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华曹永福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中国储蓄率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把中国的高储蓄归因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中国的文化背景，即传统上中华民族崇尚节俭，中国居民缺少多元化的投资方式。另外，也有不少人认为，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住房制度改革后居民的购房需求以及对子女教育支出的预期、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等都使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大大增加（如：齐天翔，２０００：于永胜，２００３；施建淮、朱海婷，２００４）。中国储蓄率为什么居高不下？本文试图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寻找答案。
上观察中国居民储蓄一般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和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支出结构出发。
根据中经网数据库中提供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城乡居民储蓄率ｆ１】均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１９８８年以前城镇居民储蓄率在波动中曾出现些许下降，至１９８８年达到最低点６．５％。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城镇居民储蓄率迅速上升，２００４年已升至２３．８％。这一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文献中所述及的预防性储蓄现象，即居民储蓄率的上升是因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人们对未来收入的担忧，对子女未来教育的储蓄等等。始于世纪之交的住房制度改革、养老保险改革等，无疑都从中有所反映。
农村居民储蓄率ｔ２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基本上呈现上升的趋势，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却急剧下滑，之后除１９９１年略有下降外持续上升至１９９９年的２８．６％，２０００年以来则基本稳定在２６％左右。如果说从改革的进程看，城镇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可用预防性储蓄理论来解释的话，那么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上升显然无法做出同样的理解。回顾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过程（见何新华等，２００５），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恰好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阶段，在此期间还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大幅度提高了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在消费水平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前，则主要体现为储蓄率的快速上升。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国家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农产品实行的统购派购政策，市场决定价格的比重逐渐加大，农副产品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开始出现，农产品流通的价格双轨制局面初步形成。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大大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商品供应日渐丰富，农村居民消费在其纯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８０年代后期的高通货膨胀更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居民消费在其纯收入中的占比。进入９０年代，民工潮的出现使得农民纯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农村居民储蓄率再次出现上升趋势，尽管受到９０年代初期高通货膨胀的影响，储蓄率上升的速度有所减缓，但始终保持了上升的势头。在通货紧缩期间，持币待购的心理使得农村居民储蓄率上升到历史最高点。２０００年之后农村居民储蓄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水平。实证研究也已表明（何新华等，２００５），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在长期符合持久收入假说，而在短期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其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且通货膨胀使农村居民消费上升。这与我们的
一、储蓄的基本概念
翻阅经济学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对储蓄的解释有以下几种：国民储蓄、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存款等。由于这几种概念的经济学意义有很大差别，因而在讨论中国的高储蓄率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储蓄的概念加以界定。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见联合国，１９９５；赵彦云，２０００；邱东等，２００２），储蓄指可支配收入中扣除消费的部分。在国民收入的使用核算中，将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之后的部分称之为储蓄。因而，从国家的角度看，国民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之差为国民储蓄。其中总消费又细分为住户（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国民可支配收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与来自国外的净经常转移之和，当按住户、政府、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进行部门划分时，住户的可支配收入与其消费之差为住户的储蓄；政府的支配收入与其消费之差为政府的储蓄；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分别为各自的储蓄，国民储蓄等于上述四项储蓄之和。
从上述定义可知，国民储蓄是经济学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储蓄；居民储蓄仅是住户部门的储蓄；而居民储蓄存款则仅指居民储蓄中存入银行的部分。因而国内通常所谈论的居民储蓄过高系因个人投资渠道狭窄或缺少多元化投资方式的论点，其实仅适用于讨论居民储蓄的构成，而不适于对中国的高储蓄率进行分析。
二、分城乡居民储蓄率与居民储蓄率的矛盾
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加上数据来源的限制，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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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５．１１—１２
万方数据
上述分析是完全吻合的。
由于分城乡居民储蓄率均上升较快，因而在很多文献中都以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如施建淮、朱海婷，２００５）。然而，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居民储蓄率却在持续下降，这使得以住户调查所得数据为基础所作的分析结论对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中国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表明，ｉ３１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已下降７个多百分点。事实上，由于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大大低于农村居民的储蓄率，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城镇居民储蓄倾向的下降，但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这一现象却被城镇人口中新增的高储蓄倾向人口所掩盖，以致于统计数据反映出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仍在迅速上升。１４１因而根据对分城乡数据分析所得的结论无法用于对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判断，所谓“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是值得商椎的。
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也有所上升（２．２个百分点）。
１９９８年以来，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公务员队伍得到精简，作为政府消费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日常开支得到一定程度的压缩；同时，由于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增加了国库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加大，因而使政府储蓄率迅速上升。１９９８年政府储蓄率为３０％，而２００１年政府储蓄率已上升至３５．９％。政府储蓄率的上升使政府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所占比重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３．２％上升至２００１年的１９．５，增幅高达６．３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可支配收入尽管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幅度有限，但由于其全部归入国民总储蓄，所以从其占国民总储蓄的比重看，增长幅度也很可观。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增幅也达到了３．９个百分点。Ｋｕ№（２００５）认为，企业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但事实上，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只是原因之一，１９９８年以来，所有工业企业的效益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以股份有限公司类工业企业效益增长最为明显，同时股份有限公司类工业企业在全部工业企业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幅度也是最大的。因而企业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加大，企业整体效益的改善而非仅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应是主要原因。
综合上述，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以及政府消费率的降低是过去十年问中国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三、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看中国储蓄率
既然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储蓄率己迅速下降，为什么中国国民储蓄率仍维持在高水平之上呢？对分部门储蓄率的分析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见表）。
根据资金流量表中提供的数据，在过去十年中，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已从１９９２年的５２．３％下降至２００１年的４１．６％，降幅达到了１０．７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却从１９９２年的３０．５％上升至２００１年的３８．２％，增幅达７．７个百分点。另外政府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也增加了４．９个百分点。因此，中国过去十年来国民储蓄率之所以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居民储蓄率过高，而在于企业及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
从可支配收入的部门分布可以看出，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降幅达５．５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则不断上升，升幅近４个百分点。另外，非金融企业表
四、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ｉ５１下面我们通过分部门储蓄率的对比，对中国高储蓄的成因进行分析。
何新华、曹永福（２００５）给出了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四个国家分部门储蓄率及可支配收入的部门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除１９８７—１９８８两年中国国民储蓄率略低于韩国外，其余年度无论国民储蓄率还是居民储蓄率，中国在上述四个国家中都是最高的，其
储蓄率及储蓄的部门分布
分部门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
年度
国民储蓄率
４０．３４１．７４２．７４１．６４０．３４０．８４０．０３８．６３８．５３８．９
居民储蓄率
３１．１２９．９３２．６３０．０３０．８３０．５２９．９２７．６２５．５２５．４
政府储蓄率
居民
政府
１４．６１５．０１２．２１１．７１３．５１３．８１３．２１４．９１６．５１９．５
非金融企业
３０．５３６．０３５．４３８．３３１．４３４．３３４．３３５．６３９．１３８．２
金融企业
２．５２．８２．１
１．８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００１
３１．Ｏ３２．４２９．Ｏ２９．６３１．７３２．３３０．Ｏ３１．０３２．５３５．９
５２．３４６．３５０．３４８．２５２．９５０．９５１．Ｏ４８．０４２．８４１．６
２－２１．０
１．５
１．４１．５０．８
资料来源：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５．１１—１２万方数据
５９
中居民储蓄率在所有年份均高于储蓄率相对较高的韩国。相对而言，韩国与中国的情况最为接近，不过韩国政府储蓄率高于中国，而居民储蓄率除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曾出现短暂上升外，则大大低于中国，因而过去十年中中国国民储蓄率仍高于韩国５个多百分点。
如果我们对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则中国２００１年无论国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还是政府储蓄率均与韩国１９９０年前后的情况类似。因而中国的高储蓄率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Ｈａｙａｓｈｉ（１９８９）在对日本与美国的储蓄率进行比较研究时曾发现，日本储蓄率之所以大大高于美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方式不同，二是美国政府消费中包括了政府投资。旧日本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是在原始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美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固定资产的折Ｉｆ３是在重置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通货膨胀较高的时期，日本式的折ＩＨｆ日ｅ估了固定资产因贬值而带来的损失。当对上述两项统计口径上的差异进行调整后，Ｈａｙａｓｈｉ发现，日本除经济起飞时期国民储蓄率高于美国外，至１９８０年国民储蓄率已基本接近美国的水平。因而Ｈａｙａｓｈｉ得出结论，１９５５—１９９５年间日本储蓄率的时序变化基本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
尽管缺乏更为详细的数据以对中国居民储蓄率与日本居民储蓄率进行比较，但至少从日本国民储蓄率的时序变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本经济起飞的６０、７０年代国民储蓄率曾达到３０％以上，其最高峰也曾接近目前中国的水平。假如Ｈａｙａｓｈｉ（１９８９）提到的因提取固定资产折旧方式的不同而对国民储蓄率产生的影响同样存在于中国和韩国，『１那么中国国民储蓄率与韩国和日本的数据就是可比的，而与美国的数据则缺乏可比性。因而中国除２０００年以来略高于日本及韩国经济起飞时的国民储蓄率外，基本与这两个国家经济起飞时的国民储蓄率相当。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目前国民储蓄率高于同期其它国家的水平，但考虑到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这一现象应该说还是基本正常的。
从韩国的情况看，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居民储蓄率高于２０％的时间仅持续了约１０年，目前已降至１０％左右。从中国过去十年中居民储蓄率下降的速度看，达到美国居民储蓄率１０％的历史水平只需十年左右。｜８１
从收入的部门分配来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基本与韩国相当，但大大低于同期美国的水平。尽管考虑到上面提到的固定资产折旧方式的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低于美国历史水平有其合理的成分，但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与韩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迅速下降的现象还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
五、中国高额储蓄的去向
通过资金流量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居民储蓄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已从１９９２年的２６％，上升至２００１年的３７％，但剩余的６３％除小部分用于手持现金外，仍主要形成了银行存款（存款约占９４％，其余基本为手持现金）。另外，２００１年住户部门还持有相当于其同期银行存款额约１／３的银行贷款，从额度上看，大
万
方数据约其中的２／３被用于证券投资，另外１／３被用于支付保险准备金。可见缺少多元化的投资方式，仍是居民储蓄存款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尽管中国政府储蓄率大大高于其它国家，但近年来每年仍需要通过发行大量的国债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资金流量表显示，过去十年间政府储蓄中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１９９２年，政府储蓄中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仅为３８％，２００１年这一比重己上升至５０％。此外，政府储蓄中还有部分资金通过资本转移的形式，间接形成了企业固定资本，１９９２年这种形式的固定资本形成相当于政府储蓄的６３％，２００１年该数字上升为８３％，因而政府因储蓄不足而需要发行大量国债。从资金流量表看，２００１年政府通过证券融资２５７５亿元，相当于其储蓄的３５％左右。以上两种形式的固定资本形成，使得政府在当年固定资本形成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１９９２年这一比重为１６％，２００１年这一比重已上升至２６％，因而政府行为对中国高投资率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方面显示了１９９８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程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反而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逐渐加大了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这～现象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经济过热的讨论中似乎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由于居民是净金融投资者，而企业和政府是净金融融资者，既然居民的储蓄主要流向了银行，因而企业外部融资的主渠道仍为银行贷款。１９９２年非金融企业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缺口为５６％，金融企业外部融资中７８％为银行贷款，证券融资额仅相当于其银行贷款的１５％，国外融资仅相当于其银行贷款的２２％；２００１年，在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中银行贷款仍占６８％，证券融资额仍仅相当于其银行贷款的１５％，国外融资则增至相当于其银行贷款的３９％。因而非金融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以及大量不良贷款的存（２００５）关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对银行业所带来的风险，因企业储蓄的增加和政府资本转移的加大而大大低于通常所认为的水平”的结论显然是不确切的。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１）中国国民储蓄过高，在一定程度上系因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方式所致。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中国国民储蓄过高亦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２）中国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３）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５．１１—１２
２００１年这一缺口仍有４９％。除政府的资本转移外，１９９２年，在非在使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大。上述分析表明，Ｋｕｉｊｓ入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政府机构体制改革导致政府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储蓄率大大提高，从而使得已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的居民储蓄率未能在国民储蓄率中得到体现。同时，来自住户调查的分城乡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趋势，又从另一个角度阻碍了对因城镇化而导致的居民储蓄率下降的认识。事实上，居民储蓄率在过去十年中已迅速下降了７个多百分点。
所占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为近年来的高投资率创造了条件，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投资热情。政府直接投资和通过资本转移形成的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比重逐年加大，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程度日益加强，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推行市场经济的初衷。
（４）为使经济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消除需求不足的现状，应重点加强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使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有所倾斜。建议通过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减税（如取消利息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偶然所得税税率等）、以及增加转移支付在政府支出中所占比重的方式（如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为普及９年制义务教育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等）等，一方面通过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使预防性储蓄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降低，另一方面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减小也将有助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从而降低过高的投资率。
（５）居民储蓄的主渠道为银行存款以及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使得银行系统所面临的风险Ｅｔ益加大。必须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减少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满足居民投资渠道多元化的需求，才能有效降低银行系统所面临的风险。▲
注释：
［１］城镇居民储蓄率＝（１一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１＋１００％
【２】农村居民储蓄率＝（１一农村居民生活现金消费支出／农村居民纯收
入）４１００％
【３１由于技术上的原因，２００４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资金流量表仅为２００１年，大大滞后于研究的需要。
【４］见何新华、曾永福（２００５）的相关分析。
［５】有经济学家指出，由于固定汇率下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价格出现扭曲，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民储蓄率产生影响。我们在根据购买力平价
重新估算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重新计算的国民储蓄率与采用名
义汇率计算的国民储蓄率差别仅为１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净经常转移和净出口相对ＧＤＰ而言非常小，因而国内廉价的消费品并不会对储蓄率的计算产生大的影响。
［６］美国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在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已分别列
出。
［７］许宪春指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因“尚不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基础，所以尚未采用固定资产的
重置价值”（许宪春，２０００，第１４页）。
［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居民部门也存在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０１年居民储蓄中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部分已占其总储蓄的３６％），因
固定资产折旧方式不同而对储蓄率的影响也波及到居民储蓄率指标。也就是说，从可比的角度看，以中国统计口径计算美国居民储蓄率的历史水平应高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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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从资金流量表看中国的高储蓄率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何新华， 曹永福， He Xinhua， Cao Yongfu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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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储蓄的基本概念
翻阅经济学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对储蓄的解释有以下几种：国民储蓄、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存款等。由于这几种概念的经济学意义有很大差别，因而在讨论中国的高储蓄率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储蓄的概念加以界定。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见联合国，１９９５；赵彦云，２０００；邱东等，２００２），储蓄指可支配收入中扣除消费的部分。在国民收入的使用核算中，将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之后的部分称之为储蓄。因而，从国家的角度看，国民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之差为国民储蓄。其中总消费又细分为住户（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国民可支配收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与来自国外的净经常转移之和，当按住户、政府、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进行部门划分时，住户的可支配收入与其消费之差为住户的储蓄；政府的支配收入与其消费之差为政府的储蓄；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分别为各自的储蓄，国民储蓄等于上述四项储蓄之和。
从上述定义可知，国民储蓄是经济学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储蓄；居民储蓄仅是住户部门的储蓄；而居民储蓄存款则仅指居民储蓄中存入银行的部分。因而国内通常所谈论的居民储蓄过高系因个人投资渠道狭窄或缺少多元化投资方式的论点，其实仅适用于讨论居民储蓄的构成，而不适于对中国的高储蓄率进行分析。
二、分城乡居民储蓄率与居民储蓄率的矛盾
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加上数据来源的限制，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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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上述分析是完全吻合的。
由于分城乡居民储蓄率均上升较快，因而在很多文献中都以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如施建淮、朱海婷，２００５）。然而，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居民储蓄率却在持续下降，这使得以住户调查所得数据为基础所作的分析结论对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中国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表明，ｉ３１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已下降７个多百分点。事实上，由于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大大低于农村居民的储蓄率，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城镇居民储蓄倾向的下降，但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这一现象却被城镇人口中新增的高储蓄倾向人口所掩盖，以致于统计数据反映出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仍在迅速上升。１４１因而根据对分城乡数据分析所得的结论无法用于对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判断，所谓“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是值得商椎的。
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也有所上升（２．２个百分点）。
１９９８年以来，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公务员队伍得到精简，作为政府消费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日常开支得到一定程度的压缩；同时，由于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增加了国库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加大，因而使政府储蓄率迅速上升。１９９８年政府储蓄率为３０％，而２００１年政府储蓄率已上升至３５．９％。政府储蓄率的上升使政府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所占比重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３．２％上升至２００１年的１９．５，增幅高达６．３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可支配收入尽管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幅度有限，但由于其全部归入国民总储蓄，所以从其占国民总储蓄的比重看，增长幅度也很可观。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增幅也达到了３．９个百分点。Ｋｕ№（２００５）认为，企业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但事实上，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只是原因之一，１９９８年以来，所有工业企业的效益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以股份有限公司类工业企业效益增长最为明显，同时股份有限公司类工业企业在全部工业企业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幅度也是最大的。因而企业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加大，企业整体效益的改善而非仅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应是主要原因。
综合上述，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以及政府消费率的降低是过去十年问中国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三、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看中国储蓄率
既然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储蓄率己迅速下降，为什么中国国民储蓄率仍维持在高水平之上呢？对分部门储蓄率的分析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见表）。
根据资金流量表中提供的数据，在过去十年中，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已从１９９２年的５２．３％下降至２００１年的４１．６％，降幅达到了１０．７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却从１９９２年的３０．５％上升至２００１年的３８．２％，增幅达７．７个百分点。另外政府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也增加了４．９个百分点。因此，中国过去十年来国民储蓄率之所以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居民储蓄率过高，而在于企业及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
从可支配收入的部门分布可以看出，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降幅达５．５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则不断上升，升幅近４个百分点。另外，非金融企业表
四、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ｉ５１下面我们通过分部门储蓄率的对比，对中国高储蓄的成因进行分析。
何新华、曹永福（２００５）给出了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四个国家分部门储蓄率及可支配收入的部门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除１９８７—１９８８两年中国国民储蓄率略低于韩国外，其余年度无论国民储蓄率还是居民储蓄率，中国在上述四个国家中都是最高的，其
储蓄率及储蓄的部门分布
分部门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
年度
国民储蓄率
４０．３４１．７４２．７４１．６４０．３４０．８４０．０３８．６３８．５３８．９
居民储蓄率
３１．１２９．９３２．６３０．０３０．８３０．５２９．９２７．６２５．５２５．４
政府储蓄率
居民
政府
１４．６１５．０１２．２１１．７１３．５１３．８１３．２１４．９１６．５１９．５
非金融企业
３０．５３６．０３５．４３８．３３１．４３４．３３４．３３５．６３９．１３８．２
金融企业
２．５２．８２．１
１．８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００１
３１．Ｏ３２．４２９．Ｏ２９．６３１．７３２．３３０．Ｏ３１．０３２．５３５．９
５２．３４６．３５０．３４８．２５２．９５０．９５１．Ｏ４８．０４２．８４１．６
２－２１．０
１．５
１．４１．５０．８
资料来源：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５．１１—１２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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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居民储蓄率在所有年份均高于储蓄率相对较高的韩国。相对而言，韩国与中国的情况最为接近，不过韩国政府储蓄率高于中国，而居民储蓄率除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曾出现短暂上升外，则大大低于中国，因而过去十年中中国国民储蓄率仍高于韩国５个多百分点。
如果我们对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则中国２００１年无论国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还是政府储蓄率均与韩国１９９０年前后的情况类似。因而中国的高储蓄率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Ｈａｙａｓｈｉ（１９８９）在对日本与美国的储蓄率进行比较研究时曾发现，日本储蓄率之所以大大高于美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方式不同，二是美国政府消费中包括了政府投资。旧日本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是在原始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美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固定资产的折Ｉｆ３是在重置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通货膨胀较高的时期，日本式的折ＩＨｆ日ｅ估了固定资产因贬值而带来的损失。当对上述两项统计口径上的差异进行调整后，Ｈａｙａｓｈｉ发现，日本除经济起飞时期国民储蓄率高于美国外，至１９８０年国民储蓄率已基本接近美国的水平。因而Ｈａｙａｓｈｉ得出结论，１９５５—１９９５年间日本储蓄率的时序变化基本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
尽管缺乏更为详细的数据以对中国居民储蓄率与日本居民储蓄率进行比较，但至少从日本国民储蓄率的时序变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本经济起飞的６０、７０年代国民储蓄率曾达到３０％以上，其最高峰也曾接近目前中国的水平。假如Ｈａｙａｓｈｉ（１９８９）提到的因提取固定资产折旧方式的不同而对国民储蓄率产生的影响同样存在于中国和韩国，『１那么中国国民储蓄率与韩国和日本的数据就是可比的，而与美国的数据则缺乏可比性。因而中国除２０００年以来略高于日本及韩国经济起飞时的国民储蓄率外，基本与这两个国家经济起飞时的国民储蓄率相当。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目前国民储蓄率高于同期其它国家的水平，但考虑到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这一现象应该说还是基本正常的。
从韩国的情况看，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居民储蓄率高于２０％的时间仅持续了约１０年，目前已降至１０％左右。从中国过去十年中居民储蓄率下降的速度看，达到美国居民储蓄率１０％的历史水平只需十年左右。｜８１
从收入的部门分配来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基本与韩国相当，但大大低于同期美国的水平。尽管考虑到上面提到的固定资产折旧方式的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低于美国历史水平有其合理的成分，但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与韩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迅速下降的现象还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
五、中国高额储蓄的去向
通过资金流量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居民储蓄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已从１９９２年的２６％，上升至２００１年的３７％，但剩余的６３％除小部分用于手持现金外，仍主要形成了银行存款（存款约占９４％，其余基本为手持现金）。另外，２００１年住户部门还持有相当于其同期银行存款额约１／３的银行贷款，从额度上看，大
万
方数据约其中的２／３被用于证券投资，另外１／３被用于支付保险准备金。可见缺少多元化的投资方式，仍是居民储蓄存款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尽管中国政府储蓄率大大高于其它国家，但近年来每年仍需要通过发行大量的国债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资金流量表显示，过去十年间政府储蓄中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１９９２年，政府储蓄中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仅为３８％，２００１年这一比重己上升至５０％。此外，政府储蓄中还有部分资金通过资本转移的形式，间接形成了企业固定资本，１９９２年这种形式的固定资本形成相当于政府储蓄的６３％，２００１年该数字上升为８３％，因而政府因储蓄不足而需要发行大量国债。从资金流量表看，２００１年政府通过证券融资２５７５亿元，相当于其储蓄的３５％左右。以上两种形式的固定资本形成，使得政府在当年固定资本形成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１９９２年这一比重为１６％，２００１年这一比重已上升至２６％，因而政府行为对中国高投资率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方面显示了１９９８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程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反而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逐渐加大了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这～现象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经济过热的讨论中似乎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由于居民是净金融投资者，而企业和政府是净金融融资者，既然居民的储蓄主要流向了银行，因而企业外部融资的主渠道仍为银行贷款。１９９２年非金融企业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缺口为５６％，金融企业外部融资中７８％为银行贷款，证券融资额仅相当于其银行贷款的１５％，国外融资仅相当于其银行贷款的２２％；２００１年，在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中银行贷款仍占６８％，证券融资额仍仅相当于其银行贷款的１５％，国外融资则增至相当于其银行贷款的３９％。因而非金融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以及大量不良贷款的存（２００５）关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对银行业所带来的风险，因企业储蓄的增加和政府资本转移的加大而大大低于通常所认为的水平”的结论显然是不确切的。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１）中国国民储蓄过高，在一定程度上系因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方式所致。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中国国民储蓄过高亦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２）中国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３）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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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这一缺口仍有４９％。除政府的资本转移外，１９９２年，在非在使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大。上述分析表明，Ｋｕｉｊｓ入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政府机构体制改革导致政府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储蓄率大大提高，从而使得已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的居民储蓄率未能在国民储蓄率中得到体现。同时，来自住户调查的分城乡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趋势，又从另一个角度阻碍了对因城镇化而导致的居民储蓄率下降的认识。事实上，居民储蓄率在过去十年中已迅速下降了７个多百分点。
所占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为近年来的高投资率创造了条件，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投资热情。政府直接投资和通过资本转移形成的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比重逐年加大，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程度日益加强，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推行市场经济的初衷。
（４）为使经济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消除需求不足的现状，应重点加强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使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有所倾斜。建议通过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减税（如取消利息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偶然所得税税率等）、以及增加转移支付在政府支出中所占比重的方式（如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为普及９年制义务教育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等）等，一方面通过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使预防性储蓄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降低，另一方面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减小也将有助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从而降低过高的投资率。
（５）居民储蓄的主渠道为银行存款以及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使得银行系统所面临的风险Ｅｔ益加大。必须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减少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满足居民投资渠道多元化的需求，才能有效降低银行系统所面临的风险。▲
注释：
［１］城镇居民储蓄率＝（１一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１＋１００％
【２】农村居民储蓄率＝（１一农村居民生活现金消费支出／农村居民纯收
入）４１００％
【３１由于技术上的原因，２００４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资金流量表仅为２００１年，大大滞后于研究的需要。
【４］见何新华、曾永福（２００５）的相关分析。
［５】有经济学家指出，由于固定汇率下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价格出现扭曲，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民储蓄率产生影响。我们在根据购买力平价
重新估算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重新计算的国民储蓄率与采用名
义汇率计算的国民储蓄率差别仅为１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净经常转移和净出口相对ＧＤＰ而言非常小，因而国内廉价的消费品并不会对储蓄率的计算产生大的影响。
［６］美国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在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已分别列
出。
［７］许宪春指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因“尚不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基础，所以尚未采用固定资产的
重置价值”（许宪春，２０００，第１４页）。
［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居民部门也存在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０１年居民储蓄中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部分已占其总储蓄的３６％），因
固定资产折旧方式不同而对储蓄率的影响也波及到居民储蓄率指标。也就是说，从可比的角度看，以中国统计口径计算美国居民储蓄率的历史水平应高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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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从资金流量表看中国的高储蓄率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何新华， 曹永福， He Xinhua， Cao Yongfu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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