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
——从体系与单位双重视野出发的论述
时殷弘
【专题名称】国际政治
【专 题 号】D7
【复印期号】2007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7年7期第63～69页
【英文标题】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An Elab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System and Unit
SHI Yin-hong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时殷弘，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国际秩序及其原则的追述，从体系和单位双重视野出发考
察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我们发现，随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国际体系的崩溃，西方国际构造的重心发生了从意大利和地中海西移到北大西洋东岸的转移，全球性政治经济初露端倪；而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与形成，则明显地具有它们作为最初的领土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根本特征。运用体系和单位双重视野，我们还可以获得如下认识：（1）使得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具有重大复杂性甚而曲折性的主要因素，相当集中地寓于与西欧现代强国并立的哈布斯堡“传统型半旧帝国”；（2）在这起源时代若干萌发中的新要素，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国际体系未来长期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
This article starts by a survey of the mediev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ts decline, then discusse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from a" double" perspective of both system and unit. The
observation from the former angle emphasizes that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Renaissance Italian system, the gravity of the Wester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moved westward from Italy and Mediterranean to the east coast of the North Atlantic, and a sort of beginning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was emerg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at from the latter one focuses on the initial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great powers, stressing the most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m as the earliest territorial concentrated modern nation-states. This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major elements that made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have prominent complexities or even major twists were rather concentrated in the Habsburg" traditional semi-old empire" coexisted with the emerging western European modern great powers, and that several new elements emerging in this age of" genesis" dictated in a large degree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and major features of the future long-term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日 期】2007-05-05
【关 键 词】现代国际体系/体系起源/全球性政治经济/现代强国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origi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global political economy/modern great powers
[中图分类号]K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7-0063-07
事物的起源往往特别重要和意义深远，因为这起源一方面最直接地关系到现象系统的重大质变，另一方面创生了某些历史“基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事态未来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就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而言，前一方面涉及对当代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研习者来说相当陌生的欧洲中世纪国际秩序与其衰微，后一方面涉及若干对于把握现当代国际体系至关紧要的核心性范畴。已逝的往昔甚为久远，导致有关史料相对稀薄，兴趣或关切相对淡漠，而大有助于历史理解的同代情感和经验更是完全缺失。因此，在现今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中间，对其研习的最大对象——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了解最为薄弱。
在讨论现代国际体系起源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多从体系视野出发，对全局性的体系结构模式较有认识，然而不仅他们对这结构的认识过于抽象，而且他们对体系内的单位的具体性质和具体行为方式更是所知甚少或知之甚浅。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史学家大多从单位视野出发，形成的理解和展示的图景与理论家们的相比在单位层次上丰富和准确得多，但缺乏足够的对总体结构和总体机理的揭示。不仅如此，面对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这非常丰富和庞杂的现象系统，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家还是国际关系史学家，在需要并且能够做出对总体性理解必不可少的提炼、浓缩和概括时，必然有种种不同的取舍和侧重，从而提供种种不同的“大解释”，其间往往蕴含历史眼界的宽窄差异和思想水平的高低之分。
鉴于上述论题意义和认识现状，本文将从概论中世纪国际秩序与其衰微开始，继而分别从体系视野和单位视野概论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体系视野出发的考察强调的是，随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国际体系的崩溃，西方国际构造的重心从意大利和地中海西移到北大西洋东岸，全球性政治经济初露端倪。单位视野的考察集中在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与形成，侧重于它们的一个根本特征，即最初的领土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此同时，本文还将指明那些使得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具有重大复杂性甚而曲折性的主要因素。
一 中世纪国际秩序
现代国际体系诞生以前，欧洲通行的是中世纪国际秩序，其根本特征是：（1）大量异质的政治实体间交织重叠的权力关系；（2）“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或曰“基督教共同体”（res publica Christiana）]观念。天主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王国、封邦、贵族领地、自由城市等虚实不一、规模多样的实体盘根错节，互相间有着主要源于传统习俗的错综复杂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政治权力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没有哪一个拥有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即对境内人口和领土的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管辖权利和统治权利，连同对境外其他政治实体而言的绝对的独立权利。然而，与这幅支离破碎、混杂相间的政治权力图景相反，在欧洲通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和道德观念之一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观念。借用一部国际关系史经典名著的描述说，“从外交的观点看，（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首要差异在于1400年时西方仍然将自己想成是单独一个社会。基督教世界被极严重的内部冲突弄得七零八碎，被宗教分歧、教义争端和经久不息的战争——阶级之间、族民之间、宗派之间和国王之间的战争——搞得分崩离析。但是，拉丁基督教世界仍然自认为一个整体”[1]（p16）。 这种关于持有共同的天主教信仰的统一感，这种对于“基督教世界”实际结为一体的信念，不管其感觉和表达方式如何各自不同，不管欧洲内部的各种争斗如何激烈，构成差不多
所有中世纪政治思想和活动的一个基本条件。不仅如此，现代人不易想象的是，基督教各族还多少自认为是“罗马人”，不仅在地中海沿岸，而且在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甚而北欧和东欧都是如此。然而，这同样缺乏任何政治体制与之对应；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从来就相当有限，而且几乎每逢皇帝试图张扬之就变得愈加有限，直到最后大致只能涵盖少数德意志封邦的狭窄的世袭领地。
作为中世纪国际秩序的较为明显的规范，在中世纪的最后阶段形成了某种类似于欧洲公法的东西。它们与大多数中世纪法一样，不是出自正式立法、敕令或条约，而是源于确立已久的习俗和被广泛公认的原则。它们由神学传统、封建传统和帝国传统合成（或者换句话说，由基督教传统、日耳曼传统和罗马传统合成），体现在教会法、习惯法和民法之中。教会法的国际功能除了垄断性地管辖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知识精英”——教士外，主要在于通过遍布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各级教会法庭，跨国地支配涉及到教义的大量法律关系和司法事务。此外，自11世纪往后，宗教法规学者们研究了许多后来被认为属于国际法范畴的问题，包括萌芽形态的主权定义、条约的不可违背性、正当的战争（“正义战争”）的条件、和平的维护与保障、中立者和非战斗人员的豁免等。习惯法的国际功能主要在于便利欧洲各世俗社会的共处和交往，特别是为商人和海员、骑士和领主等提供某些共同规则，以便在相应的范围内规范贸易、航海、贵族交往礼仪和战时行为方式等。出自罗马法的、由中世纪大学教师们解释的民法普遍地影响渐增。“在我们所说的15世纪国际法中，罗马法是最重要的成分，是（欧洲）大社会的法律外衣在不断被织制所依据的经线。”[1]（p21）
欧洲中世纪国际秩序与现代国际构造虽然有巨大差别，但也有一项非常基本的共同性质，那就是保持政治分裂。恒久的政治分裂是欧洲的独特之处，也是现代欧洲得以兴起和腾飞的关键之一，而这有其特殊的地缘条件。欧洲地形支离破碎，众多山脉与森林将各个人口中心隔离，而其气候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很大变化。部分地有赖于这样一种地缘特征，欧洲在16世纪开始后能够超越和压倒中华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全球力量分布中取得绝对的领先优势。具体地说，第一，欧洲崎岖多变的地形减小了外部势力入侵蹂躏的可能性；第二，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有利于产出适于交换的种种不同产品，众多可通航的河流又促成了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而周边环海这一状况则刺激了造船业和促进了海上贸易，并且最终导致欧洲沿海新的财富中心的确立；第三，欧洲支离破碎的地形大有助于保持政治上的分裂，而这对欧洲的崛起有关键意义：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权威可以有效地阻止这一或那一贸易发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舍安排随意使得某一产业在欧洲大范围内兴盛或衰败，也没有无所不在的苛税体系来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全面的掠夺——正是这样的掠夺严重阻碍了欧洲以外各个帝国的经济成长。不仅如此，为维护生存与独立，欧洲各个分散的和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竞相加强军备，繁荣的武器贸易大大刺激了军事技术在各国的发展，这既阻止了某一个欧洲强国能凭借绝对的军备优势建立大一统的“普遍帝国”，也使得欧洲地区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对于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2]（chapter 1，section 4）
“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观念由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势权威所促成和表征。然而，随中世纪历史的推移，这两大势力相继衰落。首先衰落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中世纪初期，它代表了对于往昔统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广泛记忆，在使基督教西方逐渐挣脱内部的蛮族混乱和抗击外部的异族异教威胁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然而，内乱外患的消退和西方的重新巩固导致它丧失了自身的主要存在理由，成为名不副实的空洞躯壳。帝国的衰落有助于教廷的兴盛，后者的精神权威和世俗影响随西方基督教化的愈益广泛和深入而愈见增长。“它越来越成为统一趋势的唯一代表。它从人对灵魂得救的渴求中吸取力量，而且随西方世界将此认作人的
最崇高愿望，天主教会作为负责促进之的唯一实体优越于政治当局，成了一切组织中最重要的组织。”[3]（p20～21）经两者间的长期暗斗和几度公开冲突，教皇终于压倒皇帝，除统揽精神权力外差不多享有至高的世俗权威，以至在十字军东征时代似有将基督教西方转变为一个统一的神权国家之势。
然而特别就以后的历史发展看，真正大得益于这一争斗的是地方性的封建世俗统治者，他们得以从急欲获取其支持的争斗双方索取让步以加强自主性，从而促成了欧洲政治分裂状况的继续维持，[4]（p57）并且终于进展为对于教皇权威的愈益坚决和成功的挑战。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两个事件：13和14世纪之交，法王腓力四世因向法国教士征税问题与意欲建立世俗世界统治权的教皇卜尼法八世公开对抗；约25年后，上巴伐利亚公爵路易为反对教廷干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激烈争执。这两场皆以教皇败北告终的斗争显露了时代的一大潮流，从中甚至产生了可以称为法兰西和德意志民族主义之最初流露的某些文献。[5]（p251～252，272）
二 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体系视野
与其他许多基本的历史大事态一样，中世纪国际秩序的瓦解和现代国际体系的浮现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很难定出细致明确的时间上的端点。但是，如果有必要确定一个既便利又可成立的标志性年代的话，那么多数历史学家和国际体系演变考察者都倾向于将其定为1494年。现代国际体系最初始于1494年，首先是因为现代国际体系不仅理所当然地被普遍认做中世纪国际秩序的取代者，还被广泛地认为是文艺复习时代意大利城邦国家国际体系的后继者，而这一体系分明毁于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
在某些基本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国际体系是现代国际政治的某种雏形。它有着明确的地理界限，即亚平宁半岛，又有着富有特征的文艺复兴文化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经济/技术方式作为其基本环境；它的组成单位是各个独立的意大利主权城邦国家，就此而言（亦就其共同的文化而言）是同质的体系成员；体系的结构是多极的，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内五大主要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相互间权势分布大致均衡；在各城邦国家的相互交往方式方面，有着以常驻外交使节为最著名特征和最重要创新的、由此带有现代色彩的外交，还有大体规则化的频繁的贸易，连同常见的有限战争和干涉内政（包括其当时并非罕见的极端形态即颠覆）；多面的甚或比较精细的国际规范也发展起来，其中比较著名的不仅是关于常设外交使节和外交方式的规范，而且还有某些关于大国局部协调和限制大国间战争的规范。[6]（chapter 2，section 3）[1]（chapters 5，9） 就其对现代国际政治的肇始的意义而言，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国际体系内的如下基本事态至关重要，即首先由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得到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提炼和传播：在基督教观念碎为尘土、古典观念脱颖复出的环境中，从宗教和道德分离出来的“政治——一种早先被驱逐了的艺术——上升到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由于在帝国衰朽、教廷乏力的时候不存在任何一套压倒一切的法则，在各政治单位中间便兴起了一种无法无天、冷酷无情的斗争„„这一可怕的自然选择过程导致了五大国，它们由于没有能力互相摧毁，不得不在一种平衡状态中容忍对方的存在。于是，希腊体系或无论如何希腊化体系崩溃后的第一个国际体系问世了，那是欧洲体系的先驱”。[3]（p24）
如果从基于全球意识的“海权历史哲学”视野出发，那就会特别地注意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正如意大利国际体系是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前驱那样，威尼斯是现代英国的前驱。它是岛状/半岛状国家，而且至少同样关键的是它位于两三个大文化区域的交界处和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枢纽点上。因此，它能够建立一个与它的城邦母体规模相比堪称巨大的网状海外势力范围。它有赖以风险甚小地接连取得成功的两大对外基本方略：（1）“分而治之”；
（2）以相对宽松的控制支配据点式属地或势力范围，“那是内陆城邦国家完全不懂的”[3]（p26）。
1494年初夏，意大利体系内部愈益肆无忌惮的权势政治终于导致米兰摄政鲁多维
科·索尔扎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以许诺助其征服那不勒斯和占领热那亚为报酬，邀请阿尔卑斯山外面的法国国王路易八世发兵意大利，以便使他自己能够不将政权移交给他的业已成年的侄子——得到那不勒斯支持的名义上的合法统治者。他自以为轻而易举地诱使“外蛮”为他效劳后，便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使之离开意大利，但这完全错了。路易八世及其宫廷受荣耀心、物质贪欲和避免法国国内骚动的考虑驱使，趁机大举扩张。特别使得法国以及其后的中西欧列强入侵带有“现代性”的新情势，在于诱使它们进入意大利的不再是一种中世纪式的精神抱负——取得西方精神中心罗马的保护者角色，而是“控制世俗文艺复兴生活的四处溢出的财富和辉煌的欲望”[3]（p28）。
法国的入侵迅即显示了意大利国际体系及其均势和大国协调机制的衰朽：虽有依据现行条约的“最神圣联盟”（the Most Holy League ），但无任何成员国履约援助那不勒斯；威尼斯袖手旁观，佛罗伦萨因内乱而根本无暇他顾，教皇国别有所图。直到太晚，意大利的国务家们才明白索尔扎引狼入室导致的全意大利灾祸，而他们能想出的唯一补救办法是模仿索尔扎，同样引狼入室地邀请西班牙遣军驱逐法国人。意大利国际体系崩溃，亚平宁半岛成为刚开始浮现的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内由列强激烈争夺的一个附属部分。或者还可以说，西方国际构造的重心从意大利和地中海西移至北大西洋东岸。
然而，特别是按照著名国际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论说，1494年被当做现代国际体系和现代世界政治的开端并非只是由于上述事态。它所以如此，还因为也是在1494年，同时期里展开的航海大发现和由此起步的欧洲海外扩张导致了第一个全球性体制的出现，那就是该年6月初（仅比路易八世出兵意大利早7周），西方海外事业的起初主角葡萄牙和西班牙派代表在西班牙西北部小镇托尔德西拉斯缔结条约，规定将全球大洋航海、远洋商业和殖民权利沿东经48度线左右（穿越巴西亚马逊河河口附近）划为东西两大范围，分别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的更广泛意义在于创设了“一个支配全球层次交往的体制，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政治体制”[7]（p69）。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国际政治从一开始，就以至少是其雏形透露出欧陆均势与海外霸权的并存。
并不奇怪，现代国际体系在初生时期里，多有历史里程碑性质的重大新事态。除了该体系前述的最初起点即法国入侵意大利外，此类新事态首先在于欧洲全球性扩张及其对世界政治巨大影响的发端。从此，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中间最根本的动态之一，便是往后450年里世界权势重心逐步西移。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曾就17和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逐渐壮大如此谈论了这一权势转移轨迹：“海域将欧洲的能量从内陆吸引到它的西海岸，发展了海军和殖民力量，加强了海洋国家内的这两者，并且最终将它们集中于欧洲西岸外的（英伦）海岛。现在，从该岛本身的权势转移开始了。正如注满喷泉盛盘的水溢入下一个盛盘那样，权势现在从该岛进一步往西越过大西洋。”[3]（p118）
值得提到的是，在这演进的起始阶段，葡萄牙曾是火车头。大西洋和印度洋航海探险，连同新的东西交通路线和全球“环状构造”的创立，是葡萄牙做出的一大富含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7]（p70）葡萄牙既坐落在从地中海至佛兰德的欧洲当时首要航路上，又具备遣送船只远航大西洋和非洲海岸的极佳位置；它到14世纪时已达到很高的民族整合和凝聚程度，甚至可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形成并得到巩固的民族国家；它具有远距离贸易和造船业见长的经济特征，加上以14世纪末政治变革造就的、君主与城市诸阶级联盟的政治特征。15世纪里，葡萄牙迈出了逐步实现世界历史性创新的一系列步伐。首先是在该世纪20年代
发现和开发亚速尔群岛和摩洛哥海岸外的马德拉群岛，继之以1434年起沿非洲西海岸的探险和建立贸易据点活动，然后是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远航发现好望角，最后是1498年达伽马开辟到达印度的航路。所有这些活动导致了对一系列大洋岛屿的占领和殖民，开启了洲际远洋贸易，显著优化了远洋航行技术，并且形成和发展了适合于远洋任务的新型船只。1500年后的几十载里，葡萄牙大致每年都向东方派出舰队；“到1515年已经出现一个从纽芬兰海岸外的鳕鱼渔场和巴西到东非、波斯湾、马拉巴尔海岸和香料群岛的世界性网络„„现在可以从每个地区（或网结）经大洋到达其他每个地区。”[7]（p73）这就是初露端倪的全球性政治经济。
三 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单位视野
对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来说，甚至更重要的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主要单位——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和形成。这是现代国际体系初生时期里具有历史里程碑性质的另一重大新事态。它们包括三个初始的西欧“现代性”强国，即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外加一个与之并立的“传统型半旧帝国”，即哈布斯堡奥地利。
随百年战争在1453年结束、英国差不多被完全逐出欧洲大陆，法国终于可以将其精力转向巩固自身和寻求并追逐对外政策的新方向。英法百年战争的根本结果之一，在于法国王权在战争中得到了强化和改进，封建贵族势力遭到削弱，传统的中世纪社会等级及其体制表现（主要是三级会议和巴黎高等法院）失去了原先的那种重要性。这个过程在战后继续进行并且加速。1461年起，依靠联姻、战争和购买等手段，“伟大的国土聚合者”路易十一世及其后的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世基本完成法国的领土统一。与此同时，部分地得益于法国人在百年战争中兴起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法国基本实现了政治统一，依靠的是多方面典型的中央集权措施。[8]（p34～35）“在随百年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相对于英国、勃艮第和布列塔尼之聚合国王领土，不经向三级会议申请而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之惯例，新的国务大臣之连续不断的行政工作，一支配备有强大炮兵的‘王家’陆军的存在：所有这些使法国显得是个成功、统一和后封建的君主国。”[2]（p57）法国现代强国化的肇始就是它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初浮现。
在其最初阶段，英国的现代强国化尤其依凭其财政和商业成就。英国复兴的关键，是1485年开始的都铎王朝的首位君主亨利七世集中注意力于国内稳定，并且认真奉行节源开流的财政政策，至少在百年战争结束后是如此。他削减王室开支，努力付清债务，鼓励商业和渔业，使得英国在长期内战和国际战争后得以休养生息，从而让社会凭其较优良的实业传统和优越的地缘经济位置自发地“成就其余”[2]（p59）。另一方面，他收复王室领地，夺取失败了的叛乱贵族和王位争夺者的土地，从增长的贸易中获得关税收入，从王室法院和其他法庭的运行中赚取利得，所有这些导致了一种在现代早期往往欲求而不可得的相对健全的国家财政能力。与此同时，随欧洲重心由地中海向北大西洋沿岸转移，英国开始开发和得益于自身特定的海洋性地缘政治经济潜能。在百年战争中的最终失败实际上对英国的未来大有好处，因为被逐出欧洲大陆大有助于它获得一种新的和几乎独特的国家特征，“发现了海洋原理这一神赐之物”[3]（p29）。经济上，英国社会开始享受海洋交通便利，享受与西欧、中欧和西南欧之间愈益发展的贸易网络，由此塑造自身的工商业繁荣；英国王权得以集中精力压抑封建贵族，增进国内安宁和城乡秩序；对外政策上，英国经由亨利八世的首席大臣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开始走向生成16世纪末期往后300多年里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根本国策传统，那就是“居间制衡”，扶弱抑强，以保障英国本土安全与其海外优势。[9]（p214） 与法国和英国的相关轨迹一样，西班牙作为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有其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历史道路特性。可以说，西班牙从外族优势之下的分裂羸弱状态，急速兴起为统一强盛的欧
洲强国，继而飙升为“普遍帝国”的积极追求者。它的火箭般的腾升发动于1469年，当时伊比利亚半岛两个最大的王国卡斯提尔和阿拉贡联姻，组成西班牙王国。然后，其共同君主——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提尔的伊莎伯拉以战争为工具，动员萌发中的天主教西班牙民族主义，将异族和异教的摩尔人和犹太人逐出伊比利亚半岛，收复格林纳达，同时兼并北部的纳瓦尔。这场著名的“收复失地运动”实现了领土统一，造就了那个时代欧洲最为善战的陆军，引发和强固了西班牙人对天主教的热烈笃信，促进了西班牙民族国家的形成。[10]（p77～
85）新近兴起的这个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个初始的中央集权国家，两位开国君主创立有效的中央官僚体制，一种大得人心的专制君主制由此兴起，大贵族遭到压制。不仅如此，对外的扩张趋势与国内的集中趋势并立：得益于比邻大西洋的半岛位置和差不多与葡萄牙同时迸发的远洋航海动能，西班牙迅速征服了中南美洲，从而得以源源不断地获取大有利于国家财政的大量白银。西向越洋扩张“为这个冒险好战的民族洞开了新的去处，而未同时干扰它的大陆特性”[3]（p31）。
非常重要的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这三个开始浮现的现代强国，连同开创航海大发现的葡萄牙，都是最初的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创新之一，就是民族国家。广而言之，与其他政治组织方式相比，民族国家是加强国家凝聚力、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提高政治效率的最佳手段。就此做了特别集中的理论思考的一位国际政治学家指出：近500年来相继的所谓“世界领导者”（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在它们成为这种角色之前，无不先行确立了本民族国家，而对那些相继的所谓“挑战者”（西班牙、法国、德国、苏联）来说，确立本民族国家是形成挑战能力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世界不发达地区的传统社会所以处于被发达国家控制的依附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民族国家，或现代民族国家，而它们摆脱依附、走向发达的根本前提之一，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并且使之巩固和成熟。世界体系内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的竞争性生存逻辑，导致基本政治单位的趋同，即民族国家的扩散和增生。[7]（chapters 6，8）
在本文所述的这个时代里，就现代民族国家的浮现而言，不仅需要强调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上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趋势，也不仅需要在理论上指出民族国家的总的历史功能，还需要提到伴随这一重大历史事态的一种思想更动，即新起的欧洲民族国家或现代强国为了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弘扬和维护各自的对内对外的主权地位，举起了在现代政治思想开端时代至关重要的君权神授、国家主权、“国家理由”学说等理论思想旗帜，向天主教会、皇帝、大贵族、宗教派别和所有分散性的封建离心势力开战，力图尽可能全面地树立统一和至高的国家权威（在那个时代即君主权威）。[8]（p42～50）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最初的意识形态创新。
与法、英、西三大初始的西欧现代强国并立，有一个由王朝联姻和领地继承而来的“传统型半旧帝国”，那就是哈布斯堡奥地利。与上述三国走向领土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趋势大相径庭，哈布斯堡奥地利的特征是领土愈益分散，民族内涵愈益庞杂。起始于12世纪初的一块公爵领地，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区域依靠联姻、购买和战争逐步增大。特别是1493年马克西米连大公即位并于1508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奥地利主要通过联姻和继承，先获得了英吉利海峡南面的勃艮第和富庶的尼德兰，继而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添入版图。哈布斯堡联姻式扩张的最大成果，是马克西米连成功地使其子腓力婚娶西班牙两位开国君主之女琼，巨大的西班牙本土和属地（囊括卡斯提尔、阿拉贡、撒丁、西西里和意大利南半部以及西属美洲）由此归属哈布斯堡家族。[2]（p32～34）马克西米连给1519年继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孙子查理五世留下了一个大帝国——分隔为好几大块的哈布斯堡帝国，其远非聚合的疆土上存在众多互相间大不相同的政治、社会和民族构造，它们说到底仅由旧式帝
国的王朝权利联结起来。然而，这个大帝国在现代国际体系的远未定型的婴儿时代，依凭其庞大的规模和相应的资源，依凭“普遍帝国”野心、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狂热和神圣罗马帝国虚名的残存影响，仍可作为一个头等强国掀起趋于扼杀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巨澜。[3]（p32～
34）[1]（chapter 12）[11]（第1章）
1494～1559年，上述欧洲四强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断断续续进行了前后共66年的“意大利战争”。这是初生的现代国际体系内第一场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争（“体系性”战争）。或者更准确地说，现代国际体系就是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浮现的。战争的起点是法国国王路易八世发兵意大利，战争的主角是法国与西班牙。总的图景变化多端甚而扑朔迷离，但可以最概括地说，从1494年至1515年法国极力挑战欧洲现状，力图夺得意大利事务主导权，并且树立法国在欧洲的优势，西班牙则极力组织囊括奥地利、英国、教皇国和若干意大利城邦的武力反法阵线；1515年以后，西班牙转变为意大利乃至欧洲霸权的积极追求者，法国则几次组织有时甚至包括异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在内的大同盟，以遏阻和抗击业已统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结束意大利战争的《卡托·堪布累齐和约》表明，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大多已被西班牙取代。
然而，这只是意大利战争的一部分结果。这场战争对欧洲历史进程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它直接导致意大利国际体系的崩溃，意大利成为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内的一个附属部分；它逐渐地将法国和西班牙以外的中西欧诸国（包括英国、奥地利、德意志诸邦和瑞士等）卷入进去，甚至开启了欧洲国际政治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从而为一个范围广大和多元的欧洲国际体系奠定了基础；它将意大利国际体系的一大创造——常驻外交使节制推广到差不多中西欧全境，从而制度性地促进了欧洲现代国际社会和现代外交体系的形成；[8]（p32～34）它与德意志宗教改革战争相交织，由此助成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首次“普遍帝国”图谋——哈布斯堡查理五世的霸权图谋——终告失败。
四 结束语
论说过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之后，可以返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规定这体系未来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的历史“基因”。简明地说，这些“基因”在于前面指明了的若干萌发中的新要素，它们使得15和16世纪之交初露端倪的西方新国际秩序开始具有“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根本的国内政治方式、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现代国际权势斗争；现代外交和现代“体系性”战争；现代国际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和全球性政治经济；与之密切相关的大陆均势和海外霸权。如前所述，在这些“基因”的最初作用下，现代国际体系在初生时期里多有历史里程碑性质的重大新事态：意大利体系之变为欧洲体系的附属部分；欧洲全球性扩张及其对世界政治巨大影响的发端；现代国际体系的主要单位——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和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创新；现代国际体系内第一场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争（“体系性”战争）。从本文谈论的时代开始的现代国际关系史有如一项微型“宇宙大爆炸”，它以加速度全方位地迸发出多项在以后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无数不断展开的历史事态，使得现代国际关系成为一个越来越广泛和复杂的“大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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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
——从体系与单位双重视野出发的论述
时殷弘
【专题名称】国际政治
【专 题 号】D7
【复印期号】2007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7年7期第63～69页
【英文标题】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An Elab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System and Unit
SHI Yin-hong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时殷弘，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国际秩序及其原则的追述，从体系和单位双重视野出发考
察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我们发现，随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国际体系的崩溃，西方国际构造的重心发生了从意大利和地中海西移到北大西洋东岸的转移，全球性政治经济初露端倪；而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与形成，则明显地具有它们作为最初的领土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根本特征。运用体系和单位双重视野，我们还可以获得如下认识：（1）使得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具有重大复杂性甚而曲折性的主要因素，相当集中地寓于与西欧现代强国并立的哈布斯堡“传统型半旧帝国”；（2）在这起源时代若干萌发中的新要素，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国际体系未来长期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
This article starts by a survey of the mediev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ts decline, then discusse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from a" double" perspective of both system and unit. The
observation from the former angle emphasizes that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Renaissance Italian system, the gravity of the Wester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moved westward from Italy and Mediterranean to the east coast of the North Atlantic, and a sort of beginning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was emerg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at from the latter one focuses on the initial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great powers, stressing the most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m as the earliest territorial concentrated modern nation-states. This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major elements that made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have prominent complexities or even major twists were rather concentrated in the Habsburg" traditional semi-old empire" coexisted with the emerging western European modern great powers, and that several new elements emerging in this age of" genesis" dictated in a large degree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and major features of the future long-term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日 期】2007-05-05
【关 键 词】现代国际体系/体系起源/全球性政治经济/现代强国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origi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global political economy/modern great powers
[中图分类号]K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7-0063-07
事物的起源往往特别重要和意义深远，因为这起源一方面最直接地关系到现象系统的重大质变，另一方面创生了某些历史“基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事态未来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就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而言，前一方面涉及对当代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研习者来说相当陌生的欧洲中世纪国际秩序与其衰微，后一方面涉及若干对于把握现当代国际体系至关紧要的核心性范畴。已逝的往昔甚为久远，导致有关史料相对稀薄，兴趣或关切相对淡漠，而大有助于历史理解的同代情感和经验更是完全缺失。因此，在现今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中间，对其研习的最大对象——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了解最为薄弱。
在讨论现代国际体系起源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多从体系视野出发，对全局性的体系结构模式较有认识，然而不仅他们对这结构的认识过于抽象，而且他们对体系内的单位的具体性质和具体行为方式更是所知甚少或知之甚浅。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史学家大多从单位视野出发，形成的理解和展示的图景与理论家们的相比在单位层次上丰富和准确得多，但缺乏足够的对总体结构和总体机理的揭示。不仅如此，面对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这非常丰富和庞杂的现象系统，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家还是国际关系史学家，在需要并且能够做出对总体性理解必不可少的提炼、浓缩和概括时，必然有种种不同的取舍和侧重，从而提供种种不同的“大解释”，其间往往蕴含历史眼界的宽窄差异和思想水平的高低之分。
鉴于上述论题意义和认识现状，本文将从概论中世纪国际秩序与其衰微开始，继而分别从体系视野和单位视野概论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体系视野出发的考察强调的是，随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国际体系的崩溃，西方国际构造的重心从意大利和地中海西移到北大西洋东岸，全球性政治经济初露端倪。单位视野的考察集中在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与形成，侧重于它们的一个根本特征，即最初的领土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此同时，本文还将指明那些使得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具有重大复杂性甚而曲折性的主要因素。
一 中世纪国际秩序
现代国际体系诞生以前，欧洲通行的是中世纪国际秩序，其根本特征是：（1）大量异质的政治实体间交织重叠的权力关系；（2）“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或曰“基督教共同体”（res publica Christiana）]观念。天主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王国、封邦、贵族领地、自由城市等虚实不一、规模多样的实体盘根错节，互相间有着主要源于传统习俗的错综复杂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政治权力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没有哪一个拥有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即对境内人口和领土的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管辖权利和统治权利，连同对境外其他政治实体而言的绝对的独立权利。然而，与这幅支离破碎、混杂相间的政治权力图景相反，在欧洲通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和道德观念之一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观念。借用一部国际关系史经典名著的描述说，“从外交的观点看，（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首要差异在于1400年时西方仍然将自己想成是单独一个社会。基督教世界被极严重的内部冲突弄得七零八碎，被宗教分歧、教义争端和经久不息的战争——阶级之间、族民之间、宗派之间和国王之间的战争——搞得分崩离析。但是，拉丁基督教世界仍然自认为一个整体”[1]（p16）。 这种关于持有共同的天主教信仰的统一感，这种对于“基督教世界”实际结为一体的信念，不管其感觉和表达方式如何各自不同，不管欧洲内部的各种争斗如何激烈，构成差不多
所有中世纪政治思想和活动的一个基本条件。不仅如此，现代人不易想象的是，基督教各族还多少自认为是“罗马人”，不仅在地中海沿岸，而且在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甚而北欧和东欧都是如此。然而，这同样缺乏任何政治体制与之对应；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从来就相当有限，而且几乎每逢皇帝试图张扬之就变得愈加有限，直到最后大致只能涵盖少数德意志封邦的狭窄的世袭领地。
作为中世纪国际秩序的较为明显的规范，在中世纪的最后阶段形成了某种类似于欧洲公法的东西。它们与大多数中世纪法一样，不是出自正式立法、敕令或条约，而是源于确立已久的习俗和被广泛公认的原则。它们由神学传统、封建传统和帝国传统合成（或者换句话说，由基督教传统、日耳曼传统和罗马传统合成），体现在教会法、习惯法和民法之中。教会法的国际功能除了垄断性地管辖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知识精英”——教士外，主要在于通过遍布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各级教会法庭，跨国地支配涉及到教义的大量法律关系和司法事务。此外，自11世纪往后，宗教法规学者们研究了许多后来被认为属于国际法范畴的问题，包括萌芽形态的主权定义、条约的不可违背性、正当的战争（“正义战争”）的条件、和平的维护与保障、中立者和非战斗人员的豁免等。习惯法的国际功能主要在于便利欧洲各世俗社会的共处和交往，特别是为商人和海员、骑士和领主等提供某些共同规则，以便在相应的范围内规范贸易、航海、贵族交往礼仪和战时行为方式等。出自罗马法的、由中世纪大学教师们解释的民法普遍地影响渐增。“在我们所说的15世纪国际法中，罗马法是最重要的成分，是（欧洲）大社会的法律外衣在不断被织制所依据的经线。”[1]（p21）
欧洲中世纪国际秩序与现代国际构造虽然有巨大差别，但也有一项非常基本的共同性质，那就是保持政治分裂。恒久的政治分裂是欧洲的独特之处，也是现代欧洲得以兴起和腾飞的关键之一，而这有其特殊的地缘条件。欧洲地形支离破碎，众多山脉与森林将各个人口中心隔离，而其气候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很大变化。部分地有赖于这样一种地缘特征，欧洲在16世纪开始后能够超越和压倒中华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全球力量分布中取得绝对的领先优势。具体地说，第一，欧洲崎岖多变的地形减小了外部势力入侵蹂躏的可能性；第二，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有利于产出适于交换的种种不同产品，众多可通航的河流又促成了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而周边环海这一状况则刺激了造船业和促进了海上贸易，并且最终导致欧洲沿海新的财富中心的确立；第三，欧洲支离破碎的地形大有助于保持政治上的分裂，而这对欧洲的崛起有关键意义：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权威可以有效地阻止这一或那一贸易发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舍安排随意使得某一产业在欧洲大范围内兴盛或衰败，也没有无所不在的苛税体系来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全面的掠夺——正是这样的掠夺严重阻碍了欧洲以外各个帝国的经济成长。不仅如此，为维护生存与独立，欧洲各个分散的和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竞相加强军备，繁荣的武器贸易大大刺激了军事技术在各国的发展，这既阻止了某一个欧洲强国能凭借绝对的军备优势建立大一统的“普遍帝国”，也使得欧洲地区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对于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2]（chapter 1，section 4）
“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观念由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势权威所促成和表征。然而，随中世纪历史的推移，这两大势力相继衰落。首先衰落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中世纪初期，它代表了对于往昔统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广泛记忆，在使基督教西方逐渐挣脱内部的蛮族混乱和抗击外部的异族异教威胁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然而，内乱外患的消退和西方的重新巩固导致它丧失了自身的主要存在理由，成为名不副实的空洞躯壳。帝国的衰落有助于教廷的兴盛，后者的精神权威和世俗影响随西方基督教化的愈益广泛和深入而愈见增长。“它越来越成为统一趋势的唯一代表。它从人对灵魂得救的渴求中吸取力量，而且随西方世界将此认作人的
最崇高愿望，天主教会作为负责促进之的唯一实体优越于政治当局，成了一切组织中最重要的组织。”[3]（p20～21）经两者间的长期暗斗和几度公开冲突，教皇终于压倒皇帝，除统揽精神权力外差不多享有至高的世俗权威，以至在十字军东征时代似有将基督教西方转变为一个统一的神权国家之势。
然而特别就以后的历史发展看，真正大得益于这一争斗的是地方性的封建世俗统治者，他们得以从急欲获取其支持的争斗双方索取让步以加强自主性，从而促成了欧洲政治分裂状况的继续维持，[4]（p57）并且终于进展为对于教皇权威的愈益坚决和成功的挑战。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两个事件：13和14世纪之交，法王腓力四世因向法国教士征税问题与意欲建立世俗世界统治权的教皇卜尼法八世公开对抗；约25年后，上巴伐利亚公爵路易为反对教廷干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激烈争执。这两场皆以教皇败北告终的斗争显露了时代的一大潮流，从中甚至产生了可以称为法兰西和德意志民族主义之最初流露的某些文献。[5]（p251～252，272）
二 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体系视野
与其他许多基本的历史大事态一样，中世纪国际秩序的瓦解和现代国际体系的浮现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很难定出细致明确的时间上的端点。但是，如果有必要确定一个既便利又可成立的标志性年代的话，那么多数历史学家和国际体系演变考察者都倾向于将其定为1494年。现代国际体系最初始于1494年，首先是因为现代国际体系不仅理所当然地被普遍认做中世纪国际秩序的取代者，还被广泛地认为是文艺复习时代意大利城邦国家国际体系的后继者，而这一体系分明毁于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
在某些基本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国际体系是现代国际政治的某种雏形。它有着明确的地理界限，即亚平宁半岛，又有着富有特征的文艺复兴文化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经济/技术方式作为其基本环境；它的组成单位是各个独立的意大利主权城邦国家，就此而言（亦就其共同的文化而言）是同质的体系成员；体系的结构是多极的，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内五大主要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相互间权势分布大致均衡；在各城邦国家的相互交往方式方面，有着以常驻外交使节为最著名特征和最重要创新的、由此带有现代色彩的外交，还有大体规则化的频繁的贸易，连同常见的有限战争和干涉内政（包括其当时并非罕见的极端形态即颠覆）；多面的甚或比较精细的国际规范也发展起来，其中比较著名的不仅是关于常设外交使节和外交方式的规范，而且还有某些关于大国局部协调和限制大国间战争的规范。[6]（chapter 2，section 3）[1]（chapters 5，9） 就其对现代国际政治的肇始的意义而言，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国际体系内的如下基本事态至关重要，即首先由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得到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提炼和传播：在基督教观念碎为尘土、古典观念脱颖复出的环境中，从宗教和道德分离出来的“政治——一种早先被驱逐了的艺术——上升到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由于在帝国衰朽、教廷乏力的时候不存在任何一套压倒一切的法则，在各政治单位中间便兴起了一种无法无天、冷酷无情的斗争„„这一可怕的自然选择过程导致了五大国，它们由于没有能力互相摧毁，不得不在一种平衡状态中容忍对方的存在。于是，希腊体系或无论如何希腊化体系崩溃后的第一个国际体系问世了，那是欧洲体系的先驱”。[3]（p24）
如果从基于全球意识的“海权历史哲学”视野出发，那就会特别地注意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正如意大利国际体系是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前驱那样，威尼斯是现代英国的前驱。它是岛状/半岛状国家，而且至少同样关键的是它位于两三个大文化区域的交界处和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枢纽点上。因此，它能够建立一个与它的城邦母体规模相比堪称巨大的网状海外势力范围。它有赖以风险甚小地接连取得成功的两大对外基本方略：（1）“分而治之”；
（2）以相对宽松的控制支配据点式属地或势力范围，“那是内陆城邦国家完全不懂的”[3]（p26）。
1494年初夏，意大利体系内部愈益肆无忌惮的权势政治终于导致米兰摄政鲁多维
科·索尔扎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以许诺助其征服那不勒斯和占领热那亚为报酬，邀请阿尔卑斯山外面的法国国王路易八世发兵意大利，以便使他自己能够不将政权移交给他的业已成年的侄子——得到那不勒斯支持的名义上的合法统治者。他自以为轻而易举地诱使“外蛮”为他效劳后，便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使之离开意大利，但这完全错了。路易八世及其宫廷受荣耀心、物质贪欲和避免法国国内骚动的考虑驱使，趁机大举扩张。特别使得法国以及其后的中西欧列强入侵带有“现代性”的新情势，在于诱使它们进入意大利的不再是一种中世纪式的精神抱负——取得西方精神中心罗马的保护者角色，而是“控制世俗文艺复兴生活的四处溢出的财富和辉煌的欲望”[3]（p28）。
法国的入侵迅即显示了意大利国际体系及其均势和大国协调机制的衰朽：虽有依据现行条约的“最神圣联盟”（the Most Holy League ），但无任何成员国履约援助那不勒斯；威尼斯袖手旁观，佛罗伦萨因内乱而根本无暇他顾，教皇国别有所图。直到太晚，意大利的国务家们才明白索尔扎引狼入室导致的全意大利灾祸，而他们能想出的唯一补救办法是模仿索尔扎，同样引狼入室地邀请西班牙遣军驱逐法国人。意大利国际体系崩溃，亚平宁半岛成为刚开始浮现的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内由列强激烈争夺的一个附属部分。或者还可以说，西方国际构造的重心从意大利和地中海西移至北大西洋东岸。
然而，特别是按照著名国际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论说，1494年被当做现代国际体系和现代世界政治的开端并非只是由于上述事态。它所以如此，还因为也是在1494年，同时期里展开的航海大发现和由此起步的欧洲海外扩张导致了第一个全球性体制的出现，那就是该年6月初（仅比路易八世出兵意大利早7周），西方海外事业的起初主角葡萄牙和西班牙派代表在西班牙西北部小镇托尔德西拉斯缔结条约，规定将全球大洋航海、远洋商业和殖民权利沿东经48度线左右（穿越巴西亚马逊河河口附近）划为东西两大范围，分别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的更广泛意义在于创设了“一个支配全球层次交往的体制，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政治体制”[7]（p69）。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国际政治从一开始，就以至少是其雏形透露出欧陆均势与海外霸权的并存。
并不奇怪，现代国际体系在初生时期里，多有历史里程碑性质的重大新事态。除了该体系前述的最初起点即法国入侵意大利外，此类新事态首先在于欧洲全球性扩张及其对世界政治巨大影响的发端。从此，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中间最根本的动态之一，便是往后450年里世界权势重心逐步西移。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曾就17和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逐渐壮大如此谈论了这一权势转移轨迹：“海域将欧洲的能量从内陆吸引到它的西海岸，发展了海军和殖民力量，加强了海洋国家内的这两者，并且最终将它们集中于欧洲西岸外的（英伦）海岛。现在，从该岛本身的权势转移开始了。正如注满喷泉盛盘的水溢入下一个盛盘那样，权势现在从该岛进一步往西越过大西洋。”[3]（p118）
值得提到的是，在这演进的起始阶段，葡萄牙曾是火车头。大西洋和印度洋航海探险，连同新的东西交通路线和全球“环状构造”的创立，是葡萄牙做出的一大富含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7]（p70）葡萄牙既坐落在从地中海至佛兰德的欧洲当时首要航路上，又具备遣送船只远航大西洋和非洲海岸的极佳位置；它到14世纪时已达到很高的民族整合和凝聚程度，甚至可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形成并得到巩固的民族国家；它具有远距离贸易和造船业见长的经济特征，加上以14世纪末政治变革造就的、君主与城市诸阶级联盟的政治特征。15世纪里，葡萄牙迈出了逐步实现世界历史性创新的一系列步伐。首先是在该世纪20年代
发现和开发亚速尔群岛和摩洛哥海岸外的马德拉群岛，继之以1434年起沿非洲西海岸的探险和建立贸易据点活动，然后是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远航发现好望角，最后是1498年达伽马开辟到达印度的航路。所有这些活动导致了对一系列大洋岛屿的占领和殖民，开启了洲际远洋贸易，显著优化了远洋航行技术，并且形成和发展了适合于远洋任务的新型船只。1500年后的几十载里，葡萄牙大致每年都向东方派出舰队；“到1515年已经出现一个从纽芬兰海岸外的鳕鱼渔场和巴西到东非、波斯湾、马拉巴尔海岸和香料群岛的世界性网络„„现在可以从每个地区（或网结）经大洋到达其他每个地区。”[7]（p73）这就是初露端倪的全球性政治经济。
三 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单位视野
对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来说，甚至更重要的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主要单位——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和形成。这是现代国际体系初生时期里具有历史里程碑性质的另一重大新事态。它们包括三个初始的西欧“现代性”强国，即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外加一个与之并立的“传统型半旧帝国”，即哈布斯堡奥地利。
随百年战争在1453年结束、英国差不多被完全逐出欧洲大陆，法国终于可以将其精力转向巩固自身和寻求并追逐对外政策的新方向。英法百年战争的根本结果之一，在于法国王权在战争中得到了强化和改进，封建贵族势力遭到削弱，传统的中世纪社会等级及其体制表现（主要是三级会议和巴黎高等法院）失去了原先的那种重要性。这个过程在战后继续进行并且加速。1461年起，依靠联姻、战争和购买等手段，“伟大的国土聚合者”路易十一世及其后的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世基本完成法国的领土统一。与此同时，部分地得益于法国人在百年战争中兴起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法国基本实现了政治统一，依靠的是多方面典型的中央集权措施。[8]（p34～35）“在随百年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相对于英国、勃艮第和布列塔尼之聚合国王领土，不经向三级会议申请而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之惯例，新的国务大臣之连续不断的行政工作，一支配备有强大炮兵的‘王家’陆军的存在：所有这些使法国显得是个成功、统一和后封建的君主国。”[2]（p57）法国现代强国化的肇始就是它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初浮现。
在其最初阶段，英国的现代强国化尤其依凭其财政和商业成就。英国复兴的关键，是1485年开始的都铎王朝的首位君主亨利七世集中注意力于国内稳定，并且认真奉行节源开流的财政政策，至少在百年战争结束后是如此。他削减王室开支，努力付清债务，鼓励商业和渔业，使得英国在长期内战和国际战争后得以休养生息，从而让社会凭其较优良的实业传统和优越的地缘经济位置自发地“成就其余”[2]（p59）。另一方面，他收复王室领地，夺取失败了的叛乱贵族和王位争夺者的土地，从增长的贸易中获得关税收入，从王室法院和其他法庭的运行中赚取利得，所有这些导致了一种在现代早期往往欲求而不可得的相对健全的国家财政能力。与此同时，随欧洲重心由地中海向北大西洋沿岸转移，英国开始开发和得益于自身特定的海洋性地缘政治经济潜能。在百年战争中的最终失败实际上对英国的未来大有好处，因为被逐出欧洲大陆大有助于它获得一种新的和几乎独特的国家特征，“发现了海洋原理这一神赐之物”[3]（p29）。经济上，英国社会开始享受海洋交通便利，享受与西欧、中欧和西南欧之间愈益发展的贸易网络，由此塑造自身的工商业繁荣；英国王权得以集中精力压抑封建贵族，增进国内安宁和城乡秩序；对外政策上，英国经由亨利八世的首席大臣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开始走向生成16世纪末期往后300多年里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根本国策传统，那就是“居间制衡”，扶弱抑强，以保障英国本土安全与其海外优势。[9]（p214） 与法国和英国的相关轨迹一样，西班牙作为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有其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历史道路特性。可以说，西班牙从外族优势之下的分裂羸弱状态，急速兴起为统一强盛的欧
洲强国，继而飙升为“普遍帝国”的积极追求者。它的火箭般的腾升发动于1469年，当时伊比利亚半岛两个最大的王国卡斯提尔和阿拉贡联姻，组成西班牙王国。然后，其共同君主——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提尔的伊莎伯拉以战争为工具，动员萌发中的天主教西班牙民族主义，将异族和异教的摩尔人和犹太人逐出伊比利亚半岛，收复格林纳达，同时兼并北部的纳瓦尔。这场著名的“收复失地运动”实现了领土统一，造就了那个时代欧洲最为善战的陆军，引发和强固了西班牙人对天主教的热烈笃信，促进了西班牙民族国家的形成。[10]（p77～
85）新近兴起的这个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个初始的中央集权国家，两位开国君主创立有效的中央官僚体制，一种大得人心的专制君主制由此兴起，大贵族遭到压制。不仅如此，对外的扩张趋势与国内的集中趋势并立：得益于比邻大西洋的半岛位置和差不多与葡萄牙同时迸发的远洋航海动能，西班牙迅速征服了中南美洲，从而得以源源不断地获取大有利于国家财政的大量白银。西向越洋扩张“为这个冒险好战的民族洞开了新的去处，而未同时干扰它的大陆特性”[3]（p31）。
非常重要的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这三个开始浮现的现代强国，连同开创航海大发现的葡萄牙，都是最初的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创新之一，就是民族国家。广而言之，与其他政治组织方式相比，民族国家是加强国家凝聚力、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提高政治效率的最佳手段。就此做了特别集中的理论思考的一位国际政治学家指出：近500年来相继的所谓“世界领导者”（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在它们成为这种角色之前，无不先行确立了本民族国家，而对那些相继的所谓“挑战者”（西班牙、法国、德国、苏联）来说，确立本民族国家是形成挑战能力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世界不发达地区的传统社会所以处于被发达国家控制的依附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民族国家，或现代民族国家，而它们摆脱依附、走向发达的根本前提之一，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并且使之巩固和成熟。世界体系内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的竞争性生存逻辑，导致基本政治单位的趋同，即民族国家的扩散和增生。[7]（chapters 6，8）
在本文所述的这个时代里，就现代民族国家的浮现而言，不仅需要强调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上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趋势，也不仅需要在理论上指出民族国家的总的历史功能，还需要提到伴随这一重大历史事态的一种思想更动，即新起的欧洲民族国家或现代强国为了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弘扬和维护各自的对内对外的主权地位，举起了在现代政治思想开端时代至关重要的君权神授、国家主权、“国家理由”学说等理论思想旗帜，向天主教会、皇帝、大贵族、宗教派别和所有分散性的封建离心势力开战，力图尽可能全面地树立统一和至高的国家权威（在那个时代即君主权威）。[8]（p42～50）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最初的意识形态创新。
与法、英、西三大初始的西欧现代强国并立，有一个由王朝联姻和领地继承而来的“传统型半旧帝国”，那就是哈布斯堡奥地利。与上述三国走向领土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趋势大相径庭，哈布斯堡奥地利的特征是领土愈益分散，民族内涵愈益庞杂。起始于12世纪初的一块公爵领地，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区域依靠联姻、购买和战争逐步增大。特别是1493年马克西米连大公即位并于1508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奥地利主要通过联姻和继承，先获得了英吉利海峡南面的勃艮第和富庶的尼德兰，继而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添入版图。哈布斯堡联姻式扩张的最大成果，是马克西米连成功地使其子腓力婚娶西班牙两位开国君主之女琼，巨大的西班牙本土和属地（囊括卡斯提尔、阿拉贡、撒丁、西西里和意大利南半部以及西属美洲）由此归属哈布斯堡家族。[2]（p32～34）马克西米连给1519年继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孙子查理五世留下了一个大帝国——分隔为好几大块的哈布斯堡帝国，其远非聚合的疆土上存在众多互相间大不相同的政治、社会和民族构造，它们说到底仅由旧式帝
国的王朝权利联结起来。然而，这个大帝国在现代国际体系的远未定型的婴儿时代，依凭其庞大的规模和相应的资源，依凭“普遍帝国”野心、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狂热和神圣罗马帝国虚名的残存影响，仍可作为一个头等强国掀起趋于扼杀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巨澜。[3]（p32～
34）[1]（chapter 12）[11]（第1章）
1494～1559年，上述欧洲四强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断断续续进行了前后共66年的“意大利战争”。这是初生的现代国际体系内第一场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争（“体系性”战争）。或者更准确地说，现代国际体系就是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浮现的。战争的起点是法国国王路易八世发兵意大利，战争的主角是法国与西班牙。总的图景变化多端甚而扑朔迷离，但可以最概括地说，从1494年至1515年法国极力挑战欧洲现状，力图夺得意大利事务主导权，并且树立法国在欧洲的优势，西班牙则极力组织囊括奥地利、英国、教皇国和若干意大利城邦的武力反法阵线；1515年以后，西班牙转变为意大利乃至欧洲霸权的积极追求者，法国则几次组织有时甚至包括异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在内的大同盟，以遏阻和抗击业已统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结束意大利战争的《卡托·堪布累齐和约》表明，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大多已被西班牙取代。
然而，这只是意大利战争的一部分结果。这场战争对欧洲历史进程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它直接导致意大利国际体系的崩溃，意大利成为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内的一个附属部分；它逐渐地将法国和西班牙以外的中西欧诸国（包括英国、奥地利、德意志诸邦和瑞士等）卷入进去，甚至开启了欧洲国际政治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从而为一个范围广大和多元的欧洲国际体系奠定了基础；它将意大利国际体系的一大创造——常驻外交使节制推广到差不多中西欧全境，从而制度性地促进了欧洲现代国际社会和现代外交体系的形成；[8]（p32～34）它与德意志宗教改革战争相交织，由此助成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首次“普遍帝国”图谋——哈布斯堡查理五世的霸权图谋——终告失败。
四 结束语
论说过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之后，可以返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规定这体系未来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的历史“基因”。简明地说，这些“基因”在于前面指明了的若干萌发中的新要素，它们使得15和16世纪之交初露端倪的西方新国际秩序开始具有“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根本的国内政治方式、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现代国际权势斗争；现代外交和现代“体系性”战争；现代国际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和全球性政治经济；与之密切相关的大陆均势和海外霸权。如前所述，在这些“基因”的最初作用下，现代国际体系在初生时期里多有历史里程碑性质的重大新事态：意大利体系之变为欧洲体系的附属部分；欧洲全球性扩张及其对世界政治巨大影响的发端；现代国际体系的主要单位——现代强国的最初浮现和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创新；现代国际体系内第一场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争（“体系性”战争）。从本文谈论的时代开始的现代国际关系史有如一项微型“宇宙大爆炸”，它以加速度全方位地迸发出多项在以后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无数不断展开的历史事态，使得现代国际关系成为一个越来越广泛和复杂的“大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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