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近日在人大-法学院讲座上，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在不断提高，1979 年是1000 元，1988 年是20xx年是5000元。又一个十年过去，张军副院长显然是觉得，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现在应该往上调了。(11月3日人民网)
据他介绍，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贪污贿赂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这就是说，现在贪污贿赂几万元，依法应当治罪，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被豁免。但有时候又有依法办事的，贪污贿赂不过几万元，结果被判刑。把起刑点调上来，涉案几万元都不移送法办，才显得公正。
张军副院长主张上调起刑点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刚够起刑即获刑10年，而涉案一两个亿的也不过是个死缓，贪官们所受处罚区别不大。现在贪污受贿几百万并不算大，几千万甚至一两个亿的也有。假如涉案几万元的不“占用”量刑区间，那么就可以腾出量刑区间，“分配”给涉案金额巨大的。这样，贪几百万、几千万、一两个亿的才能各得其所，等差有序。
纯粹从“数量分析”来看，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确实存在一条“变化曲线”，而且是向上调整的。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与时俱进上调起刑点，可以使非罪空间不因货币贬值而变窄，而能与过去的非罪空间大体持平。上调起刑点，可谓是起刑点“变化曲线”的内在必然。
但我们反对贪污贿赂，是因为不该官员拿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贪污贿赂的伦理基矗从这种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两个亿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要坚决反对的。现在所谓拿不该拿的钱，主要是受贿。经济学家已经揭示，拿钱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害公共利益。而受贿少，并不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就校对于大小贪污受贿行为，我们要一起反对。
如果真的像张军副院长设想的，贪污受贿几万元不入罪，无疑对政治伦理起一种消解作用。自然，不入罪，他还是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且必然道德有亏，公众形象受损。但对于贪污受贿行为，是否绳之以法，毕竟代表了政治上对此类行为的容忍程度。不对它绳之以法，多少意味着它是可以容忍的。其结果就有可能贪污受贿公行，官员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贪多贪少而已。上调起刑点，很可能是造就大贪巨蠹的一个诱因。
公正感，不仅存在于大蠹小贪相互之间，更关键的还在于公众的感受。中国现在是一个开放国家，民众每天接触国外的政治信息，在大家的印象中，发达国家的所谓腐-败丑闻不过是公车私用、冒领一点住房津贴。美国公职人员，只能接受不多于20美元的馈赠。而在新加坡，收到价值超过200元的礼品，就得交公，否则视同贪污受贿。如果我们的官员拿几万元不受法律追究，大家就会油然出生不公正感。
社会财富增加了，官员随手可“拿”的钱也多了，但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意识增强了，人们心目中的廉洁标准也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伦理应当趋严。而政治伦理与一般道德不同，不能光靠自律，而必须带有刚性。而上调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恰恰有损我们的政治伦理。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近日在人大-法学院讲座上，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在不断提高，1979 年是1000 元，1988 年是20xx年是5000元。又一个十年过去，张军副院长显然是觉得，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现在应该往上调了。(11月3日人民网)
据他介绍，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贪污贿赂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这就是说，现在贪污贿赂几万元，依法应当治罪，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被豁免。但有时候又有依法办事的，贪污贿赂不过几万元，结果被判刑。把起刑点调上来，涉案几万元都不移送法办，才显得公正。
张军副院长主张上调起刑点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刚够起刑即获刑10年，而涉案一两个亿的也不过是个死缓，贪官们所受处罚区别不大。现在贪污受贿几百万并不算大，几千万甚至一两个亿的也有。假如涉案几万元的不“占用”量刑区间，那么就可以腾出量刑区间，“分配”给涉案金额巨大的。这样，贪几百万、几千万、一两个亿的才能各得其所，等差有序。
纯粹从“数量分析”来看，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确实存在一条“变化曲线”，而且是向上调整的。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与时俱进上调起刑点，可以使非罪空间不因货币贬值而变窄，而能与过去的非罪空间大体持平。上调起刑点，可谓是起刑点“变化曲线”的内在必然。
但我们反对贪污贿赂，是因为不该官员拿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贪污贿赂的伦理基矗从这种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两个亿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要坚决反对的。现在所谓拿不该拿的钱，主要是受贿。经济学家已经揭示，拿钱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害公共利益。而受贿少，并不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就校对于大小贪污受贿行为，我们要一起反对。
如果真的像张军副院长设想的，贪污受贿几万元不入罪，无疑对政治伦理起一种消解作用。自然，不入罪，他还是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且必然道德有亏，公众形象受损。但对于贪污受贿行为，是否绳之以法，毕竟代表了政治上对此类行为的容忍程度。不对它绳之以法，多少意味着它是可以容忍的。其结果就有可能贪污受贿公行，官员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贪多贪少而已。上调起刑点，很可能是造就大贪巨蠹的一个诱因。
公正感，不仅存在于大蠹小贪相互之间，更关键的还在于公众的感受。中国现在是一个开放国家，民众每天接触国外的政治信息，在大家的印象中，发达国家的所谓腐-败丑闻不过是公车私用、冒领一点住房津贴。美国公职人员，只能接受不多于20美元的馈赠。而在新加坡，收到价值超过200元的礼品，就得交公，否则视同贪污受贿。如果我们的官员拿几万元不受法律追究，大家就会油然出生不公正感。
社会财富增加了，官员随手可“拿”的钱也多了，但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意识增强了，人们心目中的廉洁标准也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伦理应当趋严。而政治伦理与一般道德不同，不能光靠自律，而必须带有刚性。而上调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恰恰有损我们的政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