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王先俊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看，每一次大会都是对这项事业的一次推进。本文将六次代表大会作为一个整体，就其理论贡献进行宏观的解读，并希望以此深化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学科，必然有这个学科所特有的命题、概念和范畴。这些命题、概念和范畴是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具体地说，是创立了可以四个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这个命题是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的，十四大、十五大进一步重申和深化了这一命题。当时直接使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类似的说法。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
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P56）十四大报告重申了两次飞跃的思想，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2]（P7）十五大报告首次将“两次飞跃”与“两大理论成果”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3]（P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两次飞跃”的提出，不仅是对这一过程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而且还可以由此伸展，进一步探讨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动力机制等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如前文所述，人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经常使用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类似的说法，并认为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所以，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法经常混用。在“中国实际”之后加上“时代特征”，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始于十三大。十三大报告说：“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
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1]（P55）十四大报告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明确提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P13）。十五大报告在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时重申了这个思想，提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3]（P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中国化”是针对“俄国化”而言的，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是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外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实际斗争中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这“一个结合”扩展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这“两个结合”，不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基本内涵，而且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如果说过去的“一个结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那么“两个结合”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当代化”、“运用”和“发展”的统一。因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求。
（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没有提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党代会的文件中首次见之于十五大报告。报告指出：“邓小平理
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3]（P10）十七大报告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体系时两次提到这一概念：一是说要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二是强调全党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4]（P12、33）从一般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看，当时仅仅指的是毛泽东思想，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是指邓小平理论，后是指包括邓小平理论等理论成果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在于，后者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凸现了“当代”，强调的是理论成果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进而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相呼应。正是由于此种原因，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在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时，经常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等说法。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一个新概念。十七大报告提出这个概念在党的文献中是第一次。1938年4月，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说：过去的哲学“做了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
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5]（P387）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里的“通俗化”、“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已蕴含着“大众化”的旨趣和追求，但是并不明确。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努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4]（P33），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概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而且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和当代化，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上述命题、概念、范畴的提出和分析，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科的原理、概念和范畴体系，另一方面也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和空间，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
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究竟该如何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问题，又涉及究竟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都给予了正确的一以贯之的回答。这是又一方面的重大理论贡献。
（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是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提出和坚持的一个重要思想。十三大报告说：“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1]（P55）十四大报告表达了与十三大报告同样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2]（P39）十五大报告重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3]（P13）十六大、十七大继续强调了这一思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要求别人的思想与时俱进而自封为顶峰。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历史。与时俱进，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要求与时俱进，要以新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发展的实践。所以，与时俱进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它的本性，一旦丧失这个本性，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马克思主义了。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和坚持上述思想，不仅充分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正确把握，而且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之源。
（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反复强调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还是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结果。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是：坚持和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继承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有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善于针对错误倾向，正确地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我们长期地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6]（P60-61）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1]（P55）十五大报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P13）十七大报告说：“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P12）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也作了论述。其基本观点：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党的旗帜和各项事业的根本保证。在当代中国，坚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4]（P12）。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也一定能够发展。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
样，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也是这样。十三大报告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在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1]（P55）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7]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方向保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而不是用中国固有的特性去曲解马克思主义。但是，坚持不等于固守，继承不等于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仅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
（三）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是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多次重申和坚持的第三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种观察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工具。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单纯的学理，而是将它视为行动的指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面临着把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总是一再强调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期召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也是如此。十三大报告强调：“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中国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摆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同各条战线和各个地区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1]（P59-60），关注实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此后的每一次代表大会也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其中十五大对此作了集中的论述。报告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
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我们一定不能丢了“老祖宗”，但“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3]（P13）这些论述，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在新时期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不断地创造和总结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从而不断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以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上述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新时
期党的代表大会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发展，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党自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认识和把握的不断成熟。
三
与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一样，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的突出贡献在于，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由这些阶段性成果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和阐释。
（一）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和阐释，经历了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并且强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6]（P60-61）。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还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概括了这个理论的十二个重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1]（P57）。大会强调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是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做出了重大贡献”[1]（P8）。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我
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又一次伟大革命”，而且明确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这样的概念。大会报告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概括和精辟阐述。大会指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P13、10）。十五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升华。这就是：正式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更加鲜明简洁的科学概念，来表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涵盖的全部内容；报告中用专门一个部分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简要地说就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3]（P10）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它是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惟一正确的理论。所以“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3]（P14）
（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括和阐释，主要是十六大和
十七大。十六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十六大报告的全部内容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自2000年春天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历经江泽民的“上海讲话”、“七一讲话”、“5·31”讲话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步形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十六大的突出贡献在于：一是完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定位。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7]（P8-9）二是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三个坚持、四个必须”的总要求，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报告还明确提出了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任务，要求“全党必须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7]（P13）。十七大进一步充分肯定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理论创新
事业的伟大贡献，认为正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4]（P8、12）。
（三）对科学发展观的概括和阐释主要是十七大。其要点，一是从几个角度对科学发展观下了定义并给予了科学定位，具体表述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4]（P12）二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必须把坚持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主要工作和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4]（P14-16）三是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四个要求”：即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
改进党的建设。报告要求全党务必“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4]（P18）。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和阐释。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来说，与其直接相关的党的代表大会有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等，对此前文已作过论述，而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对它的基本内涵进行深刻阐释的则是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P11）这一论述，不仅更加凸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主题，而且相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提法更加简洁。它既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性，又赋予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统一性，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既是一以贯之、薪火相传和接力推进的，又是充满创造活力、永不停滞僵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要发
展，也一定能够发展；另一方面又说，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还未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都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一部分，都是对这一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报告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旗帜的重要内容，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4]（P10-11）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涵盖这些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这些理论成果的概括和阐释，最重要的功绩在于通过这些概括和阐释，不断地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总之，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上所阐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主要部分。如果说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在新时期召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则是这一过程中的最重要的环节。正是由于它的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不断丰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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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十七大） 郑德荣 王茂森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速度、广度、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30年。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浓缩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轨迹。本文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就其提出的新的思想和重大理论成果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分别作出评述，提出了独到见解。
88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归结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新，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境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使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闪耀着万丈光芒。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的速度、广度、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30年。对此，30年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改革开放后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集中体现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命题的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早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伊始，毛泽东就提出“以苏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并对之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既无经验，又无现成答案可循。从1957年起，随着“左”的错误的发展，他对许多问题的探索陷入了误区。而其中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性伟大转折。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1]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2]。这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已经是呼之欲出。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这一命题的提出突破了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原则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航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新起点。
对于如何正确解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论述，也是十二大报告一个重要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刻阐述了物质和精神的辨证关系。十二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决物质文明建
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如果说十二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找到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那么十三大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十二大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正确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和基本出发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正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并据此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但是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内的具体阶段性问题。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的基础上，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并回答了俄国要分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具体阐发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作了明
确的区分，并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可惜毛泽东没有沿着这一正确的思路继续前进，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提出了“大过渡”理论，认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4]应该指出 ,大过渡理论是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曲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是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 ,而不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而毛泽东提出“大过渡”理论却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包括在过渡时期之内，把本来应该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时消灭阶级的任务推到了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时才能完成。这样就把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所以这种理论实际上阻碍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有益思想，又纠正了毛泽东“大过渡”错误认识的基础上，从我国现实的国情出发，党的十三大明确作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
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次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一层含义阐明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后一层含义阐明了我国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两层基本含义既相对区别，又紧密联系，构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这里所说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的特定的历史阶段。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并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科学认识，是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会议据此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我国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纲领，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和总纲。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下，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系统阐述和科学评价，对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了郑重的历史结论，从而把这个理论比较完整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并且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地确
定为长期指导我们思想和工作的理论基础。
十四大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从9个方面比较全面、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阐明了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5]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6]“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7]
另外，十四大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重大贡献。针对人们在深化改革中的种种困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十四大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改变了传统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使我们思想获得了大解放，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为我们深化改革和繁荣经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指明了方向。翌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精神，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
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在某些方面做了进一步阐述，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这是我们在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全局性的深远影响。
十四大总结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展现了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内涵，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逝世后中国共产党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逝世后，国际和国内很多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的走向，中国向何处去，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考验。在这个紧要关头，十五大在十四大的基础上，坚定地明确地向全党、向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回答了中国的走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明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把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党的十五大前夕，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
风险，都不动摇。”[8]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结尾，江泽民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9]报告简要回顾了党在70多年历史进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从理论上概括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0]在这里，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和使用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科学的界定。它明确了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强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树立了一座新的丰碑。
其次，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丰富和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提出了质疑。针对这种情况，十五大重申了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经验总结。如果说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对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引我们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那么党的十五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则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基本路线顺利进行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六大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六大从多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论创新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在党的历史上，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意味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重大成
果。如果说毛泽东思想集中回答的是我国民主革命过程中”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怎样进行革命”的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集中回答的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创造性地集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确定了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任务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在新世纪新阶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毛泽东将党的思想路线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根据实践的发展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出了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8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1]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12]这就深化了我们对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认识。与时俱进的关键是创新，在这种意义上，十六大突出强调了创新的作用和意义，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3]这就为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七大的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二是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精辟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与时俱进是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如果说邓小平理论集中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那么科学发展观则是集中回答了在当今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标志。
十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命题/新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体系上是统一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深刻总结，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有利于全党全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胡锦涛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4]因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亦永无止境，全党同志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才能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是十二大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作出卓越贡献的基本经验。十二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切实做到了坚信而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摒弃
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坚持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中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参考文献：
[1][2]邓小平文选（1975-1982）[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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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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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民日报：1997-05-30.
[9][10]江泽民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7,9.
[1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913.
[12][1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9.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 [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认识成果
2007-01-19 09:41:51 来源: 《求是》 网友评论 61 条 进入论坛 作者：王伟光 中央党校副校长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新成果，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一、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认识，开拓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视野
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开拓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视野。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可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和谐社会的构想，已经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构想之中。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人民消除城乡对立，最大限度地发
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等。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特征，特别是落后国家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样的论述，包含了和谐社会的构想，包括了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含义。
在新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他明确指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要坚持人民民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和谐社会的设想，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更为具体科学的认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独创性的科学概括，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及主要特征的新论断。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认识。江泽民同志认为，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等等。这些都包括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内容的论述。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和性质，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这一阐述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指导思想，开辟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
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和指导思想，如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脱胎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是经济社会充分发展的崭新的社会形态。至于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可能性和途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仅仅作了一般性的理论提示。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先后进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初步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些正确构想。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深刻总结了苏联和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经验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基本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指导思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指导思想，把发展提到执政兴国第
一要务的高度，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实现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指导思想有了新的升华。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科学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把握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性问题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清晰的蓝图。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指导思想。
三、丰富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理论，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从党的执政使命和执政理念的高度，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个重大课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丰富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理论，提升了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认识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执政使命，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主要议题，摆在全局工作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求全党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全党同志就必须按照六中全会的要求，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努力实现人民群众期盼的社会稳定、和谐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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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王先俊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看，每一次大会都是对这项事业的一次推进。本文将六次代表大会作为一个整体，就其理论贡献进行宏观的解读，并希望以此深化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学科，必然有这个学科所特有的命题、概念和范畴。这些命题、概念和范畴是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具体地说，是创立了可以四个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这个命题是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的，十四大、十五大进一步重申和深化了这一命题。当时直接使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类似的说法。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
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P56）十四大报告重申了两次飞跃的思想，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2]（P7）十五大报告首次将“两次飞跃”与“两大理论成果”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3]（P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两次飞跃”的提出，不仅是对这一过程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而且还可以由此伸展，进一步探讨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动力机制等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如前文所述，人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经常使用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类似的说法，并认为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所以，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法经常混用。在“中国实际”之后加上“时代特征”，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始于十三大。十三大报告说：“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
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1]（P55）十四大报告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明确提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P13）。十五大报告在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时重申了这个思想，提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3]（P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中国化”是针对“俄国化”而言的，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是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外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实际斗争中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这“一个结合”扩展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这“两个结合”，不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基本内涵，而且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如果说过去的“一个结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那么“两个结合”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当代化”、“运用”和“发展”的统一。因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求。
（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没有提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党代会的文件中首次见之于十五大报告。报告指出：“邓小平理
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3]（P10）十七大报告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体系时两次提到这一概念：一是说要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二是强调全党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4]（P12、33）从一般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看，当时仅仅指的是毛泽东思想，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是指邓小平理论，后是指包括邓小平理论等理论成果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在于，后者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凸现了“当代”，强调的是理论成果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进而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相呼应。正是由于此种原因，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在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时，经常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等说法。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一个新概念。十七大报告提出这个概念在党的文献中是第一次。1938年4月，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说：过去的哲学“做了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
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5]（P387）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里的“通俗化”、“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已蕴含着“大众化”的旨趣和追求，但是并不明确。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努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4]（P33），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概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而且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和当代化，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上述命题、概念、范畴的提出和分析，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科的原理、概念和范畴体系，另一方面也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和空间，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
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究竟该如何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问题，又涉及究竟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都给予了正确的一以贯之的回答。这是又一方面的重大理论贡献。
（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是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提出和坚持的一个重要思想。十三大报告说：“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1]（P55）十四大报告表达了与十三大报告同样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2]（P39）十五大报告重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3]（P13）十六大、十七大继续强调了这一思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要求别人的思想与时俱进而自封为顶峰。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历史。与时俱进，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要求与时俱进，要以新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发展的实践。所以，与时俱进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它的本性，一旦丧失这个本性，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马克思主义了。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和坚持上述思想，不仅充分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正确把握，而且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之源。
（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反复强调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还是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结果。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是：坚持和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继承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有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善于针对错误倾向，正确地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我们长期地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6]（P60-61）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1]（P55）十五大报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P13）十七大报告说：“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P12）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也作了论述。其基本观点：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党的旗帜和各项事业的根本保证。在当代中国，坚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4]（P12）。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也一定能够发展。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
样，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也是这样。十三大报告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在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1]（P55）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7]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方向保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而不是用中国固有的特性去曲解马克思主义。但是，坚持不等于固守，继承不等于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仅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
（三）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是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多次重申和坚持的第三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种观察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工具。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单纯的学理，而是将它视为行动的指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面临着把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总是一再强调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期召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也是如此。十三大报告强调：“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中国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摆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同各条战线和各个地区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1]（P59-60），关注实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此后的每一次代表大会也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其中十五大对此作了集中的论述。报告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
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我们一定不能丢了“老祖宗”，但“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3]（P13）这些论述，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在新时期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不断地创造和总结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从而不断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以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上述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新时
期党的代表大会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发展，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党自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认识和把握的不断成熟。
三
与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一样，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的突出贡献在于，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由这些阶段性成果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和阐释。
（一）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和阐释，经历了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并且强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6]（P60-61）。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还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概括了这个理论的十二个重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1]（P57）。大会强调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是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做出了重大贡献”[1]（P8）。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我
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又一次伟大革命”，而且明确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这样的概念。大会报告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概括和精辟阐述。大会指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P13、10）。十五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升华。这就是：正式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更加鲜明简洁的科学概念，来表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涵盖的全部内容；报告中用专门一个部分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简要地说就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3]（P10）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它是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惟一正确的理论。所以“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3]（P14）
（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括和阐释，主要是十六大和
十七大。十六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十六大报告的全部内容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自2000年春天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历经江泽民的“上海讲话”、“七一讲话”、“5·31”讲话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步形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十六大的突出贡献在于：一是完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定位。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7]（P8-9）二是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三个坚持、四个必须”的总要求，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报告还明确提出了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任务，要求“全党必须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7]（P13）。十七大进一步充分肯定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理论创新
事业的伟大贡献，认为正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4]（P8、12）。
（三）对科学发展观的概括和阐释主要是十七大。其要点，一是从几个角度对科学发展观下了定义并给予了科学定位，具体表述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4]（P12）二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必须把坚持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主要工作和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4]（P14-16）三是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四个要求”：即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
改进党的建设。报告要求全党务必“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4]（P18）。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和阐释。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来说，与其直接相关的党的代表大会有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等，对此前文已作过论述，而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对它的基本内涵进行深刻阐释的则是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P11）这一论述，不仅更加凸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主题，而且相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提法更加简洁。它既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性，又赋予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统一性，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既是一以贯之、薪火相传和接力推进的，又是充满创造活力、永不停滞僵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要发
展，也一定能够发展；另一方面又说，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还未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都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一部分，都是对这一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报告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旗帜的重要内容，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4]（P10-11）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涵盖这些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这些理论成果的概括和阐释，最重要的功绩在于通过这些概括和阐释，不断地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总之，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上所阐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主要部分。如果说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在新时期召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则是这一过程中的最重要的环节。正是由于它的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不断丰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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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十七大） 郑德荣 王茂森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速度、广度、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30年。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浓缩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轨迹。本文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就其提出的新的思想和重大理论成果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分别作出评述，提出了独到见解。
88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归结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新，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境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使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闪耀着万丈光芒。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的速度、广度、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30年。对此，30年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改革开放后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集中体现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命题的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早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伊始，毛泽东就提出“以苏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并对之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既无经验，又无现成答案可循。从1957年起，随着“左”的错误的发展，他对许多问题的探索陷入了误区。而其中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性伟大转折。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1]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2]。这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已经是呼之欲出。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这一命题的提出突破了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原则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航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新起点。
对于如何正确解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论述，也是十二大报告一个重要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刻阐述了物质和精神的辨证关系。十二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决物质文明建
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如果说十二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找到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那么十三大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十二大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正确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和基本出发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正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并据此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但是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内的具体阶段性问题。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的基础上，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并回答了俄国要分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具体阐发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作了明
确的区分，并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可惜毛泽东没有沿着这一正确的思路继续前进，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提出了“大过渡”理论，认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4]应该指出 ,大过渡理论是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曲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是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 ,而不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而毛泽东提出“大过渡”理论却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包括在过渡时期之内，把本来应该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时消灭阶级的任务推到了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时才能完成。这样就把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所以这种理论实际上阻碍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有益思想，又纠正了毛泽东“大过渡”错误认识的基础上，从我国现实的国情出发，党的十三大明确作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
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次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一层含义阐明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后一层含义阐明了我国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两层基本含义既相对区别，又紧密联系，构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这里所说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的特定的历史阶段。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并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科学认识，是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会议据此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我国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纲领，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和总纲。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下，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系统阐述和科学评价，对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了郑重的历史结论，从而把这个理论比较完整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并且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地确
定为长期指导我们思想和工作的理论基础。
十四大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从9个方面比较全面、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阐明了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5]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6]“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7]
另外，十四大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重大贡献。针对人们在深化改革中的种种困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十四大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改变了传统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使我们思想获得了大解放，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为我们深化改革和繁荣经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指明了方向。翌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精神，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
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在某些方面做了进一步阐述，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这是我们在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全局性的深远影响。
十四大总结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展现了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内涵，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逝世后中国共产党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逝世后，国际和国内很多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的走向，中国向何处去，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考验。在这个紧要关头，十五大在十四大的基础上，坚定地明确地向全党、向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回答了中国的走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明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把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党的十五大前夕，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
风险，都不动摇。”[8]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结尾，江泽民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9]报告简要回顾了党在70多年历史进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从理论上概括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0]在这里，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和使用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科学的界定。它明确了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强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树立了一座新的丰碑。
其次，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丰富和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提出了质疑。针对这种情况，十五大重申了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经验总结。如果说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对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引我们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那么党的十五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则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基本路线顺利进行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六大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六大从多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论创新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在党的历史上，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意味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重大成
果。如果说毛泽东思想集中回答的是我国民主革命过程中”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怎样进行革命”的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集中回答的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创造性地集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确定了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任务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在新世纪新阶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毛泽东将党的思想路线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根据实践的发展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出了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8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1]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12]这就深化了我们对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认识。与时俱进的关键是创新，在这种意义上，十六大突出强调了创新的作用和意义，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3]这就为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七大的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二是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精辟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与时俱进是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如果说邓小平理论集中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那么科学发展观则是集中回答了在当今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标志。
十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命题/新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体系上是统一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深刻总结，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有利于全党全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胡锦涛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4]因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亦永无止境，全党同志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才能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是十二大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作出卓越贡献的基本经验。十二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切实做到了坚信而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摒弃
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坚持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中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参考文献：
[1][2]邓小平文选（1975-1982）[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3.
[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4]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350.
[5][6][[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
[8]人民日报：1997-05-30.
[9][10]江泽民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7,9.
[1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913.
[12][1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9.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 [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认识成果
2007-01-19 09:41:51 来源: 《求是》 网友评论 61 条 进入论坛 作者：王伟光 中央党校副校长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新成果，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一、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认识，开拓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视野
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开拓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视野。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可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和谐社会的构想，已经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构想之中。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人民消除城乡对立，最大限度地发
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等。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特征，特别是落后国家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样的论述，包含了和谐社会的构想，包括了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含义。
在新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他明确指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要坚持人民民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和谐社会的设想，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更为具体科学的认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独创性的科学概括，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及主要特征的新论断。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认识。江泽民同志认为，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等等。这些都包括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内容的论述。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和性质，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这一阐述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指导思想，开辟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
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和指导思想，如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脱胎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是经济社会充分发展的崭新的社会形态。至于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可能性和途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仅仅作了一般性的理论提示。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先后进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初步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些正确构想。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深刻总结了苏联和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经验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基本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指导思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指导思想，把发展提到执政兴国第
一要务的高度，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实现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指导思想有了新的升华。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科学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把握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性问题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清晰的蓝图。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指导思想。
三、丰富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理论，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从党的执政使命和执政理念的高度，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个重大课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丰富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理论，提升了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认识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执政使命，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主要议题，摆在全局工作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求全党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全党同志就必须按照六中全会的要求，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努力实现人民群众期盼的社会稳定、和谐的美好愿望。
(本文来源:《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