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去往离家最近的一个商业区的路上，有个十字路口，每到红灯总会堵上一群数量庞大的单人交通工具，需要和不需要靠蹬腿前进的人，都挤在这里，白色的烟气从前面的人的嘴里飘出，被侧后方的人的鼻孔吸入，年轻女子移动脖子，追着前方摩托车的后视镜瞄上几眼。人们表情严峻，有些人在蓄势，有些在慢慢地泄气。想在路口拐弯的小摩托潇洒地窜进机动车道，突突突地疾驰而去，给这一大片用相对寂静织成的布匹车上了一道滚边。
我所生活的城市，被数以亿计的车轮所碾压着。但有时候，我会被一种幻觉击中，想象力挣扎着提升眼前身边这庞大的、无趣的风景，我会想，这城市里的典型景观，就相当于一百多年前，一众乡邻骑着各自的马，背着行囊粮袋，沿着一半是开出来、一半是踩出来的泥土道路前往临近的集市。在车辆早已取代马匹，成为现代人的主力交通工具之后，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念马匹这种工业化之前的东西，觉得它代表着一种找不回、但是很值得、而且越来越值得找回的诗意。
骑马和开车的差别，等于写书法和点鼠标的差别。很多人骑过马，但大多数人只是先在西部电影和古装片里欣赏、艳羡骑马者的风姿，之后，才会有机会亲身体验下马之后，两条腿侧弯成一对括弧的痛苦。马这种交通工具，并不是任人摆布的，你与它旗鼓相当，你跟它的关系，更像是在一个舞台上演一出对手戏，即便你能驯服它，让它乖乖跑完一程，你也会感觉到它在依令行事的同时对你身体形成的强大的反作用力：你的大腿、小腿、尾椎都需受力，你浑身大部分肌肉都处于紧绷状态，不断释放并堆积乳酸。马在小跑时，马鞍会有节奏地快速硌你两臀之间的大片区域，当马飞奔时，你，如果想显得职业一点，便不得不抬起下盘，弯下腰，吃力地悬空于马鞍之上。
十年前我读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马年一到，我又把它拿出来翻阅。我所读过的关于马的最动人心魄的描写，在这本华丽丽的小说里；但是，我们最熟悉、最心向往之的骏马，只存在于主人公、骑兵队长德雷谢克的回忆里，而现实中的马，则是三名法国骑兵在撤退过程中，不断地在泥泞的公路上趔趄倒下、伤痕满身、奄奄一息的马，是一些被苍蝇追逐的疲惫的马，一些最后变成了马骸的马。1940年5月，法国骑兵在德国人训练有素的机械化部队前成了一个大笑话，曾经威风八面的马，剽悍的骑马的人，在工业化后狂傲的战争机器眼里，不过是一些即将成为炮灰的生物。
一种已没有使用价值，或使用价值已被全面替代的东西，当它再度在一些人群里复兴之时，通常都成了徒具象征意义的奢侈品。留声机，黑胶唱片，古式钟表，帆船……还有马。北京那些养马的富豪，在内蒙古买下马，每月掷下五六千元雇当地人养在那里，每个周末，他们开车越过省界，到那些难辨虚实的草原里，把屁股挪下厚实的真皮座椅，转移到马鞍上。这种角色转换当然没有返朴归真的意思。或说骑马是回归田园，找回野性，但骑马的人，并不因此而接受自然的安排与分配。他们仍然开着奔驰、凯迪拉克、兰博基尼回城，这些豪车的广告软文里，都无一例外地会用上“野兽”、“嘶吼”、“震撼山谷”之类的词藻——乞灵于马和其他农业社会典型事物的意象。
现在，马还被用来衡量车有多快。某些新款名车出厂，试车报告里会加上该款车与一匹桂冠级赛马同场竞技、战而胜之的故事。想想那个画面：马背上的人猿臂狼腰，浑身扭动，车座上的人墨镜西服，岿然不动，好像关公战秦琼一般。可是在掌握话语权的人看来，这两样东西的对比变得没有任何怪诞之处。工业产品似乎天生就是高傲的，处处要显示自己对一个已无法匹敌的对手的优越感；还不只是优越感，它还要攫走本来只属于后者的品质，比如野性、意志、奔放，啸聚山林的雄伟与光荣等等，将它们加到自己身上。
在前工业化的日子里，神仍然在人类的头顶上起着作用，他们照料着世间的每个事物。雷神主管着雷，电神主管着电，各路女神掌管彩虹、火、霞光，海神掌管着全世界的水；在人类活动的地方，有大地丰产之神，有生殖之神，有林木神以及畜牧神。活在那时，你的生活少不了马，你也会接受马有不听使唤的时候，也会接受马失前蹄和老马识途，在这些情况下，你得听命于自己的座骑，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去注视它的眼神，你要知道、掌握、预测它的情绪与习性。
马不是那种只要填上能源就能乖乖地奔跑好几天的工具，所以，我们对它的诗意想象，那种渴望回归的感觉，基本上是叶公好龙，因为，我们的人格、活动空间、思维及想象力都是被工业社会所塑造的，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摆脱所有让生活变得不便的因素，是最大限度地消除不确定。契约精神，积累财富的意识，分秒必争的节奏，这些东西都是拒绝美感的；你倒是希望自驾出行，所经之处绿树成荫，漫山遍野自然春光无限，但是，你是绝不可能接受你的车有自己的意志，张嘴去啃一朵路边的野花的。
（图注：经典名画中骑士们的穿越之旅，西班牙巴塞罗那艺术家 Fran Recacha 作品。这种穿越，恰如两种文明之间的交会。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古文是我的弱项，《诗经》里这四句，按网上的解释，大意是说：“走到那陡峭的山岗上，我的马儿无比疲惫，我把犀角杯斟满苦酒，希望用它化解伤悲。”许多爱发文艺癔症的文人，这几天正在体会“我马玄黄”的况味。他们说着——每年都说着——“我的家乡早就回不去了”，因为物是人非，因为农民都进城，因为土地抛荒，因为无良的乡官村官以及开发商在农村的土地上大兴土木——“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丧”。
我曾经分享过他们的感伤，现在听得也有点烦了。在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呼号和努力之中，复苏一个美好的田园景观，像是一个乱入的理想。推举它的人，并不能像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那样，骄傲地宣称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花里胡哨的工业品只是败坏人们的品质；他们记忆里那个野趣纵横、山明水秀的乡村，在工业和全球资本说了算的现在，像一个失贞的女子，徒然地接受各种人、从各种角度出发的感慨伤怀。
我们的乡村未曾像英国那样，积累起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本，所以它的脆弱无助，便与以血躯去对抗坦克的骑兵并无二致了。在英国，有钱的人仍然可以是一副乡绅打扮，不会被人讽作土豪，而马仍然存在，似乎能在两种文明之间自由奔走。如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中所说，工业革命刚刚露出锋芒，有了钱的英国人便又思念起曾经的田园安谧，觉得“我马玄黄”了。因为乡村代表着稳定，而城市生活，在他们看来仅仅是一种暂时的需要。晚至二战之后，直到八十年代，乡村—城市之间的抗衡仍旧是一个稳定的格局。
我们传诵着“马上有叉叉”，因为，文字游戏中马要比真实的马更加亲近一点，在没有体会到真实生活之沉重的人那里，则尤其如此。我一直在寻找坚实的东西，但它们落到了悖论里面，落到了围城之中，最终，我知道，我一旦拥有了我所渴望的马，也会选择宁可多花一点钱，将它寄到一个能够妥善管理它的人的手里。我只能在城市里待着，同时，向那些明知到不了的地方和境界，投去脉脉的向往和甜美的想象。
(责编：贾嘉）
在我去往离家最近的一个商业区的路上，有个十字路口，每到红灯总会堵上一群数量庞大的单人交通工具，需要和不需要靠蹬腿前进的人，都挤在这里，白色的烟气从前面的人的嘴里飘出，被侧后方的人的鼻孔吸入，年轻女子移动脖子，追着前方摩托车的后视镜瞄上几眼。人们表情严峻，有些人在蓄势，有些在慢慢地泄气。想在路口拐弯的小摩托潇洒地窜进机动车道，突突突地疾驰而去，给这一大片用相对寂静织成的布匹车上了一道滚边。
我所生活的城市，被数以亿计的车轮所碾压着。但有时候，我会被一种幻觉击中，想象力挣扎着提升眼前身边这庞大的、无趣的风景，我会想，这城市里的典型景观，就相当于一百多年前，一众乡邻骑着各自的马，背着行囊粮袋，沿着一半是开出来、一半是踩出来的泥土道路前往临近的集市。在车辆早已取代马匹，成为现代人的主力交通工具之后，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念马匹这种工业化之前的东西，觉得它代表着一种找不回、但是很值得、而且越来越值得找回的诗意。
骑马和开车的差别，等于写书法和点鼠标的差别。很多人骑过马，但大多数人只是先在西部电影和古装片里欣赏、艳羡骑马者的风姿，之后，才会有机会亲身体验下马之后，两条腿侧弯成一对括弧的痛苦。马这种交通工具，并不是任人摆布的，你与它旗鼓相当，你跟它的关系，更像是在一个舞台上演一出对手戏，即便你能驯服它，让它乖乖跑完一程，你也会感觉到它在依令行事的同时对你身体形成的强大的反作用力：你的大腿、小腿、尾椎都需受力，你浑身大部分肌肉都处于紧绷状态，不断释放并堆积乳酸。马在小跑时，马鞍会有节奏地快速硌你两臀之间的大片区域，当马飞奔时，你，如果想显得职业一点，便不得不抬起下盘，弯下腰，吃力地悬空于马鞍之上。
十年前我读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马年一到，我又把它拿出来翻阅。我所读过的关于马的最动人心魄的描写，在这本华丽丽的小说里；但是，我们最熟悉、最心向往之的骏马，只存在于主人公、骑兵队长德雷谢克的回忆里，而现实中的马，则是三名法国骑兵在撤退过程中，不断地在泥泞的公路上趔趄倒下、伤痕满身、奄奄一息的马，是一些被苍蝇追逐的疲惫的马，一些最后变成了马骸的马。1940年5月，法国骑兵在德国人训练有素的机械化部队前成了一个大笑话，曾经威风八面的马，剽悍的骑马的人，在工业化后狂傲的战争机器眼里，不过是一些即将成为炮灰的生物。
一种已没有使用价值，或使用价值已被全面替代的东西，当它再度在一些人群里复兴之时，通常都成了徒具象征意义的奢侈品。留声机，黑胶唱片，古式钟表，帆船……还有马。北京那些养马的富豪，在内蒙古买下马，每月掷下五六千元雇当地人养在那里，每个周末，他们开车越过省界，到那些难辨虚实的草原里，把屁股挪下厚实的真皮座椅，转移到马鞍上。这种角色转换当然没有返朴归真的意思。或说骑马是回归田园，找回野性，但骑马的人，并不因此而接受自然的安排与分配。他们仍然开着奔驰、凯迪拉克、兰博基尼回城，这些豪车的广告软文里，都无一例外地会用上“野兽”、“嘶吼”、“震撼山谷”之类的词藻——乞灵于马和其他农业社会典型事物的意象。
现在，马还被用来衡量车有多快。某些新款名车出厂，试车报告里会加上该款车与一匹桂冠级赛马同场竞技、战而胜之的故事。想想那个画面：马背上的人猿臂狼腰，浑身扭动，车座上的人墨镜西服，岿然不动，好像关公战秦琼一般。可是在掌握话语权的人看来，这两样东西的对比变得没有任何怪诞之处。工业产品似乎天生就是高傲的，处处要显示自己对一个已无法匹敌的对手的优越感；还不只是优越感，它还要攫走本来只属于后者的品质，比如野性、意志、奔放，啸聚山林的雄伟与光荣等等，将它们加到自己身上。
在前工业化的日子里，神仍然在人类的头顶上起着作用，他们照料着世间的每个事物。雷神主管着雷，电神主管着电，各路女神掌管彩虹、火、霞光，海神掌管着全世界的水；在人类活动的地方，有大地丰产之神，有生殖之神，有林木神以及畜牧神。活在那时，你的生活少不了马，你也会接受马有不听使唤的时候，也会接受马失前蹄和老马识途，在这些情况下，你得听命于自己的座骑，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去注视它的眼神，你要知道、掌握、预测它的情绪与习性。
马不是那种只要填上能源就能乖乖地奔跑好几天的工具，所以，我们对它的诗意想象，那种渴望回归的感觉，基本上是叶公好龙，因为，我们的人格、活动空间、思维及想象力都是被工业社会所塑造的，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摆脱所有让生活变得不便的因素，是最大限度地消除不确定。契约精神，积累财富的意识，分秒必争的节奏，这些东西都是拒绝美感的；你倒是希望自驾出行，所经之处绿树成荫，漫山遍野自然春光无限，但是，你是绝不可能接受你的车有自己的意志，张嘴去啃一朵路边的野花的。
（图注：经典名画中骑士们的穿越之旅，西班牙巴塞罗那艺术家 Fran Recacha 作品。这种穿越，恰如两种文明之间的交会。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古文是我的弱项，《诗经》里这四句，按网上的解释，大意是说：“走到那陡峭的山岗上，我的马儿无比疲惫，我把犀角杯斟满苦酒，希望用它化解伤悲。”许多爱发文艺癔症的文人，这几天正在体会“我马玄黄”的况味。他们说着——每年都说着——“我的家乡早就回不去了”，因为物是人非，因为农民都进城，因为土地抛荒，因为无良的乡官村官以及开发商在农村的土地上大兴土木——“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丧”。
我曾经分享过他们的感伤，现在听得也有点烦了。在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呼号和努力之中，复苏一个美好的田园景观，像是一个乱入的理想。推举它的人，并不能像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那样，骄傲地宣称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花里胡哨的工业品只是败坏人们的品质；他们记忆里那个野趣纵横、山明水秀的乡村，在工业和全球资本说了算的现在，像一个失贞的女子，徒然地接受各种人、从各种角度出发的感慨伤怀。
我们的乡村未曾像英国那样，积累起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本，所以它的脆弱无助，便与以血躯去对抗坦克的骑兵并无二致了。在英国，有钱的人仍然可以是一副乡绅打扮，不会被人讽作土豪，而马仍然存在，似乎能在两种文明之间自由奔走。如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中所说，工业革命刚刚露出锋芒，有了钱的英国人便又思念起曾经的田园安谧，觉得“我马玄黄”了。因为乡村代表着稳定，而城市生活，在他们看来仅仅是一种暂时的需要。晚至二战之后，直到八十年代，乡村—城市之间的抗衡仍旧是一个稳定的格局。
我们传诵着“马上有叉叉”，因为，文字游戏中马要比真实的马更加亲近一点，在没有体会到真实生活之沉重的人那里，则尤其如此。我一直在寻找坚实的东西，但它们落到了悖论里面，落到了围城之中，最终，我知道，我一旦拥有了我所渴望的马，也会选择宁可多花一点钱，将它寄到一个能够妥善管理它的人的手里。我只能在城市里待着，同时，向那些明知到不了的地方和境界，投去脉脉的向往和甜美的想象。
(责编：贾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