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社会学关注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及其规律，将传媒看做是嵌入于社会中又对社会有自己独特作用的社会事实。在传媒的各个要素中，传者与社会的关系是最动态、具体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者受社会的制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是不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当下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一种传者角色要求，有其从传媒社会学角度透视下的意义。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当代中国社会对传者的要求，在其他国家不可复制。 在我国的传媒界，存在着一些与“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相悖的现象，例如，有的记者不愿意下基层，涉及基层的新闻报道只是靠打个电话、网络邮件等间接途径来完成，这就大大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公信力。所以，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组织动员，鼓励记者转变工作作风，下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使新闻报道真实、准确地反映新闻事实。在文风方面，提倡用“我”这种第一人称进行报道，以使记者的直接经验充分呈现。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也是中共中央向全党提出的向人民群众学习、拜人民为师要求在传媒业界的体现。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我们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从眼睛向上到眼睛向下，这种重心转移的背后，是对执政党合法性基础、资源的考量，是对党员干部、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要求之一，新闻媒体也自然包括其中――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责无旁贷。《大众日报》报业集团的资深媒体人刘明洋2011年9月9日回答笔者的咨询时对笔者说，作为集团的领导之一，他现在要保证每个月带领记者们下基层一次，回来后要亲自执笔写一篇详细的下基层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刘菲也向笔者介绍说，《人民日报》是按照职务高低分期安排下基层活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特别制定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领导落实“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方案》，计划在2011年9月初至11月底，由台领导按照各自分工范围，以全台各频率为主体，组成若干个下基层小分队，根据各自频率定位，自主确定对象地区，自主策划选题。 就“走基层”的社会功能来看，可以从显功能和潜功能、正功能和负功能两个角度来分析。 就显功能和潜功能而言，“走基层”的显功能，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2011年8月9日召开的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视频会议上所强调的：新闻媒体要深入到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线，接受社会实践的锻炼；要有针对性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新闻工作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坚持党的新闻事业性质宗旨、履行新闻工作责任使命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三贴近’要求、增强新闻宣传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途径，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新闻工作者综合素养的有效举措。”简言之，新闻媒体“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接受社会实践的锻炼，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上述目标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倡议者希望实现的显功能，这些功能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取决于新闻媒体的从业者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践行程度。 从潜功能方面看，“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对参与主体也会发挥一些微观层面的作用，这些功能是潜在的，是活动的发起者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实际上，很多社会行为都同时存在潜功能和显功能，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笔者于2010年10月到北京海淀党校参加培训，本来的显功能当然是接受党的理论、政策、方针教育，但笔者在三周的时间里收获到了来自不同的北京高校同仁之间的坦承与友谊。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位于甘肃陇南的灾区记者们不顾危险、克服道路不通的困难，坚持到灾区第一线去。他们依靠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充分报道了灾情，同时，也充分安慰了人民。时任陇南电视台台长的陈永贵2009年4月底向去陇南调查地震灾害及灾后重建报道情况的笔者及随行师生介绍说：在地震刚刚发生之后，政府给了灾民物质上的支持，深入灾区的陇南电视台记者给了灾民精神上的支持，很多灾民见到记者后大哭，他们像看到亲人一样，找到了精神的宣泄口。同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在发挥其显功能的同时，也存在着其必然的潜功能。中国传媒大学2010届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现供职于黑龙江电视台的出镜记者朱方芳2011年9月6日在人人网上回复笔者的留言（关于记者下基层，你有何感想和体会？盼复！）时这样写道：“老师，我刚去了几次基层，去大兴安岭林区拍了公路勘测者，一天的路才走了一半，已经疲惫得连话都不想说了。其实现在下基层这个表述我觉得有点不妥，基层本来就是记者应该在的地方，用‘下’字来形容就不太合适。在基层感触特别多，人性的好多东西特别吸引人。比如那些话不太多但是特别有韧劲的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努力的人，其实一点都不会觉得生活累。”方芳的回答充分说明了下基层的潜功能。在任务范围之外，记者可以体会到平凡劳动者的心灵境界：话不太多但是特别有韧劲，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努力。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他们并不会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觉得生活累。这些关于人性的体验对下基层的记者本身是一种震撼，是特别吸引他们的地方。 只有意识到可能会出现的负功能，才能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其发生，也才能使正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正功能、负功能。因为，任何社会行动都是人的一种选择，作为选择，一定有利有弊。今年7・23动车事故处理的负功能在民间有很丰富的、多角度的传闻和解释。无论何种社会行动，无视负功能的存在都是愚蠢的。只有意识到可能会出现的负功能，才能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其发生，也才能使正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就笔者访谈和观察、思考所及的资料限度，笔者认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存在以下几种负功能： 其一，流于形式，形式大于内容。笔者发现，很多电视台、报纸都开辟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专栏，“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正在成为一场如火如荼的媒介运动。但是，笔者所担心的是：这种运动似乎有一种追求为下基层而下基层的趋势。有的专栏中，报道的只是一些表层的东西，比如，记者走了多远的路，到了什么什么学校，看到一群孩子在上课。他们中午吃自己带的冷饭，立志考大学改变命运，等等。笔者真不知道这样的“新闻”报道有什么意义？难道只是为了凑数，证明这些记者下基层了吗？其二，过多、过滥、鱼龙混杂的下基层活动非但不能很好地起到关心群众疾苦、反映群众心声的作用，反倒会引起群众反感，甚至增加群众的负担。基层干部频繁地接待媒体的“下基层”活动，势必会增加基层的招待费用，分散基层干部的精力。因此，需要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进行精心的策划，周到的安排，选取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去采访，以避免盲目性、形式化的、为下基层而下基层的下基层活动。第三，正如方芳所说的，基层本来就是记者应该在的地方。《北京日报》的佟志革编辑2011年9月9日回答笔者的咨询时也谈到：记者本来就应该在基层，下基层是对媒体领导而言的，领导要下基层。笔者认为，对下基层的主体不做具体区分的现状，不仅是逻辑上的混乱，更会造成角色的混乱，特别是把本来是记者分内的角色规范当做一种高标准来要求，会给传媒业界带来不良的影响。这正如一个厂长的分内之事就是搞好生产，但是他把生产搞好了却被大加赞赏，这不是很滑稽吗？所以，笔者建议：一定要尽快区分出下基层的主体到底是谁？不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一个集体称谓，不可能下基层。也不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从基层获取新闻信息，是作为记者的职责所在。下基层的主体应该是新闻媒体的领导干部。 总之，“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当前中国新闻媒体的一道媒介景观，需要我们从广泛的、深入的社会视角去审视，尽量避免其负功能，这样才能把“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部“真经”念正，不使其念歪。否则会事倍功半，发挥不了应有的显功能和正功能。 编辑：董晓菊[email protected]
传媒社会学关注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及其规律，将传媒看做是嵌入于社会中又对社会有自己独特作用的社会事实。在传媒的各个要素中，传者与社会的关系是最动态、具体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者受社会的制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是不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当下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一种传者角色要求，有其从传媒社会学角度透视下的意义。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当代中国社会对传者的要求，在其他国家不可复制。 在我国的传媒界，存在着一些与“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相悖的现象，例如，有的记者不愿意下基层，涉及基层的新闻报道只是靠打个电话、网络邮件等间接途径来完成，这就大大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公信力。所以，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组织动员，鼓励记者转变工作作风，下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使新闻报道真实、准确地反映新闻事实。在文风方面，提倡用“我”这种第一人称进行报道，以使记者的直接经验充分呈现。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也是中共中央向全党提出的向人民群众学习、拜人民为师要求在传媒业界的体现。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我们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从眼睛向上到眼睛向下，这种重心转移的背后，是对执政党合法性基础、资源的考量，是对党员干部、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要求之一，新闻媒体也自然包括其中――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责无旁贷。《大众日报》报业集团的资深媒体人刘明洋2011年9月9日回答笔者的咨询时对笔者说，作为集团的领导之一，他现在要保证每个月带领记者们下基层一次，回来后要亲自执笔写一篇详细的下基层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刘菲也向笔者介绍说，《人民日报》是按照职务高低分期安排下基层活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特别制定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领导落实“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方案》，计划在2011年9月初至11月底，由台领导按照各自分工范围，以全台各频率为主体，组成若干个下基层小分队，根据各自频率定位，自主确定对象地区，自主策划选题。 就“走基层”的社会功能来看，可以从显功能和潜功能、正功能和负功能两个角度来分析。 就显功能和潜功能而言，“走基层”的显功能，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2011年8月9日召开的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视频会议上所强调的：新闻媒体要深入到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线，接受社会实践的锻炼；要有针对性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新闻工作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坚持党的新闻事业性质宗旨、履行新闻工作责任使命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三贴近’要求、增强新闻宣传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途径，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新闻工作者综合素养的有效举措。”简言之，新闻媒体“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接受社会实践的锻炼，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上述目标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倡议者希望实现的显功能，这些功能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取决于新闻媒体的从业者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践行程度。 从潜功能方面看，“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对参与主体也会发挥一些微观层面的作用，这些功能是潜在的，是活动的发起者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实际上，很多社会行为都同时存在潜功能和显功能，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笔者于2010年10月到北京海淀党校参加培训，本来的显功能当然是接受党的理论、政策、方针教育，但笔者在三周的时间里收获到了来自不同的北京高校同仁之间的坦承与友谊。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位于甘肃陇南的灾区记者们不顾危险、克服道路不通的困难，坚持到灾区第一线去。他们依靠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充分报道了灾情，同时，也充分安慰了人民。时任陇南电视台台长的陈永贵2009年4月底向去陇南调查地震灾害及灾后重建报道情况的笔者及随行师生介绍说：在地震刚刚发生之后，政府给了灾民物质上的支持，深入灾区的陇南电视台记者给了灾民精神上的支持，很多灾民见到记者后大哭，他们像看到亲人一样，找到了精神的宣泄口。同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在发挥其显功能的同时，也存在着其必然的潜功能。中国传媒大学2010届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现供职于黑龙江电视台的出镜记者朱方芳2011年9月6日在人人网上回复笔者的留言（关于记者下基层，你有何感想和体会？盼复！）时这样写道：“老师，我刚去了几次基层，去大兴安岭林区拍了公路勘测者，一天的路才走了一半，已经疲惫得连话都不想说了。其实现在下基层这个表述我觉得有点不妥，基层本来就是记者应该在的地方，用‘下’字来形容就不太合适。在基层感触特别多，人性的好多东西特别吸引人。比如那些话不太多但是特别有韧劲的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努力的人，其实一点都不会觉得生活累。”方芳的回答充分说明了下基层的潜功能。在任务范围之外，记者可以体会到平凡劳动者的心灵境界：话不太多但是特别有韧劲，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努力。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他们并不会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觉得生活累。这些关于人性的体验对下基层的记者本身是一种震撼，是特别吸引他们的地方。 只有意识到可能会出现的负功能，才能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其发生，也才能使正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正功能、负功能。因为，任何社会行动都是人的一种选择，作为选择，一定有利有弊。今年7・23动车事故处理的负功能在民间有很丰富的、多角度的传闻和解释。无论何种社会行动，无视负功能的存在都是愚蠢的。只有意识到可能会出现的负功能，才能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其发生，也才能使正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就笔者访谈和观察、思考所及的资料限度，笔者认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存在以下几种负功能： 其一，流于形式，形式大于内容。笔者发现，很多电视台、报纸都开辟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专栏，“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正在成为一场如火如荼的媒介运动。但是，笔者所担心的是：这种运动似乎有一种追求为下基层而下基层的趋势。有的专栏中，报道的只是一些表层的东西，比如，记者走了多远的路，到了什么什么学校，看到一群孩子在上课。他们中午吃自己带的冷饭，立志考大学改变命运，等等。笔者真不知道这样的“新闻”报道有什么意义？难道只是为了凑数，证明这些记者下基层了吗？其二，过多、过滥、鱼龙混杂的下基层活动非但不能很好地起到关心群众疾苦、反映群众心声的作用，反倒会引起群众反感，甚至增加群众的负担。基层干部频繁地接待媒体的“下基层”活动，势必会增加基层的招待费用，分散基层干部的精力。因此，需要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进行精心的策划，周到的安排，选取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去采访，以避免盲目性、形式化的、为下基层而下基层的下基层活动。第三，正如方芳所说的，基层本来就是记者应该在的地方。《北京日报》的佟志革编辑2011年9月9日回答笔者的咨询时也谈到：记者本来就应该在基层，下基层是对媒体领导而言的，领导要下基层。笔者认为，对下基层的主体不做具体区分的现状，不仅是逻辑上的混乱，更会造成角色的混乱，特别是把本来是记者分内的角色规范当做一种高标准来要求，会给传媒业界带来不良的影响。这正如一个厂长的分内之事就是搞好生产，但是他把生产搞好了却被大加赞赏，这不是很滑稽吗？所以，笔者建议：一定要尽快区分出下基层的主体到底是谁？不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一个集体称谓，不可能下基层。也不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从基层获取新闻信息，是作为记者的职责所在。下基层的主体应该是新闻媒体的领导干部。 总之，“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当前中国新闻媒体的一道媒介景观，需要我们从广泛的、深入的社会视角去审视，尽量避免其负功能，这样才能把“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部“真经”念正，不使其念歪。否则会事倍功半，发挥不了应有的显功能和正功能。 编辑：董晓菊[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