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目： 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与诗歌风格比较 姓 名： 齐玲玲 学 号： [1**********]2 系 别： 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级班级： 2011级（3）班 指导教师： 王骞
2015年0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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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李白、苏轼人生态度与诗歌风格比较
作者单位：文学院
作者签名： （学号：[1**********]2）
2015年05月10日
目 录
摘 要„„„„„„„„„„„„„„„„„„„„„„„„„„„„„„„„1 Abstract „„„„„„„„„„„„„„„„„„„„„„„„„„„„„„„1
一、青山出太白、眉山生子瞻„„„„„„„„„„„„„„„„„„„„2
（一）青山姿容与太白之飘逸 „„„„„„„„„„„„„„„„„„„„2
（二）岷江水色与子瞻之睿智 „„„„„„„„„„„„„„„„„„„„3
二、何以自由、何以超越 „„„„„„„„„„„„„„„„„„„„„„4
（一）青莲之狂：生为理想 „„„„„„„„„„„„„„„„„„„„„5
（二）东坡之智：求仁得仁 „„„„„„„„„„„„„„„„„„„„„7
三、激越自遗响、清雄存风朗„„„„„„„„„„„„„„„„„„„„9
（一）激越：超越现实的盛世狂歌 „„„„„„„„„„„„„„„„„„9
（二）清雄：回归本性的风朗之致„„„„„„„„„„„„„„„„„„10 参考文献„„„„„„„„„„„„„„„„„„„„„„„„„„„„„„12 致谢 „„„„„„„„„„„„„„„„„„„„„„„„„„„„„„„„13
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其诗歌风格比较
摘 要：李白素有“诗仙”、“酒仙”、“谪仙人”之称；苏轼素有“词中之龙”、“坡仙”之称，作为唐宋两代盛世的顶峰，他们身上更是集中了历代文人的才华、际遇与悲喜。而这两位同样来自蜀地的天才一般的诗人，在各自的时代里所接触的人都上及天子下及贫民，且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心理的自适。李白在对自由与理想至死不渝的追求中超越了时代，苏轼则在对苦难的审视与内心的归省中超越了自我。另一方面，盛唐、隆宋的时代背景与各自家庭背景的不同，也造就了李白、苏轼性格与人生态度的不同，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在豪放的基调下表现出激越与清雄两种不同的诗歌风格。
关键词：李白与苏轼；矛盾与执着；自由与超越；激越与清雄
Comparison of Li Bai, Su Shi' Life Attitude and Style of Poetry
Abstract: Li Bai who is called
key words: Li Bai & Su Shi ;Contradictionary & Iinsistence; Freedom & Surpassment; Agitated & Grand
前言
文字是诗人的灵魂，是诗人人格精神的外化，历千年寒暑，在今天依旧能够给予后来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启发。李白、苏轼作为唐宋两代盛世的顶峰，他们身上更是集中了历代文人的才华、际遇与悲喜。而这两位同样来自蜀地的天才一般的诗人，在各自的时代里所接触的人都上及天子下及贫民，且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心理的自适。这或许也是历代文人的心结之一，而他们的伟大也正在于在这苦苦寻找的过程中，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人能够走多远，并非看其脚步所涉之地有多宽广，而是因其思想与人格能够照耀古今多少年。无论是由于特定时期的文士漫游习惯与对于自由的向往而跋山涉水，如李白；还是因为宦海浮沉、迫于生计而辗转各地，如苏轼。他们的足迹遍布河山之间，而他们的精神则充盈天地之间。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神交古人，在古卷书香里透视伟大生命的历程，领会人生的智慧，当是每一个热爱生活与生命的现代人应当倾其心力去追求的。
一、青山出太白、眉山生子瞻
（一）青山姿容与太白之飘逸
蜀江水碧蜀山青，青山绿水养育出一个纯净、飘逸的李白。奇险雄丽的山川、平衍清旷的原野，总能激发人们心中对于大自然本能的亲近之感。而自古以来的传说中，有高山，必有云霭、烟霞，还有那餐霞饮露的高士、仙家。李白五岁随父亲迁入蜀中，在孩童的记忆刚刚能够形成清晰印象的时节投入这青山绿水醉人的怀抱，加之年少时节家境优裕，他有足够的金钱、时间与精力徜徉在蜀地山水之间，去求访云霭深处的高人，去接触各家学说典籍，就像那蜀山深处的一株云松，自由地吸收天地之间的精华与灵秀之气，不受任何拘束地成长。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思想开放、经济繁荣的时代，统治者能够对各样人才与各种思想兼收并蓄，为才华之士提供各种晋升的机遇。在这样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下，士人们自然而然地有着昂扬的精神状态。纵然李白谜一样的身世只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并非名臣、文豪，而这样宽松的大环境也给了他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与学习进取的无限机会。蜀地盛行道教，也自然而然地为李白铺染上了这样一层飘逸的仙道的生命底色。未至弱冠之时，李白就和一个名叫东岩子的好朋友一块儿在岷山潜心学仙，[9]也曾经在大匡山的大明寺中发奋读书。在唐代，寺庙是贫寒书生苦读诗书、韬光养晦以求显达的地方，而到了李白这里，读书就变得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他终究不是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痴呆书生，对于他来说，云霭深处的诱惑远远高于书中的如玉容颜。山中“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访戴天山道士不遇》）①的美好景致，在李白的胸中自然而然地化作了诗歌。兴致来时他便去访山中的道士，而求访不遇，“愁倚两三松”，人松相映，必然也是一道好风景。他低吟着“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登锦城散花楼》），徘徊在成都山水之间。年轻的诗人何忧之有？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么？此时的李白二十一岁，古往今来，二十岁都是一个渴慕远方的年纪，想必李白也不例外。只是他所渴慕的远方，非等闲之辈所想，而是那云霭深处的逍遥自得。倘若能与骑羊子相逢，他定要与之携手凌跨白日，去飞升成仙。或许李白真的是谪下凡间的仙人，加之蜀地浓厚的仙道氛围，更使他在冥冥之中念念不忘天上的仙居生活。但满腹才华又使他十分肯定自己的价值。走出大山，平交王侯，建立不世功业，待实现自我的价值，然后方才是回归仙班之期。
太白人如其字，如浩渺星空里的太白金星一样充满仙家道学的神秘之气。这在他的诗里随处可见：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江上吟》）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①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另:本文中所引用的李白的诗歌皆出于此书。
（二）岷江水色与子瞻之睿智
与一身皆是迷的李白不同的是，苏轼的出身、经历与际遇都有着更加详尽清晰的脉络。其祖籍四川眉州眉山镇，这方小镇盛放荷花，又得玻璃江滋润，极适于居家。玻璃江，顾名思义，水色晶莹剔透，呈深蓝色，是岷江的一支支流。苏轼的家庭极具文学传统素养，他的祖父苏序爱好读书且善于写诗作文，他的父亲苏洵是古文八大家之一，母亲程氏也颇具学识修养并且非常明白事理，曾以《后汉书》中范滂的故事勉励幼子，又有弟弟苏辙作为玩伴与学伴，故而他的青少年时期应当是在一种十分温馨和谐、充满诗礼书香的宽松氛围里度过的，也可以说这些都是他生命的底色。直到二十一岁随着父亲和弟弟出蜀地入汴京时，他已经是一个颇具学识修养的年轻人了。在这个思想通脱意气风发的青年人眼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从眉山到京城，一路的山水街市风光，带着无限的新意出现在他的诗文之中。
“锦水细不见，蛮江情可怜。” （《初发嘉州》）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江上看山》）
“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 （《荆州》（其一）） ②
这段旅途，父子三人相伴，本是为进京赶考，一路上兄弟之间诗词相和，甚是惬意。子瞻有诗云：“故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这本是苏轼的想象之辞，含有安慰山胡鸟的意思，其中却有远离故土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踌躇满志。路过屈原塔时，他赞赏屈子是古壮士，感叹世俗之人不能够理解屈原就死的刚烈而眷眷不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屈原塔》）他一出现、一发声，就显示出常人难以具备的通脱与睿智眼光，中国北宋文坛上的一颗新星将要由眉山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腾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此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三十年后再无人谈老夫”的预言。[2]
二、何以自由、何以超越
我国自古就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歌创作传统，诗歌发自作者内心，② [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2.2. 另:本文中所引用的苏轼的诗歌皆出于此书。
记述诗人的生平经历，也最能够紧扣某一特定时代的脉搏。李白与苏轼作为唐宋两代文化符号式的人物，他们的行踪遍布山河之间，他们的诗歌也随着诗人那颗无限向往自由的心脏跃动千古。他们是时代的歌手，是历史的眼睛。李白自不必说，他是有着御手调羹、贵妃奉酒、力士脱靴的传奇经历的，同时也与拖船纤夫、冶炼工人等打过交道；苏轼就更加平民化了，虽然他一生始终未离官场，也曾一度官居高位，但是他却无愧于“人民的挚友”这一称号，从赈济饥馑到身体力行地疏运河、修湖堤，再到组织救儿会、扶助贫妇弱婴，他从始至终都怀着赤子的仁爱，求仁而得仁。这正如他对弟弟子由所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2]。超越一般人的经历，超越一般人的作为，超越一般人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们得以独步一个时代的人格魅力所在。
（一）青莲之狂：生为理想
李白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那白发死章句的鲁叟肆意的嘲笑戏谑，也明白功名富贵不可能长久，称赏为人排忧解难而分文不取的鲁仲连，始终幻想着如渭水边垂钓的姜尚一样，忽有一日与君王风云际会，得以辅佐明主，建立不世功业。而天宝元年，从长安飞至南陵的那封紫泥凤诏更是助长了他的这种幻想，使年过四十的诗人狂喜异常。此时，家中白酒新熟、黄鸡正肥，更是无限添助了诗人的春风得意之感。他“呼童烹鸡酌白酒”（《南陵别儿童入京》），醉眼笑看妻儿，高歌起舞。虽然遗憾未能在更早的年岁里实现游说万乘的理想，现在能够跨马远涉，去拜谒天子，也仍旧不失为一件幸事。更兼想起历史上朱买臣曾因贫贱遭愚妇相弃，而自己此次辞家，也正是告别不得志的过去，去实现夙愿。值此人生快意时刻，怎能不令他仰天大笑？
李白的矛盾正在于他不曾将现实与理想以及历史分辨清楚。他所生活的时代似乎并不需要他的雄心壮志，玄宗诏他到长安，非问以治国与经济之策。故而他的到来，似乎只是为大唐这个盛世锦上添花罢了。一腔热血的诗人自然不能接受这冰冷的现实，再加上他本就惯于自由、率性而为，就不但出现了“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3]的趣事，也常常无端遭到馋毁。他自感白璧无辜而染垢，《白雪》曲高而和寡，世路艰难。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燕昭延郭》）
“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
再看此时的玄宗身边，却也是群小们争相以斗鸡和蹴鞠讨天子欢心，宠臣们“举动摇白日，指挥向青天。”（《一百四十年》）朝堂之上，可谓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登高望四海》），统治者却仍旧抛洒珠玉以换取一时欢笑，而对真正的贤才糟糠相待。
纵然如此，李白不曾放弃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自我理想的追求。他不时因感到冰冻塞川、雪满太行而酒食无味，但狂傲如他又怎会轻易放弃输肝剖胆、挥发英才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当他得到君王厚待，有幸骑着天马驹，陪驾出游鸿都，冷眼看着王公大人们趋之若鹜的虚伪攀附之态时，他狂傲的内心却是无比的清醒。他这样坦言道：“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只是君”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也仍旧执着于尽节报主后隐居白云深处的夙愿。道教早已深入了他的骨髓与灵魂底处，即便身在繁华锦云里，仍旧心念云霭春深处。他时刻不忘初心，即便处于“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大车扬飞尘》）的境地，虽是一时烦忧难解，需要借助酒来浇愁，也不曾真正的灰心丧志。从洗耳的许由、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弃尸吴江的伍子胥、投汨罗江的屈原，再至空有雄才而无以自保的陆机、李斯，李白得出了贤达之人功成不退皆殒身的历史性结论，而独独称赏激流勇退得以保身的晋人张翰，赞他“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其三）。既要建功立业，又不屑功名利禄，用世之心虽遭挫折而无丝毫削弱。他仍旧以吕望五十为贩、七十屠牛、八十钓渭滨、九十遇文王的故事自勉，安于困厄，以待时机。
李白在长安不过两载光阴，便被赐金放还，算得上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了。但是李白就是李白，纵然不得重用，也不会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他仍旧高吟着“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登高望四海》），想像陶潜一样归隐山间田园。他本来自青山，也当归于青山，那里才是他自由的天堂。
天宝三载，李白带着对自由的企望和对统治者的失望离开长安，开始了他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二次漫游经历。在这段长达十一年的自我放逐中，与杜甫、高适相遇，成
为高山流水的知音。这一时期的李白可谓是欲隐未曾隐，统治者穷兵窦武，唐王朝日渐衰弱隐患四伏使他感到不安，人民的苦难也使他痛苦和担忧。也正是在这些血泪之作中，李白走近底层的士兵和百姓，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精神存在感。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战城南》）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胡关绕风沙》）
他依然在等待着时机，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安史之乱的爆发竟使李白的幻想又一次膨胀。永王李璘的盛情邀请使李白感到刘备三顾茅庐的历史往事又重现了[1]，他怀着消灭叛乱的愿望接受征聘，却在统治者的内讧中再次遭受失望。先是获罪流放，后半途获释，晚境凄凉，用世之心却从未衰微。直至去世前一年，六十一岁的李白还在准备投身行伍，终因病未能如愿，在折回途还中念着“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的夙愿，却无奈大势已去，空有壮士之心，只得长叹而别。李白一生称羡诸葛武侯能够得遇明主，“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此时的长叹与诸葛武侯病逝五丈原时所叹的“悠悠苍天，何薄于我”，又有何异乎！
（二）东坡之智：求仁得仁
李白始终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挣扎，用一世的历程向世人诠释了什么叫做“生而只为理想”，最终也仍旧带着诗文里的一腔执着离开，留下一身的千古之谜。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代表，苏轼也同样有着他的矛盾和他的执着。不同于李白的是，东坡的超越在于少了许多痛苦的挣扎，少了几分外界的烦扰，多了几分内心的归省。子瞻二十二岁高中进士，比起李白，更算得上是早年得志。嘉佑六年二十四岁的苏轼出任凤翔判官，初涉官场时却有这样两首诗：
“寒灯相对忆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和子由渑池怀旧》）
这两首诗都是写给弟弟苏辙的，一赠一和，却都有着高官富贵不可贪恋、人生无常之感。而在次年写给子由的诗里，他又言道：“未曾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九
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第二首》），又分明是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志。这些看似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诗中，还有许多处：
“人行犹可复，岁行那可追。” （《别岁》）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守岁》）
“王孙早归隐，尘土污君袍。” （《中隐堂诗》）
“吾今那复梦周公？尚喜秋来过故宫。” （《周公庙》）
“青牛久已辞辕轭，白鹤时来访子孙。” （《楼观》）
“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有时光难留的慨叹，有惜时奋发的壮志。从中隐堂到周公庙、清平镇的崇圣观，又至杭州孤山上的僧侣寺中，皆有他的足迹。千百年来在历史上此起彼伏的儒、道、释三家思想竟统一于和仲一人身上。这也铺就了他生命的底色：渊博的学识和通达的思想使他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里如鱼得水。[5] 他将其三家思想兼容并蓄，形成了一种新的融通的审美范式和哲学思想、人生态度。[10]
作为北宋文坛上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苏轼一生都浸在文学艺术之中，诗词书画，无一不工。同时他又是一个官家，做过京官，也做过地方父母官，大半生都在仕途飘泊中，几经沉浮。他个性坦荡，抱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2]，遇到不称心意的人与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2]。他常常以笔买罪，明明“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初到黄州》），却又自称“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2]
与李太白的耽于幻想不一样的是，苏东坡是一个实干家。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代天子，六十六年的生命里，他做了四十年的官吏。在这四十余年中，接触了上至天子皇后、下至渔夫贫妇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直到死前一个月他才“蒙恩”告老，终病逝于异乡常州[4]。在这几十年的宦海生涯里，他不断地被贬谪、被放逐，流离中得以接近人民丰富的生活，也得以将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道家淡泊无为的超然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完美地融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超越灾难、消解痛苦[5]。这也成为数百年
来中国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生命与处事哲学。
说苏东坡是人民的挚友，是实干家，可以从他的这个称号说起。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团练副使，他亲自在黄山脚下开辟出一片荒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依此地之名为自己取了东坡的别号。苏轼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能够跳出文人普遍的感伤身世的圈子，审视自我与历史，善于调节自我，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他在黄州放下文人的身架，修缮茅屋，侍弄庄稼，也遍交乡邻，诗酒往来。古时的黄州好似一眼枯井，苏轼却是注入其中的活水，以文学滋养这片枯土数千年，也滋养中华文化数千年。在徐州时，遇到黄河决堤，他组织参加抢救工作，保全一州百姓性命财产；在杭州时，他疏通西湖，筑堤连湖，以水利兴农，稳定物价，救济饥馑，修谷仓、建医坊，不畏政敌而以文章奏折为百姓请款、请米、请求宽免百姓欠朝廷的债务，至今传为美谈。他了解人民，人民自然也敬重热爱他。他的诗是与人民的血泪连在一起的。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 （《吴中田妇叹》）
故而，李白是以谪仙的姿态看人间的血泪，希求通过辅助和改变统治者以达到安民的目的，而苏轼则是身处其中，为众生请命，求仁而得仁。
三、激越自遗响、清雄存风朗
李白和苏轼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与喜爱，在于其诗文的成就，更在于其人格的魅力与丰富性，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诗歌看到诗人的丰富性情与多彩魅力。
（一）激越：超越现实的盛世狂歌
李白的诗歌里有翻新出奇的乐府诗，如《侠客行》、《出自蓟北门行》等 ；有以歌行吟谣为题的纵情长歌，如《江上吟》、《梁园吟》、《扶风豪士歌》、《少年行》等 ；也有明快俊逸的绝句，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望天门山》等。而这些诗歌的共同之处在于强烈的自我色彩与情感的跳跃跌宕。无论是得意之时还是失志之时，李白的诗歌里都充满着积极浪漫主义色彩。他总是以一种不可挡的气势将胸中所感喷发出来，如惊涛骇浪、如万马齐奔、如行云流水。李白是自由的化身，他总是在不顾一切地表达着
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李白虽然没有能够取得仕途上的成功，但他的诗歌生长于大唐盛世，成为这个盛世的标志，是超越了现实的盛世狂歌。由于他的吟咏，酒与月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具意味的意象，并成为李太白的象征。从此，酒就成为潇洒奔放的象征，月也成为高古而圆融的文化符号。[8] 他在乘醉玩月与狂歌的洒脱中展现自我狂放不羁的风采。[11]
“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 一日须倾三百杯。” （《襄阳歌》）
“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 （《白马篇》）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梁园吟》）
这就是李白的诗酒人生，充满了对自我个性的放逐。即便不得志时，也极少有消极怠惰的情绪，而是充满了激愤，字字句句皆是铿锵顿挫、掷地有声。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客中作》）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 （《玉壶吟》）
即便是在安史之乱中，奔亡途中，李白依旧是气势不减，豪气依旧。在《雪谗诗赠友人》中，李白痛苦地呼喊着“拾尘掇蜂，疑圣猜贤。哀哉悲夫！谁察予之贞坚？”其泣血之痛，可见捶胸顿足之态，也是这般毫不掩饰地呼出。与这种火山喷发式的抒情相映照，他似乎偏爱体积壮大的意象，如大鹏、长鲸、沧海等。
洒脱不羁的个性、傲视独立的人格、变幻莫测的想象、易于触动而爆发强烈的感情，
[5]与李白诗歌里那些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雄奇意象，共同构成了李白的独特魅力，遗响千年。
（二）清雄：回归本性的风朗之致
与李白相比较而言，苏轼的诗歌里也有善翻古人之案的新奇诗歌，如《续丽人行》，更有如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之作。例如：“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百步洪二首》其一）一连串博洽、精当的比喻，将百步洪悬流迅速，乱石激涛的景象拉到读者眼前。同样，酒与月也是苏轼寄寓情感的重要意象。不同于李白的是，其间多了几分冷静的思考，少了几分浓烈的酒气。李白人
称“诗仙”，余光中曾称赞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还有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挽起衣襟酿酒，且漉且饮以致酩酊大醉的苏东坡无疑更使人觉得亲切。他的酒量不大，但却喜好并且善于玩味酒的意趣。闲居之时，每当有客人来访，他总是举杯徐引，颇得其乐。酒于东坡而言，无非是消遣之物，用以逗引诗意。
“山城薄酒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 （《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汲江煎茶》）
不溺于饮酒，不耽于逆境，这就是苏东坡的洒脱与风朗之致。在他的诗也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清雄风格。清者，明澈宁静，不拘不泥，如“桥下龟鱼晚无数，识君拄杖过桥声。”（《和文与可洋川园池》）雄者，笔势飞腾，壁立千仞，如“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李白举杯邀月，是一种任性任情、遗世独立的孤独感；苏轼举杯徐引，是一种适时适度的微醺感。[6]同样身有傲骨，李白以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高歌呐喊来表现自己不可一世的狂傲本性，苏轼则以一种回归本性自然的心态在苦难的生活里实现了自我的超越，[7]也同样获得了时代与后人的认可与敬慕。
结语
李白是盛唐的表征，苏轼是隆宋的符号，二人所处时代不同，遭遇不同，其人生观与创作态度自然也不同。李白所处的时代从太平到动乱，安处与流亡、富贵与贫贱、生与死的变幻，以及游侠访道、拜谒君候的传奇，是苏轼所不曾经历的，而苏轼长达一生的宦海浮沉与躬耕自养、为民奔走的辛劳历程也是李白所不曾涉步的。盛唐的开放与清明政治给了李白“狂”的胆量，隆宋的中央集权塑造了苏轼相对“敛”的个性。但这“敛”却并非缩手缩脚，而是一种自我的反思与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探寻。有人说李白如
酒般浓烈、率真，而苏轼则如茶般深沉、含蓄，今天读他们的诗，或如豪饮，或如细品，也各有一般滋味。[7]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在古卷书香里透视伟大生命的历程，领会人生的智慧，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两位伟大诗人的生命轨迹，用以指导今时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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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宁宁.真者无畏·善者无私·智者无忧——李白、杜甫、苏轼人格理想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5.
致谢
毕业论文旨在考察学生对大学期间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因此，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重视。这篇论文是在王骞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完成的。王老师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在论文的选题和资料查询以及论文的写作方法和具体格式上更是对我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指导，并且对我的论文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使我得到了不少的提高。王老师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高度的敬业精神、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启发，感谢王老师的耐心辅导。
论文从开始进入选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很多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感谢！
衷心感谢各位评审的批评和指导！
题 目： 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与诗歌风格比较 姓 名： 齐玲玲 学 号： [1**********]2 系 别： 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级班级： 2011级（3）班 指导教师： 王骞
2015年05月10日
毕业论文（设计）作者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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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李白、苏轼人生态度与诗歌风格比较
作者单位：文学院
作者签名： （学号：[1**********]2）
2015年05月10日
目 录
摘 要„„„„„„„„„„„„„„„„„„„„„„„„„„„„„„„„1 Abstract „„„„„„„„„„„„„„„„„„„„„„„„„„„„„„„1
一、青山出太白、眉山生子瞻„„„„„„„„„„„„„„„„„„„„2
（一）青山姿容与太白之飘逸 „„„„„„„„„„„„„„„„„„„„2
（二）岷江水色与子瞻之睿智 „„„„„„„„„„„„„„„„„„„„3
二、何以自由、何以超越 „„„„„„„„„„„„„„„„„„„„„„4
（一）青莲之狂：生为理想 „„„„„„„„„„„„„„„„„„„„„5
（二）东坡之智：求仁得仁 „„„„„„„„„„„„„„„„„„„„„7
三、激越自遗响、清雄存风朗„„„„„„„„„„„„„„„„„„„„9
（一）激越：超越现实的盛世狂歌 „„„„„„„„„„„„„„„„„„9
（二）清雄：回归本性的风朗之致„„„„„„„„„„„„„„„„„„10 参考文献„„„„„„„„„„„„„„„„„„„„„„„„„„„„„„12 致谢 „„„„„„„„„„„„„„„„„„„„„„„„„„„„„„„„13
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其诗歌风格比较
摘 要：李白素有“诗仙”、“酒仙”、“谪仙人”之称；苏轼素有“词中之龙”、“坡仙”之称，作为唐宋两代盛世的顶峰，他们身上更是集中了历代文人的才华、际遇与悲喜。而这两位同样来自蜀地的天才一般的诗人，在各自的时代里所接触的人都上及天子下及贫民，且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心理的自适。李白在对自由与理想至死不渝的追求中超越了时代，苏轼则在对苦难的审视与内心的归省中超越了自我。另一方面，盛唐、隆宋的时代背景与各自家庭背景的不同，也造就了李白、苏轼性格与人生态度的不同，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在豪放的基调下表现出激越与清雄两种不同的诗歌风格。
关键词：李白与苏轼；矛盾与执着；自由与超越；激越与清雄
Comparison of Li Bai, Su Shi' Life Attitude and Style of Poetry
Abstract: Li Bai who is called
key words: Li Bai & Su Shi ;Contradictionary & Iinsistence; Freedom & Surpassment; Agitated & Grand
前言
文字是诗人的灵魂，是诗人人格精神的外化，历千年寒暑，在今天依旧能够给予后来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启发。李白、苏轼作为唐宋两代盛世的顶峰，他们身上更是集中了历代文人的才华、际遇与悲喜。而这两位同样来自蜀地的天才一般的诗人，在各自的时代里所接触的人都上及天子下及贫民，且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心理的自适。这或许也是历代文人的心结之一，而他们的伟大也正在于在这苦苦寻找的过程中，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人能够走多远，并非看其脚步所涉之地有多宽广，而是因其思想与人格能够照耀古今多少年。无论是由于特定时期的文士漫游习惯与对于自由的向往而跋山涉水，如李白；还是因为宦海浮沉、迫于生计而辗转各地，如苏轼。他们的足迹遍布河山之间，而他们的精神则充盈天地之间。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神交古人，在古卷书香里透视伟大生命的历程，领会人生的智慧，当是每一个热爱生活与生命的现代人应当倾其心力去追求的。
一、青山出太白、眉山生子瞻
（一）青山姿容与太白之飘逸
蜀江水碧蜀山青，青山绿水养育出一个纯净、飘逸的李白。奇险雄丽的山川、平衍清旷的原野，总能激发人们心中对于大自然本能的亲近之感。而自古以来的传说中，有高山，必有云霭、烟霞，还有那餐霞饮露的高士、仙家。李白五岁随父亲迁入蜀中，在孩童的记忆刚刚能够形成清晰印象的时节投入这青山绿水醉人的怀抱，加之年少时节家境优裕，他有足够的金钱、时间与精力徜徉在蜀地山水之间，去求访云霭深处的高人，去接触各家学说典籍，就像那蜀山深处的一株云松，自由地吸收天地之间的精华与灵秀之气，不受任何拘束地成长。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思想开放、经济繁荣的时代，统治者能够对各样人才与各种思想兼收并蓄，为才华之士提供各种晋升的机遇。在这样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下，士人们自然而然地有着昂扬的精神状态。纵然李白谜一样的身世只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并非名臣、文豪，而这样宽松的大环境也给了他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与学习进取的无限机会。蜀地盛行道教，也自然而然地为李白铺染上了这样一层飘逸的仙道的生命底色。未至弱冠之时，李白就和一个名叫东岩子的好朋友一块儿在岷山潜心学仙，[9]也曾经在大匡山的大明寺中发奋读书。在唐代，寺庙是贫寒书生苦读诗书、韬光养晦以求显达的地方，而到了李白这里，读书就变得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他终究不是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痴呆书生，对于他来说，云霭深处的诱惑远远高于书中的如玉容颜。山中“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访戴天山道士不遇》）①的美好景致，在李白的胸中自然而然地化作了诗歌。兴致来时他便去访山中的道士，而求访不遇，“愁倚两三松”，人松相映，必然也是一道好风景。他低吟着“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登锦城散花楼》），徘徊在成都山水之间。年轻的诗人何忧之有？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么？此时的李白二十一岁，古往今来，二十岁都是一个渴慕远方的年纪，想必李白也不例外。只是他所渴慕的远方，非等闲之辈所想，而是那云霭深处的逍遥自得。倘若能与骑羊子相逢，他定要与之携手凌跨白日，去飞升成仙。或许李白真的是谪下凡间的仙人，加之蜀地浓厚的仙道氛围，更使他在冥冥之中念念不忘天上的仙居生活。但满腹才华又使他十分肯定自己的价值。走出大山，平交王侯，建立不世功业，待实现自我的价值，然后方才是回归仙班之期。
太白人如其字，如浩渺星空里的太白金星一样充满仙家道学的神秘之气。这在他的诗里随处可见：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江上吟》）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①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另:本文中所引用的李白的诗歌皆出于此书。
（二）岷江水色与子瞻之睿智
与一身皆是迷的李白不同的是，苏轼的出身、经历与际遇都有着更加详尽清晰的脉络。其祖籍四川眉州眉山镇，这方小镇盛放荷花，又得玻璃江滋润，极适于居家。玻璃江，顾名思义，水色晶莹剔透，呈深蓝色，是岷江的一支支流。苏轼的家庭极具文学传统素养，他的祖父苏序爱好读书且善于写诗作文，他的父亲苏洵是古文八大家之一，母亲程氏也颇具学识修养并且非常明白事理，曾以《后汉书》中范滂的故事勉励幼子，又有弟弟苏辙作为玩伴与学伴，故而他的青少年时期应当是在一种十分温馨和谐、充满诗礼书香的宽松氛围里度过的，也可以说这些都是他生命的底色。直到二十一岁随着父亲和弟弟出蜀地入汴京时，他已经是一个颇具学识修养的年轻人了。在这个思想通脱意气风发的青年人眼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从眉山到京城，一路的山水街市风光，带着无限的新意出现在他的诗文之中。
“锦水细不见，蛮江情可怜。” （《初发嘉州》）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江上看山》）
“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 （《荆州》（其一）） ②
这段旅途，父子三人相伴，本是为进京赶考，一路上兄弟之间诗词相和，甚是惬意。子瞻有诗云：“故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这本是苏轼的想象之辞，含有安慰山胡鸟的意思，其中却有远离故土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踌躇满志。路过屈原塔时，他赞赏屈子是古壮士，感叹世俗之人不能够理解屈原就死的刚烈而眷眷不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屈原塔》）他一出现、一发声，就显示出常人难以具备的通脱与睿智眼光，中国北宋文坛上的一颗新星将要由眉山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腾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此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三十年后再无人谈老夫”的预言。[2]
二、何以自由、何以超越
我国自古就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歌创作传统，诗歌发自作者内心，② [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2.2. 另:本文中所引用的苏轼的诗歌皆出于此书。
记述诗人的生平经历，也最能够紧扣某一特定时代的脉搏。李白与苏轼作为唐宋两代文化符号式的人物，他们的行踪遍布山河之间，他们的诗歌也随着诗人那颗无限向往自由的心脏跃动千古。他们是时代的歌手，是历史的眼睛。李白自不必说，他是有着御手调羹、贵妃奉酒、力士脱靴的传奇经历的，同时也与拖船纤夫、冶炼工人等打过交道；苏轼就更加平民化了，虽然他一生始终未离官场，也曾一度官居高位，但是他却无愧于“人民的挚友”这一称号，从赈济饥馑到身体力行地疏运河、修湖堤，再到组织救儿会、扶助贫妇弱婴，他从始至终都怀着赤子的仁爱，求仁而得仁。这正如他对弟弟子由所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2]。超越一般人的经历，超越一般人的作为，超越一般人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们得以独步一个时代的人格魅力所在。
（一）青莲之狂：生为理想
李白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那白发死章句的鲁叟肆意的嘲笑戏谑，也明白功名富贵不可能长久，称赏为人排忧解难而分文不取的鲁仲连，始终幻想着如渭水边垂钓的姜尚一样，忽有一日与君王风云际会，得以辅佐明主，建立不世功业。而天宝元年，从长安飞至南陵的那封紫泥凤诏更是助长了他的这种幻想，使年过四十的诗人狂喜异常。此时，家中白酒新熟、黄鸡正肥，更是无限添助了诗人的春风得意之感。他“呼童烹鸡酌白酒”（《南陵别儿童入京》），醉眼笑看妻儿，高歌起舞。虽然遗憾未能在更早的年岁里实现游说万乘的理想，现在能够跨马远涉，去拜谒天子，也仍旧不失为一件幸事。更兼想起历史上朱买臣曾因贫贱遭愚妇相弃，而自己此次辞家，也正是告别不得志的过去，去实现夙愿。值此人生快意时刻，怎能不令他仰天大笑？
李白的矛盾正在于他不曾将现实与理想以及历史分辨清楚。他所生活的时代似乎并不需要他的雄心壮志，玄宗诏他到长安，非问以治国与经济之策。故而他的到来，似乎只是为大唐这个盛世锦上添花罢了。一腔热血的诗人自然不能接受这冰冷的现实，再加上他本就惯于自由、率性而为，就不但出现了“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3]的趣事，也常常无端遭到馋毁。他自感白璧无辜而染垢，《白雪》曲高而和寡，世路艰难。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燕昭延郭》）
“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
再看此时的玄宗身边，却也是群小们争相以斗鸡和蹴鞠讨天子欢心，宠臣们“举动摇白日，指挥向青天。”（《一百四十年》）朝堂之上，可谓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登高望四海》），统治者却仍旧抛洒珠玉以换取一时欢笑，而对真正的贤才糟糠相待。
纵然如此，李白不曾放弃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自我理想的追求。他不时因感到冰冻塞川、雪满太行而酒食无味，但狂傲如他又怎会轻易放弃输肝剖胆、挥发英才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当他得到君王厚待，有幸骑着天马驹，陪驾出游鸿都，冷眼看着王公大人们趋之若鹜的虚伪攀附之态时，他狂傲的内心却是无比的清醒。他这样坦言道：“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只是君”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也仍旧执着于尽节报主后隐居白云深处的夙愿。道教早已深入了他的骨髓与灵魂底处，即便身在繁华锦云里，仍旧心念云霭春深处。他时刻不忘初心，即便处于“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大车扬飞尘》）的境地，虽是一时烦忧难解，需要借助酒来浇愁，也不曾真正的灰心丧志。从洗耳的许由、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弃尸吴江的伍子胥、投汨罗江的屈原，再至空有雄才而无以自保的陆机、李斯，李白得出了贤达之人功成不退皆殒身的历史性结论，而独独称赏激流勇退得以保身的晋人张翰，赞他“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其三）。既要建功立业，又不屑功名利禄，用世之心虽遭挫折而无丝毫削弱。他仍旧以吕望五十为贩、七十屠牛、八十钓渭滨、九十遇文王的故事自勉，安于困厄，以待时机。
李白在长安不过两载光阴，便被赐金放还，算得上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了。但是李白就是李白，纵然不得重用，也不会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他仍旧高吟着“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登高望四海》），想像陶潜一样归隐山间田园。他本来自青山，也当归于青山，那里才是他自由的天堂。
天宝三载，李白带着对自由的企望和对统治者的失望离开长安，开始了他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二次漫游经历。在这段长达十一年的自我放逐中，与杜甫、高适相遇，成
为高山流水的知音。这一时期的李白可谓是欲隐未曾隐，统治者穷兵窦武，唐王朝日渐衰弱隐患四伏使他感到不安，人民的苦难也使他痛苦和担忧。也正是在这些血泪之作中，李白走近底层的士兵和百姓，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精神存在感。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战城南》）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胡关绕风沙》）
他依然在等待着时机，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安史之乱的爆发竟使李白的幻想又一次膨胀。永王李璘的盛情邀请使李白感到刘备三顾茅庐的历史往事又重现了[1]，他怀着消灭叛乱的愿望接受征聘，却在统治者的内讧中再次遭受失望。先是获罪流放，后半途获释，晚境凄凉，用世之心却从未衰微。直至去世前一年，六十一岁的李白还在准备投身行伍，终因病未能如愿，在折回途还中念着“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的夙愿，却无奈大势已去，空有壮士之心，只得长叹而别。李白一生称羡诸葛武侯能够得遇明主，“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此时的长叹与诸葛武侯病逝五丈原时所叹的“悠悠苍天，何薄于我”，又有何异乎！
（二）东坡之智：求仁得仁
李白始终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挣扎，用一世的历程向世人诠释了什么叫做“生而只为理想”，最终也仍旧带着诗文里的一腔执着离开，留下一身的千古之谜。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代表，苏轼也同样有着他的矛盾和他的执着。不同于李白的是，东坡的超越在于少了许多痛苦的挣扎，少了几分外界的烦扰，多了几分内心的归省。子瞻二十二岁高中进士，比起李白，更算得上是早年得志。嘉佑六年二十四岁的苏轼出任凤翔判官，初涉官场时却有这样两首诗：
“寒灯相对忆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和子由渑池怀旧》）
这两首诗都是写给弟弟苏辙的，一赠一和，却都有着高官富贵不可贪恋、人生无常之感。而在次年写给子由的诗里，他又言道：“未曾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九
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第二首》），又分明是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志。这些看似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诗中，还有许多处：
“人行犹可复，岁行那可追。” （《别岁》）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守岁》）
“王孙早归隐，尘土污君袍。” （《中隐堂诗》）
“吾今那复梦周公？尚喜秋来过故宫。” （《周公庙》）
“青牛久已辞辕轭，白鹤时来访子孙。” （《楼观》）
“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有时光难留的慨叹，有惜时奋发的壮志。从中隐堂到周公庙、清平镇的崇圣观，又至杭州孤山上的僧侣寺中，皆有他的足迹。千百年来在历史上此起彼伏的儒、道、释三家思想竟统一于和仲一人身上。这也铺就了他生命的底色：渊博的学识和通达的思想使他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里如鱼得水。[5] 他将其三家思想兼容并蓄，形成了一种新的融通的审美范式和哲学思想、人生态度。[10]
作为北宋文坛上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苏轼一生都浸在文学艺术之中，诗词书画，无一不工。同时他又是一个官家，做过京官，也做过地方父母官，大半生都在仕途飘泊中，几经沉浮。他个性坦荡，抱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2]，遇到不称心意的人与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2]。他常常以笔买罪，明明“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初到黄州》），却又自称“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2]
与李太白的耽于幻想不一样的是，苏东坡是一个实干家。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代天子，六十六年的生命里，他做了四十年的官吏。在这四十余年中，接触了上至天子皇后、下至渔夫贫妇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直到死前一个月他才“蒙恩”告老，终病逝于异乡常州[4]。在这几十年的宦海生涯里，他不断地被贬谪、被放逐，流离中得以接近人民丰富的生活，也得以将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道家淡泊无为的超然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完美地融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超越灾难、消解痛苦[5]。这也成为数百年
来中国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生命与处事哲学。
说苏东坡是人民的挚友，是实干家，可以从他的这个称号说起。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团练副使，他亲自在黄山脚下开辟出一片荒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依此地之名为自己取了东坡的别号。苏轼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能够跳出文人普遍的感伤身世的圈子，审视自我与历史，善于调节自我，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他在黄州放下文人的身架，修缮茅屋，侍弄庄稼，也遍交乡邻，诗酒往来。古时的黄州好似一眼枯井，苏轼却是注入其中的活水，以文学滋养这片枯土数千年，也滋养中华文化数千年。在徐州时，遇到黄河决堤，他组织参加抢救工作，保全一州百姓性命财产；在杭州时，他疏通西湖，筑堤连湖，以水利兴农，稳定物价，救济饥馑，修谷仓、建医坊，不畏政敌而以文章奏折为百姓请款、请米、请求宽免百姓欠朝廷的债务，至今传为美谈。他了解人民，人民自然也敬重热爱他。他的诗是与人民的血泪连在一起的。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 （《吴中田妇叹》）
故而，李白是以谪仙的姿态看人间的血泪，希求通过辅助和改变统治者以达到安民的目的，而苏轼则是身处其中，为众生请命，求仁而得仁。
三、激越自遗响、清雄存风朗
李白和苏轼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与喜爱，在于其诗文的成就，更在于其人格的魅力与丰富性，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诗歌看到诗人的丰富性情与多彩魅力。
（一）激越：超越现实的盛世狂歌
李白的诗歌里有翻新出奇的乐府诗，如《侠客行》、《出自蓟北门行》等 ；有以歌行吟谣为题的纵情长歌，如《江上吟》、《梁园吟》、《扶风豪士歌》、《少年行》等 ；也有明快俊逸的绝句，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望天门山》等。而这些诗歌的共同之处在于强烈的自我色彩与情感的跳跃跌宕。无论是得意之时还是失志之时，李白的诗歌里都充满着积极浪漫主义色彩。他总是以一种不可挡的气势将胸中所感喷发出来，如惊涛骇浪、如万马齐奔、如行云流水。李白是自由的化身，他总是在不顾一切地表达着
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李白虽然没有能够取得仕途上的成功，但他的诗歌生长于大唐盛世，成为这个盛世的标志，是超越了现实的盛世狂歌。由于他的吟咏，酒与月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具意味的意象，并成为李太白的象征。从此，酒就成为潇洒奔放的象征，月也成为高古而圆融的文化符号。[8] 他在乘醉玩月与狂歌的洒脱中展现自我狂放不羁的风采。[11]
“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 一日须倾三百杯。” （《襄阳歌》）
“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 （《白马篇》）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梁园吟》）
这就是李白的诗酒人生，充满了对自我个性的放逐。即便不得志时，也极少有消极怠惰的情绪，而是充满了激愤，字字句句皆是铿锵顿挫、掷地有声。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客中作》）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 （《玉壶吟》）
即便是在安史之乱中，奔亡途中，李白依旧是气势不减，豪气依旧。在《雪谗诗赠友人》中，李白痛苦地呼喊着“拾尘掇蜂，疑圣猜贤。哀哉悲夫！谁察予之贞坚？”其泣血之痛，可见捶胸顿足之态，也是这般毫不掩饰地呼出。与这种火山喷发式的抒情相映照，他似乎偏爱体积壮大的意象，如大鹏、长鲸、沧海等。
洒脱不羁的个性、傲视独立的人格、变幻莫测的想象、易于触动而爆发强烈的感情，
[5]与李白诗歌里那些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雄奇意象，共同构成了李白的独特魅力，遗响千年。
（二）清雄：回归本性的风朗之致
与李白相比较而言，苏轼的诗歌里也有善翻古人之案的新奇诗歌，如《续丽人行》，更有如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之作。例如：“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百步洪二首》其一）一连串博洽、精当的比喻，将百步洪悬流迅速，乱石激涛的景象拉到读者眼前。同样，酒与月也是苏轼寄寓情感的重要意象。不同于李白的是，其间多了几分冷静的思考，少了几分浓烈的酒气。李白人
称“诗仙”，余光中曾称赞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还有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挽起衣襟酿酒，且漉且饮以致酩酊大醉的苏东坡无疑更使人觉得亲切。他的酒量不大，但却喜好并且善于玩味酒的意趣。闲居之时，每当有客人来访，他总是举杯徐引，颇得其乐。酒于东坡而言，无非是消遣之物，用以逗引诗意。
“山城薄酒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 （《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汲江煎茶》）
不溺于饮酒，不耽于逆境，这就是苏东坡的洒脱与风朗之致。在他的诗也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清雄风格。清者，明澈宁静，不拘不泥，如“桥下龟鱼晚无数，识君拄杖过桥声。”（《和文与可洋川园池》）雄者，笔势飞腾，壁立千仞，如“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李白举杯邀月，是一种任性任情、遗世独立的孤独感；苏轼举杯徐引，是一种适时适度的微醺感。[6]同样身有傲骨，李白以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高歌呐喊来表现自己不可一世的狂傲本性，苏轼则以一种回归本性自然的心态在苦难的生活里实现了自我的超越，[7]也同样获得了时代与后人的认可与敬慕。
结语
李白是盛唐的表征，苏轼是隆宋的符号，二人所处时代不同，遭遇不同，其人生观与创作态度自然也不同。李白所处的时代从太平到动乱，安处与流亡、富贵与贫贱、生与死的变幻，以及游侠访道、拜谒君候的传奇，是苏轼所不曾经历的，而苏轼长达一生的宦海浮沉与躬耕自养、为民奔走的辛劳历程也是李白所不曾涉步的。盛唐的开放与清明政治给了李白“狂”的胆量，隆宋的中央集权塑造了苏轼相对“敛”的个性。但这“敛”却并非缩手缩脚，而是一种自我的反思与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探寻。有人说李白如
酒般浓烈、率真，而苏轼则如茶般深沉、含蓄，今天读他们的诗，或如豪饮，或如细品，也各有一般滋味。[7]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在古卷书香里透视伟大生命的历程，领会人生的智慧，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两位伟大诗人的生命轨迹，用以指导今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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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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