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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16年06月15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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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留住中国法制史的根（法治人生）
本报记者 徐立星
《 人民日报 》（ 2016年06月15日 18 版）
张晋藩，出生于1930年，辽宁沈阳人，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带头人， 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
品尝着清香四溢的茗茶，记者在张晋藩教授家中，听先生娓娓道来他的家国情怀与法史人生。
张晋藩回忆道，在他小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听父亲讲历史故事。上学以后，读了不少历史小说，积累了一定历史知识。老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伪满洲国读的小学，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奴化教育，粗暴地篡改历史，称“满洲国”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欲亡其国，先灭其史”，篡改历史令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实地发生在他的身边。“那时候我就朦胧地意识到正确地理解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自信、自强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1950年，张晋藩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从那时起，便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研究。弹指一挥间，已经60多年了。
鉴古明今问法制
上世纪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中国社会，比以往更重视以史为鉴。
1986年，张晋藩应邀在中南海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为《谈谈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讲演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典故：唐太宗曾经下敕，如果官员伪造资历者处死。不久就出现了一个伪造履历的官员，但司法官大理寺少卿戴胄却依据律法对其处以流放。太宗不悦，责问戴胄，戴胄对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
这段史料成了那节课的热点。课间老同志问：戴胄是否处死？张先生答曰，没有处死，唐太宗还表扬了戴胄，“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张晋藩向记者表示，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为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中国法制的历史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历代王朝迭有兴衰，法制不仅是盛世的表现，而且还是盛世的动力。韩非子曾经说过“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1996年和1998年，他又两次应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题目分别是《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与近代化的思考》，两次讲题虽然不同，但主线都是为当代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法制史学中心一定要建在中国
1979年6月，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吉林长春召开。在这次会上，张晋藩提出集合全国的力量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建议。张晋藩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设想，是因为他得知世界上曾经召开过3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
“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 他深情地说，把中国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是我们法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正是怀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张晋藩承担了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的任务，筚路蓝缕，艰苦备尝，历经19年，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的出版。该书共10卷，500余万字，被法制史界赞誉为世纪之作。2000年，有法制史学者访问意大利时，将此书赠予意大利名校比萨大学。有媒体报道称，该书从此声播海外，被西方誉为中国版的《查士丁尼法典》。
不畏浮云不怠思，不惧山高不止行。《中国法制通史》编成以后，张晋藩又用了22年的时间，主编了《中华大典·法律典》23卷，现已出版。他还用16年的时间，主编了即将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10卷。张晋藩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研已经64年，出版的专著论文不下数千万字，其专著《中国法制史·古代卷》早在20年前便被译成日文出版。他的代表作《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于2014年译成英文，由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目前，斯普林格出版社又已签约出版张先生的另一代表作——《中华法制文明史》，目前译者正紧张工作中。此外，他还有一些著作译成韩文出版。
前几年，中国政法大学进行考评。张晋藩本不在考评之列，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朱勇教授提出，请人整理张晋藩的材料进行考评以树立标杆。按照张晋藩终身教授的标准，700分达标，可考评结果竟高达4900多分，足见张晋藩的勤奋。
法史界都知道张晋藩的治学名言是“不自满，不偷懒”。60余年来，他从没有节假日的观念，直到今天，每天还至少工作四到五个小时。当有人称赞张晋藩在法史研究领域已经登堂入室时，他只是说“我只是看到了中国法制史学学术殿堂的门楣，载欣载奔而已。”以他耄耋之年，却仍然如此勤奋，受到了法制史界的尊重。
法史钩沉话智库
2014年初，中央提出建立智库的意见，中国政法大学各个学科都进行了建设智库的活动，张晋藩以提供史鉴作为智库建设的基本点，率领他的团队又投入到国家智库的建设中。
他向记者表示，在中华民族的思想资源中，法制史占有重要的比重，它是建设法治中国取之不尽的资源。
为此，张晋藩专门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文章所传达的核心理念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律传统的价值。他说，中国法制的历史是一座宏大的“智库”，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由于古今的国情仍有相似之点，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心态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因此其中的许多宝贵遗产都带有跨越时空的合理的因子，需要我们深入地挖掘、探索，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镜鉴意义。
2015年，张晋藩出版了《依法治国与法史镜鉴》一书。鉴于较大的影响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警世观点》《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律传统与史鉴价值》等文章相继被《新华文摘》所转载。
在回答中央有关部门的立法咨询时，张晋藩结合法史智库的建设研究工作，从历史的角度对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改革与法治、立法权分配与协调等问题作了深入简明的建议，以供有关部门作为参考。
张晋藩说，诸如人本主义的立法原则、法致中平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和谐诉求、德礼为本的道德支撑、援法断罪的司法责任、法为治具的治世方略等，这些都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传世遗产。
张晋藩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纸，说这是他新整理的《法史钩沉话智库》的一本书稿。该书涉及中华法系研究与重塑、古代国家治理方案的设计、治国理政的两个抓手——法与吏的关系，以及立法与司法的历史经验等方面，全方面系统地总结和提炼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和法制建设的经验。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第六届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获奖征文颁奖典礼上，张晋藩演讲说法史研究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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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出生于1930年，辽宁沈阳人，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带头人， 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
品尝着清香四溢的茗茶，记者在张晋藩教授家中，听先生娓娓道来他的家国情怀与法史人生。
张晋藩回忆道，在他小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听父亲讲历史故事。上学以后，读了不少历史小说，积累了一定历史知识。老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伪满洲国读的小学，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奴化教育，粗暴地篡改历史，称“满洲国”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欲亡其国，先灭其史”，篡改历史令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实地发生在他的身边。“那时候我就朦胧地意识到正确地理解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自信、自强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1950年，张晋藩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从那时起，便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研究。弹指一挥间，已经60多年了。
鉴古明今问法制
上世纪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中国社会，比以往更重视以史为鉴。
1986年，张晋藩应邀在中南海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为《谈谈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讲演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典故：唐太宗曾经下敕，如果官员伪造资历者处死。不久就出现了一个伪造履历的官员，但司法官大理寺少卿戴胄却依据律法对其处以流放。太宗不悦，责问戴胄，戴胄对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
这段史料成了那节课的热点。课间老同志问：戴胄是否处死？张先生答曰，没有处死，唐太宗还表扬了戴胄，“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张晋藩向记者表示，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为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中国法制的历史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历代王朝迭有兴衰，法制不仅是盛世的表现，而且还是盛世的动力。韩非子曾经说过“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1996年和1998年，他又两次应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题目分别是《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与近代化的思考》，两次讲题虽然不同，但主线都是为当代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法制史学中心一定要建在中国
1979年6月，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吉林长春召开。在这次会上，张晋藩提出集合全国的力量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建议。张晋藩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设想，是因为他得知世界上曾经召开过3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
“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 他深情地说，把中国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是我们法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正是怀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张晋藩承担了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的任务，筚路蓝缕，艰苦备尝，历经19年，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的出版。该书共10卷，500余万字，被法制史界赞誉为世纪之作。2000年，有法制史学者访问意大利时，将此书赠予意大利名校比萨大学。有媒体报道称，该书从此声播海外，被西方誉为中国版的《查士丁尼法典》。
不畏浮云不怠思，不惧山高不止行。《中国法制通史》编成以后，张晋藩又用了22年的时间，主编了《中华大典·法律典》23卷，现已出版。他还用16年的时间，主编了即将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10卷。张晋藩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研已经64年，出版的专著论文不下数千万字，其专著《中国法制史·古代卷》早在20年前便被译成日文出版。他的代表作《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于2014年译成英文，由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目前，斯普林格出版社又已签约出版张先生的另一代表作——《中华法制文明史》，目前译者正紧张工作中。此外，他还有一些著作译成韩文出版。
前几年，中国政法大学进行考评。张晋藩本不在考评之列，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朱勇教授提出，请人整理张晋藩的材料进行考评以树立标杆。按照张晋藩终身教授的标准，700分达标，可考评结果竟高达4900多分，足见张晋藩的勤奋。
法史界都知道张晋藩的治学名言是“不自满，不偷懒”。60余年来，他从没有节假日的观念，直到今天，每天还至少工作四到五个小时。当有人称赞张晋藩在法史研究领域已经登堂入室时，他只是说“我只是看到了中国法制史学学术殿堂的门楣，载欣载奔而已。”以他耄耋之年，却仍然如此勤奋，受到了法制史界的尊重。
法史钩沉话智库
2014年初，中央提出建立智库的意见，中国政法大学各个学科都进行了建设智库的活动，张晋藩以提供史鉴作为智库建设的基本点，率领他的团队又投入到国家智库的建设中。
他向记者表示，在中华民族的思想资源中，法制史占有重要的比重，它是建设法治中国取之不尽的资源。
为此，张晋藩专门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文章所传达的核心理念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律传统的价值。他说，中国法制的历史是一座宏大的“智库”，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由于古今的国情仍有相似之点，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心态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因此其中的许多宝贵遗产都带有跨越时空的合理的因子，需要我们深入地挖掘、探索，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镜鉴意义。
2015年，张晋藩出版了《依法治国与法史镜鉴》一书。鉴于较大的影响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警世观点》《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律传统与史鉴价值》等文章相继被《新华文摘》所转载。
在回答中央有关部门的立法咨询时，张晋藩结合法史智库的建设研究工作，从历史的角度对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改革与法治、立法权分配与协调等问题作了深入简明的建议，以供有关部门作为参考。
张晋藩说，诸如人本主义的立法原则、法致中平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和谐诉求、德礼为本的道德支撑、援法断罪的司法责任、法为治具的治世方略等，这些都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传世遗产。
张晋藩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纸，说这是他新整理的《法史钩沉话智库》的一本书稿。该书涉及中华法系研究与重塑、古代国家治理方案的设计、治国理政的两个抓手——法与吏的关系，以及立法与司法的历史经验等方面，全方面系统地总结和提炼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和法制建设的经验。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第六届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获奖征文颁奖典礼上，张晋藩演讲说法史研究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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