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绩溪农村调查报告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在农业税费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特别是200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三农”问题再次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增收、农业的发展也再次获得新的机遇。据有关报道，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的1500亿元，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2％，创下了八年来同期农民收入最高实际增幅。同时，全国农民税费负担下降幅度达到36.3％。全国春播粮食面积出现“恢复性增长”（1）。但是，关心“三农”问题的人更希望了解的是：农业扶持措施给我国农村各地具体带来了一些什么变化，我国农村目前的实际状况究竟怎么样，主要还存在什么问题，需要什么解决办法等，这就是我们本次农村调查的目的。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农业状况千差万别，我们的调查只能从一个局部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了使我们的调研得到公众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具有一定代表意义和比较容易受人关注的调查点——安徽省绩溪县。因为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中国最初的改革开放就发端于安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溪县位于皖南地区，是一个山区贫困县，同时又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故乡。我们希望这次调研获得的研究成果既能对了解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提供一定的参考，又能直接推动绩溪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绩溪农民的基本经济状况

本次调查于2004年8月初实施，调查对象随意选择了绩溪县比较贫困的伏岭镇大障村和家朋乡幸福村（均为行政村），历时五天，主要采用入户访谈的方式，在个别地方还借宿于农户家中。大障村访问了八家农户，幸福村访问了四家农户，并分别与两个村的村长（幸福村为前村长）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两村概况和农户的基本经济状况如下：

大障村位于绩溪县东南绵延几十公里的障山大峡谷中间，距峡谷外最近的水村大约18公里。全村有306户，大约1100人，耕地只有谷间和坡地上的大约500亩旱地，但拥有5000多亩竹山和超过5000亩荒山。当地村民传说，他们的祖先打“长毛”（太平天国）时避难逃到这里，后来就定居于此。大障村共包括七个小的自然聚落，在改革开放以前，村民主要靠在峡谷的山坡上种玉米维持生活。后来山里的竹笋、茶叶和山核桃等越来越值钱，他们便逐渐放弃了玉米种植，粮食靠去峡谷外面的水村购买大米（籼米）。全村已经全部实现通电和通自来水（山泉水），一些农户还安装了电视信号卫星接受天线．太阳能热水器和电话。有一条简易狭窄的乡村公路贯通全村，并与外部相连。

据村长介绍，该村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大约是1500元左右，收入来源主要由外出打工收入和山区特产（竹笋、茶叶和山核桃等）两部分组成。另外村里有一个浙江人开办的小型有色金属矿，村里有数人在那里打工。据我们入户访谈了解的情况，有的农户仅山区特产年收入就达3000元以上，最高可达10000多元（1户从事菊花种植，2户靠山核桃收入），但也有的农户山区特产收入不到1000元，有的甚至收入为零。导致这种巨大差距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土地、竹山和荒山的承包数量差距很大。村里的承包是1981年确定下来的，几十年没有调整过，造成承包面积的差距越来越大，有的农户家里甚至没有承包地和承包山。另一个原因是每个农户承包的山地和旱地里的资源不同（土地的位置、毛竹出笋率和拥有山核桃的数量等），以及经营状况不同，有的农户因为外出打工或缺乏经营能力等原因，无力兼顾毛峰茶等的种植经营。外出打工收入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决定，也有个别外出打工获得成功以后举家外迁的例子。

幸福村位于绩溪县东北的家朋乡，地形以谷底盆地的浅丘为主，是一个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村子。全村有460户，1600多人。共拥有水田1100多亩和旱地200多亩，水田主要是梯田，还有少量荒山资源。幸福村也由多个自然聚落组成，乡村公路可以通到附近，但还没有与多数聚落连接上。从比邻的家朋乡坎头村里拥有的明代节妇坊、听泉楼和祠堂等历史文物，可以看出这里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明代中叶家朋地区就是绩溪第十五都的中心。该村一位刚满70岁的小学退休教师介绍说，过去幸福村是一个丰衣足食的传统乡村，人们以农为主，只是在农闲时到附近地区打一点零工。现在变成了以打工为主，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家维持农业生产。其他水、电和通讯等条件与大障村基本相似。

据前村长介绍，该村农民的年平均纯收入只有700-800元左右。种植水稻主要用于自给，余粮用作猪饲料等，很少出售。现金收入主要靠养猪、养牛和打工。该村也存在承包地多寡不均问题，但农业收入差距没有大障村大。土地流转主要属于小范围的余缺调剂，没有出现种植和养殖大户。近几年有部分农户试种药材，去年前村长家种药材每亩获得了2000多元收益。此外由于乳猪市场看好，所以每家每户都在养母猪，最近的行情每个8、9斤的仔猪可以卖到100多元，但还没有形成产业化。该村有一户农家在外地开办了制药厂，还有几个农民当上了建筑业的包工头。也有个别农户在广东等地打工获得了成功，已经回来把父母接走了。

从两个村的农民生活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户已经完全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本地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大障村的山货经济既存在资源不足和稳定性不够（例如各地山核桃的大规模栽种必然会因为需求的相对饱和而导致价格下降）的问题，又存在一定的环境隐忧（例如茶树栽培对水土保持的破坏）。幸福村的问题主要是农业商品化程度比较低。两个村都以外出打工作为农民增收的一个主要手段。 〖第一┆范文网整理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原出处所有。〗

二、外出打工者与他们的家庭

大障村村长估计，该村青壮年大约有500余人，其中大约有350人常年在外面打工。幸福村前村长也估计该村至少应该有300多人常年在外面打工。两处打工的主要去向都是近邻的浙江、上海以及广东、福建等地，大障村打工者从事厨师和缝纫等职业者较多，幸福村则以从事木工、泥水工和油漆工等建筑装修业者为主。根据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有的家庭子女都在外面打工，父母年老多病，主要靠子女打工收入来赡养。

老邵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个大障村人。他今年47岁，1987年开始从事贩卖山区特产的贸易，后来因为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又去学习厨师手艺，现在属于两栖型，常年在上海从事餐饮和山货贸易。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弟弟都在上海的餐馆里当厨师，而且多年以来他还从当地带出30多人到上海。老邵的家是一座当地常见的普通两层楼房，除了上面介绍的水电、通讯设施以外，家里还有一些农村比较少见的家用电器，而且还用上了城镇里的人才使用的煤气罐。他夫人常年在家留守，管理家里的承包竹山和荒山，可以轻松获得将近3500元收入，同时也帮助老邵收购山货等。但老邵在上海的住处却简陋得让我们吃惊：与弟弟和其他三个同村的打工者5人合租了一间大约12平方米的破旧楼房（月租金250元），除了围着四壁摆放了四张单人床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家具，衣服全部用衣架挂在绳子上面。现在老邵处于半失业状态（因为他还从事一点山货贸易），正准备租房开一家“夜排挡”，以解决生计问题。

周小姐是来自湖北十堰的大障村外来媳妇，现年25岁。她与丈夫是在福建晋江台湾人办的鞋厂打工认识并结合的，现在两个人还在该厂工作。由于要赶工期完成订单，她每天早上5点半上班，下午5点下班，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而且全年没有休息日。工资是计件，不熟练的新手刚开始每月只能拿到300-400元工资，平均工资大约是500-600元。她本人是工作多年的熟练工，可以拿到1000多元。但是很累，特别是现在天气热，需要不停喝水。最近实在热得受不了，强行辞职（老板雇不到人，不想让她离开）回家，打算休息几个月再去。

幸福村前村长的儿子现年35岁，1991年参军在北京警备司令部服役，退伍后留在北京打工，现在已经是从事工程装修的包工头。夫人与六岁的儿子也在北京。

根据我们在两个村里的部分调查，大致可以看出打工工种相对比较集中，找工作的方式主要靠亲朋好友介绍，说明可供打工者选择的范围不大。从打工者的发展情况来看，靠打工挣钱获得成功的仍然是极少数，多数打工者的工作既累工资收入又不是很高，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特别让我们忧虑的是，打工者尤其是女性打工者的学历偏低，多数在初中和初中以下。大障村一家农户两个女儿都是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现在外面从事服装加工工作，小女儿还不满15岁。好几个还在上初中的孩子的家长向我们表示，孩子成绩不好，不想读书，所以初中毕业后也会让他们去打工。在幸福村，村民为了证明多读书无用，告诉我们∶邻村有一家穷苦的农户含辛茹苦让孩子读完了大学，可是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孩子一时想不通竟然寻了短见。

三、农村男性结婚难的问题

在大障村调查时我们注意到，该村的未婚大龄男子比较多，于是我们请村里的会计为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会计根据手里的户口登记资料统计了全村25岁至60岁男性的情况，统计结果见下表∶

因为当地男性的初婚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25岁以后已经开始步入结婚难的男子队伍了，因此我们的统计年龄从25岁开始。结果让我们非常吃惊∶该村竟然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男性面临结婚难的问题。据说当地也曾经有过去贵州、四川等地买媳妇的事，但很快受到了有关部门制止。

贫困是造成结婚难问题的首要原因。该村前党支部书记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人民公社时期，由于茶叶比较值钱，所以当地比外面种植粮食的地方富裕，该村的劳动力一个工分值一元钱，而外面只值3、4角。改革开放以后，茶叶价格相对贬值，而外面的其他地区挣钱的路子越来越多，大障村就变得相对贫困起来了。这个说法从未婚者主要集中于45岁以下年龄段现象可以得到一定的征实。

结婚难的第二个原因我们推测可能因为地理环境比较闭塞。但是从上面的统计资料来看，1986年当地的简易乡村公路通车似乎并没有对结婚难问题产生足够的积极影响。

结婚难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男性本身的素质问题。上面的统计资料显示痴呆和残废者比例并不高，因此生理素质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但前面提到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我们与几位大龄单身汉交谈问及为什么不出去打工挣钱时，有位过路村民插嘴训斥他们太懒。老邵指出当地有些男子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出去打工有困难。实际上当地已经有不少男青年像周小姐的丈夫一样在打工中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老邵的大儿子24岁，刚刚在上海完婚，女方是江西人。小儿子22岁，明年也准备在上海结婚，女方是安徽其他地方的人。但老邵的六弟40岁、七弟35岁，尽管也在外地打工，至今却仍然是单身。

在幸福村调查时我们也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男性结婚难的问题。在该村一个叫做梅干村的自然聚落里我们碰上了许先生和他哥哥。许先生大约37岁，哥哥50岁左右，他们兄弟共四人，哥哥是老二，他排行老四，两人均尚未结婚，与83岁的老母共同生活。据许先生介绍，他们村（指梅干）总共54户，像他这样的单身汉有十多人。后来与幸福村前村长谈到男性结婚难的问题时，他说该村的这类情况并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梅干村。

四、当地政府的努力与不足

在绩溪县农委提交安徽省农委检查组的一份汇报贯彻执行中央一号文件和安徽省委8号文件精神的报告中谈到，他们主要开展了抓宣传发动、抓春耕备耕、抓重点突破，化解耕地撂荒难题和抓劳务经济等方面的工作，组织开展了“科技下乡”，将水稻优良新品种和农业适用技术送到到村送到户，为今年粮食生产开好头（2）。另据宣城市政府网站的报道，绩溪农业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绩溪县农民现金收入达1344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2.9％，增长原因主要是种养收入增长、农产品价格持续稳定在高价位运行、劳务收入增加和惠民政策。惠民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放粮补资金44万元，农业税率减少2.2个百分点。目前，良种补贴正在落实中，涉农收费秩序也正在进一步规范。（3）。

　　在绩溪农村我们调查的所到之处，虽然也了解到政府作出的一些努力，但更多听到的是农民的抱怨。在大障村，村长告诉我们农业（特产）税几年前就不交了。我们还看到在村前的简易乡村公路旁有一块2002年立的“人饮解困工程碑”，落款是绩溪县水务局和伏岭镇人民政府。据老邵介绍，该工程主要由村民集资，政府给予一些困难户一定的补助。除此之外，主要听到的是农民对于政府腐败、承包土地问题、教育问题和修路问题的一些抱怨。在幸福村，前村长告诉我们按照省里的规定，农业税率应该减少两个百分点，但当地实际上只是今年开始取消了农业附加，此外还发放了每亩10.2元粮补资金（上海是60-80元），良种补贴还没有发放。但村民却否认得到了税费减免和粮食补贴，还说有关方面为了堵农民的口，给每人发放了一元钱。该村村民除了同样抱怨政府腐败、承包土地问题、教育问题和修路问题之外，还投诉有人将被雨水浸泡过的种子卖给农民，使农业生产蒙受了重大损失，政府有关部门却对农民的反映不理不睬。前村长也提出，本村的退耕还林款至今还没有兑现。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在农业税费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特别是200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三农”问题再次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增收、农业的发展也再次获得新的机遇。据有关报道，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的1500亿元，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2％，创下了八年来同期农民收入最高实际增幅。同时，全国农民税费负担下降幅度达到36.3％。全国春播粮食面积出现“恢复性增长”（1）。但是，关心“三农”问题的人更希望了解的是：农业扶持措施给我国农村各地具体带来了一些什么变化，我国农村目前的实际状况究竟怎么样，主要还存在什么问题，需要什么解决办法等，这就是我们本次农村调查的目的。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农业状况千差万别，我们的调查只能从一个局部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了使我们的调研得到公众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具有一定代表意义和比较容易受人关注的调查点——安徽省绩溪县。因为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中国最初的改革开放就发端于安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溪县位于皖南地区，是一个山区贫困县，同时又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故乡。我们希望这次调研获得的研究成果既能对了解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提供一定的参考，又能直接推动绩溪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绩溪农民的基本经济状况

本次调查于2004年8月初实施，调查对象随意选择了绩溪县比较贫困的伏岭镇大障村和家朋乡幸福村（均为行政村），历时五天，主要采用入户访谈的方式，在个别地方还借宿于农户家中。大障村访问了八家农户，幸福村访问了四家农户，并分别与两个村的村长（幸福村为前村长）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两村概况和农户的基本经济状况如下：

大障村位于绩溪县东南绵延几十公里的障山大峡谷中间，距峡谷外最近的水村大约18公里。全村有306户，大约1100人，耕地只有谷间和坡地上的大约500亩旱地，但拥有5000多亩竹山和超过5000亩荒山。当地村民传说，他们的祖先打“长毛”（太平天国）时避难逃到这里，后来就定居于此。大障村共包括七个小的自然聚落，在改革开放以前，村民主要靠在峡谷的山坡上种玉米维持生活。后来山里的竹笋、茶叶和山核桃等越来越值钱，他们便逐渐放弃了玉米种植，粮食靠去峡谷外面的水村购买大米（籼米）。全村已经全部实现通电和通自来水（山泉水），一些农户还安装了电视信号卫星接受天线．太阳能热水器和电话。有一条简易狭窄的乡村公路贯通全村，并与外部相连。

据村长介绍，该村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大约是1500元左右，收入来源主要由外出打工收入和山区特产（竹笋、茶叶和山核桃等）两部分组成。另外村里有一个浙江人开办的小型有色金属矿，村里有数人在那里打工。据我们入户访谈了解的情况，有的农户仅山区特产年收入就达3000元以上，最高可达10000多元（1户从事菊花种植，2户靠山核桃收入），但也有的农户山区特产收入不到1000元，有的甚至收入为零。导致这种巨大差距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土地、竹山和荒山的承包数量差距很大。村里的承包是1981年确定下来的，几十年没有调整过，造成承包面积的差距越来越大，有的农户家里甚至没有承包地和承包山。另一个原因是每个农户承包的山地和旱地里的资源不同（土地的位置、毛竹出笋率和拥有山核桃的数量等），以及经营状况不同，有的农户因为外出打工或缺乏经营能力等原因，无力兼顾毛峰茶等的种植经营。外出打工收入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决定，也有个别外出打工获得成功以后举家外迁的例子。

幸福村位于绩溪县东北的家朋乡，地形以谷底盆地的浅丘为主，是一个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村子。全村有460户，1600多人。共拥有水田1100多亩和旱地200多亩，水田主要是梯田，还有少量荒山资源。幸福村也由多个自然聚落组成，乡村公路可以通到附近，但还没有与多数聚落连接上。从比邻的家朋乡坎头村里拥有的明代节妇坊、听泉楼和祠堂等历史文物，可以看出这里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明代中叶家朋地区就是绩溪第十五都的中心。该村一位刚满70岁的小学退休教师介绍说，过去幸福村是一个丰衣足食的传统乡村，人们以农为主，只是在农闲时到附近地区打一点零工。现在变成了以打工为主，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家维持农业生产。其他水、电和通讯等条件与大障村基本相似。

据前村长介绍，该村农民的年平均纯收入只有700-800元左右。种植水稻主要用于自给，余粮用作猪饲料等，很少出售。现金收入主要靠养猪、养牛和打工。该村也存在承包地多寡不均问题，但农业收入差距没有大障村大。土地流转主要属于小范围的余缺调剂，没有出现种植和养殖大户。近几年有部分农户试种药材，去年前村长家种药材每亩获得了2000多元收益。此外由于乳猪市场看好，所以每家每户都在养母猪，最近的行情每个8、9斤的仔猪可以卖到100多元，但还没有形成产业化。该村有一户农家在外地开办了制药厂，还有几个农民当上了建筑业的包工头。也有个别农户在广东等地打工获得了成功，已经回来把父母接走了。

从两个村的农民生活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户已经完全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本地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大障村的山货经济既存在资源不足和稳定性不够（例如各地山核桃的大规模栽种必然会因为需求的相对饱和而导致价格下降）的问题，又存在一定的环境隐忧（例如茶树栽培对水土保持的破坏）。幸福村的问题主要是农业商品化程度比较低。两个村都以外出打工作为农民增收的一个主要手段。 〖第一┆范文网整理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原出处所有。〗

二、外出打工者与他们的家庭

大障村村长估计，该村青壮年大约有500余人，其中大约有350人常年在外面打工。幸福村前村长也估计该村至少应该有300多人常年在外面打工。两处打工的主要去向都是近邻的浙江、上海以及广东、福建等地，大障村打工者从事厨师和缝纫等职业者较多，幸福村则以从事木工、泥水工和油漆工等建筑装修业者为主。根据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有的家庭子女都在外面打工，父母年老多病，主要靠子女打工收入来赡养。

老邵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个大障村人。他今年47岁，1987年开始从事贩卖山区特产的贸易，后来因为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又去学习厨师手艺，现在属于两栖型，常年在上海从事餐饮和山货贸易。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弟弟都在上海的餐馆里当厨师，而且多年以来他还从当地带出30多人到上海。老邵的家是一座当地常见的普通两层楼房，除了上面介绍的水电、通讯设施以外，家里还有一些农村比较少见的家用电器，而且还用上了城镇里的人才使用的煤气罐。他夫人常年在家留守，管理家里的承包竹山和荒山，可以轻松获得将近3500元收入，同时也帮助老邵收购山货等。但老邵在上海的住处却简陋得让我们吃惊：与弟弟和其他三个同村的打工者5人合租了一间大约12平方米的破旧楼房（月租金250元），除了围着四壁摆放了四张单人床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家具，衣服全部用衣架挂在绳子上面。现在老邵处于半失业状态（因为他还从事一点山货贸易），正准备租房开一家“夜排挡”，以解决生计问题。

周小姐是来自湖北十堰的大障村外来媳妇，现年25岁。她与丈夫是在福建晋江台湾人办的鞋厂打工认识并结合的，现在两个人还在该厂工作。由于要赶工期完成订单，她每天早上5点半上班，下午5点下班，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而且全年没有休息日。工资是计件，不熟练的新手刚开始每月只能拿到300-400元工资，平均工资大约是500-600元。她本人是工作多年的熟练工，可以拿到1000多元。但是很累，特别是现在天气热，需要不停喝水。最近实在热得受不了，强行辞职（老板雇不到人，不想让她离开）回家，打算休息几个月再去。

幸福村前村长的儿子现年35岁，1991年参军在北京警备司令部服役，退伍后留在北京打工，现在已经是从事工程装修的包工头。夫人与六岁的儿子也在北京。

根据我们在两个村里的部分调查，大致可以看出打工工种相对比较集中，找工作的方式主要靠亲朋好友介绍，说明可供打工者选择的范围不大。从打工者的发展情况来看，靠打工挣钱获得成功的仍然是极少数，多数打工者的工作既累工资收入又不是很高，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特别让我们忧虑的是，打工者尤其是女性打工者的学历偏低，多数在初中和初中以下。大障村一家农户两个女儿都是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现在外面从事服装加工工作，小女儿还不满15岁。好几个还在上初中的孩子的家长向我们表示，孩子成绩不好，不想读书，所以初中毕业后也会让他们去打工。在幸福村，村民为了证明多读书无用，告诉我们∶邻村有一家穷苦的农户含辛茹苦让孩子读完了大学，可是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孩子一时想不通竟然寻了短见。

三、农村男性结婚难的问题

在大障村调查时我们注意到，该村的未婚大龄男子比较多，于是我们请村里的会计为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会计根据手里的户口登记资料统计了全村25岁至60岁男性的情况，统计结果见下表∶

因为当地男性的初婚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25岁以后已经开始步入结婚难的男子队伍了，因此我们的统计年龄从25岁开始。结果让我们非常吃惊∶该村竟然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男性面临结婚难的问题。据说当地也曾经有过去贵州、四川等地买媳妇的事，但很快受到了有关部门制止。

贫困是造成结婚难问题的首要原因。该村前党支部书记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人民公社时期，由于茶叶比较值钱，所以当地比外面种植粮食的地方富裕，该村的劳动力一个工分值一元钱，而外面只值3、4角。改革开放以后，茶叶价格相对贬值，而外面的其他地区挣钱的路子越来越多，大障村就变得相对贫困起来了。这个说法从未婚者主要集中于45岁以下年龄段现象可以得到一定的征实。

结婚难的第二个原因我们推测可能因为地理环境比较闭塞。但是从上面的统计资料来看，1986年当地的简易乡村公路通车似乎并没有对结婚难问题产生足够的积极影响。

结婚难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男性本身的素质问题。上面的统计资料显示痴呆和残废者比例并不高，因此生理素质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但前面提到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我们与几位大龄单身汉交谈问及为什么不出去打工挣钱时，有位过路村民插嘴训斥他们太懒。老邵指出当地有些男子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出去打工有困难。实际上当地已经有不少男青年像周小姐的丈夫一样在打工中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老邵的大儿子24岁，刚刚在上海完婚，女方是江西人。小儿子22岁，明年也准备在上海结婚，女方是安徽其他地方的人。但老邵的六弟40岁、七弟35岁，尽管也在外地打工，至今却仍然是单身。

在幸福村调查时我们也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男性结婚难的问题。在该村一个叫做梅干村的自然聚落里我们碰上了许先生和他哥哥。许先生大约37岁，哥哥50岁左右，他们兄弟共四人，哥哥是老二，他排行老四，两人均尚未结婚，与83岁的老母共同生活。据许先生介绍，他们村（指梅干）总共54户，像他这样的单身汉有十多人。后来与幸福村前村长谈到男性结婚难的问题时，他说该村的这类情况并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梅干村。

四、当地政府的努力与不足

在绩溪县农委提交安徽省农委检查组的一份汇报贯彻执行中央一号文件和安徽省委8号文件精神的报告中谈到，他们主要开展了抓宣传发动、抓春耕备耕、抓重点突破，化解耕地撂荒难题和抓劳务经济等方面的工作，组织开展了“科技下乡”，将水稻优良新品种和农业适用技术送到到村送到户，为今年粮食生产开好头（2）。另据宣城市政府网站的报道，绩溪农业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绩溪县农民现金收入达1344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2.9％，增长原因主要是种养收入增长、农产品价格持续稳定在高价位运行、劳务收入增加和惠民政策。惠民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放粮补资金44万元，农业税率减少2.2个百分点。目前，良种补贴正在落实中，涉农收费秩序也正在进一步规范。（3）。

　　在绩溪农村我们调查的所到之处，虽然也了解到政府作出的一些努力，但更多听到的是农民的抱怨。在大障村，村长告诉我们农业（特产）税几年前就不交了。我们还看到在村前的简易乡村公路旁有一块2002年立的“人饮解困工程碑”，落款是绩溪县水务局和伏岭镇人民政府。据老邵介绍，该工程主要由村民集资，政府给予一些困难户一定的补助。除此之外，主要听到的是农民对于政府腐败、承包土地问题、教育问题和修路问题的一些抱怨。在幸福村，前村长告诉我们按照省里的规定，农业税率应该减少两个百分点，但当地实际上只是今年开始取消了农业附加，此外还发放了每亩10.2元粮补资金（上海是60-80元），良种补贴还没有发放。但村民却否认得到了税费减免和粮食补贴，还说有关方面为了堵农民的口，给每人发放了一元钱。该村村民除了同样抱怨政府腐败、承包土地问题、教育问题和修路问题之外，还投诉有人将被雨水浸泡过的种子卖给农民，使农业生产蒙受了重大损失，政府有关部门却对农民的反映不理不睬。前村长也提出，本村的退耕还林款至今还没有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