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主义下的中国古代社会》读书报告
重农主义下的工商业
中国古代的“民力”发展的历史力量与速度远远落后于皇权迅猛的进展速度，由此导致了古代皇权专制制度的高度发达。使其有强大的力量首先在经济上捆绑住民众的手脚，作为最基本的束缚，大力推行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在先秦时期就已初具规模，在《尚书·无逸》中周公云：“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赋予了继承祖先的传统，防止贵族上层的腐化的政治含义。更深入地探索，还应该是农事活动对维系宗族的社会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到了商鞅变法的时候，重农主义这一观念就更加地被强化了，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重农主义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备。书中提及，完整的重农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的要义：一是迫使农民唯农是务，二是对工商业实施禁榷制度。
西汉时期的晁错提出的重农的建议在当时更是发展了重农主义，允许以粟换取爵位，既刺激了种粮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国库的储备。这里，商人的地位已经明显地显示出它的低下。这里说晁错的“唯农是务”只是单方面的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在于禁榷制度的实施。这是皇权抑商的制度之一，另外还有土贡制和官工业制。禁榷制度从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这里便体现了皇权的强大力量，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国榷制度的不可撼动。国家与商业发展的争斗中，孰优孰劣，清楚可辨。与其说是重视农业，保护小农，不如说是皇权的变相保护。
在这样的重本抑末的情形之下，商业并没有被抑制得消失殆尽，而是朝着一条不健康的道路发展。在盐铁官营仍旧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和财政问题之时，继西汉对商人商业明火执仗的抢夺之后而来的是算缗、告缗等依旧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的措施。另外，从秦汉时期开始的重税掠夺政策还是一以贯之。唐代的两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一种与传统重农主义大不相同的国家观念。政府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无意间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但其对商业的歧视态度仍然没有改变。此外，各个朝代的各种沉重赋税使商贾和商业面对着皇权和所有所谓“有权者”对它的盘剥和压榨。
商业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并无法像西方的中世纪一般，成为
一种阶级，成为带动历史发展的主动力。它们充其量只能称为一个社会群体。
在中国历史悠久的海外贸易历史中，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比，中国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占有很大的一席之地。然而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流入大部分西方世界例如英、法、荷兰等国的是资本，并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形成，而流入中国的白银，则是成为了沉重的商税的一部分，变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商业并无法从中获利多少。
在工商业发展的历程中不得不提到的还有明清时期商帮的崛起，其中以晋商、徽商最为著名。这两大商帮兴起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它们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政府服务，以获得更加雄厚的资本。之后的晚清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税收严重，政府随意敲诈剥削，商人自身的奢侈浮靡等原因，两大商帮也逐渐走向衰弱的道路。客观上来讲，商业在当时分享着皇权的部分特权，商人的资本有着严重的封建化投资的趋向，因而，它们也就无法朝着瓦解皇权系统的方向前进。
商业与社会解放
在这部分里回顾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十一世纪末西方商业逐渐从被敌视的社会气氛中摆脱出来，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欧洲的商业从沿海到内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展开，形成了集市贸易。在工商业的发展过程中，“自由”这一名词开始成为了人们与国王、贵族斗争的依据与仰赖。这牵涉到了社会中各个不同阶级力量的内部问题，也是城市成长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商业的大范围兴起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物价的普遍上升，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等现象。相对来说，这是一种健康的社会革新，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西方来说，商业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呈现了一种病态。商业需要依赖着皇权才得以生存，出现了商业“伙同”皇权的状况。书中说到，问题的关键点是小农是被国家控制的，控制的核心是小农必须向一个强大的政府缴纳赋税并服劳役。矛盾一直存在着，这里谈到了中唐两税法的实施给农民带来的影响，以及宋明等朝代所实施的税法政策。商人将皇权施加的赋税压力转移到了小农的身上，商人势力在这样情形下的古代中国实际上扮演着“伙同”皇权的剥削者，无法逃离对官府的依附性。
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让历史陷入了小农贫困与国家社会停滞的两败俱伤
的死局之中，在民众无权，皇权独尊的生存背景下，中国小农处于税外有税，征外有征，役外有役的天罗地网中，难以逃脱，伤痕累累，因而产生了低收入，低消费的状态，进而导致了社会工业生产，商品交换等社会功能受到了遏制。民族就在这样的相互折磨与扼杀中，逐渐变得衰弱，迟滞。
在这里与西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一定的对比，它们是一个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的双向流动，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古代社会内部没有一股力量强大到足以打破皇权的压制，只能一直在它的操作之下运行着。
迟滞的小农社会
在这一部分里，主要描述了重农主义保护下的小农经济情形。 重农主义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分工，整个社会经济处在发育不完整的境地。即使是受到保护的小农，他们的境地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首先是小农的压力。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农耕社会里，小农的辛勤劳作并没有为他们带来相应的财富，相反的，造成的是小农的贫困。书中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不仅有赋税的压力，还有人口的压力。
秦汉以后的小农家庭是在商鞅变法的税收政策的刺激之下产生出来的，而这样的产物则便利了税收和控制，因而延续了下来。赋税所带来的压力，在各个朝代频出不穷。汉代过重的赋税负担，迫使小农无路可逃，转而向大户人家逃亡，小农经济日渐萎缩，相反地助长了豪门经济。到了两晋，小农的人身自由的丧失更是达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到了唐代，实施的两税法，使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有王夫之认为这是开了恶例，使得税外加税，役外增役，实际上并没有减轻小农的沉重负担。这个说法也在宋代得到了论证，并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情况愈演愈劣，到了宋明时期，农民背负的庞大的皇室，官僚系统和军队等负担越来越重，压得他们走投无路，甚至出现了自残手足，大规模的逃亡等举动。
小农的另一个重要压力，即人口压力，也在历史滚滚前进的沉重车轮中日益加重，日益突显出来。中国的人口自有记载以来，一直处于波动上升中，其中以宋代为一个突破口。人口的增长不仅是因为粮食作物引进，农业上粮食增产，赋税征收政策的改变等社会经济原因，还因为人们观念上的改变。似乎由于缺少一个自我限制的力量，国家并不注重限制人口的数量，反而鼓励生育。并且小农意识里有承递“香火”的意识，这也促使了人们的不注意节制的生育。另外还有社
会变动，缺少稳定性，中国早婚早育等相关原因。人口的一定范围增加，能够刺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增长，但过度的激增，则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社会的贫困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从秦汉到唐以前，人口和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但到了唐宋之际，土地逐渐变成制约性的因素。直至明清时期问题日趋严重，人地之间的紧张也让小农的生活更加艰难。
有学者认为明清的商品化使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农业发展，总体上超过了近代早期的英国。书中根据黄宗智先生的研究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华北地区的经营模式看上去似是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是人口压力推动下过密型的商业化，其本质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延续。不赞成的声音仍旧存在，但这种说法仍有它的合理性。
重农主义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对小农经济的重视，实际上实行的“重农”政策长期实施抑制工商、盐铁专营的政策，这样的后果是使社会的商品经济凋零，农民生活更加困苦，社会重要的经济资源被国家官营机构垄断，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始终处于专制政权掌控下，社会进入恶性经济的循环中。小农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挣扎生存，偏离了经济规律轨道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领着中国古代社会朝着倾斜的方向缓慢地发展。
《重农主义下的中国古代社会》读书报告
重农主义下的工商业
中国古代的“民力”发展的历史力量与速度远远落后于皇权迅猛的进展速度，由此导致了古代皇权专制制度的高度发达。使其有强大的力量首先在经济上捆绑住民众的手脚，作为最基本的束缚，大力推行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在先秦时期就已初具规模，在《尚书·无逸》中周公云：“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赋予了继承祖先的传统，防止贵族上层的腐化的政治含义。更深入地探索，还应该是农事活动对维系宗族的社会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到了商鞅变法的时候，重农主义这一观念就更加地被强化了，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重农主义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备。书中提及，完整的重农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的要义：一是迫使农民唯农是务，二是对工商业实施禁榷制度。
西汉时期的晁错提出的重农的建议在当时更是发展了重农主义，允许以粟换取爵位，既刺激了种粮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国库的储备。这里，商人的地位已经明显地显示出它的低下。这里说晁错的“唯农是务”只是单方面的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在于禁榷制度的实施。这是皇权抑商的制度之一，另外还有土贡制和官工业制。禁榷制度从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这里便体现了皇权的强大力量，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国榷制度的不可撼动。国家与商业发展的争斗中，孰优孰劣，清楚可辨。与其说是重视农业，保护小农，不如说是皇权的变相保护。
在这样的重本抑末的情形之下，商业并没有被抑制得消失殆尽，而是朝着一条不健康的道路发展。在盐铁官营仍旧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和财政问题之时，继西汉对商人商业明火执仗的抢夺之后而来的是算缗、告缗等依旧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的措施。另外，从秦汉时期开始的重税掠夺政策还是一以贯之。唐代的两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一种与传统重农主义大不相同的国家观念。政府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无意间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但其对商业的歧视态度仍然没有改变。此外，各个朝代的各种沉重赋税使商贾和商业面对着皇权和所有所谓“有权者”对它的盘剥和压榨。
商业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并无法像西方的中世纪一般，成为
一种阶级，成为带动历史发展的主动力。它们充其量只能称为一个社会群体。
在中国历史悠久的海外贸易历史中，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比，中国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占有很大的一席之地。然而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流入大部分西方世界例如英、法、荷兰等国的是资本，并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形成，而流入中国的白银，则是成为了沉重的商税的一部分，变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商业并无法从中获利多少。
在工商业发展的历程中不得不提到的还有明清时期商帮的崛起，其中以晋商、徽商最为著名。这两大商帮兴起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它们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政府服务，以获得更加雄厚的资本。之后的晚清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税收严重，政府随意敲诈剥削，商人自身的奢侈浮靡等原因，两大商帮也逐渐走向衰弱的道路。客观上来讲，商业在当时分享着皇权的部分特权，商人的资本有着严重的封建化投资的趋向，因而，它们也就无法朝着瓦解皇权系统的方向前进。
商业与社会解放
在这部分里回顾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十一世纪末西方商业逐渐从被敌视的社会气氛中摆脱出来，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欧洲的商业从沿海到内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展开，形成了集市贸易。在工商业的发展过程中，“自由”这一名词开始成为了人们与国王、贵族斗争的依据与仰赖。这牵涉到了社会中各个不同阶级力量的内部问题，也是城市成长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商业的大范围兴起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物价的普遍上升，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等现象。相对来说，这是一种健康的社会革新，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西方来说，商业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呈现了一种病态。商业需要依赖着皇权才得以生存，出现了商业“伙同”皇权的状况。书中说到，问题的关键点是小农是被国家控制的，控制的核心是小农必须向一个强大的政府缴纳赋税并服劳役。矛盾一直存在着，这里谈到了中唐两税法的实施给农民带来的影响，以及宋明等朝代所实施的税法政策。商人将皇权施加的赋税压力转移到了小农的身上，商人势力在这样情形下的古代中国实际上扮演着“伙同”皇权的剥削者，无法逃离对官府的依附性。
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让历史陷入了小农贫困与国家社会停滞的两败俱伤
的死局之中，在民众无权，皇权独尊的生存背景下，中国小农处于税外有税，征外有征，役外有役的天罗地网中，难以逃脱，伤痕累累，因而产生了低收入，低消费的状态，进而导致了社会工业生产，商品交换等社会功能受到了遏制。民族就在这样的相互折磨与扼杀中，逐渐变得衰弱，迟滞。
在这里与西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一定的对比，它们是一个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的双向流动，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古代社会内部没有一股力量强大到足以打破皇权的压制，只能一直在它的操作之下运行着。
迟滞的小农社会
在这一部分里，主要描述了重农主义保护下的小农经济情形。 重农主义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分工，整个社会经济处在发育不完整的境地。即使是受到保护的小农，他们的境地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首先是小农的压力。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农耕社会里，小农的辛勤劳作并没有为他们带来相应的财富，相反的，造成的是小农的贫困。书中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不仅有赋税的压力，还有人口的压力。
秦汉以后的小农家庭是在商鞅变法的税收政策的刺激之下产生出来的，而这样的产物则便利了税收和控制，因而延续了下来。赋税所带来的压力，在各个朝代频出不穷。汉代过重的赋税负担，迫使小农无路可逃，转而向大户人家逃亡，小农经济日渐萎缩，相反地助长了豪门经济。到了两晋，小农的人身自由的丧失更是达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到了唐代，实施的两税法，使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有王夫之认为这是开了恶例，使得税外加税，役外增役，实际上并没有减轻小农的沉重负担。这个说法也在宋代得到了论证，并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情况愈演愈劣，到了宋明时期，农民背负的庞大的皇室，官僚系统和军队等负担越来越重，压得他们走投无路，甚至出现了自残手足，大规模的逃亡等举动。
小农的另一个重要压力，即人口压力，也在历史滚滚前进的沉重车轮中日益加重，日益突显出来。中国的人口自有记载以来，一直处于波动上升中，其中以宋代为一个突破口。人口的增长不仅是因为粮食作物引进，农业上粮食增产，赋税征收政策的改变等社会经济原因，还因为人们观念上的改变。似乎由于缺少一个自我限制的力量，国家并不注重限制人口的数量，反而鼓励生育。并且小农意识里有承递“香火”的意识，这也促使了人们的不注意节制的生育。另外还有社
会变动，缺少稳定性，中国早婚早育等相关原因。人口的一定范围增加，能够刺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增长，但过度的激增，则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社会的贫困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从秦汉到唐以前，人口和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但到了唐宋之际，土地逐渐变成制约性的因素。直至明清时期问题日趋严重，人地之间的紧张也让小农的生活更加艰难。
有学者认为明清的商品化使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农业发展，总体上超过了近代早期的英国。书中根据黄宗智先生的研究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华北地区的经营模式看上去似是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是人口压力推动下过密型的商业化，其本质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延续。不赞成的声音仍旧存在，但这种说法仍有它的合理性。
重农主义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对小农经济的重视，实际上实行的“重农”政策长期实施抑制工商、盐铁专营的政策，这样的后果是使社会的商品经济凋零，农民生活更加困苦，社会重要的经济资源被国家官营机构垄断，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始终处于专制政权掌控下，社会进入恶性经济的循环中。小农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挣扎生存，偏离了经济规律轨道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领着中国古代社会朝着倾斜的方向缓慢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