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治、光绪两朝 ，曾有过短暂的改革时期，也曾给受尽各列强欺凌、掠夺而奄奄一息的满清帝国带来些许光明和希望，这时期史称“同、光中兴”。对于当时的所谓中兴四大名臣，有多种说法，光绪朝礼部尚书李端棻则认为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4人。 卫乡梓，治洞庭，山东诛奸宦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府牛埸镇（今织金县牛埸镇文诚居委会）人，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咸丰三年（1853年），宝桢中二甲二十二名进士，改庶吉士；翌年，宝桢丧母，丁忧回乡。丁忧期间，遵义爆发了杨隆喜起义，灾祸秧及平远，宝桢斥家财招募八百壮丁平叛，旋平，宝祯桢复守母孝。咸丰五年（1855年），贵州爆发了台拱厅（今台江县）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六年（1856年），苗民起义波及黔东南、黔南、铜仁、播州（今遵义）等地，大半个贵州处在祸乱之中。时值宝桢服阕（丁忧期满）回任之际，贵州巡抚蒋霨远奏请朝庭留宝桢随军参赞，朝庭特旨授宝桢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留军。宝桢即在家乡募乡勇4000赴铜仁、黔南等地作战并参与收复平越（今福泉县）、独山之战。 咸丰十年（1860年）宝桢升任湖南岳州（今岳阳）知府（从四品），临赴新任前，宝桢奉令遣散所募4000乡勇，其时，朝庭已欠该部军饷数万，更无从发放遣返安家费用。宝桢倾尽所有，只得500两银子。宝桢聚众于空地，置银于案上，泣众曰：“与诸君共事久，今库馈拙，徒手归，奈何？”4000乡勇俱大哭，说道：“公毁家纾难，我等敢它求乎？”遂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宝桢调任长沙知府，其精吏图治，官声清廉。宝桢在岳州和长沙知府任上，吏部考核，均为“卓异”。 同治元年（1862 年），宝桢擢山东按察使（管司法的副省长，正三品）。他为人淸廉自重，刚严有威，初至山东时，正遇僧格林沁（时任参赞大臣，袭科尔沁郡王）率军剿捻而驻山东，僧格林沁以亲王贵倨，目中无人，通省官员除巡抚阎敬铭以外，凡谒见者均不设座。宝桢职司按察使，到任须谒见僧王，一日，宝桢朝服至僧王驻地门外，向材官（负责通报的门官） 递上名刺并说道：“坐则见，否则罢。”（给我设座位，我便谒见，不设座位便不谒见）。僧王闻材官报，佩服宝桢自重刚强，遂设座以礼见宝桢。 宝桢履职山东，奉命进剿河北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其间，宝桢曾差人前往宋景诗军中招抚，朝庭闻知后斥其“擅议招抚”，而对其“革职留任”。同治四年（1865年），宝桢因功迁山东布政使（从二品）。同治七年（1868年）春，宝桢擢山东巡抚，该年，宝桢即与李鸿章合围鲁东捻军，山东捻军被剿灭。翌年，河北捻军自定州直逼北京城，帝都告急。宝桢亲率部千里驰援，击溃捻军，保护了京城安全。自此，朝庭除对宝桢褒奖有加，更视其为“干城”。是时，少年皇帝及垂廉听政的东、西二太后都牢记了宝桢的名字 。 咸丰十一年（1860年）八月，咸丰皇帝奕詝在热河去世，皇太子载淳年仅6岁，咸丰在临终前指定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瑞华、大学士肃顺等8人为“顾命大臣”赞襄政务。慈禧感到大权旁落，遂联络慈安太后并与太监安得海上演“苦肉计”，而后与在京的咸丰六弟恭王奕合谋发动“辛酉政变”。十一月，赐载垣、瑞华自尽，肃顺则被斩首，其余“顾命大臣”被废，东、西两太后开始“垂廉听政”。事后论功行赏，安德海居功至伟，慈禧不免对其宠信有加。安乃一出身卑微，极其势利之阉人，故此持宠而骄，其虽不过六品蓝翎，却自以为慈禧之下，其为最大矣。从此，他不仅在宫中飞扬跋扈，继而搬弄是非，挑动慈禧、同治母子失和，乃至向百宫索贿，小皇帝恨其入骨，欲杀而后快；恭王等无不厌其，只是碍于慈禧之面，投鼠忌器罢了。 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下旬，借同治即将亲政之际，安徳海竟说动慈禧黙许其出京到江南为同治置办龙袍。有清一朝，治大监极严，太监擅出京城即是死罪，何况慈禧只是黙许，安德海此一去已走上不归路了。话说回来，尽管安德海已种下杀身之祸，小皇帝更是欲杀其而后快，但其时慈禧当政，安德海炙手可热，还要有敢杀安德海而又不俱慈禧怪罪之人。当然有，这个人便是丁宝桢。丁宝桢性刚正，妒恶如仇，久闻安德海种种恶行，恨不能亲手诛之，常谓左右言：“权阉不除，国无宁日，有心诛奸，苦无良机。” 七月二十五日，安德海率官船两艘，首船上高悬两面大旗，一书“奉旨钦差”，一书“采办龙袍”；另又悬小旗一面，旗上却是画了太阳和一只三足鸟。两船共载太监、保镖、歌女等30余人，浩浩荡荡顺运河驶进了山东德州，中午时分，两船停在了西门码头。自京城传出安德海出京消息后，丁宝桢便饬令德州知府赵新，一见安德海船至即查明上报。赵新微服轻车，已在码头等候多日，见安德海果然到来，即一面将所见情况差军士星夜上报济南宝桢处，一面差人紧跟安德海所乘之船。 济南城巡抚衙门内灯火通明，宝桢急召幕友薛福保等商议处置办法。薛福保看到赵新所报安德海船头悬有三足鸟旗时说道，“奸阉必死矣”。宝桢立会其意，叫人取来《史记》，翻到司马相如传“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句，再看注解，“三足鸟，青鸟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宝桢言道：“此阉意谓替西太后外出乞食，可恶致极，百死不足矣。”随即，宝桢与众人商定“前门拜折，后门杀奸”之计，八月二日即捕安德海于泰州，八月七日夜，同治御批到达巡抚衙门，宝桢即令当夜诛杀安徳海于济南西门外丁字街（今济南市市中区饮虎池街）。消息传出，朝野震动，人心大快。直隶（今河北）总督曾国藩叹道：“雅璜刚胆，吾不及矣！”正如宝祯所料，慈禧看到有关“三足鸟”的出处时，只恨安德海找死，不罪宝桢且愈加重用。 丁宝桢在山东十三载，修水利以疏黄河，筑炮台以固海防，又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开山东近代工业之先河；更创办尚志书院，为国家培养人才；创办山东书局，开出版业之先河。 督四川，改盐政，忠能谥“文诚”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慈禧太后特传旨宝桢“进京陛见”，时宝桢56岁。宝祯进京后，慈禧赐“紫禁城骑马”并多次接见。其时，朝廷巳议定宝桢擢四川总督（正二品），当时四川吏治腐败，财政赤字巨大，慈禧对宝桢之督川寄以厚望，特书“国之宝桢”条幅赐宝桢，以资鼓励。 宝桢到任后，即严劾贪墨官员，澄清吏治。又因都江堰连年失修，功能渐失，宝桢便多方筹银加固江堤，疏通塞道，使此千年水利设施福利百姓。 光緖四年（1878年），宝桢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到第二年四月，便能生产“小水轮机及各种机器二十五部，已合成前后膛枪一百二十八杆。”机器局的设立，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光緖五年（1879年）五月，给事中吴镇参奏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朝庭虽派人“查无实据”，伹还是下令关闭了四川机器局。 光緖六年（1860年），在宝桢数次奏请下，机器局得以重开，到光緖十年（1884年），四川机器局巳形成了规模生产能力，已能批量铸造机器、洋枪和弹药了。 四川机器局的建立，标志着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开启了四川用机器代替手工、用工厂代替作坊的新局面，这是历史性的进歩。同时，它开启了四川经济史上有别于自然经济的另一种经济形态。 宝桢对四川乃至对朝廷的另一重大贡献，便是在四川推行盐政改革。四川产盐，尤以自贡井盐为上品。盐是百姓的生话必需品，也是朝庭重要的税赋来源，自古以来盐都是官卖而严禁私贩。而四川的贪官墨吏勾结奸商们不法贩运，中饱私囊，使百姓买不到官价盐，更使朝廷得不到足额税收。因而百姓铤而走险贩私盐，朝廷望税赋而兴叹。 宝桢大刀阔斧改革盐法，规定官运商销，平抑盐价，置官盐总局于泸州，盐井处设厂局，运输沿岸设岸局，产销均由宝桢亲委官员管理，昔日奸商劣吏无从上下其手，百姓、朝廷得益。改革当年（光緖四年），朝廷盐税便增百余万。 盐政的改革断了奸商贪官们的财路，他们对丁宝桢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抵毁宝桢，诬告宝桢的奏章不绝于朝，千方百计要将宝桢逐出四川。自光绪四年（1878年）至光緖十年（1884年），他们的诬告便使朝廷对宝桢三次“部议降三级调用”和一次“部议革职”处分。万幸，光緖帝（也是慈禧太后）深信宝桢清廉刚能，将前三次处分均改为“降三级留任”，最后一次则改为“实给四品顶戴，署川督”。 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宝桢于成都川督任上病逝。光绪闻讯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下旨“追赠太子太保（从一品），入祀贤良祠，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以开复。”又“寻赐祭葬，予谥文诚”。 宝桢死讯传到山东，山东父老悲恸惋惜，遂联名具奏朝廷，请求将宝桢灵柩运回山东安葬。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当年十月，宝桢灵柩运至济南，济南百姓空城出迎，士绅百姓“郊野祭吊”。十月底，宝桢魂归齐鲁，安葬于历城“九里山南麓，华山之阳”（现济南历城区全福立交桥处）。 宝桢对山东父老来说系一外乡人，然而却被山东官民士绅视为“贤良青天”恳请归葬山东，建祠祭祀，这是山东人民对丁文诚公崇高的褒奖和厚爱。而彼时，宝桢离开山东巳逾10年，可见山东百姓对宝桢思之笃矣。
清朝同治、光绪两朝 ，曾有过短暂的改革时期，也曾给受尽各列强欺凌、掠夺而奄奄一息的满清帝国带来些许光明和希望，这时期史称“同、光中兴”。对于当时的所谓中兴四大名臣，有多种说法，光绪朝礼部尚书李端棻则认为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4人。 卫乡梓，治洞庭，山东诛奸宦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府牛埸镇（今织金县牛埸镇文诚居委会）人，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咸丰三年（1853年），宝桢中二甲二十二名进士，改庶吉士；翌年，宝桢丧母，丁忧回乡。丁忧期间，遵义爆发了杨隆喜起义，灾祸秧及平远，宝桢斥家财招募八百壮丁平叛，旋平，宝祯桢复守母孝。咸丰五年（1855年），贵州爆发了台拱厅（今台江县）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六年（1856年），苗民起义波及黔东南、黔南、铜仁、播州（今遵义）等地，大半个贵州处在祸乱之中。时值宝桢服阕（丁忧期满）回任之际，贵州巡抚蒋霨远奏请朝庭留宝桢随军参赞，朝庭特旨授宝桢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留军。宝桢即在家乡募乡勇4000赴铜仁、黔南等地作战并参与收复平越（今福泉县）、独山之战。 咸丰十年（1860年）宝桢升任湖南岳州（今岳阳）知府（从四品），临赴新任前，宝桢奉令遣散所募4000乡勇，其时，朝庭已欠该部军饷数万，更无从发放遣返安家费用。宝桢倾尽所有，只得500两银子。宝桢聚众于空地，置银于案上，泣众曰：“与诸君共事久，今库馈拙，徒手归，奈何？”4000乡勇俱大哭，说道：“公毁家纾难，我等敢它求乎？”遂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宝桢调任长沙知府，其精吏图治，官声清廉。宝桢在岳州和长沙知府任上，吏部考核，均为“卓异”。 同治元年（1862 年），宝桢擢山东按察使（管司法的副省长，正三品）。他为人淸廉自重，刚严有威，初至山东时，正遇僧格林沁（时任参赞大臣，袭科尔沁郡王）率军剿捻而驻山东，僧格林沁以亲王贵倨，目中无人，通省官员除巡抚阎敬铭以外，凡谒见者均不设座。宝桢职司按察使，到任须谒见僧王，一日，宝桢朝服至僧王驻地门外，向材官（负责通报的门官） 递上名刺并说道：“坐则见，否则罢。”（给我设座位，我便谒见，不设座位便不谒见）。僧王闻材官报，佩服宝桢自重刚强，遂设座以礼见宝桢。 宝桢履职山东，奉命进剿河北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其间，宝桢曾差人前往宋景诗军中招抚，朝庭闻知后斥其“擅议招抚”，而对其“革职留任”。同治四年（1865年），宝桢因功迁山东布政使（从二品）。同治七年（1868年）春，宝桢擢山东巡抚，该年，宝桢即与李鸿章合围鲁东捻军，山东捻军被剿灭。翌年，河北捻军自定州直逼北京城，帝都告急。宝桢亲率部千里驰援，击溃捻军，保护了京城安全。自此，朝庭除对宝桢褒奖有加，更视其为“干城”。是时，少年皇帝及垂廉听政的东、西二太后都牢记了宝桢的名字 。 咸丰十一年（1860年）八月，咸丰皇帝奕詝在热河去世，皇太子载淳年仅6岁，咸丰在临终前指定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瑞华、大学士肃顺等8人为“顾命大臣”赞襄政务。慈禧感到大权旁落，遂联络慈安太后并与太监安得海上演“苦肉计”，而后与在京的咸丰六弟恭王奕合谋发动“辛酉政变”。十一月，赐载垣、瑞华自尽，肃顺则被斩首，其余“顾命大臣”被废，东、西两太后开始“垂廉听政”。事后论功行赏，安德海居功至伟，慈禧不免对其宠信有加。安乃一出身卑微，极其势利之阉人，故此持宠而骄，其虽不过六品蓝翎，却自以为慈禧之下，其为最大矣。从此，他不仅在宫中飞扬跋扈，继而搬弄是非，挑动慈禧、同治母子失和，乃至向百宫索贿，小皇帝恨其入骨，欲杀而后快；恭王等无不厌其，只是碍于慈禧之面，投鼠忌器罢了。 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下旬，借同治即将亲政之际，安徳海竟说动慈禧黙许其出京到江南为同治置办龙袍。有清一朝，治大监极严，太监擅出京城即是死罪，何况慈禧只是黙许，安德海此一去已走上不归路了。话说回来，尽管安德海已种下杀身之祸，小皇帝更是欲杀其而后快，但其时慈禧当政，安德海炙手可热，还要有敢杀安德海而又不俱慈禧怪罪之人。当然有，这个人便是丁宝桢。丁宝桢性刚正，妒恶如仇，久闻安德海种种恶行，恨不能亲手诛之，常谓左右言：“权阉不除，国无宁日，有心诛奸，苦无良机。” 七月二十五日，安德海率官船两艘，首船上高悬两面大旗，一书“奉旨钦差”，一书“采办龙袍”；另又悬小旗一面，旗上却是画了太阳和一只三足鸟。两船共载太监、保镖、歌女等30余人，浩浩荡荡顺运河驶进了山东德州，中午时分，两船停在了西门码头。自京城传出安德海出京消息后，丁宝桢便饬令德州知府赵新，一见安德海船至即查明上报。赵新微服轻车，已在码头等候多日，见安德海果然到来，即一面将所见情况差军士星夜上报济南宝桢处，一面差人紧跟安德海所乘之船。 济南城巡抚衙门内灯火通明，宝桢急召幕友薛福保等商议处置办法。薛福保看到赵新所报安德海船头悬有三足鸟旗时说道，“奸阉必死矣”。宝桢立会其意，叫人取来《史记》，翻到司马相如传“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句，再看注解，“三足鸟，青鸟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宝桢言道：“此阉意谓替西太后外出乞食，可恶致极，百死不足矣。”随即，宝桢与众人商定“前门拜折，后门杀奸”之计，八月二日即捕安德海于泰州，八月七日夜，同治御批到达巡抚衙门，宝桢即令当夜诛杀安徳海于济南西门外丁字街（今济南市市中区饮虎池街）。消息传出，朝野震动，人心大快。直隶（今河北）总督曾国藩叹道：“雅璜刚胆，吾不及矣！”正如宝祯所料，慈禧看到有关“三足鸟”的出处时，只恨安德海找死，不罪宝桢且愈加重用。 丁宝桢在山东十三载，修水利以疏黄河，筑炮台以固海防，又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开山东近代工业之先河；更创办尚志书院，为国家培养人才；创办山东书局，开出版业之先河。 督四川，改盐政，忠能谥“文诚”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慈禧太后特传旨宝桢“进京陛见”，时宝桢56岁。宝祯进京后，慈禧赐“紫禁城骑马”并多次接见。其时，朝廷巳议定宝桢擢四川总督（正二品），当时四川吏治腐败，财政赤字巨大，慈禧对宝桢之督川寄以厚望，特书“国之宝桢”条幅赐宝桢，以资鼓励。 宝桢到任后，即严劾贪墨官员，澄清吏治。又因都江堰连年失修，功能渐失，宝桢便多方筹银加固江堤，疏通塞道，使此千年水利设施福利百姓。 光緖四年（1878年），宝桢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到第二年四月，便能生产“小水轮机及各种机器二十五部，已合成前后膛枪一百二十八杆。”机器局的设立，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光緖五年（1879年）五月，给事中吴镇参奏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朝庭虽派人“查无实据”，伹还是下令关闭了四川机器局。 光緖六年（1860年），在宝桢数次奏请下，机器局得以重开，到光緖十年（1884年），四川机器局巳形成了规模生产能力，已能批量铸造机器、洋枪和弹药了。 四川机器局的建立，标志着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开启了四川用机器代替手工、用工厂代替作坊的新局面，这是历史性的进歩。同时，它开启了四川经济史上有别于自然经济的另一种经济形态。 宝桢对四川乃至对朝廷的另一重大贡献，便是在四川推行盐政改革。四川产盐，尤以自贡井盐为上品。盐是百姓的生话必需品，也是朝庭重要的税赋来源，自古以来盐都是官卖而严禁私贩。而四川的贪官墨吏勾结奸商们不法贩运，中饱私囊，使百姓买不到官价盐，更使朝廷得不到足额税收。因而百姓铤而走险贩私盐，朝廷望税赋而兴叹。 宝桢大刀阔斧改革盐法，规定官运商销，平抑盐价，置官盐总局于泸州，盐井处设厂局，运输沿岸设岸局，产销均由宝桢亲委官员管理，昔日奸商劣吏无从上下其手，百姓、朝廷得益。改革当年（光緖四年），朝廷盐税便增百余万。 盐政的改革断了奸商贪官们的财路，他们对丁宝桢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抵毁宝桢，诬告宝桢的奏章不绝于朝，千方百计要将宝桢逐出四川。自光绪四年（1878年）至光緖十年（1884年），他们的诬告便使朝廷对宝桢三次“部议降三级调用”和一次“部议革职”处分。万幸，光緖帝（也是慈禧太后）深信宝桢清廉刚能，将前三次处分均改为“降三级留任”，最后一次则改为“实给四品顶戴，署川督”。 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宝桢于成都川督任上病逝。光绪闻讯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下旨“追赠太子太保（从一品），入祀贤良祠，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以开复。”又“寻赐祭葬，予谥文诚”。 宝桢死讯传到山东，山东父老悲恸惋惜，遂联名具奏朝廷，请求将宝桢灵柩运回山东安葬。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当年十月，宝桢灵柩运至济南，济南百姓空城出迎，士绅百姓“郊野祭吊”。十月底，宝桢魂归齐鲁，安葬于历城“九里山南麓，华山之阳”（现济南历城区全福立交桥处）。 宝桢对山东父老来说系一外乡人，然而却被山东官民士绅视为“贤良青天”恳请归葬山东，建祠祭祀，这是山东人民对丁文诚公崇高的褒奖和厚爱。而彼时，宝桢离开山东巳逾10年，可见山东百姓对宝桢思之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