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诗（人）的罪状
笔者手中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一书是由柏拉图编著、朱光潜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刷的2008年版书，原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新世纪后对其进行调整和充实，对文中个别有误的字句加以修改，尽量还原其历史面貌，并将选收作品的下限移至二十世纪末。
[1]另有王太庆翻译的《柏拉图对话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前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后一部分是作者对柏拉图研究的
[2]论著。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以对话体形式展开了对以美学、伦理教育以及诗歌灵感的来源、诗人的罪状为主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以8个独立的篇章构成了一个整体，各个独立篇章都分别或共同体现了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伊安篇》讨论的主题是诗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神，神将灵感赐予诗人，诗人在迷狂的状态下创作出诗歌。《理想国》（卷二至卷三）讨论的主题是理想国的制度和理想公民的性格，规定城邦的保卫者们的教育课程，主张音乐和文学是教育的起点，要求文学含有健康的道德教训，对青年人有益，并以单纯叙述的文学形式来抒写；音乐可以分为歌词（文学）、乐调、节奏三部分，乐调和节奏应迁就歌词，表现出勇敢、节制、清醒的一面。《理想国》（卷十）提出了对诗人的控诉，对他们下逐客令，并从诗的摹仿本质和政治道德的实际功用两个主要方面来挖掘诗（人）的罪证。《斐德若篇》以三篇爱情故事为讨论中心，阐述了柏拉图对修辞学的看法。《大希庇阿斯篇》谈论的是美的问题，以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关于美的辩论，引出美真正的定义，推翻一些错误的关于美的看法。《会饮篇》探讨的是关于爱美与哲学修养的启示。《斐利布斯篇》讨论的主题是美感。
柏拉图认为诗（人）的罪状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诗歌的本质是摹仿，这里的摹仿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与“创新”相对立、对于前人的摹仿，而是对“理式”这一本质的摹仿，是“理式”的影子；其二是对诗歌的社会功用的不满，认为诗歌败坏德行，不利于城邦的统治。
形式与内容：
柏拉图在诗的形式与内容和社会功用方面来论证诗（人）的罪状，从而对诗人下逐客令。在形式上柏拉图主张音乐和节奏配合语言组成诗歌，并使用直抒胸臆的表述方式；在内容上柏拉图主张诗歌的题材应该是赞颂神和英雄。在理想国篇（卷十），柏拉图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借助工匠和画家作为跳板，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深入分析，详细地举证了诗人的罪状。在柏拉图看来，事物存在有三种，即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理式世界是由神创造的最本质的东西，是宇宙中普遍永恒的原理大法。以“床”为喻，最本质的床是床的理式，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木匠依据这个床的理式从而制作出个别的床，画家则摹仿理式中的床和工匠制作的个别的床。于此，只有神创造的床的理式才是真实的，木匠制造的作品也不全然是真实的，木匠是个床的“制造者”，而画家，既不是床的“创造者”，也不是床的“制造者”，是神和木匠的“摹仿者”，摹仿床的外形，与自然隔着三层。诗人就好比画家， 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会抓住真理。[2]
摹仿诗人对他们摹仿的题材的美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正确的见解，以普通无知群众所以为的美为摹仿对象，借助文字并伴以美妙的韵律、节奏和乐调来欺哄、迷惑无知的听众。
社会功用：
柏拉图认为摹仿诗人在作品中没有描绘出诸神和英雄的真正本性，把伟大的神描写得丑
陋不堪，或者将神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浑身都是各种坏毛病，给城邦青年树立错误的榜样，带坏城邦中的青年。在某些诗中还存在着许多普通人咒骂统治者的鲁莽话，这一类对神和英雄不敬、误导年青人、不利于统治安定的故事都不应该被叙述，而是要发扬坚韧不屈的事迹，使之广为见闻。然而，诗人为了讨好观众，摹仿人性中非理性的，最容易激动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培养发育人性中最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餍足人们的感伤，使人们丧失理性，变得软弱，缺乏坚毅，放纵情欲之类本不应该得到滋养的感情，破坏正义理性情感的锻造，这样的诗既不利于培养正义的统治者，也不利于建立有序的等级秩序，更加不利于哲学家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建立配套的形而上学，因为哲学显然不能同时承认神是至善至美的
[4]和无恶不作的。
亚里士多德激烈地批判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某种程度上，《诗学》是亚氏为了回应柏拉图对诗(人) 的批判而作的辩护，他逐一为柏拉图的错误观点加以指正和修改。其一，在文艺的实际功用上，
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把情感归为人性的一部分，但是，他不同意柏拉图主张的对某些情感——像感伤和哀怜——采取绝对压制的办法，从而得出驱逐诗人的结论。[5] 而是通过悲剧等手段使感情宣泄出去以达到生理平衡，这是人的情感的内在需求，肯定了人情难免的生理特征。其二，亚氏强调哲学与文学应该处于同一个地位，“认为诗与哲学一样是一种知识与理解的东西，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肯定了艺术的虚构性，这一思想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其三，在性质上，亚氏认为诗歌的性质是理性的，摹仿是出于人的天性， 一般的说，诗的起源好像有两个原因，都本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模拟的本能，人所以异于禽兽，就因为善于摹仿, 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拟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也总是出于天性的感到愉快。[6]
并将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看待，强调技艺对诗歌的指导作用与评价标准。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柏拉图的文艺理论高于亚氏，原因在于“柏拉图以这原理为武器揭
[7]穿了艺术的贫乏、脆弱、无用、渺小。”其中，“这原理”指的是摹仿说，在他看来，“柏
[7]拉图所以反对艺术，是因为艺术于人无益”，这种观点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的产物，
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总结：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一个门第显赫的贵族家庭，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主张贵族政治，当时的雅典正在处于由盛转衰，战乱频仍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奴隶主民主派与贵族派争夺政权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且奴隶主民主派占据上风，这对于维护贵族政治的柏拉图而言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他把奴隶主贵族中的上层人物比作哲学家，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国王。他将艺术当作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工具，贬低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抬高哲学家的地位，将诗人和其他摹仿艺术家置于第六等，将哲学家放在第一等，意在声明艺术是培养保卫者的工具，服务于政治，并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艺术的好坏，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摹仿艺术要被驱逐出理想国。同时，苏格拉底被赐死一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使他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公正和谐的城邦，由于政局的不稳定与人心的散乱，他想到了用理性的哲学来制约不和谐因素以实现他的政治蓝图。
柏拉图高举理性的旗帜，继承前人”灵感神授”的思想，强调诗歌诗的产生及运作过程
[8]不受理性的轨导和制约，诗人的活动完全听凭于神力的驱使， 没有神的赐予，诗人就无
法创作出美妙的诗章。这种否定诗人具有技艺的说法是错误的，诗人创作诗的技艺就如同医生治病救人、工匠制作工艺品、渔夫出海打渔的技艺，都是专门性的，所不同的就在于这项技能的属性是什么，它对人、对社会将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诗人不具备某项
专门的职业技能就一味地说诗人的创作来源于灵感，其实在某种方面可以说，诗人本身就有摹仿其他专业职业技能的能力，当然这种摹仿的能力并不完全覆盖方方面面，只能说是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的摹仿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神赐予诗人的灵感而否定诗人本身的能力，这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要不就是某种职业的某种技能，要不就是神授的灵感，这种唯二的选择是错误的，诗人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采用自身的技能来获取自己创造需要的东西。
柏拉图对诗人下逐客令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诗歌在道德约束和政治效用上具有反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要为建立一个公正而有秩序的城邦服务，因此将诗歌的作用限制在政治和道德的层面上，而非现代诗人所理解的那样：诗歌是为了表现人的情感和意识。柏拉图认为美好的艺术应该对塑造一个有道德的规范公民起积极作用，从而达到理想国的建立，而诗人却把愉悦公众作为唯一目的，传播不正确的思想来误导青年儿童，所以这是放逐诗人的依据。
柏拉图批判诗人逢迎人性的弱点，引起感伤癖，唤醒青年的非理性，却忽视了诗本身具有的感染力的双向性，如柏拉图所说的，诗既然要发挥自身的感染性，使城邦青年在耳濡目染中受到理性的熏陶，那么诗歌的另一面，它也是感情的宣泄口，柏拉图却把这种感情的宣泄当做是败坏道德的行为，会对城邦青年造出不好的影响，这种行为无异于要一只看门犬看门却不允许它吠叫，因为会扰人睡眠，这种要求实在是强人所难。
柏拉图反对诗的摹仿的本质，把诗歌看作是对现实的摹仿，诗人是神（thoes ）的跟屁虫，他们的诗歌不具备形而上的意义，这种思想是对现实的超越，在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这一思想上具有初步意识，但过于理性化的遐想使他形成了在宗教意义上的对于神的信仰，将他引向宗教的范畴而偏离科学社会。同时，他的关于诗应该描写现实的观念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他是站在维护贵族统治的角度来看待诗的问题，所以导致他忽视了诗的独特性，歪曲了诗的本质，形成了错误的文艺本质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看来，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有力的辩论，尽管这种努力并不具备大的成效，却为文学史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为后来的文艺理论发展形成了重要的范本，他的对话体形式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写作体裁，对后世影响至深。
尽管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中义正言辞地要求诗人离开城邦，但他并不是一味地驱逐所有诗人，他自身就是一位诗人，如索隆说的，如果他没有遇到苏格拉底，或许他就会成为一位有造诣的诗人，他对诗人的批评是从他对诗歌的实际功用表示怀疑开始的，然后发展到对诗人的抗拒，到最后放宽了对诗歌和诗人的抵制，他对诗人的态度由早期坚定地驱逐诗人到后来的有所缓和经历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哪怕在他对诗人的态度最严厉的时候，他也从不完全对诗说“不”，他很重视艺术教育，认为音乐和好的诗是可以在潜移默化中美化青年人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他反对的只是与他的政治理想相抵触的文艺思想。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著 朱光潜译, 文艺对话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 柏拉图著 王太庆译, 文艺对话集[M]商务印书馆,2004
[3] 柏拉图著 朱光潜译, 文艺对话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 陈中梅. 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批判[J],1994
[5] 陈太胜. 西方文论研究专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亚里士多德著 罗念书译. 诗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 车尔尼雪夫斯基. 美学论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8] 陈中梅.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9
论《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诗（人）的罪状
笔者手中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一书是由柏拉图编著、朱光潜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刷的2008年版书，原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新世纪后对其进行调整和充实，对文中个别有误的字句加以修改，尽量还原其历史面貌，并将选收作品的下限移至二十世纪末。
[1]另有王太庆翻译的《柏拉图对话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前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后一部分是作者对柏拉图研究的
[2]论著。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以对话体形式展开了对以美学、伦理教育以及诗歌灵感的来源、诗人的罪状为主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以8个独立的篇章构成了一个整体，各个独立篇章都分别或共同体现了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伊安篇》讨论的主题是诗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神，神将灵感赐予诗人，诗人在迷狂的状态下创作出诗歌。《理想国》（卷二至卷三）讨论的主题是理想国的制度和理想公民的性格，规定城邦的保卫者们的教育课程，主张音乐和文学是教育的起点，要求文学含有健康的道德教训，对青年人有益，并以单纯叙述的文学形式来抒写；音乐可以分为歌词（文学）、乐调、节奏三部分，乐调和节奏应迁就歌词，表现出勇敢、节制、清醒的一面。《理想国》（卷十）提出了对诗人的控诉，对他们下逐客令，并从诗的摹仿本质和政治道德的实际功用两个主要方面来挖掘诗（人）的罪证。《斐德若篇》以三篇爱情故事为讨论中心，阐述了柏拉图对修辞学的看法。《大希庇阿斯篇》谈论的是美的问题，以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关于美的辩论，引出美真正的定义，推翻一些错误的关于美的看法。《会饮篇》探讨的是关于爱美与哲学修养的启示。《斐利布斯篇》讨论的主题是美感。
柏拉图认为诗（人）的罪状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诗歌的本质是摹仿，这里的摹仿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与“创新”相对立、对于前人的摹仿，而是对“理式”这一本质的摹仿，是“理式”的影子；其二是对诗歌的社会功用的不满，认为诗歌败坏德行，不利于城邦的统治。
形式与内容：
柏拉图在诗的形式与内容和社会功用方面来论证诗（人）的罪状，从而对诗人下逐客令。在形式上柏拉图主张音乐和节奏配合语言组成诗歌，并使用直抒胸臆的表述方式；在内容上柏拉图主张诗歌的题材应该是赞颂神和英雄。在理想国篇（卷十），柏拉图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借助工匠和画家作为跳板，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深入分析，详细地举证了诗人的罪状。在柏拉图看来，事物存在有三种，即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理式世界是由神创造的最本质的东西，是宇宙中普遍永恒的原理大法。以“床”为喻，最本质的床是床的理式，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木匠依据这个床的理式从而制作出个别的床，画家则摹仿理式中的床和工匠制作的个别的床。于此，只有神创造的床的理式才是真实的，木匠制造的作品也不全然是真实的，木匠是个床的“制造者”，而画家，既不是床的“创造者”，也不是床的“制造者”，是神和木匠的“摹仿者”，摹仿床的外形，与自然隔着三层。诗人就好比画家， 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会抓住真理。[2]
摹仿诗人对他们摹仿的题材的美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正确的见解，以普通无知群众所以为的美为摹仿对象，借助文字并伴以美妙的韵律、节奏和乐调来欺哄、迷惑无知的听众。
社会功用：
柏拉图认为摹仿诗人在作品中没有描绘出诸神和英雄的真正本性，把伟大的神描写得丑
陋不堪，或者将神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浑身都是各种坏毛病，给城邦青年树立错误的榜样，带坏城邦中的青年。在某些诗中还存在着许多普通人咒骂统治者的鲁莽话，这一类对神和英雄不敬、误导年青人、不利于统治安定的故事都不应该被叙述，而是要发扬坚韧不屈的事迹，使之广为见闻。然而，诗人为了讨好观众，摹仿人性中非理性的，最容易激动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培养发育人性中最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餍足人们的感伤，使人们丧失理性，变得软弱，缺乏坚毅，放纵情欲之类本不应该得到滋养的感情，破坏正义理性情感的锻造，这样的诗既不利于培养正义的统治者，也不利于建立有序的等级秩序，更加不利于哲学家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建立配套的形而上学，因为哲学显然不能同时承认神是至善至美的
[4]和无恶不作的。
亚里士多德激烈地批判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某种程度上，《诗学》是亚氏为了回应柏拉图对诗(人) 的批判而作的辩护，他逐一为柏拉图的错误观点加以指正和修改。其一，在文艺的实际功用上，
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把情感归为人性的一部分，但是，他不同意柏拉图主张的对某些情感——像感伤和哀怜——采取绝对压制的办法，从而得出驱逐诗人的结论。[5] 而是通过悲剧等手段使感情宣泄出去以达到生理平衡，这是人的情感的内在需求，肯定了人情难免的生理特征。其二，亚氏强调哲学与文学应该处于同一个地位，“认为诗与哲学一样是一种知识与理解的东西，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肯定了艺术的虚构性，这一思想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其三，在性质上，亚氏认为诗歌的性质是理性的，摹仿是出于人的天性， 一般的说，诗的起源好像有两个原因，都本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模拟的本能，人所以异于禽兽，就因为善于摹仿, 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拟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也总是出于天性的感到愉快。[6]
并将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看待，强调技艺对诗歌的指导作用与评价标准。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柏拉图的文艺理论高于亚氏，原因在于“柏拉图以这原理为武器揭
[7]穿了艺术的贫乏、脆弱、无用、渺小。”其中，“这原理”指的是摹仿说，在他看来，“柏
[7]拉图所以反对艺术，是因为艺术于人无益”，这种观点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的产物，
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总结：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一个门第显赫的贵族家庭，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主张贵族政治，当时的雅典正在处于由盛转衰，战乱频仍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奴隶主民主派与贵族派争夺政权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且奴隶主民主派占据上风，这对于维护贵族政治的柏拉图而言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他把奴隶主贵族中的上层人物比作哲学家，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国王。他将艺术当作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工具，贬低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抬高哲学家的地位，将诗人和其他摹仿艺术家置于第六等，将哲学家放在第一等，意在声明艺术是培养保卫者的工具，服务于政治，并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艺术的好坏，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摹仿艺术要被驱逐出理想国。同时，苏格拉底被赐死一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使他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公正和谐的城邦，由于政局的不稳定与人心的散乱，他想到了用理性的哲学来制约不和谐因素以实现他的政治蓝图。
柏拉图高举理性的旗帜，继承前人”灵感神授”的思想，强调诗歌诗的产生及运作过程
[8]不受理性的轨导和制约，诗人的活动完全听凭于神力的驱使， 没有神的赐予，诗人就无
法创作出美妙的诗章。这种否定诗人具有技艺的说法是错误的，诗人创作诗的技艺就如同医生治病救人、工匠制作工艺品、渔夫出海打渔的技艺，都是专门性的，所不同的就在于这项技能的属性是什么，它对人、对社会将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诗人不具备某项
专门的职业技能就一味地说诗人的创作来源于灵感，其实在某种方面可以说，诗人本身就有摹仿其他专业职业技能的能力，当然这种摹仿的能力并不完全覆盖方方面面，只能说是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的摹仿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神赐予诗人的灵感而否定诗人本身的能力，这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要不就是某种职业的某种技能，要不就是神授的灵感，这种唯二的选择是错误的，诗人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采用自身的技能来获取自己创造需要的东西。
柏拉图对诗人下逐客令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诗歌在道德约束和政治效用上具有反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要为建立一个公正而有秩序的城邦服务，因此将诗歌的作用限制在政治和道德的层面上，而非现代诗人所理解的那样：诗歌是为了表现人的情感和意识。柏拉图认为美好的艺术应该对塑造一个有道德的规范公民起积极作用，从而达到理想国的建立，而诗人却把愉悦公众作为唯一目的，传播不正确的思想来误导青年儿童，所以这是放逐诗人的依据。
柏拉图批判诗人逢迎人性的弱点，引起感伤癖，唤醒青年的非理性，却忽视了诗本身具有的感染力的双向性，如柏拉图所说的，诗既然要发挥自身的感染性，使城邦青年在耳濡目染中受到理性的熏陶，那么诗歌的另一面，它也是感情的宣泄口，柏拉图却把这种感情的宣泄当做是败坏道德的行为，会对城邦青年造出不好的影响，这种行为无异于要一只看门犬看门却不允许它吠叫，因为会扰人睡眠，这种要求实在是强人所难。
柏拉图反对诗的摹仿的本质，把诗歌看作是对现实的摹仿，诗人是神（thoes ）的跟屁虫，他们的诗歌不具备形而上的意义，这种思想是对现实的超越，在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这一思想上具有初步意识，但过于理性化的遐想使他形成了在宗教意义上的对于神的信仰，将他引向宗教的范畴而偏离科学社会。同时，他的关于诗应该描写现实的观念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他是站在维护贵族统治的角度来看待诗的问题，所以导致他忽视了诗的独特性，歪曲了诗的本质，形成了错误的文艺本质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看来，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有力的辩论，尽管这种努力并不具备大的成效，却为文学史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为后来的文艺理论发展形成了重要的范本，他的对话体形式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写作体裁，对后世影响至深。
尽管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中义正言辞地要求诗人离开城邦，但他并不是一味地驱逐所有诗人，他自身就是一位诗人，如索隆说的，如果他没有遇到苏格拉底，或许他就会成为一位有造诣的诗人，他对诗人的批评是从他对诗歌的实际功用表示怀疑开始的，然后发展到对诗人的抗拒，到最后放宽了对诗歌和诗人的抵制，他对诗人的态度由早期坚定地驱逐诗人到后来的有所缓和经历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哪怕在他对诗人的态度最严厉的时候，他也从不完全对诗说“不”，他很重视艺术教育，认为音乐和好的诗是可以在潜移默化中美化青年人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他反对的只是与他的政治理想相抵触的文艺思想。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著 朱光潜译, 文艺对话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 柏拉图著 王太庆译, 文艺对话集[M]商务印书馆,2004
[3] 柏拉图著 朱光潜译, 文艺对话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 陈中梅. 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批判[J],1994
[5] 陈太胜. 西方文论研究专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亚里士多德著 罗念书译. 诗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 车尔尼雪夫斯基. 美学论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8] 陈中梅.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