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培厚精神文化土壤在对亲人的怀念中，人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轨迹，认真省思人生的意义这个清明，去了江南的一处墓园，挥别至亲。春和景明，油菜花在田野间欢然舞蹈，垂柳羞怯地拂过初暖的河水，一簇簇郁金香被阳光打得金灿灿的，更有孩子们荡着秋千、划着小船的笑声泠泠飘向耳边……没有一丝阴郁气息，幕天席地扑面而来的，都是活泼泼的生命气象。如同一位作家优美的描述，“死亡与生命美丽地融合和交流，就像森林与草原、平地与高山、溪流与星星……”
顿时彻悟先人设立清明节的深意：在生命最蓬勃的时节，慎终追远、祭奠先人，会更透彻地体会秋落春生、生生不息。清明节，又称踏青节，人们挣脱了冬天厚重的束缚，举家郊游。杂花生树、烟柳缠绵，给祖先敬上一炷香，在阳光下插柳、拔河、荡秋千、踢足球，所谓天人合一，此之谓也!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视死如生，生死相依——这是多么智慧的中国哲学，多么丰盈的中国气派!
为什么先哲认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亲的离去，痛彻肺腑，必是最能触动生者心弦的重大事件。在对亲人的怀念中，人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轨迹。天人永隔，给了生者承担家族责任与社会责任的道德勇气;有助于认真省思人生的意义，挣脱名缰利锁，不为无益之事。更何况，每一次清明的追祭，也是一次家族的团聚。众目睽睽，亲情交融，你曾经对逝者的承诺，会被一次次点醒;你的光荣与梦想，会被一次次夯实——人生向上的动力，家国天下的逻辑，社会秩序的安排，便这样薪火相传于清明之季、生死之交。
因此，清明之际浏览这样的新闻报道，便令人颇感欣慰：河南洛阳档案局面向全市征集家谱，捐赠者将获收藏证书，方便后人认祖归宗，发扬其人文价值;浙江瑞安启动家风家训口述历史项目，为个人与家庭立言立德，更将对“家”的认识上升至“家庭、家族、家乡、家国”层面;陕西最大的山东移民村谭家村举办清明节暨关中山东移民家谱文化展活动，碰鸡蛋、吃大饼、荡秋千、展家谱，主题便是“记忆·传承”，为的是不忘根本……不忘根本，才能有所敬畏。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安靖，必先修身齐家。现实中，民间口述史风习渐盛，不少老人也在静心撰写或口述家史，其意义之大未可限量。家国家国，有了家的向心力，就能不断激发国的凝聚力。
城镇化大潮呼啸而至，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文地理、道德教化面临挑战。今日之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数千年形成的地域家族约规均在被解构，而城镇化带来的系列难题，在中国呈现得更为突出和棘手。事实上，人们更常关注土地抛荒、农民高龄化、谁来种粮等农村经济困境，却容易忽略因城镇化带来的相关社会管理难题与深层人文困境。村庄空心、老人空巢、儿童留守，使一些地方成了文化教育、行政管理和社会治安的薄弱点。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不仅飘离了亲情的温暖，也远离了家族的规制。处身这样的时代，或许更需借重先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智慧，努力培厚家庭伦理、精神文化的土壤，进而促进社会风气的向好向善。
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祭祖寻根，如饮水思源，更能清心明志、昭穆秩序，于社会发展进步大有裨益。
“星”闻报道要有价值坚守不能为取悦受众而“失向”，不能为吸引眼球而“失真”，不能为刻意迎合而“失态”。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星”闻报道存在着一“热”一“冷”两种现象。对娱乐明星的花边轶事、生活八卦，一炒再炒、热度不减，文字、图片、视频等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甚至还用上了直播、H5等新技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率部队抗洪救灾保护42万人生命财产的“流泪将军”董万瑞、被誉为中国航天“总总师”的任新民相继离世，相关报道却显得冷清不少。这种冷热失衡的舆论现象，背后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娱乐明星知名度高、粉丝众多，一举一动都可能受到关注，很容易成为镜头的焦点、版面的热点，适度报道无可厚非。但是，个别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视听率，热衷追捧娱乐明星、网络红人，大量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绯闻，大肆宣扬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使“星”闻弥漫着庸俗、低俗、媚俗气息。过度娱乐化、物质化、肤浅化的信息大行其道，只会助长享乐主义、奢靡主义，影响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和养成，败坏社会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他们才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才是真正的璀璨之星。但这些“星”往往甘于寂寞、埋头奉
献，所从事的领域也不为人熟知，而媒体或报道过少、做表面文章，或用心不够、流于形式，使人们很难了解、无从体味其中蕴含的宝贵精神力量。事实证明，只要潜心挖掘、深入报道，他们就会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成为明星，激发了国民勇攀科学高峰的热情;专题节目《大国工匠》讲述了不同岗位劳动者匠心筑梦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默默坚守、孜孜以求的伟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现了文物修复者的工作和生活场景，让很多人敬佩不已。
“星”闻报道应当有价值坚守、价值担当，追什么“星”、推出什么“星”闻，媒体责任重大。不能为取悦受众而“失向”，不能为吸引眼球而“失真”，不能为刻意迎合而“失态”，更不能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爆料”淹没我们的生活。媒体的价值引领，不是关注谁要结婚生子、谁又离婚出轨，而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应多一些激浊扬清、少一些哗众取宠，多一些积极向上、少一些庸俗格调，把更多镜头和版面投向那些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苦干实干的科学巨星、令人敬重的学界泰斗，投向那些爱岗敬业的劳动模范、崇真扬善的道德先锋，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成为激励全社会不懈奋进的强大力量。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新闻媒体只有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把那些筑梦路上的巨匠大师和无名英雄从幕后推到台前，用他们书写的绚丽篇章去感动社会、去影响社会，使之成为人人景仰和追逐的明星，才不辱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职责和使命。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06日05版)
分类，垃圾才能真正产生价值今天的垃圾，将是明天的资源;垃圾分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是人人都能做到也能做好的小事。一个日常生活的选项，将成为众多居民的必修课。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其中有关2020年底前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规定，令人关注。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856亿吨，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所用卡车长度能绕赤道12圈。而只要处理得当，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关键就在于实现分类。本世纪初，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由于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完善、激励约束政策不够到位、各环节衔接不够协调，分类推广一直难以深入。一位网友感慨，“每次倒垃圾我都凭有限的垃圾分类知识仔细分类，可看到垃圾回收车将所有垃圾一股脑都倒进车里，我感到深深的委屈。”在垃圾围城的压力下，明确生活垃圾分类要求，落实各相关主体责任，已是当务之急。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包括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多个环节;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影响实际效果。目前，前端分类标准五花八门、名称过于专业，中端垃圾清运时常混装运输，末端垃圾处理设施等配套系统无法匹配需求，形成一个个隐形梗阻。畅通垃圾分类的脉络，保证垃
圾分类处理、资源利用、废物处置无缝衔接，需要政府、社会与公众形成更强大的环保合力。
当前我国家庭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约占56%，可回收垃圾约占26%。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制度，促进垃圾清运和资源回收两网融合，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也映照着一个地方的治理能力。“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处理至少具有减少污染和循环利用两种社会功能。从实践来看，前者主要体现为垃圾清运，因为公益属性较强、责任明确，相关管理工作卓有成效;后者主要体现为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比如制造新产品、堆肥、发电等，这方面的产业链发展并不成熟，且牵涉多个管理部门。针对这样的现实，今后可以重点突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多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进来。
由于发展程度各异、垃圾组分不同，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唯有因城施策、因地制宜。城市生活垃圾中电子垃圾、瓶瓶罐罐比较多，部分旅游城市的厨余垃圾含量相对较高，末端处理方式就应体现针对性。在部分农村地区，有用有机垃圾沤肥的习惯，可以采用“腐烂变质沤肥还田、可回收资源利用、不可回收就近填埋、有毒有害集中处置”的方法。更有专家如此建议处理厨余垃圾：把剩菜剩饭放进垃圾桶之前，先尽可能将水沥干，垃圾含水率降低了，资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也就提高了。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最重要的是真正把垃圾分类落实到位，避免产生新的污染和造成资源浪费。
从“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环保理念，到“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分开放”的实操口诀，事实证明，垃圾分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是人人都能做到也能做好的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建立打通分类各环节的流水线，让公众看到分类的实效，垃圾分类定能成为生活新风尚。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07日05版)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确实存有滑向敲诈勒索的可能，但可以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没必要也不应该升格为搅动人心的刑事案件。近日一起“敲诈勒索”案的改判，牵动人心。7年前，郭某因女儿摄入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维权，最终却以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拒不认罪，服刑期间也未获减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改判郭某无罪。
许多人认可这一改判，不只是对一个父亲维护“结石宝宝”权益的朴素同情，更是因为通过司法裁判，将会给消费者主张权利传递信心，有助于营造更优化的法治环境。因维护消费权益而被判敲诈勒索罪的，郭某并非第一人。几乎所有同类案件都有一个大体近似的核心情节：当事人以“威胁向媒体曝光”的方式，向生产厂家索要高额乃至天价赔偿，结果反而面临敲诈勒索的指控。不仅受害者本人很难意识到依法维权的边界在哪里，旁观者也搞不清。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维护消费权益的积极性。
消费者的疑窦不无道理。在司法实践中，消费维权与敲诈勒索之间的“明暗交界线”一直存在，以致同案异判的情况并不鲜见。尽管生产商、销售者、服务者过错在先，但由于现实中维权渠道不通畅，原本受害的消费者也可能采取一些不适当的手段，而看上去“漫天要价”的行为似乎也印证了敲诈勒索的动机存在。正因如此，有时候法院倾向于适用敲诈勒索罪来遏止这种过度维权行为。
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导致敲诈勒索在法律上是可能成立的，但我们也应设身处地考虑消费者所处的困难境地：现实中，消费者能获得的司法救济有限，目前最给力的外援还是舆论监督，以至于一年一度的“3·15晚会”成为消费者的“盛宴”;而当一些消费者走投无路以“向媒体爆料”相要挟来索赔，有可能被认定为敲诈勒索时，这将大大压缩消费维权的议价空间，同时降低对不法厂商的震慑力度。这样说当然不是鼓励消费者走上极端化维权之路，只是说，立足于消费者总体弱势的大背景，让维权者的底气足一点，总体上讲不是坏事。不能简单粗疏地认定天价索赔就是敲诈勒索，而是要有充分的耐心，听得到维权索赔后面真实的心声。反过来说，消费者和商家的强势与弱势，也非绝对。如果消费者通过要挟索要天价赔偿的风气被助长起来，厂商也会处于弱势一方，不胜其扰甚至产生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这不仅会导致经济生活失序，也无益于消费环境的整体改善。归根结底，无论谁道理在握，都不能滥用权利。
“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消费者维权过度，大多是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了威胁，这往往很难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价
格。更何况，对于超过当前社会一般公众普遍认知太多、显然不合理的赔偿要求，法院可以不予支持。因此，对这样的民事维权行为，应该保持刑法的谦抑原则，不应轻易跨过刑、民的边界。正如广东省高院再审意见中指出的：本案尚不能认定郭某的行为性质超出民事纠纷的范畴。这意味着，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确实存有滑向敲诈勒索的可能，但可以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没必要也不应该升格为搅动人心的刑事案件。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只有坚持违法必究与防止矫枉过正并举，才能让司法判决掷地有声、定分止争，才能在法理、情理、伦理的统一中守护公序良俗、实现社会善治。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1日05版)
怎样让素质教育真正硬气起来
在改革中让教育资源配置趋向平衡，让上升通道更为多元和公平，让每个学生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素质教育就会硬气起来。近日，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在浙江嘉兴正式成立，却深陷舆论漩涡。反对者直言，这是“应试教育对素质教育的入侵”，“浙江教育不搞落后的应试，要搞素质教育”;支持者说，欢不欢迎衡水中学模式，“是由当地家长的需求说了算”。为什么一所高中会得到如此截然相反的社会评价?显然，这是由教育理念和现实之间的落差所致。衡水中学素有“高考加工厂”之称，每年都有数量惊人的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名校，但其军事化管理的教育模式，及全省范围内跨区域招生的掐尖行为，也让其成功饱受争议。难怪热心高考改革的人担心，衡中模式
的扩散会打破素质教育生态。
然而，在“刻苦学习—金榜题名”预期仍然稳定的当下，彻底拥抱宽松教育，不像说说那么简单，学生也不敢无视考试成绩。有人对考上名校的衡水中学毕业生做回访，几乎99%的孩子都表示，如果让他们再做选择，还会去这所学校，他们对学校根本没有“怨恨”。因为他们觉得，当他们处在偏远乡村时，改变命运只有走这条路，没有别的选择。
应试教育的缺陷众所周知，但向素质教育的转型，不能仅有高悬头顶的理念做支撑。即便应试教育被口诛笔伐，许多学生还是挤破头也要挤进那些“超级中学”的大门，不是因为喜欢应试教育，而是它寄托了改变命运的梦想。在城乡、地区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的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触及优质教育资源，单方面高谈素质教育的种种好处，容易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衡水中学显然背不起应试教育弊病的所有“黑锅”。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到“衡中模式”，也无法纾解对教育公平过度关切引发的社会焦虑。
话说回来，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中国教育必然的进阶趋势。围绕“衡中模式”的意见分歧，照见教育转型期弥漫全社会的双重焦虑：一方面，害怕被应试教育的列车甩下来，掉入社会底层;另一方面，一部分家长又深感应试教育不如素质教育那么能激发孩子的天性，对未来在素质教育竞争中失去先机也有隐隐的担忧。衡水中学面临冰火两重天的极端评价，正是反映了这种纠结的社会心态。
教育领域从来都是开放的，素质教育要想在与应试教育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斗争模式，而要取长补短，不断夯实自身的优势。归根结底，素质教育巩固阵脚，要做到最大程度保证公平，兼顾短期效益和长远未来，从而确保每个学生和家长都能从中受益。否则，再怎么狠批应试教育，也无法迎来素质教育的满园春色。社会各界最想看到的，不是教育工作者为着不同模式孰优孰劣争吵不休，埋头探索、创新实践、开拓新路，才是推动教育进步的正道。从教育改革的角度看，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课题，远不只是“衡中模式”，还有席卷各地的“择校热”、学龄前儿童的“幼儿园大战”，等等。何以解忧?唯有全面深化改革。如果高校招生的途径不再只有考试这个独木桥，那么任何强化应试导向的教育模式都将门可罗雀。如果没有“超级学校”，没有“顶端优势”，那么谁也不会为挤入名校而发愁。在改革中让教育资源配置趋向平衡，让上升通道更为多元和公平，让每个学生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社会关切后顾无忧了，素质教育就会硬气起来。
“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不要抓一批人来搜集材料，不要指挥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你只要教他们如何渴望大海就够了。”发展素质教育，道理亦然。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2日05版)
理解了停车难才好治停车乱转型期的城市治理者，要勇敢面对治理中出现的弊端和病灶，也要真切分担老百姓的现实压力，科学规划并灵活调整方案，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许多时代命题。备受关注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草案送审稿)》开始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在拟定的条例中，违法停放的机动车将被罚款和扣分“双处罚”，引起广大车主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并不反对为规范停车秩序而提高违法成本，犯难的是怕找不到合适的停车位。买车尚可以通过节流控制，停车却只能就现有条件解决。不怕罚的总归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选择游击队员般的生活方式。乱停车可能会妨碍交通、阻碍急救、激化矛盾，没有哪个人喜欢自找麻烦。
公允地说，北京市对违法停车的整治不断升级，也做了不少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近两年进行了详细的停车位普查。北京市交通委负责人曾透露，今年一季度就能出底数，本市有多少个车位、还差多少、日夜间停车需求等数据都将心里有数。基于摸底结果，“治病的药方已经比较清晰了”，那就是停车有位、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四项内容中，有足够的停车位无疑是决定其他三项举措疗效的关键，需要政府部门多操点心，而后三个则需要停车人真正改变使用习惯。就治理思路来看，早一点把相关数据公开非常关键。截至目前，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达571万辆，而对于停车位的数量，根据一些媒体的梳理和推测，即使按照车辆数和车位数1∶1来配比，大概也有四成到五成的缺口。备案停车位最多的朝阳居住区，也是平均
3户一个车位，最少的顺义居住区则高达14户一个车位;全北京只有石景山区首钢地区和八大处地区为绿色(停车位充足区域)。事实上，一台车既要在居住区停放，也要在工作区停放，1∶1的配比也许并不够用。基于生活感受和媒体报道，当前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好好停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车位缺口有多大、分布情况如何、市民停车习惯等关键信息应迅速摆上桌面，引导全社会理解，一起来把问题想透、把对策弄准。
治理是不断改进的过程，消灭了老毛病，往往还有新问题。以前千方百计都没禁住的黑摩的，逐渐被共享单车挤走了，可又滋生了人流量大的地区单车的占地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并不缺少解决停车难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实践，一些小区的错峰停车、闲置办公和商业车位的夜间开放、停车APP 的整合引导等，都在紧张条件下改善了停车状况。然而，类似的探索要深入和普及，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公众一起打好配合。有些新问题的解决，其实已经超出了交管部门的职能，需要多个部门在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共同努力。
当然，规范市民的停车行为，也是继续提升停车供给和服务的基础。鉴于当前的紧张状况，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汽车与生活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当下的停车之难，其实是在还过去小汽车导向的城市发展规划之债。小汽车数量迅猛增长的城市，必然要求越来越宽的路、越来越多的停车场、越来越短的红灯时间，而当人们转而追求“和谐宜居之都”、当城市老龄化日益成为现实、当土地使用已接近极限，对汽车加大约束也在所难免。在北京一些公交完备、自行车和步行方便的
区域，汽车已经不再是一种刚需，而成为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累赘。转型可能带来诸多不便，但难以回避。十几年前，有位学者参加推动公交优先发展的会议，市长只给他5分钟时间发言，现在决策者则能够听一到两个小时。转型期的城市治理者，要勇敢面对治理中出现的弊端和病灶，也要真切分担老百姓的现实压力，科学规划并灵活调整方案，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许多时代命题。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3日05版)
让高校沿自主轨道奔向“双一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需要让每一所高校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轻装上阵，根据自身优势确定办学方向，办出自己的特色。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很少有关键词能比“办学自主权”这几个字更有分量，更受关注。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一些大学校长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讨论就从未歇止。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对此作出了界定，但之后近20年间，在实践层面如何为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真正赋予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始终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令人纠结的问题。日前，《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印发，针对高校发展的关键性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其力度之大、覆盖面之广，可谓空前。无论是落实和扩大专业设置自主权，简化进人程序、自主公开招聘人才，还是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可采取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每一项政策均有的放矢，力求破除长期以来制约高校发展的不合理束缚。这为进一步扩展高校办学自主权打开了改革通
道，确定了基本框架，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迈出这一步，是教育发展规律和改革形势使然。历史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办学自主性关乎大学的独立精神与品格，以及政府由管理到治理的角色转变，有助于大学进一步回归学术属性，遵从教育规律来设定长远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经过近40年的改革与发展，在学科专业设置、编制、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等问题上，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的状况。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如不尽快破除，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也无法满足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时期。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创新能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不仅需要勇气与自信，更需要在办学理念与制度建设上锐意创新，让每一所高校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轻装上阵，根据自身优势确定办学方向，办出自己的特色，进而激发每一个细胞的创新原动力。实现这样的目标，松绑减负、破除枷锁、简除烦苛，是必须做在前头的工作。
当然，高校拿到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之后，能否接得住、用得好、不走偏，才是判断这项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扩展办学自主权，不意味着让高等教育成为随意摆弄的“自留地”，而是要促进高校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高地。因此，要坚持放权与监管同步，从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高校制度建设与自我监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审计监督、强化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等方面，为高校办学
行为设置一些“保险栓”。与此同时，大学也要积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起内部制衡机制与自律机制，真正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避免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不利局面。扩大办学自主权，只是提升高校办学水平的必要条件，并不意味着之后就是一马平川。改革刚刚开始，前路仍需努力。期待松绑减负之后的高校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拿出中国高等教育应有的自信与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4日05版)
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在人工智能的这轮技术爆发中，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只能说明我们具备了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浪潮。去年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5月将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
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
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网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7日05版)
以“两个公平”纾解入学焦虑
一手抓均机会，一手抓强资源，让机会公平与资源平等成为“双阀门”，释放公众在入学上的巨大压力。如何让价格畸高的学区房降温?如何缓解公众的入学焦虑?扩大“多校划片”比例，取消小升初推优，加大实际居住审核力度……4月16日，北京市教委再次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这样的改革探索，缓解的是入学焦虑之标，剑指的是教育公平之本。
简单回溯相关政策流变，一条“问题—解题—问题”的螺旋线，清晰可见：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择校问题突出，“拼爹”“拼钱”“拼资源”入学，影响了社会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满意度。为了抑制择校热，切断录取择校生与获得利益的联系，教育部要求各重点大城市
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递条子、拉关系的少了，学区房却开始暴涨，“住得起”的人享受优质资源，引发新一轮焦虑。此后，一面继续推进就近入学，一面通过各种举措为学区房降温，成了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两手同时抓的难题。然而，当购买学区房与上名校不能画上等号时，又有了质疑之声：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依然在城乡、区域、校际之间存在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是否阻断了公众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唯一的可能，从而让一部分孩子注定要“输在起跑线上”，让入学阶段的教育公平成为一个死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出现新的问题、又解决新的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治疗顽疾，还将会带来新的并发症。当问题复杂得像一团乱麻，这一教育难题的解决需要一把快刀，更需要长远的视野胸怀和科学的顶层设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几年来，北京市的教育改革逐渐接近治本之策。一方面，通过种种严格的措施为学区房降温;另一方面，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增加和覆盖的步伐。简单说，就是一手抓均机会，一手抓强资源，让机会公平与资源平等，成为严格就近入学的“双阀门”，释放公众在入学上的巨大压力。
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北京市的探索。多校划片，让一个小区对应多个学校，同时明确标准、加大审核，都是为了降低学区房的择校功能，力求使更多学生参与分配优质教育资源机会。如果说这是在实现机会公平的话，那么，资源平等的实现，就是依靠整合教
育资源、盘活存量，全方位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扶持力度。在六个城区启动加大对一般学校的精准扶持，每个城区至少选3所普通校和优质学校合并或集团化办学，两三年内在城区新增25所优质小学或九年一贯制学校，把辖区内最薄弱的学校并入优质教育集团或与优质校深度联盟……这意味着，北京市的教育资源将向相对薄弱的地区倾斜，形成一个个新的优质教育高地。即便旧问题依然会存在、新矛盾依然会产生，但在标本兼治的思路之下，择校的冲动、入学的焦虑，也并非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而入学公平则是教育链条起点上的公平。期待机会公平与资源公平能在这一轮严格就近入学政策的推进中持续深入，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学区房乱象，也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公众对于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焦虑。而这也才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8日05版)
带你感受那穿越千年万年的美
当下要唤醒的不只是对历史遗产的关注，还需要更多奇思妙想和严谨的考古学发生碰撞，为我们洞开几千年几万年难以想象的远景。近日，“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入选的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等十个项目，代表着中国考古取得的阶段性突破和进步。评审之前，主办单位发起网上投票，让公众从50多项备选项目中选出最终入围的25项，吸引了上百万人参与。这是前所未有的。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拓宽、公众知识更新和诉求的升级，加上学界有意的推动，考古发现成了社会热议的话题。曹操墓、海昏侯墓等考古发掘，都得到了公众的实时关注，并引发了参观展览的热潮。与之关联的影视文学作品也大受欢迎，不仅包括《盗墓笔记》等虚构作品，还有《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
然而，在公众考古学所引发的双向互动新气象背后，仍有一些隐忧。一方面，公众对陵墓盗宝等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与好奇，导致一些考古内容被过度诠释，丧失了学术上的严谨性，难以促进公众人文素养的提升。另一方面，一些严谨的考古新材料与新成果、科学的考古方式，又缺乏好的故事载体而难以为公众所认知。之前网上有一个帖子很火，说如果穿越回大秦帝国，你连碗西红柿打卤面也吃不到。文中说的，很多是考古人或科学家很久之前就得出的常识性结论，但从未以如此喜闻乐见的方式为公众所接受。事实上，考古研究的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有很多是传承至今的习惯和理念，人们现在意识不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可以通过考古研究把它揭示出来。
比如，我们从小就知道“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句话，但也许并不知道这八个字代表着什么。其实，它代表了农业的起源是五千年前史前世界交流的结果。因为五谷中既包括中国培育的稻子，也包括了起源于西亚的小麦。直到夏、商、周三代，六畜才逐渐齐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要唤醒的不只是对历史遗产的关注，还需要更多奇思妙想和严谨的考古学发生碰撞，为我们洞开几千年几万年难以想象的远景。
在一个信息互动程度空前频繁的时代，考古发现不能满足于被动呈现自己的美，还是应该以更贴近当代人审美和情趣的方式，找准和当代人的情感共鸣点。2016年获得第四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论坛“最佳实践奖”的虚拟考古体验馆，就提供了更多有趣的参与方式。或走进三维动画窥探古墓丽影，或客串原始人钻木取火，还可参与文物复原等游戏。而围绕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也上线了相关APP，从中可以看到考古人员6年的考古调查，也可以参与游戏，搭上一艘大航船和新罗商人一起前往蓬莱国。这都是很好的尝试。
考古发掘和研究，要顾及专业以外的人，这已经是国际公认的理念。考古不仅仅是研究，还有保护、利用，而公众在后两个层面可以也正在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从杭州萧山机场坐飞机回北京，登机牌上印有良渚古城的广告，那枚代表五千年前良渚信仰世界的玉琮王就那样定定地看着你，仿佛要引你去感受那穿越了千年万年的美。相信随着良渚遗址被写进小学教辅材料，建起遗址公园并如果最终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人们会像谈论长城那样说起良渚。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9日05版)
捍卫真实就是捍卫科学的生命科学研究是揭示真相、发现真理的神圣事业，真实诚信是其基本准则近日，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一次性撤销了涉嫌造假的107篇文章，论文作者均来自中国。涉及的单位不乏全国知名的三甲医院和重点高校。此次撤稿事件让学术界深感震惊，也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撤稿消息发布前，中国科协立即与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进行了接触。据了解，撤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少作者是将论文交给所谓的“第三方机构”，由它们再向学术期刊进行推荐。这些“第三方机构”在推荐过程中未将论文进行同行评审，而是暗度陈仓作假。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论文作者、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都负有责任。但公平地讲，我们不能因为其他问题就拒绝检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涉事作者应该对此认真反思、承担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论文连续多次被国际期刊大规模撤稿。认真思考背后的原因，有学术品格的问题，更有体制机制的背景。学术造假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但相比之下，国外对造假者的惩治力度非常大，真正起到了震慑作用：科研人员的造假行为一旦被查实，就会受到严厉惩处，其学术生涯基本终止，不管其名望有多高、潜力有多大。被追捧为有望冲击诺奖的“日本居里夫人”小保方晴子，因论文造假被单位除名，可谓身败名裂;被尊为韩国“克隆之父”的黄禹锡，学术造假东窗事发后被检察机关起诉，最后锒铛入狱。反观国内，虽然相关部门多次宣示“对学术不端要零容忍”，但通常是雷声比雨点大;对于那些涉嫌造假的“学术牛人”，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嫌。
尽管主管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都设有“学术道德委员会”“科研诚信办公室”等学术监督机构，但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往往是“民不告官不究”，没能达到震慑心怀侥幸者的效果。惩处不力，也表现在对造假帮凶——“第三方机构”的处理乏力上。一些利欲熏心的国内外机构打着“语言润色”“咨询服务”的幌子，为那些急于发表学术论文的人代写、代投，甚至伪造同行评审，提供“一条龙服务”。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代写论文交易市场庞大、“产值”高达10亿元。对于这些帮忙造假的“第三方机构”，有关部门并非不知情，但受到查处的恐怕只是极少数。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论文造假。长期以来，论文成了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硬杠杠”“金标准”，不管是职称评定、年终考核还是申请课题、评选院士，都要“数论文”。就连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的临床医生也被套上了发论文的“金箍”，评职称时“做一千台手术不如发一篇SCI 论文”。不同于医疗资源充足、医生时间相对充裕的发达国家，我国的医疗资源紧张，临床医生光看病就忙得身心俱疲，难有充足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撰写论文。这次撤稿主要集中在医疗领域，客观而言，扭曲的考评体系也是诱因之一。科学研究是揭示真相、发现真理的神圣事业，真实诚信是其基本准则。论文造假的危害不仅在于损害了中国科技界在国际上的声誉，也不仅在于导致低水平研究重复、垃圾论文成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消解了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学术规则，侵蚀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可以说，捍卫真实就是捍卫科学的生命，纵容造假就是损害科
学的未来。
中国科协相关人士指出，随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科研评价机制的不断改革完善，为评职称、获奖励而滥发论文的现象正从源头得到治理。当前，我国的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科研队伍日益庞大、对科研的需求前所未有，科技界正视问题、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真正解决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完全有能力涤荡浮躁之气、建设科技强国。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4日05版)从“读书好”走向“读好书”
“读书好”已是社会共识，但得承认，“好读书”和“读好书”仍是需要努力的目标。世界读书日前夕，一项阅读调查显示，在半数成年国民更倾向于传统纸质图书阅读时，近一成国民更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1/3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屏”阅读，已与传统的“平”阅读平分秋色。
几年前，就有人惊呼，我们已经进入读屏时代，青少年成为被电子屏夺走的一代;更有人简单将读屏与碎片化的浅阅读画上等号，呼吁多读书、少读屏。事实上，无需将读屏和读书割裂，乃至对立起来，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无可非议。“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有人在纸质书中嗅到了书香，感受到了阅读审美;也有人将视野浓缩于方寸之间，在手指翻飞的滑屏中获取信息，同样找到了阅读的乐趣。在互联网时代，却非要固守黄卷青灯不可，未免显得
有些迂腐。
对于那些互联网原住民来说，他们选择读屏，拥抱更简捷的阅读方式，实则属于阅读本能。而一些人爱读纸质书报刊，也多与阅读习惯有关。双方不妨少一些“洁癖”，多一些接纳。两种阅读方式并存，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阅读时代。无论读屏还是读书，要义在读。与其纠结于读屏与读书之间的轩轾，不如反身自问：今天我阅读了吗?有人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读书也好，读屏也罢，惟有热爱阅读，精神才能挺立，深切理解“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把阅读当成生活方式，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个人的心怀都是一道河水，多阅读多吸收，方能心灵丰沛，奔流向前。
对于热爱阅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堪称最丰盛的时代。然而，与过去单一的选择相比，如今“过剩”的选择机会，也让人困惑与惶恐。在五花八门的新书中，什么书才是好书?在纷繁芜杂的信息海洋中，哪些消息才是有效的?有作家说，在信息海啸中，读书要会做减法，要学会找“小岛”、找“海床”、找“支点”、找“自己”。诚哉斯言!当前，“读书好”已是社会共识，但得承认，“好读书”和“读好书”仍是需要努力的目标。更堪忧的是，为数不多的阅读时间，往往被营养价值不大的无效信息所裹挟，被缺乏深度的平庸书籍所填塞。于是，我们变得无所不知，却无一精通;我们看似很忙，实则很盲;我们没有遇见更好的自己，而是失去了自我。这愈发证明：读屏时代，更需价值坚守。
阅读，是一个人的体验;而全民阅读，则与政策导向有关。当下，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政府开展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所需资金纳入本级预算。相信未来，政府在全民阅读中将扮演更重要角色，比如在政策制定、机构设置、资金投入等方面有大手笔。蒲松龄尝言：“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把阅读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一定拥有开阔的精神版图;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全民阅读的品质，这样的国家一定拥有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4日05版)
让航天成就更多美好梦想
中国航天向浩瀚宇宙挺进得有多高，就与百姓的寻常生活贴得有多近4月24日，正逢中国第一艘货运飞船首次向天宫二号送出“太空快递”。带着这份大礼，第二个中国航天日来到人们身边。在被称为中国航天“嘉年华”和航天强国路“加油站”的航天日，不少航天人是在忙碌中度过专属自己的节日，普通人则有了更多和航天亲密接触的机会。从中国航天员中心的航天员深情注视国旗在航天日的晨曦中升起，到偏僻山村小学里孩子们好奇地紧盯着老师手中的长五火箭模型，再到航天迷热侃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性能优越，人们体会着这个上世纪50年代才踏足航天旅程的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切实分享着由航天高科技带来的众多民生福利。向着鸿
蒙太空的进发，向着更高远天空的探索，航天事业以这样一幅浪漫的形象，勾画着一个文明古国矢志奋进的壮美画面。
“航天创造美好生活”，是今年中国航天日的主题。科学讲堂、航天展览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在全国范围开展，尤其突出航天应用，展示航天技术造福民生、惠及百姓、创造美好生活的神奇力量。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你认路，风云卫星替你看天气，高通量通信卫星将实现在万米高空上聊微信、刷微博……中国航天向浩瀚宇宙挺进得有多高，就与百姓的寻常生活贴得有多近。确实，航天作为一项高新技术，它的覆盖面、影响力，以及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已超乎人们的想象。目前我国已有2000多项航天技术成果应用到各行各业，民用遥感卫星数据分发量累计超过1000万景(遥感图像的计数单位，通常指卫星拍摄一次所获取的画面，一景卫星遥感图像所包含的面积少则几千平方公里，多则上万平方公里)，卫星电视直播用户突破7000万，“北斗”终端持有量达到400万余套，卫星应用年产值超过2000亿元。这些数据是对航天创造美好生活的最佳诠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人类生活的品质，增加人类生活的乐趣”。航天创造美好生活，根植于科技创新的深厚土壤。去年首个中国航天日以来，中国航天仿佛再次加足了油，300多天之内又干了好多件大事。未来的主力火箭长征七号和昵称“胖五”的长征五号火箭成功首飞，两名神十一航天员创下驻留太空33天的新纪录，再到几天前天舟一号精确将“太空快递”送达天宫二号，所有这些，都让国际航天界瞩目。“我们见证了另一位重要选手的崛起”，这句话既是对中国货运飞船
的赞誉，也是对中国航天创新能力的概括。中国航天为什么能?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的这句话令人深思：“被祖国需要是一种幸福。”确实，航天事业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源于独特的制度优势，来自无数航天人把个人奋斗汇入时代洪流而凝聚起的磅礴合力。在第二个航天日，被誉为大国工匠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燃料药面整形工人徐立平对人们说，没有哪个行业能够比航天更能把个人梦想与祖国的利益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航天员张晓光也一样“表白”：是祖国把我们航天员送上太空，是所有航天人不懈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航天科技成果。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崛起，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这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密码，又何尝不是整个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随着中国很快开启空间站时代，航天技术将继续为人们带来惊喜。和梦想同行，我们就将收获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5日05版)
环境治理要有“两个互动”
如果说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是找到了政府与社会的环保公约数，那么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就是找到了各级政府的治理平衡点。每一次环境污染事件，都会引发广泛关注。近日，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山西省晋城市督查组检查发现，两家化工企业涉嫌偷排化工废水，现场发现大面积的渗坑。当地环保部门会同公安部门迅速行动，案件正在处理之中。
作为一种简单粗放的处理方式，渗坑、渗井等对地下水的伤害几乎是不可逆的，也因此早早被明令禁止，“两高”在2013年明确将其
直接入罪。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山西晋城的情况已经不是大面积渗坑的第一次亮相。就在不久前，一些地方的渗坑相继被曝光。所幸的是，民间组织监督曝光之后，从中央层面到地方政府，各方不遮掩、不回避，及时通报、严肃问责，与公众坦诚相对，有效纾解了群众焦虑，相关调查处理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纵览近期出现的渗坑事件，尽管有关部门雷霆万钧、处置得当，但依然无法让人们松一口气。为什么渗坑能够悄无声息地暗度陈仓?为什么环保部门多次专项督查、地方政府极力整治，仍然还有漏网之鱼?这反映出环境治理中的深层问题。
近些年，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环保立法，还是微观层面的专项督查，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但也要看到，环境监管力量与工作要求难以匹配，加之监管在明处，非法排污在暗处，环境监管常常难以做到全覆盖。在环境治理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有的企业虽然口号喊得响亮，行动起来却是“挂空挡”，这更加剧了环境监管之难。从这个视角来看渗坑事件，其实是对环境监管和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化解监管之难、求得治理实效。提升环境治理能力，需要实现监管部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事实证明，单靠自上而下的环保督查，无法覆盖广袤辽阔的国土，对花样百出的污染行为的监管捉襟见肘。“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环境保护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吸纳公众参与、实行社会监督，才能让环境监管之眼无处不在，形成政府与公众共同治理环境的合力。这就需要不断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民间环保力量，避免政府部门单打独斗，让环保
的理念遍及每一个角落，吸引更多人参与到环境监管和环境治理中来。提升环境治理能力，也需要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环保压力层层传导，治理责任级级压实，唯有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政府体系内部的条块互动、上下联动，才能理顺机制、形成合力。地方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环境监管不能仅仅依靠上级环保部门的督查，而应该树立起主体责任，让每一级政府都成为环境治理的主人翁，才能最大限度防止污染的发生、降低事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说，加强环保部门督查与地方治理的双向互动，应成为环保工作落实的常态。如果说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是找到了政府与社会的环保公约数，那么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就是找到了各级政府的治理平衡点。中央、地方、社会与公众都行动起来，就能编织出一张严密的环境监管之网，让渗坑等偷排行为无处藏身，护佑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6日05版)
维护金融安全，既要善守也要能攻
防范金融风险，应坚持底线思维，还应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从根本上破除风险滋生和积聚的体制根源。26日晚上，很多人的手机被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消息刷屏。这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首次以“金融安全”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
根本性的大事。
如果把经济比作万物生长的大地，金融就是滋润万物的河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引导得当，河水自可哺育一方，而如果不加约束，也可能带来灾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正是基于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保障金融安全，前提是准确判断大势，精准识别风险隐患。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良好，金融风险可控，但也应清醒认识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依然较为复杂，金融运行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和矛盾转移到金融领域，金融机构出现自娱自乐、脱实向虚的势头，金融风险呈集聚态势。从国际看，国际经济金融风险溢出不断增大，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黑天鹅”事件频现，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些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冲击。因此，防范金融风险，需要积极主动、耳聪目明，增强前瞻性。防范金融风险，要坚持“守”。守住底线，才有底气。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是金融体系功能正常发挥的基础，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应做好应对金融市场各种不利局面和极端情况的思想准备、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对潜在风险隐患，要密切监测、早做预案，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出手、有效应对。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未
雨绸缪，非法金融活动一律禁止、非法金融机构一律取缔，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防范金融风险，也要勇于“攻”。要以攻坚克难的姿态，靠改革推动风险防范。从深层次看，一些金融诈骗行为屡禁不止、违法违规案件时有发生，与我国金融体制未能更好适应金融业发展需要不无关系，而要想从根本上破除风险滋生和积聚的体制根源，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防范金融风险要标本兼治，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稳妥解决体制、机制和规制性问题，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防范风险是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的永恒主题，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也必须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找到适合我国金融发展的道路。在坚守底线的同时，勇于出拳，以深化改革推动金融稳定工作，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我们才能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7日05版)
国产航母，开拓中国新蓝海
这个土生土长的“国之重器”，激荡着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民族自信和爱国情怀，彰显着中国国家整体力量的提升。阳光下国歌声雄壮嘹亮，舰舷上五星红旗迎风招展。4月26日，第一艘国产航母正式出坞下水。一瓶香槟酒摔碎舰艏，两舷喷射绚丽彩带，周边船舶一起鸣响汽笛，按照国际惯例举行“掷瓶礼”之后，国产航母缓缓移出船坞，停靠码头。这历史性的一刻，被定格为永恒的民族记忆。如果说现代
文明由海洋文明开启，那么航母则是现代海军的标配，是一个民族海洋力量的象征。正因此，建设国产航母，不仅是捍卫国家利益、维护海洋权益、开发海洋文明的重要举措，更是中华民族几代人念兹在兹的百年梦想，是强军梦、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下水现场，不少人慕名而来、驻足观看;网络上，网友点赞“展示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智慧”;电视节目中，有嘉宾谈到海军发展历程喜极而泣……这个土生土长的“国之重器”，激荡着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民族自信和爱国情怀。“不能制海，必为海制”。作为一个拥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的海洋大国，需要建设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强大海上力量。建设航母属于巨系统的设计、建造与集成，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技术、资金、工业化水平等综合实力与整体意志。从1987年提出建设航母规划，中国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自行研制出第一艘国产航母，从外壳到内在都贯彻着自己的理念设计，这不仅体现出中国海军装备水平的跃升，更彰显着中国国家整体力量的提升。同时也要看到，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国产航母仍然还有不小差距。无论是排水量，还是核心技术，抑或是未来可期的作战能力，国产航母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距离。这一方面说明，那种把航母与“中国威胁”相联系的论调并没有现实依据，另一方面也说明，国产航母依然任重道远，应该在第一艘国产航母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具备自主完成大中型、新型航母建造全过程的能力。铸剑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和平。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国产航母将更
有助于中国维护和平发展、捍卫世界和平。近年来，通过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国向世界展示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产航母肩负的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海外利益”“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和义务”……从港湾迈向深海，中国航母将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被称为“中国航母之父”的刘华清将军曾说：“如果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我死不瞑目;中国海军必须建造航母。”如今，第一艘国产航母出坞下水，足可告慰几代人的努力。而国产航母将要驶向的，不仅是广阔的海洋，更是中国发展道路越走越宽的新蓝海。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7日05版)
慎终追远，培厚精神文化土壤在对亲人的怀念中，人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轨迹，认真省思人生的意义这个清明，去了江南的一处墓园，挥别至亲。春和景明，油菜花在田野间欢然舞蹈，垂柳羞怯地拂过初暖的河水，一簇簇郁金香被阳光打得金灿灿的，更有孩子们荡着秋千、划着小船的笑声泠泠飘向耳边……没有一丝阴郁气息，幕天席地扑面而来的，都是活泼泼的生命气象。如同一位作家优美的描述，“死亡与生命美丽地融合和交流，就像森林与草原、平地与高山、溪流与星星……”
顿时彻悟先人设立清明节的深意：在生命最蓬勃的时节，慎终追远、祭奠先人，会更透彻地体会秋落春生、生生不息。清明节，又称踏青节，人们挣脱了冬天厚重的束缚，举家郊游。杂花生树、烟柳缠绵，给祖先敬上一炷香，在阳光下插柳、拔河、荡秋千、踢足球，所谓天人合一，此之谓也!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视死如生，生死相依——这是多么智慧的中国哲学，多么丰盈的中国气派!
为什么先哲认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亲的离去，痛彻肺腑，必是最能触动生者心弦的重大事件。在对亲人的怀念中，人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轨迹。天人永隔，给了生者承担家族责任与社会责任的道德勇气;有助于认真省思人生的意义，挣脱名缰利锁，不为无益之事。更何况，每一次清明的追祭，也是一次家族的团聚。众目睽睽，亲情交融，你曾经对逝者的承诺，会被一次次点醒;你的光荣与梦想，会被一次次夯实——人生向上的动力，家国天下的逻辑，社会秩序的安排，便这样薪火相传于清明之季、生死之交。
因此，清明之际浏览这样的新闻报道，便令人颇感欣慰：河南洛阳档案局面向全市征集家谱，捐赠者将获收藏证书，方便后人认祖归宗，发扬其人文价值;浙江瑞安启动家风家训口述历史项目，为个人与家庭立言立德，更将对“家”的认识上升至“家庭、家族、家乡、家国”层面;陕西最大的山东移民村谭家村举办清明节暨关中山东移民家谱文化展活动，碰鸡蛋、吃大饼、荡秋千、展家谱，主题便是“记忆·传承”，为的是不忘根本……不忘根本，才能有所敬畏。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安靖，必先修身齐家。现实中，民间口述史风习渐盛，不少老人也在静心撰写或口述家史，其意义之大未可限量。家国家国，有了家的向心力，就能不断激发国的凝聚力。
城镇化大潮呼啸而至，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文地理、道德教化面临挑战。今日之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数千年形成的地域家族约规均在被解构，而城镇化带来的系列难题，在中国呈现得更为突出和棘手。事实上，人们更常关注土地抛荒、农民高龄化、谁来种粮等农村经济困境，却容易忽略因城镇化带来的相关社会管理难题与深层人文困境。村庄空心、老人空巢、儿童留守，使一些地方成了文化教育、行政管理和社会治安的薄弱点。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不仅飘离了亲情的温暖，也远离了家族的规制。处身这样的时代，或许更需借重先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智慧，努力培厚家庭伦理、精神文化的土壤，进而促进社会风气的向好向善。
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祭祖寻根，如饮水思源，更能清心明志、昭穆秩序，于社会发展进步大有裨益。
“星”闻报道要有价值坚守不能为取悦受众而“失向”，不能为吸引眼球而“失真”，不能为刻意迎合而“失态”。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星”闻报道存在着一“热”一“冷”两种现象。对娱乐明星的花边轶事、生活八卦，一炒再炒、热度不减，文字、图片、视频等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甚至还用上了直播、H5等新技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率部队抗洪救灾保护42万人生命财产的“流泪将军”董万瑞、被誉为中国航天“总总师”的任新民相继离世，相关报道却显得冷清不少。这种冷热失衡的舆论现象，背后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娱乐明星知名度高、粉丝众多，一举一动都可能受到关注，很容易成为镜头的焦点、版面的热点，适度报道无可厚非。但是，个别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视听率，热衷追捧娱乐明星、网络红人，大量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绯闻，大肆宣扬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使“星”闻弥漫着庸俗、低俗、媚俗气息。过度娱乐化、物质化、肤浅化的信息大行其道，只会助长享乐主义、奢靡主义，影响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和养成，败坏社会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他们才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才是真正的璀璨之星。但这些“星”往往甘于寂寞、埋头奉
献，所从事的领域也不为人熟知，而媒体或报道过少、做表面文章，或用心不够、流于形式，使人们很难了解、无从体味其中蕴含的宝贵精神力量。事实证明，只要潜心挖掘、深入报道，他们就会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成为明星，激发了国民勇攀科学高峰的热情;专题节目《大国工匠》讲述了不同岗位劳动者匠心筑梦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默默坚守、孜孜以求的伟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现了文物修复者的工作和生活场景，让很多人敬佩不已。
“星”闻报道应当有价值坚守、价值担当，追什么“星”、推出什么“星”闻，媒体责任重大。不能为取悦受众而“失向”，不能为吸引眼球而“失真”，不能为刻意迎合而“失态”，更不能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爆料”淹没我们的生活。媒体的价值引领，不是关注谁要结婚生子、谁又离婚出轨，而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应多一些激浊扬清、少一些哗众取宠，多一些积极向上、少一些庸俗格调，把更多镜头和版面投向那些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苦干实干的科学巨星、令人敬重的学界泰斗，投向那些爱岗敬业的劳动模范、崇真扬善的道德先锋，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成为激励全社会不懈奋进的强大力量。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新闻媒体只有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把那些筑梦路上的巨匠大师和无名英雄从幕后推到台前，用他们书写的绚丽篇章去感动社会、去影响社会，使之成为人人景仰和追逐的明星，才不辱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职责和使命。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06日05版)
分类，垃圾才能真正产生价值今天的垃圾，将是明天的资源;垃圾分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是人人都能做到也能做好的小事。一个日常生活的选项，将成为众多居民的必修课。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其中有关2020年底前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规定，令人关注。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856亿吨，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所用卡车长度能绕赤道12圈。而只要处理得当，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关键就在于实现分类。本世纪初，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由于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完善、激励约束政策不够到位、各环节衔接不够协调，分类推广一直难以深入。一位网友感慨，“每次倒垃圾我都凭有限的垃圾分类知识仔细分类，可看到垃圾回收车将所有垃圾一股脑都倒进车里，我感到深深的委屈。”在垃圾围城的压力下，明确生活垃圾分类要求，落实各相关主体责任，已是当务之急。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包括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多个环节;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影响实际效果。目前，前端分类标准五花八门、名称过于专业，中端垃圾清运时常混装运输，末端垃圾处理设施等配套系统无法匹配需求，形成一个个隐形梗阻。畅通垃圾分类的脉络，保证垃
圾分类处理、资源利用、废物处置无缝衔接，需要政府、社会与公众形成更强大的环保合力。
当前我国家庭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约占56%，可回收垃圾约占26%。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制度，促进垃圾清运和资源回收两网融合，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也映照着一个地方的治理能力。“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处理至少具有减少污染和循环利用两种社会功能。从实践来看，前者主要体现为垃圾清运，因为公益属性较强、责任明确，相关管理工作卓有成效;后者主要体现为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比如制造新产品、堆肥、发电等，这方面的产业链发展并不成熟，且牵涉多个管理部门。针对这样的现实，今后可以重点突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多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进来。
由于发展程度各异、垃圾组分不同，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唯有因城施策、因地制宜。城市生活垃圾中电子垃圾、瓶瓶罐罐比较多，部分旅游城市的厨余垃圾含量相对较高，末端处理方式就应体现针对性。在部分农村地区，有用有机垃圾沤肥的习惯，可以采用“腐烂变质沤肥还田、可回收资源利用、不可回收就近填埋、有毒有害集中处置”的方法。更有专家如此建议处理厨余垃圾：把剩菜剩饭放进垃圾桶之前，先尽可能将水沥干，垃圾含水率降低了，资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也就提高了。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最重要的是真正把垃圾分类落实到位，避免产生新的污染和造成资源浪费。
从“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环保理念，到“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分开放”的实操口诀，事实证明，垃圾分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是人人都能做到也能做好的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建立打通分类各环节的流水线，让公众看到分类的实效，垃圾分类定能成为生活新风尚。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07日05版)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确实存有滑向敲诈勒索的可能，但可以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没必要也不应该升格为搅动人心的刑事案件。近日一起“敲诈勒索”案的改判，牵动人心。7年前，郭某因女儿摄入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维权，最终却以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拒不认罪，服刑期间也未获减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改判郭某无罪。
许多人认可这一改判，不只是对一个父亲维护“结石宝宝”权益的朴素同情，更是因为通过司法裁判，将会给消费者主张权利传递信心，有助于营造更优化的法治环境。因维护消费权益而被判敲诈勒索罪的，郭某并非第一人。几乎所有同类案件都有一个大体近似的核心情节：当事人以“威胁向媒体曝光”的方式，向生产厂家索要高额乃至天价赔偿，结果反而面临敲诈勒索的指控。不仅受害者本人很难意识到依法维权的边界在哪里，旁观者也搞不清。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维护消费权益的积极性。
消费者的疑窦不无道理。在司法实践中，消费维权与敲诈勒索之间的“明暗交界线”一直存在，以致同案异判的情况并不鲜见。尽管生产商、销售者、服务者过错在先，但由于现实中维权渠道不通畅，原本受害的消费者也可能采取一些不适当的手段，而看上去“漫天要价”的行为似乎也印证了敲诈勒索的动机存在。正因如此，有时候法院倾向于适用敲诈勒索罪来遏止这种过度维权行为。
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导致敲诈勒索在法律上是可能成立的，但我们也应设身处地考虑消费者所处的困难境地：现实中，消费者能获得的司法救济有限，目前最给力的外援还是舆论监督，以至于一年一度的“3·15晚会”成为消费者的“盛宴”;而当一些消费者走投无路以“向媒体爆料”相要挟来索赔，有可能被认定为敲诈勒索时，这将大大压缩消费维权的议价空间，同时降低对不法厂商的震慑力度。这样说当然不是鼓励消费者走上极端化维权之路，只是说，立足于消费者总体弱势的大背景，让维权者的底气足一点，总体上讲不是坏事。不能简单粗疏地认定天价索赔就是敲诈勒索，而是要有充分的耐心，听得到维权索赔后面真实的心声。反过来说，消费者和商家的强势与弱势，也非绝对。如果消费者通过要挟索要天价赔偿的风气被助长起来，厂商也会处于弱势一方，不胜其扰甚至产生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这不仅会导致经济生活失序，也无益于消费环境的整体改善。归根结底，无论谁道理在握，都不能滥用权利。
“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消费者维权过度，大多是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了威胁，这往往很难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价
格。更何况，对于超过当前社会一般公众普遍认知太多、显然不合理的赔偿要求，法院可以不予支持。因此，对这样的民事维权行为，应该保持刑法的谦抑原则，不应轻易跨过刑、民的边界。正如广东省高院再审意见中指出的：本案尚不能认定郭某的行为性质超出民事纠纷的范畴。这意味着，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确实存有滑向敲诈勒索的可能，但可以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没必要也不应该升格为搅动人心的刑事案件。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只有坚持违法必究与防止矫枉过正并举，才能让司法判决掷地有声、定分止争，才能在法理、情理、伦理的统一中守护公序良俗、实现社会善治。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1日05版)
怎样让素质教育真正硬气起来
在改革中让教育资源配置趋向平衡，让上升通道更为多元和公平，让每个学生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素质教育就会硬气起来。近日，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在浙江嘉兴正式成立，却深陷舆论漩涡。反对者直言，这是“应试教育对素质教育的入侵”，“浙江教育不搞落后的应试，要搞素质教育”;支持者说，欢不欢迎衡水中学模式，“是由当地家长的需求说了算”。为什么一所高中会得到如此截然相反的社会评价?显然，这是由教育理念和现实之间的落差所致。衡水中学素有“高考加工厂”之称，每年都有数量惊人的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名校，但其军事化管理的教育模式，及全省范围内跨区域招生的掐尖行为，也让其成功饱受争议。难怪热心高考改革的人担心，衡中模式
的扩散会打破素质教育生态。
然而，在“刻苦学习—金榜题名”预期仍然稳定的当下，彻底拥抱宽松教育，不像说说那么简单，学生也不敢无视考试成绩。有人对考上名校的衡水中学毕业生做回访，几乎99%的孩子都表示，如果让他们再做选择，还会去这所学校，他们对学校根本没有“怨恨”。因为他们觉得，当他们处在偏远乡村时，改变命运只有走这条路，没有别的选择。
应试教育的缺陷众所周知，但向素质教育的转型，不能仅有高悬头顶的理念做支撑。即便应试教育被口诛笔伐，许多学生还是挤破头也要挤进那些“超级中学”的大门，不是因为喜欢应试教育，而是它寄托了改变命运的梦想。在城乡、地区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的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触及优质教育资源，单方面高谈素质教育的种种好处，容易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衡水中学显然背不起应试教育弊病的所有“黑锅”。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到“衡中模式”，也无法纾解对教育公平过度关切引发的社会焦虑。
话说回来，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中国教育必然的进阶趋势。围绕“衡中模式”的意见分歧，照见教育转型期弥漫全社会的双重焦虑：一方面，害怕被应试教育的列车甩下来，掉入社会底层;另一方面，一部分家长又深感应试教育不如素质教育那么能激发孩子的天性，对未来在素质教育竞争中失去先机也有隐隐的担忧。衡水中学面临冰火两重天的极端评价，正是反映了这种纠结的社会心态。
教育领域从来都是开放的，素质教育要想在与应试教育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斗争模式，而要取长补短，不断夯实自身的优势。归根结底，素质教育巩固阵脚，要做到最大程度保证公平，兼顾短期效益和长远未来，从而确保每个学生和家长都能从中受益。否则，再怎么狠批应试教育，也无法迎来素质教育的满园春色。社会各界最想看到的，不是教育工作者为着不同模式孰优孰劣争吵不休，埋头探索、创新实践、开拓新路，才是推动教育进步的正道。从教育改革的角度看，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课题，远不只是“衡中模式”，还有席卷各地的“择校热”、学龄前儿童的“幼儿园大战”，等等。何以解忧?唯有全面深化改革。如果高校招生的途径不再只有考试这个独木桥，那么任何强化应试导向的教育模式都将门可罗雀。如果没有“超级学校”，没有“顶端优势”，那么谁也不会为挤入名校而发愁。在改革中让教育资源配置趋向平衡，让上升通道更为多元和公平，让每个学生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社会关切后顾无忧了，素质教育就会硬气起来。
“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不要抓一批人来搜集材料，不要指挥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你只要教他们如何渴望大海就够了。”发展素质教育，道理亦然。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2日05版)
理解了停车难才好治停车乱转型期的城市治理者，要勇敢面对治理中出现的弊端和病灶，也要真切分担老百姓的现实压力，科学规划并灵活调整方案，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许多时代命题。备受关注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草案送审稿)》开始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在拟定的条例中，违法停放的机动车将被罚款和扣分“双处罚”，引起广大车主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并不反对为规范停车秩序而提高违法成本，犯难的是怕找不到合适的停车位。买车尚可以通过节流控制，停车却只能就现有条件解决。不怕罚的总归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选择游击队员般的生活方式。乱停车可能会妨碍交通、阻碍急救、激化矛盾，没有哪个人喜欢自找麻烦。
公允地说，北京市对违法停车的整治不断升级，也做了不少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近两年进行了详细的停车位普查。北京市交通委负责人曾透露，今年一季度就能出底数，本市有多少个车位、还差多少、日夜间停车需求等数据都将心里有数。基于摸底结果，“治病的药方已经比较清晰了”，那就是停车有位、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四项内容中，有足够的停车位无疑是决定其他三项举措疗效的关键，需要政府部门多操点心，而后三个则需要停车人真正改变使用习惯。就治理思路来看，早一点把相关数据公开非常关键。截至目前，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达571万辆，而对于停车位的数量，根据一些媒体的梳理和推测，即使按照车辆数和车位数1∶1来配比，大概也有四成到五成的缺口。备案停车位最多的朝阳居住区，也是平均
3户一个车位，最少的顺义居住区则高达14户一个车位;全北京只有石景山区首钢地区和八大处地区为绿色(停车位充足区域)。事实上，一台车既要在居住区停放，也要在工作区停放，1∶1的配比也许并不够用。基于生活感受和媒体报道，当前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好好停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车位缺口有多大、分布情况如何、市民停车习惯等关键信息应迅速摆上桌面，引导全社会理解，一起来把问题想透、把对策弄准。
治理是不断改进的过程，消灭了老毛病，往往还有新问题。以前千方百计都没禁住的黑摩的，逐渐被共享单车挤走了，可又滋生了人流量大的地区单车的占地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并不缺少解决停车难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实践，一些小区的错峰停车、闲置办公和商业车位的夜间开放、停车APP 的整合引导等，都在紧张条件下改善了停车状况。然而，类似的探索要深入和普及，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公众一起打好配合。有些新问题的解决，其实已经超出了交管部门的职能，需要多个部门在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共同努力。
当然，规范市民的停车行为，也是继续提升停车供给和服务的基础。鉴于当前的紧张状况，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汽车与生活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当下的停车之难，其实是在还过去小汽车导向的城市发展规划之债。小汽车数量迅猛增长的城市，必然要求越来越宽的路、越来越多的停车场、越来越短的红灯时间，而当人们转而追求“和谐宜居之都”、当城市老龄化日益成为现实、当土地使用已接近极限，对汽车加大约束也在所难免。在北京一些公交完备、自行车和步行方便的
区域，汽车已经不再是一种刚需，而成为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累赘。转型可能带来诸多不便，但难以回避。十几年前，有位学者参加推动公交优先发展的会议，市长只给他5分钟时间发言，现在决策者则能够听一到两个小时。转型期的城市治理者，要勇敢面对治理中出现的弊端和病灶，也要真切分担老百姓的现实压力，科学规划并灵活调整方案，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许多时代命题。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3日05版)
让高校沿自主轨道奔向“双一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需要让每一所高校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轻装上阵，根据自身优势确定办学方向，办出自己的特色。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很少有关键词能比“办学自主权”这几个字更有分量，更受关注。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一些大学校长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讨论就从未歇止。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对此作出了界定，但之后近20年间，在实践层面如何为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真正赋予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始终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令人纠结的问题。日前，《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印发，针对高校发展的关键性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其力度之大、覆盖面之广，可谓空前。无论是落实和扩大专业设置自主权，简化进人程序、自主公开招聘人才，还是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可采取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每一项政策均有的放矢，力求破除长期以来制约高校发展的不合理束缚。这为进一步扩展高校办学自主权打开了改革通
道，确定了基本框架，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迈出这一步，是教育发展规律和改革形势使然。历史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办学自主性关乎大学的独立精神与品格，以及政府由管理到治理的角色转变，有助于大学进一步回归学术属性，遵从教育规律来设定长远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经过近40年的改革与发展，在学科专业设置、编制、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等问题上，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的状况。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如不尽快破除，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也无法满足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时期。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创新能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不仅需要勇气与自信，更需要在办学理念与制度建设上锐意创新，让每一所高校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轻装上阵，根据自身优势确定办学方向，办出自己的特色，进而激发每一个细胞的创新原动力。实现这样的目标，松绑减负、破除枷锁、简除烦苛，是必须做在前头的工作。
当然，高校拿到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之后，能否接得住、用得好、不走偏，才是判断这项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扩展办学自主权，不意味着让高等教育成为随意摆弄的“自留地”，而是要促进高校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高地。因此，要坚持放权与监管同步，从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高校制度建设与自我监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审计监督、强化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等方面，为高校办学
行为设置一些“保险栓”。与此同时，大学也要积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起内部制衡机制与自律机制，真正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避免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不利局面。扩大办学自主权，只是提升高校办学水平的必要条件，并不意味着之后就是一马平川。改革刚刚开始，前路仍需努力。期待松绑减负之后的高校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拿出中国高等教育应有的自信与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4日05版)
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在人工智能的这轮技术爆发中，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只能说明我们具备了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浪潮。去年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5月将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
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
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网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7日05版)
以“两个公平”纾解入学焦虑
一手抓均机会，一手抓强资源，让机会公平与资源平等成为“双阀门”，释放公众在入学上的巨大压力。如何让价格畸高的学区房降温?如何缓解公众的入学焦虑?扩大“多校划片”比例，取消小升初推优，加大实际居住审核力度……4月16日，北京市教委再次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这样的改革探索，缓解的是入学焦虑之标，剑指的是教育公平之本。
简单回溯相关政策流变，一条“问题—解题—问题”的螺旋线，清晰可见：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择校问题突出，“拼爹”“拼钱”“拼资源”入学，影响了社会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满意度。为了抑制择校热，切断录取择校生与获得利益的联系，教育部要求各重点大城市
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递条子、拉关系的少了，学区房却开始暴涨，“住得起”的人享受优质资源，引发新一轮焦虑。此后，一面继续推进就近入学，一面通过各种举措为学区房降温，成了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两手同时抓的难题。然而，当购买学区房与上名校不能画上等号时，又有了质疑之声：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依然在城乡、区域、校际之间存在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是否阻断了公众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唯一的可能，从而让一部分孩子注定要“输在起跑线上”，让入学阶段的教育公平成为一个死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出现新的问题、又解决新的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治疗顽疾，还将会带来新的并发症。当问题复杂得像一团乱麻，这一教育难题的解决需要一把快刀，更需要长远的视野胸怀和科学的顶层设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几年来，北京市的教育改革逐渐接近治本之策。一方面，通过种种严格的措施为学区房降温;另一方面，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增加和覆盖的步伐。简单说，就是一手抓均机会，一手抓强资源，让机会公平与资源平等，成为严格就近入学的“双阀门”，释放公众在入学上的巨大压力。
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北京市的探索。多校划片，让一个小区对应多个学校，同时明确标准、加大审核，都是为了降低学区房的择校功能，力求使更多学生参与分配优质教育资源机会。如果说这是在实现机会公平的话，那么，资源平等的实现，就是依靠整合教
育资源、盘活存量，全方位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扶持力度。在六个城区启动加大对一般学校的精准扶持，每个城区至少选3所普通校和优质学校合并或集团化办学，两三年内在城区新增25所优质小学或九年一贯制学校，把辖区内最薄弱的学校并入优质教育集团或与优质校深度联盟……这意味着，北京市的教育资源将向相对薄弱的地区倾斜，形成一个个新的优质教育高地。即便旧问题依然会存在、新矛盾依然会产生，但在标本兼治的思路之下，择校的冲动、入学的焦虑，也并非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而入学公平则是教育链条起点上的公平。期待机会公平与资源公平能在这一轮严格就近入学政策的推进中持续深入，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学区房乱象，也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公众对于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焦虑。而这也才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8日05版)
带你感受那穿越千年万年的美
当下要唤醒的不只是对历史遗产的关注，还需要更多奇思妙想和严谨的考古学发生碰撞，为我们洞开几千年几万年难以想象的远景。近日，“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入选的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等十个项目，代表着中国考古取得的阶段性突破和进步。评审之前，主办单位发起网上投票，让公众从50多项备选项目中选出最终入围的25项，吸引了上百万人参与。这是前所未有的。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拓宽、公众知识更新和诉求的升级，加上学界有意的推动，考古发现成了社会热议的话题。曹操墓、海昏侯墓等考古发掘，都得到了公众的实时关注，并引发了参观展览的热潮。与之关联的影视文学作品也大受欢迎，不仅包括《盗墓笔记》等虚构作品，还有《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
然而，在公众考古学所引发的双向互动新气象背后，仍有一些隐忧。一方面，公众对陵墓盗宝等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与好奇，导致一些考古内容被过度诠释，丧失了学术上的严谨性，难以促进公众人文素养的提升。另一方面，一些严谨的考古新材料与新成果、科学的考古方式，又缺乏好的故事载体而难以为公众所认知。之前网上有一个帖子很火，说如果穿越回大秦帝国，你连碗西红柿打卤面也吃不到。文中说的，很多是考古人或科学家很久之前就得出的常识性结论，但从未以如此喜闻乐见的方式为公众所接受。事实上，考古研究的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有很多是传承至今的习惯和理念，人们现在意识不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可以通过考古研究把它揭示出来。
比如，我们从小就知道“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句话，但也许并不知道这八个字代表着什么。其实，它代表了农业的起源是五千年前史前世界交流的结果。因为五谷中既包括中国培育的稻子，也包括了起源于西亚的小麦。直到夏、商、周三代，六畜才逐渐齐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要唤醒的不只是对历史遗产的关注，还需要更多奇思妙想和严谨的考古学发生碰撞，为我们洞开几千年几万年难以想象的远景。
在一个信息互动程度空前频繁的时代，考古发现不能满足于被动呈现自己的美，还是应该以更贴近当代人审美和情趣的方式，找准和当代人的情感共鸣点。2016年获得第四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论坛“最佳实践奖”的虚拟考古体验馆，就提供了更多有趣的参与方式。或走进三维动画窥探古墓丽影，或客串原始人钻木取火，还可参与文物复原等游戏。而围绕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也上线了相关APP，从中可以看到考古人员6年的考古调查，也可以参与游戏，搭上一艘大航船和新罗商人一起前往蓬莱国。这都是很好的尝试。
考古发掘和研究，要顾及专业以外的人，这已经是国际公认的理念。考古不仅仅是研究，还有保护、利用，而公众在后两个层面可以也正在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从杭州萧山机场坐飞机回北京，登机牌上印有良渚古城的广告，那枚代表五千年前良渚信仰世界的玉琮王就那样定定地看着你，仿佛要引你去感受那穿越了千年万年的美。相信随着良渚遗址被写进小学教辅材料，建起遗址公园并如果最终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人们会像谈论长城那样说起良渚。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9日05版)
捍卫真实就是捍卫科学的生命科学研究是揭示真相、发现真理的神圣事业，真实诚信是其基本准则近日，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一次性撤销了涉嫌造假的107篇文章，论文作者均来自中国。涉及的单位不乏全国知名的三甲医院和重点高校。此次撤稿事件让学术界深感震惊，也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撤稿消息发布前，中国科协立即与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进行了接触。据了解，撤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少作者是将论文交给所谓的“第三方机构”，由它们再向学术期刊进行推荐。这些“第三方机构”在推荐过程中未将论文进行同行评审，而是暗度陈仓作假。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论文作者、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都负有责任。但公平地讲，我们不能因为其他问题就拒绝检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涉事作者应该对此认真反思、承担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论文连续多次被国际期刊大规模撤稿。认真思考背后的原因，有学术品格的问题，更有体制机制的背景。学术造假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但相比之下，国外对造假者的惩治力度非常大，真正起到了震慑作用：科研人员的造假行为一旦被查实，就会受到严厉惩处，其学术生涯基本终止，不管其名望有多高、潜力有多大。被追捧为有望冲击诺奖的“日本居里夫人”小保方晴子，因论文造假被单位除名，可谓身败名裂;被尊为韩国“克隆之父”的黄禹锡，学术造假东窗事发后被检察机关起诉，最后锒铛入狱。反观国内，虽然相关部门多次宣示“对学术不端要零容忍”，但通常是雷声比雨点大;对于那些涉嫌造假的“学术牛人”，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嫌。
尽管主管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都设有“学术道德委员会”“科研诚信办公室”等学术监督机构，但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往往是“民不告官不究”，没能达到震慑心怀侥幸者的效果。惩处不力，也表现在对造假帮凶——“第三方机构”的处理乏力上。一些利欲熏心的国内外机构打着“语言润色”“咨询服务”的幌子，为那些急于发表学术论文的人代写、代投，甚至伪造同行评审，提供“一条龙服务”。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代写论文交易市场庞大、“产值”高达10亿元。对于这些帮忙造假的“第三方机构”，有关部门并非不知情，但受到查处的恐怕只是极少数。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论文造假。长期以来，论文成了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硬杠杠”“金标准”，不管是职称评定、年终考核还是申请课题、评选院士，都要“数论文”。就连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的临床医生也被套上了发论文的“金箍”，评职称时“做一千台手术不如发一篇SCI 论文”。不同于医疗资源充足、医生时间相对充裕的发达国家，我国的医疗资源紧张，临床医生光看病就忙得身心俱疲，难有充足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撰写论文。这次撤稿主要集中在医疗领域，客观而言，扭曲的考评体系也是诱因之一。科学研究是揭示真相、发现真理的神圣事业，真实诚信是其基本准则。论文造假的危害不仅在于损害了中国科技界在国际上的声誉，也不仅在于导致低水平研究重复、垃圾论文成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消解了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学术规则，侵蚀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可以说，捍卫真实就是捍卫科学的生命，纵容造假就是损害科
学的未来。
中国科协相关人士指出，随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科研评价机制的不断改革完善，为评职称、获奖励而滥发论文的现象正从源头得到治理。当前，我国的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科研队伍日益庞大、对科研的需求前所未有，科技界正视问题、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真正解决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完全有能力涤荡浮躁之气、建设科技强国。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4日05版)从“读书好”走向“读好书”
“读书好”已是社会共识，但得承认，“好读书”和“读好书”仍是需要努力的目标。世界读书日前夕，一项阅读调查显示，在半数成年国民更倾向于传统纸质图书阅读时，近一成国民更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1/3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屏”阅读，已与传统的“平”阅读平分秋色。
几年前，就有人惊呼，我们已经进入读屏时代，青少年成为被电子屏夺走的一代;更有人简单将读屏与碎片化的浅阅读画上等号，呼吁多读书、少读屏。事实上，无需将读屏和读书割裂，乃至对立起来，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无可非议。“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有人在纸质书中嗅到了书香，感受到了阅读审美;也有人将视野浓缩于方寸之间，在手指翻飞的滑屏中获取信息，同样找到了阅读的乐趣。在互联网时代，却非要固守黄卷青灯不可，未免显得
有些迂腐。
对于那些互联网原住民来说，他们选择读屏，拥抱更简捷的阅读方式，实则属于阅读本能。而一些人爱读纸质书报刊，也多与阅读习惯有关。双方不妨少一些“洁癖”，多一些接纳。两种阅读方式并存，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阅读时代。无论读屏还是读书，要义在读。与其纠结于读屏与读书之间的轩轾，不如反身自问：今天我阅读了吗?有人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读书也好，读屏也罢，惟有热爱阅读，精神才能挺立，深切理解“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把阅读当成生活方式，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个人的心怀都是一道河水，多阅读多吸收，方能心灵丰沛，奔流向前。
对于热爱阅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堪称最丰盛的时代。然而，与过去单一的选择相比，如今“过剩”的选择机会，也让人困惑与惶恐。在五花八门的新书中，什么书才是好书?在纷繁芜杂的信息海洋中，哪些消息才是有效的?有作家说，在信息海啸中，读书要会做减法，要学会找“小岛”、找“海床”、找“支点”、找“自己”。诚哉斯言!当前，“读书好”已是社会共识，但得承认，“好读书”和“读好书”仍是需要努力的目标。更堪忧的是，为数不多的阅读时间，往往被营养价值不大的无效信息所裹挟，被缺乏深度的平庸书籍所填塞。于是，我们变得无所不知，却无一精通;我们看似很忙，实则很盲;我们没有遇见更好的自己，而是失去了自我。这愈发证明：读屏时代，更需价值坚守。
阅读，是一个人的体验;而全民阅读，则与政策导向有关。当下，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政府开展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所需资金纳入本级预算。相信未来，政府在全民阅读中将扮演更重要角色，比如在政策制定、机构设置、资金投入等方面有大手笔。蒲松龄尝言：“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把阅读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一定拥有开阔的精神版图;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全民阅读的品质，这样的国家一定拥有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4日05版)
让航天成就更多美好梦想
中国航天向浩瀚宇宙挺进得有多高，就与百姓的寻常生活贴得有多近4月24日，正逢中国第一艘货运飞船首次向天宫二号送出“太空快递”。带着这份大礼，第二个中国航天日来到人们身边。在被称为中国航天“嘉年华”和航天强国路“加油站”的航天日，不少航天人是在忙碌中度过专属自己的节日，普通人则有了更多和航天亲密接触的机会。从中国航天员中心的航天员深情注视国旗在航天日的晨曦中升起，到偏僻山村小学里孩子们好奇地紧盯着老师手中的长五火箭模型，再到航天迷热侃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性能优越，人们体会着这个上世纪50年代才踏足航天旅程的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切实分享着由航天高科技带来的众多民生福利。向着鸿
蒙太空的进发，向着更高远天空的探索，航天事业以这样一幅浪漫的形象，勾画着一个文明古国矢志奋进的壮美画面。
“航天创造美好生活”，是今年中国航天日的主题。科学讲堂、航天展览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在全国范围开展，尤其突出航天应用，展示航天技术造福民生、惠及百姓、创造美好生活的神奇力量。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你认路，风云卫星替你看天气，高通量通信卫星将实现在万米高空上聊微信、刷微博……中国航天向浩瀚宇宙挺进得有多高，就与百姓的寻常生活贴得有多近。确实，航天作为一项高新技术，它的覆盖面、影响力，以及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已超乎人们的想象。目前我国已有2000多项航天技术成果应用到各行各业，民用遥感卫星数据分发量累计超过1000万景(遥感图像的计数单位，通常指卫星拍摄一次所获取的画面，一景卫星遥感图像所包含的面积少则几千平方公里，多则上万平方公里)，卫星电视直播用户突破7000万，“北斗”终端持有量达到400万余套，卫星应用年产值超过2000亿元。这些数据是对航天创造美好生活的最佳诠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人类生活的品质，增加人类生活的乐趣”。航天创造美好生活，根植于科技创新的深厚土壤。去年首个中国航天日以来，中国航天仿佛再次加足了油，300多天之内又干了好多件大事。未来的主力火箭长征七号和昵称“胖五”的长征五号火箭成功首飞，两名神十一航天员创下驻留太空33天的新纪录，再到几天前天舟一号精确将“太空快递”送达天宫二号，所有这些，都让国际航天界瞩目。“我们见证了另一位重要选手的崛起”，这句话既是对中国货运飞船
的赞誉，也是对中国航天创新能力的概括。中国航天为什么能?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的这句话令人深思：“被祖国需要是一种幸福。”确实，航天事业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源于独特的制度优势，来自无数航天人把个人奋斗汇入时代洪流而凝聚起的磅礴合力。在第二个航天日，被誉为大国工匠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燃料药面整形工人徐立平对人们说，没有哪个行业能够比航天更能把个人梦想与祖国的利益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航天员张晓光也一样“表白”：是祖国把我们航天员送上太空，是所有航天人不懈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航天科技成果。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崛起，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这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密码，又何尝不是整个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随着中国很快开启空间站时代，航天技术将继续为人们带来惊喜。和梦想同行，我们就将收获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5日05版)
环境治理要有“两个互动”
如果说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是找到了政府与社会的环保公约数，那么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就是找到了各级政府的治理平衡点。每一次环境污染事件，都会引发广泛关注。近日，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山西省晋城市督查组检查发现，两家化工企业涉嫌偷排化工废水，现场发现大面积的渗坑。当地环保部门会同公安部门迅速行动，案件正在处理之中。
作为一种简单粗放的处理方式，渗坑、渗井等对地下水的伤害几乎是不可逆的，也因此早早被明令禁止，“两高”在2013年明确将其
直接入罪。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山西晋城的情况已经不是大面积渗坑的第一次亮相。就在不久前，一些地方的渗坑相继被曝光。所幸的是，民间组织监督曝光之后，从中央层面到地方政府，各方不遮掩、不回避，及时通报、严肃问责，与公众坦诚相对，有效纾解了群众焦虑，相关调查处理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纵览近期出现的渗坑事件，尽管有关部门雷霆万钧、处置得当，但依然无法让人们松一口气。为什么渗坑能够悄无声息地暗度陈仓?为什么环保部门多次专项督查、地方政府极力整治，仍然还有漏网之鱼?这反映出环境治理中的深层问题。
近些年，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环保立法，还是微观层面的专项督查，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但也要看到，环境监管力量与工作要求难以匹配，加之监管在明处，非法排污在暗处，环境监管常常难以做到全覆盖。在环境治理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有的企业虽然口号喊得响亮，行动起来却是“挂空挡”，这更加剧了环境监管之难。从这个视角来看渗坑事件，其实是对环境监管和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化解监管之难、求得治理实效。提升环境治理能力，需要实现监管部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事实证明，单靠自上而下的环保督查，无法覆盖广袤辽阔的国土，对花样百出的污染行为的监管捉襟见肘。“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环境保护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吸纳公众参与、实行社会监督，才能让环境监管之眼无处不在，形成政府与公众共同治理环境的合力。这就需要不断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民间环保力量，避免政府部门单打独斗，让环保
的理念遍及每一个角落，吸引更多人参与到环境监管和环境治理中来。提升环境治理能力，也需要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环保压力层层传导，治理责任级级压实，唯有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政府体系内部的条块互动、上下联动，才能理顺机制、形成合力。地方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环境监管不能仅仅依靠上级环保部门的督查，而应该树立起主体责任，让每一级政府都成为环境治理的主人翁，才能最大限度防止污染的发生、降低事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说，加强环保部门督查与地方治理的双向互动，应成为环保工作落实的常态。如果说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是找到了政府与社会的环保公约数，那么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就是找到了各级政府的治理平衡点。中央、地方、社会与公众都行动起来，就能编织出一张严密的环境监管之网，让渗坑等偷排行为无处藏身，护佑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6日05版)
维护金融安全，既要善守也要能攻
防范金融风险，应坚持底线思维，还应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从根本上破除风险滋生和积聚的体制根源。26日晚上，很多人的手机被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消息刷屏。这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首次以“金融安全”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
根本性的大事。
如果把经济比作万物生长的大地，金融就是滋润万物的河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引导得当，河水自可哺育一方，而如果不加约束，也可能带来灾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正是基于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保障金融安全，前提是准确判断大势，精准识别风险隐患。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良好，金融风险可控，但也应清醒认识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依然较为复杂，金融运行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和矛盾转移到金融领域，金融机构出现自娱自乐、脱实向虚的势头，金融风险呈集聚态势。从国际看，国际经济金融风险溢出不断增大，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黑天鹅”事件频现，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些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冲击。因此，防范金融风险，需要积极主动、耳聪目明，增强前瞻性。防范金融风险，要坚持“守”。守住底线，才有底气。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是金融体系功能正常发挥的基础，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应做好应对金融市场各种不利局面和极端情况的思想准备、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对潜在风险隐患，要密切监测、早做预案，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出手、有效应对。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未
雨绸缪，非法金融活动一律禁止、非法金融机构一律取缔，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防范金融风险，也要勇于“攻”。要以攻坚克难的姿态，靠改革推动风险防范。从深层次看，一些金融诈骗行为屡禁不止、违法违规案件时有发生，与我国金融体制未能更好适应金融业发展需要不无关系，而要想从根本上破除风险滋生和积聚的体制根源，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防范金融风险要标本兼治，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稳妥解决体制、机制和规制性问题，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防范风险是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的永恒主题，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也必须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找到适合我国金融发展的道路。在坚守底线的同时，勇于出拳，以深化改革推动金融稳定工作，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我们才能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7日05版)
国产航母，开拓中国新蓝海
这个土生土长的“国之重器”，激荡着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民族自信和爱国情怀，彰显着中国国家整体力量的提升。阳光下国歌声雄壮嘹亮，舰舷上五星红旗迎风招展。4月26日，第一艘国产航母正式出坞下水。一瓶香槟酒摔碎舰艏，两舷喷射绚丽彩带，周边船舶一起鸣响汽笛，按照国际惯例举行“掷瓶礼”之后，国产航母缓缓移出船坞，停靠码头。这历史性的一刻，被定格为永恒的民族记忆。如果说现代
文明由海洋文明开启，那么航母则是现代海军的标配，是一个民族海洋力量的象征。正因此，建设国产航母，不仅是捍卫国家利益、维护海洋权益、开发海洋文明的重要举措，更是中华民族几代人念兹在兹的百年梦想，是强军梦、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下水现场，不少人慕名而来、驻足观看;网络上，网友点赞“展示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智慧”;电视节目中，有嘉宾谈到海军发展历程喜极而泣……这个土生土长的“国之重器”，激荡着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民族自信和爱国情怀。“不能制海，必为海制”。作为一个拥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的海洋大国，需要建设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强大海上力量。建设航母属于巨系统的设计、建造与集成，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技术、资金、工业化水平等综合实力与整体意志。从1987年提出建设航母规划，中国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自行研制出第一艘国产航母，从外壳到内在都贯彻着自己的理念设计，这不仅体现出中国海军装备水平的跃升，更彰显着中国国家整体力量的提升。同时也要看到，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国产航母仍然还有不小差距。无论是排水量，还是核心技术，抑或是未来可期的作战能力，国产航母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距离。这一方面说明，那种把航母与“中国威胁”相联系的论调并没有现实依据，另一方面也说明，国产航母依然任重道远，应该在第一艘国产航母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具备自主完成大中型、新型航母建造全过程的能力。铸剑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和平。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国产航母将更
有助于中国维护和平发展、捍卫世界和平。近年来，通过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国向世界展示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产航母肩负的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海外利益”“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和义务”……从港湾迈向深海，中国航母将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被称为“中国航母之父”的刘华清将军曾说：“如果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我死不瞑目;中国海军必须建造航母。”如今，第一艘国产航母出坞下水，足可告慰几代人的努力。而国产航母将要驶向的，不仅是广阔的海洋，更是中国发展道路越走越宽的新蓝海。
《人民日报》(2017年04月27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