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收到《草原》，那欣喜心情有点像远嫁的女儿收到娘家寄来的礼物，忙不迭地拆开来读。最近一期《草原》封面上，印有贾漫兄《永远的怀念》，心想不知他在怀念哪位友人？读罢才知是悼念邓青兄，感到十分震惊悲痛，同时心里又充满深深的歉疚和自责。老邓是《草原》勋臣，在业务上是我师长。当年我向《草原》投稿，曾多次得到过他指点。1960年9月，他离开编辑部上内蒙古大学文研班深造，我调入《草原》接替了他的工作，无论在业务还是做人上，他都给过我许多难忘的帮助和教益。读后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心里忽然有种不可抑止的强烈冲动，想打电话对贾漫倾诉心中这份对老邓迟到的悼念。 我不知道世上存不存在亲近人之间的异常感应？正在我这样想着时，放在卧室里的手机响了，起身接去，一听是东芬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倏然而生。因为此前电话，大都是贾漫打的，东芬有时在一旁插上几句话，这回莫非是他得了什么重病？ 我情不自禁地“哎呀”了一声，冲口而出：“是你呀东芬，是不是……” “你已经猜到了，贾漫他……”电话突然窒息了，随后东芬便在电话上失声恸哭。 我拿着手机，悚然而立，竟一时无语。我本想问贾漫是不是病了，压根没想他会这样突然走了。这几年我们也曾有过几次难得的聚首，印象中他身体很好，逸兴遄飞的诗人气质丝毫不减当年，也从未听他讲起有什么病痛，觉得是我们中间能活得最长久的一位，怎么说走就走了？！ 悲痛的泪水慢慢流下来，我和东芬相隔千里，抱着话机对哭了一阵，然后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诉说，终于知道了事情经过。 原来贾漫得的是胃癌，确诊时肆虐的癌细胞已浸润到其他组织，家里人没把真实情况告诉本人，直到转院去天津手术后，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依然乐观地对人说自己得的是胃溃疡，以为有治愈的奇迹出现。所以一直没敢把得病情况告诉我。昨天深夜他终于走完了一位诗人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东芬的电话是中午时分从天津打来的。下午，浙江全省上下便动员起来，迎战今年登陆大陆的最强大的台风“海葵”。而我心中也在经历着一场超强的感情风暴。 认识贾漫，是我调入《草原》编辑部上班不久。此前，尽管已知道他是内蒙古一位有代表性青年诗人，但只闻其名却不识其人。那天，我正在编辑部看稿，进来一位风度倜傥的高个子男士，穿藏青色华达呢制服，下身是浅灰色毛料西裤，黑皮鞋。就这身打扮，在当时我这个工作两年不到的文学青年眼里已经有了几分钦羡。他推门进来后，举止潇洒地跟屋里其他几位编辑打了个招呼，大家说了声回来了？他说昨晚回来的，就径直坐到剑羽对面那张空着的靠窗办公桌前。我由此猜到他就是出差刚回来的贾漫。 剑羽隔着桌子丢了根烟过去，贾漫点着后吐出一口，终于发现一声不响坐在门后办公桌前的我，于是立马起身走到我面前。 “你就是新来的汪浙成？”他一边问一边朝我伸出手来，显然已知道编辑部来了我这个新人的事。 我忙站起来恭恭敬敬握住，回答说：“是的。” “我叫贾漫，咱们坐下说！”他说话有点像朗诵诗似的拿腔拿调，一边还摇头晃脑，像是在开玩笑又像是正儿八经地问：“听说你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是。” “大学中文系都学些什么呀？” “主要课程有中国文学史，从一年级学到三年级。” “那你中国文学史一定很熟了。” 我忙说：“虽说学了三年，但自己学得不好，只了解一点皮毛。”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诗人是屈原，对呀不对？” 我点头回答：“对。” “屈原最具代表性作品是《离骚》，对吗？” “对。” “《离骚》一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没记错吧？”说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怔怔地望着我。 “没错。” “接下来是‘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是《离骚》第一节，是不是？” “很抱歉，我只记住开头两句，下面就记不得了。”我笑着回答，“我们老师游国恩教授当时要求每个学生把全文背下来，但我没学好。不过，我想你记得完全正确。” 贾漫像个大孩子似的装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动作夸张地吸了口烟，然后抬起那只拿烟的手停在空中，像朗诵似的抑扬顿挫开始念《离骚》第二节。 第二节的文字比第一节长得多了，他竟一口气背诵下来，没打一个磕巴。那滚瓜烂熟的程度，一下子把我给震住了。 看我仰着脸目瞪口呆地坐在椅子上，贾漫笑着解释：“只是因为喜欢，读的遍数多了，也就全文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咱们切磋切磋。”说完，转过身去坐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埋头处理堆积如山的稿件了。 率真的个性，幽默风趣，惊人的记忆力，让我第一次见面就对这位少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很有好感。随后交往很快多起来，发现他虽很早参加工作，但身上少有那时党员常有的那种让人难以接近的味道。他秉性耿直，为人正派，颇有燕赵之士的侠义精神，敢于仗义执言。他后来曾在《咏玻璃》一诗中自况：“玻璃人生最透明，望破东西南北中。任它风雷云雨密，粉身碎骨总晶莹。”确实是他一生坚守的品质。我在与他共事过程中，曾多次感受到他这种人格魅力。 那是我来编辑部第二年，尽管当时还是全国人民挨饿的年月，但主编敖德斯尔为人宽厚，是位富有亲和力的领导，在管理上宽松民主，编辑部气氛和谐，编辑之间互相关心帮助，特别是对我这个新编辑，大家像老大哥老大姐似的在业务上手把手指点，帮助我尽快熟悉编辑业务。记得那年内蒙古自治区领导邀请一批国家级文化名人曹禺、老舍等来内蒙采风讲学，编辑部将老舍先生在一次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题为《关于文艺工作杂谈》（手边无书，标题恐记忆有误），蒙先生慨允，在我们《草原》上发表。那期刊物责任编辑是剑羽和我。剑羽像师傅带徒弟似地教我对要发稿件，从计算字数、版式编排、字号选用、插图安排，到发稿跑印刷厂，并介绍我认识厂里业务科和排版车间的师傅海舟和黄河，帮助我从头到尾熟悉了一遍编辑工作的整个流程。到了付印那天，剑羽临时有事，去不了工厂，只好我独自去签字付印，叮嘱我目录和重点稿像老舍文章，付印前一定要从头到尾再认真看上一遍。 那天下午，记忆中好像是周末，车间里上班的人不多，就负责拼版的黄河师傅陪着。因为是最后一遍校对稿，按规定对红即可，改正付印。目录和老舍先生文章，按剑羽嘱咐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签完字交黄河师傅付印。这是我当编辑来第一次参与刊物付印，前前后后也就一个多小时便搞定了，并没有像老编辑所说的白纸黑字、责任重大、如履薄冰的那种战战兢兢感觉。离开车间，轻轻松松跨上车去内蒙古大学找温小钰（当时我们还未结婚）一起过周末了。 哪知道这第一次付印便捅下了大娄子！ 刊物出来不久，一天工间休息时，大家在编辑部围观贾漫与剑羽对弈，住在隔壁房间的老敖手拿一封打开的信，笑眯眯进来了。 “咱们下期刊物什么时候出来呀？”他不动声色地问大家，“恐怕得补登个勘误表！” 观棋的人都抬起头来，转向老敖问：“出什么事了？” 原来他刚接到老舍先生信，说是寄他的刊物收到了，读了发在上面他的讲话，发现编辑在校对上错误不少。一些错别字就不管它了，但是像他在讲话中提到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现在讲话中却变成了《二十年同睹之现状》。人家会想，这个老舍究竟看没看过这本书，连书名都没搞对，还到处下车伊始，哗哩哗啦，影响太糟糕了！ 老舍先生的信像炸弹在编辑部爆炸开来，冲击了紧张地杀伐。大家回到各自座位，从案头上翻找出新近出版的这期《草原》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真还吓一跳。读完全文，发现老舍先生这篇文章我在校对上存在着不应有的大大小小错误竟有十七八处之多！作为这期刊物的责任编辑，我一下子头都大了，全身血液直往脸上涌。老舍先生文章我从头到尾明明校对了好几遍，该改的都改过来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地方没看出来？最纳闷的是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个作品我不但在学校时听老师在课堂上讲授过，而且课后自己还翻阅过，怎么把书名也弄错了呢？我感到又愧又羞，无地自容！ 老敖说，正好大家都在，我们就开个编辑部会，把这个问题谈谈，看看如何补救。主要还是以后要引起注意，重视校对工作，防止再发生此类事情。 会开得很认真，这很可理解。《草原》能组到老舍先生文章，这本是件幸事。可是由于我的疏忽，却给刊物造成被动，带来了负面影响。作为一个新编辑，我自然感到十分痛心，在会上首先做了检讨。接着大家针对我的过错发表意见。平心而论，这些意见都很正确。只是我参加工作不久，缺乏历练，有点受不了。特别是一位同事的发言，把这次校对上的问题与我平时搞业余创作联系起来，认为是没有摆正工作与业余创作关系等等，使我这个新来编辑思想上压力极大，一时难以接受，又觉得有些委屈。 会上气氛一时间有点紧张。看我涨红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贾漫突然站起来，像斗争我似地拿手指着我说： “汪浙成，”说话声调仍像朗诵似的抑扬顿挫，“你甭感到委屈。我开始当编辑时出的问题比你要大多了，在目录上把自治区领导人名字给弄错了。刊物出来后大家在编辑部正帮着往外寄发，进来内大一位老师，随手从桌上抓起本《草原》来看，忽然发现目录上自治区领导人名字弄颠倒了。那天，我和原来绥远省几个老人在一起商量什么事情，听到后慌得从炕上跳到地下直奔编辑部来，一看果不其然，顿时傻眼了。大家说，刊物先别往外寄了，这样发出去影响就大了！赶紧打电话通知邮局发行科，刊物因故暂不外发，需送回印刷厂重新装订；然后又与印刷厂联系，目录重新印过，把原来的撕下来换上新的。编辑部里已经装信封的那些刊物，再一个个拆开来送工厂重新返工。等把这一切安顿好，一个绥远省老人拎着我的一只皮鞋进来了，说是我刚才在他家里把他的一只鞋给穿来了。” “哄”的一声，大家忍俊不禁地笑起来，连主持会的老敖也忍不住开心地笑了，会上严肃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又变得和风细雨了。 贾漫坐回到自己椅子上继续说：“我说自己这件事主要是想说明，初当编辑的人，以为认识几个字就能做好校对，致使在校对上常常闹出笑话，影响出版物的质量。文字编辑的校对工作，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则，思想上要重视。我们老编辑要重视，新编辑更得重视。另外，我建议编辑部在制度上要有审读。每期刊物出来后，至少责任编辑要先从头到尾审读上一遍，也好做点亡羊补牢的工作。” 会后，主编老敖还把我叫到他房间谈心，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 这次会让我获益匪浅，终身难忘。以后我在当《江南》主编时，对新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老提起当年自己在校对上的过错和教训，提醒大家要重视校对工作。当然这是后话。 编辑部会不久，我们用餐的文联食堂去武川拉土豆。那时，因为饥荒各单位都自己抓生活，要编辑部出两名劳力，领导上派了贾漫和我去。车到后山拉土豆村子天已黑了，搞后勤的人说先吃点东西饱饱肚子，不然没力气干活，就煮了一大锅土豆。我和贾漫放开肚子吃了个饱，到土豆地里黑灯瞎火地扛麻袋装车，撑得都弯不下腰来。 后山深秋的夜晚，冷得已经上冻了。回来时，我们俩人坐在车后装土豆的麻袋上，不一会儿，寒风吹得我簌簌发抖，觉得身上的毛衣薄如纸片，冻得戗不住。我因初上后山，走时只多穿了件毛衣。幸亏贾漫带着大衣，从身上脱下来两人伙盖上。但因为都是大个子，一件大衣拉来扯去盖不严实，最后，只好钻到盖土豆的大苫布下面，并排躺下，将脑袋露在外面，身上再伙盖上大衣，才感受到有点暖意。 “这下好了！”我和贾漫头挨头躺在土豆上说，“得亏有你这件大衣，要不我可冻灰了！” “我看你这个南蛮子还挺能吃苦嘛！”他说。 “苦我倒不怕。”我说，“怕的是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打交道。不过我们编辑部的人都挺好，这次我捅了娄子，弄得编辑部很被动，老敖没说过一句重话。但我心里很难过，感到对不起大家。你在会上的发言，我口服心服。我这次犯错误，就错在思想上过于大意，觉得自己认识几个字，校对便不在话下了。其实，认识字不等于就会校对。老舍先生文章我从头到尾至少看了四、五遍，就是发现不了问题，瞪着眼睛让错别字从鼻子下面一个个溜过去了。这回我才体会到，校对不是阅读，校对有校对的要求，今后我要好好学习。”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当是缴一点学费，不要太在意了！”贾漫宽慰我说。停了一会，他望着夜空，像是对天上寒星又像是在对我说似地：“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面对面跟敌人斗争不会很多，主要是来自我们内部的矛盾，有正确的，也有不很正确甚至是不正确的，要经得起自己人的种种误解甚至委屈，这才是最难的。今后你我都要加强这方面的修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我往贾漫身边靠了靠，激动地说：“贾漫，今后你就多帮助我吧！” 这一夜，我们俩人就这样头挨头并排躺在凉浸浸的土豆上，望着塞外夜空上寒星如沸，一路畅谈文学，谈各自经历，谈人生和友情。卡车迎着呼呼寒风，盘旋在夜色沉沉的大青山崇山峻岭上，也不知是因为钻在苫布下面挡风御寒，还是由于这坦诚相见的畅谈转移了注意力，我再也不觉着冷。当车过蜈蚣坝，从大青山上下来时，远远瞭见夜色中灯火万家的呼市，我突然憬悟到：只要有朋友在身边，再艰苦的环境也成了美丽的好地方！ 从此，在我心目中，就把贾漫当成一位善解人意的可信赖的兄长，遇到什么难事，总想先听听他的意见；心有郁闷，爱向他倾诉排解；他和李东芬结婚不久在文化大院的简陋新居，成了我除编辑部和内大温小钰处外最常去的地方。 不久，文艺界贯彻“文艺八条”，让文艺从过去为政治服务狭隘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贾漫和我像当时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一样感到鼓舞，感受到一点春天的气息。就在这股思潮影响下，他出版了诗集《春风出塞》，我开始了小说创作，很快出现创作上一个小小的井喷。可惜好景不长，为配合“阶级斗争天天讲”，文艺界首当其冲被两个“批示”钦定为“裴多菲俱乐部”，一批硕果累累的作家艺术家被打翻在地，就连我这个区区小人物也未能幸免，小说被打成“中间人物论”，正在北京由全总话剧团上演的话剧《大兴安岭人》，也被煞有介事地描绘成是影射我被冤假错案的父亲而停演，我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苗子”。在这黑云压顶的日子里，贾漫和我同学诗人王磊，没有嫌弃落难中的朋友，悄悄告诉温小钰要设法传话给正在农村参加“四清”的我，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千万千万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参加运动，好好改造！”给予了我难忘的关爱和温暖。 当然，贾漫不仅对我，对编辑部其他同事也是如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刚参加工作时结识的朋友李冶，尽管五七年被错划，却始终不忘旧日友情，一直保持联系，且多有诗词互相唱和赠答。平时在与我交谈中，对其才华和人品，每每赞不绝口。在那个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氛围里，父子因此划清界限，夫妻因此离异的事，时有耳闻，屡见不鲜。比照贾漫，更使我觉得他真诚待人、不为雷电风雨左右的玻璃人生的难能可贵！ 2010年，我因女儿患病穷愁潦倒，身陷困境，与许多亲友都断绝了音讯。但远在塞外的贾漫夫妇耳闻后，随即来信关切地询问，“我们多方打听并通过某某了解泉泉情况，都不清楚。我又不敢直接问你。如你有情绪写信，请告知一二是盼。”并附《感遇赠汪浙成》五言律诗一首：“难拥长春树，青青友谊存，风吹无尽叶，日映有情心。荏苒同成绿，飘摇共作庆，太空知别苦，万古静无痕。”无限的牵挂，深情的思念，从字里行间无声地满溢出来。 记得贾漫第一个女儿贾谊出生时，他和我同去医院接东芬母女回家。当时囿于条件，虽是隆冬时节，交通工具却只有我的一辆破自行车。第一次做妈妈的东芬在产房先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好，然后贾漫扶着她坐到自行车后座上，我则抱着刚出生的满脸皱皱巴巴的贾谊跟在车后。刚出医院大门，襁褓散了，却忘了带带子。我连忙从自己脖颈上扯下新买的羊毛围巾，让贾漫帮着扎住，遮盖好孩子头脸，防止在路上冻着。就这样，第一次当爸爸的贾漫推着破自行车，我抱着贾谊跟在车后，俩人高高兴兴地把东芬母女接回到文化大院家属宿舍。东芬一进门便笑着告诉她老妈妈： “医院的人都把贾漫和浙成当成弟兄俩了，个子都长这么大，哥俩感情又这么深，说这家老太太真有福气！” 可如今，贾漫走了，我再也见不到这位共事20多年情同手足的兄长了，再也听不到他感情激越抑扬顿挫朗诵《离骚》的声音，再也感受不到他钻在苫布下头挨头对我畅谈人生和文学的情景，再也看不到他那诗人的逸兴遄飞的音容笑貌，再也听不到那梦魇般年月里他不顾政治高压传送给我的殷殷叮嘱，再也感受不到他不以荣辱取友、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 但是我不相信，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总有一天，贾漫，我的兄长，我要去追寻你，我们会在天堂再聚首，重相逢！ 〔责任编辑 阿 霞〕
每次收到《草原》，那欣喜心情有点像远嫁的女儿收到娘家寄来的礼物，忙不迭地拆开来读。最近一期《草原》封面上，印有贾漫兄《永远的怀念》，心想不知他在怀念哪位友人？读罢才知是悼念邓青兄，感到十分震惊悲痛，同时心里又充满深深的歉疚和自责。老邓是《草原》勋臣，在业务上是我师长。当年我向《草原》投稿，曾多次得到过他指点。1960年9月，他离开编辑部上内蒙古大学文研班深造，我调入《草原》接替了他的工作，无论在业务还是做人上，他都给过我许多难忘的帮助和教益。读后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心里忽然有种不可抑止的强烈冲动，想打电话对贾漫倾诉心中这份对老邓迟到的悼念。 我不知道世上存不存在亲近人之间的异常感应？正在我这样想着时，放在卧室里的手机响了，起身接去，一听是东芬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倏然而生。因为此前电话，大都是贾漫打的，东芬有时在一旁插上几句话，这回莫非是他得了什么重病？ 我情不自禁地“哎呀”了一声，冲口而出：“是你呀东芬，是不是……” “你已经猜到了，贾漫他……”电话突然窒息了，随后东芬便在电话上失声恸哭。 我拿着手机，悚然而立，竟一时无语。我本想问贾漫是不是病了，压根没想他会这样突然走了。这几年我们也曾有过几次难得的聚首，印象中他身体很好，逸兴遄飞的诗人气质丝毫不减当年，也从未听他讲起有什么病痛，觉得是我们中间能活得最长久的一位，怎么说走就走了？！ 悲痛的泪水慢慢流下来，我和东芬相隔千里，抱着话机对哭了一阵，然后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诉说，终于知道了事情经过。 原来贾漫得的是胃癌，确诊时肆虐的癌细胞已浸润到其他组织，家里人没把真实情况告诉本人，直到转院去天津手术后，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依然乐观地对人说自己得的是胃溃疡，以为有治愈的奇迹出现。所以一直没敢把得病情况告诉我。昨天深夜他终于走完了一位诗人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东芬的电话是中午时分从天津打来的。下午，浙江全省上下便动员起来，迎战今年登陆大陆的最强大的台风“海葵”。而我心中也在经历着一场超强的感情风暴。 认识贾漫，是我调入《草原》编辑部上班不久。此前，尽管已知道他是内蒙古一位有代表性青年诗人，但只闻其名却不识其人。那天，我正在编辑部看稿，进来一位风度倜傥的高个子男士，穿藏青色华达呢制服，下身是浅灰色毛料西裤，黑皮鞋。就这身打扮，在当时我这个工作两年不到的文学青年眼里已经有了几分钦羡。他推门进来后，举止潇洒地跟屋里其他几位编辑打了个招呼，大家说了声回来了？他说昨晚回来的，就径直坐到剑羽对面那张空着的靠窗办公桌前。我由此猜到他就是出差刚回来的贾漫。 剑羽隔着桌子丢了根烟过去，贾漫点着后吐出一口，终于发现一声不响坐在门后办公桌前的我，于是立马起身走到我面前。 “你就是新来的汪浙成？”他一边问一边朝我伸出手来，显然已知道编辑部来了我这个新人的事。 我忙站起来恭恭敬敬握住，回答说：“是的。” “我叫贾漫，咱们坐下说！”他说话有点像朗诵诗似的拿腔拿调，一边还摇头晃脑，像是在开玩笑又像是正儿八经地问：“听说你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是。” “大学中文系都学些什么呀？” “主要课程有中国文学史，从一年级学到三年级。” “那你中国文学史一定很熟了。” 我忙说：“虽说学了三年，但自己学得不好，只了解一点皮毛。”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诗人是屈原，对呀不对？” 我点头回答：“对。” “屈原最具代表性作品是《离骚》，对吗？” “对。” “《离骚》一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没记错吧？”说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怔怔地望着我。 “没错。” “接下来是‘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是《离骚》第一节，是不是？” “很抱歉，我只记住开头两句，下面就记不得了。”我笑着回答，“我们老师游国恩教授当时要求每个学生把全文背下来，但我没学好。不过，我想你记得完全正确。” 贾漫像个大孩子似的装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动作夸张地吸了口烟，然后抬起那只拿烟的手停在空中，像朗诵似的抑扬顿挫开始念《离骚》第二节。 第二节的文字比第一节长得多了，他竟一口气背诵下来，没打一个磕巴。那滚瓜烂熟的程度，一下子把我给震住了。 看我仰着脸目瞪口呆地坐在椅子上，贾漫笑着解释：“只是因为喜欢，读的遍数多了，也就全文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咱们切磋切磋。”说完，转过身去坐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埋头处理堆积如山的稿件了。 率真的个性，幽默风趣，惊人的记忆力，让我第一次见面就对这位少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很有好感。随后交往很快多起来，发现他虽很早参加工作，但身上少有那时党员常有的那种让人难以接近的味道。他秉性耿直，为人正派，颇有燕赵之士的侠义精神，敢于仗义执言。他后来曾在《咏玻璃》一诗中自况：“玻璃人生最透明，望破东西南北中。任它风雷云雨密，粉身碎骨总晶莹。”确实是他一生坚守的品质。我在与他共事过程中，曾多次感受到他这种人格魅力。 那是我来编辑部第二年，尽管当时还是全国人民挨饿的年月，但主编敖德斯尔为人宽厚，是位富有亲和力的领导，在管理上宽松民主，编辑部气氛和谐，编辑之间互相关心帮助，特别是对我这个新编辑，大家像老大哥老大姐似的在业务上手把手指点，帮助我尽快熟悉编辑业务。记得那年内蒙古自治区领导邀请一批国家级文化名人曹禺、老舍等来内蒙采风讲学，编辑部将老舍先生在一次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题为《关于文艺工作杂谈》（手边无书，标题恐记忆有误），蒙先生慨允，在我们《草原》上发表。那期刊物责任编辑是剑羽和我。剑羽像师傅带徒弟似地教我对要发稿件，从计算字数、版式编排、字号选用、插图安排，到发稿跑印刷厂，并介绍我认识厂里业务科和排版车间的师傅海舟和黄河，帮助我从头到尾熟悉了一遍编辑工作的整个流程。到了付印那天，剑羽临时有事，去不了工厂，只好我独自去签字付印，叮嘱我目录和重点稿像老舍文章，付印前一定要从头到尾再认真看上一遍。 那天下午，记忆中好像是周末，车间里上班的人不多，就负责拼版的黄河师傅陪着。因为是最后一遍校对稿，按规定对红即可，改正付印。目录和老舍先生文章，按剑羽嘱咐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签完字交黄河师傅付印。这是我当编辑来第一次参与刊物付印，前前后后也就一个多小时便搞定了，并没有像老编辑所说的白纸黑字、责任重大、如履薄冰的那种战战兢兢感觉。离开车间，轻轻松松跨上车去内蒙古大学找温小钰（当时我们还未结婚）一起过周末了。 哪知道这第一次付印便捅下了大娄子！ 刊物出来不久，一天工间休息时，大家在编辑部围观贾漫与剑羽对弈，住在隔壁房间的老敖手拿一封打开的信，笑眯眯进来了。 “咱们下期刊物什么时候出来呀？”他不动声色地问大家，“恐怕得补登个勘误表！” 观棋的人都抬起头来，转向老敖问：“出什么事了？” 原来他刚接到老舍先生信，说是寄他的刊物收到了，读了发在上面他的讲话，发现编辑在校对上错误不少。一些错别字就不管它了，但是像他在讲话中提到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现在讲话中却变成了《二十年同睹之现状》。人家会想，这个老舍究竟看没看过这本书，连书名都没搞对，还到处下车伊始，哗哩哗啦，影响太糟糕了！ 老舍先生的信像炸弹在编辑部爆炸开来，冲击了紧张地杀伐。大家回到各自座位，从案头上翻找出新近出版的这期《草原》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真还吓一跳。读完全文，发现老舍先生这篇文章我在校对上存在着不应有的大大小小错误竟有十七八处之多！作为这期刊物的责任编辑，我一下子头都大了，全身血液直往脸上涌。老舍先生文章我从头到尾明明校对了好几遍，该改的都改过来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地方没看出来？最纳闷的是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个作品我不但在学校时听老师在课堂上讲授过，而且课后自己还翻阅过，怎么把书名也弄错了呢？我感到又愧又羞，无地自容！ 老敖说，正好大家都在，我们就开个编辑部会，把这个问题谈谈，看看如何补救。主要还是以后要引起注意，重视校对工作，防止再发生此类事情。 会开得很认真，这很可理解。《草原》能组到老舍先生文章，这本是件幸事。可是由于我的疏忽，却给刊物造成被动，带来了负面影响。作为一个新编辑，我自然感到十分痛心，在会上首先做了检讨。接着大家针对我的过错发表意见。平心而论，这些意见都很正确。只是我参加工作不久，缺乏历练，有点受不了。特别是一位同事的发言，把这次校对上的问题与我平时搞业余创作联系起来，认为是没有摆正工作与业余创作关系等等，使我这个新来编辑思想上压力极大，一时难以接受，又觉得有些委屈。 会上气氛一时间有点紧张。看我涨红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贾漫突然站起来，像斗争我似地拿手指着我说： “汪浙成，”说话声调仍像朗诵似的抑扬顿挫，“你甭感到委屈。我开始当编辑时出的问题比你要大多了，在目录上把自治区领导人名字给弄错了。刊物出来后大家在编辑部正帮着往外寄发，进来内大一位老师，随手从桌上抓起本《草原》来看，忽然发现目录上自治区领导人名字弄颠倒了。那天，我和原来绥远省几个老人在一起商量什么事情，听到后慌得从炕上跳到地下直奔编辑部来，一看果不其然，顿时傻眼了。大家说，刊物先别往外寄了，这样发出去影响就大了！赶紧打电话通知邮局发行科，刊物因故暂不外发，需送回印刷厂重新装订；然后又与印刷厂联系，目录重新印过，把原来的撕下来换上新的。编辑部里已经装信封的那些刊物，再一个个拆开来送工厂重新返工。等把这一切安顿好，一个绥远省老人拎着我的一只皮鞋进来了，说是我刚才在他家里把他的一只鞋给穿来了。” “哄”的一声，大家忍俊不禁地笑起来，连主持会的老敖也忍不住开心地笑了，会上严肃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又变得和风细雨了。 贾漫坐回到自己椅子上继续说：“我说自己这件事主要是想说明，初当编辑的人，以为认识几个字就能做好校对，致使在校对上常常闹出笑话，影响出版物的质量。文字编辑的校对工作，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则，思想上要重视。我们老编辑要重视，新编辑更得重视。另外，我建议编辑部在制度上要有审读。每期刊物出来后，至少责任编辑要先从头到尾审读上一遍，也好做点亡羊补牢的工作。” 会后，主编老敖还把我叫到他房间谈心，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 这次会让我获益匪浅，终身难忘。以后我在当《江南》主编时，对新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老提起当年自己在校对上的过错和教训，提醒大家要重视校对工作。当然这是后话。 编辑部会不久，我们用餐的文联食堂去武川拉土豆。那时，因为饥荒各单位都自己抓生活，要编辑部出两名劳力，领导上派了贾漫和我去。车到后山拉土豆村子天已黑了，搞后勤的人说先吃点东西饱饱肚子，不然没力气干活，就煮了一大锅土豆。我和贾漫放开肚子吃了个饱，到土豆地里黑灯瞎火地扛麻袋装车，撑得都弯不下腰来。 后山深秋的夜晚，冷得已经上冻了。回来时，我们俩人坐在车后装土豆的麻袋上，不一会儿，寒风吹得我簌簌发抖，觉得身上的毛衣薄如纸片，冻得戗不住。我因初上后山，走时只多穿了件毛衣。幸亏贾漫带着大衣，从身上脱下来两人伙盖上。但因为都是大个子，一件大衣拉来扯去盖不严实，最后，只好钻到盖土豆的大苫布下面，并排躺下，将脑袋露在外面，身上再伙盖上大衣，才感受到有点暖意。 “这下好了！”我和贾漫头挨头躺在土豆上说，“得亏有你这件大衣，要不我可冻灰了！” “我看你这个南蛮子还挺能吃苦嘛！”他说。 “苦我倒不怕。”我说，“怕的是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打交道。不过我们编辑部的人都挺好，这次我捅了娄子，弄得编辑部很被动，老敖没说过一句重话。但我心里很难过，感到对不起大家。你在会上的发言，我口服心服。我这次犯错误，就错在思想上过于大意，觉得自己认识几个字，校对便不在话下了。其实，认识字不等于就会校对。老舍先生文章我从头到尾至少看了四、五遍，就是发现不了问题，瞪着眼睛让错别字从鼻子下面一个个溜过去了。这回我才体会到，校对不是阅读，校对有校对的要求，今后我要好好学习。”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当是缴一点学费，不要太在意了！”贾漫宽慰我说。停了一会，他望着夜空，像是对天上寒星又像是在对我说似地：“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面对面跟敌人斗争不会很多，主要是来自我们内部的矛盾，有正确的，也有不很正确甚至是不正确的，要经得起自己人的种种误解甚至委屈，这才是最难的。今后你我都要加强这方面的修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我往贾漫身边靠了靠，激动地说：“贾漫，今后你就多帮助我吧！” 这一夜，我们俩人就这样头挨头并排躺在凉浸浸的土豆上，望着塞外夜空上寒星如沸，一路畅谈文学，谈各自经历，谈人生和友情。卡车迎着呼呼寒风，盘旋在夜色沉沉的大青山崇山峻岭上，也不知是因为钻在苫布下面挡风御寒，还是由于这坦诚相见的畅谈转移了注意力，我再也不觉着冷。当车过蜈蚣坝，从大青山上下来时，远远瞭见夜色中灯火万家的呼市，我突然憬悟到：只要有朋友在身边，再艰苦的环境也成了美丽的好地方！ 从此，在我心目中，就把贾漫当成一位善解人意的可信赖的兄长，遇到什么难事，总想先听听他的意见；心有郁闷，爱向他倾诉排解；他和李东芬结婚不久在文化大院的简陋新居，成了我除编辑部和内大温小钰处外最常去的地方。 不久，文艺界贯彻“文艺八条”，让文艺从过去为政治服务狭隘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贾漫和我像当时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一样感到鼓舞，感受到一点春天的气息。就在这股思潮影响下，他出版了诗集《春风出塞》，我开始了小说创作，很快出现创作上一个小小的井喷。可惜好景不长，为配合“阶级斗争天天讲”，文艺界首当其冲被两个“批示”钦定为“裴多菲俱乐部”，一批硕果累累的作家艺术家被打翻在地，就连我这个区区小人物也未能幸免，小说被打成“中间人物论”，正在北京由全总话剧团上演的话剧《大兴安岭人》，也被煞有介事地描绘成是影射我被冤假错案的父亲而停演，我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苗子”。在这黑云压顶的日子里，贾漫和我同学诗人王磊，没有嫌弃落难中的朋友，悄悄告诉温小钰要设法传话给正在农村参加“四清”的我，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千万千万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参加运动，好好改造！”给予了我难忘的关爱和温暖。 当然，贾漫不仅对我，对编辑部其他同事也是如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刚参加工作时结识的朋友李冶，尽管五七年被错划，却始终不忘旧日友情，一直保持联系，且多有诗词互相唱和赠答。平时在与我交谈中，对其才华和人品，每每赞不绝口。在那个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氛围里，父子因此划清界限，夫妻因此离异的事，时有耳闻，屡见不鲜。比照贾漫，更使我觉得他真诚待人、不为雷电风雨左右的玻璃人生的难能可贵！ 2010年，我因女儿患病穷愁潦倒，身陷困境，与许多亲友都断绝了音讯。但远在塞外的贾漫夫妇耳闻后，随即来信关切地询问，“我们多方打听并通过某某了解泉泉情况，都不清楚。我又不敢直接问你。如你有情绪写信，请告知一二是盼。”并附《感遇赠汪浙成》五言律诗一首：“难拥长春树，青青友谊存，风吹无尽叶，日映有情心。荏苒同成绿，飘摇共作庆，太空知别苦，万古静无痕。”无限的牵挂，深情的思念，从字里行间无声地满溢出来。 记得贾漫第一个女儿贾谊出生时，他和我同去医院接东芬母女回家。当时囿于条件，虽是隆冬时节，交通工具却只有我的一辆破自行车。第一次做妈妈的东芬在产房先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好，然后贾漫扶着她坐到自行车后座上，我则抱着刚出生的满脸皱皱巴巴的贾谊跟在车后。刚出医院大门，襁褓散了，却忘了带带子。我连忙从自己脖颈上扯下新买的羊毛围巾，让贾漫帮着扎住，遮盖好孩子头脸，防止在路上冻着。就这样，第一次当爸爸的贾漫推着破自行车，我抱着贾谊跟在车后，俩人高高兴兴地把东芬母女接回到文化大院家属宿舍。东芬一进门便笑着告诉她老妈妈： “医院的人都把贾漫和浙成当成弟兄俩了，个子都长这么大，哥俩感情又这么深，说这家老太太真有福气！” 可如今，贾漫走了，我再也见不到这位共事20多年情同手足的兄长了，再也听不到他感情激越抑扬顿挫朗诵《离骚》的声音，再也感受不到他钻在苫布下头挨头对我畅谈人生和文学的情景，再也看不到他那诗人的逸兴遄飞的音容笑貌，再也听不到那梦魇般年月里他不顾政治高压传送给我的殷殷叮嘱，再也感受不到他不以荣辱取友、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 但是我不相信，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总有一天，贾漫，我的兄长，我要去追寻你，我们会在天堂再聚首，重相逢！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