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籍的世界
生活于16世纪的唐顺之(1507-1560)曾叙述道：“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①这里，唐顺之道明了书籍既是普遍存在的又是短暂易逝的。他嘲笑了这些新贵和暴发户身上的虚荣——这些人出版自己作品的渴望忽然变得现实了。
唐顺之沮丧的观察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社会阶层。他刚好生活在晚明出版业的繁荣势头呈现之时，他的话也反映了对无处不在的变化的清醒认识。唐提醒我们，印刷出来的文字拥有象征权力，即使对那些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都不太高的人也是如此。在他的世界里，书籍有多种功用，是承载知识的物件、供研习的版本，是在商业交易中被买卖的商品。抑有进者，书籍具有社会和文化的意义，这一意义或通过人们拙劣的模仿折射出来，或是在人们对声望的追求中展现出来。
“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这一术语涵盖了更为宽泛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原始资料除了书籍以外，还包括如单张印刷品、新闻报刊和插图等。研究对象是围绕着印刷品的生产与消费展开（或受其影响）的文化实践的整个内容③。研究课题涵盖了身份(Identity)、社会角色、阶层差别和阅读的历史等。印刷文化的概念如此广泛，以至于几乎取代了文化史，因为很难想象一种不包含这些内容的文化领域。
近来有关中国出版历史的研究层出不穷，呈现出超越国界的景象，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都对这个领域抱有极大兴趣。然而，学者群体之间的互动并不均衡，美国与日本学者之间的学术亲缘关系十分明显。例如，大木康和井上进(Inoue Susumu)两位学者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巨大，本文也将详细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书籍史的中文成果则关注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自身和他们的外国同行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本土的书籍史研究是特色鲜明的传统书目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传统长期以来注重于目录编纂、版本研究、训诂学、印刷技术史、书籍收藏和校勘等领域④。很大程度上，美国学者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利用中文学界的出版成果，他们叹为观止于参考书目的精深，将其当作航行于浩瀚史料之海的指南。正是出于实用主义目的，20世纪早期出版的叶德辉的作品⑤，以及张秀民的研究成果，都被广泛引用⑥。不过，有迹象表明大洋两岸之间的学术契合正在出现，双方（因不同的原因）对地方与区域出版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交流与对话正在开展，新的参考工具和目录也得到共享。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以外的学者已经自觉摆脱了对版本和技术史的研究，那些过分强调古籍善本与早于古腾堡四个世纪发明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方法，都遭到摒弃⑦。相应的，他们自觉在相关的广阔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理解中国书籍，同时亦主张重视出版实践。他们声称，因为成本低和普及广，雕版印刷更为重要，特别当和相对昂贵且利用较少的活字印刷术相比时，更是如此⑧。其他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世纪以来手稿与印刷书籍同时存在，事实上，直到20世纪，手稿也一直是一种文本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媒介⑨。他们集中关注于普通版本而不是收藏家们的珍藏，有意提醒大家注意以前所忽视的时段、类型与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⑩。多数学者强调商业出版，这最能贴切地反映出“交流循环”现象，但同时忽略了两种在中国较重要的出版模式——官方和家族的生产(11)。学术界的这种趋势倾向于忽略非商业的书籍流通，比如礼物馈赠等，并遮蔽掉大量由官府及个人等通过官方渠道资助的以提高学术声望的荣誉性出版活动(12)。
从方法论角度讲，中国书籍史研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书籍史研究有密切关联，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印刷语言(printed word)的比较对话中，中国书籍的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边缘位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亚洲出版商们印行的书籍卷帙浩繁，但是中国——事实上，通常来讲是东亚——在绝大多数有关书籍的世界历史著作中，仅仅出现在脚注之中(13)。1996年《中华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推出专刊，标志中国出版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初次登场，研究法国书籍史的著名学者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撰写了导言(14)。尽管如此，其后出版的新的有关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研究，可能因为面世时间尚短，还未对整个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欧洲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里依然突出。面对以国界与语言划分的文化范畴和研究领域，这条变化中的书籍史研究的启发性途径似乎突然黯然失色，丧失了活力(15)。事实上，尽管学者们已经融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但是大多数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出版文化的西方及日本学者，仍明确追求将中国书籍的历史书写成一种社会和文化产品，或一种政治力量，或是一系列地方化了的阅读实践，从而使柯文(Paul A. Cohen)在198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得以不朽(16)。
本研究综述将关注于过去十五年来在海外出版的中国书籍史及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尽管本文涉及的许多专著和论文都展现出比较研究的趋势，在亚洲与世界背景下考察中国书籍的地位，也是个诱人的题目，但是目前尚无法实现。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考察传统的关于中国出版史的时期划分。书籍在历史时期中的“位置”(place)是产生学术争论的根源，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也许能促使我们质疑当下通行的时代划分。第二，地方性研究已成了书籍史中成果卓著的领域。将文化和物质生产安置于特定的空间语境中，这样的研究使得我们能从书籍流通的视角去考虑区间贸易网络、商业和交通运输状况。第三部分则重新考察书籍在中国历史中的社会地位：最基本的问题是，关于书籍生产者（包括作者与出版者）和消费者的社会位置(social place)，我们都知道多少？书籍怎么样流通？预期的及实际的读者怎样得到书籍？第四，书籍是变革的动力，它影响到文人身份以及性别角色的定义，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体现，晚明尤甚，本文将讨论此间书籍的活动舞台。最后，文章将评价已有成果中对政治权威和印刷之间关系的研究。
二时间中的书籍
无论他们是在相对广阔的长时段历史趋势中阅读书籍史（如井上进，周绍明，贾晋珠），还是识别地方瞬间出现的巨大变革（如周启荣，大木康，Susan Cherniak），学者们笔下的中国书籍史和印刷史发展轨迹与商业关系、文化、政治、思想和印刷语言的发展紧密相关。一个因果问题似乎呈现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可能这个问题最终没有办法回答：书籍是历史变革得以实现的推手么？或者说书籍可否标志时代的变迁？具体言之，学者们已经提出许多问题，印刷术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印刷的书籍到底什么时候取代了手稿成为主要的文本媒介？如果朝代究其根本是一种政治建构，它能成为划分出版史研究时段的有效单位吗？一些有关历史编年和开端的问题，虽简单但不断引发争议，这些能为我们探讨中国出版史研究中关注的国家与社会、精英和大众（顺便提及，还有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互动等问题提供什么答案吗？我们应该在一种一元化的“帝国晚期”话语下讨论出版问题吗？就像包筠雅提醒我们的那样，“在这个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起步时期，明清晚期看似一个连贯的统一体，不过未来更加细致的研究可能会显示出打破这样一个四世纪漫长时段的需要，取而代之以更短的时段划分”(17)。最近的研究成果不断提及有关出版史年代系谱与时期划分的问题，现在就让我们对此加以考察。
日本学者井上进考察了长时段中的中国出版史，他的著作《中国出版文化史》(Chugoku shuppan bunka shi)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在这部至少名义上是关于出版文化的著作里，井上进的研究起于书籍诞生的战国时代——这要比印刷术的出现要早上几百年，止于辉煌的（至少从书籍消费的观点来看是如此）明代最后数十年(18)。在这一过程中，井上进揭示出书籍文化一方面逐渐向社会下层扩散，另一方面从帝国中心向外围扩展，他详细阐述了政治发展与书籍文化的繁荣和局限之间的关系。
不断扩张的社会精英阶层阅读、收藏、购买书籍，通过在长时段背景下考察这种书籍文化——特别是书籍的消费，井上进展示了国家集权与书籍以及它们的消费者之间那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此处，书籍突出体现了朝廷和居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之间的微妙互动，这些精英的组成与身份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也发生着变化。这个主题贯穿于井上进的研究，他认为16世纪后半叶雕版印刷品之取代手稿，并不是因为印刷技术的进步，而是因为知识阶层、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井上进承认在南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印刷繁荣，也认定有明一代代表了中国出版文化的顶峰；虽然没有提供证据，他还假定清代的中国进入了文化上的禁锢时代，这一点通过政治集权主义、文字狱和官方限定的印刷品交易场所等体现出来(19)。
关于早期的印刷史，井上进和其他学者，包括周绍明，都强调了印刷书籍发展迟缓，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与手稿共存这一现象。例如，他们都留心到，尽管制作印刷书的雕版印刷术可能在唐朝就已经发明了，但还是要花几个世纪的时间来达到对手稿的绝对优势地位，这一转折直到16世纪才完成(20)。印刷术最初被用来出版佛教经籍，可能要到9世纪，印刷术才被用来印行皇历、年历、解梦册子、算命指南等材料，那些能识文断字、又进取有为的行家里手在宗教和其他活动中广泛地使用了这些印刷材料(21)。
从这些实用的起源开始，印刷术逐渐趋于中心地位，并被唐宋转型时期处于上升阶段的科举考试体制所利用，变成了一种有力量、有地位的事物(22)。在北宋时期，官府刻印书籍的工作先是激发、继而回应了迅速扩张的民间出版宗教、学术和商业书籍的趋势，最终这两种出版事业并行不悖。这种进程在南宋时期加速发展并不断强化(23)。结果，在诸如建阳、杭州、成都和开封这样的出版中心，由官府、学术和商业资助，印行了数量空前、且质量上乘的书籍，种类繁多，有诗集、医书、科举考试参考书、方志、纸币、进士题名录、契约样本、宗教宝卷和符咒、邸报等(24)。
对晚明出版尤为关注的学者们，包括井上进、大木康、周启荣和周绍明等人，挑起子一场关于应如何认识宋代出版业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他们声称晚明出版业的发展是非凡和空前的。这些学者还挑战以前的、尤其为中国藏书家和目录学者、书史学家们大力推崇的观点，即基于印刷精美水准、存世善本数量，以及此时出版领域的空前发展，突出宋代是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对上述中国同行的观点，美国与日本的学者们报以怀疑的目光，他们认为在宋代，书籍并非唾手可得。其观点来源于轶闻中所强调的事实，即想买书的人买不到书，藏书规模相对较小，以及书店数量看似稀少等，这种现象持续到宋朝的最后几十年(25)。与之相对比，晚明出版物不仅在数量和范围、潜在市场的规模、藏书的规模等方面超越宋朝，并且还有出版物中所展现的那种空前的（且是无与伦比的）对通俗、异类和充满情欲的题材的热衷。作为回应，研究南宋末年思想和出版史的学者们提醒我们去注意12、13世纪商业出版繁荣时期出现的类似发展。例如，贾晋珠就批评了“那些相信空前的爆炸性发展开始于16世纪中期的明代的学者”(26)。她认为，有意义的对比是在北宋和南宋之间，当然，在缺乏佐证材料的情况下，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还是存在问题的。
虽然宋明之间的时段总体上被描绘为“历史图景中的黑洞”(27)，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印刷业在蒙古人统治下繁荣发展(28)。这与其他研究一道，修正了先前那种强调元朝统治摧残中国文化的看法(29)。贾晋珠在对福建建阳旨在营利的私人出版商的细致研究中，具体体现了上述对元代出版业的重新评价。她在摆脱从普通的王朝更替的历史维度考察出版史的视角后，转而从书籍本身着眼。由此，贾晋珠坚持认为元代科举制度的衰落也许只是减少了商业出版的一个刺激因素，但这并没有导致建阳书业的全面萎缩。事实上，她注意到在元代建阳书业继续发展它们的业务。其有利条件是书院资助新的为研究儒家经典而编纂的启蒙读物，出版商印行了越来越多的医药书、工具书、字典和通俗作品(30)。在这个基础上，贾认为宋代出现的出版商业化、大众化的趋势在元朝依然存在，建阳出版业只是在明代早期才进入一个衰落期。她因此将宋和元，特别是南宋与元，看作是一个和明代早期不同的独立时段。
就书籍本身而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明代早期是处在两个相对商业化发展时期中间的低潮阶段，或者，就像井上进所说，明代早期是一个书籍“贫乏”的时代(31)。从这个角度看，出版史的谱系与经济起伏和商业兴衰息息相关。因而，同一个朝代中的地区差异要比朝代间的差异更有意义。此外，这再一次说明学术界讨论过的宋明两朝哪一个是中国印刷史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是多么不妥当。
长久以来，学者们注意到印刷史上主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6世纪中叶，也就是明朝后期(32)。商业发展、技术改进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相结合，使得印刷出来的书籍成为价格低廉的普通媒介，生产与消费高速进行，书籍种类繁多，读者群逐渐发展到社会各个阶层(33)。凡是能想象得到的对书籍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出版业的中心地区，例如杭州、苏州、南京、建阳和徽州（安徽）等地，都印刷并销售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包括尺牍手册、宗教小册子、日用类书、交通指南、绣像小说、剧本、绘画入门读物、字帖、拓片（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和色情小说等(34)。作者和出版商们通过前言、插图、点评等渠道吸引读者，既能促销图书，还向读者推荐了撰写和出版这些图书的个人。他们还利用雕版印刷的灵活性，对书籍版式进行改良试验：书籍彩色套印中的正文里填充着多样的批注，行间批注，页边注，独立成册的图录，各种插图，或同一页内文图并茂。同样的内容出现在不同类型的书籍里：一段来自日用类书的素材也许被转印到小说里，以达到喜剧性、讽刺性或是颠覆性的效果(35)。五花八门的书籍市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记。
对于一些学者来讲，17世纪中叶的王朝鼎革似乎将明代出版业摧毁殆尽，这标志着中国晚明象征的早期现代性的“失败”。对长时段趋势感兴趣的学者（例如井上进）支持这个观点，一些专注于晚明历史研究的专家也强调了同样的看法。例如，周启荣提出了早期现代“文学公共领域”的说法，在这个领域内，以重释经典为特点，不同的观点和论争占据着书籍出版，这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并不长久，周启荣的研究也戛然而止(36)。这些对晚明种种历史可能和最终失败的描述，反映了清初历史记载中有关明朝腐朽灭亡的看法依然影响深远。但是这个令人沮丧的历史描述是正确的吗？因为没有将出版史和“文学公共领域”的研究延伸到清朝，所以学者们没能舍弃那些关于明朝及其历史性失败的论点，同我们的希望相反，这些陈词滥调还维持着最后一线生机。
三地域性问题
地域性问题在晚期中华帝国出版文化的研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在这一部分里，“地域”(place)将被具体阐释为一个较大的自然或者行政区域单位，当然，像我们后面将看到的那样，社会地位的问题也令学者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至少自1980年代以来，地方史研究在中国研究中地位日益上升，通过考察由地域限定的研究主题，学者们对印刷文化领域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个趋势(45)。作为学者们注重研究地域特殊性的结果，我们得以考察以下问题：如文化和商业之间的结合，出版机构的地方分支和组织方式，地域与血缘身份（在出版物中）的建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技术和资源的流通。就整个中国而言，出版史研究的地域分布不均，史料保存参差不齐是部分原因。由于与书籍有关的事迹与材料分布相对集中于江南，出版史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这个地区，这同其他研究领域类似。大木康有关晚明江南出版的研究，在英语学者圈里被频繁的引证，它可以被当作研究江南这个地位突出但地理划分上并不明确的地域的典范。两位学者对福建的印刷中心有着更深入透彻的研究：即贾晋珠对重要的商业印刷中心建阳的研究，以及包筠雅对另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城镇——四堡的研究。贾对晚明的江南城市南京的商业印刷也有过研究(46)。这些研究典型地反映了地方感如何能够作用于出版文化研究之中，以及地方出版史研究中运用的方法与史料。
在一系列文章和最近出版的书里面，包筠雅向我们介绍了四堡这样一个位于福建西部农村的地方。四堡处于边远地区，距离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和帝国首都北京都很遥远。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有很多书籍的地方。此地印刷装订的书籍谈不上精美上乘，但也不是个声名狼藉的专产次品的地方（与建阳不同）。它的产量还引不起人们的注意，鲜有来自藏书家或官方的褒贬。但包筠雅认为，书籍造就了这个地方。当本地的人家开始利用易得的原材料印刷书籍的时候，他们有了发财致富的办法，即使地处偏僻，四堡地区也融入了一个更广大地域中的商业网络(47)。按照包筠雅的说法，四堡出版业在18、19世纪里一直繁荣，直到20世纪初期才衰落下去，因为此时引进了外国技术，印刷业更集中于像上海这样的商业资本优化组合的大都市。
作为地方出版史，包筠雅的工作具有先驱意义，既因为她聚焦于清代后半叶，也因为她对原始资料的创新性利用——主要是对家谱及地方志的利用，还有实地调查和对版本的仔细考察。家族出版的记忆在四堡延续着，包筠雅充分利用了这种资源，她走访了出版商的后裔，考察现存的住宅与作坊，实地研究当地印刷的书籍(48)。她对地方变化和文化融合动力来源的研究与观点也有创新意义。四堡所代表的那种地方特点决定了包筠雅的研究。地处南方，宗族组织活跃完善，拥有相对富裕的自然资源，四堡是一种区域类型的象征。事实上，包筠雅也在总体上将它与其他相似的边远地区的印刷业作了比较。虽然地狭偏僻，四堡代表着清代书籍渗透地方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作为一个区域商业网络中的节点，四堡也促进了更遥远的如云南和贵州这样的边疆省份融入书籍市场。
贾晋珠突出强调了在跨越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地方出版业的传承与变化。她的专著《印刷牟利：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出版商》(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17 Centuries)，着眼于现在中国版图内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偏僻角落。现实地位掩盖了它曾经作为商业出版者中心的历史。贾提出了关于地域和出版的问题：为什么是在建阳？为什么历时如此久远？声名狼藉的赝品能否代表这个地方书籍输出的特点？(49)我们对建阳的出版商到底了解多少？为了探寻这些问题，贾晋珠建立了详尽的数据库，包含了已知的2000本建阳出版的书籍信息，并走访了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以便进一步研究。这些书籍在这项研究中构成了主要的资料。贾剖析它们的结构并挖掘它们的书籍装帧艺术(50)，从而让书籍自己来说话，不加引申和理论放大。贾晋珠还认为，这些书籍不仅仅讲述自身的历史，还隐含着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的信息。贾晋珠鼓励我们将建阳看作江南的延伸，尽管地处福建，这个地方深深的融入了江南地域的经济圈。建阳出版业随着清朝的征服而崩溃，到了18世纪早期的时候，建阳已经变得隔绝和停滞不前，与以前的市场割裂，没有什么可供销售的书籍了(51)。
贾晋珠对这个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实证性质的。她对资料数据和书籍版本有非凡的驾驭能力。通过她的眼睛我们了解了建阳：地方状况、出版的书籍，以及地方和书籍在时代中如何演变。如果资料不够确凿，她并不妄加推测，透过她的研究，我们还能更多地了解到建阳出版机构的实际面貌：如何雇用和组织劳力？书籍销售是否一定在店铺内进行？印刷业的运转规模有多大？出版商怎么获取资本？维持生意需要多少资金？(52)关于出版商，我们只能了解到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通过族谱和地方志中精简的传记，以及贾晋珠通过“书籍装帧”在字里行间分析出来的各种线索。由于关于出版商——他们毕竟是出版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的主要活动大部分仍是晦暗不清的，我们只能了解抽象的历史活动参与者和间接的声音，研究地方、市场、印刷以及书籍本身。从书籍出发，我们思考时代与商业循环的关系。从建阳出发，我们考虑它在更大商业网络中的位置，并被吸引去冒险将之与整体的中国作对比。
在她的文章《三山街：明代南京的出版商》(Of Three Mountains Stree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Ming Nanjing)里，贾晋珠提醒我们南京和建阳一样，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出版中心之一。进而，两个地方都根植于商业网络之中，这个网络遍及江南内外(53)。南京是帝国的辅京，无可置疑的是中心地域。而建阳，正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资源丰富的边远村落。采用和她在研究建阳时一样的方法，贾晋珠希望在二者间进行有意义的对比。此处的贡献再一次是实证性的，她汇编了一系列资料，梳理了数据，然后考察了隐藏的线索。这篇文章再次像专论一样，证据十分扎实，结论则很谨慎。文中贾晋珠先给我们介绍她选定的地点及出版商。她发现从版式装帧显示出的历史发展大势上看，南京和建阳大致相当，只是前者在明朝早期的经济消沉显得更严重一些，因而与晚明那种多少是被文人兴趣所激发的繁荣景象相比，对照更为鲜明。她还进一步注意到，与建阳不同，南京看来只生产质量上乘的书籍，人们不禁想知道那些廉价的出版物都跑到哪里去了。或许廉价出版物已不存世，或许它们从没有被标明产自南京，这样即便留存至今，也是隐秘的，和声名狼藉的建阳次品不同(54)。像她的专著一样，贾晋珠做结论时建议做更进一步研究。她期望更多像她自己一样的实证研究，并认为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书籍贸易的机制和网点关联的历史，这样才能得出任何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在这里，同她对建阳的研究一样，地方概念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尽管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区域特殊性并不是大木康的主要关注点，但是他将出版文化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空间结构内进行研究。他最近的著作《晚明江南的出版文化》(Min matsu Konan no shuppan bunka)，是他早期论文的汇编。在此书中，因为晚明的江南拥有最先进的出版文化，所以这里不可避免地成为关注的中心，他在研究中最感兴趣的是冯梦龙、陈继儒和董其昌等在这一领域内颇为活跃的人物(55)。但是“江南”是哪里？大木康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事实上，江南已经成为我们所知的中华帝国晚期一个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以至明确的定义看来是不必要的。“江南”就是江南，它的地理参数几乎没多大关系(56)。我们知道他说的地方是什么和在哪里，因为我们已经阅读过它：江南，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化的和自信地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区域，关于它的记载，出现在金陵士大夫的漫谈随笔里，在冯梦龙编纂和出版的话本民歌集中，在清初张岱与余怀的怀旧作品中(57)。
大木康利用的资料翔实：有对印刷品价格的观察，有从图书馆目录的参考书目中收集的大量书籍名录，还有从晚明作品集和笔记中摘录的许多生动的奇闻轶事(58)。利用这些材料，大木康突出了与书籍相关的历史事件是如何改变士大夫社会和塑造士大夫文化的。他认同李贽的观点，即随着书籍循环流通，作者成为一方名流。他描述了士大夫社会是如何利用出版印刷使得社会推崇文人和自身观点的。他的研究还揭示了清军征伐的消息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文本体裁在江南传播的。在此基础上，大木康论述了信息、情感和声望在印刷品中的循环流通，为在晚明时期构建一个“早期大众信息社会”作出了贡献，这种发展被他含蓄地置于一个特殊地区之内(59)。在标题中涉及地点的做法有效地提醒读者不要将江南经验适用于整个中国；了解晚明出版的全貌需要更广阔的空间范围。
在前述的每一个例子里，无论学者是否明确提出，地域和当地印刷的书籍都是相辅相成的。在对中国出版文化的地域性研究中，我们看到出版商们如何将地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以及原材料转化成资本，用于出版，从中牟利；还有陈继儒和冯梦龙这样的城市文人，他们不仅是名扬四方的文化出版策划人，还借出售这种声望来牟利。我们也看到，作为现象而不是单纯的技术，出版活动能够塑造周围的环境，比如提高当地的声望、催生士大夫群体、繁荣家族经营的出版事业，以及扩展信息和商业网络。此外，这些研究还展现了推动中国出版繁荣的一系列有利环境，比如轻便的雕版印刷术促进了出版的地域多样性，城市和边远地区的不同消费群体对书籍的不同需求等。在许多例子中，生产书籍的地域影响了出版商对书籍内容和印刷质量的考虑，决定了有关书籍流通的销售网络。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市还是边远地区，印刷场所成为大环境中多种因素的交汇点，昭示了市场驱动下的盛衰节奏。
四潜在的读者
当许多学者从生产者的角度研究晚明出版繁荣的时候，其他人开始从消费层面来考察明代社会中书籍的“社会位置”(60)。读者，特别是非精英阶层的普通读者，没有留下姓名，关于他们和书籍的接触情况也没留下多少历史纪录。因此，那些对书籍消费感兴趣的人就不能直接进入这些问题，只能尽力在书籍生产者的言行里寻找关于读者的信息。
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对书籍消费情况感兴趣的学者们关注于识字水平的问题，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比如在中华帝国晚期读者的数量是多少，以及如何确定他们的识字水平等(61)。现在学者们回避了那些悬而未决的关乎数字的问题，提出了其他疑问，比如通过考察序言、点评和其他相关文字中修辞方式的变化，能否探寻出读者群体的变化？读者的情况是否能够通过对生产者关于墨水、纸张质量，以及页面上文字排列方式的决策加以研究而得以呈现？通过探索这些问题，学者们试着梳理读者身份这样复杂难解的问题，而且更进一步，探索书籍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或印刷和口头传统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消费者描写为“阅读的公众”、“潜在的读者”，或是“理论上的读者”，突出了间接推论上的读者群和那些虽然难以捉摸却实际存在的真正接触到了书籍的群体之间的区别(62)。
最近有三篇文章探讨读者的问题，它们通过研究书籍生产（或是书籍本身）得出的证据，提出了一些有关书籍消费的观点(63)。马兰安(Anne K. McLaren)的论文《建构中国晚明时期新的阅读公众》(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中，她试图将出版商用来概念化他们想象中的读者的言辞和快速增长、日益多元的实际读者群体进行比较对照。与此相对，在何古理(Robert E. Hegel)的论文《明清小说的特定销售》(Niche Marketing for Late Imperial Fiction)中，他通过研究书籍本身质量的变化来突出中华帝国晚期消费小说的“阅读大众”的范围。最后，在包筠雅的文章《阅读19世纪的畅销书：四堡的商业出版》(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Sibao)一文中，她综合运用了这两种方法，来讨论几乎两个世纪后商业出版和文化融合之间的关系。
马兰安论述道，16世纪晚期出版繁荣的显著标志是一种新的意识，即阅读并不是学者的专有特权。她指出这个时期写序的作者们和点评之人频繁使用诸如“四民阶层”(the people of the four classes)、“天下之人”(all the people of the empire)这样的词语，这也许就是对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和由不同阶层组成的阅读公众群的回应。当话本和口头表演的传统被带入印刷世界，出版商们使用两种策略来销售这些新的出版物。首先，他们瞄准新的读者群体；其次，传统书籍消费群体是士大夫和附庸风雅的阶层，出版商要在他们面前为新的出版物正名，以前这些书籍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可是现在要赋予它们一部分正当地位(64)。马兰安指出了在序言与点评里发现的一些用语上的变化：从15世纪那种由读书藏书之人构成的狭小范围，扩展到了更大众化的社会层面之上，包括“天下之人”、“各业之民”和“无知村氓”。
马兰安热心于透过修辞用语来研究社会图景，但如“四民阶层”这样的术语有多少实际的社会意义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社会精英们表面上宣称书籍是销售给“无知村氓”，但实际上还是要卖给本阶层？有些书籍销售对象是无知小民，但是，难道阅读这类书籍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证据吗？还有，如果书籍能够卖给普通百姓，那么它们是否也能卖给那些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晚明时期，无论是日常的、大众的、虚构的、女性的读物，都可以在一些知识圈内找到积极的评价。关于这样的情景，有些可以在马兰安的文字中读到：比如她探讨了袁宏道(1568-1610)是如何运用生动的大众小说来衬托讨论枯燥的经典和历史著作的内容，同样的内容还出现在她对文学建构女性读者问题的漫谈上(65)。诸如“大众文本”和“通俗读本”的提法也可能只是一些文人群体在写作过程中一种打比方的说法，没有实际意义。那些“四民皆宜”的提法只是反映了出版商和那些写前言的人的一种兴趣，他们要向那些设想中的图书购买者表明图书中真实地反映了世人生活，如此而已，并不是真的要将书卖给天下大众。
与此相对，在研究潜在的读者问题上，何古理(Robert E. Hegel)采用了更为实际的办法。研究范围限定在出版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集之内，他将书籍的自然品质看做一种呈现消费者所具有的社会位置的标志。何古理因而得出了简要直接的论点：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买小说时，要的是附有精美插图的品质上乘的版本；不太富裕、经济条件一般的读者也购买小说，但版本就次一些了。书籍种类多样，可以适应各类市场需求。他引证了常被引用的晚明作家和藏书家胡应麟(1551-1602)的例子，胡观察到书价也许随着具体版本插图的尺寸、品质和容量的不同而变化。在此基础上，根据他所考察书籍的品质，何古理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类型概念：质量上乘、价格昂贵的版本对高端的市场有吸引力，反之，质量低劣的版本定位于低端的市场。对于他的模型，何古理有效地提出了两个调节因素：区域和时间。他注意到在晚明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如苏州和南京等地，生产了特别精美的版本，针对高端市场，其中有些还附有彩色插图(66)。他进一步论述道，在17世纪，小说市场包含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读者，其中也包括富裕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事实上，当时定居在江南地区的知名文人，经常留名于小说，这可能是他们故意所为，也可能是出版商所为，希图借用名人的威望(67)。这种风气跨越明清易代时期，在清朝征服后的至少最初十年上乘的版本依然在生产。有趣的是，通常情况下廉价的版本亦与质量上乘的版本同时在市场上流通，这暗示了小说消费者的广泛性。改朝换代之后，白话小说的商业出版市场看来立即滑向低端。市场显然向社会下层扩展，在此同时文人消费者们明显停止购买和生产那些印刷精良的小说，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更喜欢阅读感觉舒适的小说抄本(68)。
何古理研究中的时间和空间线索是否交叉？我们能否将小说市场中的变化解读为文化权威所在地的转移，即从长江三角洲的文人社会转移到北方的满清朝廷，是否能将其解读为与地域变迁相伴随的两地知识分子品味转化的一部分？何古理关于白话小说的探讨是否符合其他文学类型的演变趋势？何古理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明清易代之际白话小说地位的变化，他论述道，书籍本身外观的根本转换反映了这些趋势，如版面变小、每页字数增加等。闻名遐迩和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均被印成小巧的版本，虽然不太易读，但更轻巧，我们不大可能了解读者对这些版本的小说作何回应。何古理有效地推测，19世纪传入的石印技术仅是加剧了明代已经开始的趋势，包括文本的浓缩和书籍市场的分化(69)。更便宜的书籍、眼镜以及其后的工业化，有助于弥补书籍因印刷装帧质量下降所造成的损失吗？更意味深长的是，在通常被称为“中华帝国晚期”的时段里，何古理对书籍和书籍消费者的研究能否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文化变迁？何古理的工作强调了研究18世纪出版文化的必要，以及要更多以书籍文化而非朝代更替为线索，探索其中不断展现出的变化。
在包筠雅的文章中，她既关注文献本身也包括文献中的语言，从而研究福建西部一个地区性印刷中心的出版抉择。她利用的资料包括书籍外观、族谱，她自己的田野调查，以及在出版者们的序言和注释里呈现的各种言词。她认为市场决定出版决策：出版商印刷他们认为卖得出去的书。四堡的出版商们主要印刷出版科举考试参考书、蒙学读物和经典著作等，也有各种实用手册、各类参考读物、历书、歌谣集和小说等。当地人是图书的主要消费群体，蒙学读物广受关注。包筠雅指出在这个相对偏僻的地区，藏书多少对科举考试成功与否微不足道，但是拥有书籍也起着与正统文化规范间的象征性联系作用。甚至四堡再版的各种《四书》中的训诂内容也非常一致，几乎没有明显的争论或异议(70)。她推断，市场竞争导致了清代边远地区印刷中心保守的生产决策。作为结果，四堡出版的书籍名录事实上几乎与其他印刷出版中心的完全一样，19世纪中国的畅销书单证明了跨越时空的高层次同质性和文化融合(71)。
尽管包筠雅的研究揭示了出版消费的一致和整合，她追求的是出版史中的多样性与矛盾关系，加上读者的因素，以此超越出版市场中呈现的保守性。哲学诠释和正统保持一致，这是不错，但更常见的是这些书籍被赋予不同的教学功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标题可能大致相同，但是或许每一个读者接触文本的经历不同，我们也不应该假定同样的书籍对不同的读者作用一样或读者反应相同。和她自己的证据稍微有些不一致，包筠雅强调市场所造成的稳定性和同质性也许“在效果方面是表面的”，“要承认大量书籍明显有自我伪饰成多数的经验以掩盖其内在的不同诠释”(72)。在早期，同样的证据也许被用来论证令人生厌的文化霸权。现在相反，个人阅读经验难以被了解且不易捉摸的读者，进入了书店，各取所需。因此，从有限的畅销书目上“窃取的”信息是局部的、零星的和缺乏代表性的(73)。对包筠雅来说，读者无论是在出版商想象之中还是成为实际的消费者，在书籍市场中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时其至少在不同的暧昧图景中再次提出了彩色染印法的可能性。
五性别、文人身份和印刷文字
印刷、商业化和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近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性别和士大夫身份在相关研究论著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通过出版商的介入，女性作家和士大夫的形象在晚明获得新的流传，这些出版商们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我描绘成奇人逸士以拔高自己。例如，几位学者已经指出，晚明出版商余象斗在他出版的众多书籍中收录了他自己的画像，一派君子模样置身于和身份相配的背景之中，而其实这些书不过是针对一般读者的。尽管学者、出版商和女性作家的形象被日益规范以供消费，但是他们的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印刷出版提高了个人声望并改变了某些细节。在明末读者学习怎样写信、赋诗、出行，或者只是为了要使自己举止更像个读书人的时候，出版物中一些无法形容的特质，比如真实性和情感，就变得越发重要，成为身份差异的标志。我们对清代出版物与身份之间关系的理解，无论是在性别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仍然没有多少进展。
马兰安提醒我们，在中国，写作被认为是男性的职业，甚至是作为男性身体的延伸。作家们形容自己是在“笔耕”，强调干农活与写作之间的对等关系。香艳诗画中用画笔隐喻男性身体，以强调建构起来的（作品中）男女主角的角色。关于想象的社会性别角色和从（书写的）文本到（印刷的）文本之间的过渡，以及这二者间的联系，马兰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其他的学者，如高彦颐(Dorothy Ko)、魏爱莲(Ellen Widmer)和柯丽德(Carlitz Katherine)更广泛地探讨了（商业）出版和社会身份变迁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印刷出版使得“妇女”、“作家”、“读者”，甚至“学者”、“江南”和“出版者”等等变得能够被买卖，从而动摇了这些类别之间的差别。
在高彦颐关于17世纪妇女和写作文化之间的开创性研究——《闺塾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和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中，她特别强调了印刷文字与女性读者和作者诞生之间的联结，此二者都处于明末江南商业化环境之中(74)。高彦颐吸收了井上进和大木康早期作品中的观点，声称“出版经济和知识文化中的一场革命”引发了阅读群体的扩展与多元化。她把性别纳入了分析框架，从而详细阐述了日本学界的成果。她的作品是开拓性的，既是对妇女作品的研究，也是用英语写作的对17世纪长江三角洲出版文化最早的介绍之一。
按照高彦颐的观点，17世纪期间，女性作家和书籍消费群体的存在影响了出版界，与此同时出版实践也塑造了妇女作为读者与作者的经历。女性文学群体仰赖于印刷业，无论男女都在收集及谈论着文集中的女性作品，家庭也利用出版物中隐含的文化纽带增加自身的社会声誉。高彦颐所描绘的文学群体和出版文化的实践并不是特别针对某一性别的。无论是通过手稿还是出版的作品，女性诗人圈子的活动，在许多方面都与她们的男性同行们相似，进一步说，女性也同男性一样，碰到了同样轻便的与广泛易于获取的印刷品媒介。同时，雕版印刷的特殊属性（及机制）对女性有特别的价值。印刷工人可以被家庭雇佣，原稿能够通过第三方交给出版商，这意味着女性在不离家的条件下也能够进入广阔的印刷世界。出版业使妇女显现出来，并给她们提供了获得新的文学身份和社会角色的通道，这个过程既可以是通过个人努力，也可以凭借印刷书籍所拓展的文学网络。尽管如此，正如高彦颐所断定的，这并未导致根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的重估(75)。
在《红颜与书籍：19世纪中国的妇女与小说》(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2006)一书中，魏爱莲综合了大量分散的证据，将晚清的女性和小说联系起来。她试图寻回失去的声音，倾听那些创造和消费散文小说的女性们被压抑的回音。在这里魏爱莲以高彦颐笔下的女诗人为研究起点，将小说的兴起置于17世纪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中。然而，她注意到17世纪中叶朝代更替对女性作品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某些18世纪晚期的人物，包括袁枚，则帮助促进了人们重新燃起对才女的兴趣(76)。这后一背景引起了魏爱莲的注意：她描述了一系列的个案研究与对研究对象的细心研读，这些研究都被置于19世纪小说和女性的世界中，以及依稀可辨的文学网络和文人交谊的情境之中。在这里，出版文化正如其自身在19世纪所表明的一样，是考察有关书籍和红颜、小说和女性等问题的先决条件。同时，由于对19世纪印刷品生产和流通的机制相对缺乏研究，特别是印刷出版的中心地带尤其如此，魏爱莲只好从相对了解比较深入的17世纪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此时女性开始扮演新的社会角色，特别是作为小说的读者和作者。但是，因为在这个广阔研究领域里对不同时段的研究并不均衡，晚清出版业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尚难解析。
柯丽德的论文《作为表演的印刷：晚明文人戏剧出版者》(Printing as Performance: Literati Playwright Publishers of the Late Ming)，阐释了蓬勃发展的印刷业是如何改变精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网络。与高彦颐一样，柯丽德认为出版业，尤其是商业出版，改变了个体创作和消费书籍、组成社团，以及建构文学与社会身份的方式。她细致地运用从剧本序言、编辑体例及插图中收集米的证据，谨慎地描绘出精英士人圈和书籍市场之间的联结。柯丽德认为，个人“将出版剧本视为炫耀自己的内行、睿智和勇气的一种方式，而出版商则依靠优秀剧作家的魅力盈利，这些剧作家塑造了一种松散的亚文化让公众着迷”。在印刷出来的书籍中，文人身份变成了商品，当然商品化的过程也影响了这些身份的内涵。正如柯丽德解释的，“在不断的对话中，印刷品造就了剧本创作的作者本人”(77)。在严格限定的一个特定时间、空间和文学类型的基础上，柯丽德清楚地描绘出名望、商业、文化和身份通过出版的书籍交织在一起的情景。
魏爱莲有一篇关于出版商还读斋的论文，考察的是这个建于杭州、后来移往苏州的印刷机构。在这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中，她以出版人角色和品牌特征的变化为窗口，探讨清初的文化嬗变。在仔细分析了三十多本留有还读斋印记的书籍后，她在品质上把它们分为两类，是在两位关键人物的相继管理下印刷出版的：汪淇和汪昂，他们都是徽州人，此间把他们看做亲戚，尽管其具体关系并不明确。根据魏爱莲的研究，二人都发展了印刷品的名录，从而形成了还读斋商标的特性。汪淇似乎是一位专业编辑，换言之，他的本职工作看来就是出版。相对而言，汪昂则是一位出版业的业余爱好者，他通过印刷和传布书籍从事于医疗知识的传播——明显没有商业激情，并对经销商免收费用(78)。在仔细研究了书籍的前言和招徕读者的方式之后，魏爱莲认为17世纪60年代（或更早）的印刷文化与17世纪80年代的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她将前者和晚明灿烂的商业文化联系起来，出版业注重销售、社交和名望等因素；相反的，她认为后来的出版物则显示出对实用性的强烈兴趣。这样似乎呈现了一种在文化领域内的“推迟了的朝代变迁”现象，也展现了出版商角色和形象的转换。印刷机构由此成为反映广阔文化趋向的晴雨表和建构新社会身份的场所。
周绍明近来的一本专著《中国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和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仔细探讨了从公元1000到1800年间江南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在文人身份和社群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研究的主要着力处之一是收录了大量对轶闻趣事的描述，且用生动的英文翻译出来。例如，在周绍明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奇人异士，包括一位经常醉醺醺的刻字工人胡贸，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墓志铭是唐顺之所撰。还有一位穷困的皮匠钱进仁，他酷爱书籍，死后由文人们埋葬在虎丘上，这表现了书籍与社会阶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相互缠结的情形(79)。在周绍明的研究中，书籍交易是十分重要，但这并不局限于市场之上。书籍并不仅是用来赚钱的商品，还可以作为馈赠的礼品、被继承的遗产，以及拥有者显然并不常愿意与人共享的财富。
周绍明注意长时段的趋势，例如印章的兴起（并不完全成功）；文人、国家和市场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盛清时期所谓“知识社会”在国家部分介入下最终形成。他提出，晚明江南文人利用书籍作为文化资本，用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巩固自己的社会声望。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文人更多的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与参与各种文人社团联系起来，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共机构起了促进作用。例如，17世纪中叶，一方面朋友之间彼此签约推动文本的交换与誊抄，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作者对“安全、收益、自身利益和书籍的保管”等方面的考虑。到18世纪时，接触书籍的渠道进一步扩展，这主要是朝廷介入和眷顾的结果，江南三地的四库馆就是例子。在这种环境下，士人转向学术兴趣，他们着重于集体研究和信息交换，并从中受益。值得注意的是，周绍明对晚明文人社会的解读不同于周启荣，后者认为，在晚明文学公共领域是通过士商参与市场以反国家正统的面貌呈现的。周启荣将晚明文人团体设想成为经济力量驱动下的国家的异己，然而周绍明基本上认为政府比市场更为重要(80)。虽然他们对细节问题有分歧，但作者们都认为，文人身份本身已经历史性地既偶然又必然地与书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印刷业中，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特别是这不仅仅限于17世纪江南热火朝天的商业文化语境中。通过印刷的过程，文人兴趣和行为走向市场，并传递给妇女和商人等群体。在这过程中，“文人情趣”的真实概念发生了变化，进而“文人”类别本身也扩展了。通过雕版刻字，新的群体加入到笔耕的行列。进言之，正如高彦颐提醒我们的，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新手看上去不过是转述旧的价值观念(81)。
六出版业和政治权威
出版业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也引发了大量讨论。讨论这些问题的背景既包括潜在的对近代早期欧洲的状况关注，也有许多当代关心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意识形态控制和市场潜在的颠覆性力量等。早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着重于是否存在一种结构或机制调控印刷出版，以及这种调控的功效。陈学霖(Hok-lam Chan)研究了从唐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出版业和审查制度，在这个庞大研究中，他首次考察了法律和制度的层面。陈断定在中国的出版业中，国家审查制度至关重要，尽管知识产权缺位也没有阻止欣欣向荣的印刷文化的出现，这意味着许多出版物仅仅是早期文本的反复再版。同时，他的证据证明，政府并非没有控制印刷行业的欲望，但很多时候，它缺乏这样做的能力(82)。在前述井上进纵向的中国书籍史研究中，他强调了政治权力和印刷业之间的张力。然而，不同于陈学霖，井上进指出，政治权力的式微是印刷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在这里，书籍交换活动充斥了未受政治干预的空间。周启荣甚至认为印刷业在政治领域中扮演了一个更为有力的角色。如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学者一样，他认为在晚明时期，作为士绅和商人利益集中的结果，印刷业通过削弱政府权威触发了政治变革。雕版印刷术正如古滕堡的机器一样，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根据周启荣的说法，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对更为宏大的世界书籍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从很大程度上讲，此间中国书籍史背后昭示的政治变革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的政治进程并无二致(83)。周认为，当一个新的阶层——士商，也就是文人与商人身份合为一体的生意人，通过自己对经典的重新校注挑战正统诠释而获得了政治和文化权力时，晚明的印刷繁荣就改造了中国的政治。在印刷品中提出不同见解的同时，“士商”就摧毁了皇帝和官僚机构在“科考考场”中的统治地位，因而导致了阐释权威所在的变化(84)。他发现，失意的落第举子发觉他们自己日益卷入了商业性出版事业之中，无论是作为编辑、作者、评论者，还是批评家。周启荣认为，这些经验变成了文人们的部分“象征资本”，“使他们可以将文学造诣转化为可出售的劳动力”。他也注意到这些人仍至少部分地停留在体制之内，像多数人一样坚持着命运未卜的科举梦。因此，即使不断遇到挫折，他们仍热衷于政治。他们的角色是颠覆性的，但并不全是敌对性的(85)。
周启荣的这本书令人振奋，可以激发学者更细致地将明末出版中的政治活动放在比较语境中，进行细致地研究。无论我们对他的结论赞同与否，这本书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知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周启荣有关印刷与政治的讨论能够与柯丽德对出版剧本中文人身份商业化的分析相媲美。柯丽德分析了文人的社会及文化角色的变迁，而周启荣所研究的各种科举考试教材和经典注疏，或许正是表明这些变迁的严肃例证。周启荣认为，明末灿烂的文化背后另有一种政治维度，同时这些政治活动与印刷出版相伴而生。尽管周启荣强调晚明出版业的颠覆性作用，但他却没有充分考察大的政治背景。党争是明末另一种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与出版有联系么？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事件还有诸如明朝的灭亡和满族的征服，它们与出版相关吗？最后，清代的出版和政治之间互动状况又是怎么样的？也许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国家力量的出现是对“交流循环”的扭曲，无论轻重与否，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即使国家不断寻求对印刷出版施加更强有力的控制，仍有许多活动在政府的影响之外。
一书籍的世界
生活于16世纪的唐顺之(1507-1560)曾叙述道：“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①这里，唐顺之道明了书籍既是普遍存在的又是短暂易逝的。他嘲笑了这些新贵和暴发户身上的虚荣——这些人出版自己作品的渴望忽然变得现实了。
唐顺之沮丧的观察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社会阶层。他刚好生活在晚明出版业的繁荣势头呈现之时，他的话也反映了对无处不在的变化的清醒认识。唐提醒我们，印刷出来的文字拥有象征权力，即使对那些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都不太高的人也是如此。在他的世界里，书籍有多种功用，是承载知识的物件、供研习的版本，是在商业交易中被买卖的商品。抑有进者，书籍具有社会和文化的意义，这一意义或通过人们拙劣的模仿折射出来，或是在人们对声望的追求中展现出来。
“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这一术语涵盖了更为宽泛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原始资料除了书籍以外，还包括如单张印刷品、新闻报刊和插图等。研究对象是围绕着印刷品的生产与消费展开（或受其影响）的文化实践的整个内容③。研究课题涵盖了身份(Identity)、社会角色、阶层差别和阅读的历史等。印刷文化的概念如此广泛，以至于几乎取代了文化史，因为很难想象一种不包含这些内容的文化领域。
近来有关中国出版历史的研究层出不穷，呈现出超越国界的景象，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都对这个领域抱有极大兴趣。然而，学者群体之间的互动并不均衡，美国与日本学者之间的学术亲缘关系十分明显。例如，大木康和井上进(Inoue Susumu)两位学者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巨大，本文也将详细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书籍史的中文成果则关注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自身和他们的外国同行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本土的书籍史研究是特色鲜明的传统书目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传统长期以来注重于目录编纂、版本研究、训诂学、印刷技术史、书籍收藏和校勘等领域④。很大程度上，美国学者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利用中文学界的出版成果，他们叹为观止于参考书目的精深，将其当作航行于浩瀚史料之海的指南。正是出于实用主义目的，20世纪早期出版的叶德辉的作品⑤，以及张秀民的研究成果，都被广泛引用⑥。不过，有迹象表明大洋两岸之间的学术契合正在出现，双方（因不同的原因）对地方与区域出版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交流与对话正在开展，新的参考工具和目录也得到共享。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以外的学者已经自觉摆脱了对版本和技术史的研究，那些过分强调古籍善本与早于古腾堡四个世纪发明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方法，都遭到摒弃⑦。相应的，他们自觉在相关的广阔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理解中国书籍，同时亦主张重视出版实践。他们声称，因为成本低和普及广，雕版印刷更为重要，特别当和相对昂贵且利用较少的活字印刷术相比时，更是如此⑧。其他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世纪以来手稿与印刷书籍同时存在，事实上，直到20世纪，手稿也一直是一种文本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媒介⑨。他们集中关注于普通版本而不是收藏家们的珍藏，有意提醒大家注意以前所忽视的时段、类型与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⑩。多数学者强调商业出版，这最能贴切地反映出“交流循环”现象，但同时忽略了两种在中国较重要的出版模式——官方和家族的生产(11)。学术界的这种趋势倾向于忽略非商业的书籍流通，比如礼物馈赠等，并遮蔽掉大量由官府及个人等通过官方渠道资助的以提高学术声望的荣誉性出版活动(12)。
从方法论角度讲，中国书籍史研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书籍史研究有密切关联，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印刷语言(printed word)的比较对话中，中国书籍的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边缘位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亚洲出版商们印行的书籍卷帙浩繁，但是中国——事实上，通常来讲是东亚——在绝大多数有关书籍的世界历史著作中，仅仅出现在脚注之中(13)。1996年《中华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推出专刊，标志中国出版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初次登场，研究法国书籍史的著名学者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撰写了导言(14)。尽管如此，其后出版的新的有关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研究，可能因为面世时间尚短，还未对整个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欧洲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里依然突出。面对以国界与语言划分的文化范畴和研究领域，这条变化中的书籍史研究的启发性途径似乎突然黯然失色，丧失了活力(15)。事实上，尽管学者们已经融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但是大多数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出版文化的西方及日本学者，仍明确追求将中国书籍的历史书写成一种社会和文化产品，或一种政治力量，或是一系列地方化了的阅读实践，从而使柯文(Paul A. Cohen)在198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得以不朽(16)。
本研究综述将关注于过去十五年来在海外出版的中国书籍史及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尽管本文涉及的许多专著和论文都展现出比较研究的趋势，在亚洲与世界背景下考察中国书籍的地位，也是个诱人的题目，但是目前尚无法实现。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考察传统的关于中国出版史的时期划分。书籍在历史时期中的“位置”(place)是产生学术争论的根源，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也许能促使我们质疑当下通行的时代划分。第二，地方性研究已成了书籍史中成果卓著的领域。将文化和物质生产安置于特定的空间语境中，这样的研究使得我们能从书籍流通的视角去考虑区间贸易网络、商业和交通运输状况。第三部分则重新考察书籍在中国历史中的社会地位：最基本的问题是，关于书籍生产者（包括作者与出版者）和消费者的社会位置(social place)，我们都知道多少？书籍怎么样流通？预期的及实际的读者怎样得到书籍？第四，书籍是变革的动力，它影响到文人身份以及性别角色的定义，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体现，晚明尤甚，本文将讨论此间书籍的活动舞台。最后，文章将评价已有成果中对政治权威和印刷之间关系的研究。
二时间中的书籍
无论他们是在相对广阔的长时段历史趋势中阅读书籍史（如井上进，周绍明，贾晋珠），还是识别地方瞬间出现的巨大变革（如周启荣，大木康，Susan Cherniak），学者们笔下的中国书籍史和印刷史发展轨迹与商业关系、文化、政治、思想和印刷语言的发展紧密相关。一个因果问题似乎呈现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可能这个问题最终没有办法回答：书籍是历史变革得以实现的推手么？或者说书籍可否标志时代的变迁？具体言之，学者们已经提出许多问题，印刷术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印刷的书籍到底什么时候取代了手稿成为主要的文本媒介？如果朝代究其根本是一种政治建构，它能成为划分出版史研究时段的有效单位吗？一些有关历史编年和开端的问题，虽简单但不断引发争议，这些能为我们探讨中国出版史研究中关注的国家与社会、精英和大众（顺便提及，还有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互动等问题提供什么答案吗？我们应该在一种一元化的“帝国晚期”话语下讨论出版问题吗？就像包筠雅提醒我们的那样，“在这个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起步时期，明清晚期看似一个连贯的统一体，不过未来更加细致的研究可能会显示出打破这样一个四世纪漫长时段的需要，取而代之以更短的时段划分”(17)。最近的研究成果不断提及有关出版史年代系谱与时期划分的问题，现在就让我们对此加以考察。
日本学者井上进考察了长时段中的中国出版史，他的著作《中国出版文化史》(Chugoku shuppan bunka shi)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在这部至少名义上是关于出版文化的著作里，井上进的研究起于书籍诞生的战国时代——这要比印刷术的出现要早上几百年，止于辉煌的（至少从书籍消费的观点来看是如此）明代最后数十年(18)。在这一过程中，井上进揭示出书籍文化一方面逐渐向社会下层扩散，另一方面从帝国中心向外围扩展，他详细阐述了政治发展与书籍文化的繁荣和局限之间的关系。
不断扩张的社会精英阶层阅读、收藏、购买书籍，通过在长时段背景下考察这种书籍文化——特别是书籍的消费，井上进展示了国家集权与书籍以及它们的消费者之间那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此处，书籍突出体现了朝廷和居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之间的微妙互动，这些精英的组成与身份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也发生着变化。这个主题贯穿于井上进的研究，他认为16世纪后半叶雕版印刷品之取代手稿，并不是因为印刷技术的进步，而是因为知识阶层、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井上进承认在南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印刷繁荣，也认定有明一代代表了中国出版文化的顶峰；虽然没有提供证据，他还假定清代的中国进入了文化上的禁锢时代，这一点通过政治集权主义、文字狱和官方限定的印刷品交易场所等体现出来(19)。
关于早期的印刷史，井上进和其他学者，包括周绍明，都强调了印刷书籍发展迟缓，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与手稿共存这一现象。例如，他们都留心到，尽管制作印刷书的雕版印刷术可能在唐朝就已经发明了，但还是要花几个世纪的时间来达到对手稿的绝对优势地位，这一转折直到16世纪才完成(20)。印刷术最初被用来出版佛教经籍，可能要到9世纪，印刷术才被用来印行皇历、年历、解梦册子、算命指南等材料，那些能识文断字、又进取有为的行家里手在宗教和其他活动中广泛地使用了这些印刷材料(21)。
从这些实用的起源开始，印刷术逐渐趋于中心地位，并被唐宋转型时期处于上升阶段的科举考试体制所利用，变成了一种有力量、有地位的事物(22)。在北宋时期，官府刻印书籍的工作先是激发、继而回应了迅速扩张的民间出版宗教、学术和商业书籍的趋势，最终这两种出版事业并行不悖。这种进程在南宋时期加速发展并不断强化(23)。结果，在诸如建阳、杭州、成都和开封这样的出版中心，由官府、学术和商业资助，印行了数量空前、且质量上乘的书籍，种类繁多，有诗集、医书、科举考试参考书、方志、纸币、进士题名录、契约样本、宗教宝卷和符咒、邸报等(24)。
对晚明出版尤为关注的学者们，包括井上进、大木康、周启荣和周绍明等人，挑起子一场关于应如何认识宋代出版业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他们声称晚明出版业的发展是非凡和空前的。这些学者还挑战以前的、尤其为中国藏书家和目录学者、书史学家们大力推崇的观点，即基于印刷精美水准、存世善本数量，以及此时出版领域的空前发展，突出宋代是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对上述中国同行的观点，美国与日本的学者们报以怀疑的目光，他们认为在宋代，书籍并非唾手可得。其观点来源于轶闻中所强调的事实，即想买书的人买不到书，藏书规模相对较小，以及书店数量看似稀少等，这种现象持续到宋朝的最后几十年(25)。与之相对比，晚明出版物不仅在数量和范围、潜在市场的规模、藏书的规模等方面超越宋朝，并且还有出版物中所展现的那种空前的（且是无与伦比的）对通俗、异类和充满情欲的题材的热衷。作为回应，研究南宋末年思想和出版史的学者们提醒我们去注意12、13世纪商业出版繁荣时期出现的类似发展。例如，贾晋珠就批评了“那些相信空前的爆炸性发展开始于16世纪中期的明代的学者”(26)。她认为，有意义的对比是在北宋和南宋之间，当然，在缺乏佐证材料的情况下，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还是存在问题的。
虽然宋明之间的时段总体上被描绘为“历史图景中的黑洞”(27)，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印刷业在蒙古人统治下繁荣发展(28)。这与其他研究一道，修正了先前那种强调元朝统治摧残中国文化的看法(29)。贾晋珠在对福建建阳旨在营利的私人出版商的细致研究中，具体体现了上述对元代出版业的重新评价。她在摆脱从普通的王朝更替的历史维度考察出版史的视角后，转而从书籍本身着眼。由此，贾晋珠坚持认为元代科举制度的衰落也许只是减少了商业出版的一个刺激因素，但这并没有导致建阳书业的全面萎缩。事实上，她注意到在元代建阳书业继续发展它们的业务。其有利条件是书院资助新的为研究儒家经典而编纂的启蒙读物，出版商印行了越来越多的医药书、工具书、字典和通俗作品(30)。在这个基础上，贾认为宋代出现的出版商业化、大众化的趋势在元朝依然存在，建阳出版业只是在明代早期才进入一个衰落期。她因此将宋和元，特别是南宋与元，看作是一个和明代早期不同的独立时段。
就书籍本身而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明代早期是处在两个相对商业化发展时期中间的低潮阶段，或者，就像井上进所说，明代早期是一个书籍“贫乏”的时代(31)。从这个角度看，出版史的谱系与经济起伏和商业兴衰息息相关。因而，同一个朝代中的地区差异要比朝代间的差异更有意义。此外，这再一次说明学术界讨论过的宋明两朝哪一个是中国印刷史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是多么不妥当。
长久以来，学者们注意到印刷史上主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6世纪中叶，也就是明朝后期(32)。商业发展、技术改进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相结合，使得印刷出来的书籍成为价格低廉的普通媒介，生产与消费高速进行，书籍种类繁多，读者群逐渐发展到社会各个阶层(33)。凡是能想象得到的对书籍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出版业的中心地区，例如杭州、苏州、南京、建阳和徽州（安徽）等地，都印刷并销售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包括尺牍手册、宗教小册子、日用类书、交通指南、绣像小说、剧本、绘画入门读物、字帖、拓片（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和色情小说等(34)。作者和出版商们通过前言、插图、点评等渠道吸引读者，既能促销图书，还向读者推荐了撰写和出版这些图书的个人。他们还利用雕版印刷的灵活性，对书籍版式进行改良试验：书籍彩色套印中的正文里填充着多样的批注，行间批注，页边注，独立成册的图录，各种插图，或同一页内文图并茂。同样的内容出现在不同类型的书籍里：一段来自日用类书的素材也许被转印到小说里，以达到喜剧性、讽刺性或是颠覆性的效果(35)。五花八门的书籍市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记。
对于一些学者来讲，17世纪中叶的王朝鼎革似乎将明代出版业摧毁殆尽，这标志着中国晚明象征的早期现代性的“失败”。对长时段趋势感兴趣的学者（例如井上进）支持这个观点，一些专注于晚明历史研究的专家也强调了同样的看法。例如，周启荣提出了早期现代“文学公共领域”的说法，在这个领域内，以重释经典为特点，不同的观点和论争占据着书籍出版，这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并不长久，周启荣的研究也戛然而止(36)。这些对晚明种种历史可能和最终失败的描述，反映了清初历史记载中有关明朝腐朽灭亡的看法依然影响深远。但是这个令人沮丧的历史描述是正确的吗？因为没有将出版史和“文学公共领域”的研究延伸到清朝，所以学者们没能舍弃那些关于明朝及其历史性失败的论点，同我们的希望相反，这些陈词滥调还维持着最后一线生机。
三地域性问题
地域性问题在晚期中华帝国出版文化的研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在这一部分里，“地域”(place)将被具体阐释为一个较大的自然或者行政区域单位，当然，像我们后面将看到的那样，社会地位的问题也令学者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至少自1980年代以来，地方史研究在中国研究中地位日益上升，通过考察由地域限定的研究主题，学者们对印刷文化领域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个趋势(45)。作为学者们注重研究地域特殊性的结果，我们得以考察以下问题：如文化和商业之间的结合，出版机构的地方分支和组织方式，地域与血缘身份（在出版物中）的建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技术和资源的流通。就整个中国而言，出版史研究的地域分布不均，史料保存参差不齐是部分原因。由于与书籍有关的事迹与材料分布相对集中于江南，出版史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这个地区，这同其他研究领域类似。大木康有关晚明江南出版的研究，在英语学者圈里被频繁的引证，它可以被当作研究江南这个地位突出但地理划分上并不明确的地域的典范。两位学者对福建的印刷中心有着更深入透彻的研究：即贾晋珠对重要的商业印刷中心建阳的研究，以及包筠雅对另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城镇——四堡的研究。贾对晚明的江南城市南京的商业印刷也有过研究(46)。这些研究典型地反映了地方感如何能够作用于出版文化研究之中，以及地方出版史研究中运用的方法与史料。
在一系列文章和最近出版的书里面，包筠雅向我们介绍了四堡这样一个位于福建西部农村的地方。四堡处于边远地区，距离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和帝国首都北京都很遥远。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有很多书籍的地方。此地印刷装订的书籍谈不上精美上乘，但也不是个声名狼藉的专产次品的地方（与建阳不同）。它的产量还引不起人们的注意，鲜有来自藏书家或官方的褒贬。但包筠雅认为，书籍造就了这个地方。当本地的人家开始利用易得的原材料印刷书籍的时候，他们有了发财致富的办法，即使地处偏僻，四堡地区也融入了一个更广大地域中的商业网络(47)。按照包筠雅的说法，四堡出版业在18、19世纪里一直繁荣，直到20世纪初期才衰落下去，因为此时引进了外国技术，印刷业更集中于像上海这样的商业资本优化组合的大都市。
作为地方出版史，包筠雅的工作具有先驱意义，既因为她聚焦于清代后半叶，也因为她对原始资料的创新性利用——主要是对家谱及地方志的利用，还有实地调查和对版本的仔细考察。家族出版的记忆在四堡延续着，包筠雅充分利用了这种资源，她走访了出版商的后裔，考察现存的住宅与作坊，实地研究当地印刷的书籍(48)。她对地方变化和文化融合动力来源的研究与观点也有创新意义。四堡所代表的那种地方特点决定了包筠雅的研究。地处南方，宗族组织活跃完善，拥有相对富裕的自然资源，四堡是一种区域类型的象征。事实上，包筠雅也在总体上将它与其他相似的边远地区的印刷业作了比较。虽然地狭偏僻，四堡代表着清代书籍渗透地方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作为一个区域商业网络中的节点，四堡也促进了更遥远的如云南和贵州这样的边疆省份融入书籍市场。
贾晋珠突出强调了在跨越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地方出版业的传承与变化。她的专著《印刷牟利：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出版商》(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17 Centuries)，着眼于现在中国版图内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偏僻角落。现实地位掩盖了它曾经作为商业出版者中心的历史。贾提出了关于地域和出版的问题：为什么是在建阳？为什么历时如此久远？声名狼藉的赝品能否代表这个地方书籍输出的特点？(49)我们对建阳的出版商到底了解多少？为了探寻这些问题，贾晋珠建立了详尽的数据库，包含了已知的2000本建阳出版的书籍信息，并走访了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以便进一步研究。这些书籍在这项研究中构成了主要的资料。贾剖析它们的结构并挖掘它们的书籍装帧艺术(50)，从而让书籍自己来说话，不加引申和理论放大。贾晋珠还认为，这些书籍不仅仅讲述自身的历史，还隐含着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的信息。贾晋珠鼓励我们将建阳看作江南的延伸，尽管地处福建，这个地方深深的融入了江南地域的经济圈。建阳出版业随着清朝的征服而崩溃，到了18世纪早期的时候，建阳已经变得隔绝和停滞不前，与以前的市场割裂，没有什么可供销售的书籍了(51)。
贾晋珠对这个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实证性质的。她对资料数据和书籍版本有非凡的驾驭能力。通过她的眼睛我们了解了建阳：地方状况、出版的书籍，以及地方和书籍在时代中如何演变。如果资料不够确凿，她并不妄加推测，透过她的研究，我们还能更多地了解到建阳出版机构的实际面貌：如何雇用和组织劳力？书籍销售是否一定在店铺内进行？印刷业的运转规模有多大？出版商怎么获取资本？维持生意需要多少资金？(52)关于出版商，我们只能了解到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通过族谱和地方志中精简的传记，以及贾晋珠通过“书籍装帧”在字里行间分析出来的各种线索。由于关于出版商——他们毕竟是出版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的主要活动大部分仍是晦暗不清的，我们只能了解抽象的历史活动参与者和间接的声音，研究地方、市场、印刷以及书籍本身。从书籍出发，我们思考时代与商业循环的关系。从建阳出发，我们考虑它在更大商业网络中的位置，并被吸引去冒险将之与整体的中国作对比。
在她的文章《三山街：明代南京的出版商》(Of Three Mountains Stree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Ming Nanjing)里，贾晋珠提醒我们南京和建阳一样，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出版中心之一。进而，两个地方都根植于商业网络之中，这个网络遍及江南内外(53)。南京是帝国的辅京，无可置疑的是中心地域。而建阳，正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资源丰富的边远村落。采用和她在研究建阳时一样的方法，贾晋珠希望在二者间进行有意义的对比。此处的贡献再一次是实证性的，她汇编了一系列资料，梳理了数据，然后考察了隐藏的线索。这篇文章再次像专论一样，证据十分扎实，结论则很谨慎。文中贾晋珠先给我们介绍她选定的地点及出版商。她发现从版式装帧显示出的历史发展大势上看，南京和建阳大致相当，只是前者在明朝早期的经济消沉显得更严重一些，因而与晚明那种多少是被文人兴趣所激发的繁荣景象相比，对照更为鲜明。她还进一步注意到，与建阳不同，南京看来只生产质量上乘的书籍，人们不禁想知道那些廉价的出版物都跑到哪里去了。或许廉价出版物已不存世，或许它们从没有被标明产自南京，这样即便留存至今，也是隐秘的，和声名狼藉的建阳次品不同(54)。像她的专著一样，贾晋珠做结论时建议做更进一步研究。她期望更多像她自己一样的实证研究，并认为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书籍贸易的机制和网点关联的历史，这样才能得出任何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在这里，同她对建阳的研究一样，地方概念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尽管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区域特殊性并不是大木康的主要关注点，但是他将出版文化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空间结构内进行研究。他最近的著作《晚明江南的出版文化》(Min matsu Konan no shuppan bunka)，是他早期论文的汇编。在此书中，因为晚明的江南拥有最先进的出版文化，所以这里不可避免地成为关注的中心，他在研究中最感兴趣的是冯梦龙、陈继儒和董其昌等在这一领域内颇为活跃的人物(55)。但是“江南”是哪里？大木康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事实上，江南已经成为我们所知的中华帝国晚期一个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以至明确的定义看来是不必要的。“江南”就是江南，它的地理参数几乎没多大关系(56)。我们知道他说的地方是什么和在哪里，因为我们已经阅读过它：江南，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化的和自信地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区域，关于它的记载，出现在金陵士大夫的漫谈随笔里，在冯梦龙编纂和出版的话本民歌集中，在清初张岱与余怀的怀旧作品中(57)。
大木康利用的资料翔实：有对印刷品价格的观察，有从图书馆目录的参考书目中收集的大量书籍名录，还有从晚明作品集和笔记中摘录的许多生动的奇闻轶事(58)。利用这些材料，大木康突出了与书籍相关的历史事件是如何改变士大夫社会和塑造士大夫文化的。他认同李贽的观点，即随着书籍循环流通，作者成为一方名流。他描述了士大夫社会是如何利用出版印刷使得社会推崇文人和自身观点的。他的研究还揭示了清军征伐的消息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文本体裁在江南传播的。在此基础上，大木康论述了信息、情感和声望在印刷品中的循环流通，为在晚明时期构建一个“早期大众信息社会”作出了贡献，这种发展被他含蓄地置于一个特殊地区之内(59)。在标题中涉及地点的做法有效地提醒读者不要将江南经验适用于整个中国；了解晚明出版的全貌需要更广阔的空间范围。
在前述的每一个例子里，无论学者是否明确提出，地域和当地印刷的书籍都是相辅相成的。在对中国出版文化的地域性研究中，我们看到出版商们如何将地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以及原材料转化成资本，用于出版，从中牟利；还有陈继儒和冯梦龙这样的城市文人，他们不仅是名扬四方的文化出版策划人，还借出售这种声望来牟利。我们也看到，作为现象而不是单纯的技术，出版活动能够塑造周围的环境，比如提高当地的声望、催生士大夫群体、繁荣家族经营的出版事业，以及扩展信息和商业网络。此外，这些研究还展现了推动中国出版繁荣的一系列有利环境，比如轻便的雕版印刷术促进了出版的地域多样性，城市和边远地区的不同消费群体对书籍的不同需求等。在许多例子中，生产书籍的地域影响了出版商对书籍内容和印刷质量的考虑，决定了有关书籍流通的销售网络。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市还是边远地区，印刷场所成为大环境中多种因素的交汇点，昭示了市场驱动下的盛衰节奏。
四潜在的读者
当许多学者从生产者的角度研究晚明出版繁荣的时候，其他人开始从消费层面来考察明代社会中书籍的“社会位置”(60)。读者，特别是非精英阶层的普通读者，没有留下姓名，关于他们和书籍的接触情况也没留下多少历史纪录。因此，那些对书籍消费感兴趣的人就不能直接进入这些问题，只能尽力在书籍生产者的言行里寻找关于读者的信息。
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对书籍消费情况感兴趣的学者们关注于识字水平的问题，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比如在中华帝国晚期读者的数量是多少，以及如何确定他们的识字水平等(61)。现在学者们回避了那些悬而未决的关乎数字的问题，提出了其他疑问，比如通过考察序言、点评和其他相关文字中修辞方式的变化，能否探寻出读者群体的变化？读者的情况是否能够通过对生产者关于墨水、纸张质量，以及页面上文字排列方式的决策加以研究而得以呈现？通过探索这些问题，学者们试着梳理读者身份这样复杂难解的问题，而且更进一步，探索书籍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或印刷和口头传统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消费者描写为“阅读的公众”、“潜在的读者”，或是“理论上的读者”，突出了间接推论上的读者群和那些虽然难以捉摸却实际存在的真正接触到了书籍的群体之间的区别(62)。
最近有三篇文章探讨读者的问题，它们通过研究书籍生产（或是书籍本身）得出的证据，提出了一些有关书籍消费的观点(63)。马兰安(Anne K. McLaren)的论文《建构中国晚明时期新的阅读公众》(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中，她试图将出版商用来概念化他们想象中的读者的言辞和快速增长、日益多元的实际读者群体进行比较对照。与此相对，在何古理(Robert E. Hegel)的论文《明清小说的特定销售》(Niche Marketing for Late Imperial Fiction)中，他通过研究书籍本身质量的变化来突出中华帝国晚期消费小说的“阅读大众”的范围。最后，在包筠雅的文章《阅读19世纪的畅销书：四堡的商业出版》(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Sibao)一文中，她综合运用了这两种方法，来讨论几乎两个世纪后商业出版和文化融合之间的关系。
马兰安论述道，16世纪晚期出版繁荣的显著标志是一种新的意识，即阅读并不是学者的专有特权。她指出这个时期写序的作者们和点评之人频繁使用诸如“四民阶层”(the people of the four classes)、“天下之人”(all the people of the empire)这样的词语，这也许就是对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和由不同阶层组成的阅读公众群的回应。当话本和口头表演的传统被带入印刷世界，出版商们使用两种策略来销售这些新的出版物。首先，他们瞄准新的读者群体；其次，传统书籍消费群体是士大夫和附庸风雅的阶层，出版商要在他们面前为新的出版物正名，以前这些书籍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可是现在要赋予它们一部分正当地位(64)。马兰安指出了在序言与点评里发现的一些用语上的变化：从15世纪那种由读书藏书之人构成的狭小范围，扩展到了更大众化的社会层面之上，包括“天下之人”、“各业之民”和“无知村氓”。
马兰安热心于透过修辞用语来研究社会图景，但如“四民阶层”这样的术语有多少实际的社会意义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社会精英们表面上宣称书籍是销售给“无知村氓”，但实际上还是要卖给本阶层？有些书籍销售对象是无知小民，但是，难道阅读这类书籍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证据吗？还有，如果书籍能够卖给普通百姓，那么它们是否也能卖给那些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晚明时期，无论是日常的、大众的、虚构的、女性的读物，都可以在一些知识圈内找到积极的评价。关于这样的情景，有些可以在马兰安的文字中读到：比如她探讨了袁宏道(1568-1610)是如何运用生动的大众小说来衬托讨论枯燥的经典和历史著作的内容，同样的内容还出现在她对文学建构女性读者问题的漫谈上(65)。诸如“大众文本”和“通俗读本”的提法也可能只是一些文人群体在写作过程中一种打比方的说法，没有实际意义。那些“四民皆宜”的提法只是反映了出版商和那些写前言的人的一种兴趣，他们要向那些设想中的图书购买者表明图书中真实地反映了世人生活，如此而已，并不是真的要将书卖给天下大众。
与此相对，在研究潜在的读者问题上，何古理(Robert E. Hegel)采用了更为实际的办法。研究范围限定在出版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集之内，他将书籍的自然品质看做一种呈现消费者所具有的社会位置的标志。何古理因而得出了简要直接的论点：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买小说时，要的是附有精美插图的品质上乘的版本；不太富裕、经济条件一般的读者也购买小说，但版本就次一些了。书籍种类多样，可以适应各类市场需求。他引证了常被引用的晚明作家和藏书家胡应麟(1551-1602)的例子，胡观察到书价也许随着具体版本插图的尺寸、品质和容量的不同而变化。在此基础上，根据他所考察书籍的品质，何古理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类型概念：质量上乘、价格昂贵的版本对高端的市场有吸引力，反之，质量低劣的版本定位于低端的市场。对于他的模型，何古理有效地提出了两个调节因素：区域和时间。他注意到在晚明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如苏州和南京等地，生产了特别精美的版本，针对高端市场，其中有些还附有彩色插图(66)。他进一步论述道，在17世纪，小说市场包含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读者，其中也包括富裕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事实上，当时定居在江南地区的知名文人，经常留名于小说，这可能是他们故意所为，也可能是出版商所为，希图借用名人的威望(67)。这种风气跨越明清易代时期，在清朝征服后的至少最初十年上乘的版本依然在生产。有趣的是，通常情况下廉价的版本亦与质量上乘的版本同时在市场上流通，这暗示了小说消费者的广泛性。改朝换代之后，白话小说的商业出版市场看来立即滑向低端。市场显然向社会下层扩展，在此同时文人消费者们明显停止购买和生产那些印刷精良的小说，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更喜欢阅读感觉舒适的小说抄本(68)。
何古理研究中的时间和空间线索是否交叉？我们能否将小说市场中的变化解读为文化权威所在地的转移，即从长江三角洲的文人社会转移到北方的满清朝廷，是否能将其解读为与地域变迁相伴随的两地知识分子品味转化的一部分？何古理关于白话小说的探讨是否符合其他文学类型的演变趋势？何古理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明清易代之际白话小说地位的变化，他论述道，书籍本身外观的根本转换反映了这些趋势，如版面变小、每页字数增加等。闻名遐迩和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均被印成小巧的版本，虽然不太易读，但更轻巧，我们不大可能了解读者对这些版本的小说作何回应。何古理有效地推测，19世纪传入的石印技术仅是加剧了明代已经开始的趋势，包括文本的浓缩和书籍市场的分化(69)。更便宜的书籍、眼镜以及其后的工业化，有助于弥补书籍因印刷装帧质量下降所造成的损失吗？更意味深长的是，在通常被称为“中华帝国晚期”的时段里，何古理对书籍和书籍消费者的研究能否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文化变迁？何古理的工作强调了研究18世纪出版文化的必要，以及要更多以书籍文化而非朝代更替为线索，探索其中不断展现出的变化。
在包筠雅的文章中，她既关注文献本身也包括文献中的语言，从而研究福建西部一个地区性印刷中心的出版抉择。她利用的资料包括书籍外观、族谱，她自己的田野调查，以及在出版者们的序言和注释里呈现的各种言词。她认为市场决定出版决策：出版商印刷他们认为卖得出去的书。四堡的出版商们主要印刷出版科举考试参考书、蒙学读物和经典著作等，也有各种实用手册、各类参考读物、历书、歌谣集和小说等。当地人是图书的主要消费群体，蒙学读物广受关注。包筠雅指出在这个相对偏僻的地区，藏书多少对科举考试成功与否微不足道，但是拥有书籍也起着与正统文化规范间的象征性联系作用。甚至四堡再版的各种《四书》中的训诂内容也非常一致，几乎没有明显的争论或异议(70)。她推断，市场竞争导致了清代边远地区印刷中心保守的生产决策。作为结果，四堡出版的书籍名录事实上几乎与其他印刷出版中心的完全一样，19世纪中国的畅销书单证明了跨越时空的高层次同质性和文化融合(71)。
尽管包筠雅的研究揭示了出版消费的一致和整合，她追求的是出版史中的多样性与矛盾关系，加上读者的因素，以此超越出版市场中呈现的保守性。哲学诠释和正统保持一致，这是不错，但更常见的是这些书籍被赋予不同的教学功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标题可能大致相同，但是或许每一个读者接触文本的经历不同，我们也不应该假定同样的书籍对不同的读者作用一样或读者反应相同。和她自己的证据稍微有些不一致，包筠雅强调市场所造成的稳定性和同质性也许“在效果方面是表面的”，“要承认大量书籍明显有自我伪饰成多数的经验以掩盖其内在的不同诠释”(72)。在早期，同样的证据也许被用来论证令人生厌的文化霸权。现在相反，个人阅读经验难以被了解且不易捉摸的读者，进入了书店，各取所需。因此，从有限的畅销书目上“窃取的”信息是局部的、零星的和缺乏代表性的(73)。对包筠雅来说，读者无论是在出版商想象之中还是成为实际的消费者，在书籍市场中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时其至少在不同的暧昧图景中再次提出了彩色染印法的可能性。
五性别、文人身份和印刷文字
印刷、商业化和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近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性别和士大夫身份在相关研究论著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通过出版商的介入，女性作家和士大夫的形象在晚明获得新的流传，这些出版商们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我描绘成奇人逸士以拔高自己。例如，几位学者已经指出，晚明出版商余象斗在他出版的众多书籍中收录了他自己的画像，一派君子模样置身于和身份相配的背景之中，而其实这些书不过是针对一般读者的。尽管学者、出版商和女性作家的形象被日益规范以供消费，但是他们的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印刷出版提高了个人声望并改变了某些细节。在明末读者学习怎样写信、赋诗、出行，或者只是为了要使自己举止更像个读书人的时候，出版物中一些无法形容的特质，比如真实性和情感，就变得越发重要，成为身份差异的标志。我们对清代出版物与身份之间关系的理解，无论是在性别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仍然没有多少进展。
马兰安提醒我们，在中国，写作被认为是男性的职业，甚至是作为男性身体的延伸。作家们形容自己是在“笔耕”，强调干农活与写作之间的对等关系。香艳诗画中用画笔隐喻男性身体，以强调建构起来的（作品中）男女主角的角色。关于想象的社会性别角色和从（书写的）文本到（印刷的）文本之间的过渡，以及这二者间的联系，马兰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其他的学者，如高彦颐(Dorothy Ko)、魏爱莲(Ellen Widmer)和柯丽德(Carlitz Katherine)更广泛地探讨了（商业）出版和社会身份变迁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印刷出版使得“妇女”、“作家”、“读者”，甚至“学者”、“江南”和“出版者”等等变得能够被买卖，从而动摇了这些类别之间的差别。
在高彦颐关于17世纪妇女和写作文化之间的开创性研究——《闺塾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和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中，她特别强调了印刷文字与女性读者和作者诞生之间的联结，此二者都处于明末江南商业化环境之中(74)。高彦颐吸收了井上进和大木康早期作品中的观点，声称“出版经济和知识文化中的一场革命”引发了阅读群体的扩展与多元化。她把性别纳入了分析框架，从而详细阐述了日本学界的成果。她的作品是开拓性的，既是对妇女作品的研究，也是用英语写作的对17世纪长江三角洲出版文化最早的介绍之一。
按照高彦颐的观点，17世纪期间，女性作家和书籍消费群体的存在影响了出版界，与此同时出版实践也塑造了妇女作为读者与作者的经历。女性文学群体仰赖于印刷业，无论男女都在收集及谈论着文集中的女性作品，家庭也利用出版物中隐含的文化纽带增加自身的社会声誉。高彦颐所描绘的文学群体和出版文化的实践并不是特别针对某一性别的。无论是通过手稿还是出版的作品，女性诗人圈子的活动，在许多方面都与她们的男性同行们相似，进一步说，女性也同男性一样，碰到了同样轻便的与广泛易于获取的印刷品媒介。同时，雕版印刷的特殊属性（及机制）对女性有特别的价值。印刷工人可以被家庭雇佣，原稿能够通过第三方交给出版商，这意味着女性在不离家的条件下也能够进入广阔的印刷世界。出版业使妇女显现出来，并给她们提供了获得新的文学身份和社会角色的通道，这个过程既可以是通过个人努力，也可以凭借印刷书籍所拓展的文学网络。尽管如此，正如高彦颐所断定的，这并未导致根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的重估(75)。
在《红颜与书籍：19世纪中国的妇女与小说》(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2006)一书中，魏爱莲综合了大量分散的证据，将晚清的女性和小说联系起来。她试图寻回失去的声音，倾听那些创造和消费散文小说的女性们被压抑的回音。在这里魏爱莲以高彦颐笔下的女诗人为研究起点，将小说的兴起置于17世纪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中。然而，她注意到17世纪中叶朝代更替对女性作品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某些18世纪晚期的人物，包括袁枚，则帮助促进了人们重新燃起对才女的兴趣(76)。这后一背景引起了魏爱莲的注意：她描述了一系列的个案研究与对研究对象的细心研读，这些研究都被置于19世纪小说和女性的世界中，以及依稀可辨的文学网络和文人交谊的情境之中。在这里，出版文化正如其自身在19世纪所表明的一样，是考察有关书籍和红颜、小说和女性等问题的先决条件。同时，由于对19世纪印刷品生产和流通的机制相对缺乏研究，特别是印刷出版的中心地带尤其如此，魏爱莲只好从相对了解比较深入的17世纪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此时女性开始扮演新的社会角色，特别是作为小说的读者和作者。但是，因为在这个广阔研究领域里对不同时段的研究并不均衡，晚清出版业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尚难解析。
柯丽德的论文《作为表演的印刷：晚明文人戏剧出版者》(Printing as Performance: Literati Playwright Publishers of the Late Ming)，阐释了蓬勃发展的印刷业是如何改变精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网络。与高彦颐一样，柯丽德认为出版业，尤其是商业出版，改变了个体创作和消费书籍、组成社团，以及建构文学与社会身份的方式。她细致地运用从剧本序言、编辑体例及插图中收集米的证据，谨慎地描绘出精英士人圈和书籍市场之间的联结。柯丽德认为，个人“将出版剧本视为炫耀自己的内行、睿智和勇气的一种方式，而出版商则依靠优秀剧作家的魅力盈利，这些剧作家塑造了一种松散的亚文化让公众着迷”。在印刷出来的书籍中，文人身份变成了商品，当然商品化的过程也影响了这些身份的内涵。正如柯丽德解释的，“在不断的对话中，印刷品造就了剧本创作的作者本人”(77)。在严格限定的一个特定时间、空间和文学类型的基础上，柯丽德清楚地描绘出名望、商业、文化和身份通过出版的书籍交织在一起的情景。
魏爱莲有一篇关于出版商还读斋的论文，考察的是这个建于杭州、后来移往苏州的印刷机构。在这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中，她以出版人角色和品牌特征的变化为窗口，探讨清初的文化嬗变。在仔细分析了三十多本留有还读斋印记的书籍后，她在品质上把它们分为两类，是在两位关键人物的相继管理下印刷出版的：汪淇和汪昂，他们都是徽州人，此间把他们看做亲戚，尽管其具体关系并不明确。根据魏爱莲的研究，二人都发展了印刷品的名录，从而形成了还读斋商标的特性。汪淇似乎是一位专业编辑，换言之，他的本职工作看来就是出版。相对而言，汪昂则是一位出版业的业余爱好者，他通过印刷和传布书籍从事于医疗知识的传播——明显没有商业激情，并对经销商免收费用(78)。在仔细研究了书籍的前言和招徕读者的方式之后，魏爱莲认为17世纪60年代（或更早）的印刷文化与17世纪80年代的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她将前者和晚明灿烂的商业文化联系起来，出版业注重销售、社交和名望等因素；相反的，她认为后来的出版物则显示出对实用性的强烈兴趣。这样似乎呈现了一种在文化领域内的“推迟了的朝代变迁”现象，也展现了出版商角色和形象的转换。印刷机构由此成为反映广阔文化趋向的晴雨表和建构新社会身份的场所。
周绍明近来的一本专著《中国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和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仔细探讨了从公元1000到1800年间江南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在文人身份和社群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研究的主要着力处之一是收录了大量对轶闻趣事的描述，且用生动的英文翻译出来。例如，在周绍明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奇人异士，包括一位经常醉醺醺的刻字工人胡贸，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墓志铭是唐顺之所撰。还有一位穷困的皮匠钱进仁，他酷爱书籍，死后由文人们埋葬在虎丘上，这表现了书籍与社会阶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相互缠结的情形(79)。在周绍明的研究中，书籍交易是十分重要，但这并不局限于市场之上。书籍并不仅是用来赚钱的商品，还可以作为馈赠的礼品、被继承的遗产，以及拥有者显然并不常愿意与人共享的财富。
周绍明注意长时段的趋势，例如印章的兴起（并不完全成功）；文人、国家和市场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盛清时期所谓“知识社会”在国家部分介入下最终形成。他提出，晚明江南文人利用书籍作为文化资本，用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巩固自己的社会声望。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文人更多的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与参与各种文人社团联系起来，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共机构起了促进作用。例如，17世纪中叶，一方面朋友之间彼此签约推动文本的交换与誊抄，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作者对“安全、收益、自身利益和书籍的保管”等方面的考虑。到18世纪时，接触书籍的渠道进一步扩展，这主要是朝廷介入和眷顾的结果，江南三地的四库馆就是例子。在这种环境下，士人转向学术兴趣，他们着重于集体研究和信息交换，并从中受益。值得注意的是，周绍明对晚明文人社会的解读不同于周启荣，后者认为，在晚明文学公共领域是通过士商参与市场以反国家正统的面貌呈现的。周启荣将晚明文人团体设想成为经济力量驱动下的国家的异己，然而周绍明基本上认为政府比市场更为重要(80)。虽然他们对细节问题有分歧，但作者们都认为，文人身份本身已经历史性地既偶然又必然地与书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印刷业中，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特别是这不仅仅限于17世纪江南热火朝天的商业文化语境中。通过印刷的过程，文人兴趣和行为走向市场，并传递给妇女和商人等群体。在这过程中，“文人情趣”的真实概念发生了变化，进而“文人”类别本身也扩展了。通过雕版刻字，新的群体加入到笔耕的行列。进言之，正如高彦颐提醒我们的，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新手看上去不过是转述旧的价值观念(81)。
六出版业和政治权威
出版业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也引发了大量讨论。讨论这些问题的背景既包括潜在的对近代早期欧洲的状况关注，也有许多当代关心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意识形态控制和市场潜在的颠覆性力量等。早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着重于是否存在一种结构或机制调控印刷出版，以及这种调控的功效。陈学霖(Hok-lam Chan)研究了从唐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出版业和审查制度，在这个庞大研究中，他首次考察了法律和制度的层面。陈断定在中国的出版业中，国家审查制度至关重要，尽管知识产权缺位也没有阻止欣欣向荣的印刷文化的出现，这意味着许多出版物仅仅是早期文本的反复再版。同时，他的证据证明，政府并非没有控制印刷行业的欲望，但很多时候，它缺乏这样做的能力(82)。在前述井上进纵向的中国书籍史研究中，他强调了政治权力和印刷业之间的张力。然而，不同于陈学霖，井上进指出，政治权力的式微是印刷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在这里，书籍交换活动充斥了未受政治干预的空间。周启荣甚至认为印刷业在政治领域中扮演了一个更为有力的角色。如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学者一样，他认为在晚明时期，作为士绅和商人利益集中的结果，印刷业通过削弱政府权威触发了政治变革。雕版印刷术正如古滕堡的机器一样，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根据周启荣的说法，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对更为宏大的世界书籍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从很大程度上讲，此间中国书籍史背后昭示的政治变革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的政治进程并无二致(83)。周认为，当一个新的阶层——士商，也就是文人与商人身份合为一体的生意人，通过自己对经典的重新校注挑战正统诠释而获得了政治和文化权力时，晚明的印刷繁荣就改造了中国的政治。在印刷品中提出不同见解的同时，“士商”就摧毁了皇帝和官僚机构在“科考考场”中的统治地位，因而导致了阐释权威所在的变化(84)。他发现，失意的落第举子发觉他们自己日益卷入了商业性出版事业之中，无论是作为编辑、作者、评论者，还是批评家。周启荣认为，这些经验变成了文人们的部分“象征资本”，“使他们可以将文学造诣转化为可出售的劳动力”。他也注意到这些人仍至少部分地停留在体制之内，像多数人一样坚持着命运未卜的科举梦。因此，即使不断遇到挫折，他们仍热衷于政治。他们的角色是颠覆性的，但并不全是敌对性的(85)。
周启荣的这本书令人振奋，可以激发学者更细致地将明末出版中的政治活动放在比较语境中，进行细致地研究。无论我们对他的结论赞同与否，这本书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知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周启荣有关印刷与政治的讨论能够与柯丽德对出版剧本中文人身份商业化的分析相媲美。柯丽德分析了文人的社会及文化角色的变迁，而周启荣所研究的各种科举考试教材和经典注疏，或许正是表明这些变迁的严肃例证。周启荣认为，明末灿烂的文化背后另有一种政治维度，同时这些政治活动与印刷出版相伴而生。尽管周启荣强调晚明出版业的颠覆性作用，但他却没有充分考察大的政治背景。党争是明末另一种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与出版有联系么？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事件还有诸如明朝的灭亡和满族的征服，它们与出版相关吗？最后，清代的出版和政治之间互动状况又是怎么样的？也许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国家力量的出现是对“交流循环”的扭曲，无论轻重与否，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即使国家不断寻求对印刷出版施加更强有力的控制，仍有许多活动在政府的影响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