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洛平
《文艺报》 2001年09期
乡土文学论战之今昔
从历史上看，发生于1977至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是台湾光复以来未曾有过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论战。它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其影响又远远超出了文坛论战的范围。面对70年代台湾遭逢外交变局、钓鱼岛事件等严峻现实，面对台湾社会与文坛的恶性西化现象，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反省自身的境遇与前途，这使得关怀社会、改革社会的时代呐喊蔚为风潮，整个台湾向着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方向转舵。台湾乡土文学的崛起，构成了70年代台湾“回归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7年，由当时国民党中的反共文人首先发难而引起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是台湾两种政治势力、两种文化心理、两种文学观念在特定背景下的一次总较量。尽管当时代表官方立场和西化立场的发难者大肆攻击乡土文学，乡土派理论家与作家也不时被推向复杂的境地，但经过激烈的论战，以陈映真、尉天聪为代表的乡土派文学主张最终占了上风。乡土文学的反西化、反殖民经济立场的确立，对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性、社会性、写实性、民众性的继承和发扬，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和丰富，都成为当时进步文艺界的共识。特别是乡土文学论战中所激扬的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精神，更成为台湾70年代时代精神的标志和象征。
然而，这一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果实，到了台湾政局急遽变化的八九十年代，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在独派文学人士的不断虚构、篡改与言说下，乡土文学论战的本来面貌与诠释方式被刻意扭曲。特别是1997年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纪念之际，同时出现了两场性质相异、色彩分明的研讨会，在官方出资筹办的研讨会与陈映真为代表的“人间派”自费主办的研讨会之间，明显地标识出台湾历经20年社会变迁之后对于乡土文学论战评价的新的对立和斗争。在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下，“本土”文化与文学论述急遽兴起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使得乡土文学的领导权与解释权从“左派”转移到“本土派”手中，而乡土文学的名号也逐渐被“本土文学”所取代。原本还兼带阶级色彩的乡土文学，也成为完全以区域为中心的“台湾文学”。回顾乡土文学被解体的过程，陈映真先生不无痛心地总结道：“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将近20年的发展时间。但看来70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这其中有太多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反思。
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的逆转
在乡土文学论战历史被虚构与篡改的过程中，当年的乡土文学阵营的分化，以及某些民族主义者后来的政治转向，不仅提示了历史发展的曲折与复杂，而且突显了政治上的统独争议在文学领域的激烈反应。陈映真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一文中，曾经这样谈到：“从80年代中后开始，叶石涛、王拓、陈芳明、巫永福、宋泽莱、李魁贤和不少原台湾文学的中国性质论者，在没有做任何负责的转向表白条件下，转换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方向，从他们原来的原则立场，全面倒退。”特别是叶石涛、王拓的文学逆转与精神背叛，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从乡土到“本土”，叶石涛对乡土文学的诠释经历了自相矛盾、随风转舵、愈演愈烈、变本加厉的演化过程。叶石涛长期关注乡土文学，曾经坚定地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早在1965年，他就于《文星》杂志发表了《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率先提出了厘定“乡土文学”概念的问题，只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当时不断高涨的现代主义文艺浪潮中。1977年5月，在乡土文学论战初期，当时站在乡土文学阵营的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论》一文。这篇近两万字的论文，由“台湾的特性和中国的普遍性”、“台湾意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下的台湾”、“台湾乡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道路”、“台湾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等五大部分组成，这也是叶石涛后来撰写《台湾文学史纲》一书的胚胎。当时处于自相矛盾的文学史观中的叶石涛，碍于台湾与中国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与历史事实，迫于当时无法阻挡的回归民族的时代潮流，不能不承认“始终给台湾带来重大影响的是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他又心有不甘地提出了“台湾意识”，强调台湾文学“应该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的作品”。这种隐含了分离主义倾向的提法，立即引发了陈映真的警觉和批评。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中，陈映真敏锐地指出叶石涛文学史观中带有“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而主张“台湾意识”还是“中国意识”，这又关涉乡土文学的回归方向。由于社会观、历史观、经济观乃至文学观的歧异，陈映真与叶石涛对乡土文学的解释产生分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美日新殖民主义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乡土文学论战的主流，陈、叶这种来自乡土文学阵营的不同声音，并未引起继续论争。
从80年代到90年代，经历了1982年为“建立有自主性的台湾文学”而创办《文学界》杂志的活动，经历了1987年带有某种“本土论”色彩的《台湾文学史纲》的出版，叶石涛的文学思想已经在“本土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叶石涛也一改自己过去模棱两可的某些文学阐述，终于在90年代亮出了他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台独观点。1992年，叶石涛错误地打出“台湾文学国家化”的旗号。并在《文学台湾》第4期上公开发表《台湾文学本土化是必然途径》；1995年，在《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叶石涛以“台湾文学百问”专栏发表系列文章，认为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乃是以中国民族主义为基调，并非真正的落实在本土的历史、人民和土地上，充其量只是在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分裂、内讧罢了……70年代末期的第三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外来政权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在台湾的’新中国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从当年乡土文学论战的参与者，到今天的攻击者，叶石涛不惜以杜撰与篡改历史事实的做法，来诋毁和改变乡土文学论战的性质，他本人也彻底走上了文学“本土化”的道路，经历了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从“台湾意识”到“自主性”乃至“台湾独立”的演变过程，叶石涛当年提出的乡土文学理论，特别是他首创的“台湾意识”这一概念不仅成为80年代台湾“本土”文学批评界诠释台湾文学的理论支柱，也不断建构为独派文学论述的纲领和体系。
王拓作为当年乡土文学论战的主将之一，在经历了1979年“高雄事件”的被捕入狱之后，政治立场与文学观念发生了急遽逆转，很快走向了乡土文学的反面。1997年，王拓在官方举办的纪念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的研讨会上，发表了《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一文，这表明他已从左翼统一派立场向台湾独立文学论歧路的全面倒退。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明明是一场反西化、反殖民经济的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运动；王拓却硬要把它和80年代以后突显独派意识形态的“本土化”运动拼贴在一起，编造出乡土文学论战是“本土化”运动的源泉、台独派早就参加了乡土文学论战的所谓“历史”。在王拓那里，一是用“策略论”来否定和抹煞7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论，歪曲历史真相。他认定乡土文学论战中提出的民族主义口号，是为了“共同抵御官方体系、人马所形成的压力，在策略上突显了‘民族主义’面相，而压抑地域（乡土）和阶级的色彩。”二是将民族与乡土对立起来，以时下独派政治解释中的“本土”，去偷换当年的“乡土”含义，并从“乡土”中引申出所谓“重新确立了台湾自我的主体性”的结论。王拓这里所言的“本土”，绝非论战当年的历史脉络中，相对于“西方”外国帝国主义的本土，而特指分离主义者与中国对立的“本土”。三是为了给自己在独派阵营中争取政治资本，王拓以辛苦的曲笔，把乡土文学论战歪曲成80年代逐渐台独化的台湾战后民主运动的根源，并标榜他所代表的乡土作家“直接参加了政治活动”，是“具体落实了乡土文学鼓吹者所关怀的议题”。而事实上，70年代的乡土派思想家们，他们对美日帝国主义的反抗和对台湾的中国性的认同，如同陈映真先生指出的那样，是“强调台湾人民、社会、生活与文学的中国性格，而言必称‘在台中国人’、‘在台湾的中国社会’、‘在台湾的中国生活’和‘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到了八九十年代，坚持“去中国”、“脱中国”倾向的“本土化”运动，所走的却是与乡土文学论战截然相反道路，不知王拓从哪里看出彼此之间的联系。如此种种，只能证明阐释《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王拓，根本不是70年代王拓的延伸、发展与加强，而只能是与前人格理想、文学立场的断裂，是对它们的倒退和背叛。无情的事实宣判了这一无情的结论。
对乡土文学论战的虚构与篡改
独派文学人士对于乡土文学解释权的争夺，主要是把学术话题转化为政治命题，通过虚构、篡改、歪曲、造势等一系列“话语策略”，以今律古扭曲过去的历史，有一种错误的历史解释使现在的政治立场“合法化”，从而达到其由文学“本土化”到政治“本土化”的最终目标。
当年并未参加乡土文学论战的陈芳明，在20年后官方主办的乡土文学论战研讨会上，却冒充历史的创造者，一味篡改与掠夺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果实。比如，在他的论文《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中，陈芳明出于替“本土化”运动造势的用心，通篇以当下统独对立的概念和派名，对乡土文学论战当事人的思想任意歪曲、支解，并冠以论战当时未曾存在的统独标志。在陈芳明的诠释中，台独派早就参加了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论战的本质，就是统独之争。为了证明这种虚构能够成立，陈芳明想方设法改造叶石涛当年的观点，把当时未曾存在的“本土”文学论旗手的地位推举给叶石涛。这样，仅以一篇文章参加乡土文学论战的叶石涛，仅仅作为论战中一个插曲的叶氏观点，摇身一变，成了左右所谓乡土文学统独大战的核心力量，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也被改换为“本土”文学运动。
与此同时，为了让今天的独派人物王拓也能在虚构的“本土化”历史中充当角色，陈芳明全然不顾事实真相，忙不迭地给王拓改头换面。当年王拓思想中的核心部分是“反对新殖民经济，反对买办阶级，反对垄断阶段”，提倡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到了陈芳明笔下，王拓曾经主张的民族意识，不过是“格于政治环境的限制”，“为了不直接触犯中华民族主义的情绪”，“很谨慎地避免过分诉诸台湾本土意识”。“王拓的论述，虽未言明他的内心思考，但他的文学主张已经具有‘去中国中心化’的倾向。”
然而，历史提供的事实是，70年代的王拓在《廿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动向》一文中，随处可见“在台湾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现阶段的台湾的中国文学作家”、“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这样的字眼；不知陈芳明从何处寻到了“去中国中心化”的倾向？经过陈芳明改头换面的王拓，一笔勾销了自己当年在左翼民族主义阵营中的冲锋陷阵，而充当了“坚称要回到本土的现实”的骨干人物。由此让人看到，陈芳明对历史事实的编造与涂改，不仅全然违背了一个知识人起码的学术品格，更见证着独派文学阵营争夺历史发言权的不择手段。
再如，为了诋毁乡土文学论战的性质，陈芳明有意混淆阶级阵线，将当年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敌对双方硬性捆绑在一起，虚构出所谓左派中华民族主义者和右派中华民族主义者共同夹杀“台湾意识”文学论的历史。在陈芳明的文章中，反对乡土文学的彭歌等人作为右派中华民族主义者，坚持乡土文学的陈映真作为左派中华民族主义者，“双方所认同的土地都是中国，而非台湾……论战中发表的无数文字，真正涉及台湾文学的，只有叶石涛与王拓而已。除此之外，都只见证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决与分立。”
然而，回眸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彭歌等人的真正角色是站在反共立场上对乡土派进行发难和攻击。这些反乡土文学的“保守派”，根本不是什么“右派民族主义者”。彭歌等人攻击陈映真、尉天聪、王拓的真正“对峙”，原本贯穿乡土文学的整个过程，现在却被陈芳明一笔带过，降格为论战中的龙套配角。由此可知，陈芳明是用“本土化”的视角去观照当年的乡土文学论战，凡不利于今天独派意识形态的内容，或贬斥打杀，或生编再造，全然不顾历史曾经有过的真实。其实，陈芳明的兴趣并不在讨论乡土文学本身，他的真实目的正如曾健民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是“虚构乡土文学论战的统独成分，在不著痕迹中伪造分离主义文学论在乡土文学论战的在场证明，进一步据有论战的历史果实，据此朝向树立分离主义文学论的道统。”
如果说，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标志了台湾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是对反动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的一次颠覆；那么，80年代迄今的以“去中国化”为特征的“本土化”运动，无疑是从乡土文学进步思潮的倒退、反动和保守。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独派人士虽然可以改变对历史的阐释，却不能改变历史本身的原貌；他们可以用“本土”文学的政治解释偷换乡土文学的概念，却无法抹煞乡土文学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底蕴；他们可以为台独的“本土化”逆流造势一时，却无法阻挡两岸统一的历史必然趋势。如同50年的两岸分裂割不断五千年的文化血脉，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文化也无法独立于民族文化的背景之外。这一切，正如台湾学者陈昭瑛先生所明示的那样：“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隔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
作者：樊洛平
《文艺报》 2001年09期
乡土文学论战之今昔
从历史上看，发生于1977至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是台湾光复以来未曾有过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论战。它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其影响又远远超出了文坛论战的范围。面对70年代台湾遭逢外交变局、钓鱼岛事件等严峻现实，面对台湾社会与文坛的恶性西化现象，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反省自身的境遇与前途，这使得关怀社会、改革社会的时代呐喊蔚为风潮，整个台湾向着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方向转舵。台湾乡土文学的崛起，构成了70年代台湾“回归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7年，由当时国民党中的反共文人首先发难而引起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是台湾两种政治势力、两种文化心理、两种文学观念在特定背景下的一次总较量。尽管当时代表官方立场和西化立场的发难者大肆攻击乡土文学，乡土派理论家与作家也不时被推向复杂的境地，但经过激烈的论战，以陈映真、尉天聪为代表的乡土派文学主张最终占了上风。乡土文学的反西化、反殖民经济立场的确立，对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性、社会性、写实性、民众性的继承和发扬，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和丰富，都成为当时进步文艺界的共识。特别是乡土文学论战中所激扬的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精神，更成为台湾70年代时代精神的标志和象征。
然而，这一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果实，到了台湾政局急遽变化的八九十年代，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在独派文学人士的不断虚构、篡改与言说下，乡土文学论战的本来面貌与诠释方式被刻意扭曲。特别是1997年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纪念之际，同时出现了两场性质相异、色彩分明的研讨会，在官方出资筹办的研讨会与陈映真为代表的“人间派”自费主办的研讨会之间，明显地标识出台湾历经20年社会变迁之后对于乡土文学论战评价的新的对立和斗争。在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下，“本土”文化与文学论述急遽兴起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使得乡土文学的领导权与解释权从“左派”转移到“本土派”手中，而乡土文学的名号也逐渐被“本土文学”所取代。原本还兼带阶级色彩的乡土文学，也成为完全以区域为中心的“台湾文学”。回顾乡土文学被解体的过程，陈映真先生不无痛心地总结道：“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将近20年的发展时间。但看来70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这其中有太多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反思。
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的逆转
在乡土文学论战历史被虚构与篡改的过程中，当年的乡土文学阵营的分化，以及某些民族主义者后来的政治转向，不仅提示了历史发展的曲折与复杂，而且突显了政治上的统独争议在文学领域的激烈反应。陈映真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一文中，曾经这样谈到：“从80年代中后开始，叶石涛、王拓、陈芳明、巫永福、宋泽莱、李魁贤和不少原台湾文学的中国性质论者，在没有做任何负责的转向表白条件下，转换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方向，从他们原来的原则立场，全面倒退。”特别是叶石涛、王拓的文学逆转与精神背叛，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从乡土到“本土”，叶石涛对乡土文学的诠释经历了自相矛盾、随风转舵、愈演愈烈、变本加厉的演化过程。叶石涛长期关注乡土文学，曾经坚定地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早在1965年，他就于《文星》杂志发表了《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率先提出了厘定“乡土文学”概念的问题，只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当时不断高涨的现代主义文艺浪潮中。1977年5月，在乡土文学论战初期，当时站在乡土文学阵营的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论》一文。这篇近两万字的论文，由“台湾的特性和中国的普遍性”、“台湾意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下的台湾”、“台湾乡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道路”、“台湾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等五大部分组成，这也是叶石涛后来撰写《台湾文学史纲》一书的胚胎。当时处于自相矛盾的文学史观中的叶石涛，碍于台湾与中国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与历史事实，迫于当时无法阻挡的回归民族的时代潮流，不能不承认“始终给台湾带来重大影响的是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他又心有不甘地提出了“台湾意识”，强调台湾文学“应该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的作品”。这种隐含了分离主义倾向的提法，立即引发了陈映真的警觉和批评。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中，陈映真敏锐地指出叶石涛文学史观中带有“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而主张“台湾意识”还是“中国意识”，这又关涉乡土文学的回归方向。由于社会观、历史观、经济观乃至文学观的歧异，陈映真与叶石涛对乡土文学的解释产生分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美日新殖民主义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乡土文学论战的主流，陈、叶这种来自乡土文学阵营的不同声音，并未引起继续论争。
从80年代到90年代，经历了1982年为“建立有自主性的台湾文学”而创办《文学界》杂志的活动，经历了1987年带有某种“本土论”色彩的《台湾文学史纲》的出版，叶石涛的文学思想已经在“本土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叶石涛也一改自己过去模棱两可的某些文学阐述，终于在90年代亮出了他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台独观点。1992年，叶石涛错误地打出“台湾文学国家化”的旗号。并在《文学台湾》第4期上公开发表《台湾文学本土化是必然途径》；1995年，在《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叶石涛以“台湾文学百问”专栏发表系列文章，认为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乃是以中国民族主义为基调，并非真正的落实在本土的历史、人民和土地上，充其量只是在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分裂、内讧罢了……70年代末期的第三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外来政权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在台湾的’新中国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从当年乡土文学论战的参与者，到今天的攻击者，叶石涛不惜以杜撰与篡改历史事实的做法，来诋毁和改变乡土文学论战的性质，他本人也彻底走上了文学“本土化”的道路，经历了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从“台湾意识”到“自主性”乃至“台湾独立”的演变过程，叶石涛当年提出的乡土文学理论，特别是他首创的“台湾意识”这一概念不仅成为80年代台湾“本土”文学批评界诠释台湾文学的理论支柱，也不断建构为独派文学论述的纲领和体系。
王拓作为当年乡土文学论战的主将之一，在经历了1979年“高雄事件”的被捕入狱之后，政治立场与文学观念发生了急遽逆转，很快走向了乡土文学的反面。1997年，王拓在官方举办的纪念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的研讨会上，发表了《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一文，这表明他已从左翼统一派立场向台湾独立文学论歧路的全面倒退。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明明是一场反西化、反殖民经济的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运动；王拓却硬要把它和80年代以后突显独派意识形态的“本土化”运动拼贴在一起，编造出乡土文学论战是“本土化”运动的源泉、台独派早就参加了乡土文学论战的所谓“历史”。在王拓那里，一是用“策略论”来否定和抹煞7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论，歪曲历史真相。他认定乡土文学论战中提出的民族主义口号，是为了“共同抵御官方体系、人马所形成的压力，在策略上突显了‘民族主义’面相，而压抑地域（乡土）和阶级的色彩。”二是将民族与乡土对立起来，以时下独派政治解释中的“本土”，去偷换当年的“乡土”含义，并从“乡土”中引申出所谓“重新确立了台湾自我的主体性”的结论。王拓这里所言的“本土”，绝非论战当年的历史脉络中，相对于“西方”外国帝国主义的本土，而特指分离主义者与中国对立的“本土”。三是为了给自己在独派阵营中争取政治资本，王拓以辛苦的曲笔，把乡土文学论战歪曲成80年代逐渐台独化的台湾战后民主运动的根源，并标榜他所代表的乡土作家“直接参加了政治活动”，是“具体落实了乡土文学鼓吹者所关怀的议题”。而事实上，70年代的乡土派思想家们，他们对美日帝国主义的反抗和对台湾的中国性的认同，如同陈映真先生指出的那样，是“强调台湾人民、社会、生活与文学的中国性格，而言必称‘在台中国人’、‘在台湾的中国社会’、‘在台湾的中国生活’和‘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到了八九十年代，坚持“去中国”、“脱中国”倾向的“本土化”运动，所走的却是与乡土文学论战截然相反道路，不知王拓从哪里看出彼此之间的联系。如此种种，只能证明阐释《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王拓，根本不是70年代王拓的延伸、发展与加强，而只能是与前人格理想、文学立场的断裂，是对它们的倒退和背叛。无情的事实宣判了这一无情的结论。
对乡土文学论战的虚构与篡改
独派文学人士对于乡土文学解释权的争夺，主要是把学术话题转化为政治命题，通过虚构、篡改、歪曲、造势等一系列“话语策略”，以今律古扭曲过去的历史，有一种错误的历史解释使现在的政治立场“合法化”，从而达到其由文学“本土化”到政治“本土化”的最终目标。
当年并未参加乡土文学论战的陈芳明，在20年后官方主办的乡土文学论战研讨会上，却冒充历史的创造者，一味篡改与掠夺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果实。比如，在他的论文《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中，陈芳明出于替“本土化”运动造势的用心，通篇以当下统独对立的概念和派名，对乡土文学论战当事人的思想任意歪曲、支解，并冠以论战当时未曾存在的统独标志。在陈芳明的诠释中，台独派早就参加了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论战的本质，就是统独之争。为了证明这种虚构能够成立，陈芳明想方设法改造叶石涛当年的观点，把当时未曾存在的“本土”文学论旗手的地位推举给叶石涛。这样，仅以一篇文章参加乡土文学论战的叶石涛，仅仅作为论战中一个插曲的叶氏观点，摇身一变，成了左右所谓乡土文学统独大战的核心力量，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也被改换为“本土”文学运动。
与此同时，为了让今天的独派人物王拓也能在虚构的“本土化”历史中充当角色，陈芳明全然不顾事实真相，忙不迭地给王拓改头换面。当年王拓思想中的核心部分是“反对新殖民经济，反对买办阶级，反对垄断阶段”，提倡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到了陈芳明笔下，王拓曾经主张的民族意识，不过是“格于政治环境的限制”，“为了不直接触犯中华民族主义的情绪”，“很谨慎地避免过分诉诸台湾本土意识”。“王拓的论述，虽未言明他的内心思考，但他的文学主张已经具有‘去中国中心化’的倾向。”
然而，历史提供的事实是，70年代的王拓在《廿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动向》一文中，随处可见“在台湾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现阶段的台湾的中国文学作家”、“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这样的字眼；不知陈芳明从何处寻到了“去中国中心化”的倾向？经过陈芳明改头换面的王拓，一笔勾销了自己当年在左翼民族主义阵营中的冲锋陷阵，而充当了“坚称要回到本土的现实”的骨干人物。由此让人看到，陈芳明对历史事实的编造与涂改，不仅全然违背了一个知识人起码的学术品格，更见证着独派文学阵营争夺历史发言权的不择手段。
再如，为了诋毁乡土文学论战的性质，陈芳明有意混淆阶级阵线，将当年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敌对双方硬性捆绑在一起，虚构出所谓左派中华民族主义者和右派中华民族主义者共同夹杀“台湾意识”文学论的历史。在陈芳明的文章中，反对乡土文学的彭歌等人作为右派中华民族主义者，坚持乡土文学的陈映真作为左派中华民族主义者，“双方所认同的土地都是中国，而非台湾……论战中发表的无数文字，真正涉及台湾文学的，只有叶石涛与王拓而已。除此之外，都只见证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决与分立。”
然而，回眸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彭歌等人的真正角色是站在反共立场上对乡土派进行发难和攻击。这些反乡土文学的“保守派”，根本不是什么“右派民族主义者”。彭歌等人攻击陈映真、尉天聪、王拓的真正“对峙”，原本贯穿乡土文学的整个过程，现在却被陈芳明一笔带过，降格为论战中的龙套配角。由此可知，陈芳明是用“本土化”的视角去观照当年的乡土文学论战，凡不利于今天独派意识形态的内容，或贬斥打杀，或生编再造，全然不顾历史曾经有过的真实。其实，陈芳明的兴趣并不在讨论乡土文学本身，他的真实目的正如曾健民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是“虚构乡土文学论战的统独成分，在不著痕迹中伪造分离主义文学论在乡土文学论战的在场证明，进一步据有论战的历史果实，据此朝向树立分离主义文学论的道统。”
如果说，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标志了台湾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是对反动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的一次颠覆；那么，80年代迄今的以“去中国化”为特征的“本土化”运动，无疑是从乡土文学进步思潮的倒退、反动和保守。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独派人士虽然可以改变对历史的阐释，却不能改变历史本身的原貌；他们可以用“本土”文学的政治解释偷换乡土文学的概念，却无法抹煞乡土文学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底蕴；他们可以为台独的“本土化”逆流造势一时，却无法阻挡两岸统一的历史必然趋势。如同50年的两岸分裂割不断五千年的文化血脉，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文化也无法独立于民族文化的背景之外。这一切，正如台湾学者陈昭瑛先生所明示的那样：“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隔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