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2014年马上就要过去。这一年中有许多事情让中国人民想起来就会感到惊心动魄，比如一只只“大老虎”进了铁笼……那么2014年里，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想，肯定是“反省”二字。反省我们的问题和不足，是这一年文坛最重要的事。首先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他主持的文艺座谈会上对当代中国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向我们提出了清醒而深刻的尖锐批评，他的话发聋振聩。
一个民族是需要适时的反省，不反省的民族是危险的民族，尤其是正在强盛的民族。然而，一个正在强盛的民族如果不是特别清醒的政治家在把舵，反省也是很难做到的。中国的文人一向高傲自大，做错了的事也不会轻易承认，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骨气”，可这样的“骨气”在大众眼里，被贬为“酸臭气”。其实，在当代中国文学界，沉积的毛病已经很多了，其中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香臭不分、自以为是，和作品价值观上的巨大偏离。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文人们自大和骄傲得有些忘乎所以了，也不知自己的行为方向在何处，缺少基本的清醒。因此像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讲到“为人民写作”、“作品是作家的立身之本”等等这样的话，对许多作家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提醒和警示了，它应当算是敲打的我们灵魂和行为的严峻问题了！为何如此说？因为现在不少人已经忘了自己写作是为了什么。再有一些人声称是“作家”，却早已不在干作家的事，倒是经常在做些对抗社会正面势力、毒害读者心灵、混淆事非、制造麻烦的事。至于理论批评界被习总书记所批评的那种“人民币的厚度，决定评论的高度”的现象比比皆是。
习总书记的讲话，无疑极其重要。不过，在文坛私下里我听到不少人对“谁参加了会”这件事的议论颇多。自然，那些参会者非常骄傲，而没有被邀者有些内心被冷落的不快感觉。“到底谁定的名单？”好几位文友问我。我苦笑地回答：连我也根本不知道。“你是作协党组成员、驻会副主席，不可能不知道！”冤枉我了不是！像许多事一样，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也没有参与决定。我只知道作协和文联党组班子成员除书记一人参加外，其余人员都不参加。“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样的问号和议论，至今仍是在文友中时常被提及的话题。老实说，对我们这些整天被会议“拖”得累死的人来说，参不参加一个会，基本上不会太放在心上，关键是知道和了解会议精神便成。可对不太参加重要会议者来说，这次“谁参加会”便成了一大关注点。到底大家是什么心态，我不得而知。是名？是利？还是面子？还是被重视或冷落了？巧遇到西安参加陕西作家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会，碰上陈忠实先生，问他因为身体欠佳而没有参加此次会议有没有遗憾，忠实先生毫无表情地答道：我参不参加没有啥想法，作家呗，写好自己的作品就行。
作家当该像陈忠实先生一样，别总把心思放在那些妒忌别人好事上。现在文坛上仍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不健康心态，即总有那么一些人，作品写不出来、几十年没写几千字让读者记得住的东西，但到处煸风点火，整天阴阳怪气嚼舌头的本事可大呢！这样的“文人”还是少一些更有利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纯洁。
2014年，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年，这次评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噪声”曾经热闹了一时，噪声最大的是有两件事：一是古体歌作者周啸天的获奖，二是阿来的“零票风波”。前者我没有发言权，只是知道些情况，因为评奖时所有评委都在一起，诗歌评委中有负责古体诗的评委，也算老朋友。在最后几轮时，我知道他们非常地听取了评委之外的几位古体诗权威，我从一个评委口中知道，那些古体诗权威们对周啸天的作品还是比较认可的。然而，获得名单一出来，社会上“揪”出周啸天的几首“打油诗”进行痛打痛批，所以引来几度喧哗。在之前，我们都对周啸天不熟，喧哗声出来后，才慢慢了解了这个教授诗人。老实说，到现在我都没有读过他的诗，只是当时感觉有人“揪”出的那些“打油诗”水平似乎有被“攻击”的某些理由。但又一想：谁能保证伟大诗人的众多诗篇中就没有几首是“打油诗”水平的？这样也就一笑了之了。第二件事与我有关，而且作为鲁迅文学奖评委主任的我，因为阿来兄几度发表“声明”及媒体不断炒作，我便成了众矢之敌，天底下差不多都在骂我这个“权贵”了——天地良心，当回评委会主任，其实也只有一票之权利也。
阿来的“零票”，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大家从公示的最后结果，看到了阿来和其他几位作者在最后一轮投票中得了零票，而这个零票，事实上等于一场足球赛最后的“冠亚军”决赛，胜者肯定是全票，输的必定是“零”票一样，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票概念。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机制在最后一轮的十部作品中，要以三分之二的得票数才能进入最后五名，如果懂一点数学水平的人，都会清楚出现“零票”是必然。不知是阿来不明白，还是媒体有意炒作，还是鲁奖评奖机制本身就存在极大问题，总之，那个“公示”结果让全社会都知道了像阿来这样的作家都得了“零票”。于似乎，得“零票”的人怒气冲天，看“零票”热闹的人纷纷跳出来挖苦嘲讽，扇风点火，故这一年的鲁迅文学奖又成了社会一大热点。
这其中我们这些参与评奖的评委便成了辱骂的对象。冤不冤？当然冤。因为我们11位报告文学评委们，一直以高票的强势，把阿来的作品推荐到了最后一轮。更冤的是我这个评委主任，在最后决定五名的获奖者提名讨论时首先发言，当时我提了六篇候选，其中就有阿来的作品。之后多数评委认为：报告文学获奖作品，一是应当考虑那些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家，二是应当更多地考虑那些关注现实的题材作品，三是既然所有以前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作家都不参加此次评奖了，为什么像阿来这样获过茅盾奖的还要给他们奖呢？再说，他的那部作品如果算是“非虚构”作品，那么，五部获奖作品中已经有徐怀中的一部“非虚构”了，就不能再出现两部“非虚构”作品进入报告文学奖了。评委们提出的三个理由应该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因此最后我等也只能“投降”，所以其他评委一致投出了最终的结果——这就是阿来得“零票”的真相。
对这件事我不想多说，一些作者的误解和社会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说的一些过头话，我们作当事人的因为按纪律在当时不能说什么话，加之作协一直没有正面回应社会上的一些质疑，造成了大家的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我认为确实有些问题值得反思：
一是评奖机制本身。到底“公示”好不好，“透明”到什么程度才是真正的透明。
二是参选的作品体裁之混乱应当加予高度重视。比如我们的报告文学类参选作品最初的194部（篇）中，大量的根本不是什么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东西。有的是新闻通讯，有的所谓的“非虚构”马不像马、驴不像驴，还有的则是介乎于散文和杂文之间的什么“非虚构小说”、“纪实散文”云云。有的作者现在不能很好地把握某一文体的精心创作，就喜欢搞些新名堂、引进一些新概念来滥竽充数参赛，实在有损和混淆评奖。
三是此次鲁迅文学奖评奖第一次对以往获过奖的人一律取消获奖机会，这有一定道理。但长此下去，显然会严重影响参评作品的质量。比如报告文学作品，每四年评一次，四年中真正好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由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方阵的作家创作的，而这第一方阵的作家几乎都获过奖了，他们的作品不能参加评奖，于是其评出来的奖的最后结果，大家会发现：最好的作品几乎看不到。这对国家级文学奖而言，其社会损伤力是极大的。到底获过奖的人能不能再参加评奖，恐怕成了今后评奖的一大难题。在作协领导层的作家中，我和铁凝主席是早已公开不参加像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由中国作协组织的奖项了。我们好办，可其他作家怎么办？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都不能参评，可想而知评出的文学大奖会是什么样水平呢？
四是当社会有一些议论或不解时，我们应当及时通过新闻发言人等正常渠道及时向社会说明。这方面我们做得极不理想，不断造成被动。不说和不让说的结果是，社会对我们的信任程度更低。
五是获奖的作家受到社会待遇的巨大不均，给作家们的心态带来极大的影响。近些年，像南方尤其是广东等一些省，十分重视对获奖作者的再奖励，结果这让一些作家心态发生改变，把获奖当作了改变个人经济困难甚至人生命运的主要途径，于是拼了命都想争取获奖，甚至联手为其发表作品的编辑、出版社、杂志社负责人，专攻评委关系，有的干脆私底下承诺“分红”——“你只要想法帮助我评上，我把省里、市里给的奖金拿出来跟你们平分……”这样的事已经在我们身边和耳边能够清晰而频繁地听到了，这不是很可怕吗？我真诚希望以后再不要让这类作者进入获奖的可能之列！也真诚希望有关省市别搞这些几倍于实际获奖奖金的“锦上添花”了。那样对所有的获奖作家来说，也是很不公正的。我记得当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后我得了2000元奖金，而某省的一个与我一样获奖的作家他最后拿到的总奖金是40多万元（省市又加奖给他的）。看看，同样一个奖，差距有多大！这很不公平。容易让一些作家滋生起写作的不纯目的，同时也搅乱了神圣的评奖过程。
2014年里的报告文学则有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是徐迟先生百岁诞辰。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纪念会，铁凝主席发表了讲话。我在这次会上有一个比较长的发言，着重讲了“徐迟先生存在的意义”和当前报告文学的基本情况，及关于所谓的“非虚构”是不是要替代报告文学的问题。我把这次发言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毫无疑问，徐迟先生发表于1978年1月的《歌德巴赫猜想》是他一生最重要和最闪耀的文学作品。曾记得，当年《歌德巴赫猜想》给因“文革”而沉闷和压抑了十余年的中国所带来的那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科学春天”之风是何等的强劲！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后来以昂首阔步、豪迈姿态走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并取得举世注目的辉煌成就，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是一首无法叫人忘却和永远不可抹杀的中国走入新时代的生命进行曲，这曲激情悠扬、奔放浩荡、感情丰沛、入情入理，让多少年那些躬着腰为共和国拉车、却得不到起码尊重的知识分子重新扬眉吐气；让人类用自己独有的聪明与辛勤劳动锤打出的知识，从臭气熏天的垃圾堆的最底层，重新抬至神圣的殿堂……让整天撕着课本打架的学生重新回到了安静的教室、让牢监农场里的工程师、科学家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和科学院，让千千万万臭老九们再度感觉自己有了生的希望和活着的价值，一个文明古国的伟大历史从此也就揭开了全新的时代画卷，而这个时代画卷上所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式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如此的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里，透着由一个文学家塑造的一个名叫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者”的感情温度，向我们扑面而来。文学之力量为何如此大，大到我们全民族所有人都在一天之内全都知道了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不朽功绩；文学的魅力为何如此巨大，巨大到我们整个社会一天之内以惊天动地、惊涛骇浪、惊心动魄之势，完成了对科学、对知识、对知识分子评价的彻底颠覆。这就是《歌德巴赫猜想》、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在30多年前所带给我们中国的伟大贡献，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以特别感恩之心感谢和纪念徐迟先生的原因所在。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每个行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命运变化，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对世界和整个人类发展所作出的推动与影响，难道与一部由中国人写的《歌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作品和一个叫徐迟的作家没有一点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而这份肯定则更加让我感受到作为一名同为报告文学作家，感到异常的荣耀和文学的崇高尊严。
《哥德巴赫猜想》和徐迟先生对一名普通的作家的影响同样是深远而巨大的，这种深远和巨大有时无法想像，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的基因是父母遗传给予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基因无法改变，但徐迟先生和他的《歌德巴赫猜想》则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基因和人生的事业基因……
一个改变了无数人文学基因的人，这是我对徐迟先生的评价。在说到我们报告文学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和影响时，我这样说：
中国的今天，是一个伟大而精彩的，能让文学彰显五彩缤纷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变革，给予了报告文学格外恩赐，几乎每一片土地、每一项事业、每一个变化中的社会的人和人的活动，都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丰韵素材，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和自我贬低报告文学文体的价值和它早已被主流社会所广泛认可的客观。事实上，还没有哪一种文体在记录、表现和宣扬改革开放的中国的贡献上，可以同报告文学相比。这一点毫无疑问。有人说，今天的报告文学面临死亡和边缘，也有人说，它将被非虚构写作所代替。我在这里明确而准确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在只要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继续前行的中国，报告文学不仅不可能边缘和死亡，相反，它比任何一种文体更具有生命力、更放射光芒，更有市场和读者，更被主流意识所认可。。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前几年每年所进行的年度出版与阅读调查中一次次的告诉我们：喜欢和热爱纪实类作品的读者，远远超过虚构类的读者人数；在座朋友们应当知道，中国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曾经在头版发表报告文学作品的只有两次，一次是五十年代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1978年的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但在今天，我们的人民日报，一年就要发表至少20篇报告文学。尤其是光明日报，十八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头版、甚至头版头条先后发表了4篇报告文学，其中有我的两篇，另有一篇是李春雷的、还有一篇是年轻作者王国平的。事实上，光明日报在十年前的2004年7月26日就在头版和二版也发表过我的另一篇名为《永远的红树林》的报告文学。11年前的非典期间，上海的文汇报也曾有过非同寻常的壮举，连续用8个整版发表了我的《北京保卫战》的报告文学。近两届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每一次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获奖图书是报告文学作品，更可喜的是在上一届的五个一工程奖获奖的十几部电影中有三分之一的电影是根据报告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这些事实都很好地说明了报告文学不仅没有死亡和边缘，而且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关于“非虚构”文学的问题，我这样说：
近些年，总有一些人在说非虚构写作将替代报告文学。在我看来，作为丰富和充实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写作现象，我们对非虚构写作将给予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包容。但，这里有一个学术概念必须加予澄清：所谓的非虚构，其实最早在国外提出的并不是我们今天一些人所理解的非虚构概念，它最早是由法国著名小说家左拉先生针对当时的小说家们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写作而提出的一个创作观点。作为当时法国小说界的领军人物，左拉实在无法接受那种坐在家里、远离生活的同行们的胡编乱造，左拉因此提出小说创作必须尽可能地接近生活本真。为此，他自己身体力行，为写一部铁路工人生活的小说而不惜用十几天时间亲自趴在火车上去细致的观察铁路上的生活，从而形成了他后来被人称之为的“非虚构”写作风格。这就是国外流传已久的非虚构写作的真正起源。近几年来，以美国一批新闻记者为代表的写作者所引领的新闻自由式写作，在西方世界较为流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几年翻译到中国的那本《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这本书里的作者所倡导的非虚构写作，则是面向那些从新闻转向文学、从没有任何写作经验的初学者向成熟作家转型的人而提供的一本具有一定探索意义的书。这种写作，自由度大、不像小说可以全虚构，也不用像传统报告文学那样必须对真人真事要求之严格，自由和随意、尤其注重倡导作者的自我感受与表达，因此受到一部分因在小说创作中不能很好地艺术虚构、作品越来越没人看而带来巨大苦恼的小说家们的欢迎；同样，这种非虚构写作也受到了一部分因从事传统报告文学创作那种必须遵循对真人真事不能有半点虚假的文体要求而禁锢的写实体作家的欢迎，因为这种新的非虚构写作时而可以写到五百年、三千前的事，也时而又可以将一个白宫的真实事件搬进文中，时而又可以将自己内心完全虚设的故事放入其中，这就是非左拉时代的今天西方国家的非虚构写作。中国是个文明大国，包容和吸纳他人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学经验，一直是我们的明确态度。对西方人的非虚构写作的那种灵活、自由和开放式的态度，我们从来不拒绝。然而，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与习惯，中国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由瞿秋白、夏衍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魏巍、包括巴金、丁玲等尤其是徐迟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们，他们继承司马迁《史记》这种优秀纪实作品的创作经验和中国人对历史真实的那种毫不留情的严谨治学态度，同时又吸收和发扬了世界现代报告文学奠基人基希先生的报告文学文体创作特点，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报告文学。这就是：严格按照时代性、新闻性、现实性、批判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的早已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并有自己独立文体要求的文学种类。今天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呈现在开放和进步之中，我们的报告文学文体，也在接受和吸纳所有新鲜的空气，包括非虚构在内的诸如个人化写作、心灵史叙述、口述回忆录、传记创作、纪实体散文等等写实体作品，以及它们的新写作经验，都将为丰富和发展报告文学文体提供了有益的养分。
这个发言内容，后来在文艺报上部分发表了，同时在我的博客上全文发表后，许多同行叫好，说把多年混乱和颠倒了的文学概念和认识，重新恢复了过来。其实，中国的纪实文学——现在叫“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世界是中国最早发明，也是早已成熟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体。用不着动摇，也不可能动摇。一些新鲜玩艺，玩几年就得重新回归过来。大家一定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玩这个“主义”、那个“风格”的小说家们，最后还不都回到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
报告文学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我们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又成功地举办了一次人数达一百五六十人参加的全国创作会。自担任会长之后，我和李炳银、黄传会和张胜友等学会同志，致力对基层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能力的提高培训，连续三年开放型的召开、举办这样的创作会，收效极好。以后还要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今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做的第三件事是：成立了青年创作委员会。培养青年一代的报告文学作家，是我们的任务和责任。学会批准了由李朝全、丁晓平、马建辉、马娜、纪红建、谢友义、王国平、田静等领衔的“中国报告文学青年军团”宣告正式成立。期待他们能够继承和接替我们成为新一代中国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中国正处在伟大的发展时期，报告文学大有前途，他们应该是更有前途的一代。
不能不说今年中国报告文学还有第四件重要的事：鲁迅文学院举办了第一个“报告文学高研班”。来自全国的61名中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在一起进行专门培训，是鲁迅文学院由史以来第一次。同样不能不说的是能够举办这个班是作协党组的支持，当然也与我在党组的几次提议有关。作为一个文学大种类，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我们，各级政府、政党组织和社会对报告文学的需求，只有中国是如此之大，影响之大。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这样的“发展机遇期”。办这样的班的意义如同成立报告文学青年委员会是同样的。相信这批参加过学习的学员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创作出优秀作品。
最后需要说一下今年的报告文学情况。我想本书入选的作品肯定是部分的代表作，它能对本年度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一个基本面的总结和检阅。由于篇幅限制，还有不少好作品没有入选，是个遗憾。然而，令我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青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进入我的视野，这比什么都高兴。亲爱的读者，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给了我们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动力和促进。我们不会失之机会，必定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年……
写于2014年年末
选自《2014年优秀报告文学年选》序言
特别的2014年马上就要过去。这一年中有许多事情让中国人民想起来就会感到惊心动魄，比如一只只“大老虎”进了铁笼……那么2014年里，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想，肯定是“反省”二字。反省我们的问题和不足，是这一年文坛最重要的事。首先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他主持的文艺座谈会上对当代中国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向我们提出了清醒而深刻的尖锐批评，他的话发聋振聩。
一个民族是需要适时的反省，不反省的民族是危险的民族，尤其是正在强盛的民族。然而，一个正在强盛的民族如果不是特别清醒的政治家在把舵，反省也是很难做到的。中国的文人一向高傲自大，做错了的事也不会轻易承认，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骨气”，可这样的“骨气”在大众眼里，被贬为“酸臭气”。其实，在当代中国文学界，沉积的毛病已经很多了，其中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香臭不分、自以为是，和作品价值观上的巨大偏离。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文人们自大和骄傲得有些忘乎所以了，也不知自己的行为方向在何处，缺少基本的清醒。因此像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讲到“为人民写作”、“作品是作家的立身之本”等等这样的话，对许多作家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提醒和警示了，它应当算是敲打的我们灵魂和行为的严峻问题了！为何如此说？因为现在不少人已经忘了自己写作是为了什么。再有一些人声称是“作家”，却早已不在干作家的事，倒是经常在做些对抗社会正面势力、毒害读者心灵、混淆事非、制造麻烦的事。至于理论批评界被习总书记所批评的那种“人民币的厚度，决定评论的高度”的现象比比皆是。
习总书记的讲话，无疑极其重要。不过，在文坛私下里我听到不少人对“谁参加了会”这件事的议论颇多。自然，那些参会者非常骄傲，而没有被邀者有些内心被冷落的不快感觉。“到底谁定的名单？”好几位文友问我。我苦笑地回答：连我也根本不知道。“你是作协党组成员、驻会副主席，不可能不知道！”冤枉我了不是！像许多事一样，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也没有参与决定。我只知道作协和文联党组班子成员除书记一人参加外，其余人员都不参加。“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样的问号和议论，至今仍是在文友中时常被提及的话题。老实说，对我们这些整天被会议“拖”得累死的人来说，参不参加一个会，基本上不会太放在心上，关键是知道和了解会议精神便成。可对不太参加重要会议者来说，这次“谁参加会”便成了一大关注点。到底大家是什么心态，我不得而知。是名？是利？还是面子？还是被重视或冷落了？巧遇到西安参加陕西作家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会，碰上陈忠实先生，问他因为身体欠佳而没有参加此次会议有没有遗憾，忠实先生毫无表情地答道：我参不参加没有啥想法，作家呗，写好自己的作品就行。
作家当该像陈忠实先生一样，别总把心思放在那些妒忌别人好事上。现在文坛上仍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不健康心态，即总有那么一些人，作品写不出来、几十年没写几千字让读者记得住的东西，但到处煸风点火，整天阴阳怪气嚼舌头的本事可大呢！这样的“文人”还是少一些更有利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纯洁。
2014年，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年，这次评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噪声”曾经热闹了一时，噪声最大的是有两件事：一是古体歌作者周啸天的获奖，二是阿来的“零票风波”。前者我没有发言权，只是知道些情况，因为评奖时所有评委都在一起，诗歌评委中有负责古体诗的评委，也算老朋友。在最后几轮时，我知道他们非常地听取了评委之外的几位古体诗权威，我从一个评委口中知道，那些古体诗权威们对周啸天的作品还是比较认可的。然而，获得名单一出来，社会上“揪”出周啸天的几首“打油诗”进行痛打痛批，所以引来几度喧哗。在之前，我们都对周啸天不熟，喧哗声出来后，才慢慢了解了这个教授诗人。老实说，到现在我都没有读过他的诗，只是当时感觉有人“揪”出的那些“打油诗”水平似乎有被“攻击”的某些理由。但又一想：谁能保证伟大诗人的众多诗篇中就没有几首是“打油诗”水平的？这样也就一笑了之了。第二件事与我有关，而且作为鲁迅文学奖评委主任的我，因为阿来兄几度发表“声明”及媒体不断炒作，我便成了众矢之敌，天底下差不多都在骂我这个“权贵”了——天地良心，当回评委会主任，其实也只有一票之权利也。
阿来的“零票”，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大家从公示的最后结果，看到了阿来和其他几位作者在最后一轮投票中得了零票，而这个零票，事实上等于一场足球赛最后的“冠亚军”决赛，胜者肯定是全票，输的必定是“零”票一样，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票概念。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机制在最后一轮的十部作品中，要以三分之二的得票数才能进入最后五名，如果懂一点数学水平的人，都会清楚出现“零票”是必然。不知是阿来不明白，还是媒体有意炒作，还是鲁奖评奖机制本身就存在极大问题，总之，那个“公示”结果让全社会都知道了像阿来这样的作家都得了“零票”。于似乎，得“零票”的人怒气冲天，看“零票”热闹的人纷纷跳出来挖苦嘲讽，扇风点火，故这一年的鲁迅文学奖又成了社会一大热点。
这其中我们这些参与评奖的评委便成了辱骂的对象。冤不冤？当然冤。因为我们11位报告文学评委们，一直以高票的强势，把阿来的作品推荐到了最后一轮。更冤的是我这个评委主任，在最后决定五名的获奖者提名讨论时首先发言，当时我提了六篇候选，其中就有阿来的作品。之后多数评委认为：报告文学获奖作品，一是应当考虑那些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家，二是应当更多地考虑那些关注现实的题材作品，三是既然所有以前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作家都不参加此次评奖了，为什么像阿来这样获过茅盾奖的还要给他们奖呢？再说，他的那部作品如果算是“非虚构”作品，那么，五部获奖作品中已经有徐怀中的一部“非虚构”了，就不能再出现两部“非虚构”作品进入报告文学奖了。评委们提出的三个理由应该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因此最后我等也只能“投降”，所以其他评委一致投出了最终的结果——这就是阿来得“零票”的真相。
对这件事我不想多说，一些作者的误解和社会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说的一些过头话，我们作当事人的因为按纪律在当时不能说什么话，加之作协一直没有正面回应社会上的一些质疑，造成了大家的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我认为确实有些问题值得反思：
一是评奖机制本身。到底“公示”好不好，“透明”到什么程度才是真正的透明。
二是参选的作品体裁之混乱应当加予高度重视。比如我们的报告文学类参选作品最初的194部（篇）中，大量的根本不是什么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东西。有的是新闻通讯，有的所谓的“非虚构”马不像马、驴不像驴，还有的则是介乎于散文和杂文之间的什么“非虚构小说”、“纪实散文”云云。有的作者现在不能很好地把握某一文体的精心创作，就喜欢搞些新名堂、引进一些新概念来滥竽充数参赛，实在有损和混淆评奖。
三是此次鲁迅文学奖评奖第一次对以往获过奖的人一律取消获奖机会，这有一定道理。但长此下去，显然会严重影响参评作品的质量。比如报告文学作品，每四年评一次，四年中真正好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由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方阵的作家创作的，而这第一方阵的作家几乎都获过奖了，他们的作品不能参加评奖，于是其评出来的奖的最后结果，大家会发现：最好的作品几乎看不到。这对国家级文学奖而言，其社会损伤力是极大的。到底获过奖的人能不能再参加评奖，恐怕成了今后评奖的一大难题。在作协领导层的作家中，我和铁凝主席是早已公开不参加像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由中国作协组织的奖项了。我们好办，可其他作家怎么办？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都不能参评，可想而知评出的文学大奖会是什么样水平呢？
四是当社会有一些议论或不解时，我们应当及时通过新闻发言人等正常渠道及时向社会说明。这方面我们做得极不理想，不断造成被动。不说和不让说的结果是，社会对我们的信任程度更低。
五是获奖的作家受到社会待遇的巨大不均，给作家们的心态带来极大的影响。近些年，像南方尤其是广东等一些省，十分重视对获奖作者的再奖励，结果这让一些作家心态发生改变，把获奖当作了改变个人经济困难甚至人生命运的主要途径，于是拼了命都想争取获奖，甚至联手为其发表作品的编辑、出版社、杂志社负责人，专攻评委关系，有的干脆私底下承诺“分红”——“你只要想法帮助我评上，我把省里、市里给的奖金拿出来跟你们平分……”这样的事已经在我们身边和耳边能够清晰而频繁地听到了，这不是很可怕吗？我真诚希望以后再不要让这类作者进入获奖的可能之列！也真诚希望有关省市别搞这些几倍于实际获奖奖金的“锦上添花”了。那样对所有的获奖作家来说，也是很不公正的。我记得当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后我得了2000元奖金，而某省的一个与我一样获奖的作家他最后拿到的总奖金是40多万元（省市又加奖给他的）。看看，同样一个奖，差距有多大！这很不公平。容易让一些作家滋生起写作的不纯目的，同时也搅乱了神圣的评奖过程。
2014年里的报告文学则有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是徐迟先生百岁诞辰。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纪念会，铁凝主席发表了讲话。我在这次会上有一个比较长的发言，着重讲了“徐迟先生存在的意义”和当前报告文学的基本情况，及关于所谓的“非虚构”是不是要替代报告文学的问题。我把这次发言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毫无疑问，徐迟先生发表于1978年1月的《歌德巴赫猜想》是他一生最重要和最闪耀的文学作品。曾记得，当年《歌德巴赫猜想》给因“文革”而沉闷和压抑了十余年的中国所带来的那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科学春天”之风是何等的强劲！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后来以昂首阔步、豪迈姿态走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并取得举世注目的辉煌成就，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是一首无法叫人忘却和永远不可抹杀的中国走入新时代的生命进行曲，这曲激情悠扬、奔放浩荡、感情丰沛、入情入理，让多少年那些躬着腰为共和国拉车、却得不到起码尊重的知识分子重新扬眉吐气；让人类用自己独有的聪明与辛勤劳动锤打出的知识，从臭气熏天的垃圾堆的最底层，重新抬至神圣的殿堂……让整天撕着课本打架的学生重新回到了安静的教室、让牢监农场里的工程师、科学家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和科学院，让千千万万臭老九们再度感觉自己有了生的希望和活着的价值，一个文明古国的伟大历史从此也就揭开了全新的时代画卷，而这个时代画卷上所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式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如此的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里，透着由一个文学家塑造的一个名叫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者”的感情温度，向我们扑面而来。文学之力量为何如此大，大到我们全民族所有人都在一天之内全都知道了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不朽功绩；文学的魅力为何如此巨大，巨大到我们整个社会一天之内以惊天动地、惊涛骇浪、惊心动魄之势，完成了对科学、对知识、对知识分子评价的彻底颠覆。这就是《歌德巴赫猜想》、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在30多年前所带给我们中国的伟大贡献，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以特别感恩之心感谢和纪念徐迟先生的原因所在。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每个行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命运变化，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对世界和整个人类发展所作出的推动与影响，难道与一部由中国人写的《歌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作品和一个叫徐迟的作家没有一点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而这份肯定则更加让我感受到作为一名同为报告文学作家，感到异常的荣耀和文学的崇高尊严。
《哥德巴赫猜想》和徐迟先生对一名普通的作家的影响同样是深远而巨大的，这种深远和巨大有时无法想像，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的基因是父母遗传给予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基因无法改变，但徐迟先生和他的《歌德巴赫猜想》则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基因和人生的事业基因……
一个改变了无数人文学基因的人，这是我对徐迟先生的评价。在说到我们报告文学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和影响时，我这样说：
中国的今天，是一个伟大而精彩的，能让文学彰显五彩缤纷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变革，给予了报告文学格外恩赐，几乎每一片土地、每一项事业、每一个变化中的社会的人和人的活动，都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丰韵素材，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和自我贬低报告文学文体的价值和它早已被主流社会所广泛认可的客观。事实上，还没有哪一种文体在记录、表现和宣扬改革开放的中国的贡献上，可以同报告文学相比。这一点毫无疑问。有人说，今天的报告文学面临死亡和边缘，也有人说，它将被非虚构写作所代替。我在这里明确而准确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在只要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继续前行的中国，报告文学不仅不可能边缘和死亡，相反，它比任何一种文体更具有生命力、更放射光芒，更有市场和读者，更被主流意识所认可。。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前几年每年所进行的年度出版与阅读调查中一次次的告诉我们：喜欢和热爱纪实类作品的读者，远远超过虚构类的读者人数；在座朋友们应当知道，中国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曾经在头版发表报告文学作品的只有两次，一次是五十年代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1978年的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但在今天，我们的人民日报，一年就要发表至少20篇报告文学。尤其是光明日报，十八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头版、甚至头版头条先后发表了4篇报告文学，其中有我的两篇，另有一篇是李春雷的、还有一篇是年轻作者王国平的。事实上，光明日报在十年前的2004年7月26日就在头版和二版也发表过我的另一篇名为《永远的红树林》的报告文学。11年前的非典期间，上海的文汇报也曾有过非同寻常的壮举，连续用8个整版发表了我的《北京保卫战》的报告文学。近两届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每一次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获奖图书是报告文学作品，更可喜的是在上一届的五个一工程奖获奖的十几部电影中有三分之一的电影是根据报告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这些事实都很好地说明了报告文学不仅没有死亡和边缘，而且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关于“非虚构”文学的问题，我这样说：
近些年，总有一些人在说非虚构写作将替代报告文学。在我看来，作为丰富和充实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写作现象，我们对非虚构写作将给予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包容。但，这里有一个学术概念必须加予澄清：所谓的非虚构，其实最早在国外提出的并不是我们今天一些人所理解的非虚构概念，它最早是由法国著名小说家左拉先生针对当时的小说家们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写作而提出的一个创作观点。作为当时法国小说界的领军人物，左拉实在无法接受那种坐在家里、远离生活的同行们的胡编乱造，左拉因此提出小说创作必须尽可能地接近生活本真。为此，他自己身体力行，为写一部铁路工人生活的小说而不惜用十几天时间亲自趴在火车上去细致的观察铁路上的生活，从而形成了他后来被人称之为的“非虚构”写作风格。这就是国外流传已久的非虚构写作的真正起源。近几年来，以美国一批新闻记者为代表的写作者所引领的新闻自由式写作，在西方世界较为流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几年翻译到中国的那本《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这本书里的作者所倡导的非虚构写作，则是面向那些从新闻转向文学、从没有任何写作经验的初学者向成熟作家转型的人而提供的一本具有一定探索意义的书。这种写作，自由度大、不像小说可以全虚构，也不用像传统报告文学那样必须对真人真事要求之严格，自由和随意、尤其注重倡导作者的自我感受与表达，因此受到一部分因在小说创作中不能很好地艺术虚构、作品越来越没人看而带来巨大苦恼的小说家们的欢迎；同样，这种非虚构写作也受到了一部分因从事传统报告文学创作那种必须遵循对真人真事不能有半点虚假的文体要求而禁锢的写实体作家的欢迎，因为这种新的非虚构写作时而可以写到五百年、三千前的事，也时而又可以将一个白宫的真实事件搬进文中，时而又可以将自己内心完全虚设的故事放入其中，这就是非左拉时代的今天西方国家的非虚构写作。中国是个文明大国，包容和吸纳他人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学经验，一直是我们的明确态度。对西方人的非虚构写作的那种灵活、自由和开放式的态度，我们从来不拒绝。然而，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与习惯，中国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由瞿秋白、夏衍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魏巍、包括巴金、丁玲等尤其是徐迟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们，他们继承司马迁《史记》这种优秀纪实作品的创作经验和中国人对历史真实的那种毫不留情的严谨治学态度，同时又吸收和发扬了世界现代报告文学奠基人基希先生的报告文学文体创作特点，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报告文学。这就是：严格按照时代性、新闻性、现实性、批判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的早已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并有自己独立文体要求的文学种类。今天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呈现在开放和进步之中，我们的报告文学文体，也在接受和吸纳所有新鲜的空气，包括非虚构在内的诸如个人化写作、心灵史叙述、口述回忆录、传记创作、纪实体散文等等写实体作品，以及它们的新写作经验，都将为丰富和发展报告文学文体提供了有益的养分。
这个发言内容，后来在文艺报上部分发表了，同时在我的博客上全文发表后，许多同行叫好，说把多年混乱和颠倒了的文学概念和认识，重新恢复了过来。其实，中国的纪实文学——现在叫“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世界是中国最早发明，也是早已成熟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体。用不着动摇，也不可能动摇。一些新鲜玩艺，玩几年就得重新回归过来。大家一定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玩这个“主义”、那个“风格”的小说家们，最后还不都回到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
报告文学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我们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又成功地举办了一次人数达一百五六十人参加的全国创作会。自担任会长之后，我和李炳银、黄传会和张胜友等学会同志，致力对基层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能力的提高培训，连续三年开放型的召开、举办这样的创作会，收效极好。以后还要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今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做的第三件事是：成立了青年创作委员会。培养青年一代的报告文学作家，是我们的任务和责任。学会批准了由李朝全、丁晓平、马建辉、马娜、纪红建、谢友义、王国平、田静等领衔的“中国报告文学青年军团”宣告正式成立。期待他们能够继承和接替我们成为新一代中国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中国正处在伟大的发展时期，报告文学大有前途，他们应该是更有前途的一代。
不能不说今年中国报告文学还有第四件重要的事：鲁迅文学院举办了第一个“报告文学高研班”。来自全国的61名中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在一起进行专门培训，是鲁迅文学院由史以来第一次。同样不能不说的是能够举办这个班是作协党组的支持，当然也与我在党组的几次提议有关。作为一个文学大种类，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我们，各级政府、政党组织和社会对报告文学的需求，只有中国是如此之大，影响之大。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这样的“发展机遇期”。办这样的班的意义如同成立报告文学青年委员会是同样的。相信这批参加过学习的学员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创作出优秀作品。
最后需要说一下今年的报告文学情况。我想本书入选的作品肯定是部分的代表作，它能对本年度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一个基本面的总结和检阅。由于篇幅限制，还有不少好作品没有入选，是个遗憾。然而，令我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青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进入我的视野，这比什么都高兴。亲爱的读者，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给了我们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动力和促进。我们不会失之机会，必定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年……
写于2014年年末
选自《2014年优秀报告文学年选》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