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响反间谍战的第一枪 1950年6月25日拂晓,世界各大通讯社几乎同时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朝鲜战争爆发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和带国际性质的现代化战争。 就在此时,美国趁机武装进驻台湾,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登陆仁川港,越过“三八线”,向我东北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疯狂进犯,将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 面临国际、国内对敌斗争的复杂形势,党中央决定及时调整对敌斗争策略。1950年7月,党中央批准公安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侦察工作会议。会上,公安部陈龙副部长,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将领,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就公安工作面临的形势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败降而告终。战后,美帝国主义取代德、意、日妄图称霸世界,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这样,他们就把自己摆在了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的地位。现在,特务头子出身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新中国周围北起南朝鲜、西至尼泊尔诸邻国,秘密派遣高级特务混入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对中国形成‘新月形’间谍包围圈。这些派出人员与潜伏我国内的美国间谍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成为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故而,我们的侦察情报工作必须及时转移到打击美国间谍的轨道上来……” 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决策,从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上给全体公安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会后第二天,设在北京东城沙滩的公安部一局一处侦察科驻地,侦察员们正在进行紧张的操练,忽然有人喊道:“曹科长,天亮了,该熄灯了吧。” 原来,侦察科科长曹纯之为了赶写《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的侦察报告》,已经伏案工作一夜了。 老曹放下手中的笔,望了望窗外,只见花木葱郁的院子里,杜鹃和紫荆花正怒放吐芳。 老曹的心情并未放松,一件大案要案了结了,紧接着的往往是更为艰巨的任务。这不,昨天就接到通知,今天早上7点半,公安部分管政治保卫的杨奇清副部长要来侦察科。他肯定是来布置任务的。 老曹看看手表,还未到开早饭的时间。侦察员们有说有笑地在洗脸或洗衣服,正是自由活动的好时候。 二十出头的侦察员辛立学是侦察科的活跃人物,他机警、调皮,常常给人出难题。只见他擦了几把脸,便对刚来的女侦察翻译张宝英说:“宝英,给我们唱个《喀秋莎》吧!大家都等着呐!” 张宝英操一口南方普通话,不仅说话动听,歌也唱得好。大家一听,当然一致响应:“欢迎、欢迎,请张翻译唱歌!” 张宝英嫣然一笑,唱起了苏联歌曲《喀秋莎》。她一边唱一边翩翩起舞,同志们则击掌助兴。 正当大家欢闹的时候,杨奇清副部长带着警卫员从二道门走了进来。他亲切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并对张宝英翘起手指说:“好!你唱得好啊!” 老曹听见杨奇清副部长的说话声,赶紧出来快步迎上前问候。 杨副部长打量了一下老曹,关心地说:“又是一个通宵没有休息吧?一定要注意好身体,这是命令!”接着,杨副部长开门见山地说:“老曹,你是公安部一局的侦察科长,大敌当前,让你打响与美帝间谍作战的第一枪,破个间谍案,做个示范怎么样?” 老曹似乎早有所料地说:“开了会,定了方针,就要执行。我何尝不想这样干呢!只是我们现有的材料太少,质量不高。再说,我们又缺乏人才。” “不对,少了什么都能解决,最怕少了战胜外国间谍的决心!” 杨副部长是跟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的红军将领。他长期从事党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在公安战线上是一位声威显赫的领导干部。他作风果断,说话直截了当,从不拖泥带水。 侦察科长曹纯之是杨副部长发现并培养起来的公安侦察干将,外号叫“公安部的一堵墙”。人们习惯叫他老曹,其实他只是个不满30岁的小伙子,只是由于思维缜密,往往胜敌一筹才得此雅号。 杨副部长下达的侦破国际间谍这一案令,这只是判断中的敌情,尚无立案的证据,没有对事实的足够把握,没有具体的侦破对象。敌人是正在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还是已经处在实地准备的阶段?都不得而知。 这次行动的意义在于,及时防止敌人的犯罪。 在公安部一局侦察工作会议上,杨副部长亲自下达命令:“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往一局一处侦察科集中。”那庄严的声音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老曹的侦察科又紧张忙碌起来了。 一天大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处的方良科长,夹着一个牛皮公文包,兴致勃勃地找到老曹:“奉部长指示,叫我们把材料转给您。” 接着,方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很厚的外文材料,郑重地交给老曹:“您先看看,有什么事回头再找我。” 过了两天,从各个地方集中的有关国际间谍方面的材料就有一尺多厚。 幽雅而宁静的公安部侦察科办公室里出现空前繁忙的景象。大写字台旁,温厚文静的公安部外文翻译于振声,年青俊俏的女侦察翻译张宝英、王军玲正埋头在外文材料堆里,用笔“沙沙沙”地翻译着。 翻译已进行好几天了,可还没有发现一件有价值的东西。 时间又过去两天,材料翻译完了,仍然一无所获。依靠材料破案的希望似乎很渺小了。 老曹焦虑地来到杨副部长家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见了杨副部长,老曹拿着材料说:“从这些材料上,看不出敌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潜伏组织。” 杨副部长接过翻译材料简单地看了看,早有所料似地说:“老曹,这些都是死材料,死材料都是这样,关键是让它变活!” 接着,杨副部长又将材料一张一张地翻看了一遍,对老曹启发说:“不能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孤立地看。这不是日本投降后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的材料吗?可惜缺少一条线,如果有一条线能把这些材料串起来,就活了,就能找到根据了。北京有两万多外国人,为什么这4个国籍的外国人的材料这么集中呢?” 杨副部长略微沉思了一下,突然一拍茶几,高兴地说:“有了,这条线到华北军区情报处去找,提供材料最多的人有这一条线。不然,在‘白色恐怖’下,他毫无目的地记这么多外国人的材料干什么?” 老曹也豁然开朗地赞同说:“对,部长的话有道理,捅开了障眼的窗棂纸,有思路了,怎么干明确了!” 按照杨副部长的指示,老曹当晚就找到驻在北京的华北军区情报部马文波部长。 马文波部长听说公安部对他们提供的材料很有兴趣,便对老曹一口应诺说:“这些材料都是方良在北京解放前通过内线关系收集的。我立刻给天津挂长途,叫方良回来,去帮你研究,或许能考究出点东西!” 第二天一早,方良就赶到了公安部一局侦察科。他没想到这么快又与老曹见面。见了老曹,“啪”地行了一个军礼:“方良奉命前来报到!” “方良,你们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杨副部长看了,给予很高的评价!” “究竟怎样认识利用这些材料,我心里还不太清楚。” “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方良是“七七”事变以前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地下革命活动。1938年夏天,他怀着对革命的憧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党派他专做大城市的地下工作。由于方良精通英语、俄语,所以他工作的重点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情报关系。 “与国际间谍作战,我们还缺乏经验,搞不好就会贻误战机。当务之急是找提供这些材料最多的人,了解一下材料形成的背景,然后决定侦察重点。”老曹胸有成竹地说。 方良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好!干这个事还是公安部行!这个情报机关是我领导的。这些材料我看了许多遍,就没有这个认识。提供材料最多的是北京艺专日语教授徐省吾先生。我可以把他借调给你,你跟他详细谈谈,有可能将材料讲活!”
神秘的东四三条 徐省吾教授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东北大连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38年日军占领大连时,他被迫为日本人服务。后随侵华日军到了北京,与方良接上了头,一直利用教授的身份作掩护,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 徐省吾教授50多岁,身体消瘦,但精神矍铄,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架在鼻梁上,言谈举止文雅,从表面看就是个精明强干、善于思考的人。 老曹拿出一叠原始外文材料谦虚地询问:“徐教授,从侦察的需要考虑,我们急需要了解这些材料形成的背景,或者说,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材料?” “哦!是这样。1947年,侵华日军投降后,北京东四三条有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机关,对外是美国新闻处,但是不挂牌。有些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常到那里去,各国的显要外侨人物也常往这个门里跑。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神秘的东四三条’。为了揭开那里的秘密,我常常向外国朋友打听。一个外国朋友说,那地方不简单,那是美国新闻处。我想,新闻处不对,新闻处在北京有挂牌的地方,怎么还有个不挂牌的新闻处呢?再说,出入这个地方的许多人也不是新闻记者。后来,燕大一个教授悄悄告诉我,东四三条这个美国人的机关是个不挂牌的、权力很大的特务机关。它名义上是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到那里去的人多是长期住在北京和天津的德、意、日国籍的显赫人物。” “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战败国的间谍们在国民党政府的保护下,肯定会投靠美国人。东四三条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美国间谍机关在华秘密接受战败国间谍的对口机构。因此,对他们所联系的主要人员进行了调查,整理了单项材料。” 老曹听了徐教授的见解分析后,佩服地说:“徐教授,你不愧是一个有心人,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和判断。可以断定:对经常来往于东四三条这个地方的外国人,我们首先应该怀疑。他们很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阴谋很大的国际间谍潜伏组织。” 徐省吾教授表示赞同地说:“另外,从现实情况看,这些人既没有外交关系,又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可赖在中国不走,究竟打什么主意?” 老曹扔掉烟蒂,奋然起身说:“这就为我们下一步的侦察工作提供了依据!” 经过与徐省吾教授研究分析,曹纯之与侦察科的其他同志对材料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形成了明确的概念。 为了迅速铲除一切国际间谍在中国的隐患,公安部决定主动出击,从来往于东四三条可疑的外国人中相机发现外国间谍的犯罪事实。 7月的北京,室外烈日炎炎,蝉儿噪鸣,室内热气腾腾。 在侦察科里,老曹与成润之副科长在精心研究具体侦察计划。老曹手持黑色折扇,边走边扇说:“关键是要迅速接近他们,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必须采取特殊的战术。” 老成说:“目前,应及早对重点侦察对象实行‘特情深入’(特情深入是指派遣到敌人内部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叫打入工作或内线工作)。但是,咱们还没有来得及对外侨建立工作,特情从何入手呢?” “他们既然搞间谍活动,就离不开社会活动,我们就在其社会活动中建立工作。他们不可能不和社会发生联系!”老曹愤愤地瞪着眼说。 “对,我再补充一个设想,这些外国人都是四体不勤的懒人,反正他们要用佣人。我们可以经过有关部门,将不能为我们所用的人撤走,换上我们可利用的人。” “你想得很对,咱们就从这两方面下手。你按你的设想,立刻到北京市请有关部门配合,顺乎自然地在侦察对象家里安置需要的人员,人员要先进行上岗教育。尔后,合法实行监视,给他们来个‘立体控制’(立体控制即对侦察对象从行踪、通讯、对外交往各方面全面掌握)。我这就去向杨副部长汇报,看部长还有什么指示。” 杨副部长一边听汇报一边思考着。 老曹汇报说:“根据徐省吾教授提供的材料,我们计划:第一,首先对意大利人李安东、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实行‘特情深入’,用懂外文的人接近他们。第二,进行社会调查,从在京的外国人中发现问题……” 杨副部长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老曹,平静地说:“老曹,你们做得对,你也令我想到一个问题。我这就通知外事局,凡是能与外国人直接接触的特情人员和关系,一律交侦察科使用。经过一段实验,如果效果好,就专门建立一个特情科。但是,老曹你要特别留心,与外国间谍作斗争,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钱。经不起金钱、色情收买的人绝对不能用。” 老曹敏感地点点头说:“部长你放心!在这一方面,我特别留心,就是经我选了又选的侦察员,上两次破案时还是有几个人发生问题。但是我做到了及时发现问题,毫不手软地处理问题。现在同外国间谍交锋,我绝不会给党留下麻烦的后遗问题!”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密令 9月,太平洋上空的暖流突然离去。 美国首府华盛顿在北方冷空气过早的侵袭下,秋风萧瑟、红叶纷飞,已是一派暮秋气息。 自从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同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海军基地会晤,决定朝鲜战事以后,美国人便急剧地卷入了这场战争的漩涡之中。 几个月来,朝鲜的战局并不像美国新闻报道所预测的那样乐观。美国方面原来以为从北朝鲜采取的腹背进攻的两栖登陆作战方案,在感恩节前一定会在朝鲜北部战场取得胜利。然而事实却是在朝鲜人民军的英勇阻击下,美国的正面进攻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不得不对战争进行更大的投资。 另一方面,美国高层人士在华盛顿多次会晤,反复研究对华策略,决定增派军队进驻台湾,并封锁台湾海峡。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就朝鲜局势发表声明时宣布:“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美军对台湾的安全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随之,美国海军进入台湾海峡游弋。 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大战迫在眉睫。 然而,战争的属性决定了美国侵略者的命运。由于战争引起的经济衰退和军事失利,使美国在朝鲜战场的矛盾急剧尖锐化。他们不仅对战争的前途表示担心,而且更担心中国和苏联是否介入。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利因素,他们首先要排除中国军队援朝的可能性。为此,侵朝联军高级司令部要求美国战略情报局,“在短期内采取致胜的配合朝鲜战场的进攻方法,在中国未介入朝鲜战争之前,就狠狠打他一次,而且要打在他的最疼处,包括北京本身。” 于是,间谍工作的重要性严峻地摆在战争的面前。 这时,远在东南亚的美国前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召回华盛顿。 包尔德自从被赶出中国大陆以后,一直从事一项专门对付中国新生政权的间谍行动。美国特务头子杜诺万认为开始这项活动的时机到了。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间密室里,一幅偌大的世界地图占据了一面墙壁。昏暗的灯光下,一项杀气腾腾的密谋正在进行。杜诺万用他那有些嘶哑的声音向包尔德面授机宜:“上校先生,在此非常时期,仅仅依靠常规的谍报手段,效果显然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立刻组织精干的暗杀队,潜入中国大陆,对中共领导人采取果断行动。” 包尔德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学日本人暗杀斯大林吗?那样成功的可能性极小。现在,在中国的内部和外围虽然都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是要接近中共的领导人是非常困难的。中共领导人周围戒备森严,深居简出,而且他们深得人民的保护,形成了所谓群众反特力量。坦率地讲,我从以前的经验中得知,要追踪一个你所感兴趣的敌对国家的元首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就个人而言,我对采取日本人刺杀斯大林的战术是怀疑的。” 间谍专家们当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部暗杀斯大林计划失败的历史。那是1938年,即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为了牵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援,消除日本军队北顾之忧,日本军部及其特务机关勾结在中国东北的苏联叛徒,并收买流窜在中国东北的白俄杀手,在纳粹德国的合作下,先后策划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由于苏联情报人员打进暗杀队,及时把这一阴谋报告了苏联内务部,苏联方面消灭了暗杀队,挫败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
杜诺万见包尔德对这一政治性恐怖活动持消极态度,便急着说:“当前,除此之外已别无他途,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都要不惜代价地行动!” 包尔德用手摸了摸下颔,思虑着说:“这样的暗杀只是针对一个人,也不能从根本上消灭中共的领导实体呀。” 杜诺万急不可耐地站起身说:“上校先生,你要意识到,朝鲜战争势必发展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从世界长远战略考虑,美国绝不能失去亚洲。因为西亚是世界油库、南亚是米仓,朝鲜战争的胜负将决定由谁来主宰亚洲。目前,苏联在远东鞭长莫及,但是中国很可能近期出兵朝鲜,严重威胁我们在朝鲜战场的军事部署行动。所以,对中共要马上采取措施,打他个措手不及。” 包尔德激动地站起来,望着对面墙上的世界地图说:“既然这样,杜诺万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在中国大陆进行一项特殊的秘密恐怖行动。所不同于日本人的是,我们不用亲自动手,而是采用中国兵法家孙子的策略:借刀杀人,创造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场上所不能创造的奇迹!我要利用在中国的德、意、日情报人员搞一次炮击天安门!” 说完,“砰”地一声,包尔德把拳头重重地砸在桌面上。 杜诺万半信半疑:“炮击天安门固然是一大创举,但现在具备行动的条件吗?” “完全具备!”包尔德很自信地说,“今年10月1日,是中共的第二个国庆日,届时中共的要人都要到天安门去开会,这是一个集中消灭他们的机会!” 包尔德充满自信地坐在皮转椅上,脑海里浮现出在中国大陆时,他与意大利人李安东密谈时的情景…… 那是北京解放后的一天,包尔德在撤退北京前,宴请李安东并向他部署间谍任务。李安东出乎意料地告诉包尔德:“我们会继续在北京活动,我那里还藏有一门Stokes式迫击炮、几十枚炮弹以及手榴弹等武器。” 包尔德敏感地追问:“你们准备怎样使用这些武器?” “我想将来会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中共领导人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时试一试。” 包尔德试探性地恫吓说:“这样做是冒险行为!” “可以冒险,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可能!” 包尔德深感李安东在北京的价值,便立刻向他许诺:“李安东先生,如果你们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给你们50万美金!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 50万美金,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李安东答应说:“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肯付出代价,我们当然是很愿意这样做的。我们会如期实行这个计划。” “那好,东京方面一切已无问题,任何寄往日本的情报我们都可及时获悉。” “我们收到预支的酬金,就会立刻向盟军总部报告我们的具体计划。” 这段秘密的交易早已列入包尔德间谍计划,只是悄悄地等待冒险时刻的到来。 杜诺万听了包尔德的计划,十分高兴地说:“如果这次行动成功,我们对朝鲜的战局就会有更大的把握。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要让全世界看一看我们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的气魄。” 杜诺万来回踱了几步站定说:“你今晚就飞回香港,先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立刻下达行动命令!” 接着,杜诺万走到地图前,眼睛注视着中国大陆的一方,对包尔德说:“即刻通知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务必通过一切关系努力接近共产党的侦察机关,尽最大努力阻止和破坏中共的一切侦察行动。只要在‘十・一’以前能分散共产党侦察机关的注意力,造成他们判断上的错觉,我们就有争取胜利的可能。” “我今晚就直飞香港,立刻下达行动命令!成功之日再会!” “好!到那时,我们的杜鲁门总统会亲自为你授勋的!” 在扑朔迷离之中 9月12日上午,秋色宜人,艳阳高照。 公安部侦察处处长李国祥在办公室里,正聚精会神地查看刚刚送来的侦察报告。曹纯之急匆匆地走进来了。 李国祥指着面前的情报说:“老曹,你看,由东京前往西贡检阅法国殖民军的麦克阿瑟总部官员透露:美国在香港的间谍总部正在计划、调度和监督中国大陆上的美国、英国和国民党特务的间谍活动,敌人的间谍活动已全面展开了。” 老曹拿过情报看了看,气愤地说:“他们说的还不全面,还有意大利、德国、日本的残渣余孽,我这里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基本情况。看来,他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间谍网络,是一个正在活动的间谍组织。我判定,他们很可能在我们的国庆大典时,进行武装暴动。” 李国祥的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说:“老曹,先说说重点侦察对象的基本情况吧!” 老曹从文件包拿出一叠材料,汇报说:“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o Riva),又名汤尼,现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7号,现在公开的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在北京的代理人。此人1919年来中国,1923年至1924年在天津开办意亚公司,曾多次兜售军火给北洋军阀曹锟、齐燮元等。1926年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北平支部,自任支部长。1934年任意大利空军指导团秘书长,多次协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进大批飞机。‘七七’事变以后,李安东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特务勾结,在华北各地区搜集情报供给日本侵略军,以便其进攻我华北抗日根据地。1948年3月,他又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给予的间谍任务,并在包尔德指示下,收罗了日本、德国等国的特务为其充当情报员,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日本人山口隆一,中文化名刘逸,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6号。1938年来我国青岛,历任日伪‘华北航业协会’及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科长等职。1944年来北京,任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事搜集华北沿海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情报,供给日本海军省。1948年与李安东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亲自接受过包尔德给予的间谍任务。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德国人甘纳斯,曾是德国纳粹党徒,现住北京市第二区甘雨胡同丙17号。1938年来北京,任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40年与李安东相识。1945年美军来北京,甘纳斯充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电气工程师,同时与李安东一起为美国间谍搜集情报。现在公开的身份是西市汽车行的经理。实际上,这个汽车行只有一辆小卧车供他使用,行内工人靠平时修理汽车的收入作为开销费用。” “意大利人哲立,现住北京市第五区南池子宫豆腐坊15号。1921年来中国,曾任意大利驻天津海关总督和秦皇岛税务司。1943年起为日本侵略军做谍报工作。日本投降后即与美国间谍机关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包尔德离京,带走了他的老婆苏联人霍尔瓦特・伊芙娜,现在是无业的侨民。” 老曹汇报完后,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几口菊花清茶,润了润嗓子。 李国祥处长站起身,很高兴地说:“调查任务完成得很好!目标明确了,原材料的价值作用更大了。” 在香港的行动 香港南部滨海一带,有一大片高级住宅区。在浅水湾风景区一侧,有一幢高大的意大利风格的红色别墅,从门牌号码上看,它与普通的别墅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却很少有人出入,也很少有人靠近。因为在它的周围,不时有神秘的警卫人员和警犬出现。原来,这儿是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香港的秘密间谍组织所在地。 3天前,奉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之命来到香港的包尔德,正在这儿积极筹划10月1日炮击天安门的准备工作。他精心地设计了与北京潜伏间谍秘密的联络方法,还企图利用国民党在国外潜伏的特务,从共产党内部开刀,造成内讧。 根据台湾保密局的指示,潜伏在泰国曼谷的特务组组长关吉富接电后,便火速赶到香港与包尔德会晤。
此刻,包尔德正向关吉富面授机宜:“关先生,据保密局材料表明,你在中共大陆侦察机关有特殊情报关系,不知是否可靠?” 关吉富一惊,随即应道:“是的,上校先生,他是我夫人的妹婿,此人叫王恩崇,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伸缩性。此人爱好金钱和美色,我们有掌握他的能力!” “太好了!”说着,包尔德从身旁的皮箱取出一叠美钞和密件一扬:“这是2000美元和我们的联络密码,请关先生立即命令他,务必尽最大努力从内部破坏中共侦察机关在政治保卫方面所进行的一切行动。只要在10月1日以前使中共的侦察停滞不前,他就可以再领取2000美元的赏金!” 关吉富立刻起身表示:“请上校先生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立刻通知王恩崇,告诉他这次行动的要求。” 包尔德又许诺:“关先生,这次行动成功了,我保荐你在台湾保密局荣升中校组长。我们战略情报局和保密局会特别重用您。” 包尔德送走关吉富,换下西装革履,穿上兰色睡衣,来到姘妇霍尔瓦特・伊芙娜的房间。 霍尔瓦特・伊芙娜这次跟随包尔德来到香港,满以为可以见到她的丈夫哲立。现在包尔德又搪塞着对她说:“伊芙娜,这次去大陆,不久就可以见到你的哲立先生。他们在北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呢。不过,他会很快来到香港,你如果愿意,可以同他到美国或者意大利去定居。” 霍尔瓦特・伊芙娜微笑着搂住包尔德:“上校先生,我究竟是属于美国还是意大利呢?哲立回来后,你应该对我实现在北京的诺言,我要回俄国去!” 包尔德怎会舍得放走霍尔瓦特・伊芙娜?他完全迷上了她的姿色。 歌舞升平的背后 夜幕渐渐地把一切溶入了黑暗之中。 北京甘雨胡同北侧的一幢别致的别墅在黑暗中显得神秘莫测,门口发着绿色锈蚀的铜牌上镌刻着:意大利・李安东。 此时,意大利人李安东正在家里举行舞会。应邀来的正是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和意大利人哲立。 百叶窗下摆放着一架美国箱式留声机,缓慢地播放着法国的钢琴舞曲,俨然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 舞会进行的时间不长,李安东没有心情跳舞。中共的国庆日一天天临近,他关心的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许诺是否兑现,他们炮击天安门的计划是否能安全、可靠地实施,包尔德从香港派来的联络人是否能安全、准时地到达北京。对下一步的行动,他们将进行可行性的研究并作出决定。 李安东亲自送几位陪舞的外国女郎到大门口乘车离去,然后左右张望了一会,见外面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才放心地让门卫关上大门。 这位与中国的军政界、商业界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意大利人,在北京的外国人中自诩为“中国通”,很有一些优越感。可是,他并未意识到,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察人员斡旋,自己还缺乏实战的经验。他认为有强大的反共联盟做靠山,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是绝对可行和必可成功的。 幽暗的灯光下,李安东蓝色的眼睛注视着山口隆一等3人,他压低声音说:“近日内,包尔德上校将从香港派人来接头,下达最后命令。尔后,我们即刻向东京盟军司令部CIC情报处报告行动信号。到时,台湾和香港方面将会到公海海面接应我们。” 说着,李安东从衣内拿出几张花花绿绿的香港银行汇票扬了扬,很神气地说:“包尔德上校从香港经天津转汇了这次行动的报酬25万美金。包尔德上校已经与美国战略情报局讲妥,报酬一半在香港预先付,另一半事后付。这是诸位在香港××银行存款的通知票据!” 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接过来,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山口隆一按捺不住激动地说:“我们在中国政治冒险十几年,只有这一次才是一笔大生意!没有想到,包尔德先生完全答应我们的条件,美国人真是慷慨!” 李安东起身宣布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现在离中共国庆尚有17天。据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透露,10月1日,中共的第二个国庆日,中国的党政军领导人都在天安门上开会。我们的行动方案是,在他们宣布国庆大典开始并鸣放礼炮的时候,从我这里用迫击炮向西南方向的天安门射击。根据对目标的测视,射击的位置在有效的射程和发射角度内,发射的3颗长弹可连续落在天安门城楼中心。一发炮弹的爆炸威力为120平方米。所以,只要有一颗击中,就可以把天安门炸毁,让他们飞上天去。我相信,我们意大利的武器是非常可靠的!” “炮轰了天安门,中国就会一片大乱!”山口隆一兴奋地说。 “岂止是中国大乱,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会受到巨大震动,从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的盟友就可以长驱直入地占领朝鲜,进攻中国,蒋介石先生亦可反攻大陆。到那时,就会重新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这不仅是我们的军事目的,也是我们的政治目的。” “顶好!顶好!”甘纳斯狂妄地说:“我十分仇视共产党,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绝不可放弃这样的机会。否则,我们在中国的一切都将会很快失去!” 李安东一挥手,吩咐说:“诸位,请安静!现在我代表包尔德上校宣布行动命令。山口隆一先生,我们收到来自香港的联络暗号后,你负责向东京盟军驻日司令部情报处报告行动信号,指示射击目标。务必注意,为避开中共侦察机关的注意,信件必须交给那位伊拉克女人,以在京从事商贸事务的名义发出。” 随之,李安东转向甘纳斯说:“你的任务是提前定好10月1日至2日中午12时45分从天津到香港的国际航班船票,并做好在京车辆的安全保护工作。” 李安东的眼光落在哲立的身上:“哲立先生协助我和山口隆一负责迫击炮的安装和射击!” 这时,甘纳斯在一旁问道:“事发之后,我们能安全地抵达香港吗?包尔德先生是否会派舰艇到公海去接应我们?” 李安东自信地微微一笑说:“工程师先生,我们都是懂军事的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只要炮击了天安门,中国肯定一阵大乱。那时,我们立即开车赴天津,在他们还未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早已登船离岸了。万一10月1日走不成,我们还有10月2日的船票。为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包尔德先生将在两日内从朝鲜半岛派舰艇到公海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退路是没有问题的。” 哲立也自信地说:“现在中共还没有建立正规的海军和空军,而美国在这一带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我们一进入公海,中共就奈何不得我们了!” (未完,待续)
打响反间谍战的第一枪 1950年6月25日拂晓,世界各大通讯社几乎同时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朝鲜战争爆发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和带国际性质的现代化战争。 就在此时,美国趁机武装进驻台湾,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登陆仁川港,越过“三八线”,向我东北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疯狂进犯,将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 面临国际、国内对敌斗争的复杂形势,党中央决定及时调整对敌斗争策略。1950年7月,党中央批准公安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侦察工作会议。会上,公安部陈龙副部长,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将领,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就公安工作面临的形势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败降而告终。战后,美帝国主义取代德、意、日妄图称霸世界,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这样,他们就把自己摆在了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的地位。现在,特务头子出身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新中国周围北起南朝鲜、西至尼泊尔诸邻国,秘密派遣高级特务混入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对中国形成‘新月形’间谍包围圈。这些派出人员与潜伏我国内的美国间谍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成为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故而,我们的侦察情报工作必须及时转移到打击美国间谍的轨道上来……” 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决策,从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上给全体公安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会后第二天,设在北京东城沙滩的公安部一局一处侦察科驻地,侦察员们正在进行紧张的操练,忽然有人喊道:“曹科长,天亮了,该熄灯了吧。” 原来,侦察科科长曹纯之为了赶写《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的侦察报告》,已经伏案工作一夜了。 老曹放下手中的笔,望了望窗外,只见花木葱郁的院子里,杜鹃和紫荆花正怒放吐芳。 老曹的心情并未放松,一件大案要案了结了,紧接着的往往是更为艰巨的任务。这不,昨天就接到通知,今天早上7点半,公安部分管政治保卫的杨奇清副部长要来侦察科。他肯定是来布置任务的。 老曹看看手表,还未到开早饭的时间。侦察员们有说有笑地在洗脸或洗衣服,正是自由活动的好时候。 二十出头的侦察员辛立学是侦察科的活跃人物,他机警、调皮,常常给人出难题。只见他擦了几把脸,便对刚来的女侦察翻译张宝英说:“宝英,给我们唱个《喀秋莎》吧!大家都等着呐!” 张宝英操一口南方普通话,不仅说话动听,歌也唱得好。大家一听,当然一致响应:“欢迎、欢迎,请张翻译唱歌!” 张宝英嫣然一笑,唱起了苏联歌曲《喀秋莎》。她一边唱一边翩翩起舞,同志们则击掌助兴。 正当大家欢闹的时候,杨奇清副部长带着警卫员从二道门走了进来。他亲切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并对张宝英翘起手指说:“好!你唱得好啊!” 老曹听见杨奇清副部长的说话声,赶紧出来快步迎上前问候。 杨副部长打量了一下老曹,关心地说:“又是一个通宵没有休息吧?一定要注意好身体,这是命令!”接着,杨副部长开门见山地说:“老曹,你是公安部一局的侦察科长,大敌当前,让你打响与美帝间谍作战的第一枪,破个间谍案,做个示范怎么样?” 老曹似乎早有所料地说:“开了会,定了方针,就要执行。我何尝不想这样干呢!只是我们现有的材料太少,质量不高。再说,我们又缺乏人才。” “不对,少了什么都能解决,最怕少了战胜外国间谍的决心!” 杨副部长是跟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的红军将领。他长期从事党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在公安战线上是一位声威显赫的领导干部。他作风果断,说话直截了当,从不拖泥带水。 侦察科长曹纯之是杨副部长发现并培养起来的公安侦察干将,外号叫“公安部的一堵墙”。人们习惯叫他老曹,其实他只是个不满30岁的小伙子,只是由于思维缜密,往往胜敌一筹才得此雅号。 杨副部长下达的侦破国际间谍这一案令,这只是判断中的敌情,尚无立案的证据,没有对事实的足够把握,没有具体的侦破对象。敌人是正在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还是已经处在实地准备的阶段?都不得而知。 这次行动的意义在于,及时防止敌人的犯罪。 在公安部一局侦察工作会议上,杨副部长亲自下达命令:“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往一局一处侦察科集中。”那庄严的声音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老曹的侦察科又紧张忙碌起来了。 一天大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处的方良科长,夹着一个牛皮公文包,兴致勃勃地找到老曹:“奉部长指示,叫我们把材料转给您。” 接着,方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很厚的外文材料,郑重地交给老曹:“您先看看,有什么事回头再找我。” 过了两天,从各个地方集中的有关国际间谍方面的材料就有一尺多厚。 幽雅而宁静的公安部侦察科办公室里出现空前繁忙的景象。大写字台旁,温厚文静的公安部外文翻译于振声,年青俊俏的女侦察翻译张宝英、王军玲正埋头在外文材料堆里,用笔“沙沙沙”地翻译着。 翻译已进行好几天了,可还没有发现一件有价值的东西。 时间又过去两天,材料翻译完了,仍然一无所获。依靠材料破案的希望似乎很渺小了。 老曹焦虑地来到杨副部长家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见了杨副部长,老曹拿着材料说:“从这些材料上,看不出敌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潜伏组织。” 杨副部长接过翻译材料简单地看了看,早有所料似地说:“老曹,这些都是死材料,死材料都是这样,关键是让它变活!” 接着,杨副部长又将材料一张一张地翻看了一遍,对老曹启发说:“不能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孤立地看。这不是日本投降后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的材料吗?可惜缺少一条线,如果有一条线能把这些材料串起来,就活了,就能找到根据了。北京有两万多外国人,为什么这4个国籍的外国人的材料这么集中呢?” 杨副部长略微沉思了一下,突然一拍茶几,高兴地说:“有了,这条线到华北军区情报处去找,提供材料最多的人有这一条线。不然,在‘白色恐怖’下,他毫无目的地记这么多外国人的材料干什么?” 老曹也豁然开朗地赞同说:“对,部长的话有道理,捅开了障眼的窗棂纸,有思路了,怎么干明确了!” 按照杨副部长的指示,老曹当晚就找到驻在北京的华北军区情报部马文波部长。 马文波部长听说公安部对他们提供的材料很有兴趣,便对老曹一口应诺说:“这些材料都是方良在北京解放前通过内线关系收集的。我立刻给天津挂长途,叫方良回来,去帮你研究,或许能考究出点东西!” 第二天一早,方良就赶到了公安部一局侦察科。他没想到这么快又与老曹见面。见了老曹,“啪”地行了一个军礼:“方良奉命前来报到!” “方良,你们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杨副部长看了,给予很高的评价!” “究竟怎样认识利用这些材料,我心里还不太清楚。” “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方良是“七七”事变以前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地下革命活动。1938年夏天,他怀着对革命的憧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党派他专做大城市的地下工作。由于方良精通英语、俄语,所以他工作的重点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情报关系。 “与国际间谍作战,我们还缺乏经验,搞不好就会贻误战机。当务之急是找提供这些材料最多的人,了解一下材料形成的背景,然后决定侦察重点。”老曹胸有成竹地说。 方良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好!干这个事还是公安部行!这个情报机关是我领导的。这些材料我看了许多遍,就没有这个认识。提供材料最多的是北京艺专日语教授徐省吾先生。我可以把他借调给你,你跟他详细谈谈,有可能将材料讲活!”
神秘的东四三条 徐省吾教授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东北大连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38年日军占领大连时,他被迫为日本人服务。后随侵华日军到了北京,与方良接上了头,一直利用教授的身份作掩护,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 徐省吾教授50多岁,身体消瘦,但精神矍铄,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架在鼻梁上,言谈举止文雅,从表面看就是个精明强干、善于思考的人。 老曹拿出一叠原始外文材料谦虚地询问:“徐教授,从侦察的需要考虑,我们急需要了解这些材料形成的背景,或者说,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材料?” “哦!是这样。1947年,侵华日军投降后,北京东四三条有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机关,对外是美国新闻处,但是不挂牌。有些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常到那里去,各国的显要外侨人物也常往这个门里跑。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神秘的东四三条’。为了揭开那里的秘密,我常常向外国朋友打听。一个外国朋友说,那地方不简单,那是美国新闻处。我想,新闻处不对,新闻处在北京有挂牌的地方,怎么还有个不挂牌的新闻处呢?再说,出入这个地方的许多人也不是新闻记者。后来,燕大一个教授悄悄告诉我,东四三条这个美国人的机关是个不挂牌的、权力很大的特务机关。它名义上是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到那里去的人多是长期住在北京和天津的德、意、日国籍的显赫人物。” “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战败国的间谍们在国民党政府的保护下,肯定会投靠美国人。东四三条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美国间谍机关在华秘密接受战败国间谍的对口机构。因此,对他们所联系的主要人员进行了调查,整理了单项材料。” 老曹听了徐教授的见解分析后,佩服地说:“徐教授,你不愧是一个有心人,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和判断。可以断定:对经常来往于东四三条这个地方的外国人,我们首先应该怀疑。他们很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阴谋很大的国际间谍潜伏组织。” 徐省吾教授表示赞同地说:“另外,从现实情况看,这些人既没有外交关系,又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可赖在中国不走,究竟打什么主意?” 老曹扔掉烟蒂,奋然起身说:“这就为我们下一步的侦察工作提供了依据!” 经过与徐省吾教授研究分析,曹纯之与侦察科的其他同志对材料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形成了明确的概念。 为了迅速铲除一切国际间谍在中国的隐患,公安部决定主动出击,从来往于东四三条可疑的外国人中相机发现外国间谍的犯罪事实。 7月的北京,室外烈日炎炎,蝉儿噪鸣,室内热气腾腾。 在侦察科里,老曹与成润之副科长在精心研究具体侦察计划。老曹手持黑色折扇,边走边扇说:“关键是要迅速接近他们,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必须采取特殊的战术。” 老成说:“目前,应及早对重点侦察对象实行‘特情深入’(特情深入是指派遣到敌人内部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叫打入工作或内线工作)。但是,咱们还没有来得及对外侨建立工作,特情从何入手呢?” “他们既然搞间谍活动,就离不开社会活动,我们就在其社会活动中建立工作。他们不可能不和社会发生联系!”老曹愤愤地瞪着眼说。 “对,我再补充一个设想,这些外国人都是四体不勤的懒人,反正他们要用佣人。我们可以经过有关部门,将不能为我们所用的人撤走,换上我们可利用的人。” “你想得很对,咱们就从这两方面下手。你按你的设想,立刻到北京市请有关部门配合,顺乎自然地在侦察对象家里安置需要的人员,人员要先进行上岗教育。尔后,合法实行监视,给他们来个‘立体控制’(立体控制即对侦察对象从行踪、通讯、对外交往各方面全面掌握)。我这就去向杨副部长汇报,看部长还有什么指示。” 杨副部长一边听汇报一边思考着。 老曹汇报说:“根据徐省吾教授提供的材料,我们计划:第一,首先对意大利人李安东、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实行‘特情深入’,用懂外文的人接近他们。第二,进行社会调查,从在京的外国人中发现问题……” 杨副部长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老曹,平静地说:“老曹,你们做得对,你也令我想到一个问题。我这就通知外事局,凡是能与外国人直接接触的特情人员和关系,一律交侦察科使用。经过一段实验,如果效果好,就专门建立一个特情科。但是,老曹你要特别留心,与外国间谍作斗争,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钱。经不起金钱、色情收买的人绝对不能用。” 老曹敏感地点点头说:“部长你放心!在这一方面,我特别留心,就是经我选了又选的侦察员,上两次破案时还是有几个人发生问题。但是我做到了及时发现问题,毫不手软地处理问题。现在同外国间谍交锋,我绝不会给党留下麻烦的后遗问题!”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密令 9月,太平洋上空的暖流突然离去。 美国首府华盛顿在北方冷空气过早的侵袭下,秋风萧瑟、红叶纷飞,已是一派暮秋气息。 自从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同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海军基地会晤,决定朝鲜战事以后,美国人便急剧地卷入了这场战争的漩涡之中。 几个月来,朝鲜的战局并不像美国新闻报道所预测的那样乐观。美国方面原来以为从北朝鲜采取的腹背进攻的两栖登陆作战方案,在感恩节前一定会在朝鲜北部战场取得胜利。然而事实却是在朝鲜人民军的英勇阻击下,美国的正面进攻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不得不对战争进行更大的投资。 另一方面,美国高层人士在华盛顿多次会晤,反复研究对华策略,决定增派军队进驻台湾,并封锁台湾海峡。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就朝鲜局势发表声明时宣布:“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美军对台湾的安全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随之,美国海军进入台湾海峡游弋。 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大战迫在眉睫。 然而,战争的属性决定了美国侵略者的命运。由于战争引起的经济衰退和军事失利,使美国在朝鲜战场的矛盾急剧尖锐化。他们不仅对战争的前途表示担心,而且更担心中国和苏联是否介入。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利因素,他们首先要排除中国军队援朝的可能性。为此,侵朝联军高级司令部要求美国战略情报局,“在短期内采取致胜的配合朝鲜战场的进攻方法,在中国未介入朝鲜战争之前,就狠狠打他一次,而且要打在他的最疼处,包括北京本身。” 于是,间谍工作的重要性严峻地摆在战争的面前。 这时,远在东南亚的美国前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召回华盛顿。 包尔德自从被赶出中国大陆以后,一直从事一项专门对付中国新生政权的间谍行动。美国特务头子杜诺万认为开始这项活动的时机到了。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间密室里,一幅偌大的世界地图占据了一面墙壁。昏暗的灯光下,一项杀气腾腾的密谋正在进行。杜诺万用他那有些嘶哑的声音向包尔德面授机宜:“上校先生,在此非常时期,仅仅依靠常规的谍报手段,效果显然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立刻组织精干的暗杀队,潜入中国大陆,对中共领导人采取果断行动。” 包尔德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学日本人暗杀斯大林吗?那样成功的可能性极小。现在,在中国的内部和外围虽然都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是要接近中共的领导人是非常困难的。中共领导人周围戒备森严,深居简出,而且他们深得人民的保护,形成了所谓群众反特力量。坦率地讲,我从以前的经验中得知,要追踪一个你所感兴趣的敌对国家的元首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就个人而言,我对采取日本人刺杀斯大林的战术是怀疑的。” 间谍专家们当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部暗杀斯大林计划失败的历史。那是1938年,即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为了牵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援,消除日本军队北顾之忧,日本军部及其特务机关勾结在中国东北的苏联叛徒,并收买流窜在中国东北的白俄杀手,在纳粹德国的合作下,先后策划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由于苏联情报人员打进暗杀队,及时把这一阴谋报告了苏联内务部,苏联方面消灭了暗杀队,挫败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
杜诺万见包尔德对这一政治性恐怖活动持消极态度,便急着说:“当前,除此之外已别无他途,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都要不惜代价地行动!” 包尔德用手摸了摸下颔,思虑着说:“这样的暗杀只是针对一个人,也不能从根本上消灭中共的领导实体呀。” 杜诺万急不可耐地站起身说:“上校先生,你要意识到,朝鲜战争势必发展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从世界长远战略考虑,美国绝不能失去亚洲。因为西亚是世界油库、南亚是米仓,朝鲜战争的胜负将决定由谁来主宰亚洲。目前,苏联在远东鞭长莫及,但是中国很可能近期出兵朝鲜,严重威胁我们在朝鲜战场的军事部署行动。所以,对中共要马上采取措施,打他个措手不及。” 包尔德激动地站起来,望着对面墙上的世界地图说:“既然这样,杜诺万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在中国大陆进行一项特殊的秘密恐怖行动。所不同于日本人的是,我们不用亲自动手,而是采用中国兵法家孙子的策略:借刀杀人,创造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场上所不能创造的奇迹!我要利用在中国的德、意、日情报人员搞一次炮击天安门!” 说完,“砰”地一声,包尔德把拳头重重地砸在桌面上。 杜诺万半信半疑:“炮击天安门固然是一大创举,但现在具备行动的条件吗?” “完全具备!”包尔德很自信地说,“今年10月1日,是中共的第二个国庆日,届时中共的要人都要到天安门去开会,这是一个集中消灭他们的机会!” 包尔德充满自信地坐在皮转椅上,脑海里浮现出在中国大陆时,他与意大利人李安东密谈时的情景…… 那是北京解放后的一天,包尔德在撤退北京前,宴请李安东并向他部署间谍任务。李安东出乎意料地告诉包尔德:“我们会继续在北京活动,我那里还藏有一门Stokes式迫击炮、几十枚炮弹以及手榴弹等武器。” 包尔德敏感地追问:“你们准备怎样使用这些武器?” “我想将来会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中共领导人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时试一试。” 包尔德试探性地恫吓说:“这样做是冒险行为!” “可以冒险,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可能!” 包尔德深感李安东在北京的价值,便立刻向他许诺:“李安东先生,如果你们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给你们50万美金!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 50万美金,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李安东答应说:“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肯付出代价,我们当然是很愿意这样做的。我们会如期实行这个计划。” “那好,东京方面一切已无问题,任何寄往日本的情报我们都可及时获悉。” “我们收到预支的酬金,就会立刻向盟军总部报告我们的具体计划。” 这段秘密的交易早已列入包尔德间谍计划,只是悄悄地等待冒险时刻的到来。 杜诺万听了包尔德的计划,十分高兴地说:“如果这次行动成功,我们对朝鲜的战局就会有更大的把握。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要让全世界看一看我们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的气魄。” 杜诺万来回踱了几步站定说:“你今晚就飞回香港,先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立刻下达行动命令!” 接着,杜诺万走到地图前,眼睛注视着中国大陆的一方,对包尔德说:“即刻通知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务必通过一切关系努力接近共产党的侦察机关,尽最大努力阻止和破坏中共的一切侦察行动。只要在‘十・一’以前能分散共产党侦察机关的注意力,造成他们判断上的错觉,我们就有争取胜利的可能。” “我今晚就直飞香港,立刻下达行动命令!成功之日再会!” “好!到那时,我们的杜鲁门总统会亲自为你授勋的!” 在扑朔迷离之中 9月12日上午,秋色宜人,艳阳高照。 公安部侦察处处长李国祥在办公室里,正聚精会神地查看刚刚送来的侦察报告。曹纯之急匆匆地走进来了。 李国祥指着面前的情报说:“老曹,你看,由东京前往西贡检阅法国殖民军的麦克阿瑟总部官员透露:美国在香港的间谍总部正在计划、调度和监督中国大陆上的美国、英国和国民党特务的间谍活动,敌人的间谍活动已全面展开了。” 老曹拿过情报看了看,气愤地说:“他们说的还不全面,还有意大利、德国、日本的残渣余孽,我这里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基本情况。看来,他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间谍网络,是一个正在活动的间谍组织。我判定,他们很可能在我们的国庆大典时,进行武装暴动。” 李国祥的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说:“老曹,先说说重点侦察对象的基本情况吧!” 老曹从文件包拿出一叠材料,汇报说:“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o Riva),又名汤尼,现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7号,现在公开的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在北京的代理人。此人1919年来中国,1923年至1924年在天津开办意亚公司,曾多次兜售军火给北洋军阀曹锟、齐燮元等。1926年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北平支部,自任支部长。1934年任意大利空军指导团秘书长,多次协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进大批飞机。‘七七’事变以后,李安东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特务勾结,在华北各地区搜集情报供给日本侵略军,以便其进攻我华北抗日根据地。1948年3月,他又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给予的间谍任务,并在包尔德指示下,收罗了日本、德国等国的特务为其充当情报员,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日本人山口隆一,中文化名刘逸,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6号。1938年来我国青岛,历任日伪‘华北航业协会’及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科长等职。1944年来北京,任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事搜集华北沿海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情报,供给日本海军省。1948年与李安东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亲自接受过包尔德给予的间谍任务。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德国人甘纳斯,曾是德国纳粹党徒,现住北京市第二区甘雨胡同丙17号。1938年来北京,任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40年与李安东相识。1945年美军来北京,甘纳斯充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电气工程师,同时与李安东一起为美国间谍搜集情报。现在公开的身份是西市汽车行的经理。实际上,这个汽车行只有一辆小卧车供他使用,行内工人靠平时修理汽车的收入作为开销费用。” “意大利人哲立,现住北京市第五区南池子宫豆腐坊15号。1921年来中国,曾任意大利驻天津海关总督和秦皇岛税务司。1943年起为日本侵略军做谍报工作。日本投降后即与美国间谍机关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包尔德离京,带走了他的老婆苏联人霍尔瓦特・伊芙娜,现在是无业的侨民。” 老曹汇报完后,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几口菊花清茶,润了润嗓子。 李国祥处长站起身,很高兴地说:“调查任务完成得很好!目标明确了,原材料的价值作用更大了。” 在香港的行动 香港南部滨海一带,有一大片高级住宅区。在浅水湾风景区一侧,有一幢高大的意大利风格的红色别墅,从门牌号码上看,它与普通的别墅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却很少有人出入,也很少有人靠近。因为在它的周围,不时有神秘的警卫人员和警犬出现。原来,这儿是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香港的秘密间谍组织所在地。 3天前,奉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之命来到香港的包尔德,正在这儿积极筹划10月1日炮击天安门的准备工作。他精心地设计了与北京潜伏间谍秘密的联络方法,还企图利用国民党在国外潜伏的特务,从共产党内部开刀,造成内讧。 根据台湾保密局的指示,潜伏在泰国曼谷的特务组组长关吉富接电后,便火速赶到香港与包尔德会晤。
此刻,包尔德正向关吉富面授机宜:“关先生,据保密局材料表明,你在中共大陆侦察机关有特殊情报关系,不知是否可靠?” 关吉富一惊,随即应道:“是的,上校先生,他是我夫人的妹婿,此人叫王恩崇,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伸缩性。此人爱好金钱和美色,我们有掌握他的能力!” “太好了!”说着,包尔德从身旁的皮箱取出一叠美钞和密件一扬:“这是2000美元和我们的联络密码,请关先生立即命令他,务必尽最大努力从内部破坏中共侦察机关在政治保卫方面所进行的一切行动。只要在10月1日以前使中共的侦察停滞不前,他就可以再领取2000美元的赏金!” 关吉富立刻起身表示:“请上校先生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立刻通知王恩崇,告诉他这次行动的要求。” 包尔德又许诺:“关先生,这次行动成功了,我保荐你在台湾保密局荣升中校组长。我们战略情报局和保密局会特别重用您。” 包尔德送走关吉富,换下西装革履,穿上兰色睡衣,来到姘妇霍尔瓦特・伊芙娜的房间。 霍尔瓦特・伊芙娜这次跟随包尔德来到香港,满以为可以见到她的丈夫哲立。现在包尔德又搪塞着对她说:“伊芙娜,这次去大陆,不久就可以见到你的哲立先生。他们在北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呢。不过,他会很快来到香港,你如果愿意,可以同他到美国或者意大利去定居。” 霍尔瓦特・伊芙娜微笑着搂住包尔德:“上校先生,我究竟是属于美国还是意大利呢?哲立回来后,你应该对我实现在北京的诺言,我要回俄国去!” 包尔德怎会舍得放走霍尔瓦特・伊芙娜?他完全迷上了她的姿色。 歌舞升平的背后 夜幕渐渐地把一切溶入了黑暗之中。 北京甘雨胡同北侧的一幢别致的别墅在黑暗中显得神秘莫测,门口发着绿色锈蚀的铜牌上镌刻着:意大利・李安东。 此时,意大利人李安东正在家里举行舞会。应邀来的正是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和意大利人哲立。 百叶窗下摆放着一架美国箱式留声机,缓慢地播放着法国的钢琴舞曲,俨然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 舞会进行的时间不长,李安东没有心情跳舞。中共的国庆日一天天临近,他关心的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许诺是否兑现,他们炮击天安门的计划是否能安全、可靠地实施,包尔德从香港派来的联络人是否能安全、准时地到达北京。对下一步的行动,他们将进行可行性的研究并作出决定。 李安东亲自送几位陪舞的外国女郎到大门口乘车离去,然后左右张望了一会,见外面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才放心地让门卫关上大门。 这位与中国的军政界、商业界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意大利人,在北京的外国人中自诩为“中国通”,很有一些优越感。可是,他并未意识到,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察人员斡旋,自己还缺乏实战的经验。他认为有强大的反共联盟做靠山,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是绝对可行和必可成功的。 幽暗的灯光下,李安东蓝色的眼睛注视着山口隆一等3人,他压低声音说:“近日内,包尔德上校将从香港派人来接头,下达最后命令。尔后,我们即刻向东京盟军司令部CIC情报处报告行动信号。到时,台湾和香港方面将会到公海海面接应我们。” 说着,李安东从衣内拿出几张花花绿绿的香港银行汇票扬了扬,很神气地说:“包尔德上校从香港经天津转汇了这次行动的报酬25万美金。包尔德上校已经与美国战略情报局讲妥,报酬一半在香港预先付,另一半事后付。这是诸位在香港××银行存款的通知票据!” 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接过来,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山口隆一按捺不住激动地说:“我们在中国政治冒险十几年,只有这一次才是一笔大生意!没有想到,包尔德先生完全答应我们的条件,美国人真是慷慨!” 李安东起身宣布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现在离中共国庆尚有17天。据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透露,10月1日,中共的第二个国庆日,中国的党政军领导人都在天安门上开会。我们的行动方案是,在他们宣布国庆大典开始并鸣放礼炮的时候,从我这里用迫击炮向西南方向的天安门射击。根据对目标的测视,射击的位置在有效的射程和发射角度内,发射的3颗长弹可连续落在天安门城楼中心。一发炮弹的爆炸威力为120平方米。所以,只要有一颗击中,就可以把天安门炸毁,让他们飞上天去。我相信,我们意大利的武器是非常可靠的!” “炮轰了天安门,中国就会一片大乱!”山口隆一兴奋地说。 “岂止是中国大乱,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会受到巨大震动,从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的盟友就可以长驱直入地占领朝鲜,进攻中国,蒋介石先生亦可反攻大陆。到那时,就会重新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这不仅是我们的军事目的,也是我们的政治目的。” “顶好!顶好!”甘纳斯狂妄地说:“我十分仇视共产党,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绝不可放弃这样的机会。否则,我们在中国的一切都将会很快失去!” 李安东一挥手,吩咐说:“诸位,请安静!现在我代表包尔德上校宣布行动命令。山口隆一先生,我们收到来自香港的联络暗号后,你负责向东京盟军驻日司令部情报处报告行动信号,指示射击目标。务必注意,为避开中共侦察机关的注意,信件必须交给那位伊拉克女人,以在京从事商贸事务的名义发出。” 随之,李安东转向甘纳斯说:“你的任务是提前定好10月1日至2日中午12时45分从天津到香港的国际航班船票,并做好在京车辆的安全保护工作。” 李安东的眼光落在哲立的身上:“哲立先生协助我和山口隆一负责迫击炮的安装和射击!” 这时,甘纳斯在一旁问道:“事发之后,我们能安全地抵达香港吗?包尔德先生是否会派舰艇到公海去接应我们?” 李安东自信地微微一笑说:“工程师先生,我们都是懂军事的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只要炮击了天安门,中国肯定一阵大乱。那时,我们立即开车赴天津,在他们还未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早已登船离岸了。万一10月1日走不成,我们还有10月2日的船票。为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包尔德先生将在两日内从朝鲜半岛派舰艇到公海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退路是没有问题的。” 哲立也自信地说:“现在中共还没有建立正规的海军和空军,而美国在这一带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我们一进入公海,中共就奈何不得我们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