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但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没有显现，因而当代大学经济学学生中普遍质疑共同富裕理论的科学性。非均衡发展理论的负面效应，“文明的野蛮”分配方式的选择，政策多变且受益度偏移，制度创新空间太少是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共同富裕；非均衡发展；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238-02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取得非常伟大的成就，让世人刮目相看。但也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出现了巨大差别。有资料表明：1949―1984年的35年间，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是从大变小。1984―2007年的23年间则相反，是从小变大。中国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百二十二位，而大富豪却居世界第二或第五，占人口0.5%的富有家庭占有中国60%以上的个人财富[1]。这种畸形状态是中国贫富差距之大超世界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严重影响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情绪。 这种情绪在大学生中普遍交叉感染，经济学学生更是直面怀疑“共同富裕”的理论是伪科学。所以这是一个大学经济学理论教学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认真加以研究。 二、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原因分析 1.非均衡发展理论是把双刃剑。非均衡发展理论，是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增长极理论到今天盛行的产业集群，经过历史的沉浮、演变、创新和发展，从历史上看，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的规划和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增长极理论是一种无时间变量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它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佩鲁所谓的增长极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或经济空间中的一个“推进型单元”（propulsive unit），这种推进型单元与周围经济环境相结合，对另外的经济单元施加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影响，产生“支配效应”（domination effect）。这里的推进型单元是指的优势经济单元，它自身的增长与创新能够诱导其他经济单元的增长[2]。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在经济发展理论史上反映了一个发展观念的重大变革，即“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但是，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将增长极构筑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忽视了增长的地理空间，缺乏可操作性；二是过分强调增长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不置一词。 邓小平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改革战略家，他或许根本就不懂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但他敏锐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维是巧合这一理论的。改革开放后，经济由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模式转变，20世纪80年代前，实行的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东部地区积累了有利于本地区连续发展的优势因素并迅速崛起。但是，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西部地区的相对劣势也不断积累。由于“循环积累因果原理”的作用，东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但是，这些开发战略已经实施多年。为什么经济增长的差距和贫富差距仍在拉大，根本原因走了一条“非均衡发展”路线，低估了先富对后富、先发展对后发展的冲击和掠夺的潜力与惯势。在这种发展大势下，发展很不平衡不仅难以扭转，而且只会日愈加重。这就是非均衡发展理论的负面效应。 2.“文明的野蛮”分配方式的选择。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是否协调发展，不仅要看它选择的经济运行模式，而且还要看它选择的分配方式是否适合国情。邓小平当年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观念时反复强调要依靠劳动致富。并且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之一。 随着改革的深化，１９９３年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收入分配原则。 但是这一分配方式的确立从开始就引起争议，赞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认为它符合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现在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改变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就是要坚持效率优先。还有人写文章认为这一收入分配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方面的具体体现[3]。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认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原因是讲效率多了而不重视公平，这与中国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及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相抵触，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 “效率优先”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轨迹要求的，没有“效率优先”就难以创造巨大社会财富。没有巨大社会财富又何谈共同富裕。但问题是“优先”多少没有量的规定性。“兼顾公平”由谁兼顾？“兼顾”多少才公平，“兼顾”多少才算共同富裕也没有量的规定性和时间表安排。正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其结果是用资本赚钱越来越容易，用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经济增长的成果向富人过度倾斜，劳动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少，经济生活的变动总是给富者带来发财的机会，给贫者带来损失。这就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这是邓小平先生始料未及的，使他倡导的“劳动致富”、“共同致富”的理念成为泡影。这位老人如果在天有灵也会为此而伤感。 所以这个貌似公平的平台看似完美，但却存在弱者只有被剥削、被掠夺的严重缺陷，是一种“文明的野蛮”的分配方式，在国家的名义下，这种“文明的野蛮”更堂皇、更隐蔽，也更严重，导致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3.政策多变且受益度偏移。毛泽东同志早年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千万注意。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改革的需要，政府在一些学者的唆教下过多放弃了对分配领域的掌控，而且随波逐流不断变换政策制造富豪。有时为了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就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加以扶持；有时为了所谓理顺价格体系就出台双轨制使有办法的人受益；有时为了支持科技创新就出台以科技成果受益的政策；有时为了缓和分配公有住房的矛盾就出台商品房开发的政策，由于价格扭曲没有完全消除，尤其是资金和土地价格还人为可以定价，只要能够融到资金，批到土地，就可成为暴富者；有时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又出台管理层收购和激励政策。不断变化的魔方政策不断制造出富豪，但唯独没有如何使广大劳动人民受益的政策出台，怎么可能走向共同富裕之道。 4.制度创新空间太少。改革促发展。改革的实质就是制度创新。但是在中国改革是“渐进式”以点带面，制度创新是以试点为前驱的。也就是说改革或制度创新都是要在政策允许或批准之后才能进行的事情。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进行制度创新太敏感，往往与政治问题紧密相连。 制度创新意味着获利，制度创新也意味着风险。制度创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极其重大，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不授予东部设置经济特区的制度创新试点权，东部能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吗？支撑这个假设能够成立的事例是：特区设立之前，所在地并没有明显的跨越发展；首批特区没有把上海加上，使上海腾飞推迟了几年，是邓小平多次提到的一大“失误”。 所以，东部经济突飞猛进有制度支撑。同样的道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又何尝不是靠制度支撑而成功的呢？因此鼓励和号召制度创新在没经过批准的地方和单位就成为一个空洞的号召，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在经过批准的地方和单位就成为获利的原动力。因此，今天的中国是权力决定政策，政策决定创新，创新决定富有。 三、认识和建议 1.深刻领会共同富裕思想。什么是共同富裕？应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赋予共同富裕以科学的内涵。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质，从质的规定性上确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地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 2.明确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共同富裕思想表明：我们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离开了就会导致共同贫困。可见，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3.重新构建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1）构建私营企业净收入分享运行机制，从利益独占到利益分享，通过利益分享实现共同富裕。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现在不宜提倡暴力和准暴力的方式，而应该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2）重新审视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重建国有企业职工个人所有制，运用国家权力确保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得以真正实现。（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收入分配“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格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实现这一格局的关键。中等收入者不同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静态的存量概念，而中等收入者是动态的增量概念。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看消费水平，也不是看财产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续的收入能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在向共同富裕发展过渡进程中的现期选择，包括三方面的含义：在宏观层面上，整个社会的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在中观层面上，特别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占少数，较发达的地区占多数。在微观层面上，某一特定的地区、城市内的中等收入人群要占多数。 参考文献： [1]赵德馨.中国必须遏止“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现象[N].广州日报，2008-06-17. [2][法]弗朗索瓦・佩鲁.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J].经济学季刊，1950，(3). [3]郭正模.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N].光明日报，2002-12-25.[责任编辑 陈鹤]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但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没有显现，因而当代大学经济学学生中普遍质疑共同富裕理论的科学性。非均衡发展理论的负面效应，“文明的野蛮”分配方式的选择，政策多变且受益度偏移，制度创新空间太少是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共同富裕；非均衡发展；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238-02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取得非常伟大的成就，让世人刮目相看。但也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出现了巨大差别。有资料表明：1949―1984年的35年间，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是从大变小。1984―2007年的23年间则相反，是从小变大。中国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百二十二位，而大富豪却居世界第二或第五，占人口0.5%的富有家庭占有中国60%以上的个人财富[1]。这种畸形状态是中国贫富差距之大超世界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严重影响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情绪。 这种情绪在大学生中普遍交叉感染，经济学学生更是直面怀疑“共同富裕”的理论是伪科学。所以这是一个大学经济学理论教学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认真加以研究。 二、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原因分析 1.非均衡发展理论是把双刃剑。非均衡发展理论，是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增长极理论到今天盛行的产业集群，经过历史的沉浮、演变、创新和发展，从历史上看，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的规划和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增长极理论是一种无时间变量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它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佩鲁所谓的增长极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或经济空间中的一个“推进型单元”（propulsive unit），这种推进型单元与周围经济环境相结合，对另外的经济单元施加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影响，产生“支配效应”（domination effect）。这里的推进型单元是指的优势经济单元，它自身的增长与创新能够诱导其他经济单元的增长[2]。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在经济发展理论史上反映了一个发展观念的重大变革，即“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但是，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将增长极构筑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忽视了增长的地理空间，缺乏可操作性；二是过分强调增长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不置一词。 邓小平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改革战略家，他或许根本就不懂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但他敏锐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维是巧合这一理论的。改革开放后，经济由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模式转变，20世纪80年代前，实行的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东部地区积累了有利于本地区连续发展的优势因素并迅速崛起。但是，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西部地区的相对劣势也不断积累。由于“循环积累因果原理”的作用，东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但是，这些开发战略已经实施多年。为什么经济增长的差距和贫富差距仍在拉大，根本原因走了一条“非均衡发展”路线，低估了先富对后富、先发展对后发展的冲击和掠夺的潜力与惯势。在这种发展大势下，发展很不平衡不仅难以扭转，而且只会日愈加重。这就是非均衡发展理论的负面效应。 2.“文明的野蛮”分配方式的选择。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是否协调发展，不仅要看它选择的经济运行模式，而且还要看它选择的分配方式是否适合国情。邓小平当年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观念时反复强调要依靠劳动致富。并且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之一。 随着改革的深化，１９９３年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收入分配原则。 但是这一分配方式的确立从开始就引起争议，赞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认为它符合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现在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改变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就是要坚持效率优先。还有人写文章认为这一收入分配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方面的具体体现[3]。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认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原因是讲效率多了而不重视公平，这与中国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及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相抵触，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 “效率优先”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轨迹要求的，没有“效率优先”就难以创造巨大社会财富。没有巨大社会财富又何谈共同富裕。但问题是“优先”多少没有量的规定性。“兼顾公平”由谁兼顾？“兼顾”多少才公平，“兼顾”多少才算共同富裕也没有量的规定性和时间表安排。正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其结果是用资本赚钱越来越容易，用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经济增长的成果向富人过度倾斜，劳动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少，经济生活的变动总是给富者带来发财的机会，给贫者带来损失。这就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这是邓小平先生始料未及的，使他倡导的“劳动致富”、“共同致富”的理念成为泡影。这位老人如果在天有灵也会为此而伤感。 所以这个貌似公平的平台看似完美，但却存在弱者只有被剥削、被掠夺的严重缺陷，是一种“文明的野蛮”的分配方式，在国家的名义下，这种“文明的野蛮”更堂皇、更隐蔽，也更严重，导致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3.政策多变且受益度偏移。毛泽东同志早年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千万注意。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改革的需要，政府在一些学者的唆教下过多放弃了对分配领域的掌控，而且随波逐流不断变换政策制造富豪。有时为了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就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加以扶持；有时为了所谓理顺价格体系就出台双轨制使有办法的人受益；有时为了支持科技创新就出台以科技成果受益的政策；有时为了缓和分配公有住房的矛盾就出台商品房开发的政策，由于价格扭曲没有完全消除，尤其是资金和土地价格还人为可以定价，只要能够融到资金，批到土地，就可成为暴富者；有时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又出台管理层收购和激励政策。不断变化的魔方政策不断制造出富豪，但唯独没有如何使广大劳动人民受益的政策出台，怎么可能走向共同富裕之道。 4.制度创新空间太少。改革促发展。改革的实质就是制度创新。但是在中国改革是“渐进式”以点带面，制度创新是以试点为前驱的。也就是说改革或制度创新都是要在政策允许或批准之后才能进行的事情。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进行制度创新太敏感，往往与政治问题紧密相连。 制度创新意味着获利，制度创新也意味着风险。制度创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极其重大，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不授予东部设置经济特区的制度创新试点权，东部能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吗？支撑这个假设能够成立的事例是：特区设立之前，所在地并没有明显的跨越发展；首批特区没有把上海加上，使上海腾飞推迟了几年，是邓小平多次提到的一大“失误”。 所以，东部经济突飞猛进有制度支撑。同样的道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又何尝不是靠制度支撑而成功的呢？因此鼓励和号召制度创新在没经过批准的地方和单位就成为一个空洞的号召，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在经过批准的地方和单位就成为获利的原动力。因此，今天的中国是权力决定政策，政策决定创新，创新决定富有。 三、认识和建议 1.深刻领会共同富裕思想。什么是共同富裕？应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赋予共同富裕以科学的内涵。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质，从质的规定性上确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地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 2.明确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共同富裕思想表明：我们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离开了就会导致共同贫困。可见，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3.重新构建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1）构建私营企业净收入分享运行机制，从利益独占到利益分享，通过利益分享实现共同富裕。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现在不宜提倡暴力和准暴力的方式，而应该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2）重新审视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重建国有企业职工个人所有制，运用国家权力确保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得以真正实现。（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收入分配“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格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实现这一格局的关键。中等收入者不同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静态的存量概念，而中等收入者是动态的增量概念。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看消费水平，也不是看财产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续的收入能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在向共同富裕发展过渡进程中的现期选择，包括三方面的含义：在宏观层面上，整个社会的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在中观层面上，特别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占少数，较发达的地区占多数。在微观层面上，某一特定的地区、城市内的中等收入人群要占多数。 参考文献： [1]赵德馨.中国必须遏止“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现象[N].广州日报，2008-06-17. [2][法]弗朗索瓦・佩鲁.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J].经济学季刊，1950，(3). [3]郭正模.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N].光明日报，2002-12-25.[责任编辑 陈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