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我也觉得，年轻人应该多出去走走，出省或者出国，看看那里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能在思想和感官上获得巨大刺激，所以我一直向往着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然而有些人和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即使我们居住的地方相隔不过50米。而我未曾走进他们的世界。
出于锻炼自己理解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的能力，减少咨询过程中出现文化性逆向阻抗的可能这一目的，我就近选择了昌岗东居委会作为我的社会实践点。在四周的实践期中，我参与了属于居委会的工作（如张贴海报、检查卫生死角、调解居民矛盾、陪“老人之家”的老人下棋），属于居民的活动（如参与健康讲座和禁毒讲座、响应征兵）和两者共同参与的活动（如参与急救课程、保持街道清洁、铲楼梯的“牛皮癣”、拿着小旗子在红绿灯旁站岗），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
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许多：我见过喝醉酒的案主来居委会破口大骂，抓着其中一个工作人员的衣袖僵持了10分钟；我试过一个上午拿着钳子在地铁昌岗站和地铁晓港站之间来回走动，保证地面上没有纸团和烟头，还要铲路边晒干了的狗屎；我参加了征兵体检，被要求和30几人一起在全裸的状态下跑步、高抬腿、做俯卧撑，检查视力的时候我其中一只眼明明只有4.2检查的人却写我4.7；我拜访过好几个居民的家，他们的客厅同时也是睡房。
如果说在经历这些之前我还对自己的出身有所不满，那从此以后我再也说不出抱怨的话。如果我认为每个人在出身时就已经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里找到一个位置（并经由马太效应放大，贯穿他/她的整个人生），那我虽然与荣华富贵无缘，但也同时免遭了某些痛苦。虽然我听说过这种痛苦正在世上发生，但它们似乎离我太远了，在真正经历之前还是没有概念。
就拿参与征兵体检时的体会来说吧。我的目标职业——心理咨询师的职业伦理要求我们尊重来访者的隐私，咨询师和来访者谈话的内容就不用多说了，就连“来访者来过谈话”这件事本身也被纳入保密范围。（有突破保密原则的特殊情况，但在这里不作探讨。）这种职业伦理已被内化成我价值观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心理、身体状况是个人隐私。在看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医生许多个人信息，让医生检查身体；但是我有权不让其他患者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当我被要求和三十几个男青年一起脱光衣服接受检查时，真是吃惊不少。
当然我很快尝试理解这种状况，并找出恰当的理由：全裸是为了彻底地检查（包括有无纹身、包皮是否过长、有无痔疮等），这个很好理解。至于为什么不是个别检查而是集体检查，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然而找到解释并不会让我对这件事好受一些。我从未被这么多人见过我的裸体，也未见过这么多人的裸体。我确确实实地感到了羞耻（同时也庆幸自己没有感到兴奋，说明心里并没有多少同性恋的倾向）。我想象弗洛伊德会如何评价这种经历对我潜意识造成的影响；以及如果我以后做精神分析的自我体验，会如何和我的体验师讨论这件事。
当然我并不是对响应征兵这一光荣使命感到不情愿，又或是要求在征兵体检这种场合得到如咨询或就医时的“尊贵服务”；我也不想显得太过大惊小怪，让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觉得我是个未见过世面的小朋友。但在那个时候，当我光着身子让严肃的医务人员丈量我的手臂，检查我身上的各个部位——这种检查并不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只是看我是否符合他们的要求——我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较为哲学的讲法是，我感到自己被作为一个物品来对待，而不是作为一个人——我的人格、尊严、生活经历、思想以及知识仿佛都凭空消失了。我惊觉能在大学参与使用笔、纸和大脑的选拔，原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整个社会实践过程都是令我五味杂陈的，和响应征兵有关的体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许多疑问在我的脑海中闪过：“越有钱的人似乎越能够让自己免于普通人必须承受的责任和痛苦，这是合理还是值得谴责？”“马太效应（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是制度问题还是自然规律？”“每个人的所得都和他们的努力成正比吗？”“我们又该以何种形式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该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过好今后的人生？”
为了不让思考流于表面，我读了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和《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作者在书中用一种非常坦然的态度承认了社会不公。他介绍了许多令人不快的现象，并引述了多位哲学家的观点，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值得争议，且一直在道德上悬而未决（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事例大多源自美国。社会不公并不像微博上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只要有民主和自由市场就得以解决）。我还读了丹尼尔·里格尼的《贫与富——马太效应》。这本书阐述了优势如何像滚雪球一样逐渐被积累起来，而劣势又是如何引发恶性循环的。我不打算在这分享书中出现的观点，也不打算为上文提到的疑问给出答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是非常个人化的。只想和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分享这种快乐：对这些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使我少了一些迷惘和浮躁，我为这一个月来自己的成长感到欣喜。
当然，如果你问我是否在这次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会告诉你，完全没有。我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大多简单而又沉闷，例如为了迎接“创文”国检，我要做交通引导员，拿着一支印着“请您耐心等候”的旗子在马路边站上两个小时（我希望自己不会因为说这些话而接受批评教育，我完全没有质疑“创文”工作重要性的意思）。虽说职业无分贵贱，但是职业要求人运用的能力则有高级和低级之分。而交通引导员要求我运用的能力就是“站立”和“持旗”，实在无法让我从中得到什么快乐（在那个时候，每当有人来问路我都特别高兴。指路至少运用到了我的记忆力和表述能力，展示了在这篇区域生活许久的我对它的熟悉）。体味着这种无聊，我不禁为自己担忧起来“我会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在这个社会里找到一个位置，还是会在生存压力下沦为一件“物品”？我该怎么安排我的时间，考怎么样的学校？我要使出吃奶的劲到实习和督导体系较为完善的北京去吗？我要拼了老命到咨询行业最为成熟的美国去吗？会不会有人看到我的学历就不想和我合作，即使我对自己更为严格或更有职业操守……这不是废话吗？他们当然会看的！那些在北京或出国学心理咨询的人真是拥有太多优势了。不过美国人享有更多优势，他们要发一篇sci/ssci都不需要学多一门外语！“
我知道自己的思考时表情会变得凝重，为了不让看到我的人想起自己生活中的不愉快。我稍为卖力地挥动旗子，让它以悠然自得的方式飘扬。小朋友向我投来好奇的眼光，我就报以微笑。
“我该拿什么课题参加挑战杯呢？是比较好获奖的还是自己最感兴趣的呢？以前很看重‘真实水平’看很多非考试用书，现在已不会再天真地认为“真实水平”比考试成绩重要了吧？优势和劣势都能引起循环，你该知道怎么玩好手上的牌……”
那次站岗是在社会实践的最后一天，再过一周就要开学。思索着这些事情，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我也觉得，年轻人应该多出去走走，出省或者出国，看看那里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能在思想和感官上获得巨大刺激，所以我一直向往着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然而有些人和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即使我们居住的地方相隔不过50米。而我未曾走进他们的世界。
出于锻炼自己理解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的能力，减少咨询过程中出现文化性逆向阻抗的可能这一目的，我就近选择了昌岗东居委会作为我的社会实践点。在四周的实践期中，我参与了属于居委会的工作（如张贴海报、检查卫生死角、调解居民矛盾、陪“老人之家”的老人下棋），属于居民的活动（如参与健康讲座和禁毒讲座、响应征兵）和两者共同参与的活动（如参与急救课程、保持街道清洁、铲楼梯的“牛皮癣”、拿着小旗子在红绿灯旁站岗），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
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许多：我见过喝醉酒的案主来居委会破口大骂，抓着其中一个工作人员的衣袖僵持了10分钟；我试过一个上午拿着钳子在地铁昌岗站和地铁晓港站之间来回走动，保证地面上没有纸团和烟头，还要铲路边晒干了的狗屎；我参加了征兵体检，被要求和30几人一起在全裸的状态下跑步、高抬腿、做俯卧撑，检查视力的时候我其中一只眼明明只有4.2检查的人却写我4.7；我拜访过好几个居民的家，他们的客厅同时也是睡房。
如果说在经历这些之前我还对自己的出身有所不满，那从此以后我再也说不出抱怨的话。如果我认为每个人在出身时就已经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里找到一个位置（并经由马太效应放大，贯穿他/她的整个人生），那我虽然与荣华富贵无缘，但也同时免遭了某些痛苦。虽然我听说过这种痛苦正在世上发生，但它们似乎离我太远了，在真正经历之前还是没有概念。
就拿参与征兵体检时的体会来说吧。我的目标职业——心理咨询师的职业伦理要求我们尊重来访者的隐私，咨询师和来访者谈话的内容就不用多说了，就连“来访者来过谈话”这件事本身也被纳入保密范围。（有突破保密原则的特殊情况，但在这里不作探讨。）这种职业伦理已被内化成我价值观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心理、身体状况是个人隐私。在看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医生许多个人信息，让医生检查身体；但是我有权不让其他患者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当我被要求和三十几个男青年一起脱光衣服接受检查时，真是吃惊不少。
当然我很快尝试理解这种状况，并找出恰当的理由：全裸是为了彻底地检查（包括有无纹身、包皮是否过长、有无痔疮等），这个很好理解。至于为什么不是个别检查而是集体检查，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然而找到解释并不会让我对这件事好受一些。我从未被这么多人见过我的裸体，也未见过这么多人的裸体。我确确实实地感到了羞耻（同时也庆幸自己没有感到兴奋，说明心里并没有多少同性恋的倾向）。我想象弗洛伊德会如何评价这种经历对我潜意识造成的影响；以及如果我以后做精神分析的自我体验，会如何和我的体验师讨论这件事。
当然我并不是对响应征兵这一光荣使命感到不情愿，又或是要求在征兵体检这种场合得到如咨询或就医时的“尊贵服务”；我也不想显得太过大惊小怪，让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觉得我是个未见过世面的小朋友。但在那个时候，当我光着身子让严肃的医务人员丈量我的手臂，检查我身上的各个部位——这种检查并不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只是看我是否符合他们的要求——我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较为哲学的讲法是，我感到自己被作为一个物品来对待，而不是作为一个人——我的人格、尊严、生活经历、思想以及知识仿佛都凭空消失了。我惊觉能在大学参与使用笔、纸和大脑的选拔，原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整个社会实践过程都是令我五味杂陈的，和响应征兵有关的体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许多疑问在我的脑海中闪过：“越有钱的人似乎越能够让自己免于普通人必须承受的责任和痛苦，这是合理还是值得谴责？”“马太效应（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是制度问题还是自然规律？”“每个人的所得都和他们的努力成正比吗？”“我们又该以何种形式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该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过好今后的人生？”
为了不让思考流于表面，我读了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和《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作者在书中用一种非常坦然的态度承认了社会不公。他介绍了许多令人不快的现象，并引述了多位哲学家的观点，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值得争议，且一直在道德上悬而未决（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事例大多源自美国。社会不公并不像微博上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只要有民主和自由市场就得以解决）。我还读了丹尼尔·里格尼的《贫与富——马太效应》。这本书阐述了优势如何像滚雪球一样逐渐被积累起来，而劣势又是如何引发恶性循环的。我不打算在这分享书中出现的观点，也不打算为上文提到的疑问给出答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是非常个人化的。只想和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分享这种快乐：对这些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使我少了一些迷惘和浮躁，我为这一个月来自己的成长感到欣喜。
当然，如果你问我是否在这次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会告诉你，完全没有。我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大多简单而又沉闷，例如为了迎接“创文”国检，我要做交通引导员，拿着一支印着“请您耐心等候”的旗子在马路边站上两个小时（我希望自己不会因为说这些话而接受批评教育，我完全没有质疑“创文”工作重要性的意思）。虽说职业无分贵贱，但是职业要求人运用的能力则有高级和低级之分。而交通引导员要求我运用的能力就是“站立”和“持旗”，实在无法让我从中得到什么快乐（在那个时候，每当有人来问路我都特别高兴。指路至少运用到了我的记忆力和表述能力，展示了在这篇区域生活许久的我对它的熟悉）。体味着这种无聊，我不禁为自己担忧起来“我会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在这个社会里找到一个位置，还是会在生存压力下沦为一件“物品”？我该怎么安排我的时间，考怎么样的学校？我要使出吃奶的劲到实习和督导体系较为完善的北京去吗？我要拼了老命到咨询行业最为成熟的美国去吗？会不会有人看到我的学历就不想和我合作，即使我对自己更为严格或更有职业操守……这不是废话吗？他们当然会看的！那些在北京或出国学心理咨询的人真是拥有太多优势了。不过美国人享有更多优势，他们要发一篇sci/ssci都不需要学多一门外语！“
我知道自己的思考时表情会变得凝重，为了不让看到我的人想起自己生活中的不愉快。我稍为卖力地挥动旗子，让它以悠然自得的方式飘扬。小朋友向我投来好奇的眼光，我就报以微笑。
“我该拿什么课题参加挑战杯呢？是比较好获奖的还是自己最感兴趣的呢？以前很看重‘真实水平’看很多非考试用书，现在已不会再天真地认为“真实水平”比考试成绩重要了吧？优势和劣势都能引起循环，你该知道怎么玩好手上的牌……”
那次站岗是在社会实践的最后一天，再过一周就要开学。思索着这些事情，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