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秋水
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荆门大学学报） 2000年11期
科学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社会科学研究能不能与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实验？一直有争论。甚至有人说，社会科学在今天还不具备完整的科学形态，因为它不能实验。与之相反我们则认为，一切客观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因而都是可以实验的。不过，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因而它所进行的实验是社会实验，其中建立实验区是其最重要的形式和手段。在这里，我以我多年来的实验案例做一佐证。
一、建立村民自治实验区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能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一个议论纷纭、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有人说，中国一旦实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破坏政治稳定，因而万万实行不得。对此，我们认为政治稳定固然是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前提，但是稳定不是稳而不动。目前政治领域范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如不通过改革进行调适就必然会激化，其结果不但会破坏稳定，还可能招致意想不到的灾难。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不断地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公共事务，这是人民国家本质的要求。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国情应该从哪里启动？我们认为根据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破口应该在农村，从农村的基层起步。尤其是目前，农村基层各种矛盾特别是干群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其根源：一是农民群众已不堪忍受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沉重负担。二是有些基层干部敲诈勒索、欺压良民，而农民又告状无门，致使上访、静坐等现象层出不穷。中央虽对此早有警觉，从1985年开始，几乎年年下达红头文件，派出工作组，制止向农民的乱摊派，查处干部违法乱纪，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我在贫困地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中央政策很好，扶贫力度也很大，但到了基层却难以奏效，症结就在于基层干部的“乌纱帽”不是掌握在群众手中，也就是说，农村社区的领导人不是由农民自己选举的，因而他们完全可以不向农民群众负责，所谓“骂则由你骂之，好官我自作之”。说到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制止农民负担无限增长，遏制干部违法乱纪，根治农村问题，不能扬汤止沸，必须釜底抽薪，也就是，真正让农民在自己的社区里当家作主，由人民自己选举社区的领导人。如此，就可以斩断无数伸向农民的黑手，切断以权谋私的腐败之源。那么，在农村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是否可行呢？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很多，其中反对者的呼声甚高。反对者主要理论根据在于：农民文化水平太低，缺少参政能力，加上宗族、宗派严重，一搞民主，就会造成混乱，影响稳定。而我认为，在农村有步骤地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不但不会破坏稳定，而且有助于社会的最终稳定。首先，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其它的办法都没能有效地解决多年来困扰我们的农村问题。其次，历史将提供给我们一条十分有效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从落后的农村开始的，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当时根据地的各级农会干部都是农民选举出来的，甚至在高度集中的革命军队里也广泛实行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
民主这三大民主，广大农民群众接受了多年的民主教育，有着民主主义的传统。当时农民因不识字而采取数豆子的土办法选出了自己满意的干部。而建国以来50多年文化教育的普及，今天中国农民的文化程度尽管还很低，但已比解放前根据地的农民不知高出多少倍。这又怎么能说因为农民文化水平低就断言他们选不出自己满意的干部来呢？再次，市场经济是民主、平等、法制的孪生兄弟，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由交换，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基础上并有一套游戏规则（法制）才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推进民主与法制的基础，没有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得不到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在农村实行干部民选和村民自治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也是解决现实矛盾的必由之路。
但认识和观点还需要实践的检验。所以我在1987年向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提出并获得赞同的文化扶贫方案中，就有在农村实行民主选举干部这一条。我选择了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大别山区岳西县莲云乡进行这项实验。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于1989年1月17日在该村召开了选举大会，由群众推荐的4名候选人分别上台发表竞选演说。经过两轮选举，一名农民技术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这位民选的村委会主任一上任，就运用自己的农业技术在全村推广杂交稻制种，进行科学种田、修堤造坝、兴修水利，群众皆大欢喜。当年秋天该村农民经济收入就比常年翻了一番，群众说一年抱了一个金娃娃。干群矛盾缓解了，社会比以前更加稳定了。以后该村连续三年换届选举都是我主持的，均获得了圆满成功。1998年我又将这项实验扩大到来安县邵集乡全乡8个村，也同样获得了成功。所有这些村在选举时，群众的参政热情都极高，秩序良好，从未发生人们所顾虑的宗族、宗派把持选举等越轨行为和混乱局面。相反地，民选后的干群关系在许多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可喜变化。邵集乡的刘郢村有口大水塘，民选干部以前，这口大水塘一直是由原任村支部书记承包的，原承包金额一直是每年500元，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但又无能为力。民选干部以后，群众说话了，干部也不敢这样做了，就对这口大水塘进行公开招标。在招标大会上，由原来500元一年的承包金额一下抬到12000元，并且还是由原承包户（即原村党支部书记）承包去了。可见民主选举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的威力有多大！还有一个村的村民患了重病，无钱医治，几乎是束手待毙。而该村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得知后，主动上门，为他贷款治病。这户农民由喜而惊。他们说，像这类事过去连想都未想到。我就询问那位村委会主任（民选前也是村委会主任）过去为什么不这样办呢？他的回答很直爽：“过去我这个主任是乡党委任命的，只要工作中不出大错，同乡里关系搞得好一点，村委会换届时一般还是让我干。现在不同了，三年以后换届时，有许多人同我竞选。如果现在不给老百姓好好办事，他们就不选我。干部的补贴没有了是小事，最重要的是面子难看。”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干部，干部的“乌纱帽”拿在群众手里，真所谓“体制一改，尽得风流”。常言道“牵牛要牵牛鼻子”。解决农村当前许多突出的矛盾，其牛鼻子就是实行民主选举干部，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民主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瘸脚的。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封建主义的尾巴还很长，在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生活习惯了的12亿人口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化，有序比无序损失要小得多，骤然释权，会带来失控。而失控不论对于国家还是人民，都将意味着灾难。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一旦发生混乱，产生拿破仑的土壤远比产生杰弗逊的土壤要深厚得多。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逐步实验、逐步探索、逐步前进。这种实验和探索首先应该是在农村，在基层。在全国农村基层普遍而真正地实行民主选举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就是一个学习民主的大学校，训练民主的大操场。基层民主普遍成功了，然后由村而乡，再由乡上升到县、到省，就可保证在社会稳定有序、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我在10多年来进行的上述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进行村民自治的实验，就是社会科学实验的一个成功事例。而这一事例通过中央和地方各种大众传媒的报道对全国村民自治的推行无疑起到了不可漠视的影响。这同自然科学的某一重大科学实验的成功性质是相同的，其产生的作用也各有千秋。
二、建立文化扶贫实验区
长期以来，人们视贫困为食不裹腹、衣不蔽体、遮不住风雨的物质贫乏状态。极少有人把文化的贫困和落后、信息的封闭划作贫困的范畴，因而所谓贫困指的就是物质贫困，而扶贫就是物质的资助，即送衣、送被、送粮、送钱等等。我国很长一个阶段的扶贫基本上是按这条思路进行的。但实践证明，这种扶贫方式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农户和贫困地区的贫困面貌，相反地，却养成了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惯于伸手向上、无所作为的严重依赖思想。我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发现，凡是生活能够温饱或比较富裕的家庭，其户主都是头脑比较清楚、有一定文化的人；反之，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极贫户，家庭成员中或者有慢性病或残疾人，或者头脑糊涂，没有文化。这一鲜明对照给了我们一个理性的结论，即同处一个村庄，在同样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为什么家庭收入状况会有如此悬殊？其关键是人的素质差别，即人的智力差别。因而我提出文化扶贫的思路，即向这些贫困的人们普及文化，传授适用科技知识，并开拓交通、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变当地的潜在资源为现实财富。这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重要道路。为此，在1987年，我将上述设想向省委作了书面汇报，提出“以文扶贫，综合治理——对一个贫困山乡的综合改革方案”。获得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的赞同后，我即于1988年4月只身来到岳西县莲云乡，蹲点一年，亲自组织文化扶贫的实验。文化扶贫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基地，一个保障”。第一个基地是因陋就简，办一个科技文化阅览室，让那些稍具一点文化程度的农民在这里能学到一些实用的生产科技知识。第二个基地是在全乡交通要道两旁设立35个阅报栏，每天派专人将当天收到的报纸贴上，农民可直接接受到来自各方的信息，使封闭中的农民群众逐步实现人的现代化，农村的各种陈规陋习就会被新鲜、文明的氛围所代替。第三个基地是结合农时季节，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放映农技录相向广大农民传授实用技术。这一招既能让农民立竿见影地将学到的农业技术用之于手中的农活，又能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科学种田的人才。“一个保障”就是实行村民自治，对干部进行民主选举。文化扶贫实验的结果如何呢？就农民收入的层面来看，文化扶贫前一年，即1987年，该乡人均收入是192元，而到1992年时，该乡人均收入达到900多元。就社会精神文明层面来看，自实行文化扶贫以来，这里的打架斗殴等恶性事件减少了许多。更重要*
的是，由于农民从贴报栏和图书室里获得了不少政策法令方面的知识，对干部一惯俯首贴耳的农民开始拿起法律武器进行抗争了。莲云乡的文化扶贫事业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引起了中共安徽省委的重视。1992年，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决定，在全省四个地区推广莲云乡文化扶贫的经验（见1992年5月17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省委决定推广莲云乡经验”，1992年6月30日《光明日报》“辛秋水扶贫摸出新路子——安徽推广农村科技文化实验县试点”）。为此，安徽省财政厅一次性拨款27万元，三年扩大试验结束，肯定了文化扶贫是一条正确的扶贫之路，而且是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新的增长点。原由省委宣传部负责管理的文化扶贫工作移交给安徽省文化厅管理。文化厅将文化扶贫更名为“杜鹃花工程”，并上报国家文化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立项。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和安徽电视台“中国纪录片”栏目对莲云乡文化扶贫分别作了20～30分钟的专题报道。中央和地方报刊也不断进行宣传，我省的文化扶贫影响到全国。中央宣传部在1993年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接着其它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文化扶贫实验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三、探索实验智力与权力相结合，实现“士之志”的通道
中国文化传统以“士当以天下为己任”为美德，文人实现以天下为己任之路，一直被认为只有“学而优则仕”，即自己当官，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平天下以济苍生”；但是否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就是自己不当官，不掌握权力而为当权者提供治国安邦之谋略以实现“士之志”，即深入社会最底层，调查、掌握还未被决策部门所充分重视的情况和问题，进行研究，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进而形成政府部门的重大决策，也就实现了“士之志”。经过50多年的探索实验，特别是近20年的实践，证明我的这一设想和具体操作是成功的。
智力与权力相结合，实现“士之志”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建国前，我在北京中苏友协总会工作时，发现当时友协工作中的组织形式和工作任务相矛盾，产生了一系列尖锐问题，以致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和工作的被动局面，毅然提出取消已成为当时友协工作严重负担的个人会员制（60万会员）的爆炸性建议。该建议虽然受到层层领导（包括当时担任友协总干事钱俊瑞）的批评和反对，但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写成《关于改变当前中苏友协组织形式和中苏友协基本任务的矛盾的建议》，送当时兼友协总会会长的刘少奇同志。三天之内即获少奇同志给我亲笔回信，在信内称：“秋水同志，你的意见基本正确，我已提交中共中央宣传部讨论处理。此致敬礼。刘少奇。”当时的中宣部秘书长熊复同志迅即招我面示，称“这是机关工作的创造性表现”。随即召开中宣部所属单位团员和青年党员大会，由我就此一事件过程向大会作了题为《反对官僚主义，开展机关工作的新局面》的报告。当时，会议由中宣部团委书记冷冰同志主持。不久，中苏友协据此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决定根据少奇同志批准的这个建议，转变友协组织形式，取消60万个人会员，改为由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中央一级组织，加入友协总会为团体会员，从而使友协摆脱了烦琐的组织事务工作。上述文件均刊登于1953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党刊《建设》上。（见《安徽日报》1980年5月17日《少奇同志善于倾听群众呼声》一文）
智力与权力相结合，实现“士之志”的第二个成功案例：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正确方针，特别是由于放宽经济、松开人们多年来被捆绑的手脚，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发育起来。但是，在这种转轨起步之际，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干部以权谋私、以权换钱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我觉察到在放宽经济的同时，如不在党风和法纪方面从严治理，社会主义的车轮就会倾斜。于是我着手进行深入调查，以便收集一些典型案例上报中央，以引起中央的警惕，采取对策。1980年，我到我的家乡嘉山县（现明光市）调查。该县二轻局局长张子斌同志向我汇报说：“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现在我每天都在靠送礼行贿买进难得的原料，也靠送礼行贿打开产品的销路。我知道这同自己的党员身份是背离的，但迫于目前的形势，我又不得不这样做。所以我常说：现在要判我的罪，不用下去调查，就将现在的材料整理一下就行。”我在该局召开了座谈会。与会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反映：目前，社会风气变坏了，送礼行贿成为办事的手段并提供了大量相关事实。我将他们提供的材料整理为一份题为《当前国家干部贪污受贿之风严重》的调查报告，获得了省委领导张劲夫、顾卓新两位同志的高度重视，并把它刊登在安徽省委《调查研究》1981年第12期上。随之，这份报告被送至中央。当时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同志在这份报告上逐页作了批示，并就此给当时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同志作了如下批示：“第一，可否把这个材料登《党纪》刊物，并加按语，要求各级纪委充分重视。第二，是否再作点调查，争取在4月至迟在5月，专门写个通告公开号召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坚决同这股歪风邪气作斗争。”中纪委遵照耀邦同志的批示，除了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增加了反对贪污行贿的内容以外，并将这份调查报告刊登在中纪委机关刊物《党风与党纪》1981年第10期上（《人民日报》又于1981年7月23日转载了我的这份材料，并附《党风与党纪》的编者按），随之又派工作组到安徽、江苏、福建、山东、江西、浙江等华东六省作了调查，完全证实了调查报告中所提到的目前干部贪污、行贿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国务院迅即发出了《关于制止经济流通领域中不正之风的通知》。接着，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在经济流通领域中开展打击严重犯罪活动斗争的决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央作出该项重大决定，除了我这份调查材料外，当然还掌握了其它更多的证据。但是我的报告引起耀邦同志关注，起到了报警作用是事实。
智力与权力相结合，实现“士之志”的第三个成功案例：
1984年春，社会刑事犯罪日趋猖獗，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现象严重。人们思索着如何才能扭转这种治安严重不良的形势和防止青少年犯罪，寻求对策。我就刚刚发生在合肥市长江路、省委北大门附近的两派流氓闹事，当场打死一人，打伤多人一事为线索，到合肥市东城区（工厂区）对两派闹事的主要犯罪分子所在学校、街道、派出所、工厂等有关单位进行深入调查、取证，得出结论是：一是由于这些有关单位对其成员的不轨行为不愿管、不敢管，而负责社会治安的政法部门又打击不力，该判不判或重罪轻判，甚至不判，致使一批犯罪分子又轻易地回到社会上去。一时形成“好人怕坏人，大人怕小孩”的不正常的风气。此风不扭转，社会何从稳定，社会经济何从发展？我认为必须采取“治乱世用重典”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方针。本此思路，我写了一份《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调查与对策》。安徽省省长王郁昭、副省长兼省政法委员会书记程光华都作了重要批示。程光华批示是：“这份调查报告写得很好，所提建议亦可参考，省政法委员会打印50份，由省政法委员会和合肥市政法部门负责同志开会研究讨论。”随之合肥市迅即开展打击刑事犯罪斗争的行动（比全国早三个月）。后来这份材料被转至中央，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将其印刷成册，发给每一位人大常委、作为讨论制定《关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的重要典型参考材料。实现社会稳定就必须在社会上形成正气压倒邪气，坏人坏事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良好风气，就必须采取对刑事犯罪的坚决镇压与综合治理相结合方针。全国人大通过的上述正确决定扭转了当时的社会不稳定局面，为近20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是我的智力与权力相结合试验的成功。
智力与权力相结合，实现“士之志”的第四个成功案例：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出现一片大好景象。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农村中许许多多的新问题涌现在我的面前。为此1984年，我到安徽肥西县农村进行了广泛调查，发现包产到户后，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如包产到户以前，农村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收入低于一般家庭平均收入，而那些自成一户的单身汉由于体力强，无负担，工分收入高，因而生活状况相对较好。但在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土地按人头平分，那些劳动力虽少，老人小孩比较多的家庭由于分到的土地较多，且此时又提倡发家致富，因而这些家庭的收入较以前大大提高；相反，单身汉户只分得一人土地，又无老人和小孩操持副业，因而收入相形见绌。这些单身汉户生活困难，无妻室儿女，对前途悲观失望，兼之一人独居，无人监督，在穷极无奈之时，铤而走险，于是单身汉户的为非作歹之事就日渐增多。根据当时肥西县检察院的统计，单身汉户的犯罪比例很高，逐渐变为农村社会的一股消极力量。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增大了，在婚姻上呈现出梯形流动的倾向，即贫困地区的妇女向富裕地区流动，富裕地区的妇女向城郊流动、城郊妇女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的结果使贫困地区的单身汉户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农村和城市一样也实行一胎化，许多第一胎生了女婴的农户为生男孩往往将女婴溺死，一时间农村儿童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预期农村未来的单身汉户将愈来愈多。有鉴于此问题的严重性，我向中央提出决策性意见：一是根据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实际状况，须对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作适当调整，二是对农村单身汉户的生活和劳动要给予特别关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对我的材料《农民单身汉户问题值得重视》作了重要的批示，并指示新华社总编辑穆青同志给我复信。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573期、《中国农民报》1984年11月1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文摘报》以及《安徽日报》等14家报刊都分别作了转载。上海《社会》在刊登本文时，加了重要编者按，内称“辛秋水《单身汉户问题》一文使得我们社会学的家庭理论具体地得到发展。”《中国农民报》以头版全版篇幅刊登了本文的全文，加了重要编者按，内称“辛秋水同志提出的建议是可行的。我们希望各地、县、乡、村各级党政部门、群众团体，采取切实措施，关怀‘单身汉户’，帮助他们树立前途无限美好的信心；同时，因地因人制宜*
，帮助引导‘单身汉户’学习各种生产技术，从事经济收入较高的劳动，以便于他们尽快成家立业，过上幸福的日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11月2日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本文的重要摘要。万里同志对此作的批示是：“此件请润生同志阅处，所提意见大体可以，但不知此现象是否普遍存在，请查一下。如相当普遍即可将此问题发一通知，以引起全国注意。”同年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本文作为主要参考文件发给与会代表。全国各级农村工作部门据此都对所在地区农村的“单身汉户”问题作了相应部署，从而，使我关于对这一问题调查研究形成的决策意见通过权力部门得到了落实。这是智力与权力相结合以实现“士之志”的又一成功事例。
实践检验出一切属于真理的东西，实践也检验出一切属于谬误的东西。离开实践就失去了我们认识的源泉，离开实践也不存在一切是非标准的判断。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运动就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本文所叙述的我在社会科学中的实验，首先证明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可以实验的。同时，我所实验的这几个具体问题还都在其各自的领域中产生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证明了我国在进行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即逐步地发扬民主，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范围，实行民主政治的突破点选择在农村，选择在农村基层，由此向上延伸，循序渐进，保证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同步协调进行的途径是可行的。
证明了扶贫要从根本上扶贫，在贫困地区广泛地发展文化教育，输入信息，走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文化扶贫之路，是扶贫的根本之路。这种扶贫方式不仅可以暂时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而且还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证明了知识分子实现“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在“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及时发现新动态、新问题、新过程，将所得的理性思路甚至进行微观的实验，扩大影响，取得效果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决策部门的认可使之变成决策和政令，得到智力与权力的结合而实现“士之志”的思路是可行的。
客观世界发展的无限性与我们认识的相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运用科学实验逐步地加以解决，无疑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在积极推进改革事业的今天，我们各项事业都面临着许多未知数，用邓小平同志的话就是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因而大力提倡社会科学的实验，应该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作者介绍：辛秋水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邮政编码：230000）
作者：辛秋水
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荆门大学学报） 2000年11期
科学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社会科学研究能不能与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实验？一直有争论。甚至有人说，社会科学在今天还不具备完整的科学形态，因为它不能实验。与之相反我们则认为，一切客观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因而都是可以实验的。不过，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因而它所进行的实验是社会实验，其中建立实验区是其最重要的形式和手段。在这里，我以我多年来的实验案例做一佐证。
一、建立村民自治实验区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能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一个议论纷纭、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有人说，中国一旦实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破坏政治稳定，因而万万实行不得。对此，我们认为政治稳定固然是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前提，但是稳定不是稳而不动。目前政治领域范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如不通过改革进行调适就必然会激化，其结果不但会破坏稳定，还可能招致意想不到的灾难。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不断地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公共事务，这是人民国家本质的要求。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国情应该从哪里启动？我们认为根据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破口应该在农村，从农村的基层起步。尤其是目前，农村基层各种矛盾特别是干群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其根源：一是农民群众已不堪忍受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沉重负担。二是有些基层干部敲诈勒索、欺压良民，而农民又告状无门，致使上访、静坐等现象层出不穷。中央虽对此早有警觉，从1985年开始，几乎年年下达红头文件，派出工作组，制止向农民的乱摊派，查处干部违法乱纪，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我在贫困地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中央政策很好，扶贫力度也很大，但到了基层却难以奏效，症结就在于基层干部的“乌纱帽”不是掌握在群众手中，也就是说，农村社区的领导人不是由农民自己选举的，因而他们完全可以不向农民群众负责，所谓“骂则由你骂之，好官我自作之”。说到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制止农民负担无限增长，遏制干部违法乱纪，根治农村问题，不能扬汤止沸，必须釜底抽薪，也就是，真正让农民在自己的社区里当家作主，由人民自己选举社区的领导人。如此，就可以斩断无数伸向农民的黑手，切断以权谋私的腐败之源。那么，在农村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是否可行呢？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很多，其中反对者的呼声甚高。反对者主要理论根据在于：农民文化水平太低，缺少参政能力，加上宗族、宗派严重，一搞民主，就会造成混乱，影响稳定。而我认为，在农村有步骤地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不但不会破坏稳定，而且有助于社会的最终稳定。首先，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其它的办法都没能有效地解决多年来困扰我们的农村问题。其次，历史将提供给我们一条十分有效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从落后的农村开始的，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当时根据地的各级农会干部都是农民选举出来的，甚至在高度集中的革命军队里也广泛实行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
民主这三大民主，广大农民群众接受了多年的民主教育，有着民主主义的传统。当时农民因不识字而采取数豆子的土办法选出了自己满意的干部。而建国以来50多年文化教育的普及，今天中国农民的文化程度尽管还很低，但已比解放前根据地的农民不知高出多少倍。这又怎么能说因为农民文化水平低就断言他们选不出自己满意的干部来呢？再次，市场经济是民主、平等、法制的孪生兄弟，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由交换，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基础上并有一套游戏规则（法制）才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推进民主与法制的基础，没有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得不到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在农村实行干部民选和村民自治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也是解决现实矛盾的必由之路。
但认识和观点还需要实践的检验。所以我在1987年向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提出并获得赞同的文化扶贫方案中，就有在农村实行民主选举干部这一条。我选择了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大别山区岳西县莲云乡进行这项实验。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于1989年1月17日在该村召开了选举大会，由群众推荐的4名候选人分别上台发表竞选演说。经过两轮选举，一名农民技术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这位民选的村委会主任一上任，就运用自己的农业技术在全村推广杂交稻制种，进行科学种田、修堤造坝、兴修水利，群众皆大欢喜。当年秋天该村农民经济收入就比常年翻了一番，群众说一年抱了一个金娃娃。干群矛盾缓解了，社会比以前更加稳定了。以后该村连续三年换届选举都是我主持的，均获得了圆满成功。1998年我又将这项实验扩大到来安县邵集乡全乡8个村，也同样获得了成功。所有这些村在选举时，群众的参政热情都极高，秩序良好，从未发生人们所顾虑的宗族、宗派把持选举等越轨行为和混乱局面。相反地，民选后的干群关系在许多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可喜变化。邵集乡的刘郢村有口大水塘，民选干部以前，这口大水塘一直是由原任村支部书记承包的，原承包金额一直是每年500元，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但又无能为力。民选干部以后，群众说话了，干部也不敢这样做了，就对这口大水塘进行公开招标。在招标大会上，由原来500元一年的承包金额一下抬到12000元，并且还是由原承包户（即原村党支部书记）承包去了。可见民主选举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的威力有多大！还有一个村的村民患了重病，无钱医治，几乎是束手待毙。而该村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得知后，主动上门，为他贷款治病。这户农民由喜而惊。他们说，像这类事过去连想都未想到。我就询问那位村委会主任（民选前也是村委会主任）过去为什么不这样办呢？他的回答很直爽：“过去我这个主任是乡党委任命的，只要工作中不出大错，同乡里关系搞得好一点，村委会换届时一般还是让我干。现在不同了，三年以后换届时，有许多人同我竞选。如果现在不给老百姓好好办事，他们就不选我。干部的补贴没有了是小事，最重要的是面子难看。”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干部，干部的“乌纱帽”拿在群众手里，真所谓“体制一改，尽得风流”。常言道“牵牛要牵牛鼻子”。解决农村当前许多突出的矛盾，其牛鼻子就是实行民主选举干部，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民主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瘸脚的。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封建主义的尾巴还很长，在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生活习惯了的12亿人口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化，有序比无序损失要小得多，骤然释权，会带来失控。而失控不论对于国家还是人民，都将意味着灾难。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一旦发生混乱，产生拿破仑的土壤远比产生杰弗逊的土壤要深厚得多。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逐步实验、逐步探索、逐步前进。这种实验和探索首先应该是在农村，在基层。在全国农村基层普遍而真正地实行民主选举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就是一个学习民主的大学校，训练民主的大操场。基层民主普遍成功了，然后由村而乡，再由乡上升到县、到省，就可保证在社会稳定有序、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我在10多年来进行的上述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进行村民自治的实验，就是社会科学实验的一个成功事例。而这一事例通过中央和地方各种大众传媒的报道对全国村民自治的推行无疑起到了不可漠视的影响。这同自然科学的某一重大科学实验的成功性质是相同的，其产生的作用也各有千秋。
二、建立文化扶贫实验区
长期以来，人们视贫困为食不裹腹、衣不蔽体、遮不住风雨的物质贫乏状态。极少有人把文化的贫困和落后、信息的封闭划作贫困的范畴，因而所谓贫困指的就是物质贫困，而扶贫就是物质的资助，即送衣、送被、送粮、送钱等等。我国很长一个阶段的扶贫基本上是按这条思路进行的。但实践证明，这种扶贫方式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农户和贫困地区的贫困面貌，相反地，却养成了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惯于伸手向上、无所作为的严重依赖思想。我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发现，凡是生活能够温饱或比较富裕的家庭，其户主都是头脑比较清楚、有一定文化的人；反之，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极贫户，家庭成员中或者有慢性病或残疾人，或者头脑糊涂，没有文化。这一鲜明对照给了我们一个理性的结论，即同处一个村庄，在同样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为什么家庭收入状况会有如此悬殊？其关键是人的素质差别，即人的智力差别。因而我提出文化扶贫的思路，即向这些贫困的人们普及文化，传授适用科技知识，并开拓交通、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变当地的潜在资源为现实财富。这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重要道路。为此，在1987年，我将上述设想向省委作了书面汇报，提出“以文扶贫，综合治理——对一个贫困山乡的综合改革方案”。获得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的赞同后，我即于1988年4月只身来到岳西县莲云乡，蹲点一年，亲自组织文化扶贫的实验。文化扶贫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基地，一个保障”。第一个基地是因陋就简，办一个科技文化阅览室，让那些稍具一点文化程度的农民在这里能学到一些实用的生产科技知识。第二个基地是在全乡交通要道两旁设立35个阅报栏，每天派专人将当天收到的报纸贴上，农民可直接接受到来自各方的信息，使封闭中的农民群众逐步实现人的现代化，农村的各种陈规陋习就会被新鲜、文明的氛围所代替。第三个基地是结合农时季节，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放映农技录相向广大农民传授实用技术。这一招既能让农民立竿见影地将学到的农业技术用之于手中的农活，又能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科学种田的人才。“一个保障”就是实行村民自治，对干部进行民主选举。文化扶贫实验的结果如何呢？就农民收入的层面来看，文化扶贫前一年，即1987年，该乡人均收入是192元，而到1992年时，该乡人均收入达到900多元。就社会精神文明层面来看，自实行文化扶贫以来，这里的打架斗殴等恶性事件减少了许多。更重要*
的是，由于农民从贴报栏和图书室里获得了不少政策法令方面的知识，对干部一惯俯首贴耳的农民开始拿起法律武器进行抗争了。莲云乡的文化扶贫事业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引起了中共安徽省委的重视。1992年，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决定，在全省四个地区推广莲云乡文化扶贫的经验（见1992年5月17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省委决定推广莲云乡经验”，1992年6月30日《光明日报》“辛秋水扶贫摸出新路子——安徽推广农村科技文化实验县试点”）。为此，安徽省财政厅一次性拨款27万元，三年扩大试验结束，肯定了文化扶贫是一条正确的扶贫之路，而且是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新的增长点。原由省委宣传部负责管理的文化扶贫工作移交给安徽省文化厅管理。文化厅将文化扶贫更名为“杜鹃花工程”，并上报国家文化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立项。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和安徽电视台“中国纪录片”栏目对莲云乡文化扶贫分别作了20～30分钟的专题报道。中央和地方报刊也不断进行宣传，我省的文化扶贫影响到全国。中央宣传部在1993年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接着其它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文化扶贫实验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三、探索实验智力与权力相结合，实现“士之志”的通道
中国文化传统以“士当以天下为己任”为美德，文人实现以天下为己任之路，一直被认为只有“学而优则仕”，即自己当官，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平天下以济苍生”；但是否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就是自己不当官，不掌握权力而为当权者提供治国安邦之谋略以实现“士之志”，即深入社会最底层，调查、掌握还未被决策部门所充分重视的情况和问题，进行研究，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进而形成政府部门的重大决策，也就实现了“士之志”。经过50多年的探索实验，特别是近20年的实践，证明我的这一设想和具体操作是成功的。
智力与权力相结合，实现“士之志”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建国前，我在北京中苏友协总会工作时，发现当时友协工作中的组织形式和工作任务相矛盾，产生了一系列尖锐问题，以致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和工作的被动局面，毅然提出取消已成为当时友协工作严重负担的个人会员制（60万会员）的爆炸性建议。该建议虽然受到层层领导（包括当时担任友协总干事钱俊瑞）的批评和反对，但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写成《关于改变当前中苏友协组织形式和中苏友协基本任务的矛盾的建议》，送当时兼友协总会会长的刘少奇同志。三天之内即获少奇同志给我亲笔回信，在信内称：“秋水同志，你的意见基本正确，我已提交中共中央宣传部讨论处理。此致敬礼。刘少奇。”当时的中宣部秘书长熊复同志迅即招我面示，称“这是机关工作的创造性表现”。随即召开中宣部所属单位团员和青年党员大会，由我就此一事件过程向大会作了题为《反对官僚主义，开展机关工作的新局面》的报告。当时，会议由中宣部团委书记冷冰同志主持。不久，中苏友协据此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决定根据少奇同志批准的这个建议，转变友协组织形式，取消60万个人会员，改为由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中央一级组织，加入友协总会为团体会员，从而使友协摆脱了烦琐的组织事务工作。上述文件均刊登于1953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党刊《建设》上。（见《安徽日报》1980年5月17日《少奇同志善于倾听群众呼声》一文）
智力与权力相结合，实现“士之志”的第二个成功案例：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正确方针，特别是由于放宽经济、松开人们多年来被捆绑的手脚，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发育起来。但是，在这种转轨起步之际，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干部以权谋私、以权换钱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我觉察到在放宽经济的同时，如不在党风和法纪方面从严治理，社会主义的车轮就会倾斜。于是我着手进行深入调查，以便收集一些典型案例上报中央，以引起中央的警惕，采取对策。1980年，我到我的家乡嘉山县（现明光市）调查。该县二轻局局长张子斌同志向我汇报说：“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现在我每天都在靠送礼行贿买进难得的原料，也靠送礼行贿打开产品的销路。我知道这同自己的党员身份是背离的，但迫于目前的形势，我又不得不这样做。所以我常说：现在要判我的罪，不用下去调查，就将现在的材料整理一下就行。”我在该局召开了座谈会。与会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反映：目前，社会风气变坏了，送礼行贿成为办事的手段并提供了大量相关事实。我将他们提供的材料整理为一份题为《当前国家干部贪污受贿之风严重》的调查报告，获得了省委领导张劲夫、顾卓新两位同志的高度重视，并把它刊登在安徽省委《调查研究》1981年第12期上。随之，这份报告被送至中央。当时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同志在这份报告上逐页作了批示，并就此给当时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同志作了如下批示：“第一，可否把这个材料登《党纪》刊物，并加按语，要求各级纪委充分重视。第二，是否再作点调查，争取在4月至迟在5月，专门写个通告公开号召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坚决同这股歪风邪气作斗争。”中纪委遵照耀邦同志的批示，除了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增加了反对贪污行贿的内容以外，并将这份调查报告刊登在中纪委机关刊物《党风与党纪》1981年第10期上（《人民日报》又于1981年7月23日转载了我的这份材料，并附《党风与党纪》的编者按），随之又派工作组到安徽、江苏、福建、山东、江西、浙江等华东六省作了调查，完全证实了调查报告中所提到的目前干部贪污、行贿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国务院迅即发出了《关于制止经济流通领域中不正之风的通知》。接着，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在经济流通领域中开展打击严重犯罪活动斗争的决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央作出该项重大决定，除了我这份调查材料外，当然还掌握了其它更多的证据。但是我的报告引起耀邦同志关注，起到了报警作用是事实。
智力与权力相结合，实现“士之志”的第三个成功案例：
1984年春，社会刑事犯罪日趋猖獗，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现象严重。人们思索着如何才能扭转这种治安严重不良的形势和防止青少年犯罪，寻求对策。我就刚刚发生在合肥市长江路、省委北大门附近的两派流氓闹事，当场打死一人，打伤多人一事为线索，到合肥市东城区（工厂区）对两派闹事的主要犯罪分子所在学校、街道、派出所、工厂等有关单位进行深入调查、取证，得出结论是：一是由于这些有关单位对其成员的不轨行为不愿管、不敢管，而负责社会治安的政法部门又打击不力，该判不判或重罪轻判，甚至不判，致使一批犯罪分子又轻易地回到社会上去。一时形成“好人怕坏人，大人怕小孩”的不正常的风气。此风不扭转，社会何从稳定，社会经济何从发展？我认为必须采取“治乱世用重典”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方针。本此思路，我写了一份《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调查与对策》。安徽省省长王郁昭、副省长兼省政法委员会书记程光华都作了重要批示。程光华批示是：“这份调查报告写得很好，所提建议亦可参考，省政法委员会打印50份，由省政法委员会和合肥市政法部门负责同志开会研究讨论。”随之合肥市迅即开展打击刑事犯罪斗争的行动（比全国早三个月）。后来这份材料被转至中央，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将其印刷成册，发给每一位人大常委、作为讨论制定《关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的重要典型参考材料。实现社会稳定就必须在社会上形成正气压倒邪气，坏人坏事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良好风气，就必须采取对刑事犯罪的坚决镇压与综合治理相结合方针。全国人大通过的上述正确决定扭转了当时的社会不稳定局面，为近20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是我的智力与权力相结合试验的成功。
智力与权力相结合，实现“士之志”的第四个成功案例：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出现一片大好景象。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农村中许许多多的新问题涌现在我的面前。为此1984年，我到安徽肥西县农村进行了广泛调查，发现包产到户后，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如包产到户以前，农村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收入低于一般家庭平均收入，而那些自成一户的单身汉由于体力强，无负担，工分收入高，因而生活状况相对较好。但在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土地按人头平分，那些劳动力虽少，老人小孩比较多的家庭由于分到的土地较多，且此时又提倡发家致富，因而这些家庭的收入较以前大大提高；相反，单身汉户只分得一人土地，又无老人和小孩操持副业，因而收入相形见绌。这些单身汉户生活困难，无妻室儿女，对前途悲观失望，兼之一人独居，无人监督，在穷极无奈之时，铤而走险，于是单身汉户的为非作歹之事就日渐增多。根据当时肥西县检察院的统计，单身汉户的犯罪比例很高，逐渐变为农村社会的一股消极力量。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增大了，在婚姻上呈现出梯形流动的倾向，即贫困地区的妇女向富裕地区流动，富裕地区的妇女向城郊流动、城郊妇女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的结果使贫困地区的单身汉户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农村和城市一样也实行一胎化，许多第一胎生了女婴的农户为生男孩往往将女婴溺死，一时间农村儿童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预期农村未来的单身汉户将愈来愈多。有鉴于此问题的严重性，我向中央提出决策性意见：一是根据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实际状况，须对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作适当调整，二是对农村单身汉户的生活和劳动要给予特别关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对我的材料《农民单身汉户问题值得重视》作了重要的批示，并指示新华社总编辑穆青同志给我复信。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573期、《中国农民报》1984年11月1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文摘报》以及《安徽日报》等14家报刊都分别作了转载。上海《社会》在刊登本文时，加了重要编者按，内称“辛秋水《单身汉户问题》一文使得我们社会学的家庭理论具体地得到发展。”《中国农民报》以头版全版篇幅刊登了本文的全文，加了重要编者按，内称“辛秋水同志提出的建议是可行的。我们希望各地、县、乡、村各级党政部门、群众团体，采取切实措施，关怀‘单身汉户’，帮助他们树立前途无限美好的信心；同时，因地因人制宜*
，帮助引导‘单身汉户’学习各种生产技术，从事经济收入较高的劳动，以便于他们尽快成家立业，过上幸福的日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11月2日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本文的重要摘要。万里同志对此作的批示是：“此件请润生同志阅处，所提意见大体可以，但不知此现象是否普遍存在，请查一下。如相当普遍即可将此问题发一通知，以引起全国注意。”同年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本文作为主要参考文件发给与会代表。全国各级农村工作部门据此都对所在地区农村的“单身汉户”问题作了相应部署，从而，使我关于对这一问题调查研究形成的决策意见通过权力部门得到了落实。这是智力与权力相结合以实现“士之志”的又一成功事例。
实践检验出一切属于真理的东西，实践也检验出一切属于谬误的东西。离开实践就失去了我们认识的源泉，离开实践也不存在一切是非标准的判断。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运动就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本文所叙述的我在社会科学中的实验，首先证明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可以实验的。同时，我所实验的这几个具体问题还都在其各自的领域中产生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证明了我国在进行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即逐步地发扬民主，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范围，实行民主政治的突破点选择在农村，选择在农村基层，由此向上延伸，循序渐进，保证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同步协调进行的途径是可行的。
证明了扶贫要从根本上扶贫，在贫困地区广泛地发展文化教育，输入信息，走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文化扶贫之路，是扶贫的根本之路。这种扶贫方式不仅可以暂时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而且还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证明了知识分子实现“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在“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及时发现新动态、新问题、新过程，将所得的理性思路甚至进行微观的实验，扩大影响，取得效果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决策部门的认可使之变成决策和政令，得到智力与权力的结合而实现“士之志”的思路是可行的。
客观世界发展的无限性与我们认识的相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运用科学实验逐步地加以解决，无疑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在积极推进改革事业的今天，我们各项事业都面临着许多未知数，用邓小平同志的话就是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因而大力提倡社会科学的实验，应该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作者介绍：辛秋水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邮政编码：2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