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不问苍生问鬼神
2013.08.15 总第648期 编辑：刘嵩
不久前，《人民日报》刊文疾呼“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少数官员该警醒了！”为持续近两个月的“大师”批判补上了临门一脚。然而，官方媒体虽然出手定调，也只是指出了问题的存在，解释问题的方式又是习惯性地“深挖思想根源”，但这种解释的吊诡之处在于，别的国家官商权贵“不信马列”的尤其多，为什么没有在政府楼前大建风水球、转运石呢？[详细]
凤凰视点
迷信权贵素质高其实也是一种“病” 在谈破除“伪科学”的时候，有一种论调很有代表性：“那么多大领导、大明星都信他，必然有可信的地方。那些名人不比你个小老百姓素质高？”且不说类似评论中夹杂着浓厚的“成王败寇”价值观，单说这个结论与事实摆在一起，就很有些滑稽的意味。
近年来类似的调查不见于公众视野，但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程萍博士进行的“地厅级、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在2006年、2007年却曾激起舆论持续的波澜，尤其是其中对县处级公务员的调查直接触及了对求签、相面、星座等等的迷信，更是引发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
尽管无论是地厅级还是县处级干部，在综合科学素质上都高于公众水平，但仅有不足一半的县处级官员表示：不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中的任何一种迷信形式。其中，相信“相面”的县处级官员达到28.3%，而据中国科普研究所2007年公布的“第6次中国民众科学素养调查”，“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民众的比例仅为21%。
当然，由于此次调查中并未当下新闻中出现频率极高的“官场风水”和“算命”，我们也只能以政府大楼门前的转运石、石狮子来估计官员们不信马列信鬼神的程度和范围了。
不过，回到“大师”的话题上，官员们的兴趣点明显与希求“延年益寿”的老干部们有所不同，按照程萍博士2006年对地厅级干部的问卷调查，他们最期望科学技术解决的问题是首先是环境保护问题，其次是癌症及常见病的治疗，第三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往下依次是减少决策失误、自然灾害的预报、新产品开发、长寿、增产粮食、增加就业和减少犯罪。
按照调查者的解释，以上结果主要与地厅级官员主要居于城市有关，粮食生产不是他们的收入来源，而环境污染的压力则使得他们格外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果我们就此衍生一二，由于干部退休制度的规范化，地厅级干部普遍处于壮年，对于健康养生的需求远没有耄耋之年的老干部们那样强烈，而本身大专以上的平均学历，也让他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更深一层，单纯的“忽悠”和“杂耍表演”没那么容易令他们拜倒。
然而，既然环境发生了如此的改变，为什么“大师们”仍旧层出不穷？甚至那些在办公楼前大建风水花坛、风水球、转运石的官员们仍敢于肆无忌惮地在公众视野中“裸奔”？
不信马列的权贵们 信的也绝非鬼神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在中国社会之中，“心理安慰”为什么如此稀缺？为什么这种心态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本应成为社会理性基石的官员、科学家、企业家为什么成为社会非理性躁动的推手甚至发起者？这一系列的问题难道不该引起深思吗？
上期“自由谈”中谈及大师频出并非“信仰缺失”造成的，不少读者感到不理解，个中缘故恐怕还在于认识尺度的不同。无论东西方，大凡精神信仰都应该是一种世界观的架构，而非一种方法论的范式，而我们探讨的“大师” 们提供的，往往只是一种“交换关系”形态的方法论，即——你信我，可治病；你信我，可升官；你信我，可发财„„如此种种因为个案成功或骗术引发的狂信，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心理暗示带来的安慰，说是信仰岂不太过滑稽了吗？
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在中国社会之中，“心理安慰”为什么如此稀缺？为什么这种心态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本应成为社会理性基石的官员、科学家、企业家为什么成为社会非理性躁动的推手甚至发起者？这一系列的问题难道不该引起深思吗？
学者熊培云曾在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神鬼传统’，所谓‘皇帝统治靠天,草民维权靠鬼’。 制度的缺失使每个人都是弱者，他们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归因于某些不可抗力。这种将自己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神秘力量获取拯救的心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原始的‘占卜政治’的气息。” 众所周知，1949年后“神鬼传统”的断绝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共产党人不怕鬼不信邪”的意识形态教育早已深入人心，因此，指望《搜神记》乃至《包公案》等等古代小说中的鬼魂维权在当代发挥作用已属痴妄，同样，对于官吏“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威胁也一样不再作数。
然而，无论是商业精英还是官场新贵，在这样一个权力仍旧发挥着无所不在作用的国度里，仍旧被命运的不确定性所包围，因此，才有了谨慎如柳传志提出的“当前企业家不应该谈政治的”提醒，也有着绵延数年的精英“移民潮”。
当媒体问及精英移民原因时，最常见的答案无疑是“不安全感”，而不安全感的来源仍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些官员作为掌握体制权力的一份子，同样抱有类似的恐惧，例如《人民日报》今年1月8日《警惕精神上“缺钙”》一文中的披露：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在此条件下，仍有志于“进一步”的权贵们自然出现了分化，不问苍生问鬼神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选择，正如熊培云2007年5月17日刊于《南方周末》文章中的分析：
首先，不难发现，许多官员信奉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贿赂鬼神，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所谓：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凡此种种烧钱与下跪显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对鬼神实行双重贿赂。尽管这种贿赂未必奏效。
其次，对于许多公务员来说，只有领导才是其职业生涯的终结者与拯救者，因此他们不辞辛劳供奉上司、迷信上司。从这方面说，针对神秘力量的烧香拜佛不过是唯上级是尊的官场迷信的一个延伸。
第三，对于他们来说，请求菩萨的保佑，无疑是请菩萨做自己腐败事业的帮凶，帮助自己“腐往直前”。如上所述，一些腐败官员通过贿赂鬼神为自己过去的劣迹寻求庇佑，为未来的飞黄腾达开路，一切不过是为我所用。也正是这种迷信让社会静悄悄地背离理性，处于长期的危险之中。
对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提炼，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行为其实只有两个要点，唯力是从和交换关系。可以掌握未知命运的力量便值得交换，“大师”们作为“灵媒”乃至于搭上更高级别权力的事实媒介自然会受到“权力社会”的追捧。 归根结底，钱要换权才能更有钱，有钱换权才能更有权，“大师”居于其中分润一二，终不过皮下溃烂拱起的脓包罢了。真正需要治的，仍是这个权力社会的肌体，若是免疫系统一直紊乱下去，又岂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以解决的？ 久病难医 病根究竟在哪里？
正是由于“一跃龙门”的期待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令官员群体形成了强烈的心理波动。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奇迹”也可能沉沦一生的体系之中，寻求奇迹的密码，自然会因人而异地作出不同的选择。同样，由于上文中提及的“唯力是从”和“交换关系”成为广泛不确定性中的确定因素，对其进行依赖性的选择，也绝非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只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权贵们“不问苍生问鬼神”就个老问题，只是久病难治，时不时因为王林之类的大师“发发炎”，引来舆论的又一次围观后依然故我。 所谓权力社会，无论是否承认，其运行的轴心都是自上而下各级的官员，没有官僚组织，也就没有真正的权力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下，之所以会产生如上文中提及的广泛不安全感，与其说是一个方向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结构问题。
《南方周末》2010年曾刊发一篇报道，《官员如何升迁 “北京样本”折射地方官成长之路》，尽管叙述并不详尽，仍然可窥一斑。其中提及：
“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因为区县“僧多粥少”——官员众多而职位相对少，而市属委办局的单位人数则相对少，但职位不少。不过也有特例，比如一些专业性过强的部门，系统外流动不多，官员相比而言难以很快升迁。而比较“普适性”的委办局官员，则比专业部门更容易在岗位“流动”中升迁。”
可见，“流动”，尤其是系统外流动已经成为升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15年连跃7级，实现由副科级到副部级跨越等等传奇的存在，也令官员们对于升迁黜陟有了普适的憧憬。
再结合截至2012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达708.9万人这一事实，在不存在制度硬性禁止的前提下，仅上升期待引发的社会活跃就将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与此同时，应该制度化管理的干部升迁，又因为“僧多粥少”而出现了种种非制度化操作。
比如《官员如何升迁 “北京样本”折射地方官成长之路》一文中曾经提及：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一个月也不要。张勤说，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操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
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 对此，《南方周末》记者的分析是，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很多时候，官员也如待选之鱼，若这一批未被网中，则可能就此失去了机会。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择青曾经在评论官场风水问题时谈及，“为什么有人青云直上，有人却掉了乌纱帽？在一些官员看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自己不能掌控，就求诸鬼神，找寄托。”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一跃龙门”的期待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令官员群体形成了强烈的心理波动。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奇迹”也可能沉沦一生的体系之中，寻求奇迹的密码，自然会因人而异地作出不同的选择。同样，由于上文中提及的“唯力是从”和“交换关系”成为广泛不确定性中的确定因素，对其进行依赖性的选择，也绝非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社会治病的药方应该怎么开？
无论我们抱持怎样的立场，英国和日本堪称当今世界社会最稳定的国家当之无愧，而他们所施行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离的制度体系，无疑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而这样的制度体系，本身与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并无根本性的抵触，反而可以提升社会管理、服务的专业性、规范性，更能够降低官僚体系的血缘纽带、权钱交易、非专业化、一言堂等等问题发生的几率。
对于“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样的顽疾旧患，往常学者开的方子多是民主、法制，偶尔加上科学二字，对症与否，笔者没有见过实例不敢置喙，但本文却想换个方向，提一提“吏治”。
当我们跳出具体问题的分析时就会发现，上述不确定性的存在，根源其实是面对愈发复杂、专业化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问题，官员的选任、晋升并未实现专业化、垂直化的发展原则，而是强调人才的通用性；同样，对于区域的主官，也可以由专门业务人才转任，事务官和政务官时常处于一种动态的交流状态。 反观现代文官制度的鼻祖，1870年建立相关体系的英国。《21世纪商业评论》刊发的《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变迁》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英国文官制度的细节。 “文官是与政务官（主要是内阁大臣）分立、终身雇佣、不参与政党活动的事务官。文官专注于政策的落实并不断提升办事效率，成为了政务官的得力助手，是国家机器中隐性知识传承和信息传递的中坚力量，保证了英国政府‘前台轮流执政，后台永不更迭’。
反观现代文官制度的鼻祖，1870年建立相关体系的英国。《21世纪商业评论》刊发的《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变迁》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英国文官制度的细节。 英国的文官选拔，采取公开考试的方法。英国将文官的行政工作分为‘机械’和‘智力’工作两类，并由此选拔能力不同的人分别从事这些工作。
机械工作中包括办事员级、文字助理级和打字员级三个级别，其主要职责是帮助政府官员处理日常杂务，因此，在选拔这些人时主要考核的是他们对指令的理解和执行能力，对其文化素养上的要求相对较低。
从事‘智力’工作的文官主要包括管理级、行政级两个级别。他们需要辅助政务官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还需要个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要统筹许多政策的实施进展。他们实际上是政策制定时信息筛选的第一道关卡。而他们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目标战略的有效与否。因此，英国在选拔这类文官时，不仅要考察他们的执行力，还非常看重他们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
例如，一个在税务部任职的文官，不仅要对数学和财务统计知识十分熟悉，还必须具备相当的政治、历史、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文化素养。为了考察其个人潜质，文官事务委员会要对他们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品位进行评定。只有二者兼具的人，才能够成功进入英国的文官系统。”
与之类似的还有俞天任笔下的日本官僚体系：
首先，日本政治家虽然轮替频繁，但日本政治其实是世界上最稳定的政治之一。日本官僚由考试升迁，官僚是独立的群体，政党无法将“自己人安插在官僚队伍，整个官僚队伍成了高文考试合格者的一统天下”的稳定格局。
其次，日本选举中的议员仅仅需要“看板、地盘和皮包”，即威望、支持者和金钱，这三个方面要素和“政治家本人的素质教养以及能力都没有任何关系。”而日本的官僚则经由考试选拔，遵循“不犯过失不受处分”的原则，可以保证对法律、规则的忠诚，也最好的为国为民。
第三，日本的民主制度设计和考试制度设计有效地防止了官僚的腐化，如果官僚腐败，媒体刨根问底式的狂轰乱炸不但让官僚本人崩溃，而且也让官僚的家人无脸见人。日本考试整个过程透明化，以此提高官僚队伍的入门门槛来“刺激官僚的自尊心。”
第四，官僚不能搞血缘化。政治精英们早就认识到，官员血缘化会兴家败国，最后是家败国败。而且从制度建立开始，明治元勋们就制定了各种规则甚至法令来阻止血缘社会的形成。这一点也和世袭化的日本政治家群体有根本的不同。 综上所述，无论我们抱持怎样的立场，英国和日本堪称当今世界社会最稳定的国家当之无愧，而他们所施行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离的制度体系，无疑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而这样的制度体系，本身与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并无根本性的抵触，反而可以提升社会管理、服务的专业性、规范性，更能够降低官僚体系的血缘纽带、权钱交易、非专业化、一言堂等等问题发生的几率。
纵然我们要强调民族特色，海峡对岸的台湾政客们迷信相面、算命、风水的也绝不算少，但无论他们如何喧嚣扰攘，稳定的公务员队伍仍旧让基层社会的生活井然有序，这里没有什么魔咒，只不过在过往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石而已。
常言道“浑水摸鱼”，活力和混乱无非一线之隔，作为社会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建设真正的稳定社会基石，要比乱象萌生之后再“维稳”要理智得多，成本也低得多，换言之，既然不想“摸鱼”，又何妨让水清一些呢？
调查
1.你相信这些“大师”吗？（此问必选）
相信
不相信是 不是 说不清 说不清 潜
2.你认为张必清是一位“大师”吗？（此问必选）
3.你认为“大师”为何会使众人盲从？（此问必选）
人类本性中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规则盛行，无论屌丝还是富人都在寻找精神上的“定海神针”
力勾兑的平台 说不清 结识“大师”可以打通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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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5 总第648期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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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视点
迷信权贵素质高其实也是一种“病” 在谈破除“伪科学”的时候，有一种论调很有代表性：“那么多大领导、大明星都信他，必然有可信的地方。那些名人不比你个小老百姓素质高？”且不说类似评论中夹杂着浓厚的“成王败寇”价值观，单说这个结论与事实摆在一起，就很有些滑稽的意味。
近年来类似的调查不见于公众视野，但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程萍博士进行的“地厅级、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在2006年、2007年却曾激起舆论持续的波澜，尤其是其中对县处级公务员的调查直接触及了对求签、相面、星座等等的迷信，更是引发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
尽管无论是地厅级还是县处级干部，在综合科学素质上都高于公众水平，但仅有不足一半的县处级官员表示：不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中的任何一种迷信形式。其中，相信“相面”的县处级官员达到28.3%，而据中国科普研究所2007年公布的“第6次中国民众科学素养调查”，“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民众的比例仅为21%。
当然，由于此次调查中并未当下新闻中出现频率极高的“官场风水”和“算命”，我们也只能以政府大楼门前的转运石、石狮子来估计官员们不信马列信鬼神的程度和范围了。
不过，回到“大师”的话题上，官员们的兴趣点明显与希求“延年益寿”的老干部们有所不同，按照程萍博士2006年对地厅级干部的问卷调查，他们最期望科学技术解决的问题是首先是环境保护问题，其次是癌症及常见病的治疗，第三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往下依次是减少决策失误、自然灾害的预报、新产品开发、长寿、增产粮食、增加就业和减少犯罪。
按照调查者的解释，以上结果主要与地厅级官员主要居于城市有关，粮食生产不是他们的收入来源，而环境污染的压力则使得他们格外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果我们就此衍生一二，由于干部退休制度的规范化，地厅级干部普遍处于壮年，对于健康养生的需求远没有耄耋之年的老干部们那样强烈，而本身大专以上的平均学历，也让他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更深一层，单纯的“忽悠”和“杂耍表演”没那么容易令他们拜倒。
然而，既然环境发生了如此的改变，为什么“大师们”仍旧层出不穷？甚至那些在办公楼前大建风水花坛、风水球、转运石的官员们仍敢于肆无忌惮地在公众视野中“裸奔”？
不信马列的权贵们 信的也绝非鬼神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在中国社会之中，“心理安慰”为什么如此稀缺？为什么这种心态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本应成为社会理性基石的官员、科学家、企业家为什么成为社会非理性躁动的推手甚至发起者？这一系列的问题难道不该引起深思吗？
上期“自由谈”中谈及大师频出并非“信仰缺失”造成的，不少读者感到不理解，个中缘故恐怕还在于认识尺度的不同。无论东西方，大凡精神信仰都应该是一种世界观的架构，而非一种方法论的范式，而我们探讨的“大师” 们提供的，往往只是一种“交换关系”形态的方法论，即——你信我，可治病；你信我，可升官；你信我，可发财„„如此种种因为个案成功或骗术引发的狂信，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心理暗示带来的安慰，说是信仰岂不太过滑稽了吗？
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在中国社会之中，“心理安慰”为什么如此稀缺？为什么这种心态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本应成为社会理性基石的官员、科学家、企业家为什么成为社会非理性躁动的推手甚至发起者？这一系列的问题难道不该引起深思吗？
学者熊培云曾在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神鬼传统’，所谓‘皇帝统治靠天,草民维权靠鬼’。 制度的缺失使每个人都是弱者，他们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归因于某些不可抗力。这种将自己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神秘力量获取拯救的心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原始的‘占卜政治’的气息。” 众所周知，1949年后“神鬼传统”的断绝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共产党人不怕鬼不信邪”的意识形态教育早已深入人心，因此，指望《搜神记》乃至《包公案》等等古代小说中的鬼魂维权在当代发挥作用已属痴妄，同样，对于官吏“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威胁也一样不再作数。
然而，无论是商业精英还是官场新贵，在这样一个权力仍旧发挥着无所不在作用的国度里，仍旧被命运的不确定性所包围，因此，才有了谨慎如柳传志提出的“当前企业家不应该谈政治的”提醒，也有着绵延数年的精英“移民潮”。
当媒体问及精英移民原因时，最常见的答案无疑是“不安全感”，而不安全感的来源仍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些官员作为掌握体制权力的一份子，同样抱有类似的恐惧，例如《人民日报》今年1月8日《警惕精神上“缺钙”》一文中的披露：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在此条件下，仍有志于“进一步”的权贵们自然出现了分化，不问苍生问鬼神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选择，正如熊培云2007年5月17日刊于《南方周末》文章中的分析：
首先，不难发现，许多官员信奉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贿赂鬼神，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所谓：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凡此种种烧钱与下跪显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对鬼神实行双重贿赂。尽管这种贿赂未必奏效。
其次，对于许多公务员来说，只有领导才是其职业生涯的终结者与拯救者，因此他们不辞辛劳供奉上司、迷信上司。从这方面说，针对神秘力量的烧香拜佛不过是唯上级是尊的官场迷信的一个延伸。
第三，对于他们来说，请求菩萨的保佑，无疑是请菩萨做自己腐败事业的帮凶，帮助自己“腐往直前”。如上所述，一些腐败官员通过贿赂鬼神为自己过去的劣迹寻求庇佑，为未来的飞黄腾达开路，一切不过是为我所用。也正是这种迷信让社会静悄悄地背离理性，处于长期的危险之中。
对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提炼，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行为其实只有两个要点，唯力是从和交换关系。可以掌握未知命运的力量便值得交换，“大师”们作为“灵媒”乃至于搭上更高级别权力的事实媒介自然会受到“权力社会”的追捧。 归根结底，钱要换权才能更有钱，有钱换权才能更有权，“大师”居于其中分润一二，终不过皮下溃烂拱起的脓包罢了。真正需要治的，仍是这个权力社会的肌体，若是免疫系统一直紊乱下去，又岂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以解决的？ 久病难医 病根究竟在哪里？
正是由于“一跃龙门”的期待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令官员群体形成了强烈的心理波动。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奇迹”也可能沉沦一生的体系之中，寻求奇迹的密码，自然会因人而异地作出不同的选择。同样，由于上文中提及的“唯力是从”和“交换关系”成为广泛不确定性中的确定因素，对其进行依赖性的选择，也绝非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只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权贵们“不问苍生问鬼神”就个老问题，只是久病难治，时不时因为王林之类的大师“发发炎”，引来舆论的又一次围观后依然故我。 所谓权力社会，无论是否承认，其运行的轴心都是自上而下各级的官员，没有官僚组织，也就没有真正的权力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下，之所以会产生如上文中提及的广泛不安全感，与其说是一个方向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结构问题。
《南方周末》2010年曾刊发一篇报道，《官员如何升迁 “北京样本”折射地方官成长之路》，尽管叙述并不详尽，仍然可窥一斑。其中提及：
“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因为区县“僧多粥少”——官员众多而职位相对少，而市属委办局的单位人数则相对少，但职位不少。不过也有特例，比如一些专业性过强的部门，系统外流动不多，官员相比而言难以很快升迁。而比较“普适性”的委办局官员，则比专业部门更容易在岗位“流动”中升迁。”
可见，“流动”，尤其是系统外流动已经成为升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15年连跃7级，实现由副科级到副部级跨越等等传奇的存在，也令官员们对于升迁黜陟有了普适的憧憬。
再结合截至2012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达708.9万人这一事实，在不存在制度硬性禁止的前提下，仅上升期待引发的社会活跃就将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与此同时，应该制度化管理的干部升迁，又因为“僧多粥少”而出现了种种非制度化操作。
比如《官员如何升迁 “北京样本”折射地方官成长之路》一文中曾经提及：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一个月也不要。张勤说，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操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
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 对此，《南方周末》记者的分析是，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很多时候，官员也如待选之鱼，若这一批未被网中，则可能就此失去了机会。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择青曾经在评论官场风水问题时谈及，“为什么有人青云直上，有人却掉了乌纱帽？在一些官员看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自己不能掌控，就求诸鬼神，找寄托。”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一跃龙门”的期待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令官员群体形成了强烈的心理波动。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奇迹”也可能沉沦一生的体系之中，寻求奇迹的密码，自然会因人而异地作出不同的选择。同样，由于上文中提及的“唯力是从”和“交换关系”成为广泛不确定性中的确定因素，对其进行依赖性的选择，也绝非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社会治病的药方应该怎么开？
无论我们抱持怎样的立场，英国和日本堪称当今世界社会最稳定的国家当之无愧，而他们所施行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离的制度体系，无疑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而这样的制度体系，本身与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并无根本性的抵触，反而可以提升社会管理、服务的专业性、规范性，更能够降低官僚体系的血缘纽带、权钱交易、非专业化、一言堂等等问题发生的几率。
对于“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样的顽疾旧患，往常学者开的方子多是民主、法制，偶尔加上科学二字，对症与否，笔者没有见过实例不敢置喙，但本文却想换个方向，提一提“吏治”。
当我们跳出具体问题的分析时就会发现，上述不确定性的存在，根源其实是面对愈发复杂、专业化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问题，官员的选任、晋升并未实现专业化、垂直化的发展原则，而是强调人才的通用性；同样，对于区域的主官，也可以由专门业务人才转任，事务官和政务官时常处于一种动态的交流状态。 反观现代文官制度的鼻祖，1870年建立相关体系的英国。《21世纪商业评论》刊发的《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变迁》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英国文官制度的细节。 “文官是与政务官（主要是内阁大臣）分立、终身雇佣、不参与政党活动的事务官。文官专注于政策的落实并不断提升办事效率，成为了政务官的得力助手，是国家机器中隐性知识传承和信息传递的中坚力量，保证了英国政府‘前台轮流执政，后台永不更迭’。
反观现代文官制度的鼻祖，1870年建立相关体系的英国。《21世纪商业评论》刊发的《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变迁》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英国文官制度的细节。 英国的文官选拔，采取公开考试的方法。英国将文官的行政工作分为‘机械’和‘智力’工作两类，并由此选拔能力不同的人分别从事这些工作。
机械工作中包括办事员级、文字助理级和打字员级三个级别，其主要职责是帮助政府官员处理日常杂务，因此，在选拔这些人时主要考核的是他们对指令的理解和执行能力，对其文化素养上的要求相对较低。
从事‘智力’工作的文官主要包括管理级、行政级两个级别。他们需要辅助政务官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还需要个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要统筹许多政策的实施进展。他们实际上是政策制定时信息筛选的第一道关卡。而他们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目标战略的有效与否。因此，英国在选拔这类文官时，不仅要考察他们的执行力，还非常看重他们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
例如，一个在税务部任职的文官，不仅要对数学和财务统计知识十分熟悉，还必须具备相当的政治、历史、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文化素养。为了考察其个人潜质，文官事务委员会要对他们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品位进行评定。只有二者兼具的人，才能够成功进入英国的文官系统。”
与之类似的还有俞天任笔下的日本官僚体系：
首先，日本政治家虽然轮替频繁，但日本政治其实是世界上最稳定的政治之一。日本官僚由考试升迁，官僚是独立的群体，政党无法将“自己人安插在官僚队伍，整个官僚队伍成了高文考试合格者的一统天下”的稳定格局。
其次，日本选举中的议员仅仅需要“看板、地盘和皮包”，即威望、支持者和金钱，这三个方面要素和“政治家本人的素质教养以及能力都没有任何关系。”而日本的官僚则经由考试选拔，遵循“不犯过失不受处分”的原则，可以保证对法律、规则的忠诚，也最好的为国为民。
第三，日本的民主制度设计和考试制度设计有效地防止了官僚的腐化，如果官僚腐败，媒体刨根问底式的狂轰乱炸不但让官僚本人崩溃，而且也让官僚的家人无脸见人。日本考试整个过程透明化，以此提高官僚队伍的入门门槛来“刺激官僚的自尊心。”
第四，官僚不能搞血缘化。政治精英们早就认识到，官员血缘化会兴家败国，最后是家败国败。而且从制度建立开始，明治元勋们就制定了各种规则甚至法令来阻止血缘社会的形成。这一点也和世袭化的日本政治家群体有根本的不同。 综上所述，无论我们抱持怎样的立场，英国和日本堪称当今世界社会最稳定的国家当之无愧，而他们所施行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离的制度体系，无疑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而这样的制度体系，本身与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并无根本性的抵触，反而可以提升社会管理、服务的专业性、规范性，更能够降低官僚体系的血缘纽带、权钱交易、非专业化、一言堂等等问题发生的几率。
纵然我们要强调民族特色，海峡对岸的台湾政客们迷信相面、算命、风水的也绝不算少，但无论他们如何喧嚣扰攘，稳定的公务员队伍仍旧让基层社会的生活井然有序，这里没有什么魔咒，只不过在过往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石而已。
常言道“浑水摸鱼”，活力和混乱无非一线之隔，作为社会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建设真正的稳定社会基石，要比乱象萌生之后再“维稳”要理智得多，成本也低得多，换言之，既然不想“摸鱼”，又何妨让水清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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