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生人终于遇到大麻烦了
“高考真苦”的感叹余音犹在，“就业真难”的抱怨已席卷而来。面对“高考人数历年来最高”和“毕业生人数历年来最多”这两个峰值在2006年的同时降临，一度风光无限的80年代生人在现实的升学和就业的双重压力面前，终于遭遇到了他们人生的困惑期。
文/胡赳赳 图—阿灿/新周刊(除署名外)
2006年6月，两个峰值摆在中国人面前。一是880万人参加高考(全国统一)，为历年来最多；二是413万人大学毕业，进入就业阶段，同样为历年来最多。
从中国人的代际观来看，1980一代也就是“我世代”，80年代生人，因为美国学者Jean M. Twenge长达13年的研究，而获得了“我世代”(Generation Me)的别称。在这位女学者长达13年超过百万份问卷针对我世代的研究报告中，我世代呈现出这样的群体特征：以自我为中心、藐视权威、缺乏责任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决断，可是却有前所未有的不快乐。
这些表现在国外年轻人身上的群体特征，虽然多年前就引起了我国青少年研究者的注意，并对中国同类人群的成长表现出相同的忧虑。而今天，这群人分别面临着就业和升学的压力。被广告商包装成最有消费力的这个群体迎来了他们自己的困惑期，如何进入大学以及如何进入社会，是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的切肤之痛。
就业真难?
把“毕业即失业”的口号挂在嘴边的413万人像空降兵一样迅速介入社会，因为不能及时就业而开始有了一些新的称谓：“啃老族”、“零工资就业者”、“城市母体的边缘人”等等。在西部地区，有贫困生因找不到工作愤而出走，在东部地区，少有人愿意去往或者留在二三线城市。
等待他们和他们家长的，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调适过程。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本刊说：“上大学就是一项投资。”但现在，投资回报率显然没有当初预料的那么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毛寿龙说：“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虽然目前来看，上大学的直接投资回报率是降低了些，但上大学的需求在这儿明摆着。”
880万人参加高考，史上最壮观的一次，其中将录取530万人。三至四年后，又将形成更高的一个峰值。
著名教育专家杨东平解释说，有两个因素使今年就业大学生增多：一是三年制和两年制的研究生今年同时毕业，二是随着高校扩招，本科毕业生也增加了。
谈及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杨东平认为，中国大学生所占人口比例为5%，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30%，“根本谈不上饱和，远远不能说过剩了”。这位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以自己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科为例，这个专业以女生为主，那些女生在找工作时也叫苦连天，但实际情况是“如果在北京不落户的话，找工作容易得很，回原籍找工作也容易得很”。
与过去相比，大学生就业的确困难很多，甚至于一年比一年形势严峻，但供不应求和包分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杨东平认为，应该正确认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与《中国青年报》合作推出的一组报道，坦承全社会总体“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缺口超过1400万，比2005年增加100多万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东、中、西部的区域结构性矛盾和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矛盾同时存在”，“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以此对应届毕业生发出警示。
杨东平说，就业统计率的统计模式有问题，一是依赖7月份的签约率，很多学生为了档案、派遣等，为符合管理条件而找户口接收，都是假的；二是依赖12月份就业率，这个指标就高很多，但也只是半年时间。国外一般是用一年就业率来评价就业指标，如果中国采用的话，得出来的结论会不一样。
“难就难在社会的心理感受和心理压力上。”杨东平理解媒体对此的“发难”。
反而是西部地区出现真正严峻的就业难，相比较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学生也许是在“无病呻吟”，如果他们不把眼光放在大城市和留城户口这两件事上，找工作对他们而言并非太难。
而西部地区学生大多数是本地就业，劳动力市场容量有限，吸纳大学生的水平达不到。
“我们要拒绝情绪化的抱怨。”杨东平用了“雪上加霜”来形容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现状。“大学生找普通教书工作都很困难，一方面学校缺师资，但另一方面却编制超标。”杨东平指出，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达不到的西部省份如甘肃等，要帮毕业生到东部地区就业。
大学生就业是一定会产生“溢出效应”的，从大城市到二线城市、从高分布到低分布。杨东平举例说，广州曾经就博士生毕业当幼儿园园长展开过是否人才浪费的讨论，而在日本，幼儿园园长博士并不少见。难的不是就业，而是人们的心理预期不断下跌。
教育GDP的神话
大学扩招的首倡者、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毕业生应该投身到能代表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民营经济领域中去，那里才最活跃。
但他仍没避免被“讨伐”的命运。从1999年大学扩招算起，大学扩招进入第7年，其“输入端”和“输出端”均进入一个全面爆发期。大学扩招的优势和弊端在这个年份里广受争议。其利为：更多人能接受高等教育；老百姓把钱从银行取出花在教育投资上。其弊为：穷人孩子上不起学；教育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汤敏不得不多次面对媒体，直陈其“大学扩招观”。有媒体把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归咎为“都是扩招惹的祸”，很多人开始怀疑几年前的扩招到底对不对，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到底能不能容纳这么多大学生。
汤敏认为，从宏观和深层次分析看，当前就业难只是经济转型过程就业结构变化产生的暂时困难。“当前，不但是大学生就业较难，整个社会都存在着就业难的问题。一部分是因为大学生就业观念调整不够而没能很好地抓住机会，还有高等教育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过剩，人才过剩。”
杨东平在思考的问题则是：为什么注册招生规模控制不住？为什么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扩招？为什么扩招速度年年加快？
“1999年是教育部要扩招，下面有想法，现在教育部想收，却收不住。”杨东平关注到，在某省的十一五规划中，已经将高等教育GDP要达到的指标定得很高。
某些省份地方高等教育难以为继，但为了政绩和既得利益，扩张和扩招是当然之举。
扩招的结果是什么？前几年伴随着大规模的扩招，随之兴起的是“大学城”的遍地开花，高校对基础设施建设处于“饥渴”状态。“高校对银行的贷款有两个版本，一是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所说的1千个亿的版本，一是3千个亿的版本。”杨东平说，这些贷款已经“国企化”了，如果规模不控制，高校贷款会成为新的不良贷款，现在已经是欠债警戒线了。
为什么地方院校有“万人大学的扩张冲动”？一般而言，学费比例占到大学收入的30%左右，政府投入少的地方，学费比重大，“万人大学”的规模效应可以使得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脚步迈得更快。
杨东平说，从教育部的角度，不想扩招速度这么快，“一开始是希望比较理性。”按5%的规模扩招，2010年扩招15%，但在2002年也就是提前8年就达到了这个规模，控制下来比较难。杨东平总结说：“大学扩招出现了房地产热。”
我世代怎么办？
我世代注定要为中国转型期间的产业结构付出代价。
他们不是最早一批买单者，同样也不会是最后一批买单者，但他们是最不服气的一批买单者：凭什么到我们了就找不到工作?
高增长率低就业率的现象，并没有给大学毕业生留下多少职位。汤敏说：“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转型首先是由于追求GDP的高增长，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追求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但缺点就是尽管投资比较大，就业容纳量不大。”
最近几年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GDP产生的新增就业可能还不到1980年代的三分之一，同样是8%增长，现在产生新就业仅等于80年代的3%的经济增长。但是人口还不断增加，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上亿的农民到城市来找就业机会。大学毕业生只是就业大军中的一支。
同样，大学作为知识分子供应商，而扩招正在使知识分子贬值。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本刊分析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高中情况不变，就业情况不变，扩招多的学生怎么来的？那就是录取线降低，大学生质量下降。大学里的情况就是教育质量下降，忽然扩招，全国大学都缺老师，师资力量不足，一个好的大学老师的培养需要10年的功夫。这样必然造成毕业生质量的下降。”
茅于轼就曾碰到这样的例子，天则研究所要招一名大学生，结果发现对方“不会接电话，不会讲话，不会表现自己，只会解题”。
大学生尽可以对茅于轼所言“大学生成色不好”不悦和存疑，但“一方面就业困难，另一方面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挑战。”杨东平说，大学生应该尽可能多地参加社会实践，职业规划应从刚进大学开始，大学不是纯粹学习知识的地方。茅于轼说：“民办大学反而就业不成问题。因为它们离市场更近。”
毕业了，你会不会去领低保？毕业了，你会不会成为新盲流？毕业了，你会不会去参加超女比赛？毕业了，你会不会回家当屠夫？种种疑问，成为我世代毕业一族的心病。
2006年各类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将高达413万，与上年相比增幅达22%，而另一个预计的数据则比较悲观，全国对于高校毕业生需求约为166.5万人，比去年实际减少22%，这意味着，将有六成的应届毕业生面临岗位缺口。
现在，家庭已经开始在自我消化这种社会就业压力了。“啃老族”的出现就是其中一种现象，上海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沪上不在读的未婚子女中85%需要依靠父母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
分析认为，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从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缺乏竞争意识，以及对责任心、对勤俭意识的淡漠，使其面对挫折时习惯性地选择逃避。
当我世代日益成为消费主体并被广告商不断灌输最新的生活方式时，当他们作为最被看好的一代人并被套上种种光环时，他们不得不从“我世代”的天上掉到“现世代”的地下，毕竟这个社会，人人都有压力。只有继续父辈拼搏进取的精神，励志向上才有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毛寿龙提醒说：“这两个高考和就业的峰值并未到最高点，还会往上升。而且，第三个高峰也会出现，更多人在工作后，有继续受教育的需要。”
80年代生人终于遇到大麻烦了
“高考真苦”的感叹余音犹在，“就业真难”的抱怨已席卷而来。面对“高考人数历年来最高”和“毕业生人数历年来最多”这两个峰值在2006年的同时降临，一度风光无限的80年代生人在现实的升学和就业的双重压力面前，终于遭遇到了他们人生的困惑期。
文/胡赳赳 图—阿灿/新周刊(除署名外)
2006年6月，两个峰值摆在中国人面前。一是880万人参加高考(全国统一)，为历年来最多；二是413万人大学毕业，进入就业阶段，同样为历年来最多。
从中国人的代际观来看，1980一代也就是“我世代”，80年代生人，因为美国学者Jean M. Twenge长达13年的研究，而获得了“我世代”(Generation Me)的别称。在这位女学者长达13年超过百万份问卷针对我世代的研究报告中，我世代呈现出这样的群体特征：以自我为中心、藐视权威、缺乏责任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决断，可是却有前所未有的不快乐。
这些表现在国外年轻人身上的群体特征，虽然多年前就引起了我国青少年研究者的注意，并对中国同类人群的成长表现出相同的忧虑。而今天，这群人分别面临着就业和升学的压力。被广告商包装成最有消费力的这个群体迎来了他们自己的困惑期，如何进入大学以及如何进入社会，是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的切肤之痛。
就业真难?
把“毕业即失业”的口号挂在嘴边的413万人像空降兵一样迅速介入社会，因为不能及时就业而开始有了一些新的称谓：“啃老族”、“零工资就业者”、“城市母体的边缘人”等等。在西部地区，有贫困生因找不到工作愤而出走，在东部地区，少有人愿意去往或者留在二三线城市。
等待他们和他们家长的，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调适过程。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本刊说：“上大学就是一项投资。”但现在，投资回报率显然没有当初预料的那么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毛寿龙说：“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虽然目前来看，上大学的直接投资回报率是降低了些，但上大学的需求在这儿明摆着。”
880万人参加高考，史上最壮观的一次，其中将录取530万人。三至四年后，又将形成更高的一个峰值。
著名教育专家杨东平解释说，有两个因素使今年就业大学生增多：一是三年制和两年制的研究生今年同时毕业，二是随着高校扩招，本科毕业生也增加了。
谈及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杨东平认为，中国大学生所占人口比例为5%，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30%，“根本谈不上饱和，远远不能说过剩了”。这位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以自己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科为例，这个专业以女生为主，那些女生在找工作时也叫苦连天，但实际情况是“如果在北京不落户的话，找工作容易得很，回原籍找工作也容易得很”。
与过去相比，大学生就业的确困难很多，甚至于一年比一年形势严峻，但供不应求和包分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杨东平认为，应该正确认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与《中国青年报》合作推出的一组报道，坦承全社会总体“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缺口超过1400万，比2005年增加100多万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东、中、西部的区域结构性矛盾和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矛盾同时存在”，“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以此对应届毕业生发出警示。
杨东平说，就业统计率的统计模式有问题，一是依赖7月份的签约率，很多学生为了档案、派遣等，为符合管理条件而找户口接收，都是假的；二是依赖12月份就业率，这个指标就高很多，但也只是半年时间。国外一般是用一年就业率来评价就业指标，如果中国采用的话，得出来的结论会不一样。
“难就难在社会的心理感受和心理压力上。”杨东平理解媒体对此的“发难”。
反而是西部地区出现真正严峻的就业难，相比较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学生也许是在“无病呻吟”，如果他们不把眼光放在大城市和留城户口这两件事上，找工作对他们而言并非太难。
而西部地区学生大多数是本地就业，劳动力市场容量有限，吸纳大学生的水平达不到。
“我们要拒绝情绪化的抱怨。”杨东平用了“雪上加霜”来形容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现状。“大学生找普通教书工作都很困难，一方面学校缺师资，但另一方面却编制超标。”杨东平指出，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达不到的西部省份如甘肃等，要帮毕业生到东部地区就业。
大学生就业是一定会产生“溢出效应”的，从大城市到二线城市、从高分布到低分布。杨东平举例说，广州曾经就博士生毕业当幼儿园园长展开过是否人才浪费的讨论，而在日本，幼儿园园长博士并不少见。难的不是就业，而是人们的心理预期不断下跌。
教育GDP的神话
大学扩招的首倡者、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毕业生应该投身到能代表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民营经济领域中去，那里才最活跃。
但他仍没避免被“讨伐”的命运。从1999年大学扩招算起，大学扩招进入第7年，其“输入端”和“输出端”均进入一个全面爆发期。大学扩招的优势和弊端在这个年份里广受争议。其利为：更多人能接受高等教育；老百姓把钱从银行取出花在教育投资上。其弊为：穷人孩子上不起学；教育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汤敏不得不多次面对媒体，直陈其“大学扩招观”。有媒体把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归咎为“都是扩招惹的祸”，很多人开始怀疑几年前的扩招到底对不对，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到底能不能容纳这么多大学生。
汤敏认为，从宏观和深层次分析看，当前就业难只是经济转型过程就业结构变化产生的暂时困难。“当前，不但是大学生就业较难，整个社会都存在着就业难的问题。一部分是因为大学生就业观念调整不够而没能很好地抓住机会，还有高等教育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过剩，人才过剩。”
杨东平在思考的问题则是：为什么注册招生规模控制不住？为什么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扩招？为什么扩招速度年年加快？
“1999年是教育部要扩招，下面有想法，现在教育部想收，却收不住。”杨东平关注到，在某省的十一五规划中，已经将高等教育GDP要达到的指标定得很高。
某些省份地方高等教育难以为继，但为了政绩和既得利益，扩张和扩招是当然之举。
扩招的结果是什么？前几年伴随着大规模的扩招，随之兴起的是“大学城”的遍地开花，高校对基础设施建设处于“饥渴”状态。“高校对银行的贷款有两个版本，一是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所说的1千个亿的版本，一是3千个亿的版本。”杨东平说，这些贷款已经“国企化”了，如果规模不控制，高校贷款会成为新的不良贷款，现在已经是欠债警戒线了。
为什么地方院校有“万人大学的扩张冲动”？一般而言，学费比例占到大学收入的30%左右，政府投入少的地方，学费比重大，“万人大学”的规模效应可以使得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脚步迈得更快。
杨东平说，从教育部的角度，不想扩招速度这么快，“一开始是希望比较理性。”按5%的规模扩招，2010年扩招15%，但在2002年也就是提前8年就达到了这个规模，控制下来比较难。杨东平总结说：“大学扩招出现了房地产热。”
我世代怎么办？
我世代注定要为中国转型期间的产业结构付出代价。
他们不是最早一批买单者，同样也不会是最后一批买单者，但他们是最不服气的一批买单者：凭什么到我们了就找不到工作?
高增长率低就业率的现象，并没有给大学毕业生留下多少职位。汤敏说：“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转型首先是由于追求GDP的高增长，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追求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但缺点就是尽管投资比较大，就业容纳量不大。”
最近几年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GDP产生的新增就业可能还不到1980年代的三分之一，同样是8%增长，现在产生新就业仅等于80年代的3%的经济增长。但是人口还不断增加，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上亿的农民到城市来找就业机会。大学毕业生只是就业大军中的一支。
同样，大学作为知识分子供应商，而扩招正在使知识分子贬值。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本刊分析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高中情况不变，就业情况不变，扩招多的学生怎么来的？那就是录取线降低，大学生质量下降。大学里的情况就是教育质量下降，忽然扩招，全国大学都缺老师，师资力量不足，一个好的大学老师的培养需要10年的功夫。这样必然造成毕业生质量的下降。”
茅于轼就曾碰到这样的例子，天则研究所要招一名大学生，结果发现对方“不会接电话，不会讲话，不会表现自己，只会解题”。
大学生尽可以对茅于轼所言“大学生成色不好”不悦和存疑，但“一方面就业困难，另一方面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挑战。”杨东平说，大学生应该尽可能多地参加社会实践，职业规划应从刚进大学开始，大学不是纯粹学习知识的地方。茅于轼说：“民办大学反而就业不成问题。因为它们离市场更近。”
毕业了，你会不会去领低保？毕业了，你会不会成为新盲流？毕业了，你会不会去参加超女比赛？毕业了，你会不会回家当屠夫？种种疑问，成为我世代毕业一族的心病。
2006年各类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将高达413万，与上年相比增幅达22%，而另一个预计的数据则比较悲观，全国对于高校毕业生需求约为166.5万人，比去年实际减少22%，这意味着，将有六成的应届毕业生面临岗位缺口。
现在，家庭已经开始在自我消化这种社会就业压力了。“啃老族”的出现就是其中一种现象，上海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沪上不在读的未婚子女中85%需要依靠父母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
分析认为，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从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缺乏竞争意识，以及对责任心、对勤俭意识的淡漠，使其面对挫折时习惯性地选择逃避。
当我世代日益成为消费主体并被广告商不断灌输最新的生活方式时，当他们作为最被看好的一代人并被套上种种光环时，他们不得不从“我世代”的天上掉到“现世代”的地下，毕竟这个社会，人人都有压力。只有继续父辈拼搏进取的精神，励志向上才有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毛寿龙提醒说：“这两个高考和就业的峰值并未到最高点，还会往上升。而且，第三个高峰也会出现，更多人在工作后，有继续受教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