,字永霸.战国时期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著名军事家,魏将乐羊后裔.燕昭王时,拜燕国上将军,受封昌国君.燕昭王死后,受燕惠王猜忌,投奔赵国,被封于观津(河北省武邑县东部的审坡镇),号为望诸君.

讲乐毅,首先应该提一下燕国,而说燕国,又少不了提到燕昭王.燕国是战国时期偏居东北方位的弱小国家,经常受到南面齐国的欺凌.到了燕昭王继承燕国王位,就一心想要匡扶燕国大业,报齐国破燕之辱,雪先王之耻.奈何”燕小力少,不足以报”.于是,燕昭王便听取谋士郭隗的建议,对外招揽天下贤臣义士虚心纳谏,对内悼唁军队死者,慰问生者,与平民百姓同甘共苦.这样一来,燕国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变得逐渐殷实富裕,将士们也不再畏惧战争.终于,公元前284年,燕昭王用乐毅做上将军,联合秦,楚,赵,魏,韩讨伐齐国.此次战役以燕国为首的联军大败齐国,齐国国君齐闵王仓皇逃走,其他国家军队撤离后,燕国的军队又一直追击齐国的败军到齐国国都临淄,并一举攻陷临淄.这样一来,燕昭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宏愿.助燕昭王实现其报国之志的最大功臣就是这次带兵出征攻齐的上将军乐毅.

本节主要讲乐毅带领燕军联合五国军队打败齐国后,又独领燕军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在最后还有两座城未攻下时,燕昭王去世.燕昭王的儿子燕惠王继承王位,受到齐国人的反间蛊惑派人顶替乐毅的将军职位,招乐毅回燕国.乐毅知道燕昭王不会善待自己,于是逃往赵国,受到赵王的礼遇.这时,燕惠王派去顶替乐毅的将军又被齐国打败.于是燕昭王一边后悔错失了乐毅,一边又恐惧乐毅受宠于赵国反过来攻打燕国.最后就有了,本节主要内容:燕惠王致信乐毅一探虚实,乐毅回信明志的情节.这一情节在《战国策》和《史记》中的记载都很详细.现就本节两书的部分差异对比分析如下:

1. 关于乐毅带兵攻齐记载的详略不同.

《战国策》关于燕国进攻齐国的描述前后只有寥寥几句: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余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史记》则以乐毅人物为主线记载乐毅被拜为燕上将军,领赵国相印,带五国军队伐齐,破齐于济西.率燕军独追齐至临淄.燕昭王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回燕,使乐毅复以兵加齐.乐毅留齐五年,攻齐七十余城归属燕国,独剩莒、即墨两城不能攻下.赶上燕昭王死,燕惠王立.从记载的异同可以看出,《战国策》尽最大可能简略人物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以主要人物言论为叙事主题的宗旨;而《史记》则注重详述主人公经历的每个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以突显主人公乐毅带兵有方,功成名就.

2. 关于燕惠王因为反间疑乐毅,乐毅逃至赵的记载详略差异.

《史记》将燕惠王怀疑乐毅,进而听信齐国反间(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使骑劫代替乐毅为将军的过程进行详述.又写到: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这里对乐毅的心理描写没有见于《战国策》,畏诛二字将人们对乐毅的认识由骁勇善战的将军回归至一个平常人都害怕被杀的状态,很贴近生活中人的现实.另外,《史记》中的

“遂西降赵”和《战国策》中“乐毅奔赵”的记载也有不同.下文中,乐毅回复燕惠王时《史记》记载“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由此可以推断”降”应是误笔,改为”奔”字可能更好.

3. 《史记》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

遁逃走赵。”与《战国策》“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的不同.两句大致相同,只是《战国策》

多了一句“恐抵斧质之罪”值得揣摩.《战国策》加上乐毅这句“恐抵斧质之罪”后,将燕惠王如果诛杀乐毅将有伤先王之明,损害燕惠王大义的双重厉害关系直接点名.表现乐毅机智过人之处.《史记》少了这句可能是为了文句对仗工整,删烦从简,故意去掉的.而且,根据上下意思,没有此句的话可以把全句解释为:臣没有才干,不能奉承先王的旨意,顺应左右群臣的心思,恐怕伤及先王的圣明,损害了惠王的大义.这样一来,有失说服力和逻辑.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乐毅本来为了隐晦的表明自己的意思就是这样说的.

4. 《史记》记载: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

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战国策》记载: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两书这样分配顺序各有各的妙处.《史记》的齐器和大吕都是齐国的物件,放在一起有强调燕国尽收齐国宝物,燕昭王英明,乐毅有功的意味. 故鼎和蓟丘在一起又将燕国雪耻表现的更鲜明.而《战国策》把大吕和故鼎放在一起,齐器和蓟丘放在一起,叙述双方物件的转移极具今非昔比的讽刺意味.所谓经典,文章位置不同而又不曲从于另一方,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

乐毅的一番向后主燕惠王的陈书,是历史上的佳话,真挚而不失分寸,为后人称颂.太史公曰: “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

最后引乐毅名言与大家共勉: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此句虽含古代有关君臣的名言,但是也适应于现今社会生活:君子绝交不相恶,去旧迎新不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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