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发表时间：2010-12-25 星期六
日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卢展工在一次讲话中说，“今年我省煤矿安全事故多发，重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就有7起，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某某领导怒斥某某某某’，可是刚刚怒斥完又来一起，还没来得及怒斥呢又来一起，如果煤矿安全生产再出这样的问题，领导就不能总是怒斥别人，要怒斥就应该怒斥自己！”
面对血淋淋的伤亡事故，面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怒”本是人之常情。但如卢展工所言，的确有一些地方官员喜欢动辄拍桌子，“怒斥”一番，未免让人莫名其妙―――作为一方主政者，对于在你治下发生的恶性事件，你岂能撇清干系，去一味责难他人？
当然，对于那些习惯“怒斥”的地方官员而言，他们自有他们的逻辑―――在他们看来，他们既非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人，也不是具体涉案的公职人员，因此，他们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没有丝毫的自责与不安。显然，这些官员将法律伦理与政治伦理混淆了。
在法律上，追究一个事故或事件的责任人，当然要靠明晰的证据链，例如一起矿难，法律可以追究煤矿管理者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可以追究相关职能部门官员的渎职罪，但是，再往上追，证据链就难以支持了。也正因此，无论一起事故或事件多么恶劣，往往无法追究地方主政官员的法律责任。
但政治责任却不需要完整的证据支持，官员既然主政一方，就理当对地方的一切公共事务负有最高责任。一个地方，如果出现良善者受害、守法者倒霉的丑闻，它说明地方治理出现了问题，而公权力的无能、腐化和不公无疑是问题的源头，地方官员在权力金字塔上站得越高，那么他所负得政治责任就越大。
所以，地方官员想以即兴的“怒斥”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把自己划入“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行列，只能是一相情愿。“要怒斥就应该怒斥自己”，公众实在不想看到什么廉价的“怒斥”和拍桌子表演，他们想看到的是官员最起码的廉耻心和责任担当。
为什么恶性事故与事件接连不断，说到底，都是人治惹的祸。地方官员动辄拍桌子、“怒斥”……这是典型的人治思维，遇事地方领导发个威，雷厉风行地去查去抓，丝毫不去反思问题背后的体制性因素，包括权利保障、权力制约，官员选用，制度完善等，这样问题怎能彻底被解决。领导“怒斥”的调门再高，地方却雷声大、雨点小，抓几个低层的小人物祭旗，拿几个低级别的公职人员“开刀”，这样明批暗保，又怎能以儆效尤。
地方官员“怒斥”成为流行病，暴露出问责制的尴尬。按理说，发生负面的公共事件，一些地方官员是没有资格去怒斥别人的，相反，他可能是公众怒斥的对象。例如，官员这时必须走上民意机构的问询台，受到民意代表的“怒斥”；在媒体上，官员将成为众矢之的，面对舆论的“怒斥”等。但是，这一切为何没有发生？因此，问责制如果只是自上而下还远远不够，要想重塑官员的政治伦理，恐怕还得从实现地方的民主制衡着手。
来源： 发表时间：2010-12-25 星期六
日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卢展工在一次讲话中说，“今年我省煤矿安全事故多发，重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就有7起，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某某领导怒斥某某某某’，可是刚刚怒斥完又来一起，还没来得及怒斥呢又来一起，如果煤矿安全生产再出这样的问题，领导就不能总是怒斥别人，要怒斥就应该怒斥自己！”
面对血淋淋的伤亡事故，面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怒”本是人之常情。但如卢展工所言，的确有一些地方官员喜欢动辄拍桌子，“怒斥”一番，未免让人莫名其妙―――作为一方主政者，对于在你治下发生的恶性事件，你岂能撇清干系，去一味责难他人？
当然，对于那些习惯“怒斥”的地方官员而言，他们自有他们的逻辑―――在他们看来，他们既非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人，也不是具体涉案的公职人员，因此，他们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没有丝毫的自责与不安。显然，这些官员将法律伦理与政治伦理混淆了。
在法律上，追究一个事故或事件的责任人，当然要靠明晰的证据链，例如一起矿难，法律可以追究煤矿管理者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可以追究相关职能部门官员的渎职罪，但是，再往上追，证据链就难以支持了。也正因此，无论一起事故或事件多么恶劣，往往无法追究地方主政官员的法律责任。
但政治责任却不需要完整的证据支持，官员既然主政一方，就理当对地方的一切公共事务负有最高责任。一个地方，如果出现良善者受害、守法者倒霉的丑闻，它说明地方治理出现了问题，而公权力的无能、腐化和不公无疑是问题的源头，地方官员在权力金字塔上站得越高，那么他所负得政治责任就越大。
所以，地方官员想以即兴的“怒斥”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把自己划入“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行列，只能是一相情愿。“要怒斥就应该怒斥自己”，公众实在不想看到什么廉价的“怒斥”和拍桌子表演，他们想看到的是官员最起码的廉耻心和责任担当。
为什么恶性事故与事件接连不断，说到底，都是人治惹的祸。地方官员动辄拍桌子、“怒斥”……这是典型的人治思维，遇事地方领导发个威，雷厉风行地去查去抓，丝毫不去反思问题背后的体制性因素，包括权利保障、权力制约，官员选用，制度完善等，这样问题怎能彻底被解决。领导“怒斥”的调门再高，地方却雷声大、雨点小，抓几个低层的小人物祭旗，拿几个低级别的公职人员“开刀”，这样明批暗保，又怎能以儆效尤。
地方官员“怒斥”成为流行病，暴露出问责制的尴尬。按理说，发生负面的公共事件，一些地方官员是没有资格去怒斥别人的，相反，他可能是公众怒斥的对象。例如，官员这时必须走上民意机构的问询台，受到民意代表的“怒斥”；在媒体上，官员将成为众矢之的，面对舆论的“怒斥”等。但是，这一切为何没有发生？因此，问责制如果只是自上而下还远远不够，要想重塑官员的政治伦理，恐怕还得从实现地方的民主制衡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