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岚
人口研究 2002年04期
1 质疑
2000年第6期《新华文摘》刊登了一篇摘自《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名为“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文章。郑正、王兴平二位作者主要根据《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这些正史，辅之以地方志、族谱以及《历代名人年谱》、《中国人名大词典》等文献资料，共收集了自秦汉至明清约五千余人的生存寿命资料，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生存寿命的变化和什么因素最相关。首先将古代中国人的寿命分布与各朝代地均亩产和人均粮食归一绘成一图，结果发现粮食亩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呈上升趋势，而人均寿命却没有提高。寿命曲线与粮食亩产及人均粮食占有量曲线的变化趋势完全不一致，作者认为这与“自然灾害”有关。于是，通过统计各朝代自然灾害的情况，对人均粮食占有量进行修正并与平均寿命绘成一图，表明两条曲线的走势非常一致。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人均粮食占有量和平均寿命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可能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平均寿命（郑正、王兴平，2000）。
通读全文，不免有几点异议。第一，平均寿命和平均死亡年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计算方法也是不同的。实际上作者在文章中计算的是平均死亡年龄而非平均寿命；第二，如果按照作者的方法，计算同时期全部死亡人口的平均年龄即为平均寿命，那么仅仅选取被载入正史、地方志、名人年谱和名人大词典的有名有姓、地位显赫、功成名就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众多平民百姓，也就不是“全部死亡人口”，也就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均”；第三，平均死亡年龄的变化与各时期史料对人口记录的详略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各朝代户籍制度的完备与否、二十四史及地方志对人口的生死记录是否全面等等都会造成所选样本的巨大差异，进而影响平均死亡年龄的高低。
鉴于文章存在以上概念混淆、选取的人物没有代表性、史料记载详略程度不同等问题，能否得出“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平均寿命”的结论，笔者愿与二位作者商榷。
2 平均死亡年龄不等于平均寿命
文章中作者计算的各朝代平均寿命最高的是西汉，远远超过70岁，最低的几个时期如魏晋、五胡十六国也在60岁左右。有资料表明：解放前，旧中国由于死亡率非常高，平均预期寿命很短。据许仕廉著的《人口论纲要》所载，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为33岁；（注：计仕廉.人口论纲要.中华书局，1934:204）根据1936年实业部公布的分年龄死亡率资料编制的生命表表明，当时人口的平均寿命为32岁。由此可以推断，旧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大概在30～35岁之间。（注：刘铮.刘铮人口论文选.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244）另有资料显示，欧洲各国从13世纪到18世纪，平均寿命在20～40岁之间。（注：［苏］乌尔拉尼斯主编.魏津生等译.世界各国人口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2）其中1789年西欧人口的平均寿命为30岁，1870年为40岁，到了20世纪初平均寿命才上升到50岁。（注：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32）与国内外已证实的实际数据相比，作者计算的平均寿命竟然高出20～30岁，令人惊异。同样是平均寿命，为什么会相差如此悬殊？这是因为作者混淆了平均寿命和平均死亡年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作者计算的人均寿命其实是各朝代同时期死亡人口的平均年龄，即平均死亡年龄，而非平均寿命。在人口统计学中，平均寿命和平均死亡年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平均寿命不等于平均死亡年龄。
平均寿命是平均预期寿命的简称。平均预期寿命是在一定的年龄别死亡率水平下，活到确切年龄X岁后平均还能继续生存的年数，简称平均寿命。通常使用平均寿命一词，多指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寿命反映同时期出生的一批人按现有年龄别死亡率计算平均可活多少岁，是同时期出生的一批人的平均死亡年龄，不能把某一年全部死亡者的平均死亡年龄当作平均寿命。
平均死亡年龄是全体死亡者的平均年龄，以各年龄组死亡人数为权数。平均死亡年龄既受死亡者年龄影响，也受各年龄死亡者在总死亡人数中所占比例的影响。因此，平均死亡年龄的高低不仅受死亡水平的影响，而且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如果两个人口的死亡水平相同，而年龄结构不同（一个年轻型结构，一个年老型结构），两个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会有很大差异。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通过生命表方法计算出来的，它完全不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可以真实地反映人口的死亡水平。在上述例子中，死亡水平相同，而年龄结构不同的两个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将是相同的。
3 样本的选取
文章中作者主要从二十四史、地方志、族谱以及《历代名人年谱》、《中国人名大词典》等文献资料中选取和确定样本，然而，这些史料多以记录历史名人为主。地方志的记述以最近一段时期（一般是几十年）的现实状况为主，兼叙历史沿革、典故、事件等等。如《（光绪）山东通志》卷一五三至一九八为“人物志”，记载山东历代名人，又按照人物的特点分为“名臣”、“循吏”、“儒林”…（注：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9）又如《（嘉靖）太平县志》八卷中，二卷记历代名人。（注：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11）并且人物志收录的人物以贡献大小而不以职位论高低…（注：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85）《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凡群经重要人物，上古圣贤，历代帝王诸侯及正史有传之人，无论贤奸悉为甄录…或以著述书画名家，或以工商医卜及各种艺术闻世…咸资刊载…有事实而无特殊表见者，概不备录。”（注：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0:1）《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只选收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著名人物。可见，被编撰到二十四史及《历代名人年谱》、《中国人名大词典》中有名有姓的人多是成名之人。如果不考虑平民百姓的生卒情况，只选取这部分比较特殊的人群作为样本来计算平均死亡年龄，毫无疑问这个值是不准确的，它不是全部人口死亡年龄的平均值。
另外，文章中选取的样本也没有包括婴幼儿和未成年人，没有考虑婴儿死亡对平均寿命的影响。由于0岁组死亡率特别高，往往1岁的平均预期寿命反而高于0岁。可见，较高的0岁组死亡率将对平均寿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因为无避孕知识和措施，一般妇女一生中可能生八胎至十胎，但婴儿真正能够成人者仅有三胎多不到四胎。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出生率一般在35～40‰，而死亡率在25～3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左右。根据这个估计，每一个人成活以至成年将有2.5个人夭折死去（袁祖亮，1994）。尤其婴幼儿大量夭折更是不计其数。
作者主要选用社会地位高的成年人来计算平均寿命，没有顾及平民百姓，更没有顾及死亡率很高的婴幼儿。因此，文中所选取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根据文中所选样本来计算各朝代所谓的“平均寿命”，它的波动是偶然的，不能代表任何社会经济发展特征。
4 寿命曲线的变化并不涉及自然灾害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问题
作者收集到的五千余人的生死记录一部分来自二十四史、地方志等。那么这些史料对人口状况的记录是否详实完备直接关系到平均死亡年龄准确与否。如果某个朝代的史料对人口生卒情况记载详尽，包括各个年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在内，那么从中选取样本来计算平均死亡年龄无疑是比较准确的。如果记载有所疏漏，显然计算结果就会产生偏颇。
西晋初陈寿撰《三国志》，有纪传而无表志，内容失之过简；（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20）《晋志》对户口记载颇多疏漏，有些州户数与该州各群周户数之和不一致；（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3）唐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内容极为完密，“以户为单位，登记内容如①本户的户主及全户家口、年龄、身份。凡生、死、逃移及成丁、入老、疾病均记注入籍……”（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24）“《元史》为明洪武初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仓促编纂而成，且出于众手，体例不一，乖误至多。其《地理志》所记户口数字多残缺，不足以反映全貌。这一无统一标准年代拼凑而成的户口资料在利用价值上受到很大限制。”（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375）明中叶以后，户籍日益紊乱，户口登记以“人丁”取代“户口”，有些地方志虽仍留“户”和“口”的记载，但万历以后“口”的含义已大为不同。明代中后期赋役黄册实为“伪册”，已不足以反映明代人口的实际。（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467）由此可见，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历史上各朝代人口资料的详实状况参差不齐。例如，唐代对每户每口的年龄、生死、入老等都进行登记。由于人口记录全面，包括了许多平民百姓和婴儿的死亡状况，所以平均死亡年龄相对来说会低一点；再如元代，由于史料缺失，那么在计算时样本的选取将完全依赖于正史、地方志和名人词典，相对来说元代的平均死亡年龄将会升高。
因此，不同朝代人口统计资料的详略程度将决定所选样本的质量，从而影响寿命曲线的波动。用自然灾害来对人均粮食占有量进行修正得出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平均寿命的结论是不严密的。
5 结论
郑正、王兴平二位作者利用现有史料计算的古代人口平均寿命，实际上是不同时期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并且所选样本不能代表各时期的人口总体。因此，文章后半部分推出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平均寿命的结论是不严谨的。
作者介绍：刘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100872
作者：刘岚
人口研究 2002年04期
1 质疑
2000年第6期《新华文摘》刊登了一篇摘自《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名为“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文章。郑正、王兴平二位作者主要根据《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这些正史，辅之以地方志、族谱以及《历代名人年谱》、《中国人名大词典》等文献资料，共收集了自秦汉至明清约五千余人的生存寿命资料，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生存寿命的变化和什么因素最相关。首先将古代中国人的寿命分布与各朝代地均亩产和人均粮食归一绘成一图，结果发现粮食亩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呈上升趋势，而人均寿命却没有提高。寿命曲线与粮食亩产及人均粮食占有量曲线的变化趋势完全不一致，作者认为这与“自然灾害”有关。于是，通过统计各朝代自然灾害的情况，对人均粮食占有量进行修正并与平均寿命绘成一图，表明两条曲线的走势非常一致。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人均粮食占有量和平均寿命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可能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平均寿命（郑正、王兴平，2000）。
通读全文，不免有几点异议。第一，平均寿命和平均死亡年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计算方法也是不同的。实际上作者在文章中计算的是平均死亡年龄而非平均寿命；第二，如果按照作者的方法，计算同时期全部死亡人口的平均年龄即为平均寿命，那么仅仅选取被载入正史、地方志、名人年谱和名人大词典的有名有姓、地位显赫、功成名就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众多平民百姓，也就不是“全部死亡人口”，也就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均”；第三，平均死亡年龄的变化与各时期史料对人口记录的详略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各朝代户籍制度的完备与否、二十四史及地方志对人口的生死记录是否全面等等都会造成所选样本的巨大差异，进而影响平均死亡年龄的高低。
鉴于文章存在以上概念混淆、选取的人物没有代表性、史料记载详略程度不同等问题，能否得出“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平均寿命”的结论，笔者愿与二位作者商榷。
2 平均死亡年龄不等于平均寿命
文章中作者计算的各朝代平均寿命最高的是西汉，远远超过70岁，最低的几个时期如魏晋、五胡十六国也在60岁左右。有资料表明：解放前，旧中国由于死亡率非常高，平均预期寿命很短。据许仕廉著的《人口论纲要》所载，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为33岁；（注：计仕廉.人口论纲要.中华书局，1934:204）根据1936年实业部公布的分年龄死亡率资料编制的生命表表明，当时人口的平均寿命为32岁。由此可以推断，旧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大概在30～35岁之间。（注：刘铮.刘铮人口论文选.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244）另有资料显示，欧洲各国从13世纪到18世纪，平均寿命在20～40岁之间。（注：［苏］乌尔拉尼斯主编.魏津生等译.世界各国人口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2）其中1789年西欧人口的平均寿命为30岁，1870年为40岁，到了20世纪初平均寿命才上升到50岁。（注：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32）与国内外已证实的实际数据相比，作者计算的平均寿命竟然高出20～30岁，令人惊异。同样是平均寿命，为什么会相差如此悬殊？这是因为作者混淆了平均寿命和平均死亡年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作者计算的人均寿命其实是各朝代同时期死亡人口的平均年龄，即平均死亡年龄，而非平均寿命。在人口统计学中，平均寿命和平均死亡年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平均寿命不等于平均死亡年龄。
平均寿命是平均预期寿命的简称。平均预期寿命是在一定的年龄别死亡率水平下，活到确切年龄X岁后平均还能继续生存的年数，简称平均寿命。通常使用平均寿命一词，多指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寿命反映同时期出生的一批人按现有年龄别死亡率计算平均可活多少岁，是同时期出生的一批人的平均死亡年龄，不能把某一年全部死亡者的平均死亡年龄当作平均寿命。
平均死亡年龄是全体死亡者的平均年龄，以各年龄组死亡人数为权数。平均死亡年龄既受死亡者年龄影响，也受各年龄死亡者在总死亡人数中所占比例的影响。因此，平均死亡年龄的高低不仅受死亡水平的影响，而且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如果两个人口的死亡水平相同，而年龄结构不同（一个年轻型结构，一个年老型结构），两个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会有很大差异。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通过生命表方法计算出来的，它完全不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可以真实地反映人口的死亡水平。在上述例子中，死亡水平相同，而年龄结构不同的两个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将是相同的。
3 样本的选取
文章中作者主要从二十四史、地方志、族谱以及《历代名人年谱》、《中国人名大词典》等文献资料中选取和确定样本，然而，这些史料多以记录历史名人为主。地方志的记述以最近一段时期（一般是几十年）的现实状况为主，兼叙历史沿革、典故、事件等等。如《（光绪）山东通志》卷一五三至一九八为“人物志”，记载山东历代名人，又按照人物的特点分为“名臣”、“循吏”、“儒林”…（注：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9）又如《（嘉靖）太平县志》八卷中，二卷记历代名人。（注：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11）并且人物志收录的人物以贡献大小而不以职位论高低…（注：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85）《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凡群经重要人物，上古圣贤，历代帝王诸侯及正史有传之人，无论贤奸悉为甄录…或以著述书画名家，或以工商医卜及各种艺术闻世…咸资刊载…有事实而无特殊表见者，概不备录。”（注：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0:1）《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只选收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著名人物。可见，被编撰到二十四史及《历代名人年谱》、《中国人名大词典》中有名有姓的人多是成名之人。如果不考虑平民百姓的生卒情况，只选取这部分比较特殊的人群作为样本来计算平均死亡年龄，毫无疑问这个值是不准确的，它不是全部人口死亡年龄的平均值。
另外，文章中选取的样本也没有包括婴幼儿和未成年人，没有考虑婴儿死亡对平均寿命的影响。由于0岁组死亡率特别高，往往1岁的平均预期寿命反而高于0岁。可见，较高的0岁组死亡率将对平均寿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因为无避孕知识和措施，一般妇女一生中可能生八胎至十胎，但婴儿真正能够成人者仅有三胎多不到四胎。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出生率一般在35～40‰，而死亡率在25～3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左右。根据这个估计，每一个人成活以至成年将有2.5个人夭折死去（袁祖亮，1994）。尤其婴幼儿大量夭折更是不计其数。
作者主要选用社会地位高的成年人来计算平均寿命，没有顾及平民百姓，更没有顾及死亡率很高的婴幼儿。因此，文中所选取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根据文中所选样本来计算各朝代所谓的“平均寿命”，它的波动是偶然的，不能代表任何社会经济发展特征。
4 寿命曲线的变化并不涉及自然灾害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问题
作者收集到的五千余人的生死记录一部分来自二十四史、地方志等。那么这些史料对人口状况的记录是否详实完备直接关系到平均死亡年龄准确与否。如果某个朝代的史料对人口生卒情况记载详尽，包括各个年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在内，那么从中选取样本来计算平均死亡年龄无疑是比较准确的。如果记载有所疏漏，显然计算结果就会产生偏颇。
西晋初陈寿撰《三国志》，有纪传而无表志，内容失之过简；（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20）《晋志》对户口记载颇多疏漏，有些州户数与该州各群周户数之和不一致；（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3）唐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内容极为完密，“以户为单位，登记内容如①本户的户主及全户家口、年龄、身份。凡生、死、逃移及成丁、入老、疾病均记注入籍……”（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24）“《元史》为明洪武初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仓促编纂而成，且出于众手，体例不一，乖误至多。其《地理志》所记户口数字多残缺，不足以反映全貌。这一无统一标准年代拼凑而成的户口资料在利用价值上受到很大限制。”（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375）明中叶以后，户籍日益紊乱，户口登记以“人丁”取代“户口”，有些地方志虽仍留“户”和“口”的记载，但万历以后“口”的含义已大为不同。明代中后期赋役黄册实为“伪册”，已不足以反映明代人口的实际。（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467）由此可见，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历史上各朝代人口资料的详实状况参差不齐。例如，唐代对每户每口的年龄、生死、入老等都进行登记。由于人口记录全面，包括了许多平民百姓和婴儿的死亡状况，所以平均死亡年龄相对来说会低一点；再如元代，由于史料缺失，那么在计算时样本的选取将完全依赖于正史、地方志和名人词典，相对来说元代的平均死亡年龄将会升高。
因此，不同朝代人口统计资料的详略程度将决定所选样本的质量，从而影响寿命曲线的波动。用自然灾害来对人均粮食占有量进行修正得出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平均寿命的结论是不严密的。
5 结论
郑正、王兴平二位作者利用现有史料计算的古代人口平均寿命，实际上是不同时期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并且所选样本不能代表各时期的人口总体。因此，文章后半部分推出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平均寿命的结论是不严谨的。
作者介绍：刘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