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民众呼声，特邀农民“秘书”进京交谈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回乡度暑假。离京前，他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给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秘书”，经常向他反映农村里的情况。
毛泽东、刘少奇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先是在南方的茅舍，后来在北方的窑洞，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感情。没有人民群众提供红米南瓜、小米窝窝头，中国革命是绝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因此把群众路线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刘少奇用的则是另外一种表述方式。他说，一切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进城以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毛泽东、刘少奇等高级领导干部，就很难见到群众，很难直接听到基层群众的声音了。了解下情全靠听汇报，看材料，文牍气很重，常常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这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境况啊！
刘少奇决定与农民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请他们经常收集农业、农村、农民的情况，并用写信的方式反映农村生产、生活情况和干部作风以及农民的意见和要求等等。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秘书”是真正的翻身农民，既是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敢于讲真话。他对即将返乡的刘正山说：“你是大学生，暑假回乡也做点社会调查，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我相信你能办得好！”
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他回乡后，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找到了安湖乡农会主席王升平，请他拿主意。
刘少奇要在家乡邀请几位农民“秘书”，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喜事。大家以空前的热情踊跃参加提名。刘少奇提出的条件由大家具体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叫化子烤火只往胯里扒的不要。尤其是超天捏白（即漫天撒谎）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奋生产、大公无私又敢讲真话的种田人，才有资格担当国家主席“秘书”这一重任！
名单汇集到王升平那里，竟有十几位之多，其中也包括了王升平本人。但王升平觉得自己只有二十多岁，不是老农，再说自己还是乡农会主席，可以直接向上级汇报工作，应该多让普通群众参与，这样更利于少奇同志了解下情。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作为特邀“秘书”，定期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4位农民“秘书”的遴选经过。乡亲们既热情又慎重，这让刘少奇十分感动。这时已是9月初，很快就是国庆节了，刘少奇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秘书”到北京相聚面谈。乡亲们见到电报后奔走相告：少奇没有忘记家乡，共产党看得起种田人！
成敬常是这次遴选的4位农民“秘书”中的骨干。他高额骨、宽下巴，五大三粗，典型的湘中农民形象。他家与刘少奇家还有一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成敬常的父亲是当地一位较有名气的中医，比刘少奇大十几岁。刘少奇小的时候，父母曾想让他学中医，他本人虽无志于此，却和那郎中先生成了忘年交。两家相距约一里地，常来常往，关系很密切。
解放后，刘少奇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消息传来，成敬常欣喜苦狂，竟生出了一股冲动，希望有机会与刘少奇见个面、问个好，表示一下晚辈的美好祝愿。但细一想，又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刘少奇离家外出的时候，成敬常还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刘少奇还能记得他？况且现在地位又这么悬殊，一个在水田坡地里干活的种田人，怎么可能去那警卫森严的紫禁城作客呢?
然而，事情常出人意外。刘少奇在家乡遴选几位农民“秘书”，乡农会研究名单的时候，头一个考虑的就是他！虽然还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去北京与刘少奇见面，但互相通信是肯定能做到的。成敬常小时候在父亲的指教下，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读物，粗通文墨，写信是不成问题的。想到可以与国家主席建立经常的通信联系，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那些天，成敬常―直沉浸在激动之中。
接到刘少奇发来的邀请电报后，乡间一下子轰动了，大家把这件事看作是一项殊荣。亲戚朋友纷纷向成敬常表示祝贺。进京前，成敬常没准备出客衣衫，也没有筹划礼物。既然刘少奇把他们作为农民“秘书”，他就尽可能多地把农民群众的意见带上去。他没当过干部，但也懂得找人座谈，个别了解。他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到了北京。大家没有约定，却是一样的打扮：光头、青布裤子、白土布对襟上衣、长条布纽扣、家制黑色布鞋。只是都把竹烟杆丢了，换上了一种价格便宜的香烟。
下了车，几个人心头油然升起一股刘少奇家乡人的自豪感，像解放军战士一样，4人自动排成行，且虎虎有生气，以致引起街头行人的注目，以为是少林寺的武术师来北京观光！
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一点也不胆怯。宁乡县曾有人去过北京，都住在翠明庄的一个招待所。成敬常一行寻到那家招待所，却被告之这里不对外营业，须经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方可以在此住宿。成敬常觉得新鲜，有意开点玩笑，问：“我们请刘少奇来介绍，能不能住？”
刚解放时，老区常有人带着红枣核桃来北京，有前来拜会老战友的，也有老房东来看首长的。别看这些人其貌不扬，说不定他们谁与某位中央领导同志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接待人员自然不敢怠慢，问：“你们几位，真的没有带介绍信?”
“没带介绍信，只有一封电报！”说着，成敬常从口袋里掏出刘少奇发给他们的电报。接待人员立刻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
刚刚洗涮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成敬常心里怦怦直跳，原以为见中央领导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现在就要变成现实了，他能不激动？！
车子七拐八转，来到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房子年代己久，青瓦灰墙，一点也不气派。分明是一幢普通民居，与想象中相差甚远。
刚下车，几个人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时心里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叔，您好！”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你是成敬常嘛，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刘少奇比划着，“那时，你叫我九叔嘛！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那样不显生疏！”
大家不再拘谨。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很简单，西墙有4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几只书柜和文件柜，屋里摆着一对沙发和一把藤椅。见客人多，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他记得一位叫黄四木匠的手艺人，说他打的家什，做工精细，经久耐用；还谈到柘木冲朱赞庭老先生的儿媳朱五阿婆，说她年轻时帮助朱老先生照料学生，很有同情心，学生受了处罚，她总是想法去安慰。得知朱五阿婆仍健在，刘少奇说：“她现在该有七十好几了，你们回去，代我向她问好！”
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4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与我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4人齐声回答：“能够做到！”
刘少奇笑了，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
告辞时，刘少奇把大家送出门。晚上，4个人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神聊了一通宵。
10月1日是建国4周年国庆节。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4个人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一个印制精美的观礼出席证。许多年后，成敬常仍然清楚地记得，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末睡，坐在床上等天亮，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庆典开始了，天安门前一片欢歌笑语，一片红旗的海洋，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是心潮澎湃。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山旮旯里的种田汉子，骤然升起一股激越的感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后来，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大工厂和名胜古迹，饱览了首都风光。回到乡间后，便忠实地履行起农民“秘书”的职责。
“秘书”犯了错误，刘少奇既给予批评教育，又积极引导
乡农会主席王升平起初虽不在刘少奇特邀的4位农民“秘书”之列，但他从土改当积极分子起，先后当了民兵队长、乡农会主席。3年多来，他心里时常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使农民尽快致富。村里就那么些田，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产底子薄，农具、肥料都很困难，产量很难上去。土改了，农民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生活仍很贫困，就算不得是真正的翻身。门路也是有的，离此不远的双狮岭下有煤，挖下去几米深，就可以挖到煤。如果乡里组织一些人力，开发这个项目，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的生活，不是两全其美吗?于是，他就想写一封信，要成敬常等4位“秘书”进京时直接面呈少奇同志。假若得到少奇同志的支持，贫穷落后的花明楼，就可以逐步致富了！
王升平只读过半年书，要给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写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开几亩荒地还要费劲。可说来奇怪，这一次拿起笔，心里话就像水一样哗哗流出来。字写得歪歪斜斜，还有不少错别字，却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信写好了，他又有些犹豫。这个样子送出去，少奇同志会不会笑话他呢？他拿着信去与乡支书邓子卿商量。邓子卿说，少奇同志晓得我们是泥腿子，不会责怪我们字写得不好。我们真心实意反映农村情况，少奇同志会感到高兴的。邓子卿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赞成王升平的意见，便在信上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算是乡支书和乡农会主席联署的信。
第二天，成敬常一行4人要去北京，王升平把信托给成敬常，请他亲手交给刘少奇。
一个月后，成敬常离京返家的当天下午就兴冲冲地来找王升平，来不及讲北京的种种见闻，先拿出一封信来，说：“升平，少奇同志给你来信啦！”
长条大信封，上面写着邓子卿、王升平两人的名字。拆开来看，果然是刘少奇的亲笔信。毛笔字，刚劲有力，整整3页纸。那会儿，王升平正在田里收割黄豆。附近干活的人听说是刘少奇写来的信，便纷纷围了上来。有些字王升平不认识，大家一凑，信上的字就认全了。虽然在“文革”中，这封信被造反派撕得粉碎，但这封信的字字句句早已刻在了王升平的心里。以至他年过六十后，还能一字不差地把那封信的内容背出来：
邓子卿、王升平同志：
你们的来信以及很多朋友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使我了解乡间很多情况。谢谢你们及很多来信的朋友。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形，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或两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我真实情形，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的夸大或隐瞒，这须请你们注意。齐海湘同志带来很多朋友的信，我不能一一作复，请你们代为致意。并请你们转告各位朋友，在以后再不要向我写致敬一类的信，因为这并无好处。此外，关于乡间问题，仍须向县、区、乡政府请示处理。所有要求处理问题的信，已转县政府酌情办理，双狮峰煤矿问题，则转省政府酌办。
致以
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二年，刘少奇的两个在乡下的亲属，平时不好好劳动，还时常讲怪话、发牢骚，村里批评他们，他们竟以刘少奇的亲属自居，跟村干部顶牛。尤其是他们去过一次北京后，说刘少奇给了他们一个什么奖，回来更是盛气凌人。村里感到难办，王升平便又写了第二封信，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还提到了刘少奇那两位亲属的问题。回信很快就到了。刘少奇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事先我不知道，他们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我已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要努力搞好生产。”
刘少奇不徇私情，王升平非常佩服。
自此后，他也就成了刘少奇的农民“秘书”，常常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信寄去。1958年“大跃进”，挨家挨户收铁锅、拆房子……他想不通，一连给刘少奇寄去几封信，但却再也没得到回音。后来才真相大白，他的信件是被人扣压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升平一边给刘少奇写信，抨击农村刮“五风”，一边自己也加入了刮“五风”的行列。在安湖塘下的良田中挖鱼池；在花明楼的坡上挖树平山砌凉亭，都是王升平让乡亲们干的。这些馊主意遭到群众的抵制，他就扣社员的饭，罚他们的工……成了一个横蛮不讲理的“五风”干部！
这也是“大跃进”结下的一枚苦果。
那时候，王升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重，完不成要挨批。这样，一批本来很善良正直的农村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不挨批，便置群众利益于不顾，干尽劳民伤财的事，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不久，上级派来整风整社工作组。群众对王升平的意见很大，公社宣布撤销他大队支部书记的职务，并要求他向群众作个像样的检讨。王升平对此很不理解，觉得受了委屈，满腹牢骚。上级越是批评他，他越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既不检讨，也不去队里干活，每天提着一只竹篓子，去水圳里捉黄鳝。
1961年5月的一天，吃过早饭，王平又提着篓子来到塘边。忽然一名公社干部领着一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来找他。惊动了公安部门，难道还要抓去坐牢？王升平心里咚咚直跳，但口气却挺硬：“我已经削职为民了，哪里也不去！”带路的公社干部首先开了腔，告诉他，是刘少奇主席回来了，要找他谈话。他打了个愣，丢掉竹篓，一路小跑到了炭子冲。
刘少奇从屋里迎了出来，说：“你就是王升平吧！”
王升平和刘少奇只通过信，没见过面。但他见过刘少奇的彩色画像，一眼就认出来了。可是刘少奇怎么认识他呢？他向刘少奇深鞠一躬，说：“刘主席，是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
“好，好。你也好吧！”刘少奇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王升平系个破围腰，手上满是泥水，不好意思伸过去。刘少奇却哈哈笑着，紧紧握住他的手。他们手拉手进了屋，王升平的拘谨一扫而光。
谈话随意而轻松。刘少奇问他多大年纪，读过几年书，都做过些什么事。王升平说：“在娘肚子里就跟着讨米，8岁时读过半年书。家里穷，念不起书，十二三岁去煤窝里背煤！”
“出身很苦哇。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父亲叫王春华，做过36年长工。”
刘少奇沉吟片刻，说：“噢，王春华，住首子冲。是个本分人，我还记得！”接着又问：“听说你犯了错误，是怎么回事?”
王升平耷拉着脑袋说：“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有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下面的好田改成鱼池，搞那么大，费那么多工，也不养鱼。山上本来长满了树木，你砍了树木开茶园，你跟群众商量过没有？脱离了群众，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
王升平的脸涨得通红。刘少奇说：“当然�，责任不全在你，但你也不能推得干干净净，我看你头脑也有些发热！”王升平喃喃地说：“刘主席，我有错！”
刘少奇严肃地说：“有错误就检讨，就改。现在大队临时医院住着不少奄奄一息的水肿病人，据了解，队里还有不少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一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过，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你作为这里的大队支书，难道不应该把自己也摆进去?”他起身踱了几步，叹息一声，又说：“听说你每天提着个竹篓子去捉黄鳝，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王升平恨不得给自己掌嘴。他痛心地说：“刘主席，我下决心改，向全大队群众作检讨！”
刘少奇严肃地说：“我们有过失，使群众遭了罪，不检讨，行吗？当然�，检讨了，群众谅解了，你还可以出来工作。前提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话题转向公共食堂。刘少奇说：“王升平，你实事求是说说看，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升平支支吾吾：“刘主席，有些话，我不好讲！”刘少奇说：“不要有顾虑，白的就说白，黑的就说黑，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真心话！”
刘少奇既严肃，又诚恳。王升平想，说不说呢？先前他给国家主席反映情况，现在他与国家主席面对面坐着，为什么不把乡亲们的心里话讲给他听呢？于是，他鼓起勇气说：“报告刘主席，这公共食堂如果还办下去，会弄得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接着，他列举了他家所在的柘木冲食堂的种种弊端。
刘少奇说：“既然大家都觉得食堂不好，中央制定的《六十条》也发下来了，你们的食堂为什么还不解散呢？”王升平说：“公社说，这里是刘主席的家乡，解散食堂要慎重！”
刘少奇很生气，顾这些虚名，怎么不想想群众在饿肚子！他说：“王升平，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办食堂，你回去把你家所在的食堂停办了！”
王升平怕担风险，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已经削职为民了！”
刘少奇说：“你还是共产党员嘛，回去跟群众商量一下，就说《六十条》有规定，可以不办食堂，要是群众同意，就把食堂散了。你给群众办了实事，群众就会谅解你！”
第二天清早，太阳刚刚出山，王升平正在屋里煮饭，刘少奇忽然来到他家，进门就问：“王升平，食堂停办了没有?”王升平高兴地说：“报告刘主席，昨晚连夜开会，社员群众一听刘主席支持散食堂，大家都鼓掌，一些人还流了眼泪。都说搭帮刘主席，要不然，哪个敢散食堂啊！”刘少奇摆手说：“不是搭帮我，是中央制定了《六十条》，反映了群众的心愿和要求！”
王升平家的房子很挤，屋里只有两张破床，被帐也很旧，用一只装盐的瓦罐做饭。刘少奇说：“家具都不齐备，看样子，你的日子过得也很紧巴！”王升平说：“这两年刮‘五风’，一会儿要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我前前后后搬了8次家。这一折腾，我一家5口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家当了！”
左邻右舍听说刘主席来了，纷纷涌了进来。刘少奇热情地问候大家，说：“将近40年没有回家，多时就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很对不起大家！”
每到一处，刘少奇总是诚恳地向群众道歉，为前两年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
昨天，刘少奇严肃地批评了王升平所犯的“五风”错误，现在，趁着许多社员都在，他觉得应该为王升平做些协调解释工作。他问一位老农：“昨天晚上，听说王升平召集你们开会，把食堂散了。这件事，他还办得不错吧！”
老农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散了食堂，不知要救多少人的命。这当然是我们农民最开心的事！”
刘少奇进一步说：“乡亲们生活很困难，王升平当基层干部这么多年，吃的住的用的跟大家并没有两样，这说明他至少没贪没占，这也很难得。他有错误，但有些错误的责任也不全在他，有些东西是中央提倡的。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乡亲们饿了饭，苦了一两年。现在中央明白了，王升平也有切身体会。他改正了错误，就要让他振作精神，更好地为群众办事！”
老农连连点头，说：“刘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王升平不刮‘五风’，还会有张升平、李升平……上边来了号令，哪个抵挡得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但话又说回来，乡亲们吃了这么多苦，不怪王升平又怪谁呢?”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这么说来，王升平是代我们受过�！”老农民连忙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刘少奇说：“这几年工作没做好，中央有责任，省委、县委有责任。当然�，王升平也有责任。还是那句话，有了错误就改。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老传统，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随后，刘少奇提议和乡亲们一起照张相。摄影师留下的画面上，缺衣少食的社员群众都脸带笑容，表明他们对生活仍然充满着希望！
王升平为刘少奇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不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次一次地在群众会上认真作检讨，终于取得上级和群众的谅解，不久后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他仍然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每年给刘少奇写几封信，如实反映农村情况。没料到的是，他和刘少奇的两次谈话，互相来往的信件，还有那张照片，后来在“文革”中都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状。在“文革”中，当年那位与刘少奇交谈的老农民挨了斗，王升平更是被斗得死去活来。
农民“秘书”的信件被扣压，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件……”
1961年5月3日晚，刘少奇回到他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到家的第二天，他就打听他的那4位农民“秘书”王升平、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
进京的4位农民“秘书”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自动补充了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里进京的人捎话。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呢？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秘书”呢?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欲罢不能。1958年4月，成敬常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插挨挨寸，也就是一蔸挨着一蔸，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制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请刘主席赶快制止！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成敬常十分高兴。这年秋收后的11月，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大队浮夸风严重，干部虚报产量。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却报成800斤。如果全国都这么报，国家要遭殃，百姓会遭难！
接连几封信发出，可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懒了。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命都保不住，就死了这份心，不再写信了。只是在饥饿难熬的时候，会忽发奇想：如果去北京找刘主席当面汇报该多好哇！但因水肿病越来越严重，连走路都费劲了，只好作罢。
这天，忽然有两个干部寻到他家来，说刘少奇回到了炭子冲，请他现在就去见面。
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当他确认这是事实后，便立刻起身。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同枯槁，刘少奇一见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叫‘少陪’（当地俗语，即告别人世）了！”
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说：“不要那样悲观，水肿病能够治好！”
王光美给成敬常泡来一杯白糖开水，他喝下去觉得身子轻松了一些。
刘少奇安慰他。因为是老朋友，也责备他，说：“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
1953年从北京回来后，成敬常前前后后给刘少奇写过9封信。他一一陈述了一遍，又说：“刘主席，我确实写了，不会说假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说：“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他问一旁的王光美：“成敬常同志的这几封信，你见到过没有！”
王光美当时是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干部，兼管日常信件的处理。她想了想，肯定地说：“没有。对于家乡的来信，我通常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有见过成敬常同志这些内容的信件。”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难道都丢失了?《宪法》写得明白：公民的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堂堂的国家主席，难道他的通信自由受到限制？！
刘少奇震怒了！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请他们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李强找他们谈话，他们却不承认从邮电所拿走信件的事，同时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屁大的事”向上写信。
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心情很不好。他说，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在天华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找人谈谈话，就有人出来责难、谩骂。在家乡，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这说得过去吗？！
5月8日，刘少奇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邮电所指证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敲”了他一下，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已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面对“文革”劫难，农民“秘书”中的忠奸良莠尽显本色
黄端生没有进过学堂门。他曾经自嘲：大字墨墨黑，小字不认得。让他给中央领导人当农民“秘书”，经常写信反映农村情况，那真是抓了黄牛当马骑了。
黄端生家在炭子冲对面的山窝肚里，跟刘少奇家是近邻。解放前，他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年幼时，他父母就去世了，全靠奶奶把他拉扯大，家无隔夜粮是常有的事。远亲不如近邻，刘少奇的母亲鲁老太太对黄端生时常接济。刘家的地都是自己耕种，农忙时节活儿多，就请黄端生来帮忙。按照农村帮工的习惯，黄端生还能得到一份报酬。
刘少奇最后一次离家外出时，黄端生17岁，互相都很熟悉。解放后，刘少奇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消息传来，仿佛是亲哥哥登上了天安门，黄端生逢人便说刘少奇。说他如何聪明能干，如何勤奋好学，待人如何和蔼可亲……刘少奇少年时代的种种轶事无一遗漏。
当初乡农会主席王升平把自己的名字删去，力举黄端生当刘少奇的农民“秘书”，正是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他是翻身农民，又熟悉刘少奇及其一家，由他去反映农村情况，更便于上下沟通。乡农会主席也懂辩证法。可黄端生似乎更热衷于宣传刘少奇，至于什么收集情况呀，写信呀，都是成敬常他们的事。1953年9月和成敬常等赴京观光，一个月后回到炭子冲，黄端生有了更多更新鲜的话题。
――刘少奇爱学习，还是小时候的“刘九书柜”。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几个大柜子装的都是书。书有砖头那么厚，我说，刘主席，这么多书，您怎么读得完啊。他说，没有时间也要挤时间读呀！听说连毛主席都很佩服刘少奇的学习精神。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刘少奇官高位显，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却仍然是炭子冲的生活习惯，不讲排场，日子过得很省俭。他住的是旧房子，穿的是普通衣衫。罩衣洗得褪了颜色，衬衣上还打了补丁。只有出门见客，比如国庆节上天安门，才穿出客的衣衫。吃的也很简单。听他秘书说，晚上开夜工，肚子饿了，就跟农户人家一样，把白天剩下的饭菜一锅烩了，将就着吃。烩饭不要别人动手，由他婆婆子王光美料理，他婆婆子读了许多书，会讲洋文，做家务。家有贤妻，几多的福气呀！
――刘少奇当国家副主席，工作很辛苦，吃过早饭进办公室，批文件呀，开会呀，找人谈话呀，要忙到夜深才回屋里休息。有时候，他刚刚睡下，毛主席那边有急事，一个电话打来，他翻身起床，用冷毛巾擦一把脸，就急急跑过去，国家大事，哪能耽误呢？！
――刘少奇家教特别严。长子刘允斌在炭子冲住过十来年，大家都认识，可惜这次没有见到；几个小的都很懂礼貌。那天，少奇夫妇请4位乡亲吃晚饭，把孩子们都叫来，一一作介绍。孩子开口叫叔叔，还行鞠躬礼。见过面，就一一退去。我们很过意不去，要孩子们一起吃饭。少奇说：“他们在大食堂吃饭，这个规矩不能破！”
……
家乡人民崇敬刘少奇并为之骄傲。黄端生的宣传呼应了大家的心思，他在乡间的知名度因此大大提高。黄端生排行第八，人们尊称他为八爷。黄八爷是刘少奇少年时代的朋友，国家主席专门约请的农民通讯员，几多了得！炭子冲时常有人来参观，黄八爷自告奋勇作义务讲解员。附
近小学少先队过队日，也请他去作报告。刘少奇是他永远的话题！
这一次，刘少奇回到阔别近40年的炭子冲，消息灵通的黄端生竟然不知道。直到工作人员请他，他才急急跑来与刘少奇相会。刘少奇一见他便问：“黄八爷，你的日子过得怎样？还好吧！”
黄端生伸出脚让刘少奇看，脚上有些浮肿。他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咧！”
刘少奇惊讶道：“怎么，你也得了这种病?”黄端生说：“没得饭吃啊。队里六十几号人，有四十多人得了水肿病！”
刘少奇说：“我们有过君子协定，要你们常给我写信。但我好几年都得不到你们的消息！”
黄端生解释说：“我不会写字。不过，我多次催过成敬常和王升平。他们说写给您的好多信都得不到回音，后来他们也凉了心！”
刘少奇说：“你有些什么意见，说说吧！”
能说会道的黄端生显得很激愤。他，一个赤贫户，新中国成立后，可谓千年铁树开了花，从此翻身作主人！后来去北京参加建国4周年国庆观礼，他想到的是，国家富强了，农民的生活也会芝麻开花节节高。回到乡下，他热衷于宣传刘少奇，更主要的是宣传共产党。也不知是怎么搞的，这几年人都像发了疯一样，尽干些劳民伤财的事。土改时分的房子被拆掉了，他栖身在队里的晒谷棚子里。老婆死了，女儿出嫁了，他孤身―人。双肩扛一张嘴巴，竟连饭都没得吃，经常饿得两眼发黑。现在，他心目中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回到了炭子冲，憋在心里的话再不说出来，还待何时？他一副豁出去的样子，说：“报告刘主席，今天我可要讲几句反动话！”
刘少奇微笑着说：“什么反动话，你先说说看！”
“再这么搞下去，不要很久，恐怕连抬死尸掩埋的人都会找不到了。刘主席啊，人都死光了，这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还办不办?！”
虽然言重了一些，但也有几分事实。刘少奇没有责怪他，解释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们吃苦了。现在中央制定了《六十条》，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困难很快就会克服的！”
中午，刘少奇留他吃午饭，请医生给他看病。离开炭子冲前，又特别交代大队，炭子冲的房子安排给群众住，要考虑黄端生。他的房子拆掉了，眼下住在晒谷棚子里，夏天太热，冬天太冷，生活极不方便。
刘少奇结束故乡之行回到北京，黄端生搬进了炭子冲，住在少奇少年时代的书房里。他说，少奇要我帮他看看家。又说，不是我在他面前说了几句硬话，公共食堂怎么能够解散?！
黄端生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真真假假。也没有人去查证落实，反正他从此更牛了！
当“文革”的口号震天，大字报铺天盖地之际，也有一些对刘少奇不利的言论传到乡下来。开始，大家还是尽量朝好的方面想。后来，刘少奇在报纸上由排名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人们不免有些惋惜。但包括黄端生在内，村里人都没有料到日后会有什么灾难发生。
花明楼地区的“文革”最初是空对空。虽然也喊口号，也游行。但游行队伍里高高举起的，仍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画像。
1967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小报不断流传到乡下来。一些小报指名道姓攻击刘少奇。几乎所有的宁乡炭子冲人对此都保持了沉默。
就在这时，造反组织的一百多人开进炭子冲，贴出的标语除了“打倒”、“炮轰”之外，还有一条令人格外不安：掘地三尺捣老巢！他们要拆炭子冲刘少奇的老房子！
1961年，刘少奇坚持不设纪念馆，把房子让出来，现在里边住着5户人家，清一色的贫下中农。5户人家结成联盟，房子没有拆成。但造反派不甘心这样草草收兵，就在附近驻扎下来，声言要挖“修根”，调查刘少奇的家史和1961年回乡时干了哪些黑勾当。他们采取扎根串连，各个击破的办法，在炭子冲寻找突破口。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本地也有人与北京来的造反派挂上了钩的。他们首先抄了成敬常的家，说他是刘少奇的看门狗。批斗、游乡，整得他死去活来。
有人故意逗黄端生，说：“给刘少奇看门的本来是你，怎么搞到成敬常头上去了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运动正在深入，每天都有外地造反派来，已经有人在追问当年的农民“秘书”，黄端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怕别的，就怕把他划进刘少奇的圈子里，将他赶出炭子冲，如果是那样，他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一天，造反组织一个戴眼镜的找到黄端生门上来了。不知是害怕，还是已经下决心“反戈一击”。黄端生嘴巴一歪，哭了起来。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给刘少奇家当月工，受尽了刘家的压迫剥削。1953年刘少奇把他接到北京去，是害怕他揭刘家的老底，是打向他的一颗糖衣炮弹。黄端生腿上生过紫血疮，有一块特别显眼的伤疤。“眼镜”问：“老大爷，您脚上的伤，是不是在刘少奇家做月工时，让他家的恶狗咬的?”黄端生一愣，没说是，也没说不是。“眼镜”说：“肯定是的。那时候，哪个地主家不养几条恶狗？养了恶狗，怎么会不咬人?！”“眼镜”又说：“明天，我们来开一个大会，老大爷您现身说法，控诉刘少奇的罪恶，这样更有力量，您说好不好?”黄端生有些犹豫：“我只怕讲不好。”眼镜说：“带着仇恨讲，就一定能讲好！”
第二天，果然开大会，黄端生果然上台发言。刘少奇的狂热崇拜者，一夜之间变为批判刘少奇的急先锋。那些天，几乎每天都有外地造反派来，来了就开批判会。每开会必请老贫农黄端生上台控诉。本来有着强烈表现欲的黄端生，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那一套程序。先喊口号，表示极大的愤慨；接着就痛哭流涕地让大家看他脚上的伤疤。据说每次批判的效果极佳，听众都提高了“阶级觉悟”。造反派又把黄端生的发言整理后印在造反小报上，甚至发表在《湖南日报》上，广为流传。黄端生又一次成了名人。
1980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消息传到宁乡炭子冲，不少人哭了。在那风声鹤唳的“文革”中，大队会计冒着挨斗抄家的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刘少奇的一张彩色画像；公社炊事员以同样的勇气，保存了一块60年代的匾额，上面有“刘少奇同志旧居”几个烫金的大字。现在，画像挂出来了，匾额又重新嵌在炭子冲的门楣上。天地之间有杆秤，忠奸良莠都能称出其分量！
乡亲们自发为他们的老乡亲、共和国的老主席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地点就在炭子冲门前的坪场里。黄端生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面对刘少奇的画像。他同时还担心叫他搬出炭子冲，更怕取消他的“五保户”资格。他已是七十四五岁的人了，不能劳动了，假如叫他搬出炭子冲，又失去生活供给，他将如何过活呢？
这时候，宁乡县文化局干部喻孟成去北京收集有关刘少奇的照片和文物资料，专程去看望了王光美。此时的王光美，人瘦了，头发也白了，但她还记得炭子冲的人和事。她请喻孟成给县里、给公社和大队捎信：不要歧视黄端生。在“文革”那种环境下，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有他个人的原因，更是时代的悲剧，大家都要原谅他。该照顾的还是要照顾。至于房子，少奇答应他住10年20年。如果叫他搬出，一定要先给他安排住房后再搬！
喻孟成回来后，把王光美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黄端生。黄端生无言以答，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胸口，流着眼泪骂自己是混蛋。他不能饶恕自己……
倾听民众呼声，特邀农民“秘书”进京交谈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回乡度暑假。离京前，他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给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秘书”，经常向他反映农村里的情况。
毛泽东、刘少奇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先是在南方的茅舍，后来在北方的窑洞，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感情。没有人民群众提供红米南瓜、小米窝窝头，中国革命是绝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因此把群众路线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刘少奇用的则是另外一种表述方式。他说，一切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进城以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毛泽东、刘少奇等高级领导干部，就很难见到群众，很难直接听到基层群众的声音了。了解下情全靠听汇报，看材料，文牍气很重，常常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这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境况啊！
刘少奇决定与农民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请他们经常收集农业、农村、农民的情况，并用写信的方式反映农村生产、生活情况和干部作风以及农民的意见和要求等等。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秘书”是真正的翻身农民，既是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敢于讲真话。他对即将返乡的刘正山说：“你是大学生，暑假回乡也做点社会调查，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我相信你能办得好！”
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他回乡后，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找到了安湖乡农会主席王升平，请他拿主意。
刘少奇要在家乡邀请几位农民“秘书”，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喜事。大家以空前的热情踊跃参加提名。刘少奇提出的条件由大家具体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叫化子烤火只往胯里扒的不要。尤其是超天捏白（即漫天撒谎）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奋生产、大公无私又敢讲真话的种田人，才有资格担当国家主席“秘书”这一重任！
名单汇集到王升平那里，竟有十几位之多，其中也包括了王升平本人。但王升平觉得自己只有二十多岁，不是老农，再说自己还是乡农会主席，可以直接向上级汇报工作，应该多让普通群众参与，这样更利于少奇同志了解下情。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作为特邀“秘书”，定期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4位农民“秘书”的遴选经过。乡亲们既热情又慎重，这让刘少奇十分感动。这时已是9月初，很快就是国庆节了，刘少奇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秘书”到北京相聚面谈。乡亲们见到电报后奔走相告：少奇没有忘记家乡，共产党看得起种田人！
成敬常是这次遴选的4位农民“秘书”中的骨干。他高额骨、宽下巴，五大三粗，典型的湘中农民形象。他家与刘少奇家还有一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成敬常的父亲是当地一位较有名气的中医，比刘少奇大十几岁。刘少奇小的时候，父母曾想让他学中医，他本人虽无志于此，却和那郎中先生成了忘年交。两家相距约一里地，常来常往，关系很密切。
解放后，刘少奇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消息传来，成敬常欣喜苦狂，竟生出了一股冲动，希望有机会与刘少奇见个面、问个好，表示一下晚辈的美好祝愿。但细一想，又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刘少奇离家外出的时候，成敬常还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刘少奇还能记得他？况且现在地位又这么悬殊，一个在水田坡地里干活的种田人，怎么可能去那警卫森严的紫禁城作客呢?
然而，事情常出人意外。刘少奇在家乡遴选几位农民“秘书”，乡农会研究名单的时候，头一个考虑的就是他！虽然还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去北京与刘少奇见面，但互相通信是肯定能做到的。成敬常小时候在父亲的指教下，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读物，粗通文墨，写信是不成问题的。想到可以与国家主席建立经常的通信联系，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那些天，成敬常―直沉浸在激动之中。
接到刘少奇发来的邀请电报后，乡间一下子轰动了，大家把这件事看作是一项殊荣。亲戚朋友纷纷向成敬常表示祝贺。进京前，成敬常没准备出客衣衫，也没有筹划礼物。既然刘少奇把他们作为农民“秘书”，他就尽可能多地把农民群众的意见带上去。他没当过干部，但也懂得找人座谈，个别了解。他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到了北京。大家没有约定，却是一样的打扮：光头、青布裤子、白土布对襟上衣、长条布纽扣、家制黑色布鞋。只是都把竹烟杆丢了，换上了一种价格便宜的香烟。
下了车，几个人心头油然升起一股刘少奇家乡人的自豪感，像解放军战士一样，4人自动排成行，且虎虎有生气，以致引起街头行人的注目，以为是少林寺的武术师来北京观光！
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一点也不胆怯。宁乡县曾有人去过北京，都住在翠明庄的一个招待所。成敬常一行寻到那家招待所，却被告之这里不对外营业，须经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方可以在此住宿。成敬常觉得新鲜，有意开点玩笑，问：“我们请刘少奇来介绍，能不能住？”
刚解放时，老区常有人带着红枣核桃来北京，有前来拜会老战友的，也有老房东来看首长的。别看这些人其貌不扬，说不定他们谁与某位中央领导同志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接待人员自然不敢怠慢，问：“你们几位，真的没有带介绍信?”
“没带介绍信，只有一封电报！”说着，成敬常从口袋里掏出刘少奇发给他们的电报。接待人员立刻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
刚刚洗涮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成敬常心里怦怦直跳，原以为见中央领导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现在就要变成现实了，他能不激动？！
车子七拐八转，来到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房子年代己久，青瓦灰墙，一点也不气派。分明是一幢普通民居，与想象中相差甚远。
刚下车，几个人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时心里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叔，您好！”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你是成敬常嘛，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刘少奇比划着，“那时，你叫我九叔嘛！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那样不显生疏！”
大家不再拘谨。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很简单，西墙有4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几只书柜和文件柜，屋里摆着一对沙发和一把藤椅。见客人多，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他记得一位叫黄四木匠的手艺人，说他打的家什，做工精细，经久耐用；还谈到柘木冲朱赞庭老先生的儿媳朱五阿婆，说她年轻时帮助朱老先生照料学生，很有同情心，学生受了处罚，她总是想法去安慰。得知朱五阿婆仍健在，刘少奇说：“她现在该有七十好几了，你们回去，代我向她问好！”
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4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与我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4人齐声回答：“能够做到！”
刘少奇笑了，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
告辞时，刘少奇把大家送出门。晚上，4个人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神聊了一通宵。
10月1日是建国4周年国庆节。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4个人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一个印制精美的观礼出席证。许多年后，成敬常仍然清楚地记得，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末睡，坐在床上等天亮，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庆典开始了，天安门前一片欢歌笑语，一片红旗的海洋，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是心潮澎湃。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山旮旯里的种田汉子，骤然升起一股激越的感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后来，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大工厂和名胜古迹，饱览了首都风光。回到乡间后，便忠实地履行起农民“秘书”的职责。
“秘书”犯了错误，刘少奇既给予批评教育，又积极引导
乡农会主席王升平起初虽不在刘少奇特邀的4位农民“秘书”之列，但他从土改当积极分子起，先后当了民兵队长、乡农会主席。3年多来，他心里时常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使农民尽快致富。村里就那么些田，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产底子薄，农具、肥料都很困难，产量很难上去。土改了，农民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生活仍很贫困，就算不得是真正的翻身。门路也是有的，离此不远的双狮岭下有煤，挖下去几米深，就可以挖到煤。如果乡里组织一些人力，开发这个项目，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的生活，不是两全其美吗?于是，他就想写一封信，要成敬常等4位“秘书”进京时直接面呈少奇同志。假若得到少奇同志的支持，贫穷落后的花明楼，就可以逐步致富了！
王升平只读过半年书，要给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写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开几亩荒地还要费劲。可说来奇怪，这一次拿起笔，心里话就像水一样哗哗流出来。字写得歪歪斜斜，还有不少错别字，却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信写好了，他又有些犹豫。这个样子送出去，少奇同志会不会笑话他呢？他拿着信去与乡支书邓子卿商量。邓子卿说，少奇同志晓得我们是泥腿子，不会责怪我们字写得不好。我们真心实意反映农村情况，少奇同志会感到高兴的。邓子卿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赞成王升平的意见，便在信上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算是乡支书和乡农会主席联署的信。
第二天，成敬常一行4人要去北京，王升平把信托给成敬常，请他亲手交给刘少奇。
一个月后，成敬常离京返家的当天下午就兴冲冲地来找王升平，来不及讲北京的种种见闻，先拿出一封信来，说：“升平，少奇同志给你来信啦！”
长条大信封，上面写着邓子卿、王升平两人的名字。拆开来看，果然是刘少奇的亲笔信。毛笔字，刚劲有力，整整3页纸。那会儿，王升平正在田里收割黄豆。附近干活的人听说是刘少奇写来的信，便纷纷围了上来。有些字王升平不认识，大家一凑，信上的字就认全了。虽然在“文革”中，这封信被造反派撕得粉碎，但这封信的字字句句早已刻在了王升平的心里。以至他年过六十后，还能一字不差地把那封信的内容背出来：
邓子卿、王升平同志：
你们的来信以及很多朋友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使我了解乡间很多情况。谢谢你们及很多来信的朋友。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形，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或两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我真实情形，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的夸大或隐瞒，这须请你们注意。齐海湘同志带来很多朋友的信，我不能一一作复，请你们代为致意。并请你们转告各位朋友，在以后再不要向我写致敬一类的信，因为这并无好处。此外，关于乡间问题，仍须向县、区、乡政府请示处理。所有要求处理问题的信，已转县政府酌情办理，双狮峰煤矿问题，则转省政府酌办。
致以
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二年，刘少奇的两个在乡下的亲属，平时不好好劳动，还时常讲怪话、发牢骚，村里批评他们，他们竟以刘少奇的亲属自居，跟村干部顶牛。尤其是他们去过一次北京后，说刘少奇给了他们一个什么奖，回来更是盛气凌人。村里感到难办，王升平便又写了第二封信，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还提到了刘少奇那两位亲属的问题。回信很快就到了。刘少奇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事先我不知道，他们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我已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要努力搞好生产。”
刘少奇不徇私情，王升平非常佩服。
自此后，他也就成了刘少奇的农民“秘书”，常常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信寄去。1958年“大跃进”，挨家挨户收铁锅、拆房子……他想不通，一连给刘少奇寄去几封信，但却再也没得到回音。后来才真相大白，他的信件是被人扣压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升平一边给刘少奇写信，抨击农村刮“五风”，一边自己也加入了刮“五风”的行列。在安湖塘下的良田中挖鱼池；在花明楼的坡上挖树平山砌凉亭，都是王升平让乡亲们干的。这些馊主意遭到群众的抵制，他就扣社员的饭，罚他们的工……成了一个横蛮不讲理的“五风”干部！
这也是“大跃进”结下的一枚苦果。
那时候，王升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重，完不成要挨批。这样，一批本来很善良正直的农村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不挨批，便置群众利益于不顾，干尽劳民伤财的事，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不久，上级派来整风整社工作组。群众对王升平的意见很大，公社宣布撤销他大队支部书记的职务，并要求他向群众作个像样的检讨。王升平对此很不理解，觉得受了委屈，满腹牢骚。上级越是批评他，他越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既不检讨，也不去队里干活，每天提着一只竹篓子，去水圳里捉黄鳝。
1961年5月的一天，吃过早饭，王平又提着篓子来到塘边。忽然一名公社干部领着一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来找他。惊动了公安部门，难道还要抓去坐牢？王升平心里咚咚直跳，但口气却挺硬：“我已经削职为民了，哪里也不去！”带路的公社干部首先开了腔，告诉他，是刘少奇主席回来了，要找他谈话。他打了个愣，丢掉竹篓，一路小跑到了炭子冲。
刘少奇从屋里迎了出来，说：“你就是王升平吧！”
王升平和刘少奇只通过信，没见过面。但他见过刘少奇的彩色画像，一眼就认出来了。可是刘少奇怎么认识他呢？他向刘少奇深鞠一躬，说：“刘主席，是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
“好，好。你也好吧！”刘少奇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王升平系个破围腰，手上满是泥水，不好意思伸过去。刘少奇却哈哈笑着，紧紧握住他的手。他们手拉手进了屋，王升平的拘谨一扫而光。
谈话随意而轻松。刘少奇问他多大年纪，读过几年书，都做过些什么事。王升平说：“在娘肚子里就跟着讨米，8岁时读过半年书。家里穷，念不起书，十二三岁去煤窝里背煤！”
“出身很苦哇。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父亲叫王春华，做过36年长工。”
刘少奇沉吟片刻，说：“噢，王春华，住首子冲。是个本分人，我还记得！”接着又问：“听说你犯了错误，是怎么回事?”
王升平耷拉着脑袋说：“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有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下面的好田改成鱼池，搞那么大，费那么多工，也不养鱼。山上本来长满了树木，你砍了树木开茶园，你跟群众商量过没有？脱离了群众，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
王升平的脸涨得通红。刘少奇说：“当然�，责任不全在你，但你也不能推得干干净净，我看你头脑也有些发热！”王升平喃喃地说：“刘主席，我有错！”
刘少奇严肃地说：“有错误就检讨，就改。现在大队临时医院住着不少奄奄一息的水肿病人，据了解，队里还有不少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一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过，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你作为这里的大队支书，难道不应该把自己也摆进去?”他起身踱了几步，叹息一声，又说：“听说你每天提着个竹篓子去捉黄鳝，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王升平恨不得给自己掌嘴。他痛心地说：“刘主席，我下决心改，向全大队群众作检讨！”
刘少奇严肃地说：“我们有过失，使群众遭了罪，不检讨，行吗？当然�，检讨了，群众谅解了，你还可以出来工作。前提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话题转向公共食堂。刘少奇说：“王升平，你实事求是说说看，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升平支支吾吾：“刘主席，有些话，我不好讲！”刘少奇说：“不要有顾虑，白的就说白，黑的就说黑，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真心话！”
刘少奇既严肃，又诚恳。王升平想，说不说呢？先前他给国家主席反映情况，现在他与国家主席面对面坐着，为什么不把乡亲们的心里话讲给他听呢？于是，他鼓起勇气说：“报告刘主席，这公共食堂如果还办下去，会弄得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接着，他列举了他家所在的柘木冲食堂的种种弊端。
刘少奇说：“既然大家都觉得食堂不好，中央制定的《六十条》也发下来了，你们的食堂为什么还不解散呢？”王升平说：“公社说，这里是刘主席的家乡，解散食堂要慎重！”
刘少奇很生气，顾这些虚名，怎么不想想群众在饿肚子！他说：“王升平，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办食堂，你回去把你家所在的食堂停办了！”
王升平怕担风险，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已经削职为民了！”
刘少奇说：“你还是共产党员嘛，回去跟群众商量一下，就说《六十条》有规定，可以不办食堂，要是群众同意，就把食堂散了。你给群众办了实事，群众就会谅解你！”
第二天清早，太阳刚刚出山，王升平正在屋里煮饭，刘少奇忽然来到他家，进门就问：“王升平，食堂停办了没有?”王升平高兴地说：“报告刘主席，昨晚连夜开会，社员群众一听刘主席支持散食堂，大家都鼓掌，一些人还流了眼泪。都说搭帮刘主席，要不然，哪个敢散食堂啊！”刘少奇摆手说：“不是搭帮我，是中央制定了《六十条》，反映了群众的心愿和要求！”
王升平家的房子很挤，屋里只有两张破床，被帐也很旧，用一只装盐的瓦罐做饭。刘少奇说：“家具都不齐备，看样子，你的日子过得也很紧巴！”王升平说：“这两年刮‘五风’，一会儿要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我前前后后搬了8次家。这一折腾，我一家5口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家当了！”
左邻右舍听说刘主席来了，纷纷涌了进来。刘少奇热情地问候大家，说：“将近40年没有回家，多时就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很对不起大家！”
每到一处，刘少奇总是诚恳地向群众道歉，为前两年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
昨天，刘少奇严肃地批评了王升平所犯的“五风”错误，现在，趁着许多社员都在，他觉得应该为王升平做些协调解释工作。他问一位老农：“昨天晚上，听说王升平召集你们开会，把食堂散了。这件事，他还办得不错吧！”
老农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散了食堂，不知要救多少人的命。这当然是我们农民最开心的事！”
刘少奇进一步说：“乡亲们生活很困难，王升平当基层干部这么多年，吃的住的用的跟大家并没有两样，这说明他至少没贪没占，这也很难得。他有错误，但有些错误的责任也不全在他，有些东西是中央提倡的。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乡亲们饿了饭，苦了一两年。现在中央明白了，王升平也有切身体会。他改正了错误，就要让他振作精神，更好地为群众办事！”
老农连连点头，说：“刘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王升平不刮‘五风’，还会有张升平、李升平……上边来了号令，哪个抵挡得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但话又说回来，乡亲们吃了这么多苦，不怪王升平又怪谁呢?”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这么说来，王升平是代我们受过�！”老农民连忙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刘少奇说：“这几年工作没做好，中央有责任，省委、县委有责任。当然�，王升平也有责任。还是那句话，有了错误就改。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老传统，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随后，刘少奇提议和乡亲们一起照张相。摄影师留下的画面上，缺衣少食的社员群众都脸带笑容，表明他们对生活仍然充满着希望！
王升平为刘少奇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不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次一次地在群众会上认真作检讨，终于取得上级和群众的谅解，不久后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他仍然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每年给刘少奇写几封信，如实反映农村情况。没料到的是，他和刘少奇的两次谈话，互相来往的信件，还有那张照片，后来在“文革”中都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状。在“文革”中，当年那位与刘少奇交谈的老农民挨了斗，王升平更是被斗得死去活来。
农民“秘书”的信件被扣压，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件……”
1961年5月3日晚，刘少奇回到他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到家的第二天，他就打听他的那4位农民“秘书”王升平、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
进京的4位农民“秘书”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自动补充了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里进京的人捎话。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呢？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秘书”呢?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欲罢不能。1958年4月，成敬常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插挨挨寸，也就是一蔸挨着一蔸，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制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请刘主席赶快制止！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成敬常十分高兴。这年秋收后的11月，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大队浮夸风严重，干部虚报产量。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却报成800斤。如果全国都这么报，国家要遭殃，百姓会遭难！
接连几封信发出，可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懒了。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命都保不住，就死了这份心，不再写信了。只是在饥饿难熬的时候，会忽发奇想：如果去北京找刘主席当面汇报该多好哇！但因水肿病越来越严重，连走路都费劲了，只好作罢。
这天，忽然有两个干部寻到他家来，说刘少奇回到了炭子冲，请他现在就去见面。
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当他确认这是事实后，便立刻起身。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同枯槁，刘少奇一见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叫‘少陪’（当地俗语，即告别人世）了！”
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说：“不要那样悲观，水肿病能够治好！”
王光美给成敬常泡来一杯白糖开水，他喝下去觉得身子轻松了一些。
刘少奇安慰他。因为是老朋友，也责备他，说：“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
1953年从北京回来后，成敬常前前后后给刘少奇写过9封信。他一一陈述了一遍，又说：“刘主席，我确实写了，不会说假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说：“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他问一旁的王光美：“成敬常同志的这几封信，你见到过没有！”
王光美当时是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干部，兼管日常信件的处理。她想了想，肯定地说：“没有。对于家乡的来信，我通常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有见过成敬常同志这些内容的信件。”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难道都丢失了?《宪法》写得明白：公民的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堂堂的国家主席，难道他的通信自由受到限制？！
刘少奇震怒了！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请他们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李强找他们谈话，他们却不承认从邮电所拿走信件的事，同时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屁大的事”向上写信。
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心情很不好。他说，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在天华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找人谈谈话，就有人出来责难、谩骂。在家乡，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这说得过去吗？！
5月8日，刘少奇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邮电所指证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敲”了他一下，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已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面对“文革”劫难，农民“秘书”中的忠奸良莠尽显本色
黄端生没有进过学堂门。他曾经自嘲：大字墨墨黑，小字不认得。让他给中央领导人当农民“秘书”，经常写信反映农村情况，那真是抓了黄牛当马骑了。
黄端生家在炭子冲对面的山窝肚里，跟刘少奇家是近邻。解放前，他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年幼时，他父母就去世了，全靠奶奶把他拉扯大，家无隔夜粮是常有的事。远亲不如近邻，刘少奇的母亲鲁老太太对黄端生时常接济。刘家的地都是自己耕种，农忙时节活儿多，就请黄端生来帮忙。按照农村帮工的习惯，黄端生还能得到一份报酬。
刘少奇最后一次离家外出时，黄端生17岁，互相都很熟悉。解放后，刘少奇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消息传来，仿佛是亲哥哥登上了天安门，黄端生逢人便说刘少奇。说他如何聪明能干，如何勤奋好学，待人如何和蔼可亲……刘少奇少年时代的种种轶事无一遗漏。
当初乡农会主席王升平把自己的名字删去，力举黄端生当刘少奇的农民“秘书”，正是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他是翻身农民，又熟悉刘少奇及其一家，由他去反映农村情况，更便于上下沟通。乡农会主席也懂辩证法。可黄端生似乎更热衷于宣传刘少奇，至于什么收集情况呀，写信呀，都是成敬常他们的事。1953年9月和成敬常等赴京观光，一个月后回到炭子冲，黄端生有了更多更新鲜的话题。
――刘少奇爱学习，还是小时候的“刘九书柜”。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几个大柜子装的都是书。书有砖头那么厚，我说，刘主席，这么多书，您怎么读得完啊。他说，没有时间也要挤时间读呀！听说连毛主席都很佩服刘少奇的学习精神。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刘少奇官高位显，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却仍然是炭子冲的生活习惯，不讲排场，日子过得很省俭。他住的是旧房子，穿的是普通衣衫。罩衣洗得褪了颜色，衬衣上还打了补丁。只有出门见客，比如国庆节上天安门，才穿出客的衣衫。吃的也很简单。听他秘书说，晚上开夜工，肚子饿了，就跟农户人家一样，把白天剩下的饭菜一锅烩了，将就着吃。烩饭不要别人动手，由他婆婆子王光美料理，他婆婆子读了许多书，会讲洋文，做家务。家有贤妻，几多的福气呀！
――刘少奇当国家副主席，工作很辛苦，吃过早饭进办公室，批文件呀，开会呀，找人谈话呀，要忙到夜深才回屋里休息。有时候，他刚刚睡下，毛主席那边有急事，一个电话打来，他翻身起床，用冷毛巾擦一把脸，就急急跑过去，国家大事，哪能耽误呢？！
――刘少奇家教特别严。长子刘允斌在炭子冲住过十来年，大家都认识，可惜这次没有见到；几个小的都很懂礼貌。那天，少奇夫妇请4位乡亲吃晚饭，把孩子们都叫来，一一作介绍。孩子开口叫叔叔，还行鞠躬礼。见过面，就一一退去。我们很过意不去，要孩子们一起吃饭。少奇说：“他们在大食堂吃饭，这个规矩不能破！”
……
家乡人民崇敬刘少奇并为之骄傲。黄端生的宣传呼应了大家的心思，他在乡间的知名度因此大大提高。黄端生排行第八，人们尊称他为八爷。黄八爷是刘少奇少年时代的朋友，国家主席专门约请的农民通讯员，几多了得！炭子冲时常有人来参观，黄八爷自告奋勇作义务讲解员。附
近小学少先队过队日，也请他去作报告。刘少奇是他永远的话题！
这一次，刘少奇回到阔别近40年的炭子冲，消息灵通的黄端生竟然不知道。直到工作人员请他，他才急急跑来与刘少奇相会。刘少奇一见他便问：“黄八爷，你的日子过得怎样？还好吧！”
黄端生伸出脚让刘少奇看，脚上有些浮肿。他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咧！”
刘少奇惊讶道：“怎么，你也得了这种病?”黄端生说：“没得饭吃啊。队里六十几号人，有四十多人得了水肿病！”
刘少奇说：“我们有过君子协定，要你们常给我写信。但我好几年都得不到你们的消息！”
黄端生解释说：“我不会写字。不过，我多次催过成敬常和王升平。他们说写给您的好多信都得不到回音，后来他们也凉了心！”
刘少奇说：“你有些什么意见，说说吧！”
能说会道的黄端生显得很激愤。他，一个赤贫户，新中国成立后，可谓千年铁树开了花，从此翻身作主人！后来去北京参加建国4周年国庆观礼，他想到的是，国家富强了，农民的生活也会芝麻开花节节高。回到乡下，他热衷于宣传刘少奇，更主要的是宣传共产党。也不知是怎么搞的，这几年人都像发了疯一样，尽干些劳民伤财的事。土改时分的房子被拆掉了，他栖身在队里的晒谷棚子里。老婆死了，女儿出嫁了，他孤身―人。双肩扛一张嘴巴，竟连饭都没得吃，经常饿得两眼发黑。现在，他心目中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回到了炭子冲，憋在心里的话再不说出来，还待何时？他一副豁出去的样子，说：“报告刘主席，今天我可要讲几句反动话！”
刘少奇微笑着说：“什么反动话，你先说说看！”
“再这么搞下去，不要很久，恐怕连抬死尸掩埋的人都会找不到了。刘主席啊，人都死光了，这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还办不办?！”
虽然言重了一些，但也有几分事实。刘少奇没有责怪他，解释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们吃苦了。现在中央制定了《六十条》，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困难很快就会克服的！”
中午，刘少奇留他吃午饭，请医生给他看病。离开炭子冲前，又特别交代大队，炭子冲的房子安排给群众住，要考虑黄端生。他的房子拆掉了，眼下住在晒谷棚子里，夏天太热，冬天太冷，生活极不方便。
刘少奇结束故乡之行回到北京，黄端生搬进了炭子冲，住在少奇少年时代的书房里。他说，少奇要我帮他看看家。又说，不是我在他面前说了几句硬话，公共食堂怎么能够解散?！
黄端生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真真假假。也没有人去查证落实，反正他从此更牛了！
当“文革”的口号震天，大字报铺天盖地之际，也有一些对刘少奇不利的言论传到乡下来。开始，大家还是尽量朝好的方面想。后来，刘少奇在报纸上由排名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人们不免有些惋惜。但包括黄端生在内，村里人都没有料到日后会有什么灾难发生。
花明楼地区的“文革”最初是空对空。虽然也喊口号，也游行。但游行队伍里高高举起的，仍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画像。
1967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小报不断流传到乡下来。一些小报指名道姓攻击刘少奇。几乎所有的宁乡炭子冲人对此都保持了沉默。
就在这时，造反组织的一百多人开进炭子冲，贴出的标语除了“打倒”、“炮轰”之外，还有一条令人格外不安：掘地三尺捣老巢！他们要拆炭子冲刘少奇的老房子！
1961年，刘少奇坚持不设纪念馆，把房子让出来，现在里边住着5户人家，清一色的贫下中农。5户人家结成联盟，房子没有拆成。但造反派不甘心这样草草收兵，就在附近驻扎下来，声言要挖“修根”，调查刘少奇的家史和1961年回乡时干了哪些黑勾当。他们采取扎根串连，各个击破的办法，在炭子冲寻找突破口。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本地也有人与北京来的造反派挂上了钩的。他们首先抄了成敬常的家，说他是刘少奇的看门狗。批斗、游乡，整得他死去活来。
有人故意逗黄端生，说：“给刘少奇看门的本来是你，怎么搞到成敬常头上去了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运动正在深入，每天都有外地造反派来，已经有人在追问当年的农民“秘书”，黄端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怕别的，就怕把他划进刘少奇的圈子里，将他赶出炭子冲，如果是那样，他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一天，造反组织一个戴眼镜的找到黄端生门上来了。不知是害怕，还是已经下决心“反戈一击”。黄端生嘴巴一歪，哭了起来。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给刘少奇家当月工，受尽了刘家的压迫剥削。1953年刘少奇把他接到北京去，是害怕他揭刘家的老底，是打向他的一颗糖衣炮弹。黄端生腿上生过紫血疮，有一块特别显眼的伤疤。“眼镜”问：“老大爷，您脚上的伤，是不是在刘少奇家做月工时，让他家的恶狗咬的?”黄端生一愣，没说是，也没说不是。“眼镜”说：“肯定是的。那时候，哪个地主家不养几条恶狗？养了恶狗，怎么会不咬人?！”“眼镜”又说：“明天，我们来开一个大会，老大爷您现身说法，控诉刘少奇的罪恶，这样更有力量，您说好不好?”黄端生有些犹豫：“我只怕讲不好。”眼镜说：“带着仇恨讲，就一定能讲好！”
第二天，果然开大会，黄端生果然上台发言。刘少奇的狂热崇拜者，一夜之间变为批判刘少奇的急先锋。那些天，几乎每天都有外地造反派来，来了就开批判会。每开会必请老贫农黄端生上台控诉。本来有着强烈表现欲的黄端生，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那一套程序。先喊口号，表示极大的愤慨；接着就痛哭流涕地让大家看他脚上的伤疤。据说每次批判的效果极佳，听众都提高了“阶级觉悟”。造反派又把黄端生的发言整理后印在造反小报上，甚至发表在《湖南日报》上，广为流传。黄端生又一次成了名人。
1980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消息传到宁乡炭子冲，不少人哭了。在那风声鹤唳的“文革”中，大队会计冒着挨斗抄家的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刘少奇的一张彩色画像；公社炊事员以同样的勇气，保存了一块60年代的匾额，上面有“刘少奇同志旧居”几个烫金的大字。现在，画像挂出来了，匾额又重新嵌在炭子冲的门楣上。天地之间有杆秤，忠奸良莠都能称出其分量！
乡亲们自发为他们的老乡亲、共和国的老主席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地点就在炭子冲门前的坪场里。黄端生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面对刘少奇的画像。他同时还担心叫他搬出炭子冲，更怕取消他的“五保户”资格。他已是七十四五岁的人了，不能劳动了，假如叫他搬出炭子冲，又失去生活供给，他将如何过活呢？
这时候，宁乡县文化局干部喻孟成去北京收集有关刘少奇的照片和文物资料，专程去看望了王光美。此时的王光美，人瘦了，头发也白了，但她还记得炭子冲的人和事。她请喻孟成给县里、给公社和大队捎信：不要歧视黄端生。在“文革”那种环境下，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有他个人的原因，更是时代的悲剧，大家都要原谅他。该照顾的还是要照顾。至于房子，少奇答应他住10年20年。如果叫他搬出，一定要先给他安排住房后再搬！
喻孟成回来后，把王光美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黄端生。黄端生无言以答，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胸口，流着眼泪骂自己是混蛋。他不能饶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