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华裔美国女作家伍慧明在2008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望岩》，从自己父亲的亲身经历出发，首次向读者披露了1956年至1965年间美国政府在麦卡锡极端反共的政策下向华裔美国人实施的“坦白计划”，展现了这项种族主义法令在华裔美国人几代人心灵上留下的难以愈合的创伤。本文从家庭、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来解读华裔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创伤。 关键词：《望岩》 华裔 创伤 “坦白计划” 伍慧明（Fae Myenne Ng，1956- ）1993年她以《骨》为标题创作了她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小说。十五年后，作者于2008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望岩》，故事开始于 “坦白运动”。为了赢得乔伊丝关的爱情，杰克主动参加华人“坦白运动”，向移民局坦白自己的姓氏和婚姻是假的。杰克参加“坦白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渴望已久的爱情，可悲的是他的坦白非但没有为自己带来爱情，反而为此失去美国国籍。谁料乔伊丝对杰克的“礼物”丝毫不感兴趣。杰克痛心疾首，失望至极。而杰克还遭人报复，一只手臂被废。他最后以卖报为生，孤孤单单地过了一辈子。 “什么是创伤？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创伤就是伤痛的感觉。创伤既有心理意义也有精神意义，表明有外界因素导致的一种冲击。”[1]凯西.克鲁斯说：创伤被描述成对出乎意料的难以承受的暴力事件，或是对当时无法完全理解但日后不断以闪回、梦魇或其他不断重复的方式进行回顾的时间的反应。[2]“创伤导致创伤影响和创伤影响表现的分离：不知原因地感到他说不清楚的东西，没有感觉地表现他自己不能感觉的东西。”[3] 一、家庭创伤 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最初和最重要场所，其环境和氛围是影响一个人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主人公原是钱家最小的孩子被卖给了司徒一通不会生育的原配妻子做养子传宗接代，到梁家后被改名为梁有信，后又作为司徒一通的契纸儿子进入美国，名字为杰克满司徒。杰克本人在踏入美国国境的那一刻就变成了一个影子，他既不能做自己，又不甘心一辈子做别人。“我爱的女人不爱我；与我结婚的女人不是我真正的妻子。伊琳・张虽然是我的合法妻子，但她实际上属于伊东・司徒。因为债务关系，我其实也属于他。他是我的父亲――证书父亲。”[4]小说的开篇杰克就诉说了他到美国之后作为契纸儿子的无奈，杰克深爱乔伊斯但却要被迫与父亲的女人结婚，不能选择自己的婚姻。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让他成为了傀儡，失去自我。 而这错乱的家庭关系不仅给杰克这一代人造成了深深的创伤，也给生活在这种家庭中的下一代维达造成了心理创伤：“我和真人没有妥协的余地。他想要一个家，可我并不想要。他希望我见到家人后会重新考虑。但在祖国，在这个卖掉自己的孩子不算犯罪，但却会因为这是对祖先负责而被原谅的地方，我不想要孩子的决心反而更强了。”[4]女儿维达由于父亲的经历对家庭充满了恐惧，她排斥婚姻，再去中国看过父亲的亲生母亲之后维达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家庭的创伤致使维达对家与婚姻充满了恐惧和逃避。 二、社会创伤 在文学性创伤叙事中，癔症往往是被作为比喻来比喻一种社会状态或者国家政策，即在某种社会强大势力的长期高压或者恐怖影响下，在社会上产生的对这种势力的病态的恐惧或敏感。无论这种势力是社会上的高压政策或恐怖统治，还是社会黑恶势力的邪恶猖獗，还是传统观念对新生事物的扼杀，或者官僚体制对进步或者创新的抑制或封杀，只要这种势力强大到在社会上造成普遍的影响，足以形成人们对某种东西的“绝对不能碰”、“绝对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客观结果，这种势力就造成了社会癔症，即社会上普遍的创伤，即社会创伤。这种“绝对不能碰”、“绝对不能越雷池半步”的社会心理感觉就是社会癔症。“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男孩拍了我一下，问我去一个旅馆怎么走。我直觉地往后退了一下，吃惊地发现自己还是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老唐人街的恐惧：不跟生人说话，不回答问题，不要告诉别人爸爸的名字。”[4]“不能说”开始是政治、法律、经济等外在的原因导致的，而后来逐渐变成了贴在华裔美国人身上的标签，成了这个美国少数族裔的集体属性――沉默。在唐人街里华人对“坦白计划”已经到了病态的恐惧和敏感。 三、文化创伤 按照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为文化创伤给出的定义：“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5]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法》，禁止华人的妻子或是单身中国女子进入美国，同时也不允许华人和白人女子结婚，这种排华法案导致华裔男性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而由于不平等的就业机会，华人男性不得不从事低微的工作，做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女人干的工作，他们围困在狭窄的交际圈中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不安全和孤立的感觉始终包围其四周。 “在老庄的洗衣店里，我在前台工作，在包裹上做上标记，给取走的包裹做记录，晚上给人送洗好的衣服。这份工作像个半大小子的工作，但我没什么抱怨。之后，老庄丢了房子的租约，于是我到了何运56号做收银员，干了一个冬天。到了春天，我又在五月花面点店干过一段时间，负责炖汤。但我最后发现这些事情都不适合我，都像是女人的活。”[4] 华裔大多只有在竞争不激烈或白人不愿干而要求资本不多的餐饮和洗衣业中寻找出路。在中国，洗衣、做饭传统上属于妇女们在家里的工作；虽然中国不乏餐馆，却没有洗衣店，洗衣业是华裔美国人创造的行当。华裔男性被迫“女性化”。 四、结语 错乱的家庭关系导致华裔丧失自我，对家庭与婚姻充满恐惧与逃避；美国政府的“坦白计划”致使唐人街里的华人对其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惧和敏感；而排华法案的实施致使华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不平等的就业机会最终使得华裔男性被迫“女性化”。 这部小说以一个局内人的角度，从个人、家庭的创伤透视了整个族群的创伤，在官方书写的历史版本之外重读、重写被排斥至边缘的少数族裔被抹杀或被掩盖的真实故事。 参考文献 [1] Critchley，Simon. Ethics，Politics，Subjectivity[M].London：Verso，1999. [2] Caruth，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3] La Capra，Dominick.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4] 伍慧明.望岩[M].陆薇，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 [5] Jeffrey C.Alexander，迈向文化创伤理论[A]//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USA，2004.
摘 要：华裔美国女作家伍慧明在2008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望岩》，从自己父亲的亲身经历出发，首次向读者披露了1956年至1965年间美国政府在麦卡锡极端反共的政策下向华裔美国人实施的“坦白计划”，展现了这项种族主义法令在华裔美国人几代人心灵上留下的难以愈合的创伤。本文从家庭、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来解读华裔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创伤。 关键词：《望岩》 华裔 创伤 “坦白计划” 伍慧明（Fae Myenne Ng，1956- ）1993年她以《骨》为标题创作了她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小说。十五年后，作者于2008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望岩》，故事开始于 “坦白运动”。为了赢得乔伊丝关的爱情，杰克主动参加华人“坦白运动”，向移民局坦白自己的姓氏和婚姻是假的。杰克参加“坦白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渴望已久的爱情，可悲的是他的坦白非但没有为自己带来爱情，反而为此失去美国国籍。谁料乔伊丝对杰克的“礼物”丝毫不感兴趣。杰克痛心疾首，失望至极。而杰克还遭人报复，一只手臂被废。他最后以卖报为生，孤孤单单地过了一辈子。 “什么是创伤？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创伤就是伤痛的感觉。创伤既有心理意义也有精神意义，表明有外界因素导致的一种冲击。”[1]凯西.克鲁斯说：创伤被描述成对出乎意料的难以承受的暴力事件，或是对当时无法完全理解但日后不断以闪回、梦魇或其他不断重复的方式进行回顾的时间的反应。[2]“创伤导致创伤影响和创伤影响表现的分离：不知原因地感到他说不清楚的东西，没有感觉地表现他自己不能感觉的东西。”[3] 一、家庭创伤 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最初和最重要场所，其环境和氛围是影响一个人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主人公原是钱家最小的孩子被卖给了司徒一通不会生育的原配妻子做养子传宗接代，到梁家后被改名为梁有信，后又作为司徒一通的契纸儿子进入美国，名字为杰克满司徒。杰克本人在踏入美国国境的那一刻就变成了一个影子，他既不能做自己，又不甘心一辈子做别人。“我爱的女人不爱我；与我结婚的女人不是我真正的妻子。伊琳・张虽然是我的合法妻子，但她实际上属于伊东・司徒。因为债务关系，我其实也属于他。他是我的父亲――证书父亲。”[4]小说的开篇杰克就诉说了他到美国之后作为契纸儿子的无奈，杰克深爱乔伊斯但却要被迫与父亲的女人结婚，不能选择自己的婚姻。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让他成为了傀儡，失去自我。 而这错乱的家庭关系不仅给杰克这一代人造成了深深的创伤，也给生活在这种家庭中的下一代维达造成了心理创伤：“我和真人没有妥协的余地。他想要一个家，可我并不想要。他希望我见到家人后会重新考虑。但在祖国，在这个卖掉自己的孩子不算犯罪，但却会因为这是对祖先负责而被原谅的地方，我不想要孩子的决心反而更强了。”[4]女儿维达由于父亲的经历对家庭充满了恐惧，她排斥婚姻，再去中国看过父亲的亲生母亲之后维达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家庭的创伤致使维达对家与婚姻充满了恐惧和逃避。 二、社会创伤 在文学性创伤叙事中，癔症往往是被作为比喻来比喻一种社会状态或者国家政策，即在某种社会强大势力的长期高压或者恐怖影响下，在社会上产生的对这种势力的病态的恐惧或敏感。无论这种势力是社会上的高压政策或恐怖统治，还是社会黑恶势力的邪恶猖獗，还是传统观念对新生事物的扼杀，或者官僚体制对进步或者创新的抑制或封杀，只要这种势力强大到在社会上造成普遍的影响，足以形成人们对某种东西的“绝对不能碰”、“绝对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客观结果，这种势力就造成了社会癔症，即社会上普遍的创伤，即社会创伤。这种“绝对不能碰”、“绝对不能越雷池半步”的社会心理感觉就是社会癔症。“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男孩拍了我一下，问我去一个旅馆怎么走。我直觉地往后退了一下，吃惊地发现自己还是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老唐人街的恐惧：不跟生人说话，不回答问题，不要告诉别人爸爸的名字。”[4]“不能说”开始是政治、法律、经济等外在的原因导致的，而后来逐渐变成了贴在华裔美国人身上的标签，成了这个美国少数族裔的集体属性――沉默。在唐人街里华人对“坦白计划”已经到了病态的恐惧和敏感。 三、文化创伤 按照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为文化创伤给出的定义：“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5]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法》，禁止华人的妻子或是单身中国女子进入美国，同时也不允许华人和白人女子结婚，这种排华法案导致华裔男性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而由于不平等的就业机会，华人男性不得不从事低微的工作，做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女人干的工作，他们围困在狭窄的交际圈中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不安全和孤立的感觉始终包围其四周。 “在老庄的洗衣店里，我在前台工作，在包裹上做上标记，给取走的包裹做记录，晚上给人送洗好的衣服。这份工作像个半大小子的工作，但我没什么抱怨。之后，老庄丢了房子的租约，于是我到了何运56号做收银员，干了一个冬天。到了春天，我又在五月花面点店干过一段时间，负责炖汤。但我最后发现这些事情都不适合我，都像是女人的活。”[4] 华裔大多只有在竞争不激烈或白人不愿干而要求资本不多的餐饮和洗衣业中寻找出路。在中国，洗衣、做饭传统上属于妇女们在家里的工作；虽然中国不乏餐馆，却没有洗衣店，洗衣业是华裔美国人创造的行当。华裔男性被迫“女性化”。 四、结语 错乱的家庭关系导致华裔丧失自我，对家庭与婚姻充满恐惧与逃避；美国政府的“坦白计划”致使唐人街里的华人对其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惧和敏感；而排华法案的实施致使华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不平等的就业机会最终使得华裔男性被迫“女性化”。 这部小说以一个局内人的角度，从个人、家庭的创伤透视了整个族群的创伤，在官方书写的历史版本之外重读、重写被排斥至边缘的少数族裔被抹杀或被掩盖的真实故事。 参考文献 [1] Critchley，Simon. Ethics，Politics，Subjectivity[M].London：Verso，1999. [2] Caruth，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3] La Capra，Dominick.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4] 伍慧明.望岩[M].陆薇，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 [5] Jeffrey C.Alexander，迈向文化创伤理论[A]//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USA，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