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捷饶育蕾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6年04期
基于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判断，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思想。学界对此展开广泛讨论，各种观点复杂交混：一是质疑新常态论断的观点。如樊纲(2014)认为，“现在不是新常态，现在是回归正常状态，是回归到潜在增长速度的正常状态”。[1]二是认为增速下滑是趋势性的，旧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观点。如吴振宇(2013)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给出持续下行的估测；[2]张勇和古明明(2015)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堪忧。[3]三是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条件变化，增长动力须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主导的观点。如张来明和李建伟(2015)认为，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消费需求拉动，发展方式将从要素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4]任保平和宋文月(2015)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引起比较优势和增长红利衰减，投资驱动走到尽头。[5]四是认为投资驱动依然重要并强调增长潜力的观点。如林毅夫(2015)认为，中国后发优势潜力仍大，仍有大量投资机会，[6]应“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7]五是强调制度差异和国情的观点。如史正富(2015)认为，“用社会主义、以民为本的眼光来看，中国可投资的机会还有很多”；[8]曹和平等(2015)认为，新常态可能有短期阵痛但非断崖式，由于五大条件性因素的支撑，新常态下中国必然继续崛起。[9]当前大多解读持二、三类观点。
叶初升和闫斌(2014)[10]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增长的新常态还是发展的新常态？他们认为，当前大家更多关注增长层面的新常态，主要讨论增长速度和增长动力；而新常态应是一种新的相对稳态，应着眼于长期和转向发展经济学分析。我们认同讨论新常态应着眼于长期，但问题在于增长和发展是否可以割裂，发展的实质又是什么，如此等等都需厘清。林毅夫(2010)认为，“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11]这似乎表明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系统的发展，经济增长则是系统运行结果。但运行结果会引起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从而又会影响系统发展。对于这种复杂关系目前还缺乏整合解释，往往是单向逻辑或强调某些方面，分歧便在所难免。
各种观点争议或如肯·威尔伯(2010)所说，“任何一位思想家或评论家都不可能愚蠢到全错，每一个人都可能观察到一些不完整的真相，而各种不同的知识领域在纯抽象的层次上，其实是相互融通的”。[12]这种纯抽象主要体现在范式上，对新常态的解读大多基于均衡范式，但未能有效融通。陈平(2012a)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思维本质是静态的、维持现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要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道路，必须要用历史的和全球的视野以及演化论的方法”，[13]“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没有结构也没有历史深化观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结构转型问题”(陈平，2012b)。[14]社会经济系统是个非线性、非均衡的复杂适应系统，类似生物生态系统，马歇尔也认为，“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均衡分析不过是权宜之计。对经济新常态的讨论，或许应回归“圣地”。
陈平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与许捷和饶育蕾(2015)最近的经济生态学研究，[15]为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文尝试沿袭经济生态学理路，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新常态概念作些再诠释，进而讨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发展条件和发展方略，力图由此厘清有关争议问题。
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新常态概念的经济生态学诠释
(一)经济生态学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
经济学中的马尔萨斯增长等类似问题，在生态学中就是有限资源环境下的简单种群增长问题，逻辑斯蒂方程就能较好表达。陈平(2014)[16]的代谢增长论基本模型为dx/dt=k·x·(N-x)，他从供需两维定义变量，x为买家数(人口数)或产出量，N为市场规模范围(人口规模边界)或资源约束。许捷和饶育蕾(2015)[15]认为，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等耗散结构普遍存在着饱和效应①，N就是系统的饱和负载规模，取决于资源(NR)、技术(T)和制度(So)，总体看自然资源(NR)是个定量。因经济目的不同，目标变量x可以定义为财富(资本K)积累状态变量，或者是体现劳动力再生产要求(劳动L)的人口情况状态变量②，其他要素成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或条件。在经济生态学看来，系统负载能力N增长就是经济发展，也是潜在增长的真实内涵；经济增长就是x增长，即N约束下的x变动，GDP、GNP等都属“物”的维度x指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必须获得“价值社会实现”，由此N派生出市场层面的意涵，从而有了斯密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马克思的“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和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等等，实质都是对经济系统饱和效应约束的描述，属于So影响。
理论上x的稳态解收敛于N，即x增长最终取决于N增长。许捷和饶育蕾(2015)[15]揭示了积累耗散规律：资本积累与消费耗散要动态匹配，过度积累会导致凯恩斯需求不足——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因为N约束而缺少足够有效的投资机会或空间；如果耗散持续不足(x增速＞N增速)，达到临界会发生SOC灾变③从而强制耗散，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灾变。另外，x又会影响N：统一增长理论揭示，技术进步水平依赖于人均教育水平和总人口规模，[1～18]即x影响T，进而影响N；同时N增长离不开“物”的实现即投资，故需有必要资本积累，当然过犹不及。由此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市场层面N紧约束不仅抑制x增长，而且可能抑制N本身增长——即使物质要素、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等能够承受x、N继续增长，却因符合资本赢利要求(往往为短期的直接利润)的市场机会不足，导致投资不足，从而抑制N增长——于是出现“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困境，往往要靠时间甚至危机来缓解。史正富(2014)有类似分析，“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周而复始的经济波动是市场逻辑内生的孪生兄弟，周期性衰退是市场经济常规增长方式与生俱来的产物”。[20]对于这个问题，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等难以真正奏效；[15]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应调整储蓄率，在根本上又是要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分配“比例”。史正富(2013)[21]认为，中国的“三维体制”造就超强投资驱动力，从而在一定阶段和程度上克服了上述问题④。
以上分析表明，讨论新常态需要综合考虑x、N的情况，虽应立足于N增长，但不能将增长与发展问题截然分开。立足长远是对的，但要兼顾短期要求，而且有些增长动力也是发展动力；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当下，更要稳增长、图发展并重。也就是说，理论上要厘清增长与发展及其结构关系，但不宜将新常态概念切割为增长新常态与发展新常态。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结构关系：S形动态特征与自相似层级结构
陈平(2014)的代谢增长论揭示，技术变迁是个逻辑斯蒂小波过程，并用两种群竞争模型表达该过程(图1)。[16]简单种群增长的逻辑斯蒂方程，其连续时间微分方程的解成S形曲线，意味着以下动态规模经济特征：成长期即x∈(0，N/2)阶段动态递增报酬，成熟期即x∈(N/2，N)阶段动态递减报酬。我们认为，N增长同样具有这种动态特征，技术变迁小波过程体现了这点：图1中是先发种群或技术，是后发但更先进的种群或新技术，在代谢竞争过程中逐步超越并带来总规模∑x增长，而∑x的动态就是N增长的近似表达。不难看出，图1中与∑x都呈现出S形动态，也就是说，这是x增长与N增长的共性特征。
社会经济系统是个复杂系统，复杂理论揭示此类系统的结构内部存在自相似性，即时空效应上的分形结构(非严格)；x增长与N增长的上述共性，体现着自相似性。据逻辑斯蒂方程性质可知，x增长有S形动态特征是因为N约束，那么N增长的相应约束又是什么呢？种群竞争模型能表达N增长的S形特征，是因为给定了竞争种群及其“Ni”。种群1代表一种现状存在，Ni可解释为种群i的性质决定，但种群2是后发的新生范畴，应作进一步说明。
图1 两种群竞争模型
Mokyr(1990)认为，[22]技术进步应分为宏观发明()和微观发明()：前者是没有先例的根本性新见解与主要技术变革，类似生物学的新物种出现，是长期增长、结构变化背后的核心力量，由它带来潜在发展空间；后者只是前者基础上的改进和提高，如更高质量和成本节约等，但未改变前者的核心内容。往往是社会经济驱动的有意识提高或探寻结果，像拉马克过程。却未必遵循该规律，不是一些动机的必然反应，而更像来自于灵感和运气，当然也非纯粹的偶然结果，可用演化论的“新奇的涌现”描述，是必然趋势中的偶然性。
考虑和的区别，那么N概念也应作进一步区分：(1)一定条件下发展到极致(潜力完全发挥)时的N，它既是最大的可能水平也最具潜在性，可称为“潜在N”，用表示；(2)具体、条件下的N，这是一般意义的N概念。这个概念，赋予了“增长潜力”更为明确的内涵；N增长所受的相应约束，就是空间的约束。
纳尔逊分析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时，认为制度可理解为相关社会群体掌握的标准化的社会技术；于是，技术不再只是物质技术(T)，还包括社会技术(So)。社会技术也可分为宏观发明(人文创制)、微观发明(如管理创新)等层级，Williamson(2000)还将制度分成四个层次。[23]如果使用纳尔逊的技术概念，那么就应纳入人文创制甚至思想等等因素，当然N仍基于T、So的现实情况。为简化描述，令和符号可以体现两类技术范畴的相应意涵。
存在空间是N增长的前提，N增长则是的实现过程。工业革命之前，长期没有大的进步，N与基本等同，而且几乎没有增长(体现为没有什么人均增长)，系统运行主要表现为马尔萨斯增长及人口问题、历史“周期率”等等形式。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生物大爆发”即大发展，并随“技术新物种”涌现节奏和拉马克过程，呈现出N增长的熊彼特周期，经济增速加快，又因市场层面N约束而有短期波动和周期性危机。
综上所述，便构成一个经济系统的自相似层级结构模型，复杂的经济运动被抽象为x、N、的立体运动，其基本特征为：(1)越低层级的变量，可观测性越强，反之“潜在性”越强；(2)低层级变量的稳态解，取决于更高层级变量；(3)各层级变量相互影响，核心是代表系统现实发展水平的N；(4)x、N都具S形动态特征，但x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波动地向N收敛(有可能＞N，如经济过热)，而N只能向逼近(不存在＞)；(5)“技术新物种”涌现带来发展，从而开始新一轮N代谢增长，表现为各经济发展阶段。
(三)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变迁：转型升级的一般过程与后发国家的情况
N代谢增长的技术变迁小波过程，也就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变迁过程。随着“技术新物种”的涌现，带来图1所示的技术变迁，新产业(种群2)逐步发展并且超越传统产业(种群1)，系统的N(即∑x)相应增长。经济结构变迁也称经济转型，最先是第二产业(工业)超越第一产业(农业)，再进一步发展到第三产业(服务业)成为主导。这个过程是新种群、新特征的涌现、发展和超越，但不是完全替代，而必须整合包容原有深度，否则会成为一种病态，如出现“产业空心化”等等问题。另外，涌现的及空间，需要依托发展才能得到具体的应用和实现，这个拉马克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创新驱动”，由此推动结构变迁。如图1所示，种群2有个快速增长并超越种群1的阶段，这便是经济结构变迁的转型升级期。
发达国家的转型升级，就体现为上述结构变迁过程。另外，发达国家拥有最先进技术，如果N增速减缓甚至停滞，则意味着既有条件下的发展已近极致，即出现紧约束，那么长期萧条难以避免，刺激增长反而可能导致危机。这时就只能靠涌现或So变革带来发展，从而开启新一轮结构变迁、N增长进程——这正是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技术进步尤其有其客观节奏和间断性，难以强求，危机可能倒逼So变迁。
后发国家能否实现这种转型升级的变迁过程，则还涉及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等等复杂问题。从图1可见，转型结果是传统产业(种群1)最终所占份额远远小于新产业(种群2)，那么从事不同产业经济活动的人群或经济体，就可能面对不同利益格局。因此，从全球看，转型变迁又转化成各经济体之间的一种竞争，各经济体成为竞争种群。两种群竞争模型揭示，[16]竞争种群长期发展的结果主要取决于Ni和竞争关系参数β：如果，则稳态解；当β=1时(种群使用资源同质)，仅一个种群能生存，资源利用水平最低，总的N最小()。发展经济学强调比较优势，从经济生态学来看这就是差异化生存，从而降低β，实现共生并提高总N。
于是出现这样的竞争格局：第一，各经济体要想在竞争中获得更好结果，就应该尽量做大自身的Ni。第二，要做大自身的Ni，就应积极推进自身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尽力使自身产业结构中的“种群2”有更高比重。第三，整个经济系统要求差异化生存，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经济体去从事一些相对不利的产业(种群1)，否则全球N会下降；而且，此类产业大多是物质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如严重受损会影响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第四，理想化的变迁结果是：“种群1(后发国家及产业)”的生产率大幅提升即实现升级，不再依赖所谓“比较优势”，从而在交换中获得比较平等、合理的回报。第五，如果出现理想化的变迁结果，那么意味着不再有明显的“高附加值”、“低附加值”差别，这又会动了先发国家的“奶酪”。所以，先发国家往往倾向维护既有格局，这会影响后发国家的转型升级，如技术壁垒、资本掠夺、游戏规则限制以及经济思想误导等等。后发国家成功转型升级的不多，仅少数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一些经验，但一般性意义有限，因为这里还涉及特殊的地缘政治经济等原因。
后发国家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要完成必要的技术与资本积累。初期可借力比较优势，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进行原始积累；但核心技术很难转让获得，主要需靠自己；同时转型升级离不开财力支撑，没有必要的资本积累不能实现该进程。要实现这些积累，必须要有经济主权、金融主权，在此基础上培育自身产业，积累一定的技术研发能力。由于这时需要高积累，本国消费耗散可能不足，故需借助外部市场，即出口导向；随着转型升级逐步实现，自身消费能力随劳动收入提高而增长，则可以更多地靠自身市场支撑增长。
(四)三类新常态概念及其学理内涵
新常态这个词来自美国，但无论中美一般都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征提出新常态概念，而较少从学理层面阐释新常态。[24]新常态概念与潜在增长率密切关联，对其学理内涵的探讨不妨由此开始。潜在增长的实质是N增长，按代谢增长论的说法，这是个小波过程，小波过程又以技术“新物种”涌现为前提。技术“新物种”涌现带来新的空间，当它得到应用、扩散即向N转化时，则是一种引致经济“复杂周期”(“持续波动”和“色混沌”)的非线性振子。[25]但传统的噪音驱动周期模型以及潜在增长率概念，却将这类非线性振子当作白噪音而滤波去除。也就是说，这种潜在增长率概念只是一定时期x的回归，并未体现引致N变迁的动力因子，也就很难据之判别经济下滑究竟是短期波动还是一种中长期趋势。一种改进是用HP滤波器对x平滑，可以大体分离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但如何选取平滑参数仍有较强主观性。那么，可否用x回归或平滑来推测未来的N发展趋势呢？应该说这种潜在增长率数据有重要意义，但不一定能据以推测N发展，还要看社会经济系统所处的运动状态。社会经济系统一直发生着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代谢”，频谱大致如SOC理论所描述，服从幂律分布，[19]越大的事件频率越低。大多时期N增长相对平稳，从而可用x回归或平滑来近似表达和推测。大的事件主要包括一般性SOC灾变和系统质变(突变)，二者的性质有较大区别，前者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趋势性特征，而后者是演化分岔，未来发展有较强不确定性。由此引起较大改变后的相对稳态，即所谓新常态，存在三类情况。
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属于一般性SOC灾变范畴，虽然系统因灾变而涨落，会有x突降和此后的低迷与复苏，从而呈现一种“周期率”，但系统性质无根本变化，N基本延续其惯势。危机本是对资本的一次大淘汰，从而腾出N空间，此后可恢复性增长。但正如Harman Chris(2007)指出，[26]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干预阻止危机清除过剩资本，而且国际资本害怕引起总崩溃，不敢以使少数发达国家经济受损的方式来重启增长，因此危机被延长，从而进入长期萧条和慢性死亡阶段。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常态”(第一类新常态)，就是一种持续N紧约束状态。这时x增长基本上直接依赖N增长，对x回归或平滑能够较好地体现N发展。
系统质变(突变)的演化分岔，既可能是进化也可能是崩溃退化，走向何处取决于能否和如何满足系统的适应性要求。适应性冲击主要来自于持续增长与N约束的矛盾，根本出路是系统进化，或者主动调适降低增长速度。社会经济系统的进化，即创新T、So并实现相应结构变迁，由此拓展空间，创造N增长条件并实现这种增长，从而开创一种积极意义的“新常态”(第二类新常态)，本质是对“旧常态”的超越。例如，工业革命(重大T进步)、新中国成立(重大So变迁)等所开辟的新局面，都属于此类系统质变“新常态”。由于系统质变会发生N甚至跃变，常规的趋势分析法对此失效，未来增速难以确定。
后发国家还存在N增长转型的“新常态”(第三类新常态)。由于知识的外部性，后发国家的差距就是待开发空间，从而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较长期高速增长。按相似性原理，待开发N[，H]空间约束下的N增长过程也具有S形动态特征：首先，到一定阶段会因为失去原比较优势而需转型升级等原因，开发难度加大，从而N增长有可能步入动态递减阶段；其次，后发国家发展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既有待开发N[，H]空间就越小，经济增速会相应减缓；再次，毕竟仍存在待开发空间和后发优势，其N增速又会高于先发国家。国际经验也表明，历经一个高速增长期后势必会出现一个减速增长的过程。后发国家转型升级也存在演化分岔，如果发展道路选择有误，就有可能进化失败甚至崩溃退化，如拉美等国的情况。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发展条件和发展方略分析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与发展条件分析
1.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与基本趋势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统观分析发展条件和本质要求，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略。中国经济新常态，兼具第二、三类新常态的性质和特征。首先，中国处于后发国家的转型升级阶段，从而中国经济新常态无疑具有第三类新常态的性质与特征。未来将以中高速增长的判断，符合此类新常态N增长的S形动态特征。其次，中国经济新常态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不仅是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等T范畴的升级转型，也是各种制度、文化等So范畴的深刻变革。官方解读的新常态9个特征，也体现了转型升级、创新超越、主动调适等内容。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是超越“旧常态”的社会经济系统进化与调适过程，即具有第二类新常态的性质。两类新常态的共性在于，都与过去状态有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或概念涵义，是相对“旧常态”概念的，而不是相对“常态”、“非常态”等概念，从而也就与短期的周期性波动没有太多关系。
明确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有些争议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低潜在增长率仅与第一类新常态有必然联系，潜在增长率未下滑不能成为质疑第二、三类新常态的理由，也不应将其与周期性波动问题混为一谈。同理，由于未区分不同新常态，在一些观点看来，新常态似乎就意味着经济下行将成为未来常态。然而，即使不论第二类新常态存在的N甚至跃变可能，第三类新常态就决定未来N增长趋势至少可以是一种中高速增长。当然，由于西方第一类新常态导致全球N紧约束，中国过去大规模刺激增长的后遗症也需消化，面对“三期”叠加的挑战，已不能再简单照搬过去的反周期办法。同时由于大国溢出效应，[27]国际间代谢竞争的博弈有可能加剧。并且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前路任重道远。这一切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适应新常态，发展方略严重失误，则也有退化的可能。
2.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与产业升级要求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大多都强调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或劳动力要素结构变化、“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人口增速逐渐减缓、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张来明和李建伟(2015)预计，2017年以前中国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但从2018年开始将供不应求且缺口不断扩大。[4]在人口低增长情况下，未来的x增长就必须更多地体现在“质”的方面，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全球N约束依然较紧，至少在一定时期外需难有更大净贡献，故只能主要靠内需。于是，这时积累耗散规律的作用便主要体现为内部均衡要求，那么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结构就必须实现新的协调，从而保证消费耗散与供给能力(资本积累)动态匹配。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因为“刘易斯拐点”到来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议价力，从宏观经济运行看，也要求劳动收入、薪酬水平有较快、合理的增长。于是，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成为产业经济不能回避的现实挑战。相应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就面临着质的变迁要求，核心就是产业升级要求。
这种变迁趋向，尤其给一些低端产业带来极大压力。从经济生态学角度看，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低端产业本质上是经济生态链上的“被掠食种群”。据王金照和王金石(2012)计算，[28]2007年美中等6国工业增加值率为44.85%～20.07%，差距很大；扣除劳动者报酬占比后，各国政府和企业获得的工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份额比较接近；4个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6%～8.3%，中国、印度却只有4.3%和3.7%。可见，“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低端产业主要是劳动者被掠，资本仍有一般收益水平。一方面这会造成贫富分化等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后发国家完成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后发国家要利用好这个阶段，完成必要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储备，这是未来产业升级的条件基础。当“刘易斯拐点”到来，逐渐失去原有比较优势，产业升级才能生存(或向更落后地区二次转移延续比较优势)。拉美等国由于奉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实行机会主义政策，未能实现必要的资本与技术积累，从而无法完成产业升级，增长停滞。至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则是把表象当本质、结果当原因的逻辑颠倒，只能反映拉美等国的发展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其本身并非规律。
3.中国具备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条件与能力
中国较好地完成了必要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储备，为产业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前30年建成独立自主的科学与工业体系，近30年不但成长为GDP大国、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而且在空间、核电、高铁、卫星制导系统、通讯和国防工业上位居世界前三名，国防和金融的独立能力超过德日。不过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总体仍处于中低端，如制造业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高组装和原料加工代工组装等环节相对薄弱。但不存在“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有些需要厚积薄发，有些则可以通过产业、市场和品牌的整合建构较快实现跨越，中国的产业全覆盖性国民经济体系可为关联产业群发展、形成多重经济发动机组合等提供支撑。同时，近年来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十二五”期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0.1个百分点，预计2020年该比例会超过2.5%，把许多发达国家甩在后边。
但一些经济学者认为我国技术进步乏力，主要是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度量。其主要方法是索罗残差法，以经济增长扣除资本和劳动力增长贡献后的余量，来度量技术进步。由于实际计算中很难精确度量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索罗残差未必反映真实的技术进步率——对闲置设备和人员理应准确估计并剔除，但目前做不到这点——于是资本和劳动力贡献被夸大，技术进步贡献被缩小。这种误差，在经济下行、存在大量过剩产能时愈加放大。类似道理，在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阶段所形成的“产能”在一定时期内未必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一些公共设施的功用不直接体现在经济核算中，都类似“闲置”状态，TFP相应被低估。正因为如此，张勇和古明明估算的TFP从1998年以来长期为负值。[3]那么，对各国相似发展阶段的情况作横向比对，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唐毅南(2014)基于比对中美等国相似阶段的有关指标，得出中国经济是高质量增长的结论，认为中国TFP是快速增长的。[29]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完全具备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条件和能力。
4.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当然，我国的总体发展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收入结构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情况，都需要改进提高。另外，这些相对落后的领域和发展不平衡问题等，又意味着相应的后发优势和空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依然很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给出解读，[5][21][30]不再赘述。要强调的是，中国不仅空间仍然较大，而且在促进发展上也有自身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涌现在偶然中有必然性，在越大范围和时空跨度上必然性越显著，结合统一增长论的观点可知，[17～18]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总体较高的教育水平，决定了其在发展上的独到优势，而这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没有太大关系。陈平(2010)还认为，由于提倡教育的传统深入人心，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打破了科技进步依赖于经济发展的常规。[31]第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有先发优势，更利于克服一些立场观念束缚、破除保守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更有可能在So范畴(如平等性)取得某些突破，从而提升或N。综上可见，中国经济有着巨大增长潜力，实现较高速持续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方略分析
1.新常态下的经济驱动方式与转型路径
对于如何适应新常态，不少学者论及以下观点：一是宏观调控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为主；二是经济驱动方式应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为主；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经济转型。这些观点有其合理成分，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有关转变的性质、实现条件等问题。
(1)宏观调控与驱动方式：投资驱动仍然重要
供给管理的成效往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需求管理在应对短期问题上更及时，增加投资是其重要方式——若使用不当或过度会造成经济过热、产能过剩等问题——但这只表明必须加强投资质量和度的把握，而并不意味着就应成为辅助性范畴。尤其是在N紧约束的经济下行阶段，市场力量难以找到符合其要求的投资机会，供给管理的调控较难激发出相应增长——一些降低企业成本的政策虽然利于其维系运行，但未必能使其进行更多投资，N紧约束状态便可能持续。近年不断出台支持民间资本发展的政策，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却持续下滑。这似乎表明，宏观调控应该更辩证地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有机结合。其实，注重结构性问题是二者的共性要求，而投资作用于供需两端，是较好实现这种结合的方式。
从长期来看，投资驱动同样重要，它不仅带来市场需求，也是推广、布局先进生产力和淘汰低水平生产力的手段。潜在变成现实N的过程，就是产业量质双增的过程，N增长必须依托相应的投资增长。对于后发国家，大多产业还无力支撑过高工资水平，也就很难有更高消费能力；过早或过度强调消费驱动，要么拉美化，要么变成依靠信用支撑的消费主义——这正是西方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消费驱动是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只能随着产业发展、生产率提升和工资水平提高而逐步实现，对此不可盲目参照发达国家的情况。如有足够的空间，有效、合理的投资增长就是做大N的过程。尤其基础设施是经济系统的支撑性“机体”，只有在其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即N增长，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要注意投资的展开节奏，时间过于集中则可能造成经济过热、结构性产能过剩等问题；又由于N增长的S形动态特征，到了转型升级阶段后很难继续高速增长，投资驱动的力度和节奏必须相应调适。
与此同时，必须保证劳动收入较快速地合理增长，这既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为产业升级提供合格劳动力的需要，也是保证总供求均衡的需要，积累耗散规律决定必须要有相称的消费能力和规模。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收入水平提升，消费贡献占比相应上升。对此政府应积极作为，尤其是在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建设、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方面。
(2)转型路径与产业政策：夯实基础稳步推进
经济转型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演化结果，本质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劳动分工深化，与产业升级、收入提升进程密切关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个劳动者可生产出更多产品，劳动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相应增长；但每个人的物质产品消费需求总有其限度，便通过深化社会劳动分工，使更多其他劳动者去从事精神文化类消费产品生产和其他服务；人们的消费结构相应升级，以保证各自劳动的“价值社会实现”。这是典型的差异化生存形式，从而经济系统地N增长。由于物质产品生产是基础性的，经济增值过程也主要依托实体产业领域，这些领域的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是上述社会劳动分工深化的前提。也就是说，发达的第三产业要以发达的第一、二产业为基础和支撑，经济转型应是产业升级派生的结构变迁结果。如果缺少产业升级支撑，第三产业比重高就可能是低端消费服务业畸形发展，如拉美等国的情况。中国经济新常态正是转型升级期，第三产业增加值2012年开始略高于第二产业，发展步调与产业升级进程基本协调。要以拉美等国的情形为鉴，不能简单参照发达国家而过度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否则可能违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甚至变成“去工业化”。另外，产业升级又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相伴相生，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链接和支撑经济系统产业生态链网，决定着物流、能量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范畴的运行效率，其水平提升可带来产业链网组元更高效互动并降低相关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综合效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经济系统产业升级的必要构成，属于T进步范畴和N增长的重要内容。此外，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情况，需要加强养老、健康、医疗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产业的发展，扩大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新常态下的产业政策必须符合转型升级期的发展要求，要以大力推进第一、二产业升级，以及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一些社会亟需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重点。产业政策曾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扭曲市场机制的行为，但本轮危机使其看法有了较大改变，被认为可以成为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的法宝(张晓晶，2015)。[27]如欧盟2012年发布的“新工业政策”指出，必须确立工业的核心地位，计划到2020年将工业的GDP占比从目前的16%增至20%。我国工农业相对落后，更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实现工业产业升级，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须同步推进，夯实发展基础。产业政策手段要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应扶植政策、市场规制与其他政策制度相结合。对农业、高新产业、养老服务业等应更多扶植，而有些生产性服务业因有一定垄断性反而需要加强规制，倒逼其发展，有些领域又应充分放开或扶持，对落后和过剩产业则要约束。当然，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代谢竞争过程来实现变迁。
2.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问题关键与战略举措
(1)破解市场层面的N紧约束是问题关键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需要解决一系列复杂联系的问题，只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方能事半功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比较优势弱化，后发优势空间相对萎缩，开发难度加大，面对转型升级要求；全球N紧约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存在不稳定因素；许多长期累积的问题与风险因素需要解决，有些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社会承受韧性已较脆弱。在经济生态学看来，市场层面的N紧约束是这些挑战的共性指向。转型升级是劳动分工的深化过程，亚当·斯密揭示“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转型升级离不开市场支撑。如中国建筑机械设备制造能力发展很快，就与多年来的大规模建设有着密切联系。市场不是产业升级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全球N紧约束本身就体现在市场层面。至于一些累积问题和风险因素，也要靠发展来解决。如收入分配较均衡的国家大多在初次分配环节就已体现，降低贫富分化先要提高劳动收入，这又只有在实现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企业才能承受；又如去杠杆率、去“荷兰病”等，都需要在发展中逐步消化。中国有空间，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当前总需求相对不足，即市场层面N紧约束抑制了N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方式，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实现N代谢增长是长期主题，但先要破解市场层面N紧约束这个瓶颈，这是增长与发展的共性要求。这是个综合应对的做大N的过程，方式上包括“增量开拓”和“革新拓展”，空间上包括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市场层面N紧约束本质是So范畴问题，从而可以通过制度或安排的创新改进来破解，此即革新拓展，实质是社会技术进步引致N跃变。具体实践举措，则有可能既是增量开拓也是革新拓展。
(2)增量开拓与革新拓展结合、国际国内并举的发展战略
增量开拓范畴已有许多很好的做法或提议。国际层面主要是外向经济战略，如“一带一路”等。林毅夫(2012b)[32]认为，可以利用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资源，投资国外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产能。国内层面主要是利用各种结构不平衡和差距来挖潜。陈平(2015)[33]认为，应以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不合理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史正富(2013)[21]认为，可以把开发大西部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此环节已属革新拓展)来引导国内长期投资。我们认为，国际国内是联动的，在地理经济学意义上“一带一路”使中西部也成为了对外前沿，从而有利于中西部经济崛起、整体国土改造等。
革新拓展范畴，先是体现在体制层面。许捷和饶育蕾(2015)证明，其他条件相同时So越平等N越大。[15]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提升So平等程度来做大N，第一类革新拓展便是这种“内涵式N增长”。理论上公有制更符合该要求，当然还包括缩小区域、城乡等差别，改革收入分配和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但经济制度是根本范畴；为了克服传统公有产权形式的不足，许捷和饶育蕾(2015)还提出一种“重建个人所有制”特征的产权形式即劳动股权，超越了劳资对立，治理上也有其优势。[15]第二类革新拓展是一些安排上的创新突破，但未必关涉So平等性。如史正富(2013)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超越国有、私有界限，[21]既充实了长期投资生态资产、战略性资源的资金来源，降低财政压力，又为过剩储蓄找到了出路，给市场注入一种新的“超常购买力”，从而放松市场层面N约束；PPP项目有类似特征。国内层面的革新拓展，主要是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完善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核心。
国际层面的革新拓展，主要是增进国际So平等性从而做大全球N，并在代谢竞争中实现自身发展。首先，外向经济战略不仅是开辟国外市场，也应该是改进国际So平等性的过程。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本垄断以及对国际经济事务的控制权而掌握市场力量，攫取穷国剩余价值甚至金融掠夺，造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也影响到全球N。中国要以此为戒，真诚践行互利合作原则，德不孤，必有邻，这是经济外交成功的保证。其次，由于大国溢出效应，国内转型升级和外向经济战略等，都会转化成全球的代谢增长与代谢竞争。中国体量决定其转型升级就是全球劳动分工体系的重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也会带来国际经济关系和秩序结构变化。这些变迁符合全球经济发展需要，但未必符合“掠食种群”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从而也就是生存空间的代谢增长与竞争过程。国际代谢竞争的博弈可能加剧，风险上升甚至可能出现安全挑战，要加强防范。经济领域尤其要注意金融安全，资本项目开放、金融衍生品发展等要谨慎。人民币国际化是重要和必要的，但本质上是一国信用的全球认可过程，未必靠某种“高标准”形式化认定，后者往往为资本投机甚至金融掠夺开启方便之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做好自我、正确应对就完全可以取得成功。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经济生态学视角诠释经济的增长、发展和新常态，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发展条件与发展方略等问题，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与建议：第一，经济系统的复杂运动可抽象为状态变量、负载能力、潜力空间三个层级的立体运动，前两个层级的运动具S形动态特征，潜力空间扩大源于“技术新物种”的涌现；市场紧约束导致经济下行，并可能由此抑制负载能力增长；系统各层级相互影响，增长与发展不能截然分开，发展即负载能力增长是核心。第二，经济结构变迁或转型升级，就是经济系统负载能力代谢增长的技术变迁过程；后发国家转型升级更复杂，可能受先发国家维护既有格局的制约；后发国家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工业化初中期要完成必要的技术与资本积累，经济主权是前提保证。第三，存在三类新常态概念，即后危机持续的饱和效应约束、系统质变引致负载能力跃变、后发经济体潜在增长步入动态递减阶段；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兼具后两类的性质和特征。第四，中国具备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条件，潜力空间仍然很大，完全有可能实现中高速增长，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源于市场紧约束，投资对于破解这种约束、驱动经济增长和提升系统负载能力都有重要作用。第五，发达的第三产业、高消费率等，要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为基础和前提，是经济结构变迁的演化结果而非原因，经济发展应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提升系统负载能力为长期主题。第六，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增量开拓与革新拓展结合、国际国内并举；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国土改造等为主要抓手，做好规划、调控与政策配套，同时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大力实施外向经济战略，坚持互利合作原则，努力构筑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新生态，同时清醒应对国际间代谢竞争，注意防范和管控国际风险、金融安全等。
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立足于历史方向和全球大局。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而且一些范畴呈现出历史性变迁态势：人口结构变化，刘易斯拐点到来且出现老龄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深层次问题亟须解决；恰逢国际金融危机，既造成全球市场紧约束，也带来力量格局的变化；出现反思浪潮，思变的呼声和力量崛起，利于重构全球经济生态和秩序结构，似乎预示着一种历史新动向。这些复杂态势意味着，不仅国内正发生着深刻变迁，而且国际生存空间争夺加剧，代谢竞争在某些层面超过依存关系，加上大国溢出效应，让中国成为国际竞争者企图遏制的主要对象。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国际国内一盘棋，抓住自身经济系统代谢增长和国际代谢竞争这两个关键，创新驱动，保持定力，因势利导，系统应对，充分发挥软硬实力与社会主义优势。在此过程中，要从中国道路历程、拉美苏东教训和西方大国兴衰等历史中吸取正反经验，坚持“三个自信”，创造性地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①饱和效应是现实世界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也是自然科学的常用概念，是指某种注入引致的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不再随注入增加而继续增长。饱和效应，属于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性规律。
②许捷和饶育蕾(2015)认为：[15]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人的更自由生存发展，虽离不开物(资本)的积累，但后者是手段性和从属性的，从而目标变量应是人作为一种生态种群的发展状态；但直接用人口规模作为变量不太恰当，因有生存方式、生活品质的差别，故将议题转换成为经济系统的劳动力再生产。
③Bak(1996)的自组织临界(SOC)理论揭示，[19]由大量相互作用成分组成的系统会自然地向SOC态发展，当达到SOC态时，即使小的干扰事件也可引起系统发生一系列灾变(如雪崩、经济危机等等)或突变。
④史正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三维体制造就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超常购买力(主要由美联储驱动)，创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高投资、高增长和较高消费水平长期并存。
作者介绍：许捷(1972-)，男，湖南张家界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沙保险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和保险研究，长沙 410114；饶育蕾(1964-)，女，重庆人，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为金融学、演化经济学研究，长沙 410114
作者：许捷饶育蕾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6年04期
基于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判断，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思想。学界对此展开广泛讨论，各种观点复杂交混：一是质疑新常态论断的观点。如樊纲(2014)认为，“现在不是新常态，现在是回归正常状态，是回归到潜在增长速度的正常状态”。[1]二是认为增速下滑是趋势性的，旧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观点。如吴振宇(2013)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给出持续下行的估测；[2]张勇和古明明(2015)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堪忧。[3]三是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条件变化，增长动力须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主导的观点。如张来明和李建伟(2015)认为，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消费需求拉动，发展方式将从要素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4]任保平和宋文月(2015)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引起比较优势和增长红利衰减，投资驱动走到尽头。[5]四是认为投资驱动依然重要并强调增长潜力的观点。如林毅夫(2015)认为，中国后发优势潜力仍大，仍有大量投资机会，[6]应“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7]五是强调制度差异和国情的观点。如史正富(2015)认为，“用社会主义、以民为本的眼光来看，中国可投资的机会还有很多”；[8]曹和平等(2015)认为，新常态可能有短期阵痛但非断崖式，由于五大条件性因素的支撑，新常态下中国必然继续崛起。[9]当前大多解读持二、三类观点。
叶初升和闫斌(2014)[10]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增长的新常态还是发展的新常态？他们认为，当前大家更多关注增长层面的新常态，主要讨论增长速度和增长动力；而新常态应是一种新的相对稳态，应着眼于长期和转向发展经济学分析。我们认同讨论新常态应着眼于长期，但问题在于增长和发展是否可以割裂，发展的实质又是什么，如此等等都需厘清。林毅夫(2010)认为，“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11]这似乎表明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系统的发展，经济增长则是系统运行结果。但运行结果会引起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从而又会影响系统发展。对于这种复杂关系目前还缺乏整合解释，往往是单向逻辑或强调某些方面，分歧便在所难免。
各种观点争议或如肯·威尔伯(2010)所说，“任何一位思想家或评论家都不可能愚蠢到全错，每一个人都可能观察到一些不完整的真相，而各种不同的知识领域在纯抽象的层次上，其实是相互融通的”。[12]这种纯抽象主要体现在范式上，对新常态的解读大多基于均衡范式，但未能有效融通。陈平(2012a)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思维本质是静态的、维持现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要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道路，必须要用历史的和全球的视野以及演化论的方法”，[13]“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没有结构也没有历史深化观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结构转型问题”(陈平，2012b)。[14]社会经济系统是个非线性、非均衡的复杂适应系统，类似生物生态系统，马歇尔也认为，“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均衡分析不过是权宜之计。对经济新常态的讨论，或许应回归“圣地”。
陈平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与许捷和饶育蕾(2015)最近的经济生态学研究，[15]为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文尝试沿袭经济生态学理路，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新常态概念作些再诠释，进而讨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发展条件和发展方略，力图由此厘清有关争议问题。
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新常态概念的经济生态学诠释
(一)经济生态学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
经济学中的马尔萨斯增长等类似问题，在生态学中就是有限资源环境下的简单种群增长问题，逻辑斯蒂方程就能较好表达。陈平(2014)[16]的代谢增长论基本模型为dx/dt=k·x·(N-x)，他从供需两维定义变量，x为买家数(人口数)或产出量，N为市场规模范围(人口规模边界)或资源约束。许捷和饶育蕾(2015)[15]认为，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等耗散结构普遍存在着饱和效应①，N就是系统的饱和负载规模，取决于资源(NR)、技术(T)和制度(So)，总体看自然资源(NR)是个定量。因经济目的不同，目标变量x可以定义为财富(资本K)积累状态变量，或者是体现劳动力再生产要求(劳动L)的人口情况状态变量②，其他要素成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或条件。在经济生态学看来，系统负载能力N增长就是经济发展，也是潜在增长的真实内涵；经济增长就是x增长，即N约束下的x变动，GDP、GNP等都属“物”的维度x指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必须获得“价值社会实现”，由此N派生出市场层面的意涵，从而有了斯密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马克思的“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和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等等，实质都是对经济系统饱和效应约束的描述，属于So影响。
理论上x的稳态解收敛于N，即x增长最终取决于N增长。许捷和饶育蕾(2015)[15]揭示了积累耗散规律：资本积累与消费耗散要动态匹配，过度积累会导致凯恩斯需求不足——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因为N约束而缺少足够有效的投资机会或空间；如果耗散持续不足(x增速＞N增速)，达到临界会发生SOC灾变③从而强制耗散，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灾变。另外，x又会影响N：统一增长理论揭示，技术进步水平依赖于人均教育水平和总人口规模，[1～18]即x影响T，进而影响N；同时N增长离不开“物”的实现即投资，故需有必要资本积累，当然过犹不及。由此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市场层面N紧约束不仅抑制x增长，而且可能抑制N本身增长——即使物质要素、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等能够承受x、N继续增长，却因符合资本赢利要求(往往为短期的直接利润)的市场机会不足，导致投资不足，从而抑制N增长——于是出现“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困境，往往要靠时间甚至危机来缓解。史正富(2014)有类似分析，“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周而复始的经济波动是市场逻辑内生的孪生兄弟，周期性衰退是市场经济常规增长方式与生俱来的产物”。[20]对于这个问题，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等难以真正奏效；[15]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应调整储蓄率，在根本上又是要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分配“比例”。史正富(2013)[21]认为，中国的“三维体制”造就超强投资驱动力，从而在一定阶段和程度上克服了上述问题④。
以上分析表明，讨论新常态需要综合考虑x、N的情况，虽应立足于N增长，但不能将增长与发展问题截然分开。立足长远是对的，但要兼顾短期要求，而且有些增长动力也是发展动力；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当下，更要稳增长、图发展并重。也就是说，理论上要厘清增长与发展及其结构关系，但不宜将新常态概念切割为增长新常态与发展新常态。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结构关系：S形动态特征与自相似层级结构
陈平(2014)的代谢增长论揭示，技术变迁是个逻辑斯蒂小波过程，并用两种群竞争模型表达该过程(图1)。[16]简单种群增长的逻辑斯蒂方程，其连续时间微分方程的解成S形曲线，意味着以下动态规模经济特征：成长期即x∈(0，N/2)阶段动态递增报酬，成熟期即x∈(N/2，N)阶段动态递减报酬。我们认为，N增长同样具有这种动态特征，技术变迁小波过程体现了这点：图1中是先发种群或技术，是后发但更先进的种群或新技术，在代谢竞争过程中逐步超越并带来总规模∑x增长，而∑x的动态就是N增长的近似表达。不难看出，图1中与∑x都呈现出S形动态，也就是说，这是x增长与N增长的共性特征。
社会经济系统是个复杂系统，复杂理论揭示此类系统的结构内部存在自相似性，即时空效应上的分形结构(非严格)；x增长与N增长的上述共性，体现着自相似性。据逻辑斯蒂方程性质可知，x增长有S形动态特征是因为N约束，那么N增长的相应约束又是什么呢？种群竞争模型能表达N增长的S形特征，是因为给定了竞争种群及其“Ni”。种群1代表一种现状存在，Ni可解释为种群i的性质决定，但种群2是后发的新生范畴，应作进一步说明。
图1 两种群竞争模型
Mokyr(1990)认为，[22]技术进步应分为宏观发明()和微观发明()：前者是没有先例的根本性新见解与主要技术变革，类似生物学的新物种出现，是长期增长、结构变化背后的核心力量，由它带来潜在发展空间；后者只是前者基础上的改进和提高，如更高质量和成本节约等，但未改变前者的核心内容。往往是社会经济驱动的有意识提高或探寻结果，像拉马克过程。却未必遵循该规律，不是一些动机的必然反应，而更像来自于灵感和运气，当然也非纯粹的偶然结果，可用演化论的“新奇的涌现”描述，是必然趋势中的偶然性。
考虑和的区别，那么N概念也应作进一步区分：(1)一定条件下发展到极致(潜力完全发挥)时的N，它既是最大的可能水平也最具潜在性，可称为“潜在N”，用表示；(2)具体、条件下的N，这是一般意义的N概念。这个概念，赋予了“增长潜力”更为明确的内涵；N增长所受的相应约束，就是空间的约束。
纳尔逊分析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时，认为制度可理解为相关社会群体掌握的标准化的社会技术；于是，技术不再只是物质技术(T)，还包括社会技术(So)。社会技术也可分为宏观发明(人文创制)、微观发明(如管理创新)等层级，Williamson(2000)还将制度分成四个层次。[23]如果使用纳尔逊的技术概念，那么就应纳入人文创制甚至思想等等因素，当然N仍基于T、So的现实情况。为简化描述，令和符号可以体现两类技术范畴的相应意涵。
存在空间是N增长的前提，N增长则是的实现过程。工业革命之前，长期没有大的进步，N与基本等同，而且几乎没有增长(体现为没有什么人均增长)，系统运行主要表现为马尔萨斯增长及人口问题、历史“周期率”等等形式。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生物大爆发”即大发展，并随“技术新物种”涌现节奏和拉马克过程，呈现出N增长的熊彼特周期，经济增速加快，又因市场层面N约束而有短期波动和周期性危机。
综上所述，便构成一个经济系统的自相似层级结构模型，复杂的经济运动被抽象为x、N、的立体运动，其基本特征为：(1)越低层级的变量，可观测性越强，反之“潜在性”越强；(2)低层级变量的稳态解，取决于更高层级变量；(3)各层级变量相互影响，核心是代表系统现实发展水平的N；(4)x、N都具S形动态特征，但x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波动地向N收敛(有可能＞N，如经济过热)，而N只能向逼近(不存在＞)；(5)“技术新物种”涌现带来发展，从而开始新一轮N代谢增长，表现为各经济发展阶段。
(三)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变迁：转型升级的一般过程与后发国家的情况
N代谢增长的技术变迁小波过程，也就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变迁过程。随着“技术新物种”的涌现，带来图1所示的技术变迁，新产业(种群2)逐步发展并且超越传统产业(种群1)，系统的N(即∑x)相应增长。经济结构变迁也称经济转型，最先是第二产业(工业)超越第一产业(农业)，再进一步发展到第三产业(服务业)成为主导。这个过程是新种群、新特征的涌现、发展和超越，但不是完全替代，而必须整合包容原有深度，否则会成为一种病态，如出现“产业空心化”等等问题。另外，涌现的及空间，需要依托发展才能得到具体的应用和实现，这个拉马克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创新驱动”，由此推动结构变迁。如图1所示，种群2有个快速增长并超越种群1的阶段，这便是经济结构变迁的转型升级期。
发达国家的转型升级，就体现为上述结构变迁过程。另外，发达国家拥有最先进技术，如果N增速减缓甚至停滞，则意味着既有条件下的发展已近极致，即出现紧约束，那么长期萧条难以避免，刺激增长反而可能导致危机。这时就只能靠涌现或So变革带来发展，从而开启新一轮结构变迁、N增长进程——这正是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技术进步尤其有其客观节奏和间断性，难以强求，危机可能倒逼So变迁。
后发国家能否实现这种转型升级的变迁过程，则还涉及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等等复杂问题。从图1可见，转型结果是传统产业(种群1)最终所占份额远远小于新产业(种群2)，那么从事不同产业经济活动的人群或经济体，就可能面对不同利益格局。因此，从全球看，转型变迁又转化成各经济体之间的一种竞争，各经济体成为竞争种群。两种群竞争模型揭示，[16]竞争种群长期发展的结果主要取决于Ni和竞争关系参数β：如果，则稳态解；当β=1时(种群使用资源同质)，仅一个种群能生存，资源利用水平最低，总的N最小()。发展经济学强调比较优势，从经济生态学来看这就是差异化生存，从而降低β，实现共生并提高总N。
于是出现这样的竞争格局：第一，各经济体要想在竞争中获得更好结果，就应该尽量做大自身的Ni。第二，要做大自身的Ni，就应积极推进自身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尽力使自身产业结构中的“种群2”有更高比重。第三，整个经济系统要求差异化生存，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经济体去从事一些相对不利的产业(种群1)，否则全球N会下降；而且，此类产业大多是物质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如严重受损会影响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第四，理想化的变迁结果是：“种群1(后发国家及产业)”的生产率大幅提升即实现升级，不再依赖所谓“比较优势”，从而在交换中获得比较平等、合理的回报。第五，如果出现理想化的变迁结果，那么意味着不再有明显的“高附加值”、“低附加值”差别，这又会动了先发国家的“奶酪”。所以，先发国家往往倾向维护既有格局，这会影响后发国家的转型升级，如技术壁垒、资本掠夺、游戏规则限制以及经济思想误导等等。后发国家成功转型升级的不多，仅少数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一些经验，但一般性意义有限，因为这里还涉及特殊的地缘政治经济等原因。
后发国家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要完成必要的技术与资本积累。初期可借力比较优势，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进行原始积累；但核心技术很难转让获得，主要需靠自己；同时转型升级离不开财力支撑，没有必要的资本积累不能实现该进程。要实现这些积累，必须要有经济主权、金融主权，在此基础上培育自身产业，积累一定的技术研发能力。由于这时需要高积累，本国消费耗散可能不足，故需借助外部市场，即出口导向；随着转型升级逐步实现，自身消费能力随劳动收入提高而增长，则可以更多地靠自身市场支撑增长。
(四)三类新常态概念及其学理内涵
新常态这个词来自美国，但无论中美一般都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征提出新常态概念，而较少从学理层面阐释新常态。[24]新常态概念与潜在增长率密切关联，对其学理内涵的探讨不妨由此开始。潜在增长的实质是N增长，按代谢增长论的说法，这是个小波过程，小波过程又以技术“新物种”涌现为前提。技术“新物种”涌现带来新的空间，当它得到应用、扩散即向N转化时，则是一种引致经济“复杂周期”(“持续波动”和“色混沌”)的非线性振子。[25]但传统的噪音驱动周期模型以及潜在增长率概念，却将这类非线性振子当作白噪音而滤波去除。也就是说，这种潜在增长率概念只是一定时期x的回归，并未体现引致N变迁的动力因子，也就很难据之判别经济下滑究竟是短期波动还是一种中长期趋势。一种改进是用HP滤波器对x平滑，可以大体分离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但如何选取平滑参数仍有较强主观性。那么，可否用x回归或平滑来推测未来的N发展趋势呢？应该说这种潜在增长率数据有重要意义，但不一定能据以推测N发展，还要看社会经济系统所处的运动状态。社会经济系统一直发生着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代谢”，频谱大致如SOC理论所描述，服从幂律分布，[19]越大的事件频率越低。大多时期N增长相对平稳，从而可用x回归或平滑来近似表达和推测。大的事件主要包括一般性SOC灾变和系统质变(突变)，二者的性质有较大区别，前者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趋势性特征，而后者是演化分岔，未来发展有较强不确定性。由此引起较大改变后的相对稳态，即所谓新常态，存在三类情况。
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属于一般性SOC灾变范畴，虽然系统因灾变而涨落，会有x突降和此后的低迷与复苏，从而呈现一种“周期率”，但系统性质无根本变化，N基本延续其惯势。危机本是对资本的一次大淘汰，从而腾出N空间，此后可恢复性增长。但正如Harman Chris(2007)指出，[26]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干预阻止危机清除过剩资本，而且国际资本害怕引起总崩溃，不敢以使少数发达国家经济受损的方式来重启增长，因此危机被延长，从而进入长期萧条和慢性死亡阶段。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常态”(第一类新常态)，就是一种持续N紧约束状态。这时x增长基本上直接依赖N增长，对x回归或平滑能够较好地体现N发展。
系统质变(突变)的演化分岔，既可能是进化也可能是崩溃退化，走向何处取决于能否和如何满足系统的适应性要求。适应性冲击主要来自于持续增长与N约束的矛盾，根本出路是系统进化，或者主动调适降低增长速度。社会经济系统的进化，即创新T、So并实现相应结构变迁，由此拓展空间，创造N增长条件并实现这种增长，从而开创一种积极意义的“新常态”(第二类新常态)，本质是对“旧常态”的超越。例如，工业革命(重大T进步)、新中国成立(重大So变迁)等所开辟的新局面，都属于此类系统质变“新常态”。由于系统质变会发生N甚至跃变，常规的趋势分析法对此失效，未来增速难以确定。
后发国家还存在N增长转型的“新常态”(第三类新常态)。由于知识的外部性，后发国家的差距就是待开发空间，从而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较长期高速增长。按相似性原理，待开发N[，H]空间约束下的N增长过程也具有S形动态特征：首先，到一定阶段会因为失去原比较优势而需转型升级等原因，开发难度加大，从而N增长有可能步入动态递减阶段；其次，后发国家发展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既有待开发N[，H]空间就越小，经济增速会相应减缓；再次，毕竟仍存在待开发空间和后发优势，其N增速又会高于先发国家。国际经验也表明，历经一个高速增长期后势必会出现一个减速增长的过程。后发国家转型升级也存在演化分岔，如果发展道路选择有误，就有可能进化失败甚至崩溃退化，如拉美等国的情况。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发展条件和发展方略分析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与发展条件分析
1.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与基本趋势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统观分析发展条件和本质要求，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略。中国经济新常态，兼具第二、三类新常态的性质和特征。首先，中国处于后发国家的转型升级阶段，从而中国经济新常态无疑具有第三类新常态的性质与特征。未来将以中高速增长的判断，符合此类新常态N增长的S形动态特征。其次，中国经济新常态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不仅是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等T范畴的升级转型，也是各种制度、文化等So范畴的深刻变革。官方解读的新常态9个特征，也体现了转型升级、创新超越、主动调适等内容。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是超越“旧常态”的社会经济系统进化与调适过程，即具有第二类新常态的性质。两类新常态的共性在于，都与过去状态有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或概念涵义，是相对“旧常态”概念的，而不是相对“常态”、“非常态”等概念，从而也就与短期的周期性波动没有太多关系。
明确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有些争议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低潜在增长率仅与第一类新常态有必然联系，潜在增长率未下滑不能成为质疑第二、三类新常态的理由，也不应将其与周期性波动问题混为一谈。同理，由于未区分不同新常态，在一些观点看来，新常态似乎就意味着经济下行将成为未来常态。然而，即使不论第二类新常态存在的N甚至跃变可能，第三类新常态就决定未来N增长趋势至少可以是一种中高速增长。当然，由于西方第一类新常态导致全球N紧约束，中国过去大规模刺激增长的后遗症也需消化，面对“三期”叠加的挑战，已不能再简单照搬过去的反周期办法。同时由于大国溢出效应，[27]国际间代谢竞争的博弈有可能加剧。并且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前路任重道远。这一切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适应新常态，发展方略严重失误，则也有退化的可能。
2.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与产业升级要求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大多都强调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或劳动力要素结构变化、“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人口增速逐渐减缓、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张来明和李建伟(2015)预计，2017年以前中国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但从2018年开始将供不应求且缺口不断扩大。[4]在人口低增长情况下，未来的x增长就必须更多地体现在“质”的方面，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全球N约束依然较紧，至少在一定时期外需难有更大净贡献，故只能主要靠内需。于是，这时积累耗散规律的作用便主要体现为内部均衡要求，那么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结构就必须实现新的协调，从而保证消费耗散与供给能力(资本积累)动态匹配。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因为“刘易斯拐点”到来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议价力，从宏观经济运行看，也要求劳动收入、薪酬水平有较快、合理的增长。于是，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成为产业经济不能回避的现实挑战。相应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就面临着质的变迁要求，核心就是产业升级要求。
这种变迁趋向，尤其给一些低端产业带来极大压力。从经济生态学角度看，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低端产业本质上是经济生态链上的“被掠食种群”。据王金照和王金石(2012)计算，[28]2007年美中等6国工业增加值率为44.85%～20.07%，差距很大；扣除劳动者报酬占比后，各国政府和企业获得的工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份额比较接近；4个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6%～8.3%，中国、印度却只有4.3%和3.7%。可见，“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低端产业主要是劳动者被掠，资本仍有一般收益水平。一方面这会造成贫富分化等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后发国家完成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后发国家要利用好这个阶段，完成必要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储备，这是未来产业升级的条件基础。当“刘易斯拐点”到来，逐渐失去原有比较优势，产业升级才能生存(或向更落后地区二次转移延续比较优势)。拉美等国由于奉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实行机会主义政策，未能实现必要的资本与技术积累，从而无法完成产业升级，增长停滞。至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则是把表象当本质、结果当原因的逻辑颠倒，只能反映拉美等国的发展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其本身并非规律。
3.中国具备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条件与能力
中国较好地完成了必要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储备，为产业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前30年建成独立自主的科学与工业体系，近30年不但成长为GDP大国、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而且在空间、核电、高铁、卫星制导系统、通讯和国防工业上位居世界前三名，国防和金融的独立能力超过德日。不过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总体仍处于中低端，如制造业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高组装和原料加工代工组装等环节相对薄弱。但不存在“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有些需要厚积薄发，有些则可以通过产业、市场和品牌的整合建构较快实现跨越，中国的产业全覆盖性国民经济体系可为关联产业群发展、形成多重经济发动机组合等提供支撑。同时，近年来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十二五”期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0.1个百分点，预计2020年该比例会超过2.5%，把许多发达国家甩在后边。
但一些经济学者认为我国技术进步乏力，主要是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度量。其主要方法是索罗残差法，以经济增长扣除资本和劳动力增长贡献后的余量，来度量技术进步。由于实际计算中很难精确度量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索罗残差未必反映真实的技术进步率——对闲置设备和人员理应准确估计并剔除，但目前做不到这点——于是资本和劳动力贡献被夸大，技术进步贡献被缩小。这种误差，在经济下行、存在大量过剩产能时愈加放大。类似道理，在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阶段所形成的“产能”在一定时期内未必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一些公共设施的功用不直接体现在经济核算中，都类似“闲置”状态，TFP相应被低估。正因为如此，张勇和古明明估算的TFP从1998年以来长期为负值。[3]那么，对各国相似发展阶段的情况作横向比对，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唐毅南(2014)基于比对中美等国相似阶段的有关指标，得出中国经济是高质量增长的结论，认为中国TFP是快速增长的。[29]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完全具备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条件和能力。
4.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当然，我国的总体发展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收入结构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情况，都需要改进提高。另外，这些相对落后的领域和发展不平衡问题等，又意味着相应的后发优势和空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依然很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给出解读，[5][21][30]不再赘述。要强调的是，中国不仅空间仍然较大，而且在促进发展上也有自身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涌现在偶然中有必然性，在越大范围和时空跨度上必然性越显著，结合统一增长论的观点可知，[17～18]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总体较高的教育水平，决定了其在发展上的独到优势，而这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没有太大关系。陈平(2010)还认为，由于提倡教育的传统深入人心，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打破了科技进步依赖于经济发展的常规。[31]第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有先发优势，更利于克服一些立场观念束缚、破除保守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更有可能在So范畴(如平等性)取得某些突破，从而提升或N。综上可见，中国经济有着巨大增长潜力，实现较高速持续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方略分析
1.新常态下的经济驱动方式与转型路径
对于如何适应新常态，不少学者论及以下观点：一是宏观调控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为主；二是经济驱动方式应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为主；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经济转型。这些观点有其合理成分，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有关转变的性质、实现条件等问题。
(1)宏观调控与驱动方式：投资驱动仍然重要
供给管理的成效往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需求管理在应对短期问题上更及时，增加投资是其重要方式——若使用不当或过度会造成经济过热、产能过剩等问题——但这只表明必须加强投资质量和度的把握，而并不意味着就应成为辅助性范畴。尤其是在N紧约束的经济下行阶段，市场力量难以找到符合其要求的投资机会，供给管理的调控较难激发出相应增长——一些降低企业成本的政策虽然利于其维系运行，但未必能使其进行更多投资，N紧约束状态便可能持续。近年不断出台支持民间资本发展的政策，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却持续下滑。这似乎表明，宏观调控应该更辩证地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有机结合。其实，注重结构性问题是二者的共性要求，而投资作用于供需两端，是较好实现这种结合的方式。
从长期来看，投资驱动同样重要，它不仅带来市场需求，也是推广、布局先进生产力和淘汰低水平生产力的手段。潜在变成现实N的过程，就是产业量质双增的过程，N增长必须依托相应的投资增长。对于后发国家，大多产业还无力支撑过高工资水平，也就很难有更高消费能力；过早或过度强调消费驱动，要么拉美化，要么变成依靠信用支撑的消费主义——这正是西方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消费驱动是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只能随着产业发展、生产率提升和工资水平提高而逐步实现，对此不可盲目参照发达国家的情况。如有足够的空间，有效、合理的投资增长就是做大N的过程。尤其基础设施是经济系统的支撑性“机体”，只有在其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即N增长，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要注意投资的展开节奏，时间过于集中则可能造成经济过热、结构性产能过剩等问题；又由于N增长的S形动态特征，到了转型升级阶段后很难继续高速增长，投资驱动的力度和节奏必须相应调适。
与此同时，必须保证劳动收入较快速地合理增长，这既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为产业升级提供合格劳动力的需要，也是保证总供求均衡的需要，积累耗散规律决定必须要有相称的消费能力和规模。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收入水平提升，消费贡献占比相应上升。对此政府应积极作为，尤其是在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建设、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方面。
(2)转型路径与产业政策：夯实基础稳步推进
经济转型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演化结果，本质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劳动分工深化，与产业升级、收入提升进程密切关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个劳动者可生产出更多产品，劳动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相应增长；但每个人的物质产品消费需求总有其限度，便通过深化社会劳动分工，使更多其他劳动者去从事精神文化类消费产品生产和其他服务；人们的消费结构相应升级，以保证各自劳动的“价值社会实现”。这是典型的差异化生存形式，从而经济系统地N增长。由于物质产品生产是基础性的，经济增值过程也主要依托实体产业领域，这些领域的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是上述社会劳动分工深化的前提。也就是说，发达的第三产业要以发达的第一、二产业为基础和支撑，经济转型应是产业升级派生的结构变迁结果。如果缺少产业升级支撑，第三产业比重高就可能是低端消费服务业畸形发展，如拉美等国的情况。中国经济新常态正是转型升级期，第三产业增加值2012年开始略高于第二产业，发展步调与产业升级进程基本协调。要以拉美等国的情形为鉴，不能简单参照发达国家而过度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否则可能违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甚至变成“去工业化”。另外，产业升级又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相伴相生，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链接和支撑经济系统产业生态链网，决定着物流、能量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范畴的运行效率，其水平提升可带来产业链网组元更高效互动并降低相关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综合效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经济系统产业升级的必要构成，属于T进步范畴和N增长的重要内容。此外，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情况，需要加强养老、健康、医疗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产业的发展，扩大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新常态下的产业政策必须符合转型升级期的发展要求，要以大力推进第一、二产业升级，以及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一些社会亟需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重点。产业政策曾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扭曲市场机制的行为，但本轮危机使其看法有了较大改变，被认为可以成为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的法宝(张晓晶，2015)。[27]如欧盟2012年发布的“新工业政策”指出，必须确立工业的核心地位，计划到2020年将工业的GDP占比从目前的16%增至20%。我国工农业相对落后，更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实现工业产业升级，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须同步推进，夯实发展基础。产业政策手段要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应扶植政策、市场规制与其他政策制度相结合。对农业、高新产业、养老服务业等应更多扶植，而有些生产性服务业因有一定垄断性反而需要加强规制，倒逼其发展，有些领域又应充分放开或扶持，对落后和过剩产业则要约束。当然，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代谢竞争过程来实现变迁。
2.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问题关键与战略举措
(1)破解市场层面的N紧约束是问题关键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需要解决一系列复杂联系的问题，只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方能事半功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比较优势弱化，后发优势空间相对萎缩，开发难度加大，面对转型升级要求；全球N紧约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存在不稳定因素；许多长期累积的问题与风险因素需要解决，有些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社会承受韧性已较脆弱。在经济生态学看来，市场层面的N紧约束是这些挑战的共性指向。转型升级是劳动分工的深化过程，亚当·斯密揭示“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转型升级离不开市场支撑。如中国建筑机械设备制造能力发展很快，就与多年来的大规模建设有着密切联系。市场不是产业升级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全球N紧约束本身就体现在市场层面。至于一些累积问题和风险因素，也要靠发展来解决。如收入分配较均衡的国家大多在初次分配环节就已体现，降低贫富分化先要提高劳动收入，这又只有在实现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企业才能承受；又如去杠杆率、去“荷兰病”等，都需要在发展中逐步消化。中国有空间，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当前总需求相对不足，即市场层面N紧约束抑制了N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方式，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实现N代谢增长是长期主题，但先要破解市场层面N紧约束这个瓶颈，这是增长与发展的共性要求。这是个综合应对的做大N的过程，方式上包括“增量开拓”和“革新拓展”，空间上包括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市场层面N紧约束本质是So范畴问题，从而可以通过制度或安排的创新改进来破解，此即革新拓展，实质是社会技术进步引致N跃变。具体实践举措，则有可能既是增量开拓也是革新拓展。
(2)增量开拓与革新拓展结合、国际国内并举的发展战略
增量开拓范畴已有许多很好的做法或提议。国际层面主要是外向经济战略，如“一带一路”等。林毅夫(2012b)[32]认为，可以利用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资源，投资国外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产能。国内层面主要是利用各种结构不平衡和差距来挖潜。陈平(2015)[33]认为，应以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不合理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史正富(2013)[21]认为，可以把开发大西部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此环节已属革新拓展)来引导国内长期投资。我们认为，国际国内是联动的，在地理经济学意义上“一带一路”使中西部也成为了对外前沿，从而有利于中西部经济崛起、整体国土改造等。
革新拓展范畴，先是体现在体制层面。许捷和饶育蕾(2015)证明，其他条件相同时So越平等N越大。[15]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提升So平等程度来做大N，第一类革新拓展便是这种“内涵式N增长”。理论上公有制更符合该要求，当然还包括缩小区域、城乡等差别，改革收入分配和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但经济制度是根本范畴；为了克服传统公有产权形式的不足，许捷和饶育蕾(2015)还提出一种“重建个人所有制”特征的产权形式即劳动股权，超越了劳资对立，治理上也有其优势。[15]第二类革新拓展是一些安排上的创新突破，但未必关涉So平等性。如史正富(2013)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超越国有、私有界限，[21]既充实了长期投资生态资产、战略性资源的资金来源，降低财政压力，又为过剩储蓄找到了出路，给市场注入一种新的“超常购买力”，从而放松市场层面N约束；PPP项目有类似特征。国内层面的革新拓展，主要是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完善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核心。
国际层面的革新拓展，主要是增进国际So平等性从而做大全球N，并在代谢竞争中实现自身发展。首先，外向经济战略不仅是开辟国外市场，也应该是改进国际So平等性的过程。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本垄断以及对国际经济事务的控制权而掌握市场力量，攫取穷国剩余价值甚至金融掠夺，造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也影响到全球N。中国要以此为戒，真诚践行互利合作原则，德不孤，必有邻，这是经济外交成功的保证。其次，由于大国溢出效应，国内转型升级和外向经济战略等，都会转化成全球的代谢增长与代谢竞争。中国体量决定其转型升级就是全球劳动分工体系的重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也会带来国际经济关系和秩序结构变化。这些变迁符合全球经济发展需要，但未必符合“掠食种群”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从而也就是生存空间的代谢增长与竞争过程。国际代谢竞争的博弈可能加剧，风险上升甚至可能出现安全挑战，要加强防范。经济领域尤其要注意金融安全，资本项目开放、金融衍生品发展等要谨慎。人民币国际化是重要和必要的，但本质上是一国信用的全球认可过程，未必靠某种“高标准”形式化认定，后者往往为资本投机甚至金融掠夺开启方便之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做好自我、正确应对就完全可以取得成功。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经济生态学视角诠释经济的增长、发展和新常态，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发展条件与发展方略等问题，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与建议：第一，经济系统的复杂运动可抽象为状态变量、负载能力、潜力空间三个层级的立体运动，前两个层级的运动具S形动态特征，潜力空间扩大源于“技术新物种”的涌现；市场紧约束导致经济下行，并可能由此抑制负载能力增长；系统各层级相互影响，增长与发展不能截然分开，发展即负载能力增长是核心。第二，经济结构变迁或转型升级，就是经济系统负载能力代谢增长的技术变迁过程；后发国家转型升级更复杂，可能受先发国家维护既有格局的制约；后发国家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工业化初中期要完成必要的技术与资本积累，经济主权是前提保证。第三，存在三类新常态概念，即后危机持续的饱和效应约束、系统质变引致负载能力跃变、后发经济体潜在增长步入动态递减阶段；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兼具后两类的性质和特征。第四，中国具备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条件，潜力空间仍然很大，完全有可能实现中高速增长，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源于市场紧约束，投资对于破解这种约束、驱动经济增长和提升系统负载能力都有重要作用。第五，发达的第三产业、高消费率等，要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为基础和前提，是经济结构变迁的演化结果而非原因，经济发展应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提升系统负载能力为长期主题。第六，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增量开拓与革新拓展结合、国际国内并举；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国土改造等为主要抓手，做好规划、调控与政策配套，同时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大力实施外向经济战略，坚持互利合作原则，努力构筑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新生态，同时清醒应对国际间代谢竞争，注意防范和管控国际风险、金融安全等。
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立足于历史方向和全球大局。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而且一些范畴呈现出历史性变迁态势：人口结构变化，刘易斯拐点到来且出现老龄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深层次问题亟须解决；恰逢国际金融危机，既造成全球市场紧约束，也带来力量格局的变化；出现反思浪潮，思变的呼声和力量崛起，利于重构全球经济生态和秩序结构，似乎预示着一种历史新动向。这些复杂态势意味着，不仅国内正发生着深刻变迁，而且国际生存空间争夺加剧，代谢竞争在某些层面超过依存关系，加上大国溢出效应，让中国成为国际竞争者企图遏制的主要对象。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国际国内一盘棋，抓住自身经济系统代谢增长和国际代谢竞争这两个关键，创新驱动，保持定力，因势利导，系统应对，充分发挥软硬实力与社会主义优势。在此过程中，要从中国道路历程、拉美苏东教训和西方大国兴衰等历史中吸取正反经验，坚持“三个自信”，创造性地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①饱和效应是现实世界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也是自然科学的常用概念，是指某种注入引致的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不再随注入增加而继续增长。饱和效应，属于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性规律。
②许捷和饶育蕾(2015)认为：[15]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人的更自由生存发展，虽离不开物(资本)的积累，但后者是手段性和从属性的，从而目标变量应是人作为一种生态种群的发展状态；但直接用人口规模作为变量不太恰当，因有生存方式、生活品质的差别，故将议题转换成为经济系统的劳动力再生产。
③Bak(1996)的自组织临界(SOC)理论揭示，[19]由大量相互作用成分组成的系统会自然地向SOC态发展，当达到SOC态时，即使小的干扰事件也可引起系统发生一系列灾变(如雪崩、经济危机等等)或突变。
④史正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三维体制造就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超常购买力(主要由美联储驱动)，创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高投资、高增长和较高消费水平长期并存。
作者介绍：许捷(1972-)，男，湖南张家界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沙保险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和保险研究，长沙 410114；饶育蕾(1964-)，女，重庆人，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为金融学、演化经济学研究，长沙 4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