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高考作文素材集锦
1、用青春热血传承“一二九”精神
2015-12-09 来源：中国青年网
80年前的今天，新华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冲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毛泽东给予“一二九”运动高度的评价，“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历史的车轮碾过80载，把“一二九”精神深深印刻在了中华大地上。其爱国主义的精髓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肩负起强国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80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任由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躙，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凭着满腔热血呼喊抗日救亡的口号，唤醒了全民族抗战的斗志和血性。“一二九”运动彰显了青年学生勇于担当的民族脊梁精神。 如今，被侵略的阴霾已散，中国踏上了奔向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但“一二九”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不应因此磨灭。中国已强大，和平是主流，但战争威胁的隐患仍存，唯有国力强盛才能阻遏战争。青年当奋发有为，建设强大的中国才能维护和平。
当国际竞争转向综合国力，人才就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砝码。而先进的科学文化才是人才之根本。对青年学生来说，和平年代，教室里一张张平静的书桌是对他们最深切的召唤。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就是“一二九”爱国精神在当代的传承和弘扬。潜心学习不是埋首故纸堆，把握时代潮流，跟紧国家步伐，积极投身当代建设也是一种爱国实践。广大青年在保卫边疆海防的战斗中，在互联网＋新经济的热潮中，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机遇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大有可为！青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主力军，有这样的使命，更需有这样的担当，用行动去践行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青年爱国要有定力才能不被外界纷扰。面对纷杂的国际争论，面对一些国家的挑衅滋事，唯有理智，冷静对待才能为中国赢得最好的发展环境。中国正在崛起，正在一步步地实现民族复兴，当今国家完全有能力处理复杂的内政外交，习近平主席2015年42天的外访增进了中外友谊，提升了和平愿景，对死灰复燃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挑衅以及东南亚某些小国的闹腾也是迎头痛击。青年人该有激情，但不可以冲动；可以慷慨陈词，但不可以行为过激。 爱国从来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还要有坚定信仰指引。“一二九”运动表现出的以国家安危为己任仍然是当代青年的信仰基石，要将“一二九”运动的进步意义融入时代精神。对信仰的追求不是成于一朝一夕，而需水滴石穿的修炼。当前社会价值多元化，让一些年轻人在浮躁焦虑中困惑，或愤世嫉俗，或悲天怜悯，而动辄以“屌丝”自嘲。当代青年需要在历史追问中寻找到破解迷茫的路径，我们需要像先辈们那样，拥有坚定的信仰，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0年前“一二九”运动凝聚的爱国主义精神80年后依旧光芒闪耀，激励着当代青年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往事如烟，但历史不能割断，精神需要传承，以深厚的家国情怀作为立身之本，这是当代中国青年应有的价值取向。（蔡恩泽）
2、专家：别再用抗日神剧吸引观众 中国不缺英雄
2015-12-03 来源：环球时报
不久前，“南沙海战功臣杨志亮将断臂别皮带继续战斗”的英雄事迹在网上受到关注。很多网友对这些有关杨志亮的报道一片点赞，但也有网友写道“这样的英雄，是共和国的脊梁，我们为什么之前不知道”“时代需要大力宣扬这样的英雄”。
笔者与杨志亮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参加的1988年3月14日南沙群岛赤瓜礁海战，是新中国成立至今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对外战斗。杨志亮被敌人的子弹扫断左臂后，把打断的胳膊别在皮带上，继续英勇战斗，荣立一等功。杨志亮奔赴战场时，不到26岁，正在热恋之中，草草在日记本上写下“我就要登礁了”，成为给恋人留下的唯一一句话。这些情节都是杨志亮真实的经历，也是最感动千千万万网友的细节。但的确如一些网友所说，在这次媒体报道之前，他们并不知道杨志亮以及他的英雄事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抗美援朝以及一系列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捍卫国家主权的战斗，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27年前杨志亮“断臂别腰带继续战斗”的情节今天感动千万人，表明中国从来不缺少英雄。但是，反观我们的影视文艺作品，被“抗日神剧”的奇葩情节充斥。情节不真实，故事不着边际且违背常识，不仅难以令观众信服，更别说感动观众，因此也起不到教育、熏陶的目的。
用真实的细节、情节打动人，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战争题材作品创作的铁律。在多媒体手段日新月异，文化繁荣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如何讲好英雄的事迹和故事，反而却成了困扰我们的短板。
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军旅题材中，事迹感天动地的英雄人物很多，根本不用虚构，但是需要创作人员去除浮躁之气静下心来，一点一点去挖掘。不应该以瞎编乱造的抗日神剧和离谱的情节去吸引观众。在上世纪80年代的自卫反击作战中，417团战士董永安受重伤后，为了不因疼痛喊叫影响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潜伏行动，他将胸前的“光荣弹”——87式手雷塞入自己嘴里，等战斗结束，部队将他的遗体送到后方火化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怕火化时发生意外，便吩咐部队战士将烈士口中的手雷取出，战士们用尽了办法才把手雷抠出，牺牲时年仅20岁。当年的团长讲起这件事至今仍热泪盈眶。
其次，新时期特别需要我们用更贴近生活、更贴近受众的艺术的手法向年轻人传播这些英雄的壮举。当前中国一些类似题材影视剧运用的艺术手法和叙事方式与现在的年轻人仍保持着“时代差距”。注重宏大叙事，但忽略了打动人心的细节与真实，与年轻人的关注点也存在错位。
第三，我们应该坚信好的作品从来不缺少观众，对英雄军旅题材的作品，创作人员应该充满激情。去年翻拍自红色样板戏《林海雪原》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引来观众赞不绝口，豆瓣、微博、微信热议不断，网上舆论几乎出现一边倒的好评。前些年，《亮剑》《集结号》等影视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战争年代我军涌现的英雄人物形象。
雪花依旧是冷的，但英雄的血却是热的。大量网民对有血性的英雄事迹点赞、叫好，佐证了他们对民族英雄、国家精神充满的热情和关切，也说明弘扬英雄的主旋律作品只要把故事讲好，就一定会有观众。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应多一些这个时代的英雄和民族精神。▲(作者是国防大学科研部编研部部长许森)
3、“国考”落幕 46万人弃考 关乎诚信
2015-12-01 来源：北京青年报
11月29日下午5时，2016年国考公共科目笔试正式落幕。据统计，本次考试共有139.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近9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超46万人弃考。考试当天全国共有近10万名监考、巡考和考务工作人员为考生提供考试服务。
139.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106.9万人网上缴费确认参加笔试，最后只有近9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这么大规模的弃考行为该如何解读？显然，很多人是“乐见”这一景象的，因为这意味着国考的降温；于是，大规模弃考很正常，很少人弃考反倒不正常，要不然，怎可将之解读为公众就业观的“理性回归”呢？问题是，最近5年来，最少的年份弃考者也有37万，最多的时候有50多万，弃考除了是一种“习惯”，与所谓“理性回归”到底何干？ 那么，大规模弃考何以成为一种“习惯”？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在个体的层面，正如报名是一种权利，弃考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已经缴费却没有去考的十几万人，还可
以潇洒地说自己根本不在乎这点报名费。也许，报名参加国考在弃考者那里，本就纯粹是一种“打酱油”的行为。但不得不说，也正是这种“试都懒得一试”的虚假报名，造就了国考报名的“虚假繁荣”，让很多本来想试却最终没试的人心生顾忌——要知道，数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报名费，弃考者可能不在乎，但还是有很多人在乎的。
大规模弃考必然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弃考者浪费的不只是招录机关资格审查的相关工作，也不只是自己或许已经缴纳的报名费。比如，考场原本不必设置那么多，交通管制等社会负面影响原本可以减少，考务工作人员自然也不需要安排那么多，从印好到销毁一个字都没写的白试卷同样可以少浪费一些„„或许，没缴费的弃考者会说“这是他们该做的”，缴费的弃考者甚至可以说“这是我给他们创造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个逻辑，就像乱丢垃圾的人要求清洁工感谢自己一样可耻。
大规模弃考同样与诚信有关。我不知道相关报考须知里是否有“不得无故弃考”的规定，如果没有，那显然是一个应该补上的制度漏洞。大规模弃考年年如是，考试机构始终不做任何反应，这是说不过去的。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有人召集数千“水军”集中报考某个岗位，其他人还敢报考吗？无故大规模弃考，是一种不诚信的表现，它会影响其他报考者做出合理的判断，也会影响公务员考试的正常组织秩序。如果你压根儿不准备应考，就根本没必要报名；如果你报了名，哪怕只是“试一试”，至少也应该真正地去“试一试”。
一言以蔽之，大规模弃考不是“正常的现象”，更不是折射国考降温的“理性回归”，而是浪费社会资源的不诚信表现。（舒圣祥）
4、26省高考用全国卷为教育公平纠偏
12月4日上午，教育部举行《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发布会，报告5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情况。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王辉介绍，目前增加使用全国卷省份的任务基本完成。辽宁、江西、山东三省份2015年已使用全国卷; 安徽、福建等8省份已申请2016年起使用全国卷。全国卷使用省份从2014年的15个增加到2016年的26个。（12月4日《新京报》） 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调减到位，地方性加分项目从2014年的95个减少到2018年的35个。这对于维护高考公平的积极意义毋庸赘言。《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从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明年26个省份将使用全国统一命题的试卷，可以看做是对国务院相关意见的积极回应。
教育部当初下放高考命题权，其推进素质教育、深化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是，结合现实教育国情考虑，高考分省自主命题的弊端逐步显现。有调查显示，去年，国务院高考改革方案提出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以后，八成网友赞成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试卷”，实际上代表了沉甸甸的民意。
其一，高考分省自主命题，高考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作为国考的高考有降级为省考之忧。高考之所以具有公平、权威的特点，除了教育部亲自组织，各省、市、自治区积极参与，社会各界给予极大关注以外，全国“一张卷”的高考命题模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国际上通行的统一考试与学校自主考试相结合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相比，尽管许多省份高考自主命题，但是高考选拔、录取仍是全国统筹安排，教育部给各省市分配不同院校的招生名额。统一高考的模式正在打破，但是高考招生全国一盘棋，高校大面积自主招生条件不成熟，高考分省市命题的现实意义大打折扣。
其二，由于各地的命题思想、命题难度与考查知识范围、知识点不同，导致各地高考成绩不具有可比性。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各省市之间基础教育质量的可比性也会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各地基础教育取长补短，缩小各地教育发展的差距。
其三，由于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对教育不发达的省市来说，自主命题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命题质量、试卷保密、批阅方面，给这些省份带来了压力。自主命题的科学性、严谨性、权威性不及全国统一高考试卷，不仅容易出现争议，对自主命题试卷能否真实客观反映学生素质能力也是严峻考验。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自主命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省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均的争议，但是各省份高考招生指标分配不均的问题客观存在，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省份的学生上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机会远远大于人口众多、高等院校较少的省份。高考命题自主权下放，降低了高考成绩的可比性，隐藏了教育不公的深层次矛盾。以地域为界限的差别化高考制度越来越成为教育公平的绊脚石。
虽说教育部为流动人口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即异地高考）列出了时间表，许多地方都出台了异地高考方案。但是，有的省份给异地高考设置了苛刻报考条件，还规定外地户籍考生只能考高职或者三本以下院校；有的地方规定外地考生允许借考但须回原籍录取。而高考自主命题让高考成绩失去了可比性，学生拿着甲省的成绩到乙省如何录取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此，“高考一张卷”也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难题的重要措施。
一言以蔽之，26省份高考使用全国卷是回应民意呼声，维护教育公平的必要纠偏举措。其他5省份以后是否使用全国卷，如何维护高考命题与录取公平，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对此不可等闲视之，而应该在充分调研，征询民意的基础上，科学调整高考命题模式，最大限度维护教育公平，给广大考生营造科学、公平的竞争环境。(叶祝颐)
5、“抓鸟入刑十年”，到底冤不冤
近日，“河南大学生家门口掏鸟窝获刑10年半”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记者获悉，河南省高院已经介入此案，对其判决正在进行专题研究。（12月3日《法制晚报》）
掏鸟窝+获刑十年半，如此组合，话题性自然可想而知。有人很自然地搬出了那些动辄贪污上千万，却只获刑数年或是十余年的情况来加以类比，于是得出了人不如鸟、法院小题大做的结论，更有“情怀者”认为，因为几只鸟毁掉几个年轻人的前途，自然是不值得的。 事实上，如果撇开当事人大学生身份，类似的“鸟不如人”的判例并不少见，比如河南耍猴艺人被判刑、常州男子抓百只青蛙被起诉、温州民工抓三百只麻雀被刑拘。无论是学生也好，艺人也罢，或是民工，之所以会种下如此苦果，至少在法律上是有根有据的。在我国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是能够为这些判例找到法理基础的。
事实上，拿贪官获刑来类比，是很好辩驳的，贪官获刑起点设置，本身就备受诟病，是亟需修正，拿一个本身就存在病态的事物来类比，这不是要比坏吗？更值得关注的是，法理依据念兹在兹，为何还会有人对这些判例觉得错愕甚至不能接受呢？以此事件为例，正如有论者所言，对公众来说，抓到十几只鸟卖出一千多块钱，就要入狱十年半？这种行为与后果之间的落差是寻常观念所难以接受的。
而之所以心生如此疑虑，原因又在于二：首先是对案情的有偏向地获取，比如简单地理解为“抓了几只鸟”，然后再在先入为主的影响下，搬出“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认可度并不高”的托词。但实际情况是，这个大学生并非一时顽劣，而是对所抓的鸟有清晰的了解，并且参与到捕猎、收购、倒卖整个环节中，据说他还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换句话说，这个大学生的“抓鸟”行为，从最朴素的原始情感出发，这至少不是值得原谅的无心之举。
而再回到现代法治社会的语境之下，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或许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以立法之名，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时，无论是从法律实施目标，还是从法律精神的层面来讲，所要恪守的应该是严厉的“罪刑法定”原则。既然刑法中已经对破坏野生动物做出了罪行设置，那么刑法的威严就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用法律专业术语说，也就是刑罚的确定性。
当然，当我们热烈地强调让“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法律宽严相济和谦抑性的热忱欢迎。事实上，“一律入刑”，并非不容分说的一刀切，它可以在法定刑责的基础上，根据事实和证据，讲梯度、分轻重、论区别，真正实现罪行责的相适应。
如果大学生“抓鸟入刑十年”，这种抓到一个算一个的威慑建构，在现阶段让人难以接受，那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普法之重。在法律之威严面前，断然是不能以保护意识不强、公众心理上难以接受来“法外开恩”。它最终不仅无益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更是对法治文明的亵渎。（高亚洲）
6、人性与道德不能在激流中沉沦
12月5日1点多，山东小伙郭强在西青区某小区前为救轻生同事跳入河中，救出同事却不幸溺亡。让郭强家属十分气愤的是，郭强明明是救人牺牲，但获救同事和另外两名当事人起初对郭强家属和警方咬定他因感情问题而轻生，直到多人提供证言，三人才改口还了郭强清白。什么原因让这起事件扑朔迷离？（12月7日《天津日报》）
明明是勇于救人不幸遇难，同事起初却反称郭强“主动跳河”；被人救起，获救者不言感谢，反以“自杀”谎言相向，在多方证人的证词下，事情才发生了180°转弯，这一言行远超大多数人想象，也打破了基本良知的底线，迅速点燃网友的怒火。
或许是落入激流之中惊吓过度而致昏聩，或许是害怕赔偿责任，人们可以理解当事人的惊慌失措甚至可以原谅其不发一语，但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逝去成为另一个人获救的巨大代价时，害怕和赔偿都不足以成为逃避的借口，违背真相说谎更非良心之举，当见义勇为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被轻易的抛掷一旁，舍己救人也就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救命之大义之举？波涛汹涌之中获救的生命险遭灭顶之灾，而被救之后的举动折射良知的缺失、道德的沉沦。“我心理上过不去，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但愿当事人迟来的道歉发自内心，并见诸行动，让见义勇为、谨守良知、尊崇美德成为不可或缺的道德课程，以此维护公共道德的人性栅栏，彰显见义勇为和人性光辉。 2012年长沙小伙邓锦杰、2015年河南青年孟瑞鹏„„近年来，像这种因为各种理由对英雄事迹冷漠逃避的案件绝非孤立，逃离、沉默，昧着良心说谎成为少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常态，而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似乎无能为力，没有说谎成本，导致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不仅要承担生命危险还要承担道德风险，道德滑坡，人性泯灭，何其可悲？
施救溺水的身体不易，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和体力；而还原扭曲的真相、挽救说谎的心灵更难。我们亟待建立关于表彰见义勇为的配套法规，让人性和道德不再于躲避中沉默。当下，良心的自责和公众的拷问迫使获救者说出真相，但是“溺水”的人性及道德更呼唤法制护栏，应该依法追究说谎者的责任，抬高自私自利伤害他人的法律成本，警诫他人，匡扶正义。唯有多管齐下，方能告慰见义勇为者的灵魂，温暖逝者家属冰冷的心，修复因冷漠和自私而不断受伤的社会创痕。（斯涵涵）
7、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折射孝文化之殇
自丈夫1993年去世后，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的李奶奶，因赡养问题，先后两次将四子女诉至法院，在法官主持下，第二起赡养官司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李奶奶的养老问题看起来有了着落，但就在调解协议达成的第二天，82岁的李奶奶便撒手人寰。（12月6日《扬子晚报》）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子女不孝引发的家庭悲剧。在物质充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面对八旬高龄的母亲，子女之间为了逃避赡养义务和尽孝责任，竟然在法庭上争执不下，亲情的冷漠，道德的沦丧，令人心寒。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待，在这场赡养官司中，老人虽同子女达成了调解协议，却抱憾离世，更令人难以释怀。可见，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值得当今社会反思。
在社会转型时期，不法侵害和不公平的因素增多，而整个社会无论是来自政府的制度建设、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救济，还是来自民间组织的各种服务都是不健全、不完备的，甚至很多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组织，未能建立起团结、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缺少情感的投入，彼此缺少温暖、关怀，导致一些家庭成员，
尤其是老人，被亲情无情的抛弃。从本案中可以看出，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折射出了某些人完全丢弃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文化。
在中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孝”字，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然而，在当今社会，物质基础的丰厚与孝道文化的缺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人们在追求自身物质享受的同时，却越来越忽视了对父母物质生活和生老病死的基本保障。特别是，“80后”之后的“苦逼”一代，在激烈竞争之下，一些人过度自私，突出自我，只求向父母索取，不言感恩；只求继承父母的财产，不愿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表明孝文化有待真正深入每一个人的脑、每一个人的心。弘扬和传承孝文化，不正是对亲情凝集、家庭和谐的一种规范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从知与行的角度，发掘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道德情感，让孝文化，内化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意识，外化为群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那么，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之类的悲剧，必然不再会发生。因此，重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对融合代际隔膜，实现家庭和睦，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挥孝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汪昌莲）
8、高校聘名人，该谁说了算？
中国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为兼职教授一事持续发酵，引发网友质疑。校方6日回应称，聘请邓亚萍为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该校一教授自称“因学校当局未经正常程序而聘任邓女士为兼职教授”而决定逃离法大。但也有法大教授和学生力挺学校聘任邓亚萍，认为网上的质疑过于激烈。（12月7日中国新闻网）
平心而论，以邓亚萍女士的人生资历或学术资质，去高校当个“兼职教授”，也未必是多么不靠谱的事情。不过，舆论“风乍起”，确实代表了几种声音：重实惠的，觉得身靠名人好办事；重名节的，愤然于学校“傍名人”；讲多元的，认为这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既然舆情喧嚣，总要有个是非论道。不然，校方公信被消解不说，被聘的名人也会跟着无故“惹得一身骚”，伤筋动骨，皆不欢喜。
中国政法大学在此事上显得较为被动，无非是两个问题没有回答清爽：一是为什么有必要聘任“兼职教授”？二是通过什么程序聘任“兼职教授”？前者看似很好回答，比如聘请邓亚萍女士，当然为了支持校园乒乓球发展。但这个回答其实也很危险，因为校方还要附带着解释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乒乓球，而不是篮球足球排球、抑或橄榄球羽毛球？独独选择了乒乓球，就要给出情有独钟的理由。
当然，舆情反弹的意思，主要在于第二个问题。换个问法，就是高校聘名人，该谁说了算？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6日发表微博称“不与邓亚萍教授共处中国政法大学”。他表示，因学校当局未经正常程序而聘任邓女士为兼职教授，为洁身自好、拒绝污染计，本人决定逃离。且不管这样的声音是不是主流，但起码有一点值得追问：在聘请名人之前，当事高校有没有刻意让这类声音“被沉默”？这个问题对应下面两个小小追问：一则，既然是学校聘用，征询过师生的意见了吗？二则，在明显会有反对声音存在的客观语境下，校方以怎样的程序正义说服公众要“聘任到底”？
眼下的中国高校，当然还未曾实现“教授治校”，但尊重全校师生的意见及权益，应该是无可置喙的大势所趋。今年6月份，六小龄童被聘任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2013年，央视节目主持人李修平受聘为西北师大兼职教授；在更早前的2004年，周星驰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似乎每次高校聘名人，都会在舆论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过，除了吃空饷事件令北外与何炅不甚尴尬，民意反弹之声，似乎并未能阻挡“兼职教授”挂名的步伐。你情我愿也好，你侬我侬也罢，高校授予了“名誉”，名人拿什么投桃报李？如果只是发个聘书，密切了校领导与名人之间的“私家关系”，这在本质上算不算公权寻找的把戏？
有数据说，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50多起。高校非“净土”，仍指向失控的权力。在最近的高校反腐大戏中，有个细节挺耐人寻味：对于被免职的北邮副校长杨放春，多数学生表示不了解，“只是听说过名字”。有人说，校领导跟学生隔膜如此，不出事才怪。更重要的是，它从细节处折射出现代大学制度及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症结——民主精神及原则，今何在？
高校当然可以聘名人，但聘谁、怎么聘、聘了干嘛，不能沦为“一言堂“的游戏。（邓海建）
9、重视动物福利是一种责任
2015-12-11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据媒体报道，日前，西安医学院被曝随意遗弃实验用狗。据网友提供的视频显示，数十只狗被弃于西安医学院楼顶，有的已经死亡，不少狗身上的伤口未经缝合。12月6日，西安医学院官微就此回应称，校方经了解情况后发现，相关实验人员在按规定程序做完动物实验后，对动物尸体的处理确有不合适行为，要求相关人员立即妥善处理，并已要求涉事的临床医学院暂停动物实验，改善动物实验条件。
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实验动物的讨论，折射出社会对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认知在不断提高。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动物福祉不仅关乎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共存关系，而且关乎人文精神的发展程度。合理善待动物，不是简单的慈善心泛滥，这其中牵涉到复杂的社会治理逻辑。
正如印度思想家甘地所说，“从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及其道德是否伟大与崇高”。从人类学的一些观点来看，人正是从处理与动物的共存关系开始，逐渐理解与人类其他种族、社群的共存关系，并最终理解包括自我在内的生命。只有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才演化出社会公认伦理、个人伦理观的文明，而这些都是社会治理、法律制定的重要基础。动物福祉实际上衡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实际上关乎人类自身的福祉。
具体层面上，动物福祉还在多个领域直接关系公众利益。那些遗弃、虐待动物，以及漠视动物健康、不按规范实施免疫等不负责任的行为，有可能会造成人畜共犯病的发生和流行，威胁公共安全。此外，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尤其是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动物福利的落空，如养殖环节畜禽饮用水不清洁、饲养环境恶劣、滥用抗生素等造成的。
在这个层面上看，实验动物更应该慎重对待。今年10月，北京奥森公园附近出现大量小白鼠，立即引起了卫生防疫部门的重视，因为如果这是实验用鼠，携带致病细菌的可能性极大，将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人们高度关注西安医学院遗弃的实验用狗，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无论是尸体还是一息尚存的活体，未经妥善处理，而是随意丢弃，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根据科技部发布的《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处死实验动物时，须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实施安死术；处死现场，不宜有其他动物在场；确认动物死亡后，方可妥善处置尸体。另外，在不影响实验动物判定的情况下，应选择“仁慈终点”，避免延长动物承受痛苦的时间。
医者仁心，使用实验动物进行动物实验，本应有益于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有益于教学及人才培养，有益于保护或改善人类及动物的健康。希望关于此事的讨论，能促进人们对于动物福利的深刻思考，也希望医学院在“授业”之外，重视“传道”，将人文精神的培养落到实处。（曹华飞）
10、“轮椅医生”彰显社会正能量
他身残志坚、自强不息，从不因为自己困苦而怨天尤人；尽管他是位村医，却努力向上、积极进取，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体情况而降低标准；无论他多么艰难，可坚持不懈、满怀自信，从不因为自己不幸而轻言放弃。“我热爱这个事情！”正是凭着这份爱，陕西省宁陕县沙洛村村医孙庆勇，虽然高位截瘫，却18年如一日，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坐在轮椅上为群众看病，换来乡亲们的敬重。2015年6月，孙庆勇荣登“中国好人榜”。(12月11日 光明网)
尽管孙庆勇家庭贫寒，但是他从小都立志成为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为患者解除病痛。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卫校毕业分配到乡卫生院以后，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兢兢业业工作，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医生。他和身体不好的院长共同撑起卫生院的一片天空，为乡亲们健康服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孙庆勇的医术也声名鹊起的时候，他却遭遇惨烈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面对飞来横祸，他也曾经痛苦过、彷徨过，甚至想过自杀，但是他很快坚强地站起来，这个朴实的乡村医生身残志坚、内心强大，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凭借毅力与智慧实现了生活自理，而且自强不息、奉献社会，19年如一日坐在轮椅上给患者看病、治疗，忠实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尽管孙庆勇行动不便，但要有危重病人不能到诊所就诊，他依然主动上门出诊。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孙庆勇对病人有钱没钱都看，穷富一样对待，他为患者垫付医药费毫无怨言。正如妻子李丛玲所言，孙庆勇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精神，在一次次为别人减轻痛苦的同时，提高了生活自理能力，也收获了快乐和希望。身残志坚的好医生孙庆勇传递出满满的道德正能量。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残疾医务工作者，孙庆勇始终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用19年的坚守换来了基层农民的健康。他是新时期基层医务工作者的楷模，也是残疾人的优秀代表。孙庆勇的先进事迹令人钦佩，更让人感动。他荣登“中国好人榜”就是对他最好的褒扬。
如今孙庆勇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家庭条件也逐渐好转，按理说，他不用这么劳累，但是他依然放不下卫生事业，更割舍不下十里八乡的村民。他选择继续做白衣天使。然而，孙庆勇毕竟是年近半百的高位截瘫残疾人，他已经为社会奉献了太多太多。我们在关注孙庆勇，给他更多关爱、呵护的同时，不应该忍心让孙庆勇继续劳累下去。更多身体健全的医护人员要像孙庆勇那样，扎根基层，奉献农村，为更多患者解除痛苦。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下气力提高基层乡村医护人员待遇，给他们提供更多学习进修机会和发展空间，吸引更多人扎根基层农村卫生事业；并要加大基础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医疗卫生设施，健全医疗制度特别是大病救助制度，提高医疗费报销比例，减轻农民看病负担，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和亿万民众健康保驾护航。（叶祝颐）
2016高考作文素材集锦
1、用青春热血传承“一二九”精神
2015-12-09 来源：中国青年网
80年前的今天，新华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冲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毛泽东给予“一二九”运动高度的评价，“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历史的车轮碾过80载，把“一二九”精神深深印刻在了中华大地上。其爱国主义的精髓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肩负起强国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80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任由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躙，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凭着满腔热血呼喊抗日救亡的口号，唤醒了全民族抗战的斗志和血性。“一二九”运动彰显了青年学生勇于担当的民族脊梁精神。 如今，被侵略的阴霾已散，中国踏上了奔向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但“一二九”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不应因此磨灭。中国已强大，和平是主流，但战争威胁的隐患仍存，唯有国力强盛才能阻遏战争。青年当奋发有为，建设强大的中国才能维护和平。
当国际竞争转向综合国力，人才就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砝码。而先进的科学文化才是人才之根本。对青年学生来说，和平年代，教室里一张张平静的书桌是对他们最深切的召唤。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就是“一二九”爱国精神在当代的传承和弘扬。潜心学习不是埋首故纸堆，把握时代潮流，跟紧国家步伐，积极投身当代建设也是一种爱国实践。广大青年在保卫边疆海防的战斗中，在互联网＋新经济的热潮中，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机遇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大有可为！青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主力军，有这样的使命，更需有这样的担当，用行动去践行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青年爱国要有定力才能不被外界纷扰。面对纷杂的国际争论，面对一些国家的挑衅滋事，唯有理智，冷静对待才能为中国赢得最好的发展环境。中国正在崛起，正在一步步地实现民族复兴，当今国家完全有能力处理复杂的内政外交，习近平主席2015年42天的外访增进了中外友谊，提升了和平愿景，对死灰复燃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挑衅以及东南亚某些小国的闹腾也是迎头痛击。青年人该有激情，但不可以冲动；可以慷慨陈词，但不可以行为过激。 爱国从来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还要有坚定信仰指引。“一二九”运动表现出的以国家安危为己任仍然是当代青年的信仰基石，要将“一二九”运动的进步意义融入时代精神。对信仰的追求不是成于一朝一夕，而需水滴石穿的修炼。当前社会价值多元化，让一些年轻人在浮躁焦虑中困惑，或愤世嫉俗，或悲天怜悯，而动辄以“屌丝”自嘲。当代青年需要在历史追问中寻找到破解迷茫的路径，我们需要像先辈们那样，拥有坚定的信仰，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0年前“一二九”运动凝聚的爱国主义精神80年后依旧光芒闪耀，激励着当代青年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往事如烟，但历史不能割断，精神需要传承，以深厚的家国情怀作为立身之本，这是当代中国青年应有的价值取向。（蔡恩泽）
2、专家：别再用抗日神剧吸引观众 中国不缺英雄
2015-12-03 来源：环球时报
不久前，“南沙海战功臣杨志亮将断臂别皮带继续战斗”的英雄事迹在网上受到关注。很多网友对这些有关杨志亮的报道一片点赞，但也有网友写道“这样的英雄，是共和国的脊梁，我们为什么之前不知道”“时代需要大力宣扬这样的英雄”。
笔者与杨志亮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参加的1988年3月14日南沙群岛赤瓜礁海战，是新中国成立至今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对外战斗。杨志亮被敌人的子弹扫断左臂后，把打断的胳膊别在皮带上，继续英勇战斗，荣立一等功。杨志亮奔赴战场时，不到26岁，正在热恋之中，草草在日记本上写下“我就要登礁了”，成为给恋人留下的唯一一句话。这些情节都是杨志亮真实的经历，也是最感动千千万万网友的细节。但的确如一些网友所说，在这次媒体报道之前，他们并不知道杨志亮以及他的英雄事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抗美援朝以及一系列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捍卫国家主权的战斗，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27年前杨志亮“断臂别腰带继续战斗”的情节今天感动千万人，表明中国从来不缺少英雄。但是，反观我们的影视文艺作品，被“抗日神剧”的奇葩情节充斥。情节不真实，故事不着边际且违背常识，不仅难以令观众信服，更别说感动观众，因此也起不到教育、熏陶的目的。
用真实的细节、情节打动人，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战争题材作品创作的铁律。在多媒体手段日新月异，文化繁荣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如何讲好英雄的事迹和故事，反而却成了困扰我们的短板。
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军旅题材中，事迹感天动地的英雄人物很多，根本不用虚构，但是需要创作人员去除浮躁之气静下心来，一点一点去挖掘。不应该以瞎编乱造的抗日神剧和离谱的情节去吸引观众。在上世纪80年代的自卫反击作战中，417团战士董永安受重伤后，为了不因疼痛喊叫影响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潜伏行动，他将胸前的“光荣弹”——87式手雷塞入自己嘴里，等战斗结束，部队将他的遗体送到后方火化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怕火化时发生意外，便吩咐部队战士将烈士口中的手雷取出，战士们用尽了办法才把手雷抠出，牺牲时年仅20岁。当年的团长讲起这件事至今仍热泪盈眶。
其次，新时期特别需要我们用更贴近生活、更贴近受众的艺术的手法向年轻人传播这些英雄的壮举。当前中国一些类似题材影视剧运用的艺术手法和叙事方式与现在的年轻人仍保持着“时代差距”。注重宏大叙事，但忽略了打动人心的细节与真实，与年轻人的关注点也存在错位。
第三，我们应该坚信好的作品从来不缺少观众，对英雄军旅题材的作品，创作人员应该充满激情。去年翻拍自红色样板戏《林海雪原》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引来观众赞不绝口，豆瓣、微博、微信热议不断，网上舆论几乎出现一边倒的好评。前些年，《亮剑》《集结号》等影视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战争年代我军涌现的英雄人物形象。
雪花依旧是冷的，但英雄的血却是热的。大量网民对有血性的英雄事迹点赞、叫好，佐证了他们对民族英雄、国家精神充满的热情和关切，也说明弘扬英雄的主旋律作品只要把故事讲好，就一定会有观众。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应多一些这个时代的英雄和民族精神。▲(作者是国防大学科研部编研部部长许森)
3、“国考”落幕 46万人弃考 关乎诚信
2015-12-01 来源：北京青年报
11月29日下午5时，2016年国考公共科目笔试正式落幕。据统计，本次考试共有139.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近9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超46万人弃考。考试当天全国共有近10万名监考、巡考和考务工作人员为考生提供考试服务。
139.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106.9万人网上缴费确认参加笔试，最后只有近9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这么大规模的弃考行为该如何解读？显然，很多人是“乐见”这一景象的，因为这意味着国考的降温；于是，大规模弃考很正常，很少人弃考反倒不正常，要不然，怎可将之解读为公众就业观的“理性回归”呢？问题是，最近5年来，最少的年份弃考者也有37万，最多的时候有50多万，弃考除了是一种“习惯”，与所谓“理性回归”到底何干？ 那么，大规模弃考何以成为一种“习惯”？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在个体的层面，正如报名是一种权利，弃考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已经缴费却没有去考的十几万人，还可
以潇洒地说自己根本不在乎这点报名费。也许，报名参加国考在弃考者那里，本就纯粹是一种“打酱油”的行为。但不得不说，也正是这种“试都懒得一试”的虚假报名，造就了国考报名的“虚假繁荣”，让很多本来想试却最终没试的人心生顾忌——要知道，数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报名费，弃考者可能不在乎，但还是有很多人在乎的。
大规模弃考必然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弃考者浪费的不只是招录机关资格审查的相关工作，也不只是自己或许已经缴纳的报名费。比如，考场原本不必设置那么多，交通管制等社会负面影响原本可以减少，考务工作人员自然也不需要安排那么多，从印好到销毁一个字都没写的白试卷同样可以少浪费一些„„或许，没缴费的弃考者会说“这是他们该做的”，缴费的弃考者甚至可以说“这是我给他们创造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个逻辑，就像乱丢垃圾的人要求清洁工感谢自己一样可耻。
大规模弃考同样与诚信有关。我不知道相关报考须知里是否有“不得无故弃考”的规定，如果没有，那显然是一个应该补上的制度漏洞。大规模弃考年年如是，考试机构始终不做任何反应，这是说不过去的。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有人召集数千“水军”集中报考某个岗位，其他人还敢报考吗？无故大规模弃考，是一种不诚信的表现，它会影响其他报考者做出合理的判断，也会影响公务员考试的正常组织秩序。如果你压根儿不准备应考，就根本没必要报名；如果你报了名，哪怕只是“试一试”，至少也应该真正地去“试一试”。
一言以蔽之，大规模弃考不是“正常的现象”，更不是折射国考降温的“理性回归”，而是浪费社会资源的不诚信表现。（舒圣祥）
4、26省高考用全国卷为教育公平纠偏
12月4日上午，教育部举行《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发布会，报告5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情况。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王辉介绍，目前增加使用全国卷省份的任务基本完成。辽宁、江西、山东三省份2015年已使用全国卷; 安徽、福建等8省份已申请2016年起使用全国卷。全国卷使用省份从2014年的15个增加到2016年的26个。（12月4日《新京报》） 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调减到位，地方性加分项目从2014年的95个减少到2018年的35个。这对于维护高考公平的积极意义毋庸赘言。《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从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明年26个省份将使用全国统一命题的试卷，可以看做是对国务院相关意见的积极回应。
教育部当初下放高考命题权，其推进素质教育、深化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是，结合现实教育国情考虑，高考分省自主命题的弊端逐步显现。有调查显示，去年，国务院高考改革方案提出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以后，八成网友赞成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试卷”，实际上代表了沉甸甸的民意。
其一，高考分省自主命题，高考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作为国考的高考有降级为省考之忧。高考之所以具有公平、权威的特点，除了教育部亲自组织，各省、市、自治区积极参与，社会各界给予极大关注以外，全国“一张卷”的高考命题模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国际上通行的统一考试与学校自主考试相结合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相比，尽管许多省份高考自主命题，但是高考选拔、录取仍是全国统筹安排，教育部给各省市分配不同院校的招生名额。统一高考的模式正在打破，但是高考招生全国一盘棋，高校大面积自主招生条件不成熟，高考分省市命题的现实意义大打折扣。
其二，由于各地的命题思想、命题难度与考查知识范围、知识点不同，导致各地高考成绩不具有可比性。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各省市之间基础教育质量的可比性也会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各地基础教育取长补短，缩小各地教育发展的差距。
其三，由于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对教育不发达的省市来说，自主命题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命题质量、试卷保密、批阅方面，给这些省份带来了压力。自主命题的科学性、严谨性、权威性不及全国统一高考试卷，不仅容易出现争议，对自主命题试卷能否真实客观反映学生素质能力也是严峻考验。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自主命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省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均的争议，但是各省份高考招生指标分配不均的问题客观存在，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省份的学生上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机会远远大于人口众多、高等院校较少的省份。高考命题自主权下放，降低了高考成绩的可比性，隐藏了教育不公的深层次矛盾。以地域为界限的差别化高考制度越来越成为教育公平的绊脚石。
虽说教育部为流动人口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即异地高考）列出了时间表，许多地方都出台了异地高考方案。但是，有的省份给异地高考设置了苛刻报考条件，还规定外地户籍考生只能考高职或者三本以下院校；有的地方规定外地考生允许借考但须回原籍录取。而高考自主命题让高考成绩失去了可比性，学生拿着甲省的成绩到乙省如何录取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此，“高考一张卷”也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难题的重要措施。
一言以蔽之，26省份高考使用全国卷是回应民意呼声，维护教育公平的必要纠偏举措。其他5省份以后是否使用全国卷，如何维护高考命题与录取公平，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对此不可等闲视之，而应该在充分调研，征询民意的基础上，科学调整高考命题模式，最大限度维护教育公平，给广大考生营造科学、公平的竞争环境。(叶祝颐)
5、“抓鸟入刑十年”，到底冤不冤
近日，“河南大学生家门口掏鸟窝获刑10年半”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记者获悉，河南省高院已经介入此案，对其判决正在进行专题研究。（12月3日《法制晚报》）
掏鸟窝+获刑十年半，如此组合，话题性自然可想而知。有人很自然地搬出了那些动辄贪污上千万，却只获刑数年或是十余年的情况来加以类比，于是得出了人不如鸟、法院小题大做的结论，更有“情怀者”认为，因为几只鸟毁掉几个年轻人的前途，自然是不值得的。 事实上，如果撇开当事人大学生身份，类似的“鸟不如人”的判例并不少见，比如河南耍猴艺人被判刑、常州男子抓百只青蛙被起诉、温州民工抓三百只麻雀被刑拘。无论是学生也好，艺人也罢，或是民工，之所以会种下如此苦果，至少在法律上是有根有据的。在我国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是能够为这些判例找到法理基础的。
事实上，拿贪官获刑来类比，是很好辩驳的，贪官获刑起点设置，本身就备受诟病，是亟需修正，拿一个本身就存在病态的事物来类比，这不是要比坏吗？更值得关注的是，法理依据念兹在兹，为何还会有人对这些判例觉得错愕甚至不能接受呢？以此事件为例，正如有论者所言，对公众来说，抓到十几只鸟卖出一千多块钱，就要入狱十年半？这种行为与后果之间的落差是寻常观念所难以接受的。
而之所以心生如此疑虑，原因又在于二：首先是对案情的有偏向地获取，比如简单地理解为“抓了几只鸟”，然后再在先入为主的影响下，搬出“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认可度并不高”的托词。但实际情况是，这个大学生并非一时顽劣，而是对所抓的鸟有清晰的了解，并且参与到捕猎、收购、倒卖整个环节中，据说他还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换句话说，这个大学生的“抓鸟”行为，从最朴素的原始情感出发，这至少不是值得原谅的无心之举。
而再回到现代法治社会的语境之下，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或许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以立法之名，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时，无论是从法律实施目标，还是从法律精神的层面来讲，所要恪守的应该是严厉的“罪刑法定”原则。既然刑法中已经对破坏野生动物做出了罪行设置，那么刑法的威严就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用法律专业术语说，也就是刑罚的确定性。
当然，当我们热烈地强调让“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法律宽严相济和谦抑性的热忱欢迎。事实上，“一律入刑”，并非不容分说的一刀切，它可以在法定刑责的基础上，根据事实和证据，讲梯度、分轻重、论区别，真正实现罪行责的相适应。
如果大学生“抓鸟入刑十年”，这种抓到一个算一个的威慑建构，在现阶段让人难以接受，那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普法之重。在法律之威严面前，断然是不能以保护意识不强、公众心理上难以接受来“法外开恩”。它最终不仅无益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更是对法治文明的亵渎。（高亚洲）
6、人性与道德不能在激流中沉沦
12月5日1点多，山东小伙郭强在西青区某小区前为救轻生同事跳入河中，救出同事却不幸溺亡。让郭强家属十分气愤的是，郭强明明是救人牺牲，但获救同事和另外两名当事人起初对郭强家属和警方咬定他因感情问题而轻生，直到多人提供证言，三人才改口还了郭强清白。什么原因让这起事件扑朔迷离？（12月7日《天津日报》）
明明是勇于救人不幸遇难，同事起初却反称郭强“主动跳河”；被人救起，获救者不言感谢，反以“自杀”谎言相向，在多方证人的证词下，事情才发生了180°转弯，这一言行远超大多数人想象，也打破了基本良知的底线，迅速点燃网友的怒火。
或许是落入激流之中惊吓过度而致昏聩，或许是害怕赔偿责任，人们可以理解当事人的惊慌失措甚至可以原谅其不发一语，但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逝去成为另一个人获救的巨大代价时，害怕和赔偿都不足以成为逃避的借口，违背真相说谎更非良心之举，当见义勇为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被轻易的抛掷一旁，舍己救人也就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救命之大义之举？波涛汹涌之中获救的生命险遭灭顶之灾，而被救之后的举动折射良知的缺失、道德的沉沦。“我心理上过不去，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但愿当事人迟来的道歉发自内心，并见诸行动，让见义勇为、谨守良知、尊崇美德成为不可或缺的道德课程，以此维护公共道德的人性栅栏，彰显见义勇为和人性光辉。 2012年长沙小伙邓锦杰、2015年河南青年孟瑞鹏„„近年来，像这种因为各种理由对英雄事迹冷漠逃避的案件绝非孤立，逃离、沉默，昧着良心说谎成为少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常态，而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似乎无能为力，没有说谎成本，导致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不仅要承担生命危险还要承担道德风险，道德滑坡，人性泯灭，何其可悲？
施救溺水的身体不易，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和体力；而还原扭曲的真相、挽救说谎的心灵更难。我们亟待建立关于表彰见义勇为的配套法规，让人性和道德不再于躲避中沉默。当下，良心的自责和公众的拷问迫使获救者说出真相，但是“溺水”的人性及道德更呼唤法制护栏，应该依法追究说谎者的责任，抬高自私自利伤害他人的法律成本，警诫他人，匡扶正义。唯有多管齐下，方能告慰见义勇为者的灵魂，温暖逝者家属冰冷的心，修复因冷漠和自私而不断受伤的社会创痕。（斯涵涵）
7、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折射孝文化之殇
自丈夫1993年去世后，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的李奶奶，因赡养问题，先后两次将四子女诉至法院，在法官主持下，第二起赡养官司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李奶奶的养老问题看起来有了着落，但就在调解协议达成的第二天，82岁的李奶奶便撒手人寰。（12月6日《扬子晚报》）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子女不孝引发的家庭悲剧。在物质充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面对八旬高龄的母亲，子女之间为了逃避赡养义务和尽孝责任，竟然在法庭上争执不下，亲情的冷漠，道德的沦丧，令人心寒。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待，在这场赡养官司中，老人虽同子女达成了调解协议，却抱憾离世，更令人难以释怀。可见，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值得当今社会反思。
在社会转型时期，不法侵害和不公平的因素增多，而整个社会无论是来自政府的制度建设、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救济，还是来自民间组织的各种服务都是不健全、不完备的，甚至很多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组织，未能建立起团结、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缺少情感的投入，彼此缺少温暖、关怀，导致一些家庭成员，
尤其是老人，被亲情无情的抛弃。从本案中可以看出，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折射出了某些人完全丢弃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文化。
在中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孝”字，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然而，在当今社会，物质基础的丰厚与孝道文化的缺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人们在追求自身物质享受的同时，却越来越忽视了对父母物质生活和生老病死的基本保障。特别是，“80后”之后的“苦逼”一代，在激烈竞争之下，一些人过度自私，突出自我，只求向父母索取，不言感恩；只求继承父母的财产，不愿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表明孝文化有待真正深入每一个人的脑、每一个人的心。弘扬和传承孝文化，不正是对亲情凝集、家庭和谐的一种规范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从知与行的角度，发掘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道德情感，让孝文化，内化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意识，外化为群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那么，老人在赡养官司中离世之类的悲剧，必然不再会发生。因此，重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对融合代际隔膜，实现家庭和睦，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挥孝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汪昌莲）
8、高校聘名人，该谁说了算？
中国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为兼职教授一事持续发酵，引发网友质疑。校方6日回应称，聘请邓亚萍为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该校一教授自称“因学校当局未经正常程序而聘任邓女士为兼职教授”而决定逃离法大。但也有法大教授和学生力挺学校聘任邓亚萍，认为网上的质疑过于激烈。（12月7日中国新闻网）
平心而论，以邓亚萍女士的人生资历或学术资质，去高校当个“兼职教授”，也未必是多么不靠谱的事情。不过，舆论“风乍起”，确实代表了几种声音：重实惠的，觉得身靠名人好办事；重名节的，愤然于学校“傍名人”；讲多元的，认为这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既然舆情喧嚣，总要有个是非论道。不然，校方公信被消解不说，被聘的名人也会跟着无故“惹得一身骚”，伤筋动骨，皆不欢喜。
中国政法大学在此事上显得较为被动，无非是两个问题没有回答清爽：一是为什么有必要聘任“兼职教授”？二是通过什么程序聘任“兼职教授”？前者看似很好回答，比如聘请邓亚萍女士，当然为了支持校园乒乓球发展。但这个回答其实也很危险，因为校方还要附带着解释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乒乓球，而不是篮球足球排球、抑或橄榄球羽毛球？独独选择了乒乓球，就要给出情有独钟的理由。
当然，舆情反弹的意思，主要在于第二个问题。换个问法，就是高校聘名人，该谁说了算？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6日发表微博称“不与邓亚萍教授共处中国政法大学”。他表示，因学校当局未经正常程序而聘任邓女士为兼职教授，为洁身自好、拒绝污染计，本人决定逃离。且不管这样的声音是不是主流，但起码有一点值得追问：在聘请名人之前，当事高校有没有刻意让这类声音“被沉默”？这个问题对应下面两个小小追问：一则，既然是学校聘用，征询过师生的意见了吗？二则，在明显会有反对声音存在的客观语境下，校方以怎样的程序正义说服公众要“聘任到底”？
眼下的中国高校，当然还未曾实现“教授治校”，但尊重全校师生的意见及权益，应该是无可置喙的大势所趋。今年6月份，六小龄童被聘任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2013年，央视节目主持人李修平受聘为西北师大兼职教授；在更早前的2004年，周星驰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似乎每次高校聘名人，都会在舆论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过，除了吃空饷事件令北外与何炅不甚尴尬，民意反弹之声，似乎并未能阻挡“兼职教授”挂名的步伐。你情我愿也好，你侬我侬也罢，高校授予了“名誉”，名人拿什么投桃报李？如果只是发个聘书，密切了校领导与名人之间的“私家关系”，这在本质上算不算公权寻找的把戏？
有数据说，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50多起。高校非“净土”，仍指向失控的权力。在最近的高校反腐大戏中，有个细节挺耐人寻味：对于被免职的北邮副校长杨放春，多数学生表示不了解，“只是听说过名字”。有人说，校领导跟学生隔膜如此，不出事才怪。更重要的是，它从细节处折射出现代大学制度及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症结——民主精神及原则，今何在？
高校当然可以聘名人，但聘谁、怎么聘、聘了干嘛，不能沦为“一言堂“的游戏。（邓海建）
9、重视动物福利是一种责任
2015-12-11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据媒体报道，日前，西安医学院被曝随意遗弃实验用狗。据网友提供的视频显示，数十只狗被弃于西安医学院楼顶，有的已经死亡，不少狗身上的伤口未经缝合。12月6日，西安医学院官微就此回应称，校方经了解情况后发现，相关实验人员在按规定程序做完动物实验后，对动物尸体的处理确有不合适行为，要求相关人员立即妥善处理，并已要求涉事的临床医学院暂停动物实验，改善动物实验条件。
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实验动物的讨论，折射出社会对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认知在不断提高。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动物福祉不仅关乎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共存关系，而且关乎人文精神的发展程度。合理善待动物，不是简单的慈善心泛滥，这其中牵涉到复杂的社会治理逻辑。
正如印度思想家甘地所说，“从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及其道德是否伟大与崇高”。从人类学的一些观点来看，人正是从处理与动物的共存关系开始，逐渐理解与人类其他种族、社群的共存关系，并最终理解包括自我在内的生命。只有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才演化出社会公认伦理、个人伦理观的文明，而这些都是社会治理、法律制定的重要基础。动物福祉实际上衡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实际上关乎人类自身的福祉。
具体层面上，动物福祉还在多个领域直接关系公众利益。那些遗弃、虐待动物，以及漠视动物健康、不按规范实施免疫等不负责任的行为，有可能会造成人畜共犯病的发生和流行，威胁公共安全。此外，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尤其是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动物福利的落空，如养殖环节畜禽饮用水不清洁、饲养环境恶劣、滥用抗生素等造成的。
在这个层面上看，实验动物更应该慎重对待。今年10月，北京奥森公园附近出现大量小白鼠，立即引起了卫生防疫部门的重视，因为如果这是实验用鼠，携带致病细菌的可能性极大，将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人们高度关注西安医学院遗弃的实验用狗，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无论是尸体还是一息尚存的活体，未经妥善处理，而是随意丢弃，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根据科技部发布的《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处死实验动物时，须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实施安死术；处死现场，不宜有其他动物在场；确认动物死亡后，方可妥善处置尸体。另外，在不影响实验动物判定的情况下，应选择“仁慈终点”，避免延长动物承受痛苦的时间。
医者仁心，使用实验动物进行动物实验，本应有益于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有益于教学及人才培养，有益于保护或改善人类及动物的健康。希望关于此事的讨论，能促进人们对于动物福利的深刻思考，也希望医学院在“授业”之外，重视“传道”，将人文精神的培养落到实处。（曹华飞）
10、“轮椅医生”彰显社会正能量
他身残志坚、自强不息，从不因为自己困苦而怨天尤人；尽管他是位村医，却努力向上、积极进取，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体情况而降低标准；无论他多么艰难，可坚持不懈、满怀自信，从不因为自己不幸而轻言放弃。“我热爱这个事情！”正是凭着这份爱，陕西省宁陕县沙洛村村医孙庆勇，虽然高位截瘫，却18年如一日，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坐在轮椅上为群众看病，换来乡亲们的敬重。2015年6月，孙庆勇荣登“中国好人榜”。(12月11日 光明网)
尽管孙庆勇家庭贫寒，但是他从小都立志成为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为患者解除病痛。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卫校毕业分配到乡卫生院以后，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兢兢业业工作，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医生。他和身体不好的院长共同撑起卫生院的一片天空，为乡亲们健康服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孙庆勇的医术也声名鹊起的时候，他却遭遇惨烈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面对飞来横祸，他也曾经痛苦过、彷徨过，甚至想过自杀，但是他很快坚强地站起来，这个朴实的乡村医生身残志坚、内心强大，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凭借毅力与智慧实现了生活自理，而且自强不息、奉献社会，19年如一日坐在轮椅上给患者看病、治疗，忠实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尽管孙庆勇行动不便，但要有危重病人不能到诊所就诊，他依然主动上门出诊。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孙庆勇对病人有钱没钱都看，穷富一样对待，他为患者垫付医药费毫无怨言。正如妻子李丛玲所言，孙庆勇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精神，在一次次为别人减轻痛苦的同时，提高了生活自理能力，也收获了快乐和希望。身残志坚的好医生孙庆勇传递出满满的道德正能量。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残疾医务工作者，孙庆勇始终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用19年的坚守换来了基层农民的健康。他是新时期基层医务工作者的楷模，也是残疾人的优秀代表。孙庆勇的先进事迹令人钦佩，更让人感动。他荣登“中国好人榜”就是对他最好的褒扬。
如今孙庆勇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家庭条件也逐渐好转，按理说，他不用这么劳累，但是他依然放不下卫生事业，更割舍不下十里八乡的村民。他选择继续做白衣天使。然而，孙庆勇毕竟是年近半百的高位截瘫残疾人，他已经为社会奉献了太多太多。我们在关注孙庆勇，给他更多关爱、呵护的同时，不应该忍心让孙庆勇继续劳累下去。更多身体健全的医护人员要像孙庆勇那样，扎根基层，奉献农村，为更多患者解除痛苦。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下气力提高基层乡村医护人员待遇，给他们提供更多学习进修机会和发展空间，吸引更多人扎根基层农村卫生事业；并要加大基础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医疗卫生设施，健全医疗制度特别是大病救助制度，提高医疗费报销比例，减轻农民看病负担，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和亿万民众健康保驾护航。（叶祝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