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彩华王保庆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3年10期
传统文化中的家训，表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对中国传统美德的塑造和弘扬，体现了丰富的哲学思辨和道德伦理思想，具有积极的人生与社会价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汲取古代家训中的营养因素，批判其糟粕，对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尤其是加强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乃至全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一、中国古代家训的内涵及精华
中国古代家训资料卷帙浩繁，思想内涵博大精深，凝聚积淀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诸多方面，举其要，约有如下数端：
1.修齐治平，家国一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齐家为治国之本，家庭教育搞不好，就无法教好别人。治国与治家具有相通之处，家长能慈，到社会上便能以慈待人；子弟能孝，到朝廷中便能移孝为忠。我国古代家国一体的思想，演化为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民族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励志勉学，成才报国。人非生而圣贤，勤学方能有成，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3]。“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4]。嵇康在《家诫》中称：“人无志，非人也。”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教子》、《勉学》专门阐述勤奋好学、立志成才的重要意义，特别指出：“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古代家训倡导学而优则仕，学以致用，大济苍生，富民强国。
3.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古代注重培养为官清廉的清白家风，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规定“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5]。曾国藩以靠做官发财为耻，“居官以不要钱为本”，“不妄取分毫”，要“知足”。许多帝王官宦十分强调勤政清廉、效国报民，尤其是贤君明主。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和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务，关心百姓生活。许衡训子要“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庭思济民”[6]。
4.正身率下，治家谨严。家长应以身作则，做到进德修身，反省自检；孝亲敬长，夫义妇贤；兄友弟恭，亲睦家齐等。司马光《涑水家仪》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李昌龄在《乐善录》中认为：为父为师之道者无他，惟严与正而已。在处理主仆关系时，除了强调坚持封建伦理，善待仆隶外，还对他们严加管束。
5.勤劳俭仆，力戒恶习。勤俭乃兴国兴家之本。“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7]。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训教子孙：“圣世之君，存乎节俭。”曾国藩再三教诫子孙：“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8]古代家训在训示家人勤俭的同时。还要求子弟学手艺，习技术，耕读并重，反对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气。清代《鲍氏户规》对沾染赌博恶习者规定：赌博财物，开设赌坊，教而不改者，杖八十、免祀。
6.审择交游，近善远佞。不少家训注意到社会环境、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而谆谆教诲他们慎重交友。朱熹在《给长子书》中告诫儿子不可交“谄谀轻薄、傲慢亵狎”之人。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指出：师友当以老成庄重、实心用功为良。若浮薄好动之徒，无益无损，断断不可交也。《纪昀家训》中说：初入世途，择友谊慎。友直，友谅，友多闻，益也。误交真小人，其害犹浅；误交伪君子，其祸犹烈矣。颜之推强调：“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9]
二、中国古代家训对领导干部的消极影响
中国家训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既包含着积极性的意义，又同时包含着消极因素。我们要弘扬古代家训中的优良部分，同时，还要特别警惕家训文化中的糟粕对领导干部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
1.等级观念。传统中国家庭强调亲情，注重和谐，但家族的人际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是亲亲有序、尊贤有等，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家庭的等级制，并使传统社会和文化呈现出等级格局。这样，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传统的祖宗崇拜导致了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养成了崇尚权威的思想，使得封建专制主义、家长制作风得以滋生盛行，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得以蔓延，形成了一种信仰权威、重视权威、服从尊长的盲从心理和因循守旧、随波逐流、拒绝创新的心态，这种心态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10]。
2.道德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是中国古代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天然形式，维护了宗法统治也就维护了统治秩序，反映和调节宗法等级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就必然与治国安邦直接联系在一起，取得“纲纪天下”的政治功能，形成了道德与政治的一体化以及德治主义的特色[11]。古代家训强调外在的道德权威，强调把封建纲常名教向个体的灌输，忽视了道德的主体自觉和个体的道德权利与自主性，重“他律”而轻“自律”，重传统而轻变革，重权威而轻民主，重秩序和谐而轻进取精神，重约束而轻自主，这和“以德治国”的真正精神是不相符的。
3.血缘关系。家训文化具有血缘性，重视血缘亲情。在古代社会中，血缘宗法关系严重地制约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培植了浓郁的安土重迁的封闭意识，加剧了家族认同心理和排外意识的积淀，产生了“任人唯亲”的封建官僚政治，形成了“裙带”关系的复杂人情网络，以致情大于法，甚至徇情枉法。当前，有的领导干部身上仍然存在着“宠妻”、“纵子”、“厚戚”现象。以及唯亲不唯贤，构建“权力家族网”。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12]
4.官本位观念。古代家训提倡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的名位思想。官本位观念，是我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这种官本位观念，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危害极大的因素。由于官本位观念沉重，官威权重，往往会造成“因人设位”、“因官设职”、“因职寻事”的现象，从而造成机构臃肿，拉帮结派，上下打点，左右平衡，不去考虑发展文明，提高民众素质，只求自身稳固[13]。一些领导干部由于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和党性锻炼，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观念的俘虏。于是出现了跑官、买官、卖官、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官文化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也是现实的存在，对它的批判，是不可躲避的历史任务[14]。要铲除官本位观念，各级领导干部就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5.封建没落思想。古代家训大多出自封建士大夫之手，存在着不少糟粕和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如升官发财、官财一体的传统观念，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守分安命的宿命论思想，男尊女卑的陈旧观念，委曲求全的处世哲学，相信风水的迷信思想等。对领导干部在家庭问题上腐朽没落的思想和行为，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养情妇、婚外恋，虐待父母、遗弃老人等腐败丑恶现象要坚决批判抵制，对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处置，对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用教育和疏导的方法解决。
三、古代家训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借鉴意义
渊远流长的家训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宝库中的瑰宝。剔除其封建纲常礼教及唯心主义的糟粕，保持其民族性、人民性的精华，对于当前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尤其是加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这是治家的前提。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的表率，也是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表率。正人先正己，要建设良好的家风，自己首先要做好表率，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加强自身修养，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自觉用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严格规范自己，自觉用党纪政纪严格约束自己。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家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严以律己，防微杜渐，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为家人、为身边工作人员乃至人民群众树立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道德情操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典范。
2.领导干部一定要管住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领导干部如何对待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是衡量其思想境界高低、家风优劣的一把尺子，也是检验他们的权力观和廉洁状况的试金石。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仅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绝不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和家庭成员谋取私利的手段。”[15]在1998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要经常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出严格的要求，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做违纪违法的事情；二要防微杜渐，发现他们问题的苗头，就应及时加以制止和纠正；三要不徇私情，对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向组织报告，绝不袒护。”[16]
3.重视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狱中的革命志士将讨论的地下党斗争经验和给党组织的建议写成文字，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8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人们大体上有三个活动圈：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三者各不相同，却又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干部的管理和考察往往局限于工作圈，对生活圈、社交圈则了解得少，成为管理和监督干部的薄弱环节，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往往就发生在这两个活动圈内。从目前披露的腐败案例来看，许多人就是在这两个活动圈内，由于生活作风不严谨，被金钱、美色等“糖衣炮弹”所击倒，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教训十分深刻。
4.领导干部要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党的三代领导人一贯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之始，便敲响警钟，明确重申“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率先垂范，大力倡扬“艰苦奋斗”的施政理念。要提倡艰苦创业，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坚决根除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等腐败现象。严禁官场奢靡之风和家庭铺张浪费现象，要警惕把奢华看作身份象征的不良心理，还要破除所谓的挥霍浪费有益论、有功论。
5.领导干部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意识。中华民族具有扶危济困、乐于助人、报国恤民的传统美德。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注、关心、关怀是党性的基本要求，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各级领导干部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发扬人文关怀精神。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同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真正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
6.领导干部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学风。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学风问题，我们党的优良学风是在8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逐渐形成和发扬光大的。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领导干部能否带头学习，能否扎实提高理论素养，关系到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执政水平和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根本问题。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建设学习型政党，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型领导干部，坚持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持学习一般知识与学习专门知识的统一，坚持在研究中国特点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有益知识和经验。领导干部学习意识浓厚，就能在家庭营造讲学习的氛围，从而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传统家训文化渊远流长，内容丰富，良莠混杂，瑕瑜互见，既有积极、进步、向上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我们必须以思辨的眼光进行分析、甄别与现代诠释，发挥其教家立范、家国整合的功能，批判地继承古代家训的积极因素，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推进传统家训的现代化，树立发展社会主义新家风，促进社会主义的文明建设和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有效发展。
作者介绍：洪彩华，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王保庆，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作者：洪彩华王保庆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3年10期
传统文化中的家训，表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对中国传统美德的塑造和弘扬，体现了丰富的哲学思辨和道德伦理思想，具有积极的人生与社会价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汲取古代家训中的营养因素，批判其糟粕，对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尤其是加强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乃至全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一、中国古代家训的内涵及精华
中国古代家训资料卷帙浩繁，思想内涵博大精深，凝聚积淀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诸多方面，举其要，约有如下数端：
1.修齐治平，家国一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齐家为治国之本，家庭教育搞不好，就无法教好别人。治国与治家具有相通之处，家长能慈，到社会上便能以慈待人；子弟能孝，到朝廷中便能移孝为忠。我国古代家国一体的思想，演化为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民族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励志勉学，成才报国。人非生而圣贤，勤学方能有成，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3]。“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4]。嵇康在《家诫》中称：“人无志，非人也。”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教子》、《勉学》专门阐述勤奋好学、立志成才的重要意义，特别指出：“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古代家训倡导学而优则仕，学以致用，大济苍生，富民强国。
3.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古代注重培养为官清廉的清白家风，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规定“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5]。曾国藩以靠做官发财为耻，“居官以不要钱为本”，“不妄取分毫”，要“知足”。许多帝王官宦十分强调勤政清廉、效国报民，尤其是贤君明主。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和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务，关心百姓生活。许衡训子要“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庭思济民”[6]。
4.正身率下，治家谨严。家长应以身作则，做到进德修身，反省自检；孝亲敬长，夫义妇贤；兄友弟恭，亲睦家齐等。司马光《涑水家仪》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李昌龄在《乐善录》中认为：为父为师之道者无他，惟严与正而已。在处理主仆关系时，除了强调坚持封建伦理，善待仆隶外，还对他们严加管束。
5.勤劳俭仆，力戒恶习。勤俭乃兴国兴家之本。“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7]。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训教子孙：“圣世之君，存乎节俭。”曾国藩再三教诫子孙：“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8]古代家训在训示家人勤俭的同时。还要求子弟学手艺，习技术，耕读并重，反对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气。清代《鲍氏户规》对沾染赌博恶习者规定：赌博财物，开设赌坊，教而不改者，杖八十、免祀。
6.审择交游，近善远佞。不少家训注意到社会环境、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而谆谆教诲他们慎重交友。朱熹在《给长子书》中告诫儿子不可交“谄谀轻薄、傲慢亵狎”之人。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指出：师友当以老成庄重、实心用功为良。若浮薄好动之徒，无益无损，断断不可交也。《纪昀家训》中说：初入世途，择友谊慎。友直，友谅，友多闻，益也。误交真小人，其害犹浅；误交伪君子，其祸犹烈矣。颜之推强调：“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9]
二、中国古代家训对领导干部的消极影响
中国家训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既包含着积极性的意义，又同时包含着消极因素。我们要弘扬古代家训中的优良部分，同时，还要特别警惕家训文化中的糟粕对领导干部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
1.等级观念。传统中国家庭强调亲情，注重和谐，但家族的人际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是亲亲有序、尊贤有等，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家庭的等级制，并使传统社会和文化呈现出等级格局。这样，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传统的祖宗崇拜导致了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养成了崇尚权威的思想，使得封建专制主义、家长制作风得以滋生盛行，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得以蔓延，形成了一种信仰权威、重视权威、服从尊长的盲从心理和因循守旧、随波逐流、拒绝创新的心态，这种心态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10]。
2.道德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是中国古代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天然形式，维护了宗法统治也就维护了统治秩序，反映和调节宗法等级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就必然与治国安邦直接联系在一起，取得“纲纪天下”的政治功能，形成了道德与政治的一体化以及德治主义的特色[11]。古代家训强调外在的道德权威，强调把封建纲常名教向个体的灌输，忽视了道德的主体自觉和个体的道德权利与自主性，重“他律”而轻“自律”，重传统而轻变革，重权威而轻民主，重秩序和谐而轻进取精神，重约束而轻自主，这和“以德治国”的真正精神是不相符的。
3.血缘关系。家训文化具有血缘性，重视血缘亲情。在古代社会中，血缘宗法关系严重地制约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培植了浓郁的安土重迁的封闭意识，加剧了家族认同心理和排外意识的积淀，产生了“任人唯亲”的封建官僚政治，形成了“裙带”关系的复杂人情网络，以致情大于法，甚至徇情枉法。当前，有的领导干部身上仍然存在着“宠妻”、“纵子”、“厚戚”现象。以及唯亲不唯贤，构建“权力家族网”。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12]
4.官本位观念。古代家训提倡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的名位思想。官本位观念，是我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这种官本位观念，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危害极大的因素。由于官本位观念沉重，官威权重，往往会造成“因人设位”、“因官设职”、“因职寻事”的现象，从而造成机构臃肿，拉帮结派，上下打点，左右平衡，不去考虑发展文明，提高民众素质，只求自身稳固[13]。一些领导干部由于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和党性锻炼，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观念的俘虏。于是出现了跑官、买官、卖官、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官文化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也是现实的存在，对它的批判，是不可躲避的历史任务[14]。要铲除官本位观念，各级领导干部就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5.封建没落思想。古代家训大多出自封建士大夫之手，存在着不少糟粕和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如升官发财、官财一体的传统观念，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守分安命的宿命论思想，男尊女卑的陈旧观念，委曲求全的处世哲学，相信风水的迷信思想等。对领导干部在家庭问题上腐朽没落的思想和行为，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养情妇、婚外恋，虐待父母、遗弃老人等腐败丑恶现象要坚决批判抵制，对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处置，对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用教育和疏导的方法解决。
三、古代家训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借鉴意义
渊远流长的家训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宝库中的瑰宝。剔除其封建纲常礼教及唯心主义的糟粕，保持其民族性、人民性的精华，对于当前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尤其是加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这是治家的前提。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的表率，也是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表率。正人先正己，要建设良好的家风，自己首先要做好表率，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加强自身修养，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自觉用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严格规范自己，自觉用党纪政纪严格约束自己。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家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严以律己，防微杜渐，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为家人、为身边工作人员乃至人民群众树立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道德情操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典范。
2.领导干部一定要管住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领导干部如何对待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是衡量其思想境界高低、家风优劣的一把尺子，也是检验他们的权力观和廉洁状况的试金石。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仅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绝不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和家庭成员谋取私利的手段。”[15]在1998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要经常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出严格的要求，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做违纪违法的事情；二要防微杜渐，发现他们问题的苗头，就应及时加以制止和纠正；三要不徇私情，对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向组织报告，绝不袒护。”[16]
3.重视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狱中的革命志士将讨论的地下党斗争经验和给党组织的建议写成文字，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8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人们大体上有三个活动圈：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三者各不相同，却又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干部的管理和考察往往局限于工作圈，对生活圈、社交圈则了解得少，成为管理和监督干部的薄弱环节，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往往就发生在这两个活动圈内。从目前披露的腐败案例来看，许多人就是在这两个活动圈内，由于生活作风不严谨，被金钱、美色等“糖衣炮弹”所击倒，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教训十分深刻。
4.领导干部要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党的三代领导人一贯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之始，便敲响警钟，明确重申“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率先垂范，大力倡扬“艰苦奋斗”的施政理念。要提倡艰苦创业，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坚决根除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等腐败现象。严禁官场奢靡之风和家庭铺张浪费现象，要警惕把奢华看作身份象征的不良心理，还要破除所谓的挥霍浪费有益论、有功论。
5.领导干部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意识。中华民族具有扶危济困、乐于助人、报国恤民的传统美德。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注、关心、关怀是党性的基本要求，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各级领导干部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发扬人文关怀精神。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同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真正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
6.领导干部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学风。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学风问题，我们党的优良学风是在8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逐渐形成和发扬光大的。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领导干部能否带头学习，能否扎实提高理论素养，关系到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执政水平和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根本问题。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建设学习型政党，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型领导干部，坚持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持学习一般知识与学习专门知识的统一，坚持在研究中国特点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有益知识和经验。领导干部学习意识浓厚，就能在家庭营造讲学习的氛围，从而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传统家训文化渊远流长，内容丰富，良莠混杂，瑕瑜互见，既有积极、进步、向上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我们必须以思辨的眼光进行分析、甄别与现代诠释，发挥其教家立范、家国整合的功能，批判地继承古代家训的积极因素，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推进传统家训的现代化，树立发展社会主义新家风，促进社会主义的文明建设和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有效发展。
作者介绍：洪彩华，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王保庆，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