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

J.NOR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2007年第5期No.5.2007

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王　勖

(中华书局,北京100073)

[摘　要]对于东汉时期的“羌患”问题,前贤已有关注,在此基础上把“羌患”问题和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中可以看出东汉王朝对华山以西地区重视不够,导致帝国东西部之间严重失衡。一步推动了这一矛盾的发展、演变,最终使其成为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诱因[关键词]东汉;羌汉战争;凉州;历史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0006-07

一

。自从光武帝平陇右、收河西之后,较:第一次是从建初二年(公元77年)到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第二次是从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到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第三次是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到永嘉元年(公元145);第四次是从延熹元年(公元159年)到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五次是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

①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持续不断的羌汉战争几乎贯穿了东汉一朝,到东汉中后期更是此起彼

伏、无有宁日。羌汉战争波及到东汉帝国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范晔的《后汉书》中新设《西羌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历史上这一问题的凸显。

②东西差别古已有之。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秦陇一带既有适于农耕的黄土高原、绿洲和河间谷地,

又夹杂着宜于游牧的草原地带,

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和游牧文明交融区,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此消彼长的交替过程。山西地区迫近游牧民族的地理环境以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混融的特征,使得山西文化有着浓厚的“戎狄”色彩;而山东则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有强大的经济、文化优势。直到战国中期,关东诸侯对秦国仍是“戎狄遇之”。战国后期,秦国日渐强大,东向拓地,山西自成一独立区域和山东诸国对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东西的地域观念基本形成,东西矛盾开始凸显。秦国最终以锐不可挡的气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似乎不可一世的秦帝国旋即二世而亡,对此当然有许多解释,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秦王朝低估了统一的帝国内部业

①关于东汉一朝羌汉战争的分期有不同的看法,本文采马长寿先生五次说,可参考其《氐与羌》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②此处的“东西”系指山东、山西,关东、关西。关于历史上东西的划界及其范围,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本文的“东西”系以华山、函谷关为界,文中东汉时期的关东主要包括青、冀、徐、兖、豫五州以及荆州北部、司隶东部、并州东南部;关西则包括三秦旧地及汉武帝以来在西北开拓的新领土。可参考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劳干《关于:“关东”及“关西”的讨论》《食货》,第13卷第3、4期。

[收稿日期]2007-06-20

[作者简介]王勖(1972-),女,陕西商州人,编辑,从事秦汉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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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存在的东西差异和矛盾,急于强求一致。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东西矛盾依然存在。关于西汉东西地域文化的差别及特点《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的生动描述早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对于西汉一朝山东、山西人士在政治舞台上的境遇及相互斗争,傅乐成先生也有过精辟的分析和论述,此不赘述[1]。由于西汉帝国定都长安,客观上必须重视山西地区;而山东人士则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文化优势,通过入仕、向山西移民等途径参与到中央政权中来;山东、山西两者之间政治重心功能和经济重心功能的分化,也使得帝国东西两大部分有很强的互补性、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正是由于西汉帝国东西之间有着频繁的良性互动和全方位的对流、保持着一种巧妙的均势,才使得东西矛盾得到较好的协调,矛盾双方能够凝聚在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下,不至于发展到水火不相容、严重对立的程度。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才使得西汉帝国血脉周流,保持了相当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张力,最终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空前强大的西汉帝国。二

东汉帝国定都地处山东的洛阳,,在东汉初期仍保持了相当的政治、文化优势和繁荣,位的丧失,《论都赋》一文,恳请光武

[3]帝还都旧京[2]。,。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

流去”,此时山东、。

,这一变化和匈奴威胁的减弱以及西域战略重要,汉廷对西域的行动均和解决匈奴问题联系在一起。东汉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汉,匈奴势力对东汉帝国周边的威胁大大降低。但北匈奴的存在和侵扰仍使东汉帝国不得不重视西域的战略地位和向背。正如永平十五年,针对北匈奴的不断侵扰,耿秉所指出的那样“: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

[4]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很明显,要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就必须

控制西域,而要控制西域又必须牢牢控制通往西域孔道的凉州。在这种战略态势下,东汉初朝廷对凉州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还是相当关注的。随着章帝元和二年北匈奴的西遁,困扰两汉的匈奴问题大大缓解,匈奴已不再构成东汉帝国的致命威胁。东汉帝国周边战略格局的这种重大变化,自然导致了西域战略地位的下降。东汉一朝对西域的经营,远不如西汉那么卖力;对西域的控制也是时断时续,很不巩固。这固然有东汉国力下降的因素,但也是西域战略地位下降使然。西域战略地位下降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东汉朝廷对凉州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

三

正是因为山西的政治地位下降,朝廷对凉州的重视程度相对减弱,才会在第二次羌汉战争初起时,东汉朝廷弃守凉州之议甚嚣尘上。东汉政府在弃保之间摇摆不定,很大程度上因为朝廷这种徘徊不定的态度,再加上凉州“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和凉州的地方利益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并无守战

[5][6]意”“、畏恶军事”“、皆不肯专心坚守”。以至于原本起事时人数不多,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军事、政

①治意图混乱不一的“羌患”愈演愈烈。最终造成“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

①关于此次战争羌人初起时的情况《后汉书・,西羌传》中描述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　,或执铜镜以象兵,

郡县畏懦不能制。”王符《潜夫论・实边篇》也说“: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虏或持铜镜以象兵,或负板案以类循,惶　扰攘,未能相持。”《边议篇》中说“:羌始反时,计谋未善,党与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长,皆奴怯畏　而不敢击。故令虏遂乘胜上强,破州灭郡,日长炎炎,残破三辅,覃及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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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破,六郡削迹,周　千里,野无孑遗……”,军费耗资达240余亿,连绵12载之久的巨大灾难。

在这次羌汉战争中,东汉政府虽然由于要确保三辅安全和防止凉州地方势力坐大等原因,没有采纳放弃凉州的建议,①但实际上还是选择了部分放弃的政策:即在永初五年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

②这种部分放弃的收缩政策大大损害了凉州士民的切身利益。举家迁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

徙他乡对凉州百姓来说,不仅意味着心理和日常生活的不习惯,而且会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正像王符所说的那样“: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亡失财货……类多灭门,少能还者。”正因为如此,百姓多“不乐去旧”,不肯迁徙,于是政府采取强制手段徙民“,发民禾稼,发　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

[8]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其为苦痛,,甚于逢虏”,在兵

祸之外,又遭受了更大的苦难。这种部分放弃的收缩政策不仅无助于“羌乱”早日平定,反将凉州广大民众推到了东汉政府的对立面。所以在下诏内徙后不久,即永初五年九月,就有汉阳郡百姓杜琦、杜季贡、王信等率众起义,对抗东汉政府,投向羌人一边。这样一来,羌汉战争已不单纯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战争。东汉帝国的内部冲突深深卷入到羌汉战争中来,使局势更为复杂,平定“羌患”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困难。

,的强烈不满。王符认为那些抱持关东本位主义、,钱不出

[9]家言与之”“,故兢割国家之地以与敌,,民者,则兢言当诛羌矣”。痛斥那些,,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

[11]哉!”。既然东西皆为帝国子民,那么

]“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就不能厚此薄彼,而应“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

忽疏远,、东西地位的升降以及与此相关的收缩政策加大了平息“羌患”的难度,。反过来,羌汉战争又必将加剧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长期而频繁的羌汉战争不仅使地当边陲的凉州饱经战火,连山西的腹心地带———三辅也是屡历兵

④由于战乱,山西居民大量死亡或远避他乡,⑤导致这一地燹之灾,五次羌汉战争,后四次均波及三辅。

区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王符在《潜夫论・实边篇》里描述第二次羌汉战争刚刚平息以后凉州的情形时说:

[13]“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　万里,空无人民。”顺帝永和五年的统计数字表

明,三辅人口只及西汉最高峰值的22%⑥(和帝末,东汉总人口就已恢复并接近西汉的最高水平)。东汉的总人口在经历了殇、安、顺、冲、质诸帝时期的停滞不前之后,到桓帝永寿二年又恢复并超过了和帝

⑦但广大的山西地区,由于羌汉战争持续不断,局势仍很严峻,缺乏人口增殖的有利环境,所末的纪录。

以人口恢复乏力。以三辅地区的长陵县为例,西汉盛时曾拥有和户数50057,口数179469,而到东汉末

⑧虽然后汉的户口隐漏情况比较严重,但数字相差如此悬殊,也可见灵帝光和年间,领户竟不盈四千。

羌汉战争对山西地区破坏之大。

战乱本已使很多山西官僚世家遭受重创,逐渐败落。而自和帝以来,东汉政府又规定郡国察举以人①第二次羌汉战争初起时东汉朝廷上下关于是否放弃凉州的争论,可参看《后汉书・虞诩传》第1866

页。②《后汉书・孝安帝纪》第216页。永初四年,已徙金城郡于襄武。③王符《潜夫论・:救边篇》。东汉政府在以后的几次羌汉战争中也曾内迁徙郡,详细的变化情况请参考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一书的相关章节,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④据黄烈先生统计,羌人进犯三辅主要有以下五次:第一次是在安帝永初、元初年间,羌人“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第二次是顺帝永和五年“且冻、傅难等种羌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巩唐羌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园陵,掠关中”;第三次是桓帝延熹四年“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第四次是桓帝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第五次是帝兴平元年“冯翊降羌反,寇诸县”。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⑤王符在《潜夫论・实边篇》中曾提到凉州居民流亡幽、冀、兖、豫、荆、扬、蜀汉各地。因为战乱而迁徙的个案,如扶风窦章“永初中,(后汉书・(后汉书・三辅遭羌寇,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窦融列传》第821页),安定李恂“徙居新安关下”《李恂传》第1684页)。《汉三老赵宽碑》中也述及赵氏避难他乡之事,见高文《汉碑集释》一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⑥关于凉州、三辅人口在两汉的变化,可参考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⑦关于东汉一朝人口变化的概况,可参考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有关章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⑧见《后汉书・郡国志》注中所引蔡邕《樊陵颂》,蔡邕把这种人口下降归因于“永初元年,羌戎作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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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口多寡为标准,这一改革看似公平,实际使人口最稠密的山东地区在入仕机会上占有了更大的优势。

②山西官僚世家的没落以及山西人士山西人口的大量减少,直接后果便是山西人士入仕机会的降低。

入仕机会的减少,都使东汉帝国的中央政权中能够代表和维护山西利益的政治势力大降。山西的政治影响力在立足于关东本位的东汉帝国大大减弱了,山西势力似乎再也无力向关东独尊的政治格局挑战。

人口的减少使山西地区人口密度大降,③连一向人口稠密,所谓“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

[14]既迁既引。商旅联　,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的三辅,在东汉中后期也成了人们眼中的旷

[15]土。庞参在永初四年的奏记中称“: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崔　成于桓帝初

④他们显然已将三辅地的《政论》中也说“: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

区视为与地处边疆的凉、幽两州类似的荒凉之地。

一方面是山西地区汉族人口下降、地广人稀,另一方面被东汉政府奉为国策的内徙降羌、以夷制夷

⑤山西地区汉人和羌人等少数民族之间的做法使得凉州各郡乃至三辅地区的羌胡人口比例大为提高。

这种人口数量上此消彼长的趋势以及分布区域上杂居并处的格局,⑥羌胡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一地区出现了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蛮夷化”倾向我们知道在胡汉杂居的客观情况下,是否“蛮夷化”关系。例如同为以军功著世的凉州政治精英,皇甫规、式。这种不同,、儒学传家的人物,

皇甫规曾“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

书”。还将“浮辞繁多”,。而董卓则家世无

[18]称,,,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未闻有何学养。凉州

这和凉州居民的来源有很大关系。自汉武帝开边以来,西汉政府大量移民西北,,文化素质较低[19]。而东汉一朝弛刑徒徙边已成定制,正像班超

[20]所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再加上许多地方文化精英因为长期的“羌乱”

而内迁,⑦更使凉州居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每况愈下,所以在东汉末的社会上形成了“凉州寡于学术”普遍看法[21]。文化素质低下的广大凉州居民在羌汉杂处的环境下更易于沾染羌胡之风,山西地区的“蛮

①见《后汉书・丁鸿传》第1268页“,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时约在永元四年到六年之间。鉴于边郡人口太少,永元十三年又补充规定“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　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然而山西地区人口下降幅度实在太大,永和五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凉州各郡人口过十万的只有汉阳一郡,过五万的只有武都一郡,其余各郡人口均不超过五万。纵然有(后汉书・

倾斜政策,仍难从根本上改变山西入仕不易的局面。《孝和孝殇孝质帝纪》第189页)

②王符在《潜夫论・实边篇》中说“羌反以来,户口减少,又数易太守,至十岁不得举,当职勤劳而不录,贤俊蓄积而不悉,衣冠无所　(秦汉史论丛》望……”。李泉《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第五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一文的统计表明,三辅入仕人数在东汉中后期大为减少。如何看待统计数字中与我们本文结论似乎相悖的地方呢?如东汉后期凉州中高级官吏人数的增加现象,笔者以为这种增长并不一定说明凉州在中央政府中政治地位的上升、政治势力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的羌汉战争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倚重凉州的(中国史研究》军事优势。而在政治舞台上,凉州人士基本还是处在一种受压制的地位,这点可参考陈勇《凉州三明论》《1998年第2期)一文。对于统计数字中出身山西扶风、安定两郡官员特别多的现象,应考虑到东汉的外戚窦氏、马氏、梁氏等家族均出身这两郡,他们身为贵戚,往往一门数侯、占据要津,仕宦人数很多,但这毕竟属于非正常的选拔、升迁途径。而且这些贵戚长期生长京师,很大程度上已(梁统列传》和山西地区脱离关系,没有多少切身利益在原籍,对故乡已没有多少感情,如梁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第1172页)其实他们已谈不上是山西利益的代表。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对前面的统计数字也就不足为奇,而能予以比较客观、深入的认识。③关于山西地区人口密度的情况,可参考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的相关统计数字。山西地区的人口密度下降,也和东汉政府不再大规模地向西北移民有关。王符在《潜夫论・实边篇》中就呼吁东汉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募民实边。④见《全后汉文》卷六十四。⑤羌人内徙情况可参考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94页。另参考邢义田《汉代的以夷制夷论》一文《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⑥见[英]崔瑞德、鲁惟一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4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种汉人“胡化”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如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见《三国志・魏书・董卓传》第171页)看来董卓很早就和羌人有密切往来,而且相处融洽“,胡化”实属应有之义。皇甫规妻曾怒骂董卓是“羌胡之种”,可见在当时人眼里,董卓作风与羌胡相类。(见《后汉书・列女传》第2798页)《三国志・蜀书・马超传》注中所引《典略》称马腾之父“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可见马腾有一半羌人血统,从小生活在羌汉杂居的环境下。韩遂也和羌人有很深的关系《三国志・,魏书・张既传》注中所引《魏略》说他“:宿有恩于羌,羌护卫之。”当他被曹操打败后,部下劝他“:且息肩羌中,以须其去。招呼故人,绥会羌、胡,犹可以有为也。”在东汉时,还有一些汉人逃亡到羌人中去,被羌人同化,如《水经注・河水二》提及汉人梁晖,他是“汉大将军梁冀后,冀诛,入羌。后其祖父为羌所推,为渠帅而居此城”。(见陈桥驿《水经注校释》:,第32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⑦王符在《潜夫论・实边篇》中曾提到凉州居民流亡幽、冀、兖、豫、荆、扬、蜀汉各地。因为战乱而迁徙的个案,如扶风窦章“永初中,(后汉书・(后汉书・三辅遭羌寇,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窦融列传》第821页),安定李恂“徙居新安关下”《李恂传》第1684页)。《汉三老赵宽碑》中也述及赵氏避难他乡之事,见高文《汉碑集释》一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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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夷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这点从现在的考古材料上也能得到旁证。

安帝元初年间东汉政府的兵制改革使东汉帝国在军事上更加倚重凉州兵;②中央政府为应付羌汉战争,屡兴武猛之选,③一批凉州将领在羌汉战争中脱颖而出,逐步控制了东汉王朝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山西逐渐沦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地区。这些变化使得本来就“忘战已久”的山东人士更加疏远战阵之事,与山西的隔膜日增。东汉帝国内部东西之间越来越形成两个社会文化面貌截然不同的的区域。

山西地区政治地位的下降,社会文化的“蛮夷化”倾向,高尚武力、寡于学术的民风都让山东人士产生了轻视山西、视其为化外的心理。东西之间隔阂日深,东西矛盾以羌汉战争为催化剂日趋激化,最终

④到全面对立的程度。

正是基于这种东西矛盾的发展,山西地方势力对以山东为根本的中央政权离心力日增。凉州汉人越来越深地卷入“羌乱”,最后与羌人合流,共同对抗东汉中央政府。如果说第二次羌汉战争中与羌人一起对抗东汉政府的只是像杜琦、杜季贡、王信这样没有多少背景的普通凉州百姓,那么到了第五次羌汉战争时,则有一大批凉州地方实力派卷入“羌乱”,并逐渐掌握领导权,⑤以利用的一支军事力量,仅处于胁从地位。这次战争与其称之为羌汉战争,抗中央的割据战争,或许更准确些。

东汉人的地域观念甚为浓厚,⑥。山东士大夫群体的所作所为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关东人士一直抱着猜忌、怀疑的态度,。陈勇的《凉州三明论》一文就精辟地分析了即使像皇甫规、文化修养和立身行事方面均与一般党[22]。东汉士大夫的地域分化及党人名

⑦压抑了凉州人士在中央政治舞台的活动和影响。这种压制当然只会增

。

一方面是山西地区对中央的渐行渐远,一方面是关东官僚士大夫对这一趋向的不思补救、反倒火上浇油。东西矛盾对立发展到高潮,终于酿成了对东汉中央皇权造成致命打击、对关东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⑧的董卓之乱。

四

董卓之乱以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南北矛盾逐渐代替东西矛盾上升为关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矛盾。在这一过渡的初期,东西对立的情绪仍然依稀可见,下面我们通过分析凉州贾诩其人其事这一具体个案来看看东西对立现象在历史屏幕上投下的最后的影子。

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三国志》本传中称他“少时人莫知,唯汉阳阎忠异之,谓诩有良、平之①青海和宁夏发掘的很多汉墓,在基本形制上与中原相似,但均带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色。参考《青海省考古五十年述要》《、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成就》《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②由于东汉中央军队和内郡兵在羌汉战争中屡遭败绩,不堪大用。从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起,东汉政府开始逐渐改变对羌作战的用兵策略,即罢步兵而用骑兵,主要是废内郡兵而用边郡兵,特别是用凉州兵。可参考陈勇《凉州三明论》一文《中国史研究》,

1998年第2期。③见《后汉书》诸帝纪中永初五年、建光元年、

永和三年、汉安元年、延熹九年。(后汉书・④郑太在劝董卓不必加兵关东时,列举了十个理由,虽为诡词,但也的确反映了当时东西对比之强烈。《郑太传》第2257页)董卓之乱就是这种东西全面对立的典型表现。⑤第五次羌汉战争中的许多叛乱首领都曾担任过东汉政府的官吏,在地方很有实力和影响。例如边章、韩遂,史书里说他俩“俱著名西州”。边章曾任新安令、州督军从事;韩遂之父与曹操为“同岁孝廉”,韩遂曾任郡上计吏、州从事。(参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三国志・一》第34、45页《后汉书・,董卓列传》第2321页)马腾曾被“署为军从事,典领部众。讨贼有功,拜军司马”。《蜀书・马超传》第(后汉书・944页)曾劝皇甫嵩拥兵自立的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后来也被裹胁到叛军中。《皇甫嵩传》第2303页)刘陶的上疏中也说“:今西(后汉书・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　时吏,晓习,战阵,识知山川,变诈万端。”《刘陶传》第1850页)

⑥东汉时期郡国书的大量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地域观念的勃兴。《隋书・经籍志》卷33说“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东汉末孔融的《汝颖优劣论》也可视为这种观念的一个反(全后汉文》映。《卷8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⑦关于东汉党人名士的地域分布状况,可参考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一文《第34本),

金文的统计表明党人名士绝大多数分布在关东地区,尤以汝南、颍川、山阳三郡为多。⑧关于董卓之乱对东汉末政治格局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可参考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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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后“察孝廉为郎”,①不久因病去官返乡,时约在熹平二年。此后一段时间他的经历史书无载,估计是投身董卓军中做幕僚。因为当董卓进京、自官太尉后,他是以太尉掾身份出现的,后迁为平津都尉。初平三年,董卓被刺身亡,由于主政中央的王允等人善后失计,逼反了董卓部下还攻长安。在这一行动中,贾诩是凉州军人集团的谋主。正因为如此,后来的裴松之指责他“: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衰,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而另一方面,贾诩入长安后官拜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救”,史书称“出天子,佑护大臣,诩有力焉”,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又在极力维护东汉中央政府。如何看待贾诩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呢?其实如果我们考虑到东汉末年东西对立的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贾诩之举了。贾诩兴谋的初衷并非要颠覆中央政府,他所反感的主要是董卓死后以王允为代表把持中央朝政的党人名士集团所表

②兴谋入关对贾诩而言,并不是要颠覆朝廷,现出的狭隘的关东本位主义和对凉州人的极端敌视态度。

而是作为凉州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救、自保的一种权宜之计,所以在李　、郭　等人“欲以功侯之”时,他才会说“: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凉州军人集团由于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以毫无来自关东地区的支持,不足以领导群伦,不会在中央政权中有大的作为。保持一定距离,行事低调、自抑以求明哲保身,,,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

当董卓旧部渐次散灭、中原群雄割据时,,东西对立的阴影也起了很大作用。,贾诩在两强对峙于官渡、袁强曹弱的形势下,、智计过人,[23]。毛汉光先生在《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一文中逐一

③袁绍,总结了袁绍、曹操两大势力的不同之处。

,其集团关东本位意味最浓,这一集团对贾诩之类凉州人士有强烈的敌意,存在巨大的心理距离。而曹操则出身阉宦之家“,自以本非严穴知名之士”,其人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均和一

④他在用人方面能够突破狭隘的般党人、士大夫迥异,格格不入,著名的《魏武三令》就是其典型写照。

地域意识、不拘一格,曹操集团具有远比袁绍集团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凉州人士眼中曹操“能用度外之

[24]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对曹、袁两大集团的这种差异,贾诩自然心中了然,所以才会

⑤最终投靠曹操集团。在曹操集团内,贾诩也确实得以发挥其聪明才智。曹丕代汉后,贾诩官居太尉,陈

寿称他“: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只亚欤!”其实贾诩在加入曹操集团后,东西对立的心理阴影依然笼罩着他。本传中说他“:自以本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　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从这段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出,贾诩在构成朝臣大多数的关东人包围中倍感孤独与隔膜;在朝廷

⑥从贾诩的经历,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出东汉末的东西对立对当中有强烈的不安心理和自我保护意识。

时人的心理影响何等深巨。

结　论

两汉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西汉王朝正是由于较好地协调了东西矛盾、使帝国东西两大部分能够密切配合,才造就了全盛之局。而东汉王朝,对山西地区不予重视,帝国东西之间严重失衡,发生了偏枯之

①以下所引贾诩事,均见《三国志・魏书・贾诩传》第326—332页。②关于王允密谋除董卓的前后背景,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一文也有分析。③毛汉光文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④《魏武三令》即“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均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三国志・⑤曹操对凉州人士确实没有歧视心态,凡是能为我所用,均加以笼络和礼遇。如天水薛夏被曹操“召署军谋掾”。《魏书・(三国志・王肃传》第421页)

西平郭宪收留韩遂,曹操不仅不加责罪,还“叹其志义”,表赐关内侯。《魏书・王　传》第350页)南安庞德本(三国志・为马腾部下,降曹后被拜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从此忠心不二,宁死不降关羽,被谥为壮侯,子四人爵关内侯。《魏书・庞德传》第546页)

⑥对于贾诩的受重用、官至太尉,关东人士持何态度,今天已无法确知,但从后人追述所透露的一二消息,还是能隐约看到他们的不满。《贾诩传》注中引《荀勖别传》称“晋司徒阙,武帝问其人于勖,答曰‘:三公具赡所归,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可见当时为关东人所把持的舆论并不认同贾诩。

—11

病。其结果是“山西得不到山东经济的支持和文化的滋润,社会日趋衰落。但山东的经济、文化,最后却遭到山西武力的严重破坏。东汉帝国的根本在山东,山东的经济、文化既然遭受破坏,整个帝国的基础

[25]产生动摇,自然难逃乱亡的命运”。东西矛盾关乎东汉帝国国运盛衰,而羌汉战争正是推动这一矛盾

发展、演变的关键,从这一意义上讲,羌汉战争是导致东汉之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傅乐成.汉代的山东与山西[A].汉唐史论集[C].台北: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

[2]后汉书・文苑列传[M].2595.

[3]后汉书・班彪列传[M].1335.

[4]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M].

[5]后汉书・西羌传[M].2887.

[6]王符.潜夫论・实边篇[M].

[7][9][11]王符.潜夫论・救边篇[M].

[8][13]王符.潜夫论・实边篇[M].

[10][12]王符.潜夫论・边议篇[M].

[14]张衡.西京赋・全后汉文(卷52)[M].

[15]后汉书・庞参传[M].1688.

[16]后汉书・皇甫规传[M].2132.

[17]后汉书・张奂传[M].2138.

[18]三国志・魏书・董卓传[[19]葛剑雄.].历史研究,1992

,(4).

[20]后汉书・[

21]后汉书・M1880.

[22]陈勇.凉州三明论[J].中国史研究,1998,(2).

[23]张大可.凉州智士贾诩述论[J].西北史地,1983,(3).

[24]三国志・魏书・杨阜传[M].700.

[25]傅乐成.汉唐史论集・汉代的山东与山西[C].台北: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

Qiang-hanWarandtheContradiction

betweentheEastandtheWestinEasternHanEmpire

WANGXu

(ChinaBookBureau,Beijing,100073)

[Abstract]Withregardtotheissueof“theQiangtrouble”oftheEasternHanDynasty,manyexpertshavealreadydiscussed.Basedonthepreviousresearche,thisarticleintendstorelate“theQiangtrouble”withthecontradictoryrelationshipbetweenthewestandtheeastinEasternHanDynasty,findingtheEasternHanDynastypaidinsufficientattentiontotheareawesttoHuashan,causingseriousunbalancebetweentheeastandthewestoftheempire.AndQiang-hanwarhappeninginthewestareafurtherimpelledthis

con2tradictorydevelopmentandfinallycauseditsdecay.

[Keywords]theEasternHanDynasty,Qiang-hanWar;Liangzhou;history

(责任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李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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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

J.NOR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2007年第5期No.5.2007

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王　勖

(中华书局,北京100073)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0006-07

一

①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持续不断的羌汉战争几乎贯穿了东汉一朝,到东汉中后期更是此起彼

②东西差别古已有之。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秦陇一带既有适于农耕的黄土高原、绿洲和河间谷地,

又夹杂着宜于游牧的草原地带,

[收稿日期]2007-06-20

[作者简介]王勖(1972-),女,陕西商州人,编辑,从事秦汉史研究

—6—

已存在的东西差异和矛盾,急于强求一致。

东汉帝国定都地处山东的洛阳,,在东汉初期仍保持了相当的政治、文化优势和繁荣,位的丧失,《论都赋》一文,恳请光武

[3]帝还都旧京[2]。,。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

流去”,此时山东、。

[4]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很明显,要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就必须

三

[5][6]意”“、畏恶军事”“、皆不肯专心坚守”。以至于原本起事时人数不多,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军事、政

①治意图混乱不一的“羌患”愈演愈烈。最终造成“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

①关于此次战争羌人初起时的情况《后汉书・,西羌传》中描述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　,或执铜镜以象兵,

—7

[7]破,六郡削迹,周　千里,野无孑遗……”,军费耗资达240余亿,连绵12载之久的巨大灾难。

②这种部分放弃的收缩政策大大损害了凉州士民的切身利益。举家迁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

[8]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其为苦痛,,甚于逢虏”,在兵

,的强烈不满。王符认为那些抱持关东本位主义、,钱不出

[9]家言与之”“,故兢割国家之地以与敌,,民者,则兢言当诛羌矣”。痛斥那些,,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

[11]哉!”。既然东西皆为帝国子民,那么

]“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就不能厚此薄彼,而应“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

忽疏远,、东西地位的升降以及与此相关的收缩政策加大了平息“羌患”的难度,。反过来,羌汉战争又必将加剧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长期而频繁的羌汉战争不仅使地当边陲的凉州饱经战火,连山西的腹心地带———三辅也是屡历兵

④由于战乱,山西居民大量死亡或远避他乡,⑤导致这一地燹之灾,五次羌汉战争,后四次均波及三辅。

区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王符在《潜夫论・实边篇》里描述第二次羌汉战争刚刚平息以后凉州的情形时说:

[13]“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　万里,空无人民。”顺帝永和五年的统计数字表

⑦但广大的山西地区,由于羌汉战争持续不断,局势仍很严峻,缺乏人口增殖的有利环境,所末的纪录。

以人口恢复乏力。以三辅地区的长陵县为例,西汉盛时曾拥有和户数50057,口数179469,而到东汉末

⑧虽然后汉的户口隐漏情况比较严重,但数字相差如此悬殊,也可见灵帝光和年间,领户竟不盈四千。

羌汉战争对山西地区破坏之大。

—8—

①口多寡为标准,这一改革看似公平,实际使人口最稠密的山东地区在入仕机会上占有了更大的优势。

②山西官僚世家的没落以及山西人士山西人口的大量减少,直接后果便是山西人士入仕机会的降低。

人口的减少使山西地区人口密度大降,③连一向人口稠密,所谓“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

[14]既迁既引。商旅联　,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的三辅,在东汉中后期也成了人们眼中的旷

[15]土。庞参在永初四年的奏记中称“: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崔　成于桓帝初

④他们显然已将三辅地的《政论》中也说“: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

区视为与地处边疆的凉、幽两州类似的荒凉之地。

一方面是山西地区汉族人口下降、地广人稀,另一方面被东汉政府奉为国策的内徙降羌、以夷制夷

⑤山西地区汉人和羌人等少数民族之间的做法使得凉州各郡乃至三辅地区的羌胡人口比例大为提高。

皇甫规曾“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

书”。还将“浮辞繁多”,。而董卓则家世无

[18]称,,,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未闻有何学养。凉州

这和凉州居民的来源有很大关系。自汉武帝开边以来,西汉政府大量移民西北,,文化素质较低[19]。而东汉一朝弛刑徒徙边已成定制,正像班超

[20]所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再加上许多地方文化精英因为长期的“羌乱”

倾斜政策,仍难从根本上改变山西入仕不易的局面。《孝和孝殇孝质帝纪》第189页)

—9

①夷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这点从现在的考古材料上也能得到旁证。

④到全面对立的程度。

⑦压抑了凉州人士在中央政治舞台的活动和影响。这种压制当然只会增

。

⑧的董卓之乱。

四

1998年第2期。③见《后汉书》诸帝纪中永初五年、建光元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⑦关于东汉党人名士的地域分布状况,可参考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一文《第3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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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兴谋入关对贾诩而言,并不是要颠覆朝廷,现出的狭隘的关东本位主义和对凉州人的极端敌视态度。

③袁绍,总结了袁绍、曹操两大势力的不同之处。

④他在用人方面能够突破狭隘的般党人、士大夫迥异,格格不入,著名的《魏武三令》就是其典型写照。

地域意识、不拘一格,曹操集团具有远比袁绍集团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凉州人士眼中曹操“能用度外之

[24]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对曹、袁两大集团的这种差异,贾诩自然心中了然,所以才会

⑤最终投靠曹操集团。在曹操集团内,贾诩也确实得以发挥其聪明才智。曹丕代汉后,贾诩官居太尉,陈

⑥从贾诩的经历,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出东汉末的东西对立对当中有强烈的不安心理和自我保护意识。

时人的心理影响何等深巨。

结　论

—11

[25]产生动摇,自然难逃乱亡的命运”。东西矛盾关乎东汉帝国国运盛衰,而羌汉战争正是推动这一矛盾

发展、演变的关键,从这一意义上讲,羌汉战争是导致东汉之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傅乐成.汉代的山东与山西[A].汉唐史论集[C].台北: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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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王符.潜夫论・实边篇[M].

[10][12]王符.潜夫论・边议篇[M].

[14]张衡.西京赋・全后汉文(卷52)[M].

[15]后汉书・庞参传[M].1688.

[16]后汉书・皇甫规传[M].2132.

[17]后汉书・张奂传[M].2138.

[18]三国志・魏书・董卓传[[19]葛剑雄.].历史研究,1992

,(4).

[20]后汉书・[

21]后汉书・M1880.

[22]陈勇.凉州三明论[J].中国史研究,1998,(2).

[23]张大可.凉州智士贾诩述论[J].西北史地,1983,(3).

[24]三国志・魏书・杨阜传[M].700.

[25]傅乐成.汉唐史论集・汉代的山东与山西[C].台北: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

Qiang-hanWarandtheContradiction

betweentheEastandtheWestinEasternHanEmpire

WANGXu

(ChinaBookBureau,Beijing,100073)

con2tradictorydevelopmentandfinallycauseditsdecay.

[Keywords]theEasternHanDynasty,Qiang-hanWar;Liangzhou;history

(责任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李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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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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