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中有五、六个孩子是平常不过的事，我家兄弟姐妹六人，哥哥排行老二，我排行老四，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可以说在我们家我是最幸福的。
哥哥长我8岁，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让上高中，由于家中劳力不足，生活的负担全部压在父母身上，为了减轻父母亲生活的压力，让出更多的机会给弟弟妹妹，哥哥便自愿报名放弃学业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从此，哥哥用稚嫩的肩膀和父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农村分田到户以后，家里的日子开始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哥哥不仅是劳动的好手，给家挣全劳的工分，还是一个能人。哥哥用学到的知识，按书上所讲的电器元件，给家里装了一个收音机，装好的那天，我在树上转天线，整整待了一下午，虽然只能收两三个台，但给平日寂静的家中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家里的房子、围墙修修补补，桌椅、板凳钉钉紧紧，左邻右舍家里有个红白喜事盘个炉灶，经常有人来请。为了不耽误挣生产队的工分，哥哥白天在队上干活，晚上在家加班用一些旧木料做小椅子、小板凳，用高梁杆扎笤帚，逢上赶集就拉上一车，卖了就补贴家用，卖不了下次再拉上去卖。这受到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称赞，我们家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兄妹都上到初中或高中毕业。
每当我们兄妹几人围在母亲身边，聊起过去的事，母亲都会说：你大哥做的活就是好，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
剥玉米
老家的八、九月份雨水多，经常会出现连阴雨天气。下雨天不能下地干活，大人们也会有事情在家里做，忙时也要孩子们干活。
秋天收回的玉米棒子，除了晾晒在屋檐下或刨皮后挂在房前屋后，更多的就要一颗颗剥下来晾干，不然就会发霉。全家人围座在盛满玉米棒子的木海（一种用木制的容器）旁，除了吃饭就是剥玉米，实在是剥得手痛。
大人的手有劲，剥起来也容易也快，而我们几个不是上厕所，就是要去喝水，总想着偷赖。但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下，谁也不敢逃避。逃不掉，还得好好地剥玉米，一剥就是大半天，实在没有意思。
有一次，无意中我把一颗玉米粒塞进了鼻孔，用手捏，越捏越出不来，痛痒得我无法忍受，急得我眼泪直流。父母亲用了好多办法都闹不出来。父亲只好让哥哥背上我，披上塑料布去县城医院看医生。到县城的路虽然不远，但是路是土路，下着雨实在不好走。父亲和哥哥轮换背着我，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哥哥把我按到床上，医生用镊子往外夹，我难受得嘴里一直骂医生，父亲陪着笑脸一直给医生说好话，费了好大的劲才取出鼻孔中的玉米。
走出医院，雨还在下，看见街边有卖甘蔗的，父亲给我买了一节。我爬在哥哥的背上，有滋有味地吃着甘蔗。
我把甘蔗拿给哥哥吃，他不要，在我一再嚷闹下，咬了一小口。哥哥告诫我说：以后要吃甘蔗，千万不敢再把玉米塞到鼻子里了，不然你的鼻子里会长出玉米芽的。后来，家里人在围座在一起的时候，总会逗笑地说，不敢再把玉米塞到鼻子里，大家就会大笑一阵。这成了我们家里开玩笑的一个话题。
摸枪
农村的青年人，大都当过基干民兵，村里有民兵连，哥哥当然在基干民兵之列。
夏收后、冬闲时，队上的民兵都要进行训练，有刺杀、投弹、土工作业打坦克，还有实弹射击。我在打仗的电影里看到过枪，也从部队驻村野营拉练时见到过，但从来没有近距离摸过枪。民兵训练的时候，我同小伙伴围在场地外，等着、看着，看着、等着，好不容易等到他们休息，民兵把枪架在一起，有半自动步枪，有冲锋枪，还有机枪，我和小伙伴一涌而上，都想摸一下明晃晃的枪刺、黑油油的枪管。民兵连长看到小孩们围过来，大喊一声：“不要动，离远点！”吓得我们赶快就跑，有的小伙伴边跑边举起手来。大家都嘲笑举起手来的小朋友胆子太小。
一天晚饭后，全家人都在屋外乘凉，我到哥哥住的屋子里，突然发现屋子的墙角立着一支步枪。屋里没人，太好了，枪比我的个头还高，用手卡住枪刺座向下一压，枪刺还能活动，我心里突突直跳，把枪刺座反复地卡上合上――把打开的枪刺用力向上一合，挂上了，捏着枪刺座向上一提，又下来了。正摸的高兴，哥哥发现了我，冲着我直嚷嚷，我连忙放下枪，夺门而逃。打那次后，哥哥再也没有把枪带回过家。
我小时候再也没有摸过真正的枪，直到当兵以后，与枪相伴24年，但不论是实弹射击，还是携枪执行任务，都没有那一次摸到枪时紧张。
捋槐花
上世纪70年代，吃饭问题是家庭最大的生计问题，能让全家吃饱肚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家里靠父母亲和大哥三个主要劳力挣工分，生产队按工分多少再分口粮。每年春天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哥哥就与同村的年青人一起，爬上装煤的火车，到很远的山里去捋槐花。母亲把槐花淘洗干净、晾晒好，给我们做不烂子和菜馍馍。
我七岁那年的春天，听说哥哥又要去捋槐花，我也想去，就缠着哥哥跟前跟后地央求，哥哥不忍心我受罪，不愿意带我去，因为下了火车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磨了一天，直到头一天晚上，哥哥才答应带我一起去，但提出来说，你走不动，我不背你。我答应了哥哥的要求。
我从没有坐过火车，这次终于可以坐回火车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哥哥叫醒我，我连忙穿好衣服，哥哥背着好几个卷在一起的麻袋，带着一个装满玉米面馍馍的手提布袋就出发了，睡眼惺松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哥哥后边。
同村的年青人爬空车皮都有经验的，知道应该上哪个车。登上火车，一片漆黑，我紧紧地靠在哥哥身边，坐在车箱底，闭上眼睛慢慢地等着。天快亮的时候，火车一声长鸣，终于开动了。
火车喘着粗气，越来越快，头顶上掠过呛人的煤烟，风也越来越大，蜷曲着的我不断向哥哥身边挪动，学着哥哥的样子把衣服蒙在头上。火车过山洞的时候，煤烟更大，呛得我直咳嗽。好不容易过了一个山洞又钻入一个山洞，火车吃力地爬行着。我掀开衣服，不时想看一看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四周的黑铁皮车箱，还有和我一样蜷曲着的哥哥。同村一块儿去的人，除了眯着的眼睛和露出的白牙，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煤黑，我笑别人，别人也笑我。
太阳快要升到头顶的时候，火车停了下，大家纷纷从火车上跳下来。顺着羊肠小道，我跟在哥哥的身后同大家一起赶路。山路越来越陡，越来越窄，哥哥递给我一个馍馍，本来气喘的不行，咬上一口，咽也咽不下。
我实在走不动了，哥哥怕耽误大家赶路，鼓励我说山林里有兔子、松鼠，碰到给我抓一只。我精神一振，步子明显加快了许多。
翻过又一座山，一股槐花香扑面而来，终于到了槐树林。我实在走不动了，倒在草地里。太阳照得眼晕，我把上衣披在头上，便呼呼地睡着了。等到醒来，哥哥已经从树上跳下来，把摘好的槐花装满了所有的袋子。我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感到头晕目眩，一点力气也没有。后来我是咋上的火车，坐了多长时间，咋回的家，是同村的人轮换着背还是哥哥用扁单挑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全家人吃上了香喷喷的槐花不烂子，哥哥还从布袋里掏出了一只小松鼠，我的脸胀得有点发烧，夹杂着羞愧。为了能带上我一块去，让哥哥吃了不少的苦。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
往事如烟，岁月如歌，苦涩的记忆连同童年的欢乐一起收藏在记忆深处。
能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中有五、六个孩子是平常不过的事，我家兄弟姐妹六人，哥哥排行老二，我排行老四，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可以说在我们家我是最幸福的。
哥哥长我8岁，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让上高中，由于家中劳力不足，生活的负担全部压在父母身上，为了减轻父母亲生活的压力，让出更多的机会给弟弟妹妹，哥哥便自愿报名放弃学业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从此，哥哥用稚嫩的肩膀和父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农村分田到户以后，家里的日子开始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哥哥不仅是劳动的好手，给家挣全劳的工分，还是一个能人。哥哥用学到的知识，按书上所讲的电器元件，给家里装了一个收音机，装好的那天，我在树上转天线，整整待了一下午，虽然只能收两三个台，但给平日寂静的家中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家里的房子、围墙修修补补，桌椅、板凳钉钉紧紧，左邻右舍家里有个红白喜事盘个炉灶，经常有人来请。为了不耽误挣生产队的工分，哥哥白天在队上干活，晚上在家加班用一些旧木料做小椅子、小板凳，用高梁杆扎笤帚，逢上赶集就拉上一车，卖了就补贴家用，卖不了下次再拉上去卖。这受到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称赞，我们家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兄妹都上到初中或高中毕业。
每当我们兄妹几人围在母亲身边，聊起过去的事，母亲都会说：你大哥做的活就是好，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
剥玉米
老家的八、九月份雨水多，经常会出现连阴雨天气。下雨天不能下地干活，大人们也会有事情在家里做，忙时也要孩子们干活。
秋天收回的玉米棒子，除了晾晒在屋檐下或刨皮后挂在房前屋后，更多的就要一颗颗剥下来晾干，不然就会发霉。全家人围座在盛满玉米棒子的木海（一种用木制的容器）旁，除了吃饭就是剥玉米，实在是剥得手痛。
大人的手有劲，剥起来也容易也快，而我们几个不是上厕所，就是要去喝水，总想着偷赖。但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下，谁也不敢逃避。逃不掉，还得好好地剥玉米，一剥就是大半天，实在没有意思。
有一次，无意中我把一颗玉米粒塞进了鼻孔，用手捏，越捏越出不来，痛痒得我无法忍受，急得我眼泪直流。父母亲用了好多办法都闹不出来。父亲只好让哥哥背上我，披上塑料布去县城医院看医生。到县城的路虽然不远，但是路是土路，下着雨实在不好走。父亲和哥哥轮换背着我，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哥哥把我按到床上，医生用镊子往外夹，我难受得嘴里一直骂医生，父亲陪着笑脸一直给医生说好话，费了好大的劲才取出鼻孔中的玉米。
走出医院，雨还在下，看见街边有卖甘蔗的，父亲给我买了一节。我爬在哥哥的背上，有滋有味地吃着甘蔗。
我把甘蔗拿给哥哥吃，他不要，在我一再嚷闹下，咬了一小口。哥哥告诫我说：以后要吃甘蔗，千万不敢再把玉米塞到鼻子里了，不然你的鼻子里会长出玉米芽的。后来，家里人在围座在一起的时候，总会逗笑地说，不敢再把玉米塞到鼻子里，大家就会大笑一阵。这成了我们家里开玩笑的一个话题。
摸枪
农村的青年人，大都当过基干民兵，村里有民兵连，哥哥当然在基干民兵之列。
夏收后、冬闲时，队上的民兵都要进行训练，有刺杀、投弹、土工作业打坦克，还有实弹射击。我在打仗的电影里看到过枪，也从部队驻村野营拉练时见到过，但从来没有近距离摸过枪。民兵训练的时候，我同小伙伴围在场地外，等着、看着，看着、等着，好不容易等到他们休息，民兵把枪架在一起，有半自动步枪，有冲锋枪，还有机枪，我和小伙伴一涌而上，都想摸一下明晃晃的枪刺、黑油油的枪管。民兵连长看到小孩们围过来，大喊一声：“不要动，离远点！”吓得我们赶快就跑，有的小伙伴边跑边举起手来。大家都嘲笑举起手来的小朋友胆子太小。
一天晚饭后，全家人都在屋外乘凉，我到哥哥住的屋子里，突然发现屋子的墙角立着一支步枪。屋里没人，太好了，枪比我的个头还高，用手卡住枪刺座向下一压，枪刺还能活动，我心里突突直跳，把枪刺座反复地卡上合上――把打开的枪刺用力向上一合，挂上了，捏着枪刺座向上一提，又下来了。正摸的高兴，哥哥发现了我，冲着我直嚷嚷，我连忙放下枪，夺门而逃。打那次后，哥哥再也没有把枪带回过家。
我小时候再也没有摸过真正的枪，直到当兵以后，与枪相伴24年，但不论是实弹射击，还是携枪执行任务，都没有那一次摸到枪时紧张。
捋槐花
上世纪70年代，吃饭问题是家庭最大的生计问题，能让全家吃饱肚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家里靠父母亲和大哥三个主要劳力挣工分，生产队按工分多少再分口粮。每年春天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哥哥就与同村的年青人一起，爬上装煤的火车，到很远的山里去捋槐花。母亲把槐花淘洗干净、晾晒好，给我们做不烂子和菜馍馍。
我七岁那年的春天，听说哥哥又要去捋槐花，我也想去，就缠着哥哥跟前跟后地央求，哥哥不忍心我受罪，不愿意带我去，因为下了火车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磨了一天，直到头一天晚上，哥哥才答应带我一起去，但提出来说，你走不动，我不背你。我答应了哥哥的要求。
我从没有坐过火车，这次终于可以坐回火车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哥哥叫醒我，我连忙穿好衣服，哥哥背着好几个卷在一起的麻袋，带着一个装满玉米面馍馍的手提布袋就出发了，睡眼惺松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哥哥后边。
同村的年青人爬空车皮都有经验的，知道应该上哪个车。登上火车，一片漆黑，我紧紧地靠在哥哥身边，坐在车箱底，闭上眼睛慢慢地等着。天快亮的时候，火车一声长鸣，终于开动了。
火车喘着粗气，越来越快，头顶上掠过呛人的煤烟，风也越来越大，蜷曲着的我不断向哥哥身边挪动，学着哥哥的样子把衣服蒙在头上。火车过山洞的时候，煤烟更大，呛得我直咳嗽。好不容易过了一个山洞又钻入一个山洞，火车吃力地爬行着。我掀开衣服，不时想看一看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四周的黑铁皮车箱，还有和我一样蜷曲着的哥哥。同村一块儿去的人，除了眯着的眼睛和露出的白牙，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煤黑，我笑别人，别人也笑我。
太阳快要升到头顶的时候，火车停了下，大家纷纷从火车上跳下来。顺着羊肠小道，我跟在哥哥的身后同大家一起赶路。山路越来越陡，越来越窄，哥哥递给我一个馍馍，本来气喘的不行，咬上一口，咽也咽不下。
我实在走不动了，哥哥怕耽误大家赶路，鼓励我说山林里有兔子、松鼠，碰到给我抓一只。我精神一振，步子明显加快了许多。
翻过又一座山，一股槐花香扑面而来，终于到了槐树林。我实在走不动了，倒在草地里。太阳照得眼晕，我把上衣披在头上，便呼呼地睡着了。等到醒来，哥哥已经从树上跳下来，把摘好的槐花装满了所有的袋子。我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感到头晕目眩，一点力气也没有。后来我是咋上的火车，坐了多长时间，咋回的家，是同村的人轮换着背还是哥哥用扁单挑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全家人吃上了香喷喷的槐花不烂子，哥哥还从布袋里掏出了一只小松鼠，我的脸胀得有点发烧，夹杂着羞愧。为了能带上我一块去，让哥哥吃了不少的苦。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
往事如烟，岁月如歌，苦涩的记忆连同童年的欢乐一起收藏在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