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韩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
本文摘自《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作者：汪文风，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捕了“四人帮”，大概是在10月10日。这以后，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客气多了，生怕我们“闹腾”。但是他们手里又握了两张王牌，一是两个“凡是”，一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仍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了。于是，我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找一个印刷厂钢板字刻得好的同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我们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说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名义，正式打出招牌来。后来，考虑到教研室有两三个同志，与主持搞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个人之间的芥蒂，总是合不来。于是，我们采取了出榜招兵，签名参加的办法，完全自愿。签名参加者，有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汪文风，共16人。其实，徐政良、张敬棠、宋来魏、胡锡珍、徐祖武以及新来的一个同志，虽未签名，也积极参加了选诗词、编辑、核对，参与鉴定是不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和经历了战斗的硝烟的诗词，他们也参加了校对、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积极。已签名的，我们商议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这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上了天安门广场。由于周总理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威望，由于天安门事件从悲天恸地到血腥恐怖，我们的诗抄一贴出，就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
每天，我们都要接待来第二外国语学院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来访者都要求铅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共享天安门的战斗氛围和美好词章；但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求扩大“童怀周”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以及建议“童怀周”选出几个领导人的意见，却开会予以否决了。我们开始筹备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铅印本。由于受到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原来答应给我们帮助的单位纷纷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印刷出版。按照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来的规定，系和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是有权批准印刷教材和阅读参考教材的，于是，我就将“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签字发排。但印刷厂的领导，既支持我们这项工作，又胆小怕事，说：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嘛。我们只得找到一贯支持我们反对“四人帮”的原副院长翟良超同志和教改组的一位副组长李越然加签了字。排版是没有问题了。要铅印，哪来那么多纸张呢？我们还有一位被赶下台的副院长彭平同志，过去在延安就有组织这类工作的经验，他各方面人事关系也熟悉，我们找到他，立即从北京市二轻局搞到第一批纸；又通过被二外挤走的另一位副院长唐恺，经中央宣传组的王揖同志，从人民日报搞到第二批纸。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许多单位、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一谈到是编印“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诗词，被我们求到的同志无不大力协助。
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以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辑的名义出版了、发行了。汉语教研室变成了全国各地、各单位派人来购书和议事的场所。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童怀周”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我们拍了新闻片。日本各通讯社、各大报社的记者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作家，都对我们进行了访问。我们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够抹杀的”。他们也如实地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韩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信对我们表示感谢。
核心提示：韩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
本文摘自《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作者：汪文风，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捕了“四人帮”，大概是在10月10日。这以后，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客气多了，生怕我们“闹腾”。但是他们手里又握了两张王牌，一是两个“凡是”，一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仍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了。于是，我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找一个印刷厂钢板字刻得好的同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我们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说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名义，正式打出招牌来。后来，考虑到教研室有两三个同志，与主持搞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个人之间的芥蒂，总是合不来。于是，我们采取了出榜招兵，签名参加的办法，完全自愿。签名参加者，有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汪文风，共16人。其实，徐政良、张敬棠、宋来魏、胡锡珍、徐祖武以及新来的一个同志，虽未签名，也积极参加了选诗词、编辑、核对，参与鉴定是不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和经历了战斗的硝烟的诗词，他们也参加了校对、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积极。已签名的，我们商议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这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上了天安门广场。由于周总理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威望，由于天安门事件从悲天恸地到血腥恐怖，我们的诗抄一贴出，就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
每天，我们都要接待来第二外国语学院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来访者都要求铅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共享天安门的战斗氛围和美好词章；但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求扩大“童怀周”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以及建议“童怀周”选出几个领导人的意见，却开会予以否决了。我们开始筹备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铅印本。由于受到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原来答应给我们帮助的单位纷纷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印刷出版。按照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来的规定，系和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是有权批准印刷教材和阅读参考教材的，于是，我就将“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签字发排。但印刷厂的领导，既支持我们这项工作，又胆小怕事，说：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嘛。我们只得找到一贯支持我们反对“四人帮”的原副院长翟良超同志和教改组的一位副组长李越然加签了字。排版是没有问题了。要铅印，哪来那么多纸张呢？我们还有一位被赶下台的副院长彭平同志，过去在延安就有组织这类工作的经验，他各方面人事关系也熟悉，我们找到他，立即从北京市二轻局搞到第一批纸；又通过被二外挤走的另一位副院长唐恺，经中央宣传组的王揖同志，从人民日报搞到第二批纸。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许多单位、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一谈到是编印“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诗词，被我们求到的同志无不大力协助。
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以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辑的名义出版了、发行了。汉语教研室变成了全国各地、各单位派人来购书和议事的场所。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童怀周”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我们拍了新闻片。日本各通讯社、各大报社的记者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作家，都对我们进行了访问。我们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够抹杀的”。他们也如实地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韩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信对我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