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看着你，你所做的一切都在老大哥的眼睛下。这是奥威尔《一九八四》里的场景，人们仿佛生活在一张无缝的巨网之下。
这种场景很容易借由技术手段走向现实。据报道，北京市科委目前正在筹建“北京市市民出行动态信息平台”，将以中国移动1700万手机数据为基础，通过蜂窝位置技术获取手机用户活动的实时信息，掌握居民的居住工作情况，建立出行动态信息平台，目的在于“提高市民出行效率，缓解交通拥堵”。这项计划面临公民隐私权和安全感的巨大争议。
“提高市民出行效率，缓解交通拥堵”，这目的听起来不错，似乎也有一定正当性。但是，目的正当性不能为手段的不正当性进行辩护，只有当手段自身也具有正当性且恰到好处时，一项政策或者制度的合理性才经受得住宪政与法治的拷问。
判断一项政策或者制度是否合理，需要同时考虑三个要求：一是目的是否正当，二是手段是否正当，三是手段是否恰到好处，有没有扩大化。
为缓解交通拥堵而搭建“出行动态信息平台”，建立在获取用户活动信息、掌握其住行情况的基础之上，涉嫌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个人的身体、行动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受到法律保护，未经当事人同意，任何人或者组织不得擅自收集、使用或者披露。
中国《宪法》第四十条称：“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毋庸讳言，手机用户的个人和行动信息是受到保护的，未经法定程序，根据基站发出的信号掌控个人的行动和生活信息，是对用户隐私权的侵犯。
在很大程度上讲，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于对人身自由和隐私权的有效保护，即一个人不必担心自己的人身或者私密信息在他人的掌控之下。在人类法治史上，为了保护个人的人身自由和隐私权利，一些国家确立了“城堡原则”――未经当事人同意，任何人（包括政府）不得擅自闯入一个人的家园或者住所。英国法官库克爵士说：“每一个人的住宅对他来说就是城堡和避难所，不仅是其憩息之处，而且是其抵御伤害和暴力之地。”
古罗马哲人西塞罗云：“有什么比一个人的家园更加神圣、更加强烈地受到虔诚的情感护卫吗？”
在现代法治社会里，“城堡原则”演化成一个宪政原理，即个人的人身、住所等不受政府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这种搜查和扣押不仅包括身体的或者物理意义上的查扣，而且包括对个人电话和通信的非法监听，以及其他形式的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通过手机信号监控一个人的行踪和活动违反了这样的原理。
对于保护个人隐私，不仅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一些企业也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越来越多地掌控在一些企业手里，通信公司、互联网公司就掌握大量的用户信息。一个人一旦接受这些公司的服务，不可避免地将一些个人信息透露给它们。从法律上讲，用户和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对于用户的信息，公司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擅自向他人（包括政府）披露这些信息。
据报道，“北京市市民出行动态信息平台”的实施方案先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提出。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合同缔约方理应保护用户隐私，否则即是侵权行为。
尽管我们不应对企业家有太多的道德要求，以免扭曲其适当的角色定位。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家都不应当成为政府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帮凶”，不应当为政府戕害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任何帮助。这是企业家必须坚守的“底线伦理”。
企业家们主动放弃充当同谋或者“帮凶”的机会，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一个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同时，司法亦应获得独立地位，将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绳之以法。
如果企业家没有实证法上的配合和服从义务，则其与政府之间的“合谋”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恶”。进一步，即使他们有实证法上的义务，他们也应当拒绝，因为它违反了更高的“善”――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隐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不合作在性质上类似于“公民的不服从”行为。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改善道路状况、提供交通信息等，为何偏要扮演起“老大哥”的角色呢？别忘了，一旦有了“老大哥”，连那些设计和利用它的人也将在其眼睛之下。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老大哥看着你，你所做的一切都在老大哥的眼睛下。这是奥威尔《一九八四》里的场景，人们仿佛生活在一张无缝的巨网之下。
这种场景很容易借由技术手段走向现实。据报道，北京市科委目前正在筹建“北京市市民出行动态信息平台”，将以中国移动1700万手机数据为基础，通过蜂窝位置技术获取手机用户活动的实时信息，掌握居民的居住工作情况，建立出行动态信息平台，目的在于“提高市民出行效率，缓解交通拥堵”。这项计划面临公民隐私权和安全感的巨大争议。
“提高市民出行效率，缓解交通拥堵”，这目的听起来不错，似乎也有一定正当性。但是，目的正当性不能为手段的不正当性进行辩护，只有当手段自身也具有正当性且恰到好处时，一项政策或者制度的合理性才经受得住宪政与法治的拷问。
判断一项政策或者制度是否合理，需要同时考虑三个要求：一是目的是否正当，二是手段是否正当，三是手段是否恰到好处，有没有扩大化。
为缓解交通拥堵而搭建“出行动态信息平台”，建立在获取用户活动信息、掌握其住行情况的基础之上，涉嫌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个人的身体、行动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受到法律保护，未经当事人同意，任何人或者组织不得擅自收集、使用或者披露。
中国《宪法》第四十条称：“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毋庸讳言，手机用户的个人和行动信息是受到保护的，未经法定程序，根据基站发出的信号掌控个人的行动和生活信息，是对用户隐私权的侵犯。
在很大程度上讲，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于对人身自由和隐私权的有效保护，即一个人不必担心自己的人身或者私密信息在他人的掌控之下。在人类法治史上，为了保护个人的人身自由和隐私权利，一些国家确立了“城堡原则”――未经当事人同意，任何人（包括政府）不得擅自闯入一个人的家园或者住所。英国法官库克爵士说：“每一个人的住宅对他来说就是城堡和避难所，不仅是其憩息之处，而且是其抵御伤害和暴力之地。”
古罗马哲人西塞罗云：“有什么比一个人的家园更加神圣、更加强烈地受到虔诚的情感护卫吗？”
在现代法治社会里，“城堡原则”演化成一个宪政原理，即个人的人身、住所等不受政府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这种搜查和扣押不仅包括身体的或者物理意义上的查扣，而且包括对个人电话和通信的非法监听，以及其他形式的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通过手机信号监控一个人的行踪和活动违反了这样的原理。
对于保护个人隐私，不仅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一些企业也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越来越多地掌控在一些企业手里，通信公司、互联网公司就掌握大量的用户信息。一个人一旦接受这些公司的服务，不可避免地将一些个人信息透露给它们。从法律上讲，用户和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对于用户的信息，公司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擅自向他人（包括政府）披露这些信息。
据报道，“北京市市民出行动态信息平台”的实施方案先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提出。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合同缔约方理应保护用户隐私，否则即是侵权行为。
尽管我们不应对企业家有太多的道德要求，以免扭曲其适当的角色定位。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家都不应当成为政府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帮凶”，不应当为政府戕害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任何帮助。这是企业家必须坚守的“底线伦理”。
企业家们主动放弃充当同谋或者“帮凶”的机会，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一个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同时，司法亦应获得独立地位，将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绳之以法。
如果企业家没有实证法上的配合和服从义务，则其与政府之间的“合谋”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恶”。进一步，即使他们有实证法上的义务，他们也应当拒绝，因为它违反了更高的“善”――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隐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不合作在性质上类似于“公民的不服从”行为。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改善道路状况、提供交通信息等，为何偏要扮演起“老大哥”的角色呢？别忘了，一旦有了“老大哥”，连那些设计和利用它的人也将在其眼睛之下。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