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古典文学知识》总第35期
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的阐释
——话说“剑术”
罗立群
在刀、枪、剑、棍、斧、鞭、锤，戟等十八般传统冷兵器中，剑最得文人宠爱，孔于教剑，屈原佩剑，李白舞剑，杜甫咏剑，历代文人的尚剑精神，使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剑术，本是武术中剑的技击套路，然而，本文所谈的“剑术’与武术中的剑术并不是一回事，它作为文学中经常表现的内容，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民间社会文化心理和宗教法术观念结合的产物，其特点是神秘莫测而又威力无比，并有着一定的道德伦理色彩。 在武侠小说里，“剑术”变幻无穷，神鬼莫测．试看唐人小说中“剑术”的描述：
„„(兰陵老人)紫衣朱囊，盛长剑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批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欲火。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于地，如北斗状。
另外一段：
„„有顷，风雷总至．韦(行规)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火相逐，如鞫杖势，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树干尽矣。
(皆见段成粼酉阳杂俎》)
兰陵老人可以双手挥舞七口长剑，并使其剑时时不离目标前后，若要杀人，易如反掌。京西店老人的“剑术”更为神奇，他可以运剑驱动风雷电光，转瞬之际将一棵大树削成片片木屑．可是，他们的“剑术’比起裴铡《传奇》中《聂隐娘》的描写，却又相形见拙了。请看聂隐娘、精精儿，空空儿三位剑侠的斗剑情景：
„„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几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1此人如俊鹘，一抟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耳．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
能飘然于空中相斗，能钻入活人腹中，来无影去无踪，眨眼功夫飞行千里，“剑术’之高、之奇，令人不可思议。这类“剑术”描写，在以后的武侠小说中一直延绵不绝，且越变越
奇，至民国年间《蜀山剑侠传》问世，终于达到了奇幻绝伦的顶峰。
古人对于这种神奇的“剑术”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司马迁在《史记》里慨叹荆轲刺秦王的失败是在于“惜哉，疏于剑术”；楚霸王项羽力能扛鼎，勇敌万夫，武艺超群，“去学剑’竟“不成”，无法领悟“剑术”的精妙旨意。司马迁所说的“剑术”恐怕不是武术中的剑术技击，而是传说中的神奇‘剑术”了。唐代小说中凡写剑侠施展“剑术”，或曰亲眼目睹，或曰听某人自述亲身经历，言之确凿，不容置疑。明人王世贞在《小序》中认为专诸、聂政那样力敌众人、不畏生死的刺客之流，其剑术“反其粗耳”，难入正宗。凌潆初在其话本小说《初刻拍案惊奇》里更明确指出；“专诸、聂政诸人，不过义气所使，是个有血性好汉，原非有术。若这等都叫做剑术，世间拼死杀人，自身不保者，尽是术了?”凌氏认为世间确有“剑术”，但不是专诸、聂政那样的血性、武功，相比之下，“剑术”要神奇得多。古人如此迷信“剑术”，那么，这神奇而又虚幻的“剑术”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追根溯源的探讨。
剑，身窄而两面有刃，轻便灵活，素有“百器之君”之称。据史籍记载及出土文物的印证，剑作为传统的冷兵器，几乎是与青铜器的使用同时产生的．春秋时代就已大量使用青铜剑，至战国时期，铁剑登上历史舞台．稍后，韧而又刚，坚而不脆的钢剑一跃而起，统治剑坛。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剑越铸越精，越来越利，人们对剑的崇拜心理也越来越强，越来越普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诸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极力寻找和聘请精于冶炼技术的工匠，为自己铸造神兵利器。据史书记载，先秦时期著名的铸剑大师就有薛烛，风胡子、欧冶于、干将，莫邪等人，而著名的剑器则有莫耶、鱼肠，吴鹊，扈稽、湛卢、钝钩、胜邪、巨阙、龙渊(也作龙泉)、泰阿(也作太阿)、工布等。先秦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着严重的威胁。随着剑器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和产生功效，人们为摆脱内心的恐惧和寻求安定，便幻想三尺青锋在手，就能制敌全身，由此而产生对剑器的寄托和崇拜。这种寄托和崇拜在民间巫祝风气盛行，宗教鬼神思想的传播指引下，很自然地升级为一种超自然的幻想，剑器被神秘化和人格化了。
剑器在神化为“剑术”的过程中，首先是在剑型、剑纹和剑饰上涂以神幻色彩，配以威灵之物，增益其超自然的功能。欧冶于师徒被风胡子请至楚国，为楚王造了三把宝剑：一日龙渊，二日泰阿，三曰工布。铸成后，楚王问风胡子，“何谓龙渊、泰阿，工布?”风胡子答道：“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泰阿，其弧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弧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古今刀剑录》一书是记载古代刀剑的专著，为南朝梁道士陶弘景所著，书中著录了夏禹、太康、孔甲，殷太甲、武丁、周昭王、秦昭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君王所铸和所佩带的宝剑，都有一定程度的神幻色彩。如记“夏属于帝启，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铸一铜剑，长三尺九寸，后藏之泰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为星辰，背记山川月日。”其次，是优美动人而又神奇的铸剑传说和剑器的拟人化。汉赵晔《吴越春秋》记载，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其妻莫邪自投于炉中，铁汁乃出。遂铸成雄雌二剑，取名干将、莫邪(人名、剑名合一)。干将进雄剑于吴王，自藏雌剑。雌剑思念雄剑，常悲鸣。《晋书·张华传》中则记载剑气以及剑的变化，飞腾和消失，带有一定的神秘气氛和人化色彩。再次，剑器被神化为能祛除妖魔，压邪避祸，遇难呈祥的法宝。晋人王嘉在笔记小说集《拾遗记》中写道： “颛顼高阳氏有画影剑，腾空剑。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赴，指其方则克。未用时，在匣中常如龙吟。”
剑器被神化为“剑术”的过程中，除了上述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之外，还有文学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因素。最早对“剑术”予以文字描述的是庄周。《庄子·说剑>>篇中描述了战国时期的击剑风气，并具体细微地阐述了运剑之道。庄子认为；“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并指出用剑时，要“忘己虚心，开通利物，感而后应，机照物先”，如此这般，方能达到‘其剑十步杀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的绝高境界。《吴越春秋》也描述了一位精通“剑术”的越国处女论剑之道：
越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臣闻越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请问手战之道也。”于是王乃请女。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问女曰：“闻子善为剑，得一观乎?”处女曰：“妾不敢有所隐也。惟公所试。”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槁，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节入之三女。因举杖击之，袁公飞上树，化为白猿。 打败袁公后，越女见到了越王。越王请教“剑之道”，答曰：
其道甚微而易，其意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皮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先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
越女说完后，当场表演，其“剑术”果能“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天下无敌。，庄子与越女的“剑术理论叶分相似，异曲同工，这极为深奥而又充满辨证哲理的“剑论”，对后世武侠小说中神奇剑术的形成，无疑是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古书中不仅论及“剑道”，而且将其具象化，用形象生动的故事来叙述剑器的神幻。《列子·汤问》中有一则关于邱邴章之子来丹借剑为父报仇的故事。来丹之父被黑卵所杀，黑卵力大无穷，骨硬皮坚，刀枪不入，来丹只有依靠“剑术’来复仇。他听说孔周藏有殷帝之宝剑，能“却三军之众”，便往求之。“孔周曰：‘吾有三剑，唯子所择，皆不能杀人。且先言其状，一日含光，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有，其所触也，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二曰承影，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其所触也，窃窃然有声，轻物而物不疾也。三日宵练，方昼则见影而不见光，方夜则见光而不见形，其触物也，[]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宝者，传之十三世矣，而无施于事。匣而藏之，未尝启封。”来丹借了“宵练”剑去杀黑卵，乘黑卵醉卧之时，“自颈至腰三斩之”，黑卵却毫无动静，仍然沉睡．来丹知道“宵练”剑果然不能杀人，叹而归去。书中写来丹寻觅神剑，蓄意报仇，虽然不曾杀死黑卵，但“含光”，“承影’、‘宵练”三剑的神奇之处依然可见，为后世武侠小说中描写神乎其神的“剑术”提供了借鉴。
在剑器衍化为‘剑术”的发展过程中，佛教与道教的贡献最大。佛教的传播使剑器的神化得以加强和完善，并直接推动了唐代剑侠小说的创作。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王经》有成就剑法，云：“持明者用华铁作剑，长三十二指，巧妙利刃。持明者执此剑往山顶上，持诵大明，至剑出光明，行人得持明天剑有烟焰，得隐身法。剑若暖热，得降龙法，寿命一百岁。若法得成，能杀魔冤，能破军阵，能杀千人。于法生疑，定不成就。”又有圣剑成就法。”又云，“若欲成就剑法，及入阿苏罗窟，当作众宝像，身高八指’云云。按唐小说记剑侠诸事，大抵在肃、代，德，宪之世，其时密宗方昌，颇疑是其支别。如此经剑法，及他诸神通，以摄彼小说奇迹，固无不尽也。
这段记载详细叙述了佛家修行“剑术”之法，“剑术”的威力，修练者的心诚以及对唐代剑侠小说的影响。相比之下，道教对剑器的神化和崇拜更加狂热。道教徒一向把剑视为设
道场、显神通、驱邪镇魔的法物，并且十分重视“炼”剑．道教是讲究丹鼎之术的，认为凭此能炼出长生不老之药，吞服可助修仙，所以，剑也只有被拿来冶炼（已不完全是科技中的冶炼技术了，而是含有宗教情绪的修炼宝物）后，才能成为神器．明代钱希官在《狯园》中有一篇《青丘子》就是专讲炼剑之事。青丘于隐于武当山炼剑，属下有青童玉女守炉看火，有专备炼剑的净室：
„„室中有药鼎，高数尺，周遭封固，紫焰光腾，照耀林壑，第教生以守炉看光，添缩薪炭，不得擅离妄视而已。每昼则有玉女持稠膏一筒，投鼎中，搅和之，鼎中声类霹雳．夜半则有青童复持稠膏，依前沃入，其声[][]如旧。此室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应，
日以为常。生偶问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对。先生已具知之，愠怒诟责，便欲驱逐出门，众相跪请乃止，后遂不敢发问。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计可六百余斤，分而为二，又折之至七八斤而止。移置大磐石上，捣之，昼作夜息，渐渐而薄，因成铁片。择甲午、丙午诸日，铸成六剑，悬于绝壁之下，以飞瀑溅激其上，日月之光华烛之，历经旬朔，剑质始柔。
类似这样的描述，在明清以后的文言短篇和长篇白话小说中经常出现．剑即炼成，就是神器宝物，它可以纳于口中，也可以藏于脑后，或藏于指甲间，用剑时，只须放出一道剑光便可制敌于死地．高手之间斗剑，仅有神剑还不行，还需用剑者有神通，这些佛道都能办到。葛洪在《抱朴子·对俗篇》中列举了道教修行可掌握的诸种神术异能，如’变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召致虫蛇，合聚鱼鳖，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至为饴，溃金为浆，入渊不沾，蹴刃不伤，幻化之事，九百有余。”剑侠具备了这些神通，更加出神入化，来去自如，神鬼莫测了。由于佛道思想的浸透，身怀“剑术’神通的剑侠，其行为举止总有着一股出家人的气味，他们或来无影去无踪，事成拂衣去，不图利和名，或隐居深山大泽，专事修行，不管凡尘人事．他们是超脱世俗红尘之外的高人，是怀着慈悲心肠来拯救世人出苦海的术士，是披着宗教服装的侠客，或是手握利剑的僧家道士。
剑使神通广大，行侠人间，颇类似于西方当代科幻化了的“超人”，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剑侠与“超人”有本质的不同，“剑术”与科幻本领也大相径庭。“剑术”是中华民族社会、文化、思想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渲泄情感的一种“有意味”的表现形式。它有着中华大地泥土的芳香，有着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情感，也带有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伦理色彩。具备‘剑术’神通的剑侠，必需有着佛家的‘慈悲’襟怀，道教的‘隐逸”思想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正如《七剑十三侠小引》所说；“所谓‘剑仙大侠’似乎都在世乱之时才出现人间：其实这也是必然之理！因为盛治之时，文教昌明，民心耻格，事实上也不须有‘剑侠’的白刃，到了纲常弛废，道义沦亡时，奸邪当道，强梁横行，居上位的只管淫侈骄恣，在下位的也单知阿谀囊括，土豪劣绅棍徒恶霸辈便益发肆行无忌!良善的人们只能遭摧残，被冤抑，受压迫，忍哀怨，于是一般剑侠便要来代天伸诛了。”剑侠出自乱世，“剑术”是行侠人间的手段，若有人用“剑术’行不义之事，就会带来杀身之祸，其“剑术”甚至会失去灵验。我们在小说经常看到剑侠艺成出山，其师必再三叮嘱，不得持“剑术”为非做歹，否则必遭天遣。非但如此，宝剑作为一种神器，有德者才配得到，无德之人纵拿到它，也必定会失去，所以，武侠小说中众多的神兵利器总是归正派侠士所拥有。至于要练成无所不能的“剑术”神通，更须是一位心无杂念的具有传统美德的正人君子才行。《七剑十三侠》里海殴子说：“剑术一道，非是容易，先把名利二字置诸度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
深山岩谷，养性练气，采取五金之精，炼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方才有用。”(第一回)飞云子曰：“谈道术者，第一要戒淫。”(六十四回)玄贞子云；“古来剑仙侠客，那一个不从忠孝节义四字上做起?”(七十回)可见，不具备传统伦理道德的人是练不了“剑术”的。 综上所述，‘剑术”的形成有一个剑器神幻化、人格化、具象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中国社会宗教，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所以说，武侠小说中的“剑术”描写，并非是一味胡编乱造、不着边际的空想，而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有着明确意义、道德情感和宗教情绪的文化符号，它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充满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心理和精神内蕴的情感特征。
(作者：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
《古典文学知识》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宝玉挨打的分析
【作者】吴世昌
《红楼梦》是一部大家熟悉的小说，但不一定每一个读者都熟悉其中每一个故事。我常把这部书比作一个中国的大园林，譬如颐和园。它整个是一座大花园，但它包含一个个各自成趣的、独立的小花园或院子。风格各不相同。例如颐和园里的仁寿宮不同于谐趣园，但各有妙处，而且一处处互相沟通，却又别有天地。《红楼梦》全书象座大花园，里面每一回或二、三回的故事是一个独立的小花园。这些小花园又有曲径、回廊、小桥、清溪互相通幽，互相映带，由一回发展到另一回，就像从一个院子转到别一个暗中相通的院子。作者对于整个小说的布局也是如此。一个读者随意浏览此书，往往可以得其大意，而忽略了他精雕细琢、颇费匠心的部分。我们现在提出书中一个故事来讨论学习。这个故事读者可能早已看过，也许还不止一次，正如某一名园以前早已游览过，但也不妨对比一下，以前旧游之地，这次重游，有没有发现以前所未注意的地方？有没有“温故而知新”？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
作者写书中任何一个故事，都有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我们选读“宝玉挨打”这一故事，也许读者早已痛恨贾政性子暴躁，心狠手辣；其实贾政的这种行为自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他对贾母说：他这样打宝玉是为了“光宗耀祖”换句话说，他是在执行封建教育，他自己也成为这一万恶传统的牺牲者而不自知。原来，为了维护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国有国法，家有家法。贾政自以为他在执行家法。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即使在内部，也要用国法或家法来压制不顺从的分子。当时的国法还有条文可循，不触犯条文的可免惩罚。家法则随各封建家庭自立自制，并无明文规定，有时可以比国法更不讲理，更不通人情，即更为野蛮。一个封建家庭的少数“主子”可以压制多数奴仆，即是凭
“主子”们随意订立的“家法”的作用。家法听起来好象是一本法律，实际上是一套刑具。所谓“伸家法”就是用刑敲打。《红楼梦》二十三回宝玉挨贾政的毒打，就是封建家族中对其自己成员“伸家法”以压制异端思想的形象说明。
当然，宝玉挨打的原因并非那样简单，只是贾政为了压制异端思想。而且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这种思想也不容易看出来。至于挨打的结果，也并非表明贾政的胜利，倒是被袭人转化利用为她的胜利（下面要说到），宝玉脑子里的异端思想，贾政也不可能用大板子从他的屁股上打下去。贾政也不是凭抽象的思想问题就动火打儿子。如果只是那样的写法，就不是大文豪笔底下的作品了。曹雪芹写贾政打宝玉，在贾政的立场看来，是有充分理由的，是非打不可的；故事本身使读者觉得：如果他处在贾政的地位，见儿子窝藏供应王府的优伶——与王爷争夺男宠，使他遭到王爷的忿怒，认为他教子无方，在官场贵族中大丟其脸，何况家中又出了人命案子，原因是宝玉要“强奸母婢”，使她含羞自杀，这两件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可以使封建家族的为父者怒打儿子，何况宝玉一人犯此两件罪过，同时并发。
曹雪芹写贾政之恶，不在于他怒打儿子，而在于他偏听妄信，对重大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就粗暴发怒，动手用刑。他不但做了自己野蛮性子的俘虏，而且还做了他的劣子贾环的俘虏，他被贾环调唆得昏头昏脑，对他被贾环利用来作为打击宝玉的工具而不自知。如果宝玉真被打死了，则是贾环成功地假贾政之手以杀宝玉。而被作为凶具用的贾政却仍不自知，还以为他替封建社会整顿了歪风邪气，有功于世道人心。
分析宝玉挨打的原因，若仅就贾政所得的“报告”而论，两事都有该受惩罚的理由。但仔细推究，都不是宝玉之罪。琪官在外面买房子，躲开忠顺王的召唤，宝玉有何罪?宝玉是琪官的好友，知有此事，被忠顺王府长史作为“外调”对象，他本来想替琪官隐瞒， 后来被点出证据，只好照实说了，这又有什么大罪？至多受几声呵责，或小打警戒．反正忠顺王府找着了琪官，也不会责怪宝玉隐藏。琪官自己不愿再在忠顺王府被王爷当男妾玩弄，他是演员，要自立门户，单独在社会上谋生，又有何罪?所以，如果没有“强奸母婢不遂，逼得她羞恨自杀”这一条事关人命的重大案件，如果没有这一假造的报告，也不至于两罪俱发，使宝玉受此重打。所以这一顿打，是贾环的大成功、大胜利。这一打对贾环有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读者在未读到第三十四回时，决不会想到：这一打对袭人也有利，对宝钗也有利；只有对两人不利：一个是直接受皮肉之苦的宝玉自己，一个是受袭人在王夫人之前的“浸润之谮”的林黛玉。——这一点下面还要分析，现在且按下不表。
贾政打宝玉，除了偏听妄信之外，还有为自己泄愤的成分。例如他听见王夫人提起“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便冷笑道：
倒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
“说着便要绳索来勒死”。这虽是气话，也显得他已无教子成材之意，徒存为己丢丑之恨。他这几句话，使他这一顿打完全失去了他所谓“光宗耀祖”的教育意义，只有泄忿的作用而已。
在这之前，作者写贾政只要用刑，并不问罪。他一见宝玉，“眼都红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语，只喝令‘堵起嘴来，着实打死’。”作者写他不问罪行，而只要“着实打死”，这种封建官吏对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一旦出来做地方官，对老百姓的虐待不言可知。因他“不问”，使宝玉无从为自己辩白。
作者对于记在宝玉账上的罪状，究竟是谁犯的，其实写得一清二楚。金钏儿怎么死的?正是那位“阿弥陀佛”、宽厚仁慈的王夫人一个嘴巴打了还不够，立刻要把她撵出去，原因是：金钏儿对宝玉说：“你到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儿同彩云去。”就因为说了这句话，王夫人认为“好好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即使跪下哭求：“我跟了太太十来年了”，也不中用，还得滚。（三十回）金钏儿觉得从此无脸见人，只好跳井。但这条人命的账，却被贾环写在宝玉的名下，而贾政深信不疑。
为了金钏儿的死，宝玉所付的代价是被打得皮绽肉破，而王夫人所付的代价是三十两银子、两套旧衣服（是宝钗捐出来的）、“几件簪环”，又请几个僧人为她念经超度。这在当时社会风尚看来，似乎已经很优待死者了——因为她不过是一个婢女。有此赏脸，已经使她母亲白老媳妇“磕头谢了出去”。即使那个聋婆子，把“要紧”听做“跳井”，也认为“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死个把个人“有什么不了的事？„„太太又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怎么不了事的！”婆子看人命如此不关重要，可见封建教育中毒之深。这个婆子应该是与金钏儿同一个阶级的女奴出身吧!然而她对于自己阶级的一条人命，其代价也只要两套衣服、几两银子而已。作者这样叙述，恐怕比满纸是什么“阶级斗争”、“奴隶造反”等
口号更为真实些。至于王夫人为此事有些内疚，也不失为实事求是，题中应有之笔。但作者也并不因此就肯定这个刚愎而愚昧的贵夫人。下面，我们还要论到：她怎样变成了袭人的俘虏，正如她丈夫变成了贾环的俘虏。
“宝玉挨打”作为一个高度戏剧性的场面，作者是精心布置的。宝玉正因为听说金钏儿自杀，才在路上低头感叹，“五内摧伤”，一到厅上，仍是神魂出舍，一头撞在贾政身上，被他带住。又因为方才见贾雨村时对答不利，已招父怒，此时又垂头丧气，自不免被贾政看出来，他有“思欲愁闷气色”，读者已先替宝玉捏一把汗，知道凶多吉少，已经铺排好了悲剧的气氛。正在这时，突然来了忠顺王府里的长史官要见贾政．要他帮忙，代索琪官（蒋玉菡）回府。及至问到宝玉，他还推说不知，王府的长史只好点出琪官送他红汗巾的事（事见二十八回）；宝玉才说出琪官在郊外紫檀堡买了房子的事。长史官何以知有“红汗巾”的事，其中必另有曲折，作者故意不说，要把它留作下文故事的线索。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未了，宝玉出家后，袭人嫁与蒋玉菡（琪官）。结婚后，蒋发现袭人有此“红汗巾”，即当年他与宝玉交换的礼物。但三十三回长史官来调查琪官下落时已知有此红汗巾事，他何从知道，确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且按下不表。但这一发展，更富于戏剧性，宝玉之终于要挨打，至此已无可避免，火上加油的是贾环的谎报陷害：
我母亲（赵姨娘）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大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
如果只听听这样的报告，当然谁都要生气的。但贾政却不问情由，不分皂白，不辨真伪，一顿乱打。直到王夫人出来抱住板子哭“珠儿”，他才停止。这些戏剧性的发展，都是入情入理。写在纸上，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似乎已经达到高潮。但更高的高潮却要等贾母出来才来到：贾母说：“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贾政还强辨说，他教训儿子，也是为“光宗耀祖”，贾母便问：“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贾政不是正途出身，可见他青年时并未好好读书，所以一辈子不学无术，连大观园中作对子都不如自己儿子，顶嘴也顶不过贾母。贾母问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可谓直刺其心。这里也流露贾母对他的不满：没有正途科举出身，只靠祖宗的余荫做闲散的京官，终于不免坐吃山空！
宝玉挨打以后，大家利用他这次的不幸，纷纷奉承，以求见情。最善于这类人情世故的当然是宝钗，即刻送药来敷伤治疗。袭人则忙于打听挨打原因，自作准备。她们二人都想利用这一顿打来改造宝玉的思想，以符合封建道德传统的标准。宝钗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这话也许是真情，但“早听人一句”什么“话”呢?因为说到她不成材的哥哥薛蟠，她到底要为他辩护，不免要批评宝玉：
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
老爷才生气„„
真正为宝玉挨打而伤心的，恐怕只有林黛玉。她的无声之泣、“满面泪光”，“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不敢让来问病的凤姐看见，怕她取笑，只好从宝玉床背后的后门溜走了。王夫人的心疼也是真的，因为金饥儿毕竟是她逼死的，宝玉却因此而挨大板子。逼死金钏的内疚与痛子受刑同时进发，不如平时刚愎自用，比较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袭人看准了这一点，乘机进谗。
袭人向焙茗调查清楚了真实原因。她找了焙茗来细问：“方才好端端的，为什么打起来?”焙茗说是为琪官和金钏儿的事，“那金钏儿的事是三爷（贾环）说的。我也是听见老爷的人说的。”“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可见袭人是确实知道是环儿造谣诬陷，而且她相信此话来自“老爷的人”（贾政的随从），真实可靠。但到后来王夫人叫她去问时，她却为贾环维护，不但赖得一干二净，并且乘机向王夫人进谗，用险恶的暗示攀诬林黛玉等和宝玉有不正常关系。这种暗示，粗心的读者是看不出来的，但一经分析，便可了然。现在先说她维护贾环的事：
王夫人见房內无人，便问（袭人）道：“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儿捱打，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
了什么话，你可听见这个了?你要听见，告诉我听听，我也不吵出来叫人知道是你说的。”
袭人道：“我倒没听见这话。为二爷霸占着戏子，人家来和老爷要，为这个打的。”王夫人摇头说道：“也为这个，还有别的原故。”袭人道：“别的原故实在不知道了。”袭人为贾环赖得如此坚决、彻底，真是同恶相济，令人发指。她希望自己能做宝玉的姨太太，像赵姨娘一般，当然同情赵姨娘，要帮助赵姨娘及其儿子——其实，“强奸未遂”之说，贾环正是从他母亲那里听来的。在这一点上，她和赵姨娘倒真有阶级感情，因为她们二人的地位根本相同，不过她比赵姨娘更能干，野心也更大、更会利用机会，为自己造成战略优势。这次宝玉挨打，她趁王夫人痛子心切的有利时机，采取对王夫人战略攻心的手段：在再三否认贾环在父前诬陷宝玉之后，紧接着把握住王夫人忧虑宝玉的心理和时机，欲擒故纵地逗着王夫人道：“我今儿在太太跟前大胆说句不知好歹的话。论理„„”一说了半截忙又咽住。这是吊王夫人的胃口，使她更加迫切要听听袭人要说些什么有关宝玉的话。果然，王夫人催她“只管说”。下面是一篇愚弄王夫人、攻击宝玉、暗害黛玉的杰作。她先提纲挈领地说：
论理，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若老爷再不管，将来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
王夫人一闻此言，便合掌念“阿弥陀佛”，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我的儿，亏了你也明白„„”接着王夫人反而向袭人解释她为什么没有严管宝玉的缘故，好像袭人倒是她的长辈似的。最后说：“若是打坏了（宝玉），将来我靠谁呢?”
袭人见王夫人已完全变成了她的俘虏，便自吹“那一日那一时我不劝二爷，只是再劝不理。”接着她把王夫人又是一擒一纵，才入正题：“今儿太太提起这话来，我还记挂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王夫人听了这话内有因，忙问道：“我的儿，你有话只管说„„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教别人知道就是了。”
袭人得了从王夫人那里挤出来的再三的保证之后，图穷而匕首现：
袭人道：“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说。我只是想着讨太太一个示下：怎么变个法儿，以后竟还教二爷搬出园外住就好了。”
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
袭人连忙回道：“太大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个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虽说是姐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语说的，没事常思有事„„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倘或不防，前后错了一点半点，„„若叫人说出个“不好”字来，„„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二则太太也难见老爷。俗语又说：“君子防未然”，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王夫人听了这话，如雷轰电掣的一般。正触了金钏儿之事，心内越发感爱袭人不尽，忙笑道：“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想的这样周全，„„你今儿这一番话提醒了我，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俩的声名体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你今既说了这样话，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负你。”袭人连连答应着去了。
袭人和王夫人这一段对话，是全书的关键。袭人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她所痛恨而无可奈何的林黛玉。但她把林和薛宝钗相提并论：“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到底是男女之分”，“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这些话，当然使王夫人想到：“宝玉和谁作怪了不成?”其实宝玉到此为止，只有和袭人试过“云雨情”，其余的人倒是干净的。偏偏是她，在王夫人面前装出老成持重的圣女模样，在思想上俘虏了王夫人，使这个愚蠢而刚愎的“夫人”完全变成了她的工具，她自己则成为王夫人派驻怡红院的侦察员，“耳报神”（用她自己的话），以后怡红院中丫头们和宝玉的一言一动，她完全掌握，所以能逐芳官，撵晴雯。凡是袭人看不顺眼的丫头都被“变个法儿”弄走。王夫人不但把宝玉交给了袭人，把整个恰红院都交给她了。因为在王夫人心目申，袭人是个最贤德的丫头，可以主持怡红院的道德风化。虽然她是最早教宝玉行警幻仙子所授之事!
所以分析宝玉挨打这一回，还须联系到上下回的故事，不能仅仅看做荣国府中各种矛盾的焦点，还须看他们利用这一矛盾来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从中取利。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袭人对于贾环暗中保护，在王夫人面前坚决否认是他向贾政打“小报告”。另一方面，她旁敲侧击地暗示宝玉和黛玉之间的长久存在的感情，可能因年龄长大而超越常轨，她把“宝
姑娘”也说在内，作为陪衬，使王夫人不觉得她是在专攻黛玉一人，倒像她论事论人，公平无偏；其实谁都看得出来，矛头只指向黛玉一人。王夫人成了袭人的俘虏，口口声声叫她“我的儿”，“难为你保全了我母子的名声”。袭人之所以有此机会向王夫人献计划策，正是因为有宝玉挨打、王夫人痛子这一良机。袭人直攻其心，便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宝玉挨打这一回所涉及的故事，也不只是琪官隐居、金钏投井这两个故事，而实在上接三十二回宝玉误把袭人当黛玉诉说“心事”，使袭人“心下暗度，如何处治，方免此丑祸”，可见袭人要“处治”宝玉，揆度已久，并非因他挨打而天缘凑巧。即使没有这一顿打，她也会相机向王夫人进言的。在后来宝玉的婚事上弃黛玉而取宝钗，以袭人的地位而论，她的意见肯定会影响王夫人，起决定作用的。宝钗早已看到这一点，所以她曲意纡尊，结交袭人——此是后话，只好另作专论了。
摘自《古典文学知识》总第35期
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的阐释
——话说“剑术”
罗立群
在刀、枪、剑、棍、斧、鞭、锤，戟等十八般传统冷兵器中，剑最得文人宠爱，孔于教剑，屈原佩剑，李白舞剑，杜甫咏剑，历代文人的尚剑精神，使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剑术，本是武术中剑的技击套路，然而，本文所谈的“剑术’与武术中的剑术并不是一回事，它作为文学中经常表现的内容，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民间社会文化心理和宗教法术观念结合的产物，其特点是神秘莫测而又威力无比，并有着一定的道德伦理色彩。 在武侠小说里，“剑术”变幻无穷，神鬼莫测．试看唐人小说中“剑术”的描述：
„„(兰陵老人)紫衣朱囊，盛长剑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批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欲火。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于地，如北斗状。
另外一段：
„„有顷，风雷总至．韦(行规)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火相逐，如鞫杖势，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树干尽矣。
(皆见段成粼酉阳杂俎》)
兰陵老人可以双手挥舞七口长剑，并使其剑时时不离目标前后，若要杀人，易如反掌。京西店老人的“剑术”更为神奇，他可以运剑驱动风雷电光，转瞬之际将一棵大树削成片片木屑．可是，他们的“剑术’比起裴铡《传奇》中《聂隐娘》的描写，却又相形见拙了。请看聂隐娘、精精儿，空空儿三位剑侠的斗剑情景：
„„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几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1此人如俊鹘，一抟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耳．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
能飘然于空中相斗，能钻入活人腹中，来无影去无踪，眨眼功夫飞行千里，“剑术’之高、之奇，令人不可思议。这类“剑术”描写，在以后的武侠小说中一直延绵不绝，且越变越
奇，至民国年间《蜀山剑侠传》问世，终于达到了奇幻绝伦的顶峰。
古人对于这种神奇的“剑术”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司马迁在《史记》里慨叹荆轲刺秦王的失败是在于“惜哉，疏于剑术”；楚霸王项羽力能扛鼎，勇敌万夫，武艺超群，“去学剑’竟“不成”，无法领悟“剑术”的精妙旨意。司马迁所说的“剑术”恐怕不是武术中的剑术技击，而是传说中的神奇‘剑术”了。唐代小说中凡写剑侠施展“剑术”，或曰亲眼目睹，或曰听某人自述亲身经历，言之确凿，不容置疑。明人王世贞在《小序》中认为专诸、聂政那样力敌众人、不畏生死的刺客之流，其剑术“反其粗耳”，难入正宗。凌潆初在其话本小说《初刻拍案惊奇》里更明确指出；“专诸、聂政诸人，不过义气所使，是个有血性好汉，原非有术。若这等都叫做剑术，世间拼死杀人，自身不保者，尽是术了?”凌氏认为世间确有“剑术”，但不是专诸、聂政那样的血性、武功，相比之下，“剑术”要神奇得多。古人如此迷信“剑术”，那么，这神奇而又虚幻的“剑术”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追根溯源的探讨。
剑，身窄而两面有刃，轻便灵活，素有“百器之君”之称。据史籍记载及出土文物的印证，剑作为传统的冷兵器，几乎是与青铜器的使用同时产生的．春秋时代就已大量使用青铜剑，至战国时期，铁剑登上历史舞台．稍后，韧而又刚，坚而不脆的钢剑一跃而起，统治剑坛。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剑越铸越精，越来越利，人们对剑的崇拜心理也越来越强，越来越普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诸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极力寻找和聘请精于冶炼技术的工匠，为自己铸造神兵利器。据史书记载，先秦时期著名的铸剑大师就有薛烛，风胡子、欧冶于、干将，莫邪等人，而著名的剑器则有莫耶、鱼肠，吴鹊，扈稽、湛卢、钝钩、胜邪、巨阙、龙渊(也作龙泉)、泰阿(也作太阿)、工布等。先秦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着严重的威胁。随着剑器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和产生功效，人们为摆脱内心的恐惧和寻求安定，便幻想三尺青锋在手，就能制敌全身，由此而产生对剑器的寄托和崇拜。这种寄托和崇拜在民间巫祝风气盛行，宗教鬼神思想的传播指引下，很自然地升级为一种超自然的幻想，剑器被神秘化和人格化了。
剑器在神化为“剑术”的过程中，首先是在剑型、剑纹和剑饰上涂以神幻色彩，配以威灵之物，增益其超自然的功能。欧冶于师徒被风胡子请至楚国，为楚王造了三把宝剑：一日龙渊，二日泰阿，三曰工布。铸成后，楚王问风胡子，“何谓龙渊、泰阿，工布?”风胡子答道：“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泰阿，其弧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弧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古今刀剑录》一书是记载古代刀剑的专著，为南朝梁道士陶弘景所著，书中著录了夏禹、太康、孔甲，殷太甲、武丁、周昭王、秦昭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君王所铸和所佩带的宝剑，都有一定程度的神幻色彩。如记“夏属于帝启，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铸一铜剑，长三尺九寸，后藏之泰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为星辰，背记山川月日。”其次，是优美动人而又神奇的铸剑传说和剑器的拟人化。汉赵晔《吴越春秋》记载，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其妻莫邪自投于炉中，铁汁乃出。遂铸成雄雌二剑，取名干将、莫邪(人名、剑名合一)。干将进雄剑于吴王，自藏雌剑。雌剑思念雄剑，常悲鸣。《晋书·张华传》中则记载剑气以及剑的变化，飞腾和消失，带有一定的神秘气氛和人化色彩。再次，剑器被神化为能祛除妖魔，压邪避祸，遇难呈祥的法宝。晋人王嘉在笔记小说集《拾遗记》中写道： “颛顼高阳氏有画影剑，腾空剑。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赴，指其方则克。未用时，在匣中常如龙吟。”
剑器被神化为“剑术”的过程中，除了上述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之外，还有文学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因素。最早对“剑术”予以文字描述的是庄周。《庄子·说剑>>篇中描述了战国时期的击剑风气，并具体细微地阐述了运剑之道。庄子认为；“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并指出用剑时，要“忘己虚心，开通利物，感而后应，机照物先”，如此这般，方能达到‘其剑十步杀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的绝高境界。《吴越春秋》也描述了一位精通“剑术”的越国处女论剑之道：
越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臣闻越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请问手战之道也。”于是王乃请女。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问女曰：“闻子善为剑，得一观乎?”处女曰：“妾不敢有所隐也。惟公所试。”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槁，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节入之三女。因举杖击之，袁公飞上树，化为白猿。 打败袁公后，越女见到了越王。越王请教“剑之道”，答曰：
其道甚微而易，其意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皮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先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
越女说完后，当场表演，其“剑术”果能“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天下无敌。，庄子与越女的“剑术理论叶分相似，异曲同工，这极为深奥而又充满辨证哲理的“剑论”，对后世武侠小说中神奇剑术的形成，无疑是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古书中不仅论及“剑道”，而且将其具象化，用形象生动的故事来叙述剑器的神幻。《列子·汤问》中有一则关于邱邴章之子来丹借剑为父报仇的故事。来丹之父被黑卵所杀，黑卵力大无穷，骨硬皮坚，刀枪不入，来丹只有依靠“剑术’来复仇。他听说孔周藏有殷帝之宝剑，能“却三军之众”，便往求之。“孔周曰：‘吾有三剑，唯子所择，皆不能杀人。且先言其状，一日含光，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有，其所触也，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二曰承影，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其所触也，窃窃然有声，轻物而物不疾也。三日宵练，方昼则见影而不见光，方夜则见光而不见形，其触物也，[]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宝者，传之十三世矣，而无施于事。匣而藏之，未尝启封。”来丹借了“宵练”剑去杀黑卵，乘黑卵醉卧之时，“自颈至腰三斩之”，黑卵却毫无动静，仍然沉睡．来丹知道“宵练”剑果然不能杀人，叹而归去。书中写来丹寻觅神剑，蓄意报仇，虽然不曾杀死黑卵，但“含光”，“承影’、‘宵练”三剑的神奇之处依然可见，为后世武侠小说中描写神乎其神的“剑术”提供了借鉴。
在剑器衍化为‘剑术”的发展过程中，佛教与道教的贡献最大。佛教的传播使剑器的神化得以加强和完善，并直接推动了唐代剑侠小说的创作。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王经》有成就剑法，云：“持明者用华铁作剑，长三十二指，巧妙利刃。持明者执此剑往山顶上，持诵大明，至剑出光明，行人得持明天剑有烟焰，得隐身法。剑若暖热，得降龙法，寿命一百岁。若法得成，能杀魔冤，能破军阵，能杀千人。于法生疑，定不成就。”又有圣剑成就法。”又云，“若欲成就剑法，及入阿苏罗窟，当作众宝像，身高八指’云云。按唐小说记剑侠诸事，大抵在肃、代，德，宪之世，其时密宗方昌，颇疑是其支别。如此经剑法，及他诸神通，以摄彼小说奇迹，固无不尽也。
这段记载详细叙述了佛家修行“剑术”之法，“剑术”的威力，修练者的心诚以及对唐代剑侠小说的影响。相比之下，道教对剑器的神化和崇拜更加狂热。道教徒一向把剑视为设
道场、显神通、驱邪镇魔的法物，并且十分重视“炼”剑．道教是讲究丹鼎之术的，认为凭此能炼出长生不老之药，吞服可助修仙，所以，剑也只有被拿来冶炼（已不完全是科技中的冶炼技术了，而是含有宗教情绪的修炼宝物）后，才能成为神器．明代钱希官在《狯园》中有一篇《青丘子》就是专讲炼剑之事。青丘于隐于武当山炼剑，属下有青童玉女守炉看火，有专备炼剑的净室：
„„室中有药鼎，高数尺，周遭封固，紫焰光腾，照耀林壑，第教生以守炉看光，添缩薪炭，不得擅离妄视而已。每昼则有玉女持稠膏一筒，投鼎中，搅和之，鼎中声类霹雳．夜半则有青童复持稠膏，依前沃入，其声[][]如旧。此室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应，
日以为常。生偶问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对。先生已具知之，愠怒诟责，便欲驱逐出门，众相跪请乃止，后遂不敢发问。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计可六百余斤，分而为二，又折之至七八斤而止。移置大磐石上，捣之，昼作夜息，渐渐而薄，因成铁片。择甲午、丙午诸日，铸成六剑，悬于绝壁之下，以飞瀑溅激其上，日月之光华烛之，历经旬朔，剑质始柔。
类似这样的描述，在明清以后的文言短篇和长篇白话小说中经常出现．剑即炼成，就是神器宝物，它可以纳于口中，也可以藏于脑后，或藏于指甲间，用剑时，只须放出一道剑光便可制敌于死地．高手之间斗剑，仅有神剑还不行，还需用剑者有神通，这些佛道都能办到。葛洪在《抱朴子·对俗篇》中列举了道教修行可掌握的诸种神术异能，如’变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召致虫蛇，合聚鱼鳖，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至为饴，溃金为浆，入渊不沾，蹴刃不伤，幻化之事，九百有余。”剑侠具备了这些神通，更加出神入化，来去自如，神鬼莫测了。由于佛道思想的浸透，身怀“剑术’神通的剑侠，其行为举止总有着一股出家人的气味，他们或来无影去无踪，事成拂衣去，不图利和名，或隐居深山大泽，专事修行，不管凡尘人事．他们是超脱世俗红尘之外的高人，是怀着慈悲心肠来拯救世人出苦海的术士，是披着宗教服装的侠客，或是手握利剑的僧家道士。
剑使神通广大，行侠人间，颇类似于西方当代科幻化了的“超人”，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剑侠与“超人”有本质的不同，“剑术”与科幻本领也大相径庭。“剑术”是中华民族社会、文化、思想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渲泄情感的一种“有意味”的表现形式。它有着中华大地泥土的芳香，有着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情感，也带有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伦理色彩。具备‘剑术’神通的剑侠，必需有着佛家的‘慈悲’襟怀，道教的‘隐逸”思想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正如《七剑十三侠小引》所说；“所谓‘剑仙大侠’似乎都在世乱之时才出现人间：其实这也是必然之理！因为盛治之时，文教昌明，民心耻格，事实上也不须有‘剑侠’的白刃，到了纲常弛废，道义沦亡时，奸邪当道，强梁横行，居上位的只管淫侈骄恣，在下位的也单知阿谀囊括，土豪劣绅棍徒恶霸辈便益发肆行无忌!良善的人们只能遭摧残，被冤抑，受压迫，忍哀怨，于是一般剑侠便要来代天伸诛了。”剑侠出自乱世，“剑术”是行侠人间的手段，若有人用“剑术’行不义之事，就会带来杀身之祸，其“剑术”甚至会失去灵验。我们在小说经常看到剑侠艺成出山，其师必再三叮嘱，不得持“剑术”为非做歹，否则必遭天遣。非但如此，宝剑作为一种神器，有德者才配得到，无德之人纵拿到它，也必定会失去，所以，武侠小说中众多的神兵利器总是归正派侠士所拥有。至于要练成无所不能的“剑术”神通，更须是一位心无杂念的具有传统美德的正人君子才行。《七剑十三侠》里海殴子说：“剑术一道，非是容易，先把名利二字置诸度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
深山岩谷，养性练气，采取五金之精，炼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方才有用。”(第一回)飞云子曰：“谈道术者，第一要戒淫。”(六十四回)玄贞子云；“古来剑仙侠客，那一个不从忠孝节义四字上做起?”(七十回)可见，不具备传统伦理道德的人是练不了“剑术”的。 综上所述，‘剑术”的形成有一个剑器神幻化、人格化、具象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中国社会宗教，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所以说，武侠小说中的“剑术”描写，并非是一味胡编乱造、不着边际的空想，而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有着明确意义、道德情感和宗教情绪的文化符号，它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充满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心理和精神内蕴的情感特征。
(作者：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
《古典文学知识》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宝玉挨打的分析
【作者】吴世昌
《红楼梦》是一部大家熟悉的小说，但不一定每一个读者都熟悉其中每一个故事。我常把这部书比作一个中国的大园林，譬如颐和园。它整个是一座大花园，但它包含一个个各自成趣的、独立的小花园或院子。风格各不相同。例如颐和园里的仁寿宮不同于谐趣园，但各有妙处，而且一处处互相沟通，却又别有天地。《红楼梦》全书象座大花园，里面每一回或二、三回的故事是一个独立的小花园。这些小花园又有曲径、回廊、小桥、清溪互相通幽，互相映带，由一回发展到另一回，就像从一个院子转到别一个暗中相通的院子。作者对于整个小说的布局也是如此。一个读者随意浏览此书，往往可以得其大意，而忽略了他精雕细琢、颇费匠心的部分。我们现在提出书中一个故事来讨论学习。这个故事读者可能早已看过，也许还不止一次，正如某一名园以前早已游览过，但也不妨对比一下，以前旧游之地，这次重游，有没有发现以前所未注意的地方？有没有“温故而知新”？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
作者写书中任何一个故事，都有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我们选读“宝玉挨打”这一故事，也许读者早已痛恨贾政性子暴躁，心狠手辣；其实贾政的这种行为自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他对贾母说：他这样打宝玉是为了“光宗耀祖”换句话说，他是在执行封建教育，他自己也成为这一万恶传统的牺牲者而不自知。原来，为了维护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国有国法，家有家法。贾政自以为他在执行家法。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即使在内部，也要用国法或家法来压制不顺从的分子。当时的国法还有条文可循，不触犯条文的可免惩罚。家法则随各封建家庭自立自制，并无明文规定，有时可以比国法更不讲理，更不通人情，即更为野蛮。一个封建家庭的少数“主子”可以压制多数奴仆，即是凭
“主子”们随意订立的“家法”的作用。家法听起来好象是一本法律，实际上是一套刑具。所谓“伸家法”就是用刑敲打。《红楼梦》二十三回宝玉挨贾政的毒打，就是封建家族中对其自己成员“伸家法”以压制异端思想的形象说明。
当然，宝玉挨打的原因并非那样简单，只是贾政为了压制异端思想。而且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这种思想也不容易看出来。至于挨打的结果，也并非表明贾政的胜利，倒是被袭人转化利用为她的胜利（下面要说到），宝玉脑子里的异端思想，贾政也不可能用大板子从他的屁股上打下去。贾政也不是凭抽象的思想问题就动火打儿子。如果只是那样的写法，就不是大文豪笔底下的作品了。曹雪芹写贾政打宝玉，在贾政的立场看来，是有充分理由的，是非打不可的；故事本身使读者觉得：如果他处在贾政的地位，见儿子窝藏供应王府的优伶——与王爷争夺男宠，使他遭到王爷的忿怒，认为他教子无方，在官场贵族中大丟其脸，何况家中又出了人命案子，原因是宝玉要“强奸母婢”，使她含羞自杀，这两件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可以使封建家族的为父者怒打儿子，何况宝玉一人犯此两件罪过，同时并发。
曹雪芹写贾政之恶，不在于他怒打儿子，而在于他偏听妄信，对重大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就粗暴发怒，动手用刑。他不但做了自己野蛮性子的俘虏，而且还做了他的劣子贾环的俘虏，他被贾环调唆得昏头昏脑，对他被贾环利用来作为打击宝玉的工具而不自知。如果宝玉真被打死了，则是贾环成功地假贾政之手以杀宝玉。而被作为凶具用的贾政却仍不自知，还以为他替封建社会整顿了歪风邪气，有功于世道人心。
分析宝玉挨打的原因，若仅就贾政所得的“报告”而论，两事都有该受惩罚的理由。但仔细推究，都不是宝玉之罪。琪官在外面买房子，躲开忠顺王的召唤，宝玉有何罪?宝玉是琪官的好友，知有此事，被忠顺王府长史作为“外调”对象，他本来想替琪官隐瞒， 后来被点出证据，只好照实说了，这又有什么大罪？至多受几声呵责，或小打警戒．反正忠顺王府找着了琪官，也不会责怪宝玉隐藏。琪官自己不愿再在忠顺王府被王爷当男妾玩弄，他是演员，要自立门户，单独在社会上谋生，又有何罪?所以，如果没有“强奸母婢不遂，逼得她羞恨自杀”这一条事关人命的重大案件，如果没有这一假造的报告，也不至于两罪俱发，使宝玉受此重打。所以这一顿打，是贾环的大成功、大胜利。这一打对贾环有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读者在未读到第三十四回时，决不会想到：这一打对袭人也有利，对宝钗也有利；只有对两人不利：一个是直接受皮肉之苦的宝玉自己，一个是受袭人在王夫人之前的“浸润之谮”的林黛玉。——这一点下面还要分析，现在且按下不表。
贾政打宝玉，除了偏听妄信之外，还有为自己泄愤的成分。例如他听见王夫人提起“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便冷笑道：
倒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
“说着便要绳索来勒死”。这虽是气话，也显得他已无教子成材之意，徒存为己丢丑之恨。他这几句话，使他这一顿打完全失去了他所谓“光宗耀祖”的教育意义，只有泄忿的作用而已。
在这之前，作者写贾政只要用刑，并不问罪。他一见宝玉，“眼都红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语，只喝令‘堵起嘴来，着实打死’。”作者写他不问罪行，而只要“着实打死”，这种封建官吏对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一旦出来做地方官，对老百姓的虐待不言可知。因他“不问”，使宝玉无从为自己辩白。
作者对于记在宝玉账上的罪状，究竟是谁犯的，其实写得一清二楚。金钏儿怎么死的?正是那位“阿弥陀佛”、宽厚仁慈的王夫人一个嘴巴打了还不够，立刻要把她撵出去，原因是：金钏儿对宝玉说：“你到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儿同彩云去。”就因为说了这句话，王夫人认为“好好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即使跪下哭求：“我跟了太太十来年了”，也不中用，还得滚。（三十回）金钏儿觉得从此无脸见人，只好跳井。但这条人命的账，却被贾环写在宝玉的名下，而贾政深信不疑。
为了金钏儿的死，宝玉所付的代价是被打得皮绽肉破，而王夫人所付的代价是三十两银子、两套旧衣服（是宝钗捐出来的）、“几件簪环”，又请几个僧人为她念经超度。这在当时社会风尚看来，似乎已经很优待死者了——因为她不过是一个婢女。有此赏脸，已经使她母亲白老媳妇“磕头谢了出去”。即使那个聋婆子，把“要紧”听做“跳井”，也认为“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死个把个人“有什么不了的事？„„太太又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怎么不了事的！”婆子看人命如此不关重要，可见封建教育中毒之深。这个婆子应该是与金钏儿同一个阶级的女奴出身吧!然而她对于自己阶级的一条人命，其代价也只要两套衣服、几两银子而已。作者这样叙述，恐怕比满纸是什么“阶级斗争”、“奴隶造反”等
口号更为真实些。至于王夫人为此事有些内疚，也不失为实事求是，题中应有之笔。但作者也并不因此就肯定这个刚愎而愚昧的贵夫人。下面，我们还要论到：她怎样变成了袭人的俘虏，正如她丈夫变成了贾环的俘虏。
“宝玉挨打”作为一个高度戏剧性的场面，作者是精心布置的。宝玉正因为听说金钏儿自杀，才在路上低头感叹，“五内摧伤”，一到厅上，仍是神魂出舍，一头撞在贾政身上，被他带住。又因为方才见贾雨村时对答不利，已招父怒，此时又垂头丧气，自不免被贾政看出来，他有“思欲愁闷气色”，读者已先替宝玉捏一把汗，知道凶多吉少，已经铺排好了悲剧的气氛。正在这时，突然来了忠顺王府里的长史官要见贾政．要他帮忙，代索琪官（蒋玉菡）回府。及至问到宝玉，他还推说不知，王府的长史只好点出琪官送他红汗巾的事（事见二十八回）；宝玉才说出琪官在郊外紫檀堡买了房子的事。长史官何以知有“红汗巾”的事，其中必另有曲折，作者故意不说，要把它留作下文故事的线索。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未了，宝玉出家后，袭人嫁与蒋玉菡（琪官）。结婚后，蒋发现袭人有此“红汗巾”，即当年他与宝玉交换的礼物。但三十三回长史官来调查琪官下落时已知有此红汗巾事，他何从知道，确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且按下不表。但这一发展，更富于戏剧性，宝玉之终于要挨打，至此已无可避免，火上加油的是贾环的谎报陷害：
我母亲（赵姨娘）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大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
如果只听听这样的报告，当然谁都要生气的。但贾政却不问情由，不分皂白，不辨真伪，一顿乱打。直到王夫人出来抱住板子哭“珠儿”，他才停止。这些戏剧性的发展，都是入情入理。写在纸上，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似乎已经达到高潮。但更高的高潮却要等贾母出来才来到：贾母说：“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贾政还强辨说，他教训儿子，也是为“光宗耀祖”，贾母便问：“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贾政不是正途出身，可见他青年时并未好好读书，所以一辈子不学无术，连大观园中作对子都不如自己儿子，顶嘴也顶不过贾母。贾母问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可谓直刺其心。这里也流露贾母对他的不满：没有正途科举出身，只靠祖宗的余荫做闲散的京官，终于不免坐吃山空！
宝玉挨打以后，大家利用他这次的不幸，纷纷奉承，以求见情。最善于这类人情世故的当然是宝钗，即刻送药来敷伤治疗。袭人则忙于打听挨打原因，自作准备。她们二人都想利用这一顿打来改造宝玉的思想，以符合封建道德传统的标准。宝钗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这话也许是真情，但“早听人一句”什么“话”呢?因为说到她不成材的哥哥薛蟠，她到底要为他辩护，不免要批评宝玉：
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
老爷才生气„„
真正为宝玉挨打而伤心的，恐怕只有林黛玉。她的无声之泣、“满面泪光”，“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不敢让来问病的凤姐看见，怕她取笑，只好从宝玉床背后的后门溜走了。王夫人的心疼也是真的，因为金饥儿毕竟是她逼死的，宝玉却因此而挨大板子。逼死金钏的内疚与痛子受刑同时进发，不如平时刚愎自用，比较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袭人看准了这一点，乘机进谗。
袭人向焙茗调查清楚了真实原因。她找了焙茗来细问：“方才好端端的，为什么打起来?”焙茗说是为琪官和金钏儿的事，“那金钏儿的事是三爷（贾环）说的。我也是听见老爷的人说的。”“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可见袭人是确实知道是环儿造谣诬陷，而且她相信此话来自“老爷的人”（贾政的随从），真实可靠。但到后来王夫人叫她去问时，她却为贾环维护，不但赖得一干二净，并且乘机向王夫人进谗，用险恶的暗示攀诬林黛玉等和宝玉有不正常关系。这种暗示，粗心的读者是看不出来的，但一经分析，便可了然。现在先说她维护贾环的事：
王夫人见房內无人，便问（袭人）道：“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儿捱打，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
了什么话，你可听见这个了?你要听见，告诉我听听，我也不吵出来叫人知道是你说的。”
袭人道：“我倒没听见这话。为二爷霸占着戏子，人家来和老爷要，为这个打的。”王夫人摇头说道：“也为这个，还有别的原故。”袭人道：“别的原故实在不知道了。”袭人为贾环赖得如此坚决、彻底，真是同恶相济，令人发指。她希望自己能做宝玉的姨太太，像赵姨娘一般，当然同情赵姨娘，要帮助赵姨娘及其儿子——其实，“强奸未遂”之说，贾环正是从他母亲那里听来的。在这一点上，她和赵姨娘倒真有阶级感情，因为她们二人的地位根本相同，不过她比赵姨娘更能干，野心也更大、更会利用机会，为自己造成战略优势。这次宝玉挨打，她趁王夫人痛子心切的有利时机，采取对王夫人战略攻心的手段：在再三否认贾环在父前诬陷宝玉之后，紧接着把握住王夫人忧虑宝玉的心理和时机，欲擒故纵地逗着王夫人道：“我今儿在太太跟前大胆说句不知好歹的话。论理„„”一说了半截忙又咽住。这是吊王夫人的胃口，使她更加迫切要听听袭人要说些什么有关宝玉的话。果然，王夫人催她“只管说”。下面是一篇愚弄王夫人、攻击宝玉、暗害黛玉的杰作。她先提纲挈领地说：
论理，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若老爷再不管，将来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
王夫人一闻此言，便合掌念“阿弥陀佛”，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我的儿，亏了你也明白„„”接着王夫人反而向袭人解释她为什么没有严管宝玉的缘故，好像袭人倒是她的长辈似的。最后说：“若是打坏了（宝玉），将来我靠谁呢?”
袭人见王夫人已完全变成了她的俘虏，便自吹“那一日那一时我不劝二爷，只是再劝不理。”接着她把王夫人又是一擒一纵，才入正题：“今儿太太提起这话来，我还记挂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王夫人听了这话内有因，忙问道：“我的儿，你有话只管说„„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教别人知道就是了。”
袭人得了从王夫人那里挤出来的再三的保证之后，图穷而匕首现：
袭人道：“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说。我只是想着讨太太一个示下：怎么变个法儿，以后竟还教二爷搬出园外住就好了。”
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
袭人连忙回道：“太大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个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虽说是姐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语说的，没事常思有事„„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倘或不防，前后错了一点半点，„„若叫人说出个“不好”字来，„„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二则太太也难见老爷。俗语又说：“君子防未然”，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王夫人听了这话，如雷轰电掣的一般。正触了金钏儿之事，心内越发感爱袭人不尽，忙笑道：“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想的这样周全，„„你今儿这一番话提醒了我，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俩的声名体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你今既说了这样话，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负你。”袭人连连答应着去了。
袭人和王夫人这一段对话，是全书的关键。袭人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她所痛恨而无可奈何的林黛玉。但她把林和薛宝钗相提并论：“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到底是男女之分”，“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这些话，当然使王夫人想到：“宝玉和谁作怪了不成?”其实宝玉到此为止，只有和袭人试过“云雨情”，其余的人倒是干净的。偏偏是她，在王夫人面前装出老成持重的圣女模样，在思想上俘虏了王夫人，使这个愚蠢而刚愎的“夫人”完全变成了她的工具，她自己则成为王夫人派驻怡红院的侦察员，“耳报神”（用她自己的话），以后怡红院中丫头们和宝玉的一言一动，她完全掌握，所以能逐芳官，撵晴雯。凡是袭人看不顺眼的丫头都被“变个法儿”弄走。王夫人不但把宝玉交给了袭人，把整个恰红院都交给她了。因为在王夫人心目申，袭人是个最贤德的丫头，可以主持怡红院的道德风化。虽然她是最早教宝玉行警幻仙子所授之事!
所以分析宝玉挨打这一回，还须联系到上下回的故事，不能仅仅看做荣国府中各种矛盾的焦点，还须看他们利用这一矛盾来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从中取利。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袭人对于贾环暗中保护，在王夫人面前坚决否认是他向贾政打“小报告”。另一方面，她旁敲侧击地暗示宝玉和黛玉之间的长久存在的感情，可能因年龄长大而超越常轨，她把“宝
姑娘”也说在内，作为陪衬，使王夫人不觉得她是在专攻黛玉一人，倒像她论事论人，公平无偏；其实谁都看得出来，矛头只指向黛玉一人。王夫人成了袭人的俘虏，口口声声叫她“我的儿”，“难为你保全了我母子的名声”。袭人之所以有此机会向王夫人献计划策，正是因为有宝玉挨打、王夫人痛子这一良机。袭人直攻其心，便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宝玉挨打这一回所涉及的故事，也不只是琪官隐居、金钏投井这两个故事，而实在上接三十二回宝玉误把袭人当黛玉诉说“心事”，使袭人“心下暗度，如何处治，方免此丑祸”，可见袭人要“处治”宝玉，揆度已久，并非因他挨打而天缘凑巧。即使没有这一顿打，她也会相机向王夫人进言的。在后来宝玉的婚事上弃黛玉而取宝钗，以袭人的地位而论，她的意见肯定会影响王夫人，起决定作用的。宝钗早已看到这一点，所以她曲意纡尊，结交袭人——此是后话，只好另作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