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迟、仲弓问仁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孔子关“仁”的思想内涵，从而加深对民族传统人文思想的积极探讨。
2、 学习本文语句简洁、文辞闲雅、意蕴丰厚的语言特点。
教学重点
对孔子“仁”的思想内涵的理解。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孔子简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子仲尼，鲁国诹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祖上是宋国贵族。早年贫而贱，做过委吏和乘田等小吏。后收徒讲学，参与政治活动。五十岁时任鲁国的司寇。又周游宋、卫、陈、蔡、齐、楚诸国，宣传其学说，终不为世用，晚年返回鲁国，倾力于教育事业与典籍整理。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认为“仁”就是“爱人”，而“仁”的施行应以“礼”为规范，宣称“克己复礼为仁”。其学说自汉代以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导，影响极为广泛深远。
二、《论语》简介
《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儒家经典，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汇集而成。今本《论语》由东汉郑玄厘定，共二十篇。内容有孔子的谈话、与弟子的问答以及弟子间关于孔子思想的谈论，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文献。《论语》语句简洁 ，文辞闲雅，意蕴丰厚，也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
补充：
孔子的学生曾把孔子平时对学生说的话合成一本书，叫《论语》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三、背景简介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侯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首先，一些有识之士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 1
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另外，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利，不仅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而且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一时间，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便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捷径。于是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自然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他凭着“好学不厌”的精神，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潜心钻研，终于成为一位名闻当时的礼乐文化大师，并从而建立了关于“仁”的思想体系。“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礼”的价值也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
四、读讲课文
第一段
原文：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1、仲弓：孔子学生冉雍（公元前522--？）之字，冉氏，名雍。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小孔子二十岁。出事寒微。早年拜师孔子，随孔子周游列国。回鲁后的第三年，四十一岁的仲弓当上了季氏家族的总管，并向孔子问过政。
2、译文：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出门办事时要象会见贵宾一样庄重，役使百姓时要象举行盛大祭典一样严肃。自己不愿要的，不要强加于人。做到在诸侯的朝廷上没人怨恨（自己）；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也没人怨恨（自己）。”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敏，也要照您的话去做。”
3、这一段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说“仁”的一段话。他谈到了“仁”的两个内容。一是要他的学生事君使民都要严肃认真，二是要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做到了这两点，就向仁德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段
原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1、樊迟：樊须姓樊名须，子子迟，亦称樊迟，比孔子小36岁，齐国人，一说是鲁国人。他是一个农民，在其未拜孔子为师之前，已在季氏宰冉求处任职。孔子回鲁后拜师。他求职心切，三次向孔子请教“仁”的学说，还问“知”、“崇德、修业、辩惑”等，他有谋略，并具有勇武精神。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齐师伐鲁，冉求率“左师”御敌，冉求认为他能服从命令，以其为车右。鲁军不敢越沟迎战，他建议冉求带头，冉求纳之，鲁军大获全胜。在受教于孔子期间，有一次，向孔子请教种植五谷和蔬菜的事，被孔子斥为“小人”。他学业上成就不大，但有勇武精神，但他不愧是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被追封为“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加封为“益都侯”。
2、通假字：
知—通“智”，智慧、聪明。 错—通“措”，废置不用； 乡—通“向”，刚才。
3、译文：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对人慈爱。”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对人了解。”樊迟不理解。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以正压邪，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樊迟退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他什么是智，老师2
说：‘以正压邪，能使邪者正’，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很深刻！舜管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选了皋陶，不仁的邪恶之徒就被疏远了。汤管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选了伊尹，不法之徒从此无影无踪。”
4、第二段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仁”，二是“智”。关于“仁”，孔子说是“爱人”，实际上孔子在各处对“仁”的解释都有内在的联系。他所说的“爱人”，包含有古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仁”作为他全部学说的对象和中心。关于“智”，孔子认为要了解人，选拔贤才，罢黜邪才。
第三段：
原文：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1、子夏（约前507年—前420年），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的弟子，春秋时期晋国著名的教育家。前476年，受晋国卿大夫魏驹及其子魏斯（后来的魏文侯）之邀，来到龙门西河（今山西河津一带）创立学堂，终身讲学，设教长达55年，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人物，如魏文侯、李悝、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对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军事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子夏为孔子高徒，小孔子44岁。《荀子·大略》云：“子夏家贫，衣若县鹑。”孔子68岁结束周游列国返鲁定居，子夏始投孔子门下，时年24、25岁之间。
2、译文：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平常在家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心诚意。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
3、第三段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以“恭”、“敬”、“忠”为基本内涵。在家恭敬有礼，就是要符合“孝、悌”的道德要求，办事严肃谨慎，就是要符合“礼”的要求，待人忠厚诚实显示出“仁德”的本色。
五、艺术赏析
言虽简而意颇丰，语只片而形甚显。
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知人”、“爱人”便道出了孔子“仁”的思想内涵。
樊迟的鲁钝、子夏的聪颖、仲弓的不谦恭的性格，都在只言片语中显现出来。
六、思考练习题
1、简述孔子仁学思想的主要内涵。
2、从本文节选的内容，可以看出《论语》的语言具有哪些特色？
3、《论语》对今天的我们，是否还有学习、择取的价值？
附参考答案：
1、“仁”的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从本文所辑录的内容来看，“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伦理关系——“爱人”。孔子将“仁”确定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准则，并围绕“爱人”的内涵，构造了仁学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还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就是推己及人：别人与自己一样是人，因而应当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别人。所以“恕”其实也就是“爱人”之仁。
孔子从未给“仁”一个固定不变的定义，而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结合具体事例谈论“仁”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只有对相关内容进行综合理解，才能全面了解与把握“仁”所具有的本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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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句简洁，文辞闲雅，意蕴丰厚。
3、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论语》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的各个方面，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过重大影响。
《论语》中虽有些许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一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和探索它的不朽价值。
七、补充介绍孔子的仁学思想
（一）归纳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基本含义
孔子在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从维护奴隶主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出发，把春秋前期“仁”的思想加以取舍、提炼和综合，以“仁”和“礼”这两个哲学范畴作为支柱，构筑起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上说“孔子贵仁”，“仁”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也是他用来调和社会矛盾的一种主张，实现“仁”与“礼”的统一也正是构成儒家学说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人格理想等方面的理论基础。
1、“仁者爱人”与“忠恕”之道
“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孔子一身传承着殷、周两代“仁学”的思想与文化遗产，他以复兴周代的礼教和文化为己任。孔子生逢春秋末世的鲁国，鲁国原是周公的封地，深受周文化风气的影响，据说孔子小时候做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礼仪演习，长大后更是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来表明心迹，把复兴周文化作为自己学习的方向和从政的理想。
“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世界观，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总原则，同时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那何为“仁”呢？在孔子“仁”的思想体系中，“仁”的含义主要有六个层次，第一是“仁者人也”（《礼记·中庸》），既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使整个社会得以有序、正常运转的保证；第二是为人修身立业之道，即曾子所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把理想的人格分为君子、成人、仁者和圣人四类，希望“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明确儒家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要达到“内圣外王”，作为“圣人”，不仅要有高尚的仁德，而且要实践“治国平天下”的事业；第三是约束自己，恢复古制，复兴周礼，即“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昭公十年》），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第四是规范人的道德品质和提倡完美的理想人格，即“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恭、宽、信、敏、惠”都是仁德的具体表现，是人格的内在规定，孔子要求君子要“正心”和“诚意”，不断地追求和完善人的德性，从而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第五是爱人，即“仁者爱人”（《礼记·中庸》），孔子的“爱人”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就人和物关系而言，人比物重要，在《论语·乡党》一章中就记载着孔子得知马厢起火后，问人而不问马的故事，这从中体现出孔子关心人的仁爱精神和他的重人道而轻天道的道德伦理思想；另一层意思是仁者爱的是人而非鬼神，孔子对一切不现实和虚无缥缈的问题主张采取不加深究的态度，《礼4
记·表记》中记载着孔子评论殷人与周人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提出“事鬼神敬而远之”，以“礼治”为要务，做到“保民”、“敬德”。“爱人”是人性内在本质的发现，是施行“德政”的基础，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体现出儒家朴素的人道原则；第六是兼济天下，即“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以修身养性为本，此外还要推己及人、成己成物，讲“仁德”、行“仁政”、“济天下”，实现“外王”的最高政治理想。在政治主张上希望推行以“爱人”为核心的德政思想，正是孔子毕生所追求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目标，就象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仁为己任，不亦重呼？死而后己，不亦远呼？”（《论语·泰伯》）。总之，孔子的“仁学”观包涵有政治、教育、人伦、礼法等的内容，并由此构筑起儒家学说庞大体系的参天大厦。
“忠恕之道”是孔子为了实现“仁”而规范人们道德行为标准的另一个范畴，曾子就把儒家思想归纳到“忠恕”这两个字上：“夫子之道，忠恕而矣。”（《论语·里仁》）。那何为“忠恕”之道呢？“忠”是成就别人；首先是人与人的平等，其次是对君主的忠诚。“恕”是不把己之不愿强加于人，孔子曾以“一道而贯之”来概括“恕”，他说：“推己及人之谓恕”，这里包含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两层意思，孔子认为“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所厌恶不强加于他人，君子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只要能忠恕待人，才会有仁心，有“仁心”者才能以“忠恕”“爱人”，这是君子“可以终身行之者”（《论语·卫灵公》），子贡也说：“我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可见，“忠恕”之道是推行“仁政”，实现“仁德”的重要手段，而要达到“仁”这一目的，关键是“克己”，要约束和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达己成人”。由此可见，“忠恕”不仅是孔子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仁德”的重要方法。
2、“克己复礼”
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是“克己复礼”，“克”是指克制，“复”是指践行，“礼”是指合乎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一整套行为规范，这是孔子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出发点：“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首先是一种道德修养的境界，仁者追求心灵的安静，爱憎分明，无虑无惧。“仁”的获得是可以通过自身对知、情、意的修养来达到真、善、美的目的，故此孔子认为要实现“仁”，必须首先从我做起，这是有道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其次，“仁”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规范，也是统治者治国之道，就如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治国安民的思想，为历代封建皇朝所延伸和利用，由此可见“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他一生中身体力行要恢复的正是周代的礼仪和社会关系。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求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情感和欲望，使之符合“礼”的规定和要求。这个“礼”指的是周礼，其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典章制度、人文传统、风俗习惯、交往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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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原则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正是孔子对自己和门下弟子的基本要求。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是从维护西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出发，使人们的言行和行为都恰到好处，做到礼爱他人，安分守己，各尽本份，忠君爱国，从而来调和春秋时期由于“礼崩乐坏”所造成的“上下乱，贵溅争，长幼倍，贫富失”（《管子·五辅》）的尖锐社会矛盾，以期恢复周皇朝鼎盛时期的统治秩序。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复礼”，而仁德政治、贤人治国、和平变革、大同理想则是孔子“复礼”思想的四条支柱，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爱惜民力；重视教育、减轻刑罚；克制私欲、以身作则就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他提倡举贤任能，反对贵族血统论，认为只要德才兼备就能为官治民，他更多地从维护奴隶主统治的角度出发，强调“名分”，主张“不争”，希望能通过施行仁政，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在面临社会巨变的时候，极力主张使用不流血的变革来完成他所构筑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孔子的“复礼”思想，虽然带有很大的保守性、妥协性和软弱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3、一切道德品质的总汇和完美的理想人格----仁、礼、义三者的辩证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是根植于儒家文化的伦理观的，道德又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一切行为关系的准则和规范，社会价值观念的取向与社会道德观念的趋向会影响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需要有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为社会成员所普遍遵守的伦理道德，而“仁”是孔子总括诸德的一种道德，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孔子曾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这虽然是孔子的谦逊，但从中也可知道孔子对“仁”的追求，是一个定位很高的目标，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们所毕生追求的人生伦理道德修养的目标，所以说“仁”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道德观念的核心。孔子提倡完美、理想的人格，他认为这种人格就是“仁人”，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国语·周语下》也说：“言人必及人”；“爱人能仁”，如果为人而不“仁”，那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如果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讲得上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可见“仁”是对“礼”的意蕴进行深入发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起来，“仁”是内容，“礼”是形式，“礼”的本质内涵是“仁”，“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孔子同时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讲“义”，他认为“义”是通往“礼”的康庄大道，即所谓“仁而宜之之谓义”，正如孟子所说：“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孔子还认为“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人若无“礼”，就难以成“仁”；人若无“义”，或“见义不为”则惘，（见《论语·为政》），“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论语·阳货》）。“仁”既然是个人内在的修养和感情的蘊藏，是由根之于心的内在的德性决定的，它就必须经过“礼”的规范6
才能实现成为完美的人格，“礼”是外在行为的约束规范，仁和礼是互为体用的，正如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颜渊》）。在实践中，孔子强调要用“义”来规范人们行为本身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可见，守“礼”和行“义”是实现“仁”的必由之路。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孔子认为人必有真性情，然后才可以行礼，就象美女要先有迷人的笑容，动人的美貌，然后才可以施以脂粉，否则只会东施效蘋。由此可见，孔子是以“仁”为中心，“义”为根本，“礼”为目的，而这个“礼”必须是发乎“仁”且合乎“义”的，以此来保证“仁”的实施。
子张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他把“恭、宽、信、敏、惠”看作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恭”是谦逊有礼；“宽”是宽恕厚道；“信”是取信于人；“敏”是勤勉通达；“惠”是施恩布惠，并且认为“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仁德的修养和个人的品格是弘道行仁的基础，仁作为最高的美德，比之于生命更为重要，他十分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反映在对国家的态度上，就是忠君爱国；反映在民族意识上，就是维护民族团结和民族利益，坚守民族气节，因此，为了实现“仁”的目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要有为“仁”而敢于牺牲宝贵生命的舍生取义精神，可见“仁”又是一种仅次于“圣”的道德规范，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连孔子也说：“若圣与人，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但这确实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意义。孔子倡导通过“仁”的实践活动，理性地认知现实世界，在“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下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从而获得精神上高尚的愉悦感受和心灵上的满足安慰，并以此来实现自我理想。
（二）孔子仁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1、孔子认为“仁”这种德性，就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自己要成功，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功，这就是仁者“忠”的实践。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实践“仁”的行为基础，一言而蔽之就是要“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这一前提下，孔子还提出行仁需以孝弟为先：“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则信，汎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可见“爱人”是行“仁政”、施“仁治”的第一要义。那如何才能达到“仁者”的境界呢？孔子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他反复强调学道、忧道、宏道，归根到底就是要“立人”、“达人”，既要求“成己”，也要求“成物”，一切皆以“仁”的标准和要求塑造自己，约束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样才能成为有道的“君子”，这就是孔子实施“爱人”的方式和步骤。孔子不仅仅强调君子要学道，也要求小人要学道，因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他认为“民可使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以致其道。”（《论语·子张》），由此可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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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小人”是对立面，“君子”自然是指奴隶主贵族和士大夫，“小人”则包括了“民”和“百工”，是让“君子”统治（“使之”）的对象。在阶级社会中，超越阶级的爱是很难以存在的，孔子也并不是一个主张博爱的人，他所爱的只是代表西周奴隶主阶级普遍利益的国君、公侯，他所恶的是那些危害西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新兴地主阶级，所以他说：“惟仁人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人》），好恶不分的人，在他的眼里是难以成为“仁人”的。相反，剥削阶级做不到的，到是一般低下层的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中一些较为杰出的人物却能够身体力行，并将孔子的仁学思想一代代地传播下去。
2、《论语·颜渊》篇第二章记载仲弓向孔子问仁，孔子答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卫灵公》），他要求统治者在施政时要如同接待贵宾似的严肃，向民众发号施令要如同承办祭祀大典般谨慎从事；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要求统治者们要限制自己的私欲，做到“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和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别人（其他统治者和奴隶主贵族）的身上；孔子同时还要求作为臣下的在朝庭不要对国君有所怨恨，在自己职责范围内要服从上级，也不能有所怨恨，这就是仁者“恕”的实践。忠恕之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因为人都是有私心的，总会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别人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他就不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会是“己所欲，施于人”，所以，“克己”是最重要的，只有首先做到“克己”，才能进而做到“推己及人”的境界，但这样的思想境界又怎会在统治者身上出现呢？！可见，孔子的“仁”学是具有强烈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内容的，孔子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和伦理观念的道德保证，在这里，他所讲的“人”，并没有包括奴隶和平民百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对统治阶级讲的，“民”是被“使”的对象（“使民如承大祭”）。孔子主张“仁”，反对“争”，对以下犯上者深恶痛绝，他同时提倡“和”（调和），主张“君子矜而不争”《论语·卫灵公》，“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孔子认为“争”只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动摇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改变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不争”才可以天下太平，使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得以持续，所以孔子痛恨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认为他们是造成“礼崩乐坏”的罪魁祸首，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孔子当大司寇时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去“坠三都”了。
3、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着曾子向孔子询问“仁”的构成内容，孔子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礼之四目”作答，他认为只要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把“视”、“听”、“言”、“动”纳入到“礼”的修养当中，做到“克己复礼”，就可以成为有仁德的人，而有仁德的人是“爱人”守礼的，必须要以礼作为自身修养和行为的准则，严格按照“礼”所规定的宗法制度、人伦关系、尊卑等级、亲疏秩序等的一套社会伦理模式去实现自身修养和社会价值，决对不能有所过错，“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论语·里仁》），否则就难以言其“仁”了，这就是孔子对“仁”的标准最具体的阐述。孔子讲“仁德”，主张行“仁政”，要求用“礼之四维”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修养个人的心性；另一方面，孔子也主张积极应对多变的社会，他的“仁学”思想是根植于8
春秋末期社会动荡的政治背景的，面对多变的社会气候，孔子再三教导弟子要谨言慎行：“言寡尤，行寡悔”（《论语·为政》），“远耻辱”（《论语·学而》），出仕为官要有条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的这些观点，对后世的读书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三）孔子仁学思想的阶级局限
1、 孔子仁学思想的认识对象的阶级局限
自春秋中叶以来，由于氏族制度的崩溃和奴隶主贵族的分化，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出现，社会上对“仁”的涵义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还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强调“仁”的“礼让”、“尊君”，以孔子为主要的代表人物；新兴地主阶级则强调“仁”的“功利”，以子产为主要代表人物；而广大老百姓就认为“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孟子·腾文公》），“仁”只是对剥削阶级讲的，对劳动人民从来就只有压迫和剥削，可见，这三种关于“仁”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代表着奴隶主利益的“仁”的广泛实践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太平盛世的社会秩序，孔子强调“仁”，企图把一切道德规范都建立在“仁”的范畴之上：对君、父要做到“忠、孝、恭、敬”，对同一阶层的人要做到“和、睦、信、义”，对老百姓要做到“宽、厚、善、惠”，正如《郭店出土楚简·五行篇》中所言：“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单只是“恭、宽、信、敏、惠”为“仁”，就连“孝、悌、忠、勇、直、俭、学、智、义、礼、廉、耻”等道德范畴，都一并归于“仁”了。但这些道德范畴，都是用来要求统治阶级的，是为了调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反对下层奴隶和平民百姓的反抗和斗争。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观念，带有很强的宗法制度的因素，十分强调等级和上下、尊卑的观念，孔子的“爱人”，并非爱一切人，虽然他人为“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并没有把老百姓排斥在仁之外，但他同时又认为“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一下子把民众推倒统治者的对立面去了。在他眼里，君与臣、君子与小人、人与民有着森严的等级分野：“君子”、“人”是特指统治阶级；“小人”、“民”是特指被统治阶级，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节用以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象这样的话，在《论语》一书中俯首皆拾，可见孔子是爱“君子”胜于爱“小人”的，这种超越历史和阶级的“爱人”，却与无阶级差别的“泛爱”有着相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孔子“仁学”的认识对象自始至终都是被打上剥削阶级烙印的，是有着鲜明的阶级局限性的。孔子“仁”的学说，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确实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统治的积极作用，能有效地同化和融合各种不同的外来文化，对最终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大中华文化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社会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变革阶段，又会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这归根到底是由于孔子的阶级立场和“仁”学观念认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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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2、 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实践对象的阶级局限
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孔子仁学观念的形成是为了适应春秋末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在奴隶制度面临土崩瓦解，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正在形成之中，社会制度的变革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使得各门各派都在寻求一种有效的安帮治国的理论去指导社会的实践，孔子提出的“仁义”学说，正是为了要平息社会纷争，把社会秩序恢复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和“政不在大夫”的“天下有道”（《论语·季乡》）的局面，孔子构筑了以“仁爱”、“仁义”、“仁政”所组成的儒家“仁学”大厦，“仁”既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础，也是道德伦理学说的基石，但他始终未能解释人性为何能行“仁义”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孔子用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去探求“仁义”，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但真正能做到“我欲仁”的，又有几个？人性都是自私的，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必须通过后天的教化、培养才能学会合作，以达致更高一层的生存目标。春秋末期的社会动荡正是由于各利益集团使用暴力手段重新瓜分和分配利益而造成的，孔子也是因为看到“世微道衰，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论语·述而》）而作《春秋》的，他企图以“爱人”来缓和阶级矛盾，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以下犯上，坚决维护奴隶阶级的有效统治，所以“《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反对社会变革，在哲学上是持相互矛盾的天命论世界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他认为现实的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们不能随意改变客观世界的合理的、绝对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孔子在政治上的思想观念是保守的，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实践，在当时肯定是行不通的，但孔子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坚决不肯“少贬焉”，而且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到最后当然只会落得个“天下莫能容夫子”、“吾道穷”和“天丧我”的结果。如果说孔子的“仁政”学说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市场是由于缺乏象齐桓公、秦穆公之流贤明君主的赏识，不如说“仁政”学说不符合春秋末年动荡的社会变化使得各诸侯国要寻找一种能够使国家尽快强盛起来的治国方略的目的更能说明问题，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诸子百家之中，唯独法家、兵家、纵横家的学说受到各国君主的青睐了，原因固然是这些学说能够使一个国家迅速地发展和壮大起来，从而在激烈的诸侯割据、兼并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为了维护处于灭亡过程中的奴隶制度的，是代表着奴隶主贵族主利益的，在当时的社会来说也是阻碍着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发展步伐的，是不合时宜的，至于儒家的这些政治思想为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一跃而成为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工具，那是因为这套思想所包涵的“礼治”、“仁治”的思想完全可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作为“外儒内法”的统治手段之一来维护其统治，所以孔子的儒家“仁政”、“仁治”的学说，自汉代经董仲舒刻意改造而成为封建皇朝维护统一局面的安帮治国的统治思想后，虽经历代封建社会的历史实践和选择，到了宋代最终由北宋的二程（程灏、程颐）和南宋的朱熹将之集其大成，把孔子“仁”的思想学说和作用发挥到极致，终于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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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迟、仲弓问仁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孔子关“仁”的思想内涵，从而加深对民族传统人文思想的积极探讨。
2、 学习本文语句简洁、文辞闲雅、意蕴丰厚的语言特点。
教学重点
对孔子“仁”的思想内涵的理解。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孔子简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子仲尼，鲁国诹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祖上是宋国贵族。早年贫而贱，做过委吏和乘田等小吏。后收徒讲学，参与政治活动。五十岁时任鲁国的司寇。又周游宋、卫、陈、蔡、齐、楚诸国，宣传其学说，终不为世用，晚年返回鲁国，倾力于教育事业与典籍整理。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认为“仁”就是“爱人”，而“仁”的施行应以“礼”为规范，宣称“克己复礼为仁”。其学说自汉代以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导，影响极为广泛深远。
二、《论语》简介
《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儒家经典，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汇集而成。今本《论语》由东汉郑玄厘定，共二十篇。内容有孔子的谈话、与弟子的问答以及弟子间关于孔子思想的谈论，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文献。《论语》语句简洁 ，文辞闲雅，意蕴丰厚，也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
补充：
孔子的学生曾把孔子平时对学生说的话合成一本书，叫《论语》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三、背景简介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侯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首先，一些有识之士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 1
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另外，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利，不仅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而且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一时间，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便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捷径。于是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自然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他凭着“好学不厌”的精神，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潜心钻研，终于成为一位名闻当时的礼乐文化大师，并从而建立了关于“仁”的思想体系。“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礼”的价值也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
四、读讲课文
第一段
原文：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1、仲弓：孔子学生冉雍（公元前522--？）之字，冉氏，名雍。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小孔子二十岁。出事寒微。早年拜师孔子，随孔子周游列国。回鲁后的第三年，四十一岁的仲弓当上了季氏家族的总管，并向孔子问过政。
2、译文：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出门办事时要象会见贵宾一样庄重，役使百姓时要象举行盛大祭典一样严肃。自己不愿要的，不要强加于人。做到在诸侯的朝廷上没人怨恨（自己）；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也没人怨恨（自己）。”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敏，也要照您的话去做。”
3、这一段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说“仁”的一段话。他谈到了“仁”的两个内容。一是要他的学生事君使民都要严肃认真，二是要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做到了这两点，就向仁德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段
原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1、樊迟：樊须姓樊名须，子子迟，亦称樊迟，比孔子小36岁，齐国人，一说是鲁国人。他是一个农民，在其未拜孔子为师之前，已在季氏宰冉求处任职。孔子回鲁后拜师。他求职心切，三次向孔子请教“仁”的学说，还问“知”、“崇德、修业、辩惑”等，他有谋略，并具有勇武精神。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齐师伐鲁，冉求率“左师”御敌，冉求认为他能服从命令，以其为车右。鲁军不敢越沟迎战，他建议冉求带头，冉求纳之，鲁军大获全胜。在受教于孔子期间，有一次，向孔子请教种植五谷和蔬菜的事，被孔子斥为“小人”。他学业上成就不大，但有勇武精神，但他不愧是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被追封为“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加封为“益都侯”。
2、通假字：
知—通“智”，智慧、聪明。 错—通“措”，废置不用； 乡—通“向”，刚才。
3、译文：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对人慈爱。”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对人了解。”樊迟不理解。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以正压邪，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樊迟退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他什么是智，老师2
说：‘以正压邪，能使邪者正’，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很深刻！舜管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选了皋陶，不仁的邪恶之徒就被疏远了。汤管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选了伊尹，不法之徒从此无影无踪。”
4、第二段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仁”，二是“智”。关于“仁”，孔子说是“爱人”，实际上孔子在各处对“仁”的解释都有内在的联系。他所说的“爱人”，包含有古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仁”作为他全部学说的对象和中心。关于“智”，孔子认为要了解人，选拔贤才，罢黜邪才。
第三段：
原文：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1、子夏（约前507年—前420年），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的弟子，春秋时期晋国著名的教育家。前476年，受晋国卿大夫魏驹及其子魏斯（后来的魏文侯）之邀，来到龙门西河（今山西河津一带）创立学堂，终身讲学，设教长达55年，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人物，如魏文侯、李悝、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对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军事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子夏为孔子高徒，小孔子44岁。《荀子·大略》云：“子夏家贫，衣若县鹑。”孔子68岁结束周游列国返鲁定居，子夏始投孔子门下，时年24、25岁之间。
2、译文：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平常在家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心诚意。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
3、第三段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以“恭”、“敬”、“忠”为基本内涵。在家恭敬有礼，就是要符合“孝、悌”的道德要求，办事严肃谨慎，就是要符合“礼”的要求，待人忠厚诚实显示出“仁德”的本色。
五、艺术赏析
言虽简而意颇丰，语只片而形甚显。
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知人”、“爱人”便道出了孔子“仁”的思想内涵。
樊迟的鲁钝、子夏的聪颖、仲弓的不谦恭的性格，都在只言片语中显现出来。
六、思考练习题
1、简述孔子仁学思想的主要内涵。
2、从本文节选的内容，可以看出《论语》的语言具有哪些特色？
3、《论语》对今天的我们，是否还有学习、择取的价值？
附参考答案：
1、“仁”的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从本文所辑录的内容来看，“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伦理关系——“爱人”。孔子将“仁”确定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准则，并围绕“爱人”的内涵，构造了仁学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还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就是推己及人：别人与自己一样是人，因而应当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别人。所以“恕”其实也就是“爱人”之仁。
孔子从未给“仁”一个固定不变的定义，而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结合具体事例谈论“仁”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只有对相关内容进行综合理解，才能全面了解与把握“仁”所具有的本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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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句简洁，文辞闲雅，意蕴丰厚。
3、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论语》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的各个方面，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过重大影响。
《论语》中虽有些许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一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和探索它的不朽价值。
七、补充介绍孔子的仁学思想
（一）归纳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基本含义
孔子在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从维护奴隶主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出发，把春秋前期“仁”的思想加以取舍、提炼和综合，以“仁”和“礼”这两个哲学范畴作为支柱，构筑起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上说“孔子贵仁”，“仁”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也是他用来调和社会矛盾的一种主张，实现“仁”与“礼”的统一也正是构成儒家学说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人格理想等方面的理论基础。
1、“仁者爱人”与“忠恕”之道
“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孔子一身传承着殷、周两代“仁学”的思想与文化遗产，他以复兴周代的礼教和文化为己任。孔子生逢春秋末世的鲁国，鲁国原是周公的封地，深受周文化风气的影响，据说孔子小时候做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礼仪演习，长大后更是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来表明心迹，把复兴周文化作为自己学习的方向和从政的理想。
“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世界观，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总原则，同时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那何为“仁”呢？在孔子“仁”的思想体系中，“仁”的含义主要有六个层次，第一是“仁者人也”（《礼记·中庸》），既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使整个社会得以有序、正常运转的保证；第二是为人修身立业之道，即曾子所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把理想的人格分为君子、成人、仁者和圣人四类，希望“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明确儒家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要达到“内圣外王”，作为“圣人”，不仅要有高尚的仁德，而且要实践“治国平天下”的事业；第三是约束自己，恢复古制，复兴周礼，即“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昭公十年》），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第四是规范人的道德品质和提倡完美的理想人格，即“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恭、宽、信、敏、惠”都是仁德的具体表现，是人格的内在规定，孔子要求君子要“正心”和“诚意”，不断地追求和完善人的德性，从而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第五是爱人，即“仁者爱人”（《礼记·中庸》），孔子的“爱人”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就人和物关系而言，人比物重要，在《论语·乡党》一章中就记载着孔子得知马厢起火后，问人而不问马的故事，这从中体现出孔子关心人的仁爱精神和他的重人道而轻天道的道德伦理思想；另一层意思是仁者爱的是人而非鬼神，孔子对一切不现实和虚无缥缈的问题主张采取不加深究的态度，《礼4
记·表记》中记载着孔子评论殷人与周人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提出“事鬼神敬而远之”，以“礼治”为要务，做到“保民”、“敬德”。“爱人”是人性内在本质的发现，是施行“德政”的基础，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体现出儒家朴素的人道原则；第六是兼济天下，即“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以修身养性为本，此外还要推己及人、成己成物，讲“仁德”、行“仁政”、“济天下”，实现“外王”的最高政治理想。在政治主张上希望推行以“爱人”为核心的德政思想，正是孔子毕生所追求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目标，就象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仁为己任，不亦重呼？死而后己，不亦远呼？”（《论语·泰伯》）。总之，孔子的“仁学”观包涵有政治、教育、人伦、礼法等的内容，并由此构筑起儒家学说庞大体系的参天大厦。
“忠恕之道”是孔子为了实现“仁”而规范人们道德行为标准的另一个范畴，曾子就把儒家思想归纳到“忠恕”这两个字上：“夫子之道，忠恕而矣。”（《论语·里仁》）。那何为“忠恕”之道呢？“忠”是成就别人；首先是人与人的平等，其次是对君主的忠诚。“恕”是不把己之不愿强加于人，孔子曾以“一道而贯之”来概括“恕”，他说：“推己及人之谓恕”，这里包含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两层意思，孔子认为“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所厌恶不强加于他人，君子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只要能忠恕待人，才会有仁心，有“仁心”者才能以“忠恕”“爱人”，这是君子“可以终身行之者”（《论语·卫灵公》），子贡也说：“我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可见，“忠恕”之道是推行“仁政”，实现“仁德”的重要手段，而要达到“仁”这一目的，关键是“克己”，要约束和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达己成人”。由此可见，“忠恕”不仅是孔子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仁德”的重要方法。
2、“克己复礼”
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是“克己复礼”，“克”是指克制，“复”是指践行，“礼”是指合乎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一整套行为规范，这是孔子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出发点：“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首先是一种道德修养的境界，仁者追求心灵的安静，爱憎分明，无虑无惧。“仁”的获得是可以通过自身对知、情、意的修养来达到真、善、美的目的，故此孔子认为要实现“仁”，必须首先从我做起，这是有道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其次，“仁”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规范，也是统治者治国之道，就如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治国安民的思想，为历代封建皇朝所延伸和利用，由此可见“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他一生中身体力行要恢复的正是周代的礼仪和社会关系。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求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情感和欲望，使之符合“礼”的规定和要求。这个“礼”指的是周礼，其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典章制度、人文传统、风俗习惯、交往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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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原则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正是孔子对自己和门下弟子的基本要求。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是从维护西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出发，使人们的言行和行为都恰到好处，做到礼爱他人，安分守己，各尽本份，忠君爱国，从而来调和春秋时期由于“礼崩乐坏”所造成的“上下乱，贵溅争，长幼倍，贫富失”（《管子·五辅》）的尖锐社会矛盾，以期恢复周皇朝鼎盛时期的统治秩序。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复礼”，而仁德政治、贤人治国、和平变革、大同理想则是孔子“复礼”思想的四条支柱，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爱惜民力；重视教育、减轻刑罚；克制私欲、以身作则就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他提倡举贤任能，反对贵族血统论，认为只要德才兼备就能为官治民，他更多地从维护奴隶主统治的角度出发，强调“名分”，主张“不争”，希望能通过施行仁政，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在面临社会巨变的时候，极力主张使用不流血的变革来完成他所构筑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孔子的“复礼”思想，虽然带有很大的保守性、妥协性和软弱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3、一切道德品质的总汇和完美的理想人格----仁、礼、义三者的辩证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是根植于儒家文化的伦理观的，道德又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一切行为关系的准则和规范，社会价值观念的取向与社会道德观念的趋向会影响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需要有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为社会成员所普遍遵守的伦理道德，而“仁”是孔子总括诸德的一种道德，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孔子曾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这虽然是孔子的谦逊，但从中也可知道孔子对“仁”的追求，是一个定位很高的目标，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们所毕生追求的人生伦理道德修养的目标，所以说“仁”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道德观念的核心。孔子提倡完美、理想的人格，他认为这种人格就是“仁人”，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国语·周语下》也说：“言人必及人”；“爱人能仁”，如果为人而不“仁”，那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如果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讲得上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可见“仁”是对“礼”的意蕴进行深入发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起来，“仁”是内容，“礼”是形式，“礼”的本质内涵是“仁”，“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孔子同时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讲“义”，他认为“义”是通往“礼”的康庄大道，即所谓“仁而宜之之谓义”，正如孟子所说：“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孔子还认为“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人若无“礼”，就难以成“仁”；人若无“义”，或“见义不为”则惘，（见《论语·为政》），“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论语·阳货》）。“仁”既然是个人内在的修养和感情的蘊藏，是由根之于心的内在的德性决定的，它就必须经过“礼”的规范6
才能实现成为完美的人格，“礼”是外在行为的约束规范，仁和礼是互为体用的，正如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颜渊》）。在实践中，孔子强调要用“义”来规范人们行为本身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可见，守“礼”和行“义”是实现“仁”的必由之路。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孔子认为人必有真性情，然后才可以行礼，就象美女要先有迷人的笑容，动人的美貌，然后才可以施以脂粉，否则只会东施效蘋。由此可见，孔子是以“仁”为中心，“义”为根本，“礼”为目的，而这个“礼”必须是发乎“仁”且合乎“义”的，以此来保证“仁”的实施。
子张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他把“恭、宽、信、敏、惠”看作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恭”是谦逊有礼；“宽”是宽恕厚道；“信”是取信于人；“敏”是勤勉通达；“惠”是施恩布惠，并且认为“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仁德的修养和个人的品格是弘道行仁的基础，仁作为最高的美德，比之于生命更为重要，他十分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反映在对国家的态度上，就是忠君爱国；反映在民族意识上，就是维护民族团结和民族利益，坚守民族气节，因此，为了实现“仁”的目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要有为“仁”而敢于牺牲宝贵生命的舍生取义精神，可见“仁”又是一种仅次于“圣”的道德规范，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连孔子也说：“若圣与人，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但这确实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意义。孔子倡导通过“仁”的实践活动，理性地认知现实世界，在“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下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从而获得精神上高尚的愉悦感受和心灵上的满足安慰，并以此来实现自我理想。
（二）孔子仁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1、孔子认为“仁”这种德性，就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自己要成功，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功，这就是仁者“忠”的实践。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实践“仁”的行为基础，一言而蔽之就是要“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这一前提下，孔子还提出行仁需以孝弟为先：“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则信，汎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可见“爱人”是行“仁政”、施“仁治”的第一要义。那如何才能达到“仁者”的境界呢？孔子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他反复强调学道、忧道、宏道，归根到底就是要“立人”、“达人”，既要求“成己”，也要求“成物”，一切皆以“仁”的标准和要求塑造自己，约束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样才能成为有道的“君子”，这就是孔子实施“爱人”的方式和步骤。孔子不仅仅强调君子要学道，也要求小人要学道，因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他认为“民可使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以致其道。”（《论语·子张》），由此可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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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小人”是对立面，“君子”自然是指奴隶主贵族和士大夫，“小人”则包括了“民”和“百工”，是让“君子”统治（“使之”）的对象。在阶级社会中，超越阶级的爱是很难以存在的，孔子也并不是一个主张博爱的人，他所爱的只是代表西周奴隶主阶级普遍利益的国君、公侯，他所恶的是那些危害西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新兴地主阶级，所以他说：“惟仁人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人》），好恶不分的人，在他的眼里是难以成为“仁人”的。相反，剥削阶级做不到的，到是一般低下层的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中一些较为杰出的人物却能够身体力行，并将孔子的仁学思想一代代地传播下去。
2、《论语·颜渊》篇第二章记载仲弓向孔子问仁，孔子答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卫灵公》），他要求统治者在施政时要如同接待贵宾似的严肃，向民众发号施令要如同承办祭祀大典般谨慎从事；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要求统治者们要限制自己的私欲，做到“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和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别人（其他统治者和奴隶主贵族）的身上；孔子同时还要求作为臣下的在朝庭不要对国君有所怨恨，在自己职责范围内要服从上级，也不能有所怨恨，这就是仁者“恕”的实践。忠恕之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因为人都是有私心的，总会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别人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他就不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会是“己所欲，施于人”，所以，“克己”是最重要的，只有首先做到“克己”，才能进而做到“推己及人”的境界，但这样的思想境界又怎会在统治者身上出现呢？！可见，孔子的“仁”学是具有强烈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内容的，孔子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和伦理观念的道德保证，在这里，他所讲的“人”，并没有包括奴隶和平民百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对统治阶级讲的，“民”是被“使”的对象（“使民如承大祭”）。孔子主张“仁”，反对“争”，对以下犯上者深恶痛绝，他同时提倡“和”（调和），主张“君子矜而不争”《论语·卫灵公》，“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孔子认为“争”只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动摇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改变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不争”才可以天下太平，使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得以持续，所以孔子痛恨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认为他们是造成“礼崩乐坏”的罪魁祸首，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孔子当大司寇时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去“坠三都”了。
3、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着曾子向孔子询问“仁”的构成内容，孔子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礼之四目”作答，他认为只要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把“视”、“听”、“言”、“动”纳入到“礼”的修养当中，做到“克己复礼”，就可以成为有仁德的人，而有仁德的人是“爱人”守礼的，必须要以礼作为自身修养和行为的准则，严格按照“礼”所规定的宗法制度、人伦关系、尊卑等级、亲疏秩序等的一套社会伦理模式去实现自身修养和社会价值，决对不能有所过错，“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论语·里仁》），否则就难以言其“仁”了，这就是孔子对“仁”的标准最具体的阐述。孔子讲“仁德”，主张行“仁政”，要求用“礼之四维”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修养个人的心性；另一方面，孔子也主张积极应对多变的社会，他的“仁学”思想是根植于8
春秋末期社会动荡的政治背景的，面对多变的社会气候，孔子再三教导弟子要谨言慎行：“言寡尤，行寡悔”（《论语·为政》），“远耻辱”（《论语·学而》），出仕为官要有条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的这些观点，对后世的读书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三）孔子仁学思想的阶级局限
1、 孔子仁学思想的认识对象的阶级局限
自春秋中叶以来，由于氏族制度的崩溃和奴隶主贵族的分化，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出现，社会上对“仁”的涵义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还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强调“仁”的“礼让”、“尊君”，以孔子为主要的代表人物；新兴地主阶级则强调“仁”的“功利”，以子产为主要代表人物；而广大老百姓就认为“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孟子·腾文公》），“仁”只是对剥削阶级讲的，对劳动人民从来就只有压迫和剥削，可见，这三种关于“仁”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代表着奴隶主利益的“仁”的广泛实践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太平盛世的社会秩序，孔子强调“仁”，企图把一切道德规范都建立在“仁”的范畴之上：对君、父要做到“忠、孝、恭、敬”，对同一阶层的人要做到“和、睦、信、义”，对老百姓要做到“宽、厚、善、惠”，正如《郭店出土楚简·五行篇》中所言：“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单只是“恭、宽、信、敏、惠”为“仁”，就连“孝、悌、忠、勇、直、俭、学、智、义、礼、廉、耻”等道德范畴，都一并归于“仁”了。但这些道德范畴，都是用来要求统治阶级的，是为了调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反对下层奴隶和平民百姓的反抗和斗争。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观念，带有很强的宗法制度的因素，十分强调等级和上下、尊卑的观念，孔子的“爱人”，并非爱一切人，虽然他人为“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并没有把老百姓排斥在仁之外，但他同时又认为“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一下子把民众推倒统治者的对立面去了。在他眼里，君与臣、君子与小人、人与民有着森严的等级分野：“君子”、“人”是特指统治阶级；“小人”、“民”是特指被统治阶级，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节用以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象这样的话，在《论语》一书中俯首皆拾，可见孔子是爱“君子”胜于爱“小人”的，这种超越历史和阶级的“爱人”，却与无阶级差别的“泛爱”有着相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孔子“仁学”的认识对象自始至终都是被打上剥削阶级烙印的，是有着鲜明的阶级局限性的。孔子“仁”的学说，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确实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统治的积极作用，能有效地同化和融合各种不同的外来文化，对最终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大中华文化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社会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变革阶段，又会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这归根到底是由于孔子的阶级立场和“仁”学观念认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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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2、 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实践对象的阶级局限
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孔子仁学观念的形成是为了适应春秋末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在奴隶制度面临土崩瓦解，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正在形成之中，社会制度的变革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使得各门各派都在寻求一种有效的安帮治国的理论去指导社会的实践，孔子提出的“仁义”学说，正是为了要平息社会纷争，把社会秩序恢复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和“政不在大夫”的“天下有道”（《论语·季乡》）的局面，孔子构筑了以“仁爱”、“仁义”、“仁政”所组成的儒家“仁学”大厦，“仁”既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础，也是道德伦理学说的基石，但他始终未能解释人性为何能行“仁义”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孔子用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去探求“仁义”，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但真正能做到“我欲仁”的，又有几个？人性都是自私的，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必须通过后天的教化、培养才能学会合作，以达致更高一层的生存目标。春秋末期的社会动荡正是由于各利益集团使用暴力手段重新瓜分和分配利益而造成的，孔子也是因为看到“世微道衰，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论语·述而》）而作《春秋》的，他企图以“爱人”来缓和阶级矛盾，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以下犯上，坚决维护奴隶阶级的有效统治，所以“《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反对社会变革，在哲学上是持相互矛盾的天命论世界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他认为现实的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们不能随意改变客观世界的合理的、绝对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孔子在政治上的思想观念是保守的，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实践，在当时肯定是行不通的，但孔子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坚决不肯“少贬焉”，而且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到最后当然只会落得个“天下莫能容夫子”、“吾道穷”和“天丧我”的结果。如果说孔子的“仁政”学说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市场是由于缺乏象齐桓公、秦穆公之流贤明君主的赏识，不如说“仁政”学说不符合春秋末年动荡的社会变化使得各诸侯国要寻找一种能够使国家尽快强盛起来的治国方略的目的更能说明问题，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诸子百家之中，唯独法家、兵家、纵横家的学说受到各国君主的青睐了，原因固然是这些学说能够使一个国家迅速地发展和壮大起来，从而在激烈的诸侯割据、兼并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为了维护处于灭亡过程中的奴隶制度的，是代表着奴隶主贵族主利益的，在当时的社会来说也是阻碍着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发展步伐的，是不合时宜的，至于儒家的这些政治思想为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一跃而成为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工具，那是因为这套思想所包涵的“礼治”、“仁治”的思想完全可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作为“外儒内法”的统治手段之一来维护其统治，所以孔子的儒家“仁政”、“仁治”的学说，自汉代经董仲舒刻意改造而成为封建皇朝维护统一局面的安帮治国的统治思想后，虽经历代封建社会的历史实践和选择，到了宋代最终由北宋的二程（程灏、程颐）和南宋的朱熹将之集其大成，把孔子“仁”的思想学说和作用发挥到极致，终于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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