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如何认识“知行合一”
——读《王守仁评传》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广告艺术学院张磊
最近，重读《王守仁评传》，感觉到作者笔法平实，基本能够客观的看历史问题，但有一点就是所用东西都要套上阶级观念，有失偏颇。
王阳明，心学之集大成者，一位文能提笔定乾坤、武能上马安天下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能大儒，在举士、流放、平乱跌宕起伏的生涯中，内心深处厌倦了“知前行后”“徒悬空口耳讲说”的程朱学风，曾为了“格物致知”而“格竹子”而无所得，后开罪宦官刘瑾而被谪贬至贵州龙场，在这茅舍老卒的边陲驿站，他反而能够静下来，融汇半生对心学的所学所思，豁然开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顿悟，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心学也由此诞生。王阳明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知行合一”思想在王阳明整个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亦产生深远影响。而我们现代教育，也在讲知行合一，可见这一思想影响之深远。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讲求“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他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如偈语般的精辟解释，全面而且深刻的诠释了“知行合一”思想。
一、“知行合一”思想的产生：
关于立言宗旨，王阳明讲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的原发点，很大程度的上是针对道德修养的实际问题。
时代背景：王阳明生活的明朝正德年间，相对于正统刻板的文官官僚体系，个性强烈的正德皇帝常常做一些荒诞不经之举，正德中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仅严重威胁着封建统治，而且猛烈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内心负有匡事济世使命和理想的王阳明感到“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又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在他平定南赣山民起义的过程中，发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感叹。
思想背景：程朱理学自从宋末取得主流思想地位后，经过了元代和明初的发展。明代的学者多在程朱的体系中讨生活，思想发展的空间有限，到明中期以后，已是僵化异常了。理学提出了一种可以依循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和原则，到了明代成了人们法定的行为原则和取士的惟一标准。对于已成为社会思想束缚的程朱理学，王阳明也在苦苦寻找一种变革的方式，他认为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已经使道德观念与社会实践相脱节，造成“交知行分作两截用功”的流弊，人们只求知而不顾行。在这种情形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产生，由此可见，其本意，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知行关系的理论问题，更是为了医治社会层面的“文盛实衰”、知行脱节,只知不行的时弊，挽救危在旦夕的封建伦理纲常。
二、“知行合一”的内涵和传播
四句教：王阳明晚年概括知行合一思想而提出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他的思想精华。从中可见：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是真知，是道，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
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如能知善知恶，以心感知善恶，这是知的本体——良知；
而一切学问和修养，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为善去恶，就是以良知为标准，除恶念扬善念，这才是“格物”的精髓所在。
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系统中，知行问题与现代的知行概念是不同的。古人理解的知行问题是集中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上面。王阳明继承了孟子关于“知”的理解，认为“知”即“良知”，《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的良知良能，是指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亦是与生俱来,善守而勿失,就可以成仁义礼智四德,这是人区别与禽兽之所在。
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这一思想，再次明确了“良知”，他所谓“良知”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善恶、是非的标准，是绝对至善的。他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可见，王阳明把良知看成是天理，看成是道。而王阳明所谓“行””是指人们心理上的意念活动，是指“笃行”，是用心体会“良知”并一心一意、坚持不懈的实践。王阳明认为心为身之主宰，良知为心之本体，”心即理“，知行没有先后差别，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应该合一并进。王阳明思想中的“知行”，生理欲望,言行视动、学问思辨等一切行为的核心本质都是“知行合一”，而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本体；目的是要求人们讲至善至美的道德落实到行动上,而非停留在口头上和思想中。
三、“知行合一”的现代意义
儒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经过千百年而没有消亡，而是在历史的积淀中不断得到论证、丰富与发展。但是，回顾历史整的历朝历代，道德，成了一种束之于思想高阁令人膜拜的偶像的东西，充斥在朝堂和实景的确实尔虞我诈和杀戮欺骗，由此可见中国又是一个现实中缺乏道德的国家。今天，社会在经济、科技、财富的裹挟中飞速奔跑，那还顾得了什么道德良知，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造成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中的道德活在哲学学术研讨和口号中，与现实需要的道德严重脱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意强调道德必须是思想观念与实践行动相统一，恰恰是为了解决人们道德修养实际中知行脱节问题。
对于今天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道德滑坡的社会来说，只有大多数的人自觉地进行道德实践，才能真正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未必能挽救道德沦丧于社会狂澜，但很明确的为人们的道德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修养方法，这对于今天的人们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对于教育思想有地方值得学习借鉴：
一、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而“改过”是指自身，“责善”是劝别人改过，这里面有老师劝诫学生，也包括了学生“谏师之道”，即学生向老师进谏，指出错误。
二、独立的治学精神和能力。教师，必须具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和独立的研究能力，这是思想界、学术界都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品格。看一桩桩学历打假、论文打假的活报剧在不断上演，正反映了独立精神的缺失，更不能奢谈诚信二字。
三、强调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多少年挂在嘴边却不容易做到，所谓“正人易正己难”。知行合一，要求我们心口一致，勇于实践，用于担责，不推诿、不松懈，这点在教育行业中，尤为值得遵循。
现代社会如何认识“知行合一”
——读《王守仁评传》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广告艺术学院张磊
最近，重读《王守仁评传》，感觉到作者笔法平实，基本能够客观的看历史问题，但有一点就是所用东西都要套上阶级观念，有失偏颇。
王阳明，心学之集大成者，一位文能提笔定乾坤、武能上马安天下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能大儒，在举士、流放、平乱跌宕起伏的生涯中，内心深处厌倦了“知前行后”“徒悬空口耳讲说”的程朱学风，曾为了“格物致知”而“格竹子”而无所得，后开罪宦官刘瑾而被谪贬至贵州龙场，在这茅舍老卒的边陲驿站，他反而能够静下来，融汇半生对心学的所学所思，豁然开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顿悟，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心学也由此诞生。王阳明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知行合一”思想在王阳明整个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亦产生深远影响。而我们现代教育，也在讲知行合一，可见这一思想影响之深远。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讲求“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他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如偈语般的精辟解释，全面而且深刻的诠释了“知行合一”思想。
一、“知行合一”思想的产生：
关于立言宗旨，王阳明讲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的原发点，很大程度的上是针对道德修养的实际问题。
时代背景：王阳明生活的明朝正德年间，相对于正统刻板的文官官僚体系，个性强烈的正德皇帝常常做一些荒诞不经之举，正德中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仅严重威胁着封建统治，而且猛烈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内心负有匡事济世使命和理想的王阳明感到“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又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在他平定南赣山民起义的过程中，发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感叹。
思想背景：程朱理学自从宋末取得主流思想地位后，经过了元代和明初的发展。明代的学者多在程朱的体系中讨生活，思想发展的空间有限，到明中期以后，已是僵化异常了。理学提出了一种可以依循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和原则，到了明代成了人们法定的行为原则和取士的惟一标准。对于已成为社会思想束缚的程朱理学，王阳明也在苦苦寻找一种变革的方式，他认为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已经使道德观念与社会实践相脱节，造成“交知行分作两截用功”的流弊，人们只求知而不顾行。在这种情形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产生，由此可见，其本意，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知行关系的理论问题，更是为了医治社会层面的“文盛实衰”、知行脱节,只知不行的时弊，挽救危在旦夕的封建伦理纲常。
二、“知行合一”的内涵和传播
四句教：王阳明晚年概括知行合一思想而提出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他的思想精华。从中可见：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是真知，是道，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
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如能知善知恶，以心感知善恶，这是知的本体——良知；
而一切学问和修养，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为善去恶，就是以良知为标准，除恶念扬善念，这才是“格物”的精髓所在。
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系统中，知行问题与现代的知行概念是不同的。古人理解的知行问题是集中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上面。王阳明继承了孟子关于“知”的理解，认为“知”即“良知”，《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的良知良能，是指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亦是与生俱来,善守而勿失,就可以成仁义礼智四德,这是人区别与禽兽之所在。
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这一思想，再次明确了“良知”，他所谓“良知”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善恶、是非的标准，是绝对至善的。他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可见，王阳明把良知看成是天理，看成是道。而王阳明所谓“行””是指人们心理上的意念活动，是指“笃行”，是用心体会“良知”并一心一意、坚持不懈的实践。王阳明认为心为身之主宰，良知为心之本体，”心即理“，知行没有先后差别，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应该合一并进。王阳明思想中的“知行”，生理欲望,言行视动、学问思辨等一切行为的核心本质都是“知行合一”，而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本体；目的是要求人们讲至善至美的道德落实到行动上,而非停留在口头上和思想中。
三、“知行合一”的现代意义
儒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经过千百年而没有消亡，而是在历史的积淀中不断得到论证、丰富与发展。但是，回顾历史整的历朝历代，道德，成了一种束之于思想高阁令人膜拜的偶像的东西，充斥在朝堂和实景的确实尔虞我诈和杀戮欺骗，由此可见中国又是一个现实中缺乏道德的国家。今天，社会在经济、科技、财富的裹挟中飞速奔跑，那还顾得了什么道德良知，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造成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中的道德活在哲学学术研讨和口号中，与现实需要的道德严重脱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意强调道德必须是思想观念与实践行动相统一，恰恰是为了解决人们道德修养实际中知行脱节问题。
对于今天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道德滑坡的社会来说，只有大多数的人自觉地进行道德实践，才能真正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未必能挽救道德沦丧于社会狂澜，但很明确的为人们的道德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修养方法，这对于今天的人们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对于教育思想有地方值得学习借鉴：
一、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而“改过”是指自身，“责善”是劝别人改过，这里面有老师劝诫学生，也包括了学生“谏师之道”，即学生向老师进谏，指出错误。
二、独立的治学精神和能力。教师，必须具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和独立的研究能力，这是思想界、学术界都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品格。看一桩桩学历打假、论文打假的活报剧在不断上演，正反映了独立精神的缺失，更不能奢谈诚信二字。
三、强调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多少年挂在嘴边却不容易做到，所谓“正人易正己难”。知行合一，要求我们心口一致，勇于实践，用于担责，不推诿、不松懈，这点在教育行业中，尤为值得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