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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炳辉2
(1.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 上海 200083)
编者按:形象学研究涉及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领域, 它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在比较文学视野内, 这方面的研究有时显得领域过宽, 因为对异国形象的分析, 总离不开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 研究观念与方法也不限于文学; 在比较文化视野内, 它的疆域往往又显得过窄, 因为异国形象作为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集体想象, 不同类型的文本是相互参照印证、共同生成的, 又不能仅限于文学。对于形象学研究的学科归属、理论前提、研究对象、研究范型的思考, 一旦有了初步的学术积累, 就不能推延了。2004年5月, 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周宁先生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 一共8卷:《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人类》《、龙的幻象》。一套丛书的出版, 对学者个人而言是一个课题的完成但对学术界, 却可能意味着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拓。此时, 或许重要的首先不是评价个人取得了多大成就, 而是从学术角度, 思考这项研究对整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问题。
Editorial :Image study is a newly emerging discipline in China , which verges on another tw o disciplines , namely , com parative culture and com 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m parative literature , image study sometimes seems out of focus because the study of foreign imag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and thus its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cannot be con fined to literature. In com parative cul 2ture , image study seems to cover so small an area since foreign images as a collec 2tive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are the produ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rein forcing ・148・
each other rather than that of literary texts alone. Once initiated in this direction , the meditation on the position of image study as a discipline ,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 object and research paradigm has no to 2004, Prof. Zhou Ning published his series of w o f which consists of 8v olumes , namely , o Dan o f Great China , Centurial China Tides , The Wrecked Ship o f History , The Utopia o f , The The Illusion o f Dragon. T o a , of books maybe just means the com pletion of a , , to whole academ ia , it will probably represent the pioneer into N ow , it does not matter how to valure this personal achievements , what does matter is to pon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 ics to which extent those w orks bring forth thoughts 2prov oking questions.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5) 02014814
宋炳辉(以下简称宋) :坦率地说,
周宁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 直接感觉是“重”, 厚重、沉重……洋洋8大卷, 规模宏大。分专题讨论7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 一半是“论述”, 一半是“文选”。总之, 在物质形式上、思想形式上, 都显得“重”。我想知道, 当初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形式和主题, 写作这样一套厚重的著作?
周宁(以下简称周) :笨重、沉重, 确有其事, 厚重却不敢当。您的感觉, 让我想起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说的文学的轻盈与沉重。我们的讨论也像是一个“备忘录”, 曾经写作与思考的备忘录。关于这套书, 这个问题, 我最初的想法是轻盈的, 甚至是趣味性的。为什么西方时而将中国吹得天花乱坠, 时而将中国贬得一文不值? 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或想象, 究竟是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或反映或误解, 或者仅仅是西方关于某个特定的文化他者的“表述”? 想象与虚构理所当然? 那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人们开始反思新时期第一波文化启蒙当中西方的中国观的意义。也恰好在那段时间, 我接触赛义德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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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福科的“话语”理论……
宋:轻盈的问题就这样变得沉重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看法、说法介绍出来, ; 国形象及其生产与传播的内在逻辑, ,
的“中国观”, “, 形象”作出自己的严格定义。史彭斯, 中文名叫《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的系列讲演, 讲稿。史景迁在讲演中就有选择地考察了5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学术理论著作和文学虚构著作两种类型文本中的中国(他甚至没有用“形象”这个词) 。史景迁的意图很明确:人们太多地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了, 他想颠倒一下, 看一看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尽管乐黛云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言题为“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 但好像并没有明确地从“形象学”角度加以概括。事实上, 比较文学形象学在欧洲(主要是法、德) 虽然历史不短, 但引起学界的重视也是在80年代后期, 它在中国被正式引进大学课堂, 要到90年代初, 北京大学的孟华先生是国内最早的倡导和实践者。
周: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 有两类出身。一类是做比较文学的, 他们用“形象学”这个概念; 一类是做汉学的, 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角度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解构, 理论资源是赛义德的《东方学》, 几乎没有人用“形象学”这个概念。史景迁先生是做汉学出身的, 在我看来, 他的理论资源也是东方主义。关于他北大演讲的主题, 他写过一本系统的专著———《大汗的大陆》, 理论表述更系统明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两个领域是相通的, 赛义德本人也是比较文学教授。我个人是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进入这个课题的。
宋:您认为,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 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说法”, 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150・
辞技巧, 体现出观念、文化、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不断地向政治、德权力的渗透。您这个复杂的定义, 义吧。
周:, 大, 但在我的这个定义中, 概念的影响。, 他认为“表述”, 它将观念与语言联, 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另外, 更重要的, 异域形象是特定社会(民族)
, 具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特征。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有关异域形象的文学文本, 而我研究西方有关中国的不同类型文本中的“文学性”形象, 强调虚构与想象、隐喻与表现的意义。当然, 一种新的理论前提, 往往有比定义更深远的意义。如果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或中国学, 就必然赋予其某种真理结构与话语霸权。强调西方关于中国的表述的“形象”性或“幻象”性, 则具有解构的意义。我更关心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思想殖民”问题。现代以来西学东渐, 我们似乎已经无法思考中国, 除非在西方的中国观中思考, 从历史到现实。比如说, 中国历史停滞、中国封建专制、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 都是在西方的中国话语中发生与交换的。
宋:法国学者巴柔也提出过, 形象学并不研究形象的真伪程度, 就表述而言, 形象无真实可言。但这只是对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而言。是否可以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形象概念呢?
周:我正是在一般意义上, 或社会文化总体想象意义上使用“形象”概念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承认, 文学化的异国形象, 是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 是该社会关于异域的总体神话的一部分。文学形象社会化, 社会形象也文学化。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 可能是幻象, 难道一部严肃的汉学著作, 就不可能构筑幻象或分享西方关于中国的总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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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比如说魏特夫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治水理论,
话? 我曾经清理过西方汉学的“知识合法性”, 为一种“知识”, “, 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 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
宋:, 。您写过“汉学主义”》这样的文章, 似“汉学主义”批判中。但不管是东, 研究的对象是严格的东方学或汉学, 而您所说的, 所指却比汉学大得多, 其中有传奇故事、游记档案、传教报告、新闻报道、历史、哲学、经济学著作, 还有诗歌、小说甚至绘画作品。
但我的疑问是, 不同类型的文本, 想象与真实的素质不一样, 包容在一个中国形象概念下不加区分, 是否在理论上过于笼统?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是文学文本中的异国形象, 虽然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是特定社会或文化关于异国的总体想象或集体想象的一部分, 有关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跨学科的分析, 也牵涉到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或民族心理学等学科, 但研究对象是有严格界定的。近年出版的宋伟杰的《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张弘的《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 都属于这类著作, 研究特定国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周:宋先生您慧眼, 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担心。我想在社会总体想象的层次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 分析不同领域的人士如何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表述中国; 各类文本如何相互参照、对应、协作、共同传播; 如何形成一整套言说中国的词汇、意象、观念或话语, 该话语又如何支配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产, 使个别表述受制于这一整体或原型。这样就必须同时处理不同类型的文本。思想形式上的“重”, 大多是因为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复杂与困难。理论包袱太重。西方的中国形象这一西方社会文化的总体想象物, 如何在具体文本中研究, 一直是让我・152・
困惑的问题。我把这套书分成8个专题, 有断代历史的, 的, 就是想变换角度, 将总体形象的研究具体化、文本化究一类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一侧面。,
问题。更何况在“表述”或分了, , 。这是个知识立场问题。
, , 实际上这是个研究的合、观念与方法决定研究的学科归属。而据于不同, 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价值指向。比如, 文化研究注重文化行为发生的起因与后果, 而文学研究更关注审美想象对所谓文化逻辑的反抗与批判。您的研究似乎介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之间, 如何定位? 我一直在思考您这煌煌巨著中观念与方法的统一性与合理性问题。您在“文化他者的表述或话语”意义上使用中国形象, 有理论与价值的双重考虑。您试图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产与传播方式, 追索不同时代不同主题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的谱系, 涵盖古今7个世纪, 整个西方……
周:学科归属与研究的学理合法性是两个问题。在我看来, 即使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属于形象学, 该形象学也不属于比较文学或文学研究, 而是属于比较文化或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过分”使用历史与文化分析研究文学文本, 已经威胁到它的学科界限。跨学科正在失去其学科立足点, 造成所谓的“学科身份危机”, 这完全是由学科规训下的观念误区造成的。传统的学科界定标准是区分研究对象、确定研究范型, 在这种意义上,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只能算是一个研究领域, 它不仅跨越或打破既定的学科界限, 也没有固定某一种理论范型, 解构主义与符号学、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都为其提供了理论资源, 它正是在不同体制化学科的交汇碰撞中, 形成一种开放的研究领域。有人认为, 文化研究本身就具有一种非学科化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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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学理的合法性问题。
作为西方社会关于异域的总体想象的中国形象, 是由不同类型的文本在历史中建构的象的研究, 必须从具体的、, 先是语义学层次的研究, 的意义, 如《曼德威尔游记》或, 但对, 化的, , 又如何参与、观念或话语的生产。文学研究关注形象的, , 也就是看不同文本。在西方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内, 中国形象已经成为某种套话。比如说, 文艺复兴早期西方关于中国财富的传说、启蒙运动之后关于中国专制与停滞的论述、帝国主义时代以来关于中国的国民性的各种描述, 都已经成为某种超越时间与历史、超越个人的套话。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研究的重点, 不是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而是超越个别文本的、作为话语出现、拥有规训力量的总体形象是如何生产与分配的。这是研究的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对形象产生的语境的分析, 也就是对西方想象中的中西关系与世界秩序的分析。其中他者与差异是关键性概念。
宋:理论前提、学科意义与研究范型, 是三大核心问题。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国内是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您推出这么大的一套书让我们看来“实出意外”。我希望这套书具有某种“规划性”意义, 大致明确该研究的对象范围、观念与方法、主要课题等, 也就是说, 我关心这套书的学科建设意义。这样, 就必须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弄清楚, 诸如理论前提、学科意义与研究范型。您说您的研究在三个层次上展开, 最后一个层次是关系语境, 其中他者与差异是关键概念或工具概念。形象学研究的“形象”都源于特定文化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关系的自觉意识。个人与社会是通过确立他者来认同自身的, 巴柔在形象学理论中一再强调“他者”的意义。形象就是对作为文・154・
化“他者”的异域进行的描述, 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立, 身的身份及其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的中国形象, 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他者”差异概念, 论述得最多。周:我在“总序”。目与“差异”, 而是明确“差异”的关系。西方文化为了认文化他者”, 古希腊时代是波斯,
中世纪以后是, 。中国形象就出现在东方主义视野内。、不同文化视域内构筑了不同的“他者”, 中国形象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应该研究在西方的“文化他者”体系中中国形象的功能。“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和对立关系上, 而这种差异对立关系, 又被结构到一种整体性想象的世界秩序中。异域形象的意义体现在特定本土文化秩序中的功能上, 其产生与交流, 都必须分享与遵循该文化中特有的结构原则, 这一结构原则是由差异系统构成的。差异是意义生成的基本原则, 包括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范畴, 如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 当然, 也包括地缘文明秩序, 如东方与西方、基督教与异教、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 不同的范畴, 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 可能发生变化, 但其最基本的二元对立原则并没有改变, 而且变异中亦存在着许多连续性因素。另外, 任何一组对立的范畴, 又暗示着一系列相关的对立范畴, 如和东方与西方相关的, 有黑暗与光明、野蛮与文明、专制与自由等等对立范畴。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 构成一个总体性的想象世界秩序的基础, 一种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 也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的意义语境。
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 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的关系。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 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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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 中国形象作为他者, 的世界观念秩序。
黑格尔认为, 中国与欧洲代表着世界地理(两极———东方与西方, 也代表着人类历史) 点, 与自由、停滞与进步、一种价值秩序, , , 二元对立同时也意味着一种, 也就是在文化中建立在, 赋予思想以权力……抱歉, 我们的讨论正在将, 也可能是笨重。沉重可能是因为理论本身, 而笨重, 则是研究者的个人能力问题了。
宋:您说, 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 而是作为他者帮助西方确认了西方主体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您在书中引用了艾略特对西方汉学家打的一个比喻:中国是一面镜子, 它是不透明的, 西方从中看不到真正的中国, 只能看到西方自己。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它可以引发进一步的联想。但您刚才还提到, 您这项研究的学术关怀, 在于揭示西学东渐之后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从而更有效地思考中国的文化现实———这是中国人文学者必须具备的主体立场, 而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无关。我想知道的是, 在您对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功能的确认和您的学术关怀之间, 是通过怎样的逻辑建立联系的? 说得更直白一点:既然在您的界定中, 中国的西方形象不能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 那么您如何通过这样的研究来推动有效地“思考中国”呢? 我这么问, 并不是质疑您的研究的意义。其实, 正像您在书中一再指出的那样, 西方的中国形象在7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过程中, 对中国主体自我认识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 对于这种霸权的揭露和解构本身, 就是对于这种有效思考的有力推动。
周:确实是这样。如果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知识”, 具有“真理・156・
性”, 那么, 我们就很可能根据西方的中国观认识自身或认同自身“自, 我汉学化”, 从而丧失文化主体性; 想象, , (write back ,
的立场, 或者赛义德说的“反写”,
宋:理论基础, 。路径不清, 或者迷入森林没。讨论理论前提、研究范型、。不论作者还是读者, 都可以更好地思考。, 是您的研究在具体成果和学术方法上带来的开拓和启发意义。
周:我这套书最初的想法是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绘制一幅疆域图, 规划出基本的研究范围、对象、问题、观念、方法。您却引导我在这幅疆域图中绘出山川河流的脉络、道路交通的走向, 这还要感谢您的启发, 使我更深入地反省我自己的研究。
宋:实际上我们也只不过是标出了经纬线、本初子午线与赤道线之类的东西。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 落到实处, 不是研究中国, 而是研究西方文化。您把这套书分了8卷, 每一卷处理一个专题, 或是特定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总体特征与历史演变过程, 或是特定主题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生产与传播, 前后7个多世纪, 涵盖整个西方。具体的专题先不说,7个世纪与整个西方这一时空框架划定了研究范围, 其合理性本身就有待说明。马可・波罗时代之前, 西方就有关于中国的传说, 我们从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知道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说法”, 您为什么不从古希腊开始? 您在《永远的乌托邦》这部书里, 就从古希腊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 为什么到这套书中又放弃了这个起点? 另外“, 西方”的概念是否可以成立? 近年来学界许多人质疑“西方”这个概念, 您使用时, 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否另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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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研究范围必须有个时间的起点, 我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 将此前西方关于中国的虚无缥缈、, 当作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史前史, 的交通, 西方第一次有可能“发现”与“, 中国的文本, , 语性, 、君权强大; 二则, , 、特征鲜明, 而且具有一定的历, 从马可波罗时代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早; 三则, 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 西方文化开始, 想象构筑一个具有确定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中国形象。比如说, 马可・
波罗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早期的世俗精神、绝对主义君权、海外扩张欲望的隐喻。
宋:那么“, 西方”呢? 何处是西方? 您提到过有一部西方文明史中清理出12个西方概念的所指, 您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西方”这个概念? 地理的、文化的? 或者文化构筑地理的? 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文化上的基督教地区? 我们在约定俗成的常识意义上使用“西方”, 或许是含混有效的, 但在学术意义上使用, 是否会引起歧义, 或者不够严肃规范? 您所说的西方, 时而像是意大利、法国, 时而又像是德国或美国? 何处是西方, 谁又代表西方?
周:“西方”是个危险的概念, 是这项研究的“软肋”, 我知道不可用, 但又不得不用。因为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的概念了, 而且“西方”笼统所指的那些国家地区, 主要是西北欧与北美, 又的确具有某种文化上的同一性。至于谁来代表西方, 就中国形象而言, 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国家地区, 比如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伊比利亚半岛、文艺复兴晚期到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与20世纪的美国。特定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在特定时代代表或塑造或引导西方的中国形象, 取决于它们与中国的独特关系以及它们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已经有过论・158・
述。
宋:好了。
在我们的讨论中, , 我们还是从问题回到著作本身。您将7分为8个专题。《契丹传奇》《、象》, 20题的中国形象; , 《、《、孔教乌托邦》、。许多思潮是, 可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甚。8卷是一个整体, 不仅素材相互交织, 观点也相互关联但各自又可以独立。我相信这种体例一定是有根据的, 但是, 我也怀疑, 如果不做这方面的研究, 恐怕没有谁会去通读这8卷9本书。即使是您写的总序, 出现在《契丹传奇》前, 也显得过于复杂。我想请您对这7个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过程与不同侧面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 您将从何说起?
周:大概是这样:前5个世纪,1250年到1750年前后, 西方塑造的中国形象是乌托邦化的, 肯定的、美化的成分多, 这是由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的开放性本身决定的。文艺复兴向时间与历史开放, 地理大发现向空间与地理开放, 西方现代性萌发阶段的文化更多地关心外在异己世界的超越性与批判价值。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可以使西方文化超越自身、改造自身。启蒙运动中中国形象向负面转化, 否定性的内容越来越多。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中作为“他者”出现, 不是要昭示西方文化的缺憾, 而是要印证西方文化的完美与优越。中国形象作为一个低劣的他者构筑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扩张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意义就是证明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演变的多样性, 可以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极间理解。雷蒙・道森著的《中国变色龙》将总在变化的中国形象比作变色龙, 实际上不是中国形象在变化, 而是构筑中国形象的西方文化自我意识在变化。
宋:我也注意到这一说法, 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启蒙运动前后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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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变化。原因有多方面:中西文明发展的均衡程度发生了变化, 方开始胜出; 随着中西交流的加强, 对中国的了解更多, 也更多;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自足状态; 殖民主义、, 样发展……
周:。、使节、军人
、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专业的, , 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也变得越。现代性观念体系与正统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 中国形象可能是历史停滞文明衰败的象征、专制主义野蛮奴役的象征、邪恶怪诞的劣等种族的象征, 我在《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第二人类》中, 已经系统地清理分析了这几类形象的谱系。但是, 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 同时代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思潮中, 中国形象正以一种离奇神秘的异国情调进入西方文化的审美期望中, 表现一种怀乡恋旧的寄托与对精神和谐的向往。在《孔教乌托邦》中, 我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变幻侧面的多样性, 在20世纪表现得就更突出。
宋:所以您写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书名就叫“龙的幻象”。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您这套书的体例, 导论与文选几乎各占一半篇幅, 封面上出现“著/编注”的字样。为什么这样? 您可以删去文选, 将导论合起来, 出一本专著, 也是百余万字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了; 您还可以简化导论, 将这套书编成纯粹的文选, 国内也还没有出版过这一专题这样系统全面的文选。
周:我之所以选择这种体例, 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写西方的中国形象史, 为时尚早, 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 都还不够成熟; 二是之所以不愿意放弃文选, 是因为国内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少, 文选中的许多内容, 在国内都是第一次翻译:第三, 我希・160・
望以这种形式, 导论加文选, 勾画出基本的理论与资料线索, 真正深入的研究, 可以从这里出发了。一个人的能力, 一套书的影响, 的, 我希望能够发动这个研究领域,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 , 样, 学科化。
宋:“问题”的显现。但如果从, 。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中国主体如的问题上, 居于这样的学术立场和关怀, 形象学研, 那就是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中
) 形象的研究。确切地说, 这一方面的研的异国(当然首先包括“西方”
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的成果, 在传统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中, 有关中外关系问题的研究多少已经涉及这个方面, 但或许并没有明确地从这样的价值立场出发纳入形象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中来。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就是最新的成果之一。从方法论上说,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和中国的西方形象研究两者具有相通之处。如果按照形象学理论来看, 后者或许更是中国主体自我认识(它的历史演变、话语规则、语境及其主体意识变化等) 的直接投射。正如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自身的表述一样, 中国的西方形象反映了中国自身, 这就是艾略特的“镜子”带给我的联想和启发。两种研究都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 前者解构的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关于中国“他者”的意识形态, 后者针对的是中国在西方他者身上投射的意识形态。从中国主体的立场看来, 前者从来源上解构了自我意识的外来话语霸权, 后者则可以解构中国意识历史中“西方”这面镜子。尽管表面看来, 两者考察和处理的对象不同, 其实却在不同的层面上, 从内外两个方面, 达致对中国主体身份的有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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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厦门 361005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 上海 200083)
编者按:形象学研究涉及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领域, 它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在比较文学视野内, 这方面的研究有时显得领域过宽, 因为对异国形象的分析, 总离不开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 研究观念与方法也不限于文学; 在比较文化视野内, 它的疆域往往又显得过窄, 因为异国形象作为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集体想象, 不同类型的文本是相互参照印证、共同生成的, 又不能仅限于文学。对于形象学研究的学科归属、理论前提、研究对象、研究范型的思考, 一旦有了初步的学术积累, 就不能推延了。2004年5月, 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周宁先生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 一共8卷:《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人类》《、龙的幻象》。一套丛书的出版, 对学者个人而言是一个课题的完成但对学术界, 却可能意味着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拓。此时, 或许重要的首先不是评价个人取得了多大成就, 而是从学术角度, 思考这项研究对整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问题。
Editorial :Image study is a newly emerging discipline in China , which verges on another tw o disciplines , namely , com parative culture and com 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m parative literature , image study sometimes seems out of focus because the study of foreign imag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and thus its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cannot be con fined to literature. In com parative cul 2ture , image study seems to cover so small an area since foreign images as a collec 2tive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are the produ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rein forcing ・148・
each other rather than that of literary texts alone. Once initiated in this direction , the meditation on the position of image study as a discipline ,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 object and research paradigm has no to 2004, Prof. Zhou Ning published his series of w o f which consists of 8v olumes , namely , o Dan o f Great China , Centurial China Tides , The Wrecked Ship o f History , The Utopia o f , The The Illusion o f Dragon. T o a , of books maybe just means the com pletion of a , , to whole academ ia , it will probably represent the pioneer into N ow , it does not matter how to valure this personal achievements , what does matter is to pon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 ics to which extent those w orks bring forth thoughts 2prov oking questions.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5) 02014814
宋炳辉(以下简称宋) :坦率地说,
周宁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 直接感觉是“重”, 厚重、沉重……洋洋8大卷, 规模宏大。分专题讨论7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 一半是“论述”, 一半是“文选”。总之, 在物质形式上、思想形式上, 都显得“重”。我想知道, 当初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形式和主题, 写作这样一套厚重的著作?
周宁(以下简称周) :笨重、沉重, 确有其事, 厚重却不敢当。您的感觉, 让我想起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说的文学的轻盈与沉重。我们的讨论也像是一个“备忘录”, 曾经写作与思考的备忘录。关于这套书, 这个问题, 我最初的想法是轻盈的, 甚至是趣味性的。为什么西方时而将中国吹得天花乱坠, 时而将中国贬得一文不值? 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或想象, 究竟是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或反映或误解, 或者仅仅是西方关于某个特定的文化他者的“表述”? 想象与虚构理所当然? 那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人们开始反思新时期第一波文化启蒙当中西方的中国观的意义。也恰好在那段时间, 我接触赛义德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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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福科的“话语”理论……
宋:轻盈的问题就这样变得沉重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看法、说法介绍出来, ; 国形象及其生产与传播的内在逻辑, ,
的“中国观”, “, 形象”作出自己的严格定义。史彭斯, 中文名叫《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的系列讲演, 讲稿。史景迁在讲演中就有选择地考察了5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学术理论著作和文学虚构著作两种类型文本中的中国(他甚至没有用“形象”这个词) 。史景迁的意图很明确:人们太多地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了, 他想颠倒一下, 看一看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尽管乐黛云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言题为“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 但好像并没有明确地从“形象学”角度加以概括。事实上, 比较文学形象学在欧洲(主要是法、德) 虽然历史不短, 但引起学界的重视也是在80年代后期, 它在中国被正式引进大学课堂, 要到90年代初, 北京大学的孟华先生是国内最早的倡导和实践者。
周: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 有两类出身。一类是做比较文学的, 他们用“形象学”这个概念; 一类是做汉学的, 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角度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解构, 理论资源是赛义德的《东方学》, 几乎没有人用“形象学”这个概念。史景迁先生是做汉学出身的, 在我看来, 他的理论资源也是东方主义。关于他北大演讲的主题, 他写过一本系统的专著———《大汗的大陆》, 理论表述更系统明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两个领域是相通的, 赛义德本人也是比较文学教授。我个人是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进入这个课题的。
宋:您认为,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 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说法”, 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150・
辞技巧, 体现出观念、文化、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不断地向政治、德权力的渗透。您这个复杂的定义, 义吧。
周:, 大, 但在我的这个定义中, 概念的影响。, 他认为“表述”, 它将观念与语言联, 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另外, 更重要的, 异域形象是特定社会(民族)
, 具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特征。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有关异域形象的文学文本, 而我研究西方有关中国的不同类型文本中的“文学性”形象, 强调虚构与想象、隐喻与表现的意义。当然, 一种新的理论前提, 往往有比定义更深远的意义。如果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或中国学, 就必然赋予其某种真理结构与话语霸权。强调西方关于中国的表述的“形象”性或“幻象”性, 则具有解构的意义。我更关心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思想殖民”问题。现代以来西学东渐, 我们似乎已经无法思考中国, 除非在西方的中国观中思考, 从历史到现实。比如说, 中国历史停滞、中国封建专制、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 都是在西方的中国话语中发生与交换的。
宋:法国学者巴柔也提出过, 形象学并不研究形象的真伪程度, 就表述而言, 形象无真实可言。但这只是对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而言。是否可以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形象概念呢?
周:我正是在一般意义上, 或社会文化总体想象意义上使用“形象”概念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承认, 文学化的异国形象, 是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 是该社会关于异域的总体神话的一部分。文学形象社会化, 社会形象也文学化。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 可能是幻象, 难道一部严肃的汉学著作, 就不可能构筑幻象或分享西方关于中国的总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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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比如说魏特夫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治水理论,
话? 我曾经清理过西方汉学的“知识合法性”, 为一种“知识”, “, 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 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
宋:, 。您写过“汉学主义”》这样的文章, 似“汉学主义”批判中。但不管是东, 研究的对象是严格的东方学或汉学, 而您所说的, 所指却比汉学大得多, 其中有传奇故事、游记档案、传教报告、新闻报道、历史、哲学、经济学著作, 还有诗歌、小说甚至绘画作品。
但我的疑问是, 不同类型的文本, 想象与真实的素质不一样, 包容在一个中国形象概念下不加区分, 是否在理论上过于笼统?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是文学文本中的异国形象, 虽然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是特定社会或文化关于异国的总体想象或集体想象的一部分, 有关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跨学科的分析, 也牵涉到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或民族心理学等学科, 但研究对象是有严格界定的。近年出版的宋伟杰的《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张弘的《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 都属于这类著作, 研究特定国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周:宋先生您慧眼, 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担心。我想在社会总体想象的层次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 分析不同领域的人士如何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表述中国; 各类文本如何相互参照、对应、协作、共同传播; 如何形成一整套言说中国的词汇、意象、观念或话语, 该话语又如何支配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产, 使个别表述受制于这一整体或原型。这样就必须同时处理不同类型的文本。思想形式上的“重”, 大多是因为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复杂与困难。理论包袱太重。西方的中国形象这一西方社会文化的总体想象物, 如何在具体文本中研究, 一直是让我・152・
困惑的问题。我把这套书分成8个专题, 有断代历史的, 的, 就是想变换角度, 将总体形象的研究具体化、文本化究一类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一侧面。,
问题。更何况在“表述”或分了, , 。这是个知识立场问题。
, , 实际上这是个研究的合、观念与方法决定研究的学科归属。而据于不同, 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价值指向。比如, 文化研究注重文化行为发生的起因与后果, 而文学研究更关注审美想象对所谓文化逻辑的反抗与批判。您的研究似乎介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之间, 如何定位? 我一直在思考您这煌煌巨著中观念与方法的统一性与合理性问题。您在“文化他者的表述或话语”意义上使用中国形象, 有理论与价值的双重考虑。您试图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产与传播方式, 追索不同时代不同主题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的谱系, 涵盖古今7个世纪, 整个西方……
周:学科归属与研究的学理合法性是两个问题。在我看来, 即使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属于形象学, 该形象学也不属于比较文学或文学研究, 而是属于比较文化或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过分”使用历史与文化分析研究文学文本, 已经威胁到它的学科界限。跨学科正在失去其学科立足点, 造成所谓的“学科身份危机”, 这完全是由学科规训下的观念误区造成的。传统的学科界定标准是区分研究对象、确定研究范型, 在这种意义上,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只能算是一个研究领域, 它不仅跨越或打破既定的学科界限, 也没有固定某一种理论范型, 解构主义与符号学、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都为其提供了理论资源, 它正是在不同体制化学科的交汇碰撞中, 形成一种开放的研究领域。有人认为, 文化研究本身就具有一种非学科化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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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学理的合法性问题。
作为西方社会关于异域的总体想象的中国形象, 是由不同类型的文本在历史中建构的象的研究, 必须从具体的、, 先是语义学层次的研究, 的意义, 如《曼德威尔游记》或, 但对, 化的, , 又如何参与、观念或话语的生产。文学研究关注形象的, , 也就是看不同文本。在西方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内, 中国形象已经成为某种套话。比如说, 文艺复兴早期西方关于中国财富的传说、启蒙运动之后关于中国专制与停滞的论述、帝国主义时代以来关于中国的国民性的各种描述, 都已经成为某种超越时间与历史、超越个人的套话。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研究的重点, 不是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而是超越个别文本的、作为话语出现、拥有规训力量的总体形象是如何生产与分配的。这是研究的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对形象产生的语境的分析, 也就是对西方想象中的中西关系与世界秩序的分析。其中他者与差异是关键性概念。
宋:理论前提、学科意义与研究范型, 是三大核心问题。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国内是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您推出这么大的一套书让我们看来“实出意外”。我希望这套书具有某种“规划性”意义, 大致明确该研究的对象范围、观念与方法、主要课题等, 也就是说, 我关心这套书的学科建设意义。这样, 就必须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弄清楚, 诸如理论前提、学科意义与研究范型。您说您的研究在三个层次上展开, 最后一个层次是关系语境, 其中他者与差异是关键概念或工具概念。形象学研究的“形象”都源于特定文化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关系的自觉意识。个人与社会是通过确立他者来认同自身的, 巴柔在形象学理论中一再强调“他者”的意义。形象就是对作为文・154・
化“他者”的异域进行的描述, 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立, 身的身份及其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的中国形象, 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他者”差异概念, 论述得最多。周:我在“总序”。目与“差异”, 而是明确“差异”的关系。西方文化为了认文化他者”, 古希腊时代是波斯,
中世纪以后是, 。中国形象就出现在东方主义视野内。、不同文化视域内构筑了不同的“他者”, 中国形象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应该研究在西方的“文化他者”体系中中国形象的功能。“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和对立关系上, 而这种差异对立关系, 又被结构到一种整体性想象的世界秩序中。异域形象的意义体现在特定本土文化秩序中的功能上, 其产生与交流, 都必须分享与遵循该文化中特有的结构原则, 这一结构原则是由差异系统构成的。差异是意义生成的基本原则, 包括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范畴, 如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 当然, 也包括地缘文明秩序, 如东方与西方、基督教与异教、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 不同的范畴, 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 可能发生变化, 但其最基本的二元对立原则并没有改变, 而且变异中亦存在着许多连续性因素。另外, 任何一组对立的范畴, 又暗示着一系列相关的对立范畴, 如和东方与西方相关的, 有黑暗与光明、野蛮与文明、专制与自由等等对立范畴。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 构成一个总体性的想象世界秩序的基础, 一种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 也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的意义语境。
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 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的关系。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 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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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 中国形象作为他者, 的世界观念秩序。
黑格尔认为, 中国与欧洲代表着世界地理(两极———东方与西方, 也代表着人类历史) 点, 与自由、停滞与进步、一种价值秩序, , , 二元对立同时也意味着一种, 也就是在文化中建立在, 赋予思想以权力……抱歉, 我们的讨论正在将, 也可能是笨重。沉重可能是因为理论本身, 而笨重, 则是研究者的个人能力问题了。
宋:您说, 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 而是作为他者帮助西方确认了西方主体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您在书中引用了艾略特对西方汉学家打的一个比喻:中国是一面镜子, 它是不透明的, 西方从中看不到真正的中国, 只能看到西方自己。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它可以引发进一步的联想。但您刚才还提到, 您这项研究的学术关怀, 在于揭示西学东渐之后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从而更有效地思考中国的文化现实———这是中国人文学者必须具备的主体立场, 而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无关。我想知道的是, 在您对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功能的确认和您的学术关怀之间, 是通过怎样的逻辑建立联系的? 说得更直白一点:既然在您的界定中, 中国的西方形象不能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 那么您如何通过这样的研究来推动有效地“思考中国”呢? 我这么问, 并不是质疑您的研究的意义。其实, 正像您在书中一再指出的那样, 西方的中国形象在7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过程中, 对中国主体自我认识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 对于这种霸权的揭露和解构本身, 就是对于这种有效思考的有力推动。
周:确实是这样。如果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知识”, 具有“真理・156・
性”, 那么, 我们就很可能根据西方的中国观认识自身或认同自身“自, 我汉学化”, 从而丧失文化主体性; 想象, , (write back ,
的立场, 或者赛义德说的“反写”,
宋:理论基础, 。路径不清, 或者迷入森林没。讨论理论前提、研究范型、。不论作者还是读者, 都可以更好地思考。, 是您的研究在具体成果和学术方法上带来的开拓和启发意义。
周:我这套书最初的想法是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绘制一幅疆域图, 规划出基本的研究范围、对象、问题、观念、方法。您却引导我在这幅疆域图中绘出山川河流的脉络、道路交通的走向, 这还要感谢您的启发, 使我更深入地反省我自己的研究。
宋:实际上我们也只不过是标出了经纬线、本初子午线与赤道线之类的东西。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 落到实处, 不是研究中国, 而是研究西方文化。您把这套书分了8卷, 每一卷处理一个专题, 或是特定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总体特征与历史演变过程, 或是特定主题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生产与传播, 前后7个多世纪, 涵盖整个西方。具体的专题先不说,7个世纪与整个西方这一时空框架划定了研究范围, 其合理性本身就有待说明。马可・波罗时代之前, 西方就有关于中国的传说, 我们从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知道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说法”, 您为什么不从古希腊开始? 您在《永远的乌托邦》这部书里, 就从古希腊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 为什么到这套书中又放弃了这个起点? 另外“, 西方”的概念是否可以成立? 近年来学界许多人质疑“西方”这个概念, 您使用时, 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否另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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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研究范围必须有个时间的起点, 我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 将此前西方关于中国的虚无缥缈、, 当作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史前史, 的交通, 西方第一次有可能“发现”与“, 中国的文本, , 语性, 、君权强大; 二则, , 、特征鲜明, 而且具有一定的历, 从马可波罗时代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早; 三则, 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 西方文化开始, 想象构筑一个具有确定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中国形象。比如说, 马可・
波罗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早期的世俗精神、绝对主义君权、海外扩张欲望的隐喻。
宋:那么“, 西方”呢? 何处是西方? 您提到过有一部西方文明史中清理出12个西方概念的所指, 您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西方”这个概念? 地理的、文化的? 或者文化构筑地理的? 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文化上的基督教地区? 我们在约定俗成的常识意义上使用“西方”, 或许是含混有效的, 但在学术意义上使用, 是否会引起歧义, 或者不够严肃规范? 您所说的西方, 时而像是意大利、法国, 时而又像是德国或美国? 何处是西方, 谁又代表西方?
周:“西方”是个危险的概念, 是这项研究的“软肋”, 我知道不可用, 但又不得不用。因为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的概念了, 而且“西方”笼统所指的那些国家地区, 主要是西北欧与北美, 又的确具有某种文化上的同一性。至于谁来代表西方, 就中国形象而言, 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国家地区, 比如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伊比利亚半岛、文艺复兴晚期到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与20世纪的美国。特定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在特定时代代表或塑造或引导西方的中国形象, 取决于它们与中国的独特关系以及它们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已经有过论・158・
述。
宋:好了。
在我们的讨论中, , 我们还是从问题回到著作本身。您将7分为8个专题。《契丹传奇》《、象》, 20题的中国形象; , 《、《、孔教乌托邦》、。许多思潮是, 可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甚。8卷是一个整体, 不仅素材相互交织, 观点也相互关联但各自又可以独立。我相信这种体例一定是有根据的, 但是, 我也怀疑, 如果不做这方面的研究, 恐怕没有谁会去通读这8卷9本书。即使是您写的总序, 出现在《契丹传奇》前, 也显得过于复杂。我想请您对这7个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过程与不同侧面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 您将从何说起?
周:大概是这样:前5个世纪,1250年到1750年前后, 西方塑造的中国形象是乌托邦化的, 肯定的、美化的成分多, 这是由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的开放性本身决定的。文艺复兴向时间与历史开放, 地理大发现向空间与地理开放, 西方现代性萌发阶段的文化更多地关心外在异己世界的超越性与批判价值。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可以使西方文化超越自身、改造自身。启蒙运动中中国形象向负面转化, 否定性的内容越来越多。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中作为“他者”出现, 不是要昭示西方文化的缺憾, 而是要印证西方文化的完美与优越。中国形象作为一个低劣的他者构筑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扩张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意义就是证明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演变的多样性, 可以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极间理解。雷蒙・道森著的《中国变色龙》将总在变化的中国形象比作变色龙, 实际上不是中国形象在变化, 而是构筑中国形象的西方文化自我意识在变化。
宋:我也注意到这一说法, 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启蒙运动前后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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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变化。原因有多方面:中西文明发展的均衡程度发生了变化, 方开始胜出; 随着中西交流的加强, 对中国的了解更多, 也更多;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自足状态; 殖民主义、, 样发展……
周:。、使节、军人
、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专业的, , 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也变得越。现代性观念体系与正统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 中国形象可能是历史停滞文明衰败的象征、专制主义野蛮奴役的象征、邪恶怪诞的劣等种族的象征, 我在《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第二人类》中, 已经系统地清理分析了这几类形象的谱系。但是, 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 同时代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思潮中, 中国形象正以一种离奇神秘的异国情调进入西方文化的审美期望中, 表现一种怀乡恋旧的寄托与对精神和谐的向往。在《孔教乌托邦》中, 我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变幻侧面的多样性, 在20世纪表现得就更突出。
宋:所以您写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书名就叫“龙的幻象”。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您这套书的体例, 导论与文选几乎各占一半篇幅, 封面上出现“著/编注”的字样。为什么这样? 您可以删去文选, 将导论合起来, 出一本专著, 也是百余万字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了; 您还可以简化导论, 将这套书编成纯粹的文选, 国内也还没有出版过这一专题这样系统全面的文选。
周:我之所以选择这种体例, 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写西方的中国形象史, 为时尚早, 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 都还不够成熟; 二是之所以不愿意放弃文选, 是因为国内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少, 文选中的许多内容, 在国内都是第一次翻译:第三, 我希・160・
望以这种形式, 导论加文选, 勾画出基本的理论与资料线索, 真正深入的研究, 可以从这里出发了。一个人的能力, 一套书的影响, 的, 我希望能够发动这个研究领域,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 , 样, 学科化。
宋:“问题”的显现。但如果从, 。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中国主体如的问题上, 居于这样的学术立场和关怀, 形象学研, 那就是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中
) 形象的研究。确切地说, 这一方面的研的异国(当然首先包括“西方”
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的成果, 在传统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中, 有关中外关系问题的研究多少已经涉及这个方面, 但或许并没有明确地从这样的价值立场出发纳入形象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中来。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就是最新的成果之一。从方法论上说,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和中国的西方形象研究两者具有相通之处。如果按照形象学理论来看, 后者或许更是中国主体自我认识(它的历史演变、话语规则、语境及其主体意识变化等) 的直接投射。正如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自身的表述一样, 中国的西方形象反映了中国自身, 这就是艾略特的“镜子”带给我的联想和启发。两种研究都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 前者解构的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关于中国“他者”的意识形态, 后者针对的是中国在西方他者身上投射的意识形态。从中国主体的立场看来, 前者从来源上解构了自我意识的外来话语霸权, 后者则可以解构中国意识历史中“西方”这面镜子。尽管表面看来, 两者考察和处理的对象不同, 其实却在不同的层面上, 从内外两个方面, 达致对中国主体身份的有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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