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帕特里夏·克龙（Patricia Crone）和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合作完成了一本他们认为是“异教徒写给异教徒的书”——Hagarism: The making ofthe Islamic world，就此闯入了早期伊斯兰研究的领域。在《圣经》中，夏甲（Hagar）是撒拉（Sarah）的女仆，为亚伯拉罕（Abraham）生下了儿子以实玛利（Ishmael）。他们在书中提出夏甲主义（Hagarism），认为这后来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弥赛亚式民族统一主义运动（messianic irredentist movement）。
Michael Cook的新作Ancient Religions, Modern Politics: The Islamic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关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与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为什么具有高度政治性？是由于自身的独特传统，还是应归于其他原因，如殖民时期西方对众多穆斯林的统治等？
Cook通过对比伊斯兰教、印度教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关注拉丁美洲是为了关注宗教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考察伊斯兰教在现代政治中的角色。他的结论非常明确：“不可能依靠传统可靠预测其继承者的行为，当然这些传统无法互换。”他对这三种信仰进行了严格、精确、彻底的对比，涵盖了身份认同、社会结构、战斗性、信仰排他性、政治力量和原教旨主义等主题。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伊斯兰复兴（他的研究主要限于逊尼派，偶尔涉及什叶派）。Cook定义了部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相似之处：五旬节运动和克里斯玛型天主教中宗教虔诚的增加；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身份政治；美国主流基督教右翼中社会价值的强加；恢复哈里发运动与基督教运动（同样也在美国）；吉哈德主义的上升和锡克教断断续续的战斗。
因此没有一个伊斯兰复兴的特征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些特征的结合确是独特的。而且，其中的两个运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和激进的锡克教，最初都源于对穆斯林的效仿。
通过总结Cook对战争的对比讨论，可以证明这种研究方法的长处，但也可以看到一些小问题。他设定了一个战争教条的坐标，好战的锡克教和主张和平主义的佛教分别位于坐标的两端（尽管他知道在斯里兰卡，有好战的佛教徒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作战）。印度教和佛教处于同一非暴力基准之上，但印度教经典中充满了军事暴力，它的法律传统阐述了战争行为的典型和标准，并通过刹帝利种姓表现出来，这假定冲突发生在印度教徒之间，而忽视了与非印度教徒的冲突。
今天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穆斯林看作他们的对手，但是难以从旧有的印度教战争法律中得到满足。至于基督教，教会从未否认极端暴力在《希伯来圣经》或者《旧约全书》中受到了上帝的赞扬，《启示录》中部分段落也十分残忍，但是《福音书》中耶稣的和平主义整体上接近佛教。直到十一世纪，十字军东征的观念才得到强化。十字军处于次要地位，基督教基文本对其没有直接的支持，最终，西欧和穆斯林世界之间过长补给线导致十字军失利，这一观念也由此被挫败。
在这一点上，Cook描述了几个世纪后现代拉美虔诚基督军（Cristeros）中对殉难的狂热崇拜，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旧思想的保守主义者”（unreconstructed conservatives）反抗反教权的墨西哥政府。
但是他认为这场战争只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一件小事。相反，解放神学论者的影响扩散到许多国家，他们对《福音书》中原始信息的关注使得他们的暴力观念受到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可了暴力的必要性，但是他们更接近马克思主义者，而非基督徒。
必须要说明的是，Cook略过了西班牙征服者带来的恶果；而且，他的关注点在于拉丁美洲，这使他不必考虑古罗马演讲中对战死者的赞誉（正如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诗中的“贺雷修斯”（Horatius）），这应当被认为是如今所谓“文化基督教”的一部分——无疑，基督教就是这样从外部得到理解和描绘。
至于伊斯兰教，Cook注意到，据记载，先知穆罕默德在统治麦地那期间，发动了约70场针对不信教者的军事行动，尽管以更广泛的标准来看，这个数量非常小。这些军事行动包括进攻与防守，大部分由他本人亲自领导，偶尔他也愿意宣布休战。当时没有军事体系，但对大多数阿拉伯部落成员来说，发动战争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与不信教者作战的主旨“以真主之名的圣战”在《古兰经》和逊奈（Sunna，指穆罕默德创教过程中的种种行为）中得到凸显，这一传统在几个世纪中都得到传承。今天穆斯林常常被批评为中世纪的幸存者，许多人对此感到尴尬，寻求重新解释“吉哈德（jihad）”（阿拉伯语中“努力”的意思），以便温和化或者移除其中令人反感的特征。
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吉哈德限制在防御行动的范围内；或者，一些穆斯林辩护者将吉哈德抬升到心灵的努力，即高于发动战争的“大吉哈德”。在这里Michael Cook引用了David Cook的大作Understanding Jihad，但Michael Cook坚持认为“大吉哈德”只是一个衍生品，很难在历史上发现其被用来阻止战争发生的例子。
Michael Cook熟练地追踪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伊斯兰学者如何应对西方对吉哈德的批评，即巴基斯坦的阿布·阿拉·毛杜迪（Abu Ala Maududi）和埃及的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他们为吉哈德辩解，认为这是一个消灭全世界腐败的权力结构的无私行动。相反，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无条件地重申了进攻性的军事吉哈德原则，在实践中，他们把对西方的进攻美化为对西方早期攻击穆斯林的反击。
这一吉哈德理念满怀热情地回顾了先知一生中军事生活。与早期伊斯兰主义者的另一个不同是，圣战分子把注意力转向半自治的部落地区，眼中不再有政府控制下的正规军。Ancient Religions, Modern Politics这本书出版于“伊斯兰国”的突然出现之前，当时阿布·穆萨布·苏里（Abu Musab al-Suri）（现在被认为在叙利亚监狱中）呼吁采取一种秘密的、多元的恐怖主义形式，基地组织的现任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和基地组织的分支将注意力集中到在穆斯林世界的核心重建哈里发制度。
在他长期对比得出的结论中，上述只是一个例子。Cook回顾了第三世界所有居民都面临的困境：一方面要选择反抗发达国家还是与之合作；另一方面要选择保留传统还是采用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在这个背景下，伊斯兰传统提供了相当大范围且立场对立的资源。”
Cook担心会出现多种可能性。极端的拒绝主义和专制主义极大地表现在穆斯林部落边缘的部分地区；还有一种更加不普遍的伊斯兰教，即以伊斯兰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比如它强调伊斯兰教基础上的平等主义、女性在公共空间的机会、沙里亚法中与非穆斯林和平相处的出路——但这不太会和19世纪印度改革家Sir Sayyid Ahmad Khan的西方自由主义哲学混淆。
相反，印度教传统在南半球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贡献甚少，而天主教传统更少。Cook补充说，儒家学说在严肃的竞争中过于精英化，以至于因为缺乏精神吸引力，无法在经济衰退的挫折中存活下来，而这是宗教能够定期做到的。
Cook推测了伊斯兰教未来的可能，其中包括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可能逐渐厌倦宗教政治化。他反对伊斯兰教需要一场类似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他提醒我们，这种欧洲释放出来的充满狂热、偏狭的力量，和今天巴基斯坦或伊拉克出现的东西类似。如果把犹太教纳入比较，他可能能找到历史上另一个更加契合今日伊斯兰教的改革运动。
十九世纪早期，德国和美国的自由化犹太教堂开始走上相似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犹太教改革。犹太教内部的主要运动——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被认为是由来已久的辩论焦点，也是整个犹太社区内的有限共识。相反，独立的伊斯兰改革者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声名鹊起，比如埃及有穆罕默德·阿布都（Muhammad Abduh）、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的团体，但是他们没有建立起持久的组织，给反西方的穆斯林兄弟会留下了空间，导致随之而来的伊斯兰权威危机。
一个例外是印度尼西亚，Cook忽视了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这里，穆罕默德迪亚（Muhammadiyah）于1912年在穆罕默德·阿布都的影响下建立，这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现代主义者组织，有着巨大且成功的教育、福利活动，并且避免了直接介入政治活动。
另一个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希望来自苏丹苏菲派领袖马哈茂德·穆罕默德·塔哈（Mahmud Muhammad Taha）。1985年，他因被认定叛教在喀土穆被处决。Cook没有提及他试图区分《古兰经》麦加章中的普遍启示和后期麦地那章中的法律教条主义，这些思想得到了塔哈作品的翻译及编辑——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卜杜拉希·艾哈迈德·纳米（Abdullahi Ahmed An-Naim）的认同。
正如梅里瑟·卢瑟芬（Malise Ruthven）在Encounters with Islam一书中所言，难点在于这些思想如何在面对14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时巩固自身。然而积极的一方面是，如此多主流穆斯林对“伊斯兰国”残忍的不人道行为感到恐惧，以至于改革者的计划有可能得到迄今为止最多的支持。
MichaelCook宣称他的目的是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在他的参考书目中，缺少一个重要的名字——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我们在Ancient Religions, Modern Politics这本书中找不到作者立场的反映，也没有这一作品作为公共干预的预期效果。但这并不会使这本书失色，在如此敏感的政治背景下，当他的总体信息被媒体放大后，其中比较微妙的语气可能会丢失。
温和穆斯林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他们反对“伊斯兰绝对主义者”（Islamic absolutists），但是又因防御性（defensiveness）感到压抑。对此，Cook引用了出生在印度的哲学教授阿及尔·比尔格拉米（AkeelBilgrami）的话，他们害怕“这样的批评会等同于向西方势力投降，而西方在殖民时期以及后殖民时期都蔑视他们的文化”。
Bilgrami在Secularism, Identity, and Enchantment一书中整合了一些已发表的、关于政教关系的论文，并对几乎所有文章进行修改和补充，这些文章常有超长的尾注，常以没有足够空间进行论证而遗憾结尾。但是Cook有着清晰易懂的分析模型，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真面目；Bilgrami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Bilgrami的这部作品内容宽泛，富有野心，核心目标是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圣雄甘地（M. K.Gandhi）之间建立一种智力关系。第一眼看来，甘地坚信的榜样在创造道德社会中的力量，与历史唯物主义并无交集。但在Bilgrami看来，他们对人类“异化”的理解存在共同之处。
“异化”这个在马克思主义中被反复咀嚼的论点，刺激了许多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扩张的批判。Bilgrami试图建构一个神圣化的概念，而甘地在宗教上的折衷办法上也信奉这一概念，Bilgrami仅仅把这个概念当作一个更宽泛传统的表现，即自然中充满着价值观。
这一传统的另一表现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的无神论观念。马克思和甘地都是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继承人，尤其是在“自然的超自然主义”——这一Bilgrami向文学批评家艾伯拉姆斯（M.H Abrams）借用的术语上。Bilgrami在一个抽象的、思维的层面进行他的讨论，尽管一些实际的结论来自于他对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本地反资本主义政治家的表扬。
当他关心一个世俗主义（如他所言无神论）穆斯林面对宗教绝对主义者时的两难处境时，他的书流行开来。他对此的反映，正如上文所说，引起了Michael Cook的注意。Bilgrami坚持认为应当认真考虑伊斯兰主义者对西方优越论的批评，即使当这些批评演变为暴力，也应当如此。这些批评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甘地之前：欧洲浪漫主义，甚至是17世纪激进的异派。（Charles Tripp走得更远，他认为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的批评都是西方渊源的再造。）
对于Bilgrami来说，在为美国大众读者进行政治问题的学术写作时，有责任集中笔墨展示美国政府及其盟友的错误，就像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一直批评西方而不是苏联一样。但是他承认有必要反对伊斯兰绝对主义。他建议，自由主义者应认识到许多穆斯林每天礼拜中的防御性本质，以同情的眼光看待穆斯林，而不是从外部强加谴责。《古兰经》中早期普世的麦加章和后期强硬的麦地那章之间的区别，提供了一种从信仰内部去政治化的可能。
对于Bilgrami的论证，还可以补充，即对伊斯兰学说进行有利于女权运动和宗教多元论的颠覆性解释目前正在被探索和争论，尤其是在很多美国大学中的女性穆斯林学者间，比如说最近出版的Feminist Edges of the Qur’an一书的作者阿依莎·希达亚图拉（AyshaA. Hidayatullah），她甚至质疑了《古兰经》的无误性。
但这些创新是否能被传播至伊斯兰教保守的中心地带还有待观察，因为在那里，培训、地位和学者所说同等重要，同时西方所理解的社会科学基础极其薄弱。因此给具有争议的人物留下了空间，他们能够占领他们所谓的“中间地带”，比如常驻卡塔尔的穆兄会精神领袖尤素夫·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
正如上文提到的，Cook对Bilgrami的评价可以总结为：“很明显，对于苏联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声望衰落而呈现困境，他描述得很准确：在这之前，知识分子可以批评伊斯兰的文化遗产，而不必接受向西方投降的羞辱……”这一解释忽视了1967年六日战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以及近来的“反恐战争”的反响，展示了Michael Cook坚实学识中的漏洞，相信对后萨义德时代自反性的理解，会使其卓越的工作更加权威。（查看原文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本文原作者Jonathan Benthall是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的荣誉研究员。他是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Gulf Charities and Islamic Philanthropy in the ‘Age of Terror’ and Beyond一书的合编者。
1977年，帕特里夏·克龙（Patricia Crone）和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合作完成了一本他们认为是“异教徒写给异教徒的书”——Hagarism: The making ofthe Islamic world，就此闯入了早期伊斯兰研究的领域。在《圣经》中，夏甲（Hagar）是撒拉（Sarah）的女仆，为亚伯拉罕（Abraham）生下了儿子以实玛利（Ishmael）。他们在书中提出夏甲主义（Hagarism），认为这后来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弥赛亚式民族统一主义运动（messianic irredentist movement）。
Michael Cook的新作Ancient Religions, Modern Politics: The Islamic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关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与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为什么具有高度政治性？是由于自身的独特传统，还是应归于其他原因，如殖民时期西方对众多穆斯林的统治等？
Cook通过对比伊斯兰教、印度教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关注拉丁美洲是为了关注宗教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考察伊斯兰教在现代政治中的角色。他的结论非常明确：“不可能依靠传统可靠预测其继承者的行为，当然这些传统无法互换。”他对这三种信仰进行了严格、精确、彻底的对比，涵盖了身份认同、社会结构、战斗性、信仰排他性、政治力量和原教旨主义等主题。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伊斯兰复兴（他的研究主要限于逊尼派，偶尔涉及什叶派）。Cook定义了部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相似之处：五旬节运动和克里斯玛型天主教中宗教虔诚的增加；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身份政治；美国主流基督教右翼中社会价值的强加；恢复哈里发运动与基督教运动（同样也在美国）；吉哈德主义的上升和锡克教断断续续的战斗。
因此没有一个伊斯兰复兴的特征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些特征的结合确是独特的。而且，其中的两个运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和激进的锡克教，最初都源于对穆斯林的效仿。
通过总结Cook对战争的对比讨论，可以证明这种研究方法的长处，但也可以看到一些小问题。他设定了一个战争教条的坐标，好战的锡克教和主张和平主义的佛教分别位于坐标的两端（尽管他知道在斯里兰卡，有好战的佛教徒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作战）。印度教和佛教处于同一非暴力基准之上，但印度教经典中充满了军事暴力，它的法律传统阐述了战争行为的典型和标准，并通过刹帝利种姓表现出来，这假定冲突发生在印度教徒之间，而忽视了与非印度教徒的冲突。
今天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穆斯林看作他们的对手，但是难以从旧有的印度教战争法律中得到满足。至于基督教，教会从未否认极端暴力在《希伯来圣经》或者《旧约全书》中受到了上帝的赞扬，《启示录》中部分段落也十分残忍，但是《福音书》中耶稣的和平主义整体上接近佛教。直到十一世纪，十字军东征的观念才得到强化。十字军处于次要地位，基督教基文本对其没有直接的支持，最终，西欧和穆斯林世界之间过长补给线导致十字军失利，这一观念也由此被挫败。
在这一点上，Cook描述了几个世纪后现代拉美虔诚基督军（Cristeros）中对殉难的狂热崇拜，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旧思想的保守主义者”（unreconstructed conservatives）反抗反教权的墨西哥政府。
但是他认为这场战争只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一件小事。相反，解放神学论者的影响扩散到许多国家，他们对《福音书》中原始信息的关注使得他们的暴力观念受到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可了暴力的必要性，但是他们更接近马克思主义者，而非基督徒。
必须要说明的是，Cook略过了西班牙征服者带来的恶果；而且，他的关注点在于拉丁美洲，这使他不必考虑古罗马演讲中对战死者的赞誉（正如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诗中的“贺雷修斯”（Horatius）），这应当被认为是如今所谓“文化基督教”的一部分——无疑，基督教就是这样从外部得到理解和描绘。
至于伊斯兰教，Cook注意到，据记载，先知穆罕默德在统治麦地那期间，发动了约70场针对不信教者的军事行动，尽管以更广泛的标准来看，这个数量非常小。这些军事行动包括进攻与防守，大部分由他本人亲自领导，偶尔他也愿意宣布休战。当时没有军事体系，但对大多数阿拉伯部落成员来说，发动战争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与不信教者作战的主旨“以真主之名的圣战”在《古兰经》和逊奈（Sunna，指穆罕默德创教过程中的种种行为）中得到凸显，这一传统在几个世纪中都得到传承。今天穆斯林常常被批评为中世纪的幸存者，许多人对此感到尴尬，寻求重新解释“吉哈德（jihad）”（阿拉伯语中“努力”的意思），以便温和化或者移除其中令人反感的特征。
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吉哈德限制在防御行动的范围内；或者，一些穆斯林辩护者将吉哈德抬升到心灵的努力，即高于发动战争的“大吉哈德”。在这里Michael Cook引用了David Cook的大作Understanding Jihad，但Michael Cook坚持认为“大吉哈德”只是一个衍生品，很难在历史上发现其被用来阻止战争发生的例子。
Michael Cook熟练地追踪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伊斯兰学者如何应对西方对吉哈德的批评，即巴基斯坦的阿布·阿拉·毛杜迪（Abu Ala Maududi）和埃及的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他们为吉哈德辩解，认为这是一个消灭全世界腐败的权力结构的无私行动。相反，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无条件地重申了进攻性的军事吉哈德原则，在实践中，他们把对西方的进攻美化为对西方早期攻击穆斯林的反击。
这一吉哈德理念满怀热情地回顾了先知一生中军事生活。与早期伊斯兰主义者的另一个不同是，圣战分子把注意力转向半自治的部落地区，眼中不再有政府控制下的正规军。Ancient Religions, Modern Politics这本书出版于“伊斯兰国”的突然出现之前，当时阿布·穆萨布·苏里（Abu Musab al-Suri）（现在被认为在叙利亚监狱中）呼吁采取一种秘密的、多元的恐怖主义形式，基地组织的现任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和基地组织的分支将注意力集中到在穆斯林世界的核心重建哈里发制度。
在他长期对比得出的结论中，上述只是一个例子。Cook回顾了第三世界所有居民都面临的困境：一方面要选择反抗发达国家还是与之合作；另一方面要选择保留传统还是采用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在这个背景下，伊斯兰传统提供了相当大范围且立场对立的资源。”
Cook担心会出现多种可能性。极端的拒绝主义和专制主义极大地表现在穆斯林部落边缘的部分地区；还有一种更加不普遍的伊斯兰教，即以伊斯兰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比如它强调伊斯兰教基础上的平等主义、女性在公共空间的机会、沙里亚法中与非穆斯林和平相处的出路——但这不太会和19世纪印度改革家Sir Sayyid Ahmad Khan的西方自由主义哲学混淆。
相反，印度教传统在南半球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贡献甚少，而天主教传统更少。Cook补充说，儒家学说在严肃的竞争中过于精英化，以至于因为缺乏精神吸引力，无法在经济衰退的挫折中存活下来，而这是宗教能够定期做到的。
Cook推测了伊斯兰教未来的可能，其中包括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可能逐渐厌倦宗教政治化。他反对伊斯兰教需要一场类似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他提醒我们，这种欧洲释放出来的充满狂热、偏狭的力量，和今天巴基斯坦或伊拉克出现的东西类似。如果把犹太教纳入比较，他可能能找到历史上另一个更加契合今日伊斯兰教的改革运动。
十九世纪早期，德国和美国的自由化犹太教堂开始走上相似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犹太教改革。犹太教内部的主要运动——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被认为是由来已久的辩论焦点，也是整个犹太社区内的有限共识。相反，独立的伊斯兰改革者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声名鹊起，比如埃及有穆罕默德·阿布都（Muhammad Abduh）、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的团体，但是他们没有建立起持久的组织，给反西方的穆斯林兄弟会留下了空间，导致随之而来的伊斯兰权威危机。
一个例外是印度尼西亚，Cook忽视了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这里，穆罕默德迪亚（Muhammadiyah）于1912年在穆罕默德·阿布都的影响下建立，这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现代主义者组织，有着巨大且成功的教育、福利活动，并且避免了直接介入政治活动。
另一个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希望来自苏丹苏菲派领袖马哈茂德·穆罕默德·塔哈（Mahmud Muhammad Taha）。1985年，他因被认定叛教在喀土穆被处决。Cook没有提及他试图区分《古兰经》麦加章中的普遍启示和后期麦地那章中的法律教条主义，这些思想得到了塔哈作品的翻译及编辑——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卜杜拉希·艾哈迈德·纳米（Abdullahi Ahmed An-Naim）的认同。
正如梅里瑟·卢瑟芬（Malise Ruthven）在Encounters with Islam一书中所言，难点在于这些思想如何在面对14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时巩固自身。然而积极的一方面是，如此多主流穆斯林对“伊斯兰国”残忍的不人道行为感到恐惧，以至于改革者的计划有可能得到迄今为止最多的支持。
MichaelCook宣称他的目的是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在他的参考书目中，缺少一个重要的名字——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我们在Ancient Religions, Modern Politics这本书中找不到作者立场的反映，也没有这一作品作为公共干预的预期效果。但这并不会使这本书失色，在如此敏感的政治背景下，当他的总体信息被媒体放大后，其中比较微妙的语气可能会丢失。
温和穆斯林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他们反对“伊斯兰绝对主义者”（Islamic absolutists），但是又因防御性（defensiveness）感到压抑。对此，Cook引用了出生在印度的哲学教授阿及尔·比尔格拉米（AkeelBilgrami）的话，他们害怕“这样的批评会等同于向西方势力投降，而西方在殖民时期以及后殖民时期都蔑视他们的文化”。
Bilgrami在Secularism, Identity, and Enchantment一书中整合了一些已发表的、关于政教关系的论文，并对几乎所有文章进行修改和补充，这些文章常有超长的尾注，常以没有足够空间进行论证而遗憾结尾。但是Cook有着清晰易懂的分析模型，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真面目；Bilgrami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Bilgrami的这部作品内容宽泛，富有野心，核心目标是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圣雄甘地（M. K.Gandhi）之间建立一种智力关系。第一眼看来，甘地坚信的榜样在创造道德社会中的力量，与历史唯物主义并无交集。但在Bilgrami看来，他们对人类“异化”的理解存在共同之处。
“异化”这个在马克思主义中被反复咀嚼的论点，刺激了许多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扩张的批判。Bilgrami试图建构一个神圣化的概念，而甘地在宗教上的折衷办法上也信奉这一概念，Bilgrami仅仅把这个概念当作一个更宽泛传统的表现，即自然中充满着价值观。
这一传统的另一表现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的无神论观念。马克思和甘地都是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继承人，尤其是在“自然的超自然主义”——这一Bilgrami向文学批评家艾伯拉姆斯（M.H Abrams）借用的术语上。Bilgrami在一个抽象的、思维的层面进行他的讨论，尽管一些实际的结论来自于他对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本地反资本主义政治家的表扬。
当他关心一个世俗主义（如他所言无神论）穆斯林面对宗教绝对主义者时的两难处境时，他的书流行开来。他对此的反映，正如上文所说，引起了Michael Cook的注意。Bilgrami坚持认为应当认真考虑伊斯兰主义者对西方优越论的批评，即使当这些批评演变为暴力，也应当如此。这些批评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甘地之前：欧洲浪漫主义，甚至是17世纪激进的异派。（Charles Tripp走得更远，他认为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的批评都是西方渊源的再造。）
对于Bilgrami来说，在为美国大众读者进行政治问题的学术写作时，有责任集中笔墨展示美国政府及其盟友的错误，就像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一直批评西方而不是苏联一样。但是他承认有必要反对伊斯兰绝对主义。他建议，自由主义者应认识到许多穆斯林每天礼拜中的防御性本质，以同情的眼光看待穆斯林，而不是从外部强加谴责。《古兰经》中早期普世的麦加章和后期强硬的麦地那章之间的区别，提供了一种从信仰内部去政治化的可能。
对于Bilgrami的论证，还可以补充，即对伊斯兰学说进行有利于女权运动和宗教多元论的颠覆性解释目前正在被探索和争论，尤其是在很多美国大学中的女性穆斯林学者间，比如说最近出版的Feminist Edges of the Qur’an一书的作者阿依莎·希达亚图拉（AyshaA. Hidayatullah），她甚至质疑了《古兰经》的无误性。
但这些创新是否能被传播至伊斯兰教保守的中心地带还有待观察，因为在那里，培训、地位和学者所说同等重要，同时西方所理解的社会科学基础极其薄弱。因此给具有争议的人物留下了空间，他们能够占领他们所谓的“中间地带”，比如常驻卡塔尔的穆兄会精神领袖尤素夫·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
正如上文提到的，Cook对Bilgrami的评价可以总结为：“很明显，对于苏联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声望衰落而呈现困境，他描述得很准确：在这之前，知识分子可以批评伊斯兰的文化遗产，而不必接受向西方投降的羞辱……”这一解释忽视了1967年六日战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以及近来的“反恐战争”的反响，展示了Michael Cook坚实学识中的漏洞，相信对后萨义德时代自反性的理解，会使其卓越的工作更加权威。（查看原文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本文原作者Jonathan Benthall是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的荣誉研究员。他是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Gulf Charities and Islamic Philanthropy in the ‘Age of Terror’ and Beyond一书的合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