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三作为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这里记叙的是其中的4个片段。 秋收起义时设计制作工家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确定了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确定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秋收暴动，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负责秋收起义的领导工作。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于9月初便来到了安源，在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 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力量要公开打出革命的旗号，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起义前夕，师领导交给杨立三、何长工一项特殊的任务：为工农革命军设计制作军旗。 听说要公开打起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大家都万分高兴。可是，这面军旗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却颇叫杨立三和何长工费思索。 他们征求了周围人员的意见，特别征求了参谋长钟文璋和参谋处长陈树华的意见。综合大家的意见后，两个人便冒着炎热酷暑，躲在修水县文昌阁的楼上，连夜干了起来。 何长工与杨立三同庚，都是1900年出生的湖南同乡。何长工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于1922年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留过洋”，见识多，熟悉苏联军旗的样式；杨立三当过湘军，了解一般军旗的样式，也熟悉我们党旗的样式和内涵。于是，两个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一张纸上剪剪画画，修修改改，经过彻夜奋战，终于设计出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这面军旗为鲜红色的长方形，旗中间是一枚金黄色的大五角星，五角星中间是黑颜色的镰刀铁锤图案，紧靠旗杆处有一条10厘米宽的空白布，上面的黑色字是本军番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这面军旗庄严、鲜艳，含意深刻，得到了师领导的批准。 随即，他们从地方上请来几名裁缝，在杨立三和何长工的指导下，照着这面样旗，日夜裁剪赶制，经过两个通宵达旦的忙碌，100面军旗赶制了出来。同时根据他们的建议还缝制了几千条红色布带，行动时像红领巾一样系在脖子上，表示工农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军。 9月9日，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计划举行。 对红军的这面军旗，毛泽东赞赏有加。他兴奋地填写了《西江月・秋收起义》词：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后来，毛泽东对这首词进行修改，将第三句中的“修铜”改为“匡庐”；第四句中的“便”改为“要”，“平浏”改为“潇湘”；第七句中的“沉”改为“愁”。 现在，在浏阳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总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长征途中抬周恩来过草地 1935年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过草地。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原红三军团）殿后。中央军委兵站运输部部长杨立三也在这支队伍中。 此时，周恩来因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身体极为虚弱，从10多天前起就经常昏迷，由于连续发高烧，已有五六天没吃什么东西了，根本起不了床。 看着周恩来这个样子，杨立三心里非常难过。他亲眼看到，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之中，每到一地他随便找个地方，就坐下来处理各军团发来的电报，然后研究敌情，寻求方案，起草命令，往往忙完后天就快亮了。他随便躺一下，又起来和部队一起行军。由于睡眠不足，有时走着走着就昏睡摔倒了。有几次，杨立三硬是把他扶上担架，让他利用行军时间休息一会。但他稍躺一会儿，又下来步行。 这次周恩来的病势异常严重，部队又行动在即，怎么办？彭德怀十分焦急，他思索一阵后，毅然决定：“抬！” 彭德怀找来红三军参谋长萧劲光，嘱咐他：“恩来同志生病，不能行动，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一个担架队来抬。我们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 萧劲光接受任务后，就抽人组成了担架队。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听说后，找到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要求当担架队队长。杨立三更不甘落后。此时他身体虽然有病，但坚决要求参加抬周恩来的担架队。陈赓劝他：“杨部长，你的身体也有病，就不用参加了吧。只要你自个儿能安全过草地，我将来请你喝酒。”杨立三知道陈赓爱开玩笑，就说：“你的酒我喝定了。我不但自个儿要过得去，而且要抬着周副主席一起过去。” 杨立三与担架队的同志，一起抬着周恩来进入了草地。 这真是一次艰难的行程啊！脚底下要时时注意一个个的泥潭，稍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鼻子闻到的是污水和腐草发出的呛人气味。从休养连赶来照看周恩来的邓颖超，在行进中一不小心陷进了泥潭，污泥浊水一下漫上腰身，她本来正患肺结核，现在只感到头昏眼花，憋得喘不上气来。她又不敢乱用劲，因为越用劲就会陷得越深。此时，多亏后面赶来的一个同志把她拉出了泥潭。当邓颖超赶到周恩来身旁时，杨立三看着浑身透湿、步履蹒跚的她，几乎认不出来了。 杨立三以自己的有病之躯抬着周恩来过草地，两天下来，肩膀磨破了，脚部及小腿也被扎出了一道道血口子，经雨水和泥水一浸，疼得钻心，继而变得红肿、溃烂。但他一声不吭，咬牙坚持着，可还是被大伙发现了，战士们劝他不要抬了，在旁边护着就行，但他根本不听，照样轮班抬担架。周恩来不忍心让杨立三和战士们这样为他吃苦，一次次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但每次都被杨立三和大伙劝住了。 草地的夜晚，格外寒冷和潮湿。担架队在一个小土丘旁停下露营，大家煮些青稞面糊糊掺野菜充饥。杨立三躲在一旁，悄悄脱下衣服察看被担架压烂的肩膀。他使劲一扯，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衣服与压烂的肩膀粘在了一起。这一扯，刚凝成的痂又流血了。不光肩膀疼，杨立三感到脖子直挺挺的也不能动了，稍一歪就一阵疼痛。 “这才是第四天啊，我一定要坚持抬着周副主席走完最后几天，到达胜利的彼岸！”他暗暗下定这样的决心，又悄悄穿上了衣服。 第二天天刚微微亮，杨立三又和大家一起，抬着周恩来出发上路了。他直挺着不能歪动的脖子，担架放在血肉模糊的肩膀上，迈着高一脚低一脚的步子前进着、跋涉着…… 整整6天6夜，140多个小时，杨立三和同志们就这样抬着周恩来，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来到了班佑。 这一天，阳光灿烂，暖风徐徐，大家心里一阵兴奋，好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但是往前没走几步，滔滔的班佑河又挡在了面前。班佑河虽然不太宽，但水流湍急，抬着担架涉水过河很容易被冲倒，危及周恩来的安全。而此时，周恩来因病重又昏过去了。为此，陈赓和杨立三急得不知如何办。 正在这时，他们遇到也准备过河的红三军十一团团长邓国清和政委王平，他们两人各有一匹马。 盯着两匹马，大家的眼睛立即亮了。陈赓、杨立三、王平、邓国清一商量，决定把两匹马并排联起来，把担架横放在马背上，牵着马驮担架过去。 为了使周恩来安全过河，陈赓、杨立三等扶持在担架两边；王平组织战士用绑腿互相联结起来，在两匹马的四周组成一道人墙，保护马平稳地驮着担架，一步一步地通过了水势汹汹的班佑河，安全到达彼岸。 至此，长征路上的又一道难关被突破了。杨立三心里一阵轻松。他急忙派人到附近去寻医找药，为周恩来治病。他知道，此时此刻，不知有多少重大的紧急任务等着周恩来处理呢！ 19年后的1954年，当杨立三因患脑瘤不幸去世后，周恩来坚持亲自为他执绋送葬；同时执绋的还有彭德怀、彭真、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粟裕、罗瑞卿、谭政、陈赓、杨尚昆等领导人，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与杨立三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 抗日战争时期别出心裁造“�”字 在我国的许多字典、词典里，如《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里，都新收了一个字：�。此字读音为“西”或者“系”。你可知道它的发明人是谁吗？就是八路军后勤部长杨立三。 这个字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当时由于战争，再加上连年的大旱和大面积的蝗灾，农业歉收，导致食盐及一些日用品的价格直线上升。这对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即服装由公家发，伙食是工资制）的军工厂工人来说，造成了生活上的极大困难。尤其是一些老工人和技术骨干，都是靠工资养家的，过去可养活3个人的工资，现在一个人也不够用了。虽然后勤部也想办法给工人们涨了两次工资，但工资的增加数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造成了部分工人的情绪波动，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杨立三经反复调查研究，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决定将以货币为单位计发工资的办法，改为以实物为单位计算发放。这样，不论物价如何涨，大家得到的实惠不会变。这个“实物”他们选择了小米，各种费用都用小米的数量来表示。比如津贴费，原每月1.5元的改发小米12两（老秤，16两为1斤），菜金每人每日改发小米3两，医生每月发小米6至10斤，等等。后来，从部队到地方，几乎都以小米为标准来计算经费。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字表示这种实物名称，于是，杨立三就创造出了“食”、“衣”相加的“�”字。至于读音，他取了口头经常说的“系数”的“系”音。 一个“�”应该含多少实物呢？经过大家的计算和实验，最后统一为一�包括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2斤、食油5钱、盐5钱、中等土白布1方尺、中等家用煤1.5斤。一个“�”节约一点用，可供一个三口之家一日的生活费。 用“�”计发工资的办法是：发工资时，先按驻地各种实物每月15日中午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每�的值，再算出每人应得的工资，然后折合成货币发给个人。 为了使�的价值真实合理，各单位都成立了由党（党支部）、政（行政后勤）、工会组成的三人小组，每月统一到市场调查研究。由他们确定的�值，领导和群众都信得过。 当时，从厂长到学徒的工资等级共分20个左右。一般来说工程师的工资最高，为190�到320�左右。技术工人的工资为46�到130�左右，养家糊口基本上不成问题。 以�计发工资的办法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尤其一些带家属的技术工人生活有了保障，工作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这种开始用以�发军工厂工人工资的做法，后来也被推广运用到了军费的计算方法上。国家财政部原副部长、当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在他著的《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一书中写道：“1943年后，由于物价上涨了三倍多，为了稳定军事供应，军费改按菜金和公杂费所需几种主要实物折合一种‘实物分’，也叫‘�’（是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创造的一个字），按月领发军费，按当月之‘实物分’中所包含的几种实物市价加起来综合计算。这种‘实物分’制，一直实行到建国后1950年物价稳定后才取消。全国解放后，有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看到我们所定的供给标准和供给制度，极口称赞说：‘这是一门极其具体复杂的科学，共产党真了不起啊！’” 杨立三以他的聪明才智，不但有效地解决了物价飞涨给大家生活带来的困难，而且为人民军队的财务工作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组建国家食品工业部 新中国成立后，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被毛泽东任命为国家食品工业部首任部长。 杨立三身兼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食品工业部两个部长。总后勤部已经初具规模，并已经运转多时，但食品工业部却还是一片空白，从办公地点到人员，都还是零，需要杨立三从头抓起。 为什么要任命杨立三担任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他长期搞后勤军需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有管理军队军需工作包括食品工厂如面粉厂、榨油厂、饼干厂、奶场等的经验；二是新中国刚成立，我们还缺乏食品工作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我们的政府是从战争时期过渡来的，不少领导人仍来自军队方面。 当时，杨立三对国家食品工业部应该如何搞，心中也没数。为此，他采取两条主要方法：一是虚心学习。他找了不少国内外有关粮食和食品方面的书籍、资料进行阅读研究；二是抓骨干，先把摊子铺起来，再到下面去调查研究，提出工作方针方法。 国家百废待兴，到处缺干部，尤其是业务骨干。到哪里去选调所需的干部呢？杨立三熟悉军队，所以他还是采取老办法――从各部队选调。 经杨立三建议，调宋裕和担任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是个老后勤，也是杨立三的老战友。在中央苏区杨立三担任红一方面军经理处处长、军委兵站运输部部长时，宋裕和是军委四局（即管理局）局长，两人都从事过后勤管理工作。长征到陕北后，宋裕和任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局长。抗日战争开始，他先后任新四军军需处处长，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调他来给自己当助手，杨立三很放心。 接着，杨立三又调来了先后任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二兵团后勤部部长的范子瑜（1955年授少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国家商业部部长），曾任冀南军区后勤部部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工商厅厅长的张松平（1955年授少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油料部部长），曾任吉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中央警备师供给部政委的陈策（后任解放军总医院副军职顾问）等一批骨干。接着，又招收了一大批刚从各类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男男女女达百名以上。 为了解决食品工业部办公场地的问题，杨立三带人四处考察，最后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三老胡同看中了一处住房，位置在隆福寺的后面，有两栋楼房，是民产，经过与地方政府联系，出钱买了过来。这里便成了共和国食品工业部的办公处。此地与当时总后勤部所在的内务部街5号同处东单大街两旁，离得不远。 政务院确定的食品工业部的任务，是代表国家管理粮食加工业（包括面粉、糕点、酒类）、油脂加工业、烟草加工业及糖类、鱼类加工业。据此，经过研究，确定食品工业部机关暂时成立5个业务组（那时尚不叫司、局）：糖业组、烟草组、粮食加工组、鱼业组、油脂加工组。除5个业务组外，还有一个办公厅，一个干部组，全部编制160人。 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不久，国家还给食品工业部派来了两位苏联顾问：一位是总顾问克里瓦赛耶夫，他原是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食品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油脂加工方面的工程师巴洛夫。两人各有所长，堪称食品加工方面的专家。 另外，政务院还给食品工业部派来了秦汉章等3位参事，实际上是业务顾问，他们都学有专长，有的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在粮油和糖业加工方面均有一定的专长。 在食品工业部工作期间，杨立三确立“八一粉”的事，至今被熟知的人们传为佳话。原来，过去的标准面粉（即富强粉）是每百斤小麦出精粉70～75斤，剩下25～30斤麸皮都喂了牲口。杨立三感到这样的出粉率太低，造成了浪费。于是，他找有关人员和专家研究、试验，决定将标准粉改为每百斤小麦出粉81斤。这样，既提高了小麦的利用率，缓解了粮食的短缺状况，同时又有利于保持面粉的营养价值。后来，这件事作为一个提案提交政务院讨论，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很快获得通过。享誉全国的“八一粉”就这样诞生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一直是全国人民认可的一种名牌面粉。 1950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对政府机构作重大调整。鉴于我们国家与苏联的情况不同，当时主要是恢复生产、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因而从精简机构的目的出发，决定从1951年1月起撤销食品工业部。食品生产方面必须的业务交轻工业部管理，杨立三结束了食品工业部部长的角色，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
杨立三作为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这里记叙的是其中的4个片段。 秋收起义时设计制作工家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确定了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确定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秋收暴动，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负责秋收起义的领导工作。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于9月初便来到了安源，在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 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力量要公开打出革命的旗号，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起义前夕，师领导交给杨立三、何长工一项特殊的任务：为工农革命军设计制作军旗。 听说要公开打起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大家都万分高兴。可是，这面军旗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却颇叫杨立三和何长工费思索。 他们征求了周围人员的意见，特别征求了参谋长钟文璋和参谋处长陈树华的意见。综合大家的意见后，两个人便冒着炎热酷暑，躲在修水县文昌阁的楼上，连夜干了起来。 何长工与杨立三同庚，都是1900年出生的湖南同乡。何长工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于1922年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留过洋”，见识多，熟悉苏联军旗的样式；杨立三当过湘军，了解一般军旗的样式，也熟悉我们党旗的样式和内涵。于是，两个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一张纸上剪剪画画，修修改改，经过彻夜奋战，终于设计出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这面军旗为鲜红色的长方形，旗中间是一枚金黄色的大五角星，五角星中间是黑颜色的镰刀铁锤图案，紧靠旗杆处有一条10厘米宽的空白布，上面的黑色字是本军番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这面军旗庄严、鲜艳，含意深刻，得到了师领导的批准。 随即，他们从地方上请来几名裁缝，在杨立三和何长工的指导下，照着这面样旗，日夜裁剪赶制，经过两个通宵达旦的忙碌，100面军旗赶制了出来。同时根据他们的建议还缝制了几千条红色布带，行动时像红领巾一样系在脖子上，表示工农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军。 9月9日，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计划举行。 对红军的这面军旗，毛泽东赞赏有加。他兴奋地填写了《西江月・秋收起义》词：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后来，毛泽东对这首词进行修改，将第三句中的“修铜”改为“匡庐”；第四句中的“便”改为“要”，“平浏”改为“潇湘”；第七句中的“沉”改为“愁”。 现在，在浏阳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总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长征途中抬周恩来过草地 1935年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过草地。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原红三军团）殿后。中央军委兵站运输部部长杨立三也在这支队伍中。 此时，周恩来因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身体极为虚弱，从10多天前起就经常昏迷，由于连续发高烧，已有五六天没吃什么东西了，根本起不了床。 看着周恩来这个样子，杨立三心里非常难过。他亲眼看到，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之中，每到一地他随便找个地方，就坐下来处理各军团发来的电报，然后研究敌情，寻求方案，起草命令，往往忙完后天就快亮了。他随便躺一下，又起来和部队一起行军。由于睡眠不足，有时走着走着就昏睡摔倒了。有几次，杨立三硬是把他扶上担架，让他利用行军时间休息一会。但他稍躺一会儿，又下来步行。 这次周恩来的病势异常严重，部队又行动在即，怎么办？彭德怀十分焦急，他思索一阵后，毅然决定：“抬！” 彭德怀找来红三军参谋长萧劲光，嘱咐他：“恩来同志生病，不能行动，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一个担架队来抬。我们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 萧劲光接受任务后，就抽人组成了担架队。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听说后，找到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要求当担架队队长。杨立三更不甘落后。此时他身体虽然有病，但坚决要求参加抬周恩来的担架队。陈赓劝他：“杨部长，你的身体也有病，就不用参加了吧。只要你自个儿能安全过草地，我将来请你喝酒。”杨立三知道陈赓爱开玩笑，就说：“你的酒我喝定了。我不但自个儿要过得去，而且要抬着周副主席一起过去。” 杨立三与担架队的同志，一起抬着周恩来进入了草地。 这真是一次艰难的行程啊！脚底下要时时注意一个个的泥潭，稍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鼻子闻到的是污水和腐草发出的呛人气味。从休养连赶来照看周恩来的邓颖超，在行进中一不小心陷进了泥潭，污泥浊水一下漫上腰身，她本来正患肺结核，现在只感到头昏眼花，憋得喘不上气来。她又不敢乱用劲，因为越用劲就会陷得越深。此时，多亏后面赶来的一个同志把她拉出了泥潭。当邓颖超赶到周恩来身旁时，杨立三看着浑身透湿、步履蹒跚的她，几乎认不出来了。 杨立三以自己的有病之躯抬着周恩来过草地，两天下来，肩膀磨破了，脚部及小腿也被扎出了一道道血口子，经雨水和泥水一浸，疼得钻心，继而变得红肿、溃烂。但他一声不吭，咬牙坚持着，可还是被大伙发现了，战士们劝他不要抬了，在旁边护着就行，但他根本不听，照样轮班抬担架。周恩来不忍心让杨立三和战士们这样为他吃苦，一次次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但每次都被杨立三和大伙劝住了。 草地的夜晚，格外寒冷和潮湿。担架队在一个小土丘旁停下露营，大家煮些青稞面糊糊掺野菜充饥。杨立三躲在一旁，悄悄脱下衣服察看被担架压烂的肩膀。他使劲一扯，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衣服与压烂的肩膀粘在了一起。这一扯，刚凝成的痂又流血了。不光肩膀疼，杨立三感到脖子直挺挺的也不能动了，稍一歪就一阵疼痛。 “这才是第四天啊，我一定要坚持抬着周副主席走完最后几天，到达胜利的彼岸！”他暗暗下定这样的决心，又悄悄穿上了衣服。 第二天天刚微微亮，杨立三又和大家一起，抬着周恩来出发上路了。他直挺着不能歪动的脖子，担架放在血肉模糊的肩膀上，迈着高一脚低一脚的步子前进着、跋涉着…… 整整6天6夜，140多个小时，杨立三和同志们就这样抬着周恩来，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来到了班佑。 这一天，阳光灿烂，暖风徐徐，大家心里一阵兴奋，好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但是往前没走几步，滔滔的班佑河又挡在了面前。班佑河虽然不太宽，但水流湍急，抬着担架涉水过河很容易被冲倒，危及周恩来的安全。而此时，周恩来因病重又昏过去了。为此，陈赓和杨立三急得不知如何办。 正在这时，他们遇到也准备过河的红三军十一团团长邓国清和政委王平，他们两人各有一匹马。 盯着两匹马，大家的眼睛立即亮了。陈赓、杨立三、王平、邓国清一商量，决定把两匹马并排联起来，把担架横放在马背上，牵着马驮担架过去。 为了使周恩来安全过河，陈赓、杨立三等扶持在担架两边；王平组织战士用绑腿互相联结起来，在两匹马的四周组成一道人墙，保护马平稳地驮着担架，一步一步地通过了水势汹汹的班佑河，安全到达彼岸。 至此，长征路上的又一道难关被突破了。杨立三心里一阵轻松。他急忙派人到附近去寻医找药，为周恩来治病。他知道，此时此刻，不知有多少重大的紧急任务等着周恩来处理呢！ 19年后的1954年，当杨立三因患脑瘤不幸去世后，周恩来坚持亲自为他执绋送葬；同时执绋的还有彭德怀、彭真、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粟裕、罗瑞卿、谭政、陈赓、杨尚昆等领导人，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与杨立三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 抗日战争时期别出心裁造“�”字 在我国的许多字典、词典里，如《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里，都新收了一个字：�。此字读音为“西”或者“系”。你可知道它的发明人是谁吗？就是八路军后勤部长杨立三。 这个字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当时由于战争，再加上连年的大旱和大面积的蝗灾，农业歉收，导致食盐及一些日用品的价格直线上升。这对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即服装由公家发，伙食是工资制）的军工厂工人来说，造成了生活上的极大困难。尤其是一些老工人和技术骨干，都是靠工资养家的，过去可养活3个人的工资，现在一个人也不够用了。虽然后勤部也想办法给工人们涨了两次工资，但工资的增加数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造成了部分工人的情绪波动，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杨立三经反复调查研究，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决定将以货币为单位计发工资的办法，改为以实物为单位计算发放。这样，不论物价如何涨，大家得到的实惠不会变。这个“实物”他们选择了小米，各种费用都用小米的数量来表示。比如津贴费，原每月1.5元的改发小米12两（老秤，16两为1斤），菜金每人每日改发小米3两，医生每月发小米6至10斤，等等。后来，从部队到地方，几乎都以小米为标准来计算经费。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字表示这种实物名称，于是，杨立三就创造出了“食”、“衣”相加的“�”字。至于读音，他取了口头经常说的“系数”的“系”音。 一个“�”应该含多少实物呢？经过大家的计算和实验，最后统一为一�包括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2斤、食油5钱、盐5钱、中等土白布1方尺、中等家用煤1.5斤。一个“�”节约一点用，可供一个三口之家一日的生活费。 用“�”计发工资的办法是：发工资时，先按驻地各种实物每月15日中午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每�的值，再算出每人应得的工资，然后折合成货币发给个人。 为了使�的价值真实合理，各单位都成立了由党（党支部）、政（行政后勤）、工会组成的三人小组，每月统一到市场调查研究。由他们确定的�值，领导和群众都信得过。 当时，从厂长到学徒的工资等级共分20个左右。一般来说工程师的工资最高，为190�到320�左右。技术工人的工资为46�到130�左右，养家糊口基本上不成问题。 以�计发工资的办法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尤其一些带家属的技术工人生活有了保障，工作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这种开始用以�发军工厂工人工资的做法，后来也被推广运用到了军费的计算方法上。国家财政部原副部长、当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在他著的《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一书中写道：“1943年后，由于物价上涨了三倍多，为了稳定军事供应，军费改按菜金和公杂费所需几种主要实物折合一种‘实物分’，也叫‘�’（是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创造的一个字），按月领发军费，按当月之‘实物分’中所包含的几种实物市价加起来综合计算。这种‘实物分’制，一直实行到建国后1950年物价稳定后才取消。全国解放后，有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看到我们所定的供给标准和供给制度，极口称赞说：‘这是一门极其具体复杂的科学，共产党真了不起啊！’” 杨立三以他的聪明才智，不但有效地解决了物价飞涨给大家生活带来的困难，而且为人民军队的财务工作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组建国家食品工业部 新中国成立后，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被毛泽东任命为国家食品工业部首任部长。 杨立三身兼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食品工业部两个部长。总后勤部已经初具规模，并已经运转多时，但食品工业部却还是一片空白，从办公地点到人员，都还是零，需要杨立三从头抓起。 为什么要任命杨立三担任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他长期搞后勤军需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有管理军队军需工作包括食品工厂如面粉厂、榨油厂、饼干厂、奶场等的经验；二是新中国刚成立，我们还缺乏食品工作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我们的政府是从战争时期过渡来的，不少领导人仍来自军队方面。 当时，杨立三对国家食品工业部应该如何搞，心中也没数。为此，他采取两条主要方法：一是虚心学习。他找了不少国内外有关粮食和食品方面的书籍、资料进行阅读研究；二是抓骨干，先把摊子铺起来，再到下面去调查研究，提出工作方针方法。 国家百废待兴，到处缺干部，尤其是业务骨干。到哪里去选调所需的干部呢？杨立三熟悉军队，所以他还是采取老办法――从各部队选调。 经杨立三建议，调宋裕和担任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是个老后勤，也是杨立三的老战友。在中央苏区杨立三担任红一方面军经理处处长、军委兵站运输部部长时，宋裕和是军委四局（即管理局）局长，两人都从事过后勤管理工作。长征到陕北后，宋裕和任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局长。抗日战争开始，他先后任新四军军需处处长，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调他来给自己当助手，杨立三很放心。 接着，杨立三又调来了先后任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二兵团后勤部部长的范子瑜（1955年授少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国家商业部部长），曾任冀南军区后勤部部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工商厅厅长的张松平（1955年授少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油料部部长），曾任吉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中央警备师供给部政委的陈策（后任解放军总医院副军职顾问）等一批骨干。接着，又招收了一大批刚从各类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男男女女达百名以上。 为了解决食品工业部办公场地的问题，杨立三带人四处考察，最后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三老胡同看中了一处住房，位置在隆福寺的后面，有两栋楼房，是民产，经过与地方政府联系，出钱买了过来。这里便成了共和国食品工业部的办公处。此地与当时总后勤部所在的内务部街5号同处东单大街两旁，离得不远。 政务院确定的食品工业部的任务，是代表国家管理粮食加工业（包括面粉、糕点、酒类）、油脂加工业、烟草加工业及糖类、鱼类加工业。据此，经过研究，确定食品工业部机关暂时成立5个业务组（那时尚不叫司、局）：糖业组、烟草组、粮食加工组、鱼业组、油脂加工组。除5个业务组外，还有一个办公厅，一个干部组，全部编制160人。 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不久，国家还给食品工业部派来了两位苏联顾问：一位是总顾问克里瓦赛耶夫，他原是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食品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油脂加工方面的工程师巴洛夫。两人各有所长，堪称食品加工方面的专家。 另外，政务院还给食品工业部派来了秦汉章等3位参事，实际上是业务顾问，他们都学有专长，有的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在粮油和糖业加工方面均有一定的专长。 在食品工业部工作期间，杨立三确立“八一粉”的事，至今被熟知的人们传为佳话。原来，过去的标准面粉（即富强粉）是每百斤小麦出精粉70～75斤，剩下25～30斤麸皮都喂了牲口。杨立三感到这样的出粉率太低，造成了浪费。于是，他找有关人员和专家研究、试验，决定将标准粉改为每百斤小麦出粉81斤。这样，既提高了小麦的利用率，缓解了粮食的短缺状况，同时又有利于保持面粉的营养价值。后来，这件事作为一个提案提交政务院讨论，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很快获得通过。享誉全国的“八一粉”就这样诞生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一直是全国人民认可的一种名牌面粉。 1950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对政府机构作重大调整。鉴于我们国家与苏联的情况不同，当时主要是恢复生产、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因而从精简机构的目的出发，决定从1951年1月起撤销食品工业部。食品生产方面必须的业务交轻工业部管理，杨立三结束了食品工业部部长的角色，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