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以及扰攘不绝的各类公共事件，让大学走下了圣坛。大学究竟应该怎么办?让我们倾听九位著名大学校长的回答。 ⊙中科大校长侯建国：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中科大很民主，校长被骂是正常的。这跟这所大学的文化传统有关，它尊重学术，要尊重学术先要讲民主。 中科大实行通识教育，就是说数学，物理全校各个学科都要学，目标是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数学和物理的功底非常重要。三年级后，我们就会提供大学生研究计划，在学校里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科学研究所实习。 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公平高于效益。义务教育阶段，国家的金钱投入应该保证公平，城市农村应该完全一样。现在对城市孩子过度教育，他们学了很多没用的知识，浪费了很多家长和社会的资源，身心受到极大压力，另一方面，农村孩子教育不足，特别是边远地区。 把钱投在教育上，是不会吃亏的，不要太斤斤计较。我觉得，对教育的投入应该看成对未来的投资。 (陈统奎)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通识教育既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对理想和现实间的差距有切身感受。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后跌得很惨，这是因为他们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 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 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东西部差别很大，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国家、民族缺乏感情。其实，(现在下农村)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 (徐 瑗 陈统奎)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育是最高的善 大学精神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没有了这种精神，没有了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就不能称之为大学，就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教育结构应该多样化。我主张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建成两个可以相互沟通的体系：一个是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间有“立交桥”。普通本科生教育，主要是培养通用性的应用型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岗位型操作型人才。要有多种类型的毕业生，也要有多元化的质量观，并据此分类指导就业的路径。 没有大众化的就业观念，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按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门槛进学校，再按精英就业模式出校门，这是做不到的。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但这两类人才的就业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 教育是最高的善，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 (章剑锋)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 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成员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所推动。 要考虑就业，但不能片面追求就业率。还要防止一种倾向：把一些比较基础，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意义的、大学应办的学科砍掉，这是不行的。 对于普通老百姓、穷人以及没有权势的人来说，高考是他们走向社会取得出路最重要、最后的机会，这也是最后一个公平。如果取消高考，有可能连最贫困、最底层孩子们的希望都会破灭。 (章剑锋)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我们是大陆跟台湾交流最密切的一所高校，与台湾19所高校有合作关系。 我们提出新目标，要培养各行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我们制订了“三三制”新教改方案，第一个“三”指人才培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识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培养阶段，第三阶段是多元培养阶段。第二个“三”指多元培养阶段分三类，一是继续本专业深造，在大四继续学习本专业更高深的学问；二是跨专业继续深造，到其他院系去选修课程，三是直接就业者，安排就业创业辅导，为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我们要补课，补应试教育的不足。比如说，应试教育无视公民教育，我们要通过通识教育来补这个课，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怎么爱惜这个国家，怎么样去爱惜这个民族，要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我们就是培养精英，但精英也要到艰苦的环境去，到基层去。假如你想成为二名政治家，我鼓励你去当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去锻炼。现在大学生就业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毕业我的是“最后一份工作”，而现在找的是“第一份工作”。 (陈统奎)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权力行使要在阳光下 山东大学现在正在讨论“一把椅子的理论”：教师推开校长的门，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是否应该赶快把椅子让给老师来坐? 大学之间唯一可以比较的是学科。单科性的大学就像苹果和橘子，多科性的大学就像香蕉，而综合性的大学像葡萄，把苹果香蕉葡萄放在一起，谁是第一，这个命题很荒谬。 研究型大学应该为学生的一生着想，而不是仅仅为学生毕业的那一刻着想。山大本就以文史见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诸如孔子、孟子、孙子等都出自山东，这是我们的地缘优势。我们要打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建立世界一流的儒学研究院。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中，也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诵经和读典将是必修课。 学者要保持适度的清贫，适度到能够维持自己的尊严就可以了。维护尊严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学者过度富有，把学术当饭碗，用学术来谋利，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是灾难。 (田 磊)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倡导精英教育 精英就是具有远大理想，愿意为社会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不仅有理想，而且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并能以自己为榜样带动自己周围的人去为理想而奋斗。 不同类型的大学，应当有不同的目标。中国现在2000多所大学，99％都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让毕业生将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但是至少要有1％的大学或四五十所高水平的大学，目标要和国外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一样，志在培养领袖型人才。 学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地方。当学生时，在校园里表现得散漫一点、个性化一点，说话出格一点，甚至犯一些错，都可以接受，但走上社会就完全不同了。 厦大是厦门这座城市里“一座没有围墙的高校”，普通市民可以在厦大图书馆里看书，可以在校园里散步，可以旁听各类专家教授的讲座……厦大以一种平和、开放的胸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钟岷源)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学术自由，政府不应该干预，校长也不能干预。学术范围的工作应该由教授们来决定。 校长其实是拉拉队长，要想尽办法使大家都非常积极和乐观地向前走。当然，除了当好拉拉队队长，你还要把这个学术环境建造得很好，包括为学校争取各种资源。但真正做事主要靠老师，校长做不了太多事情。 内地很多学院都一窝蜂要变成大学，甚至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愿望很好，但不很实际。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教育普及的，所以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学校，但不需要全部都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 社会需要公平，假如我跟一个学生聊聊天，就决定了他能不能进一所好学校，往往会流于主观，有失公平。所以最后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考试。你问我考试制度是不是坏的，我想它的确是，应该这么说，是第二坏的。 (甄静慧) ⊙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打造名校品牌的五要素 学校品质，“从注重通识教育做起”；学生品性，“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强势师资，“培养和挖人并举”，专业优势，“树立和坚守学术权威”；文化积淀，“一切需要时间检验”。 (沈惠娜) (李昊摘自《南风窗》2009年第13期，本刊有删节)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以及扰攘不绝的各类公共事件，让大学走下了圣坛。大学究竟应该怎么办?让我们倾听九位著名大学校长的回答。 ⊙中科大校长侯建国：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中科大很民主，校长被骂是正常的。这跟这所大学的文化传统有关，它尊重学术，要尊重学术先要讲民主。 中科大实行通识教育，就是说数学，物理全校各个学科都要学，目标是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数学和物理的功底非常重要。三年级后，我们就会提供大学生研究计划，在学校里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科学研究所实习。 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公平高于效益。义务教育阶段，国家的金钱投入应该保证公平，城市农村应该完全一样。现在对城市孩子过度教育，他们学了很多没用的知识，浪费了很多家长和社会的资源，身心受到极大压力，另一方面，农村孩子教育不足，特别是边远地区。 把钱投在教育上，是不会吃亏的，不要太斤斤计较。我觉得，对教育的投入应该看成对未来的投资。 (陈统奎)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通识教育既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对理想和现实间的差距有切身感受。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后跌得很惨，这是因为他们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 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 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东西部差别很大，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国家、民族缺乏感情。其实，(现在下农村)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 (徐 瑗 陈统奎)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育是最高的善 大学精神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没有了这种精神，没有了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就不能称之为大学，就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教育结构应该多样化。我主张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建成两个可以相互沟通的体系：一个是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间有“立交桥”。普通本科生教育，主要是培养通用性的应用型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岗位型操作型人才。要有多种类型的毕业生，也要有多元化的质量观，并据此分类指导就业的路径。 没有大众化的就业观念，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按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门槛进学校，再按精英就业模式出校门，这是做不到的。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但这两类人才的就业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 教育是最高的善，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 (章剑锋)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 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成员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所推动。 要考虑就业，但不能片面追求就业率。还要防止一种倾向：把一些比较基础，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意义的、大学应办的学科砍掉，这是不行的。 对于普通老百姓、穷人以及没有权势的人来说，高考是他们走向社会取得出路最重要、最后的机会，这也是最后一个公平。如果取消高考，有可能连最贫困、最底层孩子们的希望都会破灭。 (章剑锋)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我们是大陆跟台湾交流最密切的一所高校，与台湾19所高校有合作关系。 我们提出新目标，要培养各行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我们制订了“三三制”新教改方案，第一个“三”指人才培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识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培养阶段，第三阶段是多元培养阶段。第二个“三”指多元培养阶段分三类，一是继续本专业深造，在大四继续学习本专业更高深的学问；二是跨专业继续深造，到其他院系去选修课程，三是直接就业者，安排就业创业辅导，为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我们要补课，补应试教育的不足。比如说，应试教育无视公民教育，我们要通过通识教育来补这个课，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怎么爱惜这个国家，怎么样去爱惜这个民族，要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我们就是培养精英，但精英也要到艰苦的环境去，到基层去。假如你想成为二名政治家，我鼓励你去当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去锻炼。现在大学生就业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毕业我的是“最后一份工作”，而现在找的是“第一份工作”。 (陈统奎)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权力行使要在阳光下 山东大学现在正在讨论“一把椅子的理论”：教师推开校长的门，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是否应该赶快把椅子让给老师来坐? 大学之间唯一可以比较的是学科。单科性的大学就像苹果和橘子，多科性的大学就像香蕉，而综合性的大学像葡萄，把苹果香蕉葡萄放在一起，谁是第一，这个命题很荒谬。 研究型大学应该为学生的一生着想，而不是仅仅为学生毕业的那一刻着想。山大本就以文史见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诸如孔子、孟子、孙子等都出自山东，这是我们的地缘优势。我们要打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建立世界一流的儒学研究院。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中，也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诵经和读典将是必修课。 学者要保持适度的清贫，适度到能够维持自己的尊严就可以了。维护尊严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学者过度富有，把学术当饭碗，用学术来谋利，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是灾难。 (田 磊)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倡导精英教育 精英就是具有远大理想，愿意为社会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不仅有理想，而且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并能以自己为榜样带动自己周围的人去为理想而奋斗。 不同类型的大学，应当有不同的目标。中国现在2000多所大学，99％都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让毕业生将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但是至少要有1％的大学或四五十所高水平的大学，目标要和国外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一样，志在培养领袖型人才。 学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地方。当学生时，在校园里表现得散漫一点、个性化一点，说话出格一点，甚至犯一些错，都可以接受，但走上社会就完全不同了。 厦大是厦门这座城市里“一座没有围墙的高校”，普通市民可以在厦大图书馆里看书，可以在校园里散步，可以旁听各类专家教授的讲座……厦大以一种平和、开放的胸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钟岷源)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学术自由，政府不应该干预，校长也不能干预。学术范围的工作应该由教授们来决定。 校长其实是拉拉队长，要想尽办法使大家都非常积极和乐观地向前走。当然，除了当好拉拉队队长，你还要把这个学术环境建造得很好，包括为学校争取各种资源。但真正做事主要靠老师，校长做不了太多事情。 内地很多学院都一窝蜂要变成大学，甚至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愿望很好，但不很实际。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教育普及的，所以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学校，但不需要全部都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 社会需要公平，假如我跟一个学生聊聊天，就决定了他能不能进一所好学校，往往会流于主观，有失公平。所以最后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考试。你问我考试制度是不是坏的，我想它的确是，应该这么说，是第二坏的。 (甄静慧) ⊙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打造名校品牌的五要素 学校品质，“从注重通识教育做起”；学生品性，“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强势师资，“培养和挖人并举”，专业优势，“树立和坚守学术权威”；文化积淀，“一切需要时间检验”。 (沈惠娜) (李昊摘自《南风窗》2009年第13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